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還沒有真正認識到 中國共產黨能有多可怕 一個親歷文革倖存者的沉痛告白 警醒世人：不能再天真下去了！ 因為這本書，作者程西受到美國保守派超重量級名嘴塔克‧卡森專訪，影片被伊隆‧馬斯克轉發，觀看流量累計超過五千萬！ 余杰　專文推薦 ＊ 西姐，一個平凡的主婦。將近四十年前，她移民美國，找到了自由且充滿希望的新人生，擺脫長久困擾她的惡夢：文化大革命。 將近四十年後的今日，在日益壯旺的覺醒文化、批判種族理論、取消文化等等進步左派政治運動當中，她錯愕地發現似曾相識的身影，摧殘了她舊家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竟在她的新家鄉美國捲土重來。 本書就是對這兩場「革命」——文化大革命與今日美國進步左派的覺醒革命——的親身見證。文化大革命使數以千萬的中國人喪生，將中國的文化遺產、習俗盡數焚毀，同時，也使西姐的人生歷經一場扭曲，看透人性之黑暗，希望破滅。而今，她發現在以「進步」為名的覺醒革命中，也不乏分裂、洗腦、欺騙、脅迫、取消、顛覆和暴力等手段，在在都將摧毀傳統文化根基，最終結局是讓人們喪失自由。 不能讓無可挽回的悲劇再度重演。不能讓這種危險的意識形態悄悄滲透平和的日常。這一次，她不再逆來順受，決定挺身而出，娓娓道出自己的親身經歷，警醒世人。 ＊ 來自西姐的沉痛警告： 「本書中回顧的那些令人震驚的歷史事件和故事，將讓讀者深刻地意識到，歷史正在今天的美國重演。這本書同時也講述了我的個人經歷——作為一個在共產主義統治下成長的孩子，作為一個理解並相信美國例外論的移民，以及作為一個決定對抗日益上升的美國威權主義的自豪公民——以及我如何克服恐懼和猶豫，投身保衛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本書旨在警醒你，激怒你，把你從沙發上拉起來，推動你採取行動，並激勵你加入拯救美國的鬥爭！」

推薦序　華盛頓的國家有福了，毛澤東的國家有禍了　余杰 序言　詹姆斯‧林賽 前言 第一章‧離開廚房的餐桌 第二章‧長在紅旗下 第三章‧自由之國 第四章‧兩個文化大革命 第五章‧生而有罪：一個分裂美國社會的思想體系 第六章‧紅衛兵：革命的突擊隊 第七章‧取消文化：一場對舊世界的戰爭 第八章‧家庭的解體 第九章‧宗教信仰的消亡 第十章‧塑造新人：思想改造 後記‧一則警告 參考資料

第二章：長在紅旗下 每當我看到共產主義旗幟上的鐮刀時，總會想到我那可憐的手指頭。 十歲那年，我剛上五年級，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被送到農村，與農民同住一個月，幫助完成所謂的「雙搶」，即搶收早稻、搶種晚稻。這可不是簡單的郊遊，而是實實在在的勞動。這是毛澤東主席的指示。 我最開始用鐮刀割稻稈時，跟很多同學一樣，割傷了手指很多次。記得有一個同學甚至差點把她的小指割斷了。 讓我講講過去。我在中國的童年生活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生活和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生活。這種變化就像是白晝與黑夜的對比，在風平浪靜之後竟迎來澈底的混沌。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我才六歲多快要七歲。對於我這個不滿七歲的孩子來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我不太記得文化大革命前的日子，只記得那段時間很平淡而寧靜，正像孩子應該擁有的生活。文化大革命是由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起的一場政治運動，目的是清除中國共產黨內和各級政府中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成分，以防中國社會主義偏離軌道。這是一場顛覆中國的大規模運動，勝過以往所有的政治運動。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幹部家庭，父母都是中共幹部，類似於美國的公務員。兩人都是在年輕時懷著進步和理想主義的心態，才加入了共產主義革命，追隨中共描繪的願景——「解放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我和家人住在四川成都。