西方的命運，牽動全人類的未來。 只有開放，西方才能強盛；只有平等，人類才能延續！ 《經濟學人》傳奇總編輯比爾．艾摩特　 睽違十年重磅回歸　對國際局勢提出強力呼籲 ————————各大媒體《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齊聲好評———————— ◆ 專文推薦 苑舉正│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 聯名推薦（依姓氏排序） 王文靜│商周集團執行長 朱雲漢│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雲驄│早安財經文化發行人 林育立│記者、《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作者 范琪斐│媒體人、資深駐美特派記者 胡忠信│歷史學者、電視主持人 郭炳伸│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教授 張翔一│《換日線》頻道總監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黃哲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寇謐將│《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總編輯 劉必榮│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閻紀宇│風傳媒副總編輯 顏擇雅│出版人 蘭　萱│資深媒體人 ------------------------------------------------------------------------------------------------------- 對區域合作的不信任，讓歐盟各國瀕臨四分五裂； 對外來者的恐懼，讓人民看見滿載難民的船隻也不予理會，人道精神蕩然無存； 對未來的無所適從，讓保護主義蠢蠢欲動，更大行壓迫歧視。 西方，曾經是進步的同義詞，更是人類文明的典範。然而當前，恐攻事件、種族歧視、聯盟解體、貿易戰，政治與經濟的動盪浪潮席捲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遭受更激烈的質疑，全世界陷入民粹反智的排外氛圍，人們一味追求安全，社會也日趨退化、軟弱。 為了守衛核心價值，《經濟學人》總編輯比爾．艾摩特指出，我們必須抵抗封閉心態的誘惑。他以長期關注國際局勢的敏銳眼光，分章剖析奉行西方價值的各地區歷史演變與當前困境，並提出解決方法。要重塑全球秩序，就必須捍衛曾帶領人類文明邁向進步繁盛的「開放」及「平等」兩大原則。西方的命運，就端看這股價值力量能否再興。 ------------------------------------------------------------------------------------------------------- ◇ 西方世界的各地病症 美國：保護主義再興的隱憂 二○一六年時，許多人之所以投票給川普，只是因為他們更討厭希拉蕊；但即便如此，他的想法顯然仍得到不少支持。這些足以帶來威脅的想法目前仍處於協商階段，但若真正實行下去，代表美國將重演歷史，也就是在對外貿易時豎立重重難關，並透過分門別類的篩選手段嚴格執行移民控管。這些舉措會讓美國與國際事務實質脫鉤；不是拋下數十年來的軍事盟友，就是不再與他們密切往來，甚至會與美國自己一手打造、建立及領導的多邊協議及組織作對。我之所以如此描述川普的想法，就是為了讓大家明白，若真照他的說法執行下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符合美國利益的。若「美國優先」還有任何意義可言，也該代表保護這個國家的基本價值，也就是那些被供奉在憲法中的重要價值，包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只要任何一項價值遭受侵害，美國內部都該出現大力反彈聲浪。 