由於父母是幹部，我們被視為特權階級。我們享有與另外四戶人家共用一個廁所的「特權」，許多人家則不得不與整棟樓的居民共用一個公共廁所；我們五口之家享有合住一間半房間的「特權」，而許多其他家庭則被迫幾代人擠在同一個房間裡。大家共用著一個小房間大小的廚房，裡面擺著一個煤爐和一張小桌子。在我十六歲之前，這就是我的家。後來我被送到農村，在鄉下當農民。 我成長過程中最幸運的是，我沒有像很多同胞那樣經歷挨餓。儘管我們家只有最基本的食物，但在當時已經被認為是吃得不錯了。小時候，我總是渴望吃甜食。有一天，我在廚房架子上看到一個像是裝著白糖的罐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趁周圍沒人時，我搬來一把椅子爬上去，把罐子拿下來，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大勺放進嘴裡。可以想像，當我發現那其實是鹽而不是糖時，有多麼錯愕！這件小事在我看來象徵著共產主義的本質——充滿了剝奪和欺騙，現在很多年輕的美國人無法理解這種感受。 由於父母工作的關係，他們常常不在家，所以讓我在學校裡寄宿，每週有六天都住在學校裡。做寄宿生的感覺就像住在孤兒院，但我依然覺得自己比很多人幸運。學校裡有一位非常關心我的老師，學生們叫她黃老師。她是我的恩人。她很年輕，是新來的老師，而我們班是她在這所學校教的第一個班。她特別喜歡我，我也非常喜歡她，她像母親一樣照顧我。對於上課內容我記得的不多，但和她在一起的時光我卻記得清清楚楚。 每當週日我父母無法來接我時，黃老師和她的新婚丈夫會帶我去動物園或公園。這些是我在文化大革命風暴前的美好記憶，而這場風暴改變了一切，來得如此迅速且猛烈。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剛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二個學期，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學校立刻受到了衝擊。我對文化大革命最早、最深刻的記憶之一就是學校食堂裡突然出現的大幅海報和標語（食堂是唯一一個有足夠高的牆面可以張貼標語的室內空間），這些標語批判老師和學校領導。它們被稱為「大字報」，特點是上面有很大的毛筆字和漫畫，從遠處也能看得清楚。這些海報故意做得很大，以便造成威懾和恐嚇效果。這確實非常有效。那時的「大字報」就好比是當時的「社群媒體」。就像今天的社群媒體，任何人都可以發貼文一樣，大家都可以貼「大字報」——當然，革命的打擊目標除外。 我該如何描述我當時看到和感受到的？混亂、瘋狂、恐懼和困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當時太小，無法完全理解這些大字報的內容，但我能看出它們是在批評學校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我記得有一張大字報，上面有醒目的插畫，抨擊一位愛打扮、穿高跟鞋的女老師。她被指責和訓斥為「資產階級」，這正是被毛鄙視和公開貶低的。不久後，攻擊變得更加激烈。有一天，我看到一群高年級學生跟著這位老師，叫她難聽的名字。他們最終把她圍住，向她吐痰。沒多久，她全身都被吐滿了痰。 我還記得學校裡另一位老師和她的丈夫，因為無法生育，收養了一個女兒。為此，她被指控壓迫和剝削一個無助的孤兒。高年級學生們抄了她的家——她家只是在教師宿舍裡的一個小小的單間。他們不放過任何東西——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無論是個人財產，還是他們的家。 在那位老師家被抄家後，我記得看到他們收養的女兒在宿舍樓後角的公共廚房裡。那個大約十歲的小女孩蹲在地上，頭埋在雙臂和雙腿之間，抱頭痛哭。她的媽媽被學生帶走進行「批鬥」（公開羞辱）去了。我很困惑，這些學生聲稱要保護這個小女孩免受她父母的壓迫，但事實上卻讓她一個人獨自傷心地哭。在我寄宿學校生活期間，我經常在放學後看到這位老師的女兒，她看起來是一個快樂且被父母寵愛的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一天，我走進教室，看見黑板上寫著：停課三天。這是我老師寫的，她顯然不知道，這三天最終會變成了將近兩年。學校沒有發布任何正式的停課公告，事實上，因為所有學校管理人員都被打倒，學校已經完全癱瘓了。 沒人對此有準備，大家都很震驚。就如我說的，真的是天翻地覆。前一天還在正常上課，轉眼間一切亂了套。我想，我當晚告訴父母學校發生的事情時，他們可能才知道這些情況。我不記得他們的反應了，可能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應，因為他們倆也都在忙著應對自己工作場所裡發生的亂象。後來透過一些大孩子，我才知道學校將無限期關閉。事實上，直到一九六七年末，毛澤東的中央文革小組才下令學校重新開課，並提出「復課鬧革命」的口號。 學校停課了，父母也無法照看我們，因為他們在工作中也被捲入了文化大革命。這意味著，家長們要學習毛主席或中央文革小組的最新指示，參與自我批評，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指示，在他們自己的單位裡搞文革，揪出那些走資派加以批鬥，並每天組織批鬥會來整治那些被認為與黨不一致的人。作為孩子，我們得以自由地在外面遊蕩。這讓我能親臨現場，在街頭觀看文革上演的情景。我目睹了很多「批鬥會」，這種公眾審判形式旨在殘忍地羞辱和批鬥被打倒的人們。還有滿載「階級敵人」的卡車遊行。「階級敵人」的罪行寫在他們胸前的大牌子上，頭上戴著高高的紙糊尖帽子。牌子上還寫著他們的名字，並劃了紅叉，彷彿象徵著這些人的存在被抹去了。那時我只知道，他們一定是很壞的人，不然為什麼紅衛兵要在大庭廣眾下點名批鬥他們呢？我會在第六章專門探討紅衛兵這個主題。簡單來說，他們是一群被洗腦並受到動員的青年，發誓要忠實地執行毛主席的命令，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外面看集會時，一隊卡車經過，車後座滿了戴著大標牌和紙錐帽的男人。我萬萬沒想到，卡車上竟有我朋友的父親。他的牌子上寫著他的名字，被畫掉後改成了「小爬蟲」，這表示他是被批判的走資派的追隨者。我朋友看到她父親受這樣的羞辱後便開始哭泣。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事情同樣可能發生在我父親身上，因為我父親和她父親一樣，都是低級幹部。我祈禱我父親不要做錯什麼，不要被抓去遊街。 我在成都看到的情景，正在全國各地上演。紅衛兵橫掃整條街，幾乎沒有人能逃過紅衛兵的迫害——甚至連四川省第一把手，省委書記李井泉，也未能倖免。我親眼目睹了他被批鬥的一幕。 最終，紅衛兵因為派系爭鬥開始互相武鬥，每個派系都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代表。暴力升級，看起來幾乎像是一場內戰。一天，一顆流彈打在我們窗戶下方，當時我們正在吃晚飯。如果那顆子彈再高一點，它就會進入我們的家，可能會讓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受重傷，甚至喪命。就在那段時間，我們開始在街上隨處看到貼滿了據說是被不同紅衛兵派系殺害的死者照片。我特別記得其中一張海報，上面是被挖去眼睛、開膛破肚的屍體的照片。我對這些慘狀久不能忘，噩夢連連。 有一天，我們聽到遠處傳來很大聲的哀樂，那是中國的送葬曲，十分陰森可怕。我們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朝著那不祥的音樂聲跑去。人群中傳來消息，說這是一次屍體遊行，稱為遊屍。遊屍的目的是通過展示自己陣營的蒙難者，來贏得公眾的同情。就在我快要接近遊行隊伍時，我被恐懼感壓倒，突然停了下來。我意識到，如果繼續前進，我腦海中將永遠無法抹去即將看到的可怕場景。然而，儘管我沒有看到，我的想像力填補了未見的慘狀，這讓我一直被噩夢困擾。那段時間，我的叔叔不幸因癌症在醫院去世。因為紅衛兵在醫院太平間搶屍體用來充數，我母親不得不幫我嬸嬸快速草草地將他的遺體火化。 那些日子天下大亂，不僅是街頭，家裡也不平靜。由於父母經常不在家，我承擔起照顧小我三歲的妹妹的責任。那時，我成了她的「母親」，大部分時間我要照顧我們兩個人，直到一九六九年之後，情況才逐漸變好。而我的小弟弟則寄放在保姆家照看。 當學校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底重新開學時，我被歸為四年級第一學期的學生，彷彿沒人注意到我們已經缺課將近兩年了。這讓我想起今天美國的孩子們，他們不僅因COVID疫情受影響，更因各州政府在二○二○年頒佈的不良疫情封校政策而遭受教育上的損失，這一點讓我深有感觸。 