英國：選舉制度老舊造成政治不平等 英國人民對於政治無法提供足夠支援的怨恨始終縈繞不去，原因跟選舉制度長久以來的穩定崩解有關，同時也伴隨著全國各地政治權利及聲量不夠平等的問題。事到如今，兩個傳統主流大黨應該終於要認真看待兩項重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首先是選舉制度的改革，英國必須引進更符合比例原則的選舉系統，重新架構適合零碎政黨體系的選舉框架，而不是繼續像現在這樣抗拒現實。至於第二項改革則因為脫歐而更具急迫性：為了讓英國政府正式成為聯邦政府，我們需要選區改革，無論是將英國國會拆開來，或是在各地區成立由中央下放權力的地方代表會，總之都得讓各地有權決定自己的開支及稅收政策，好讓全英國人民過得更為平等。 歐盟：高福利支出下的社會停滯 我們可以說，是西歐國家給自己設下了作繭自縛的陷阱。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習慣享有福利，福利支出也對維繫社會信任居功厥偉，於是為了支應這項支出，西歐國家需要人民提高工作生產力，工作生涯也得延長，但福利支出本身以及勞動相關法規卻讓歐洲人工作時數變少，生涯也變短。若想重新掌控社會支出，政府不免得在現在或未來激怒一些利益團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些領退休金的人。此外，政府得想辦法鼓勵人民待在職場，就算兼職也好，好讓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比傳統認定的更高，也就是必須從六十多歲提高到七十多歲。如此一來，勞工才能在成為稅收最主要受益者時持續貢獻所得稅。 日本：等待汰舊換新的保守社會 許多（或說大多數）日本大公司都非常排外且保守，總是盡可能全力保護自己及公司的資深管理者。他們會在開發新科技及改良商品時進行創新，但若以公司運作及經商手段而言，他們不太願意創新，甚至幾乎是全面抗拒。許多興起於一九六○、七○及八○年代的公司完全沒有改變行事風格的跡象。他們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透過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到處關說。每當政府偶爾想推廣新的企業治理措施時，他們就嘴上附和一下，比如指派一些獨立董事或推動一些透明化的工作，就算真的產生改變也往往慢到令人難以察覺。若希望日本有所改變，並打破這種保守主義、僵化問題，我們無法冀望老公司改變，得期盼新公司站上領導的浪頭。然而日本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得認清妨礙新公司成立及擴張的現實因素確實存在。 ------------------------------------------------------------------------------------------------------- ◇ 國內外權威評論 艾摩特以一個更具條理的方法進行通盤研究，運用傳統技能深入挖掘自由民主世界所面對的挑戰，……他既清醒又溫和地給予提點……這樣的眼界與作風，將會受到所有讀者的尊崇。 ——英國當代評論家道格拉斯．穆瑞（Douglas Murray），《時代雜誌》（Times） 深具吸引力……沒有永垂不朽的文明，許多書早已這樣寫著。但其長度全端看人類的作為。這也是讀者為何要看艾摩特這本激勵人心的書，理解我們的政治及政策如今處於何等存亡關頭，並思索一個偉大的文明如何奮發求存，而不是坐以待斃。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令人印象深刻……艾摩特一個個評判各國，診療各自的社會經濟病灶，並開出促進政治經濟成功及穩定成長的良方。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一本通盤審視今日現實政治的挑釁之作。 ——《書單》雜誌（Booklist） 除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書名，這是一本理解「英國脫歐、川普主政」時代的重要著作。