我回到的學校已不再是文革前我讀的那個學校了。舊的教科書被禁止使用，新的課本還沒有及時到位。唯一提供的教材是一部本毛澤東語錄，人們通常稱之為《小紅書》。所有的學術、學習，都被《小紅書》取代。我們不僅要背誦毛澤東的語錄，還要唱由這些語錄改編的歌曲。 所有學術課程和任何形式的學習都被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完全取代了。我必須承認，我是接受這種思想的學生之一。我們能有什麼選擇呢？我當然不知道還有更好的選擇。不過，有一句毛澤東的語錄讓我產生了疑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援。凡是敵人支援的，我們就要反對。」我不禁想：「如果敵人喜歡吃糖果，那我是不是應該討厭糖果呢？」當然，這些疑問只能都留在我腦海中，從未敢向任何人透露過。 在允許學校重新開放時，毛澤東宣稱複課鬧革命為了讓我們可以在學校繼續文革，但這次是通過課堂上學習他的語錄書。我幾乎記得大部分的語錄，至今還能唱那些歌，甚至能背誦毛澤東的詩詞。我特別喜歡毛澤東詩裡簡單的一句：「不許放屁。」 在課堂上，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學習和背誦毛澤東的語錄和詩詞，我沒辦法不記住它們。時間一久，這些東西都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腦海，怎麼也甩不掉。甚至父母之間也比賽看誰的孩子能背誦更多語錄和詩詞。有一天，我父親回家後說，他同事的女兒比我小，卻能毫無差錯地背誦所有毛澤東的詩。他對我說：「妳得更加努力才行。」 除了學習毛澤東的話語，我們還在課堂上舉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會，這是一種較溫和的批鬥會，學生們會利用從《毛主席語錄》中學到的句子進行互動。這些批評包括指出某個學生言行不符合「正確」。自我批評則是對自己未能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進行反思。這被稱為「活學活用」。在學期結束時，我不止一次被選為班級的「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作為模範學生展示如何認真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你可能想知道我從同學和老師那裡受過哪些批評。其中一個經常出現的批評是說我太驕傲、太自信了。這違背了毛澤東教導中的謙虛謹慎原則。自尊在當時被視為一種不好的特性。為了方便起見，我也會用別人對我的批評內容進行自我批評，不然我就得找其他理由來批評自己。久而久之，這種學習變得千篇一律，毫無新意。 後來，我們得到了改進版的數學教科書。這些新教材與《小紅書》並無太大區別。實際上，新教材就是《小紅書》的化身，它的內容滲透到了數學、閱讀等各個學科。這樣的教學毫無疑問只能培養出聽話的、受毛澤東思想薰陶的機器人。 在我十年「求學」期間，我們並沒有學到太多知識。唯一一件毛主席要求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是，每學期花一個月時間參加「向工農兵學習」的項目。我在田裡收割過稻穀，也在絲綢廠和食品罐頭廠裡幹過活。有一次，我們在工廠裡用錘子粉碎煤渣，回收未燃盡的部分再利用。當然，沒有任何防護裝備。一小片碎屑飛進了我的眼睛裡，疼痛難忍。我艱難地找到了工廠診所，還得等醫生跟他的朋友聊完天才來看我，我一直在疼痛中顫抖。這就是我錘子的經歷，和鐮刀的經歷同樣殘酷！ 我們還進行過軍事訓練，包括射擊和長途徒步行軍。甚至在校園裡挖戰壕，以防禦可能的蘇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的戰壕沿著操場的圍牆延伸。我總是想，如果蘇聯鬼子真的出現在我們的戰壕前面，我們能撤到哪裡去呢？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活動是「憶苦思甜」。我們會集可食用的野菜，用粗玉米粉做成饅頭，並聽老工人講述他們在「解放前」的苦難生活。吃這些饅頭是為了讓我們「憶苦」，以此確保我們對毛主席給予的「幸福生活」心存感激。儘管這些饅頭味道很差，但來自貧苦家庭的學生卻會因為肚子餓而搶著吃。 