艾摩特，這位經濟學人前總編輯，流暢地描繪了這股侵蝕西方民主力量的政經浪潮。他同時提出了實用的改革章程，其中包括促進競爭及開放社會。總而言之，這本書告訴我們：要替西方世界寫訃聞，還太早了點！ ——萊昂內爾．巴伯（Lionel Barber），《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主編 身在亞洲，知己知彼。 ——沈雲驄，早安財經文化發行人 這本書是一位國際輿論界最具影響力的評論家，在西方民主體制面臨七十年來最嚴峻危機時刻，對如何捍衛與重振西方價值，提出的深刻思考與沉痛呼籲。 ——朱雲漢，中央研究院院士 理解、實踐與捍衛普世價值，攸關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生存境遇；如果你關注台灣的發展前景，比爾．艾摩特此書是必讀之作。 ——閻紀宇，風傳媒副總編輯 關心卻不危言聳聽，比爾．艾摩特的《西方的命運》以一種清醒而迫切需要的視角，直視著這個問題重重的時刻。在勢不可擋的專制式修正主義及另一種政府治理模式竄起之際，西方的自由民主概念似乎因此敗壞、鬆弛了；有些人甚至認為它已失靈，即將走向失敗。但艾摩特說這並非必然，更強力指稱這種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運作模式依舊有其價值，且終將復甦，只待我們採取必要行動。若要試圖冒險穿越當前這片晦暗幽谷，這本書將是必讀之作──知所謂的憂忡，但大無畏的樂觀。 ——寇謐將（Jean-Michael Cole），《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總編輯

推薦序　苑舉正 導言：西方的概念 第一章　讓戰爭開打 第二章　不平等與公平性 第三章　民主及作繭自縛的藝術 第四章　讓美國再次走回正道 第五章　英國，他們的英國 第六章　癱瘓的歐洲 第七章　日本謎團 第八章　瑞典及瑞士的魔術逃脫術 第九章　銀髮族及無人機 第十章　門口的野蠻人 第十一章　西方的命運 致謝詞 參考書目

　　打從我們任何人有記憶以來，所謂的現代就是西方，而西方幾乎是所有最先進事物的代名詞，包括科學、社會改革、文化、人民富足、影響力及權力的各種形式。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種狀態，有時就連西方國家的人也不例外，但除去酸葡萄心態或意識形態分歧，這種西方現代性霸權的現象確實穩固，我們早已不太清楚一切究竟從何開始。我們甚至不太確定「西方」的定義為何，儘管往好處看，原因或許是現代性及其特徵早已不局限於「西方」這個地理區域，指稱的也不再只是西歐、北美，或其它被西歐殖民過因而共享文化根源的國家。畢竟，無論是現在的日本、台灣、斯洛維尼亞或南韓，本質上都已跟瑞典、法國及加拿大一樣現代化，也一樣西化。這些國家與西方共享的不是地理位置，不是歷史，而是一種概念。 　　 　　那是一種非常有力且至關重要的概念。之所以至關重要，顯然是因為它提升了許多國家富裕、安全、穩定、和平及科學進展的層次，而且達到之前幾個時代都難以想像的高度。此外，這個概念也因為此刻正遭受攻擊而至關重要，理由非常正當：最近這個概念已無法適當回應國家公民的期待，尤其是他們對公平、繁榮及安定的渴望。而這更帶來糟糕的後果：代表「反西方」概念的人或勢力陸續興起甚至掌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這些人的想法要是得以橫行，甚至找到機會扎根茁壯，很可能會摧毀西方及其過往創造的成就。 　　 　　這種反挫將是一種悲劇，而且是歷史性的悲劇。因為一直以來，採行西方概念的國家帶給人民更多的自由及機會，其程度遠遠超越任何其它社會組織概念曾企及的成就。截至目前為止，西方確實建立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概念。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它？又為何有這麼多國家決定改行其道？其中一個理由是，這個概念只要受到小心呵護就能帶來正向循環：自由及垂手可得的機會創造出許多新事物，而相對不受限的生活也能帶來繁榮、穩定及安定，之後這些成果又會回頭強化社會信任及經濟資源，於是國家整體得以不停往前邁進。 　　 　　我們通常把此概念稱為「自由主義」或「自由民主」，但兩者都無法真正駕馭這個概念的感性及理性層面。就感性層面而言，這兩個詞彙都太故作正經，而且帶有過強的技術性、哲學性及學術性，難以激發聽者熱情。此外，許多人會把這兩個詞跟某些美國人口中的「自由主義者」混為一談，此處的「自由主義者」帶有負面輕視意味，暗示這些人把太多稅收用來溺愛那些沒用的公民及扭曲失靈的市場；另外尤其在歐洲，有些人會在「自由主義者」之前輕蔑地加上「新」字，並認為此種「新自由主義者」擁護自由市場弱肉強食的殘暴力量。若是理性思考，這兩個詞彙本身足以抗拒外來的混淆及扭曲影響，但令人會心一笑的是，「自由民主」是同義反覆詞，畢竟民主（democracy）本來就該將權力賦予人民（demos），因此絕不可能出現「不自由的民主」。一旦民主失去「自由」的意涵，就幾乎只是個毫無意義可言的技術性過程，任誰都能使用或濫用。 　　 　　然而，在這些詞彙背後還存在另外兩個重要詞彙，你能說那是兩種理想，或所謂的指導原則。第一個詞是「開放」，拉丁文的「liber」，也就是我們透過自由主義闡述的「自由」。這裡的「liber」除了是個體所渴望的理想結果，也能描述一群自由個體定居之任何社會條件，因此，開放社會一定願意擁抱任何全新的概念、菁英、條件及機會，而且不限於商品及服務貿易、文化或科學。這類社會並不仰賴中央的智慧領導，而是由成員的集體欲望及行動形塑而成，也因此出現我們要談的第二個理想或所謂指導原則：「平等」。 　　 　　若要確保社會開放，就得持續推進「平等」概念，長遠來看，人們才可能藉此真正擁抱開放性，並收如虎添翼之效。否則，自由個體之間勢必出現衝突，而當某些人覺得吃虧、淪為弱勢或遭受漠視及拋棄時，國家也沒有安撫或解決問題的手段。這正是美國及西歐許多國家最近發生的狀況：人們感覺不受重視，對平等的信任感逐漸消失，或已遭受嚴重侵蝕。 　　 　　平等具有解決衝突及安撫社會的效果，但主要針對的並非收入或財產。確實，貧富差距擴大會對「平等」的實質意義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但此處我們談的，是公民必須擁有平等的聲量、權利與待遇，以及在現行建立的開放氛圍中，每個人都能擁有同樣發言及參與的機會。古希臘民主被稱為「isonomia」，亦即「政治權利的平等」，其中也包括極為重要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簡而言之，這正是我們所稱的「公民權」。 　　 　　古希臘的「isonomia」包括在議會發言的平等權利，但之後每個政治體制中的平等權利都會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呈現，於是「isonomia」也隨時代發展出不同樣貌。總之，成年公民權利及聲量的平等是最基本的原則；而正是透過遵循同一套運作規則，許多國家被串聯起來，他們不但透過法律保障言論及資訊自由，也選擇透過基於普選權的定期自由選舉去落實政治課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原則。平等性代表了所有人共享利益，也進一步鼓勵社會選擇透過法律及稅收共生共榮，因為某些「公共利益」真的有益於社會整體，例如由國家補助的義務教育、面對困境時可用的社會福利措施、廣泛且可負擔的健康保險，以及由軍武及警察所維繫的社會安定。無論日本或美國、法國或瑞典，還是澳洲或英國，即便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享受的都是「isonomia」所代表的平等，只是實際體現形式有所差異。 　　 　　我們其實在各方面都不平等，包括收入、財富、才華、職業、個性或社會地位，現實上也永遠不可能平等，但在西方社會，我們原則上（或說應該）擁有平等的基本公民權，以及衍生而來的平等政治聲量。這種權利平等能將社會的焦點從集權、獨裁式的走向轉移開來，進而走向更有機且由下而上的路線，也能透過保護我們的財產、想法及行動，進一步允許或鼓勵我們去冒險、創新，並為此投資時間與金錢。相對於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任何宣稱全知全能的烏托邦式傲慢，這種權利平等更是一種本質上的謙卑表現。開放社會勢必不停遭受衝擊或轉變，而當這些情況發生時，權利平等能提供穩定應對的社會信任及正當性。 　　 　　西方概念一直以來都非常成功，但現在碰上了麻煩，而且是大麻煩。衰退的感受出現在西方心臟地帶，包括美國、歐洲，以及打從一九七○年代以來另一個真正的西方心臟地帶—日本。首先是經濟衰退帶來失望，接著是人口老化及活力降低，隨之襲來的則是無法參與全球事務的全新無力感。這種衰退感及隱身其後的病灶，在國家之間及之內創造出新的隔閡。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數十年間西方國家透過國際合作建立起穩固城牆，並藉此提升彼此的力量及韌性，而衰退感使得城牆出現了裂痕。這是悲觀的時代，是解體的時代，也是國族主義重燃火苗的時代。我們理解各方勢力於二十世紀前半帶領我們走向了何方，但正因理解，才更加悲觀且滿腦子不祥預感，就連支持川普、或於二○一六年投票支持脫歐的人想必也不例外。他們之所以做出以上選擇，純粹是對辜負他們的體制及系統發出怒吼，但不見得願意為川普或脫歐的後果背書。 　　 　　就跟大西洋兩側的各式反體制運動一樣，川普二○一六年之所以競選成功，確實是因為就各方面而言，他都切中許多西方國家公民正在面對或感受到的問題。然而，找對問題不必然代表找對解決方案。他的執政路線提出了三項主要解答，每一項都對西方未來造成巨大威脅。他表示要退出自由貿易協定，使用保護措施嘉惠美國本土企業，懲罰外國企業，但早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就從未有任何一任美國政府系統化地執行過這項措施；他還說，美國自一九四五年起展開各項保安同盟計畫，但此刻看來不再符合國家基本利益，至於美國最重要也最強大的戰後盟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他也不確定是否要在任期內繼續遵守之前與其簽訂的共同防衛義務；此外，他不只希望加強美國對移民的管制（許多國家也這麼做），還希望針對移民手續進行宗教篩選，這項措施會把所有歐洲穆斯林擋在國門外，也會讓美國移民政策退回（跟商業保護措施一樣的）一九三○年代。 　　 　　這些解決方法全都對西方造成威脅。首先，貿易的開放性被保護主義取代，原本靠國際通則維護的開放性走上回頭路，不但變得封閉，還倒退回由威脅及惡勢力主宰的原始商業體系。在這種原始體系內，人們為了成功，不會再像一九四五年盛行的那般考量貿易量及消費者權益，反而類似較為獨裁的時代，純粹以盈餘及赤字為指標。其次，放棄保安協定會使原本自由、開放及友善的國家關係出現嫌隙，妨礙國與國之間的各項善意交流，尤其可能出現信任危機。第三，一旦美國強烈質疑一直以來的盟友結構及許下的承諾，其它國家也會有所保留，甚至去和非西方國家建立關係，原本自由國家更為可靠及值得信任的基本前提也會被破壞。 　　 　　彼得．泰爾（Peter Thiel）是一位支持川普的矽谷億萬富翁，他曾言語機巧地表示：投票給新總統的選民是認真看待他這個人，不是認真看待他說的話；而批評他的人所犯的錯，就是只認真解讀他說的話，卻不認真看待他這個人。不過，無論他所提倡的政策是否需要依字面解讀，必須認真面對的議題是，根據川普所提出的政策，他並不瞭解自己及任何西方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為何。 　　 　　二○○八年，西方國家經濟重挫，不但是打從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也是西方國家連續幾年行事過度自滿、輕忽又腐敗的毀滅性結果。西方目前的病痛可以、也應該被歸咎為當時的餘波盪漾，而根源正是政治聲量及權力的嚴重不平等；此外，政府無法適當又公平地應對這項危機，也是這場不平等病痛的徵狀。銀行在一個由政府仍持續支持的體系中製造出此項危機，更糟的是，所有銀行的現任及歷任主事者依然富有，但全美卻有一千五百萬房屋持有者在二○○八年十二月時目睹貸款遭受止償。不管怎麼看，這都不是個令人感覺公平的體系。 　　 　　無論在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或其它國家，若工作機會及收入在二○○八年後快速復甦，確實會有助於澆熄人民怒火，但這情況並未發生。將近十年之後，仍有許多人民覺得受困於無用的工作及教育體制中。其實早在二○○八年之前，早已有更深層的因素促成這項困境，包含科技轉型、人口老化以及收入差距增加，也都在社會中累積了不少緊繃的張力。政府本來可以也應該處理這些張力，他們可以更敏銳地發現人民之間的不公平問題，並為了長遠發展，幫助社會做出更完善的準備，但他們沒有這麼做，結果就是巨大金融危機襲捲一切。 　　 　　於是，許多社會不再對過往享受的開放及平等抱持信心，人們曾因此享有的繁榮、安定、穩定、健康及幸福也全都失去了。開放與平等做為人民的指導原則，之前總是彼此呼應，現在卻出現矛盾，於是在許多社會裡，愈來愈多人將各種封閉性保護政策視為潛在解決方案，尤其是那些感覺被拋在腦後、遭受不公對待的公民。 　　 　　為了瞭解並克服這種無奈感，我們得先承認，即便西方概念非常強大，也非常成功，卻至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弱點，而且必須被定期處理。西方社會的運作方式太過自由，太去中心化，太缺乏行事藍圖或既定規範，因此，人們可能將此概念本質上的優點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輕忽或扭曲其存在。也就是說，正因如此，這些優點不只會被惡意的外來者損害或顛覆，也可能被自己人無意誤用，又或者被只懂自利或充滿惡意的自己人濫用。透過民主的運作，開放、平等及兩者所表現的形式會隨時間弱化、損害甚至摧毀民主自身的根基。 　　 　　因此，本書試圖呈現的是在二○○八年的毀滅倒數之前，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和德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此，西方的概念以及我們對其意義的理解，必須被定期更新、活化，其中隱含的弱點也才可能被克服。為了維持現代化，西方國家必須撼動與生俱來的自滿心態，重溫那些曾讓他們如此成功的基本價值，進行復興工作，並在必要時改造基本價值的樣貌。但為了成功進行這項撼動、復興以至於改造西方的工作，我們也得同時於概念上擊退那些以封閉、孤立主義及排外國族主義為解方的論述。川普總統頂多就是撼動了西方，但可能只會使整個西方往錯誤的方向傾斜。無論是在競選過程或上任後，由於他對事實及真相的漫不經心，非常可能只會使人民深陷無知處境，或在受誤導後拒絕面對現實，而非真正清醒過來。 　　 　　不過我們仍能保持樂觀，也能對自己更有自信，理由非常簡單；西方的概念終究強悍又穩固。西方社會之所以能生存甚至繁榮，正是因為其帶有開放及平等的特質，無論面對內在或外來的新威脅或處境，它們都是足以幫助社會進化的動力。只要西方概念受到保護、保存，並在必要時得到復興，其中的進化力量早已證明它比任何其它種類的社會組織還優秀。 　　 　　近期歷史已給了我們一個簡單卻令人信服的例子。一九五六年，蘇聯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對一群西方大使宣布：「無論你們喜不喜歡，歷史站在我們這邊。我們會埋葬你們。」但事實已經證明他錯了。隨著時間過去，比起赫魯雪夫所領導的蘇聯，西方系統被證實更有彈性，也更有進化的能力。 　　 　　因此，重要的不是讓歷史站在你身邊，而是當歷史帶領所有人歡快舞動時，你必須要有適應並學習新舞步的能力。蘇聯的政治體制或社會都過度僵化且封閉，缺乏進化能力，最後終於栽了跟頭。而在此同時，我們所知的西方國家正以各種方式進行調適及改變。就跟共產國家一樣，西方國家也在冷戰時期面臨各種形式的危機及社會動盪：歐洲在一九六八年出現青年運動，美國則出現民權運動及反戰行動，義大利和德國瀰漫恐怖主義，英國出現罷工及分離主義者引發的暴力動盪，日本則有環境問題。他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也常懷疑好日子是否結束了？過程中也常得處理派系鬥爭，但最後總能找到調適及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而且是透過循序漸進的進化，而非顛覆性的革命。 　　 　　西方之所以擁有這種進化能力，根源正是它的開放性、權利平等以及社會信任。當然，國家不同、大陸不同，另外還得考量發展進程，以上幾種元素的形式與強弱程度也會隨之出現差異。另外，就各種層面而言，一個社會究竟要多開放、多平等，或彼此信任到什麼程度才足夠？這點確實也還有很大的辯論空間。不過目前為止，西方社會確實展現出克服一連串歷史難關的能力，不但能隨之適應、進化，也永遠能找到新事情可做，以及做這些事情的新方法。我們現在該憂心的應該是這項能力是否依然完好，是否足以治癒當下的病痛，並祈禱這項能力尚未弱化到致命的程度。 　　 　　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最近才開始令人憂心。一次大戰尾聲時，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上下兩冊的史詩鉅著《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其中認定西方文明是所謂的歐美文明，而他所探討的與其說是西方的概念，不如說是西方的文化。確實，經過一次大戰這場終究虛無又具毀滅性的戰爭，斯賓格勒認為歐美文明已經走向黃昏或夕陽時分，這點毫不令人驚訝，另外也有許多人抱持類似的悲觀看法。不過，他進一步推展自己的論述，指出歷史由一系列文明及高度發展的文化所組成，而其中每個文明都會走過興起、成熟及沒落的循環。現在即將沒落的輪到西方文明，也就是歐美世界，而且最終勢必會被其它文明取代。 　　 　　斯賓格勒的文明循環以一千年為單位，因此，至少我們在一百年內先別認定他說錯好了。二次大戰時，逐漸升溫的情勢以兩顆投在日本都市的原子彈作結，其規模幾乎可稱作末日浩劫，但若德國或日本發展出足以和美國匹敵的核武，結局可能更具毀滅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甘地（Mahatma Gandhi）曾在被問及對西方文明的想法時（這段八成是杜撰故事，畢竟轉述者沒有引用可靠來源）冷冰冰地回答，「是個不錯的主意。」若二次大戰升級為更瘋狂的核武大戰，那就只會是個死翹翹的主意。 　　 　　但情勢沒有如此發展。西方文明持續繁榮超過七十年，加上許多國家轉而採用帶來現代性的西方概念，這條興盛的西方隊伍可說愈來愈長。不過此刻，有個問題站在我們面前一邊搖頭一邊擺動手指，姿態有點像斯賓格勒，而他想知道：這段繁榮時期是否已到尾聲？或者即將到達尾聲？西方不再如同斯賓格勒百年前所引述的那般容易定義，也不再局限於歐美世界，但確實有很多人認為它正在沒落。 　　 　　我們活在一個開放性遭受挑戰的時代，比起幾十年前，權利及待遇的平等遭受更激烈的質疑，社會信任也變得極為薄弱。我們透過漫長的試誤過程，想知道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組織社會，最後卻似乎迷失在自己創造的信仰中；而且正因失去信仰，曾幫助我們生存及繁榮的事物如今深陷危機，也就是懂得進化、隨條件改變適應，且克服威脅與入侵者的能力。 　　 　　此刻及之後的數十年，西方的命運全仰賴這份進化能力，因此，做為西方國家的公民，我們首先必須抵抗封閉國門、國界及心靈的誘惑，接著辨識、確認並移除持續累積並阻擋我們進化及改變的主要障礙。我們還有許多值得樂觀的理由。我們的西方國家曾有豐富經驗，不但能使質疑者意想不到，也能處理內在心魔，而現在應該也能藉此產生再打一場勝仗的信心。更何況戰爭早已開打，我們沒得逃躲。 　　 　　總之，若想讓西方概念再次得勝，我們必須再次追隨那兩項指導原則，並謹記在心：沒有開放，西方無法強盛；沒有平等，西方無法延續。　　

作者：比爾．艾摩特(Bill Emmott) 譯者：葉佳怡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8-10-02 ISBN：9789864775330 城邦書號：BK7084 規格：平裝 / 單色 / 40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