直到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允許鄧小平重新回到具有影響力的崗位擔任第一副總理，我們才得以恢復真正的學術課程。但這種情況非常短暫。在這段短暫的時間內，一種對於我們來說極其陌生的感覺——希望，開始在我們心中萌芽。我們從未想像過有機會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我和朋友們興奮地開始討論起一個我們從未觸及的話題：長大後想做什麼？那時我已經十五歲了。一年後，毛主席認為鄧小平是個「右派」，一個試圖扭轉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人。於是一九七五年鄧小平被免職，他的政策也被否定。那個夏天，我高中畢業了。 隨著鄧小平被整肅，我們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在我高中的最後一年，上大學的希望消散了。相反，我們面臨的是「上山下鄉」運動，被發配到農村的可怕命運。 這場運動是在文革開始兩年後發起的。大約有一千六百萬個城市青年被下放到鄉村去，有些人甚至被派到更偏遠的地區，開荒造田，在未開墾的土地上建農場。對於大多數城市青年而言，這遠不止一個月，很可能是終生流放。 這場浩大的運動持續到一九七八年，即毛澤東去世兩年後。我在農村艱難地度過了整整三年（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我們與農民在田間並肩「學習」的時間，被稱為「再教育」。農村的工作條件非常原始，農活包括把人和動物的糞便與柴草木灰混在一起作肥料，然後用手撒在田裡，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來抵擋汙穢和臭味，手套是奢侈品。一天的勞作結束後，無論我怎麼洗手，手上的臭味總是揮之不去。最後我不得不用厚毛巾當「手套」把手包起來，以擋住惡臭，但吃飯時還是覺得噁心。 農村出生的農民生活在那裡一輩子，他們每天從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間勞作。至少，他們在晚上終於回到家裡時，家裡年長的長輩會準備好飯菜。但對「下鄉」的知識青年（「知青」）而言，一天的辛苦勞作後，做飯是一項額外的負擔。我們經常還得為找不到足夠的樹枝稻草作柴火做飯而發愁。也經常因為沒有足夠的柴火，只能吃半生不熟的飯，也沒什麼調味料，只能灑點鹽做調味。偶爾運氣好，我能在田間抓到一條鱔魚或一隻大青蛙來做晚餐。 每年，我所在的公社都會評選出表現最優秀的「下鄉知青」。有一個朋友曾獲得這項榮譽，我不得不承認我有點嫉妒，覺得自己不是那種能吃苦的人。我們用「吃苦精神」來形容這種個人品質。我在許多方面都很優秀，比如在學校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就很出色，但為什麼在田間的艱苦工作中不能做到最好呢？我默默責備自己太過於「資產階級」，缺乏朋友所擁有的真正的革命精神。 在父親的一再催促下，我終於提交了入黨申請。雖然我知道成為黨員可能有助於我獲得返回城市的機會，但我卻心存顧慮。因為我明白，唯一能證明自己的辦法就是在我最不擅長的「吃苦耐勞」方面加倍努力。 被吸收為中共黨員被視為一種榮譽和特權。只有被認為有培養前途的申請者才會收到黨領導的回覆，並開始漫長的考驗。這個過程包括解釋入黨動機、提供詳細的個人簡歷和行動計畫。遺憾的是，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顯然認為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勞動者，甚至沒有給我任何回應。 我們下鄉知青被分配到不同的生產隊，分散在各個地方，因此「趕集日」是我們見面和重聚的最好機會。在某次的趕集日，我遇到一些男知青們對我很坦誠地說起了我們這片小小孤立世界之外發生的事情。隨著我們談話愈來愈深入，他們告訴我，他們晚上經常用短波收音機收聽「敵臺」，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和美國之音（ＶＯＡ）。這讓我大為震驚，無法接受，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可是會被判刑甚至處決的罪行。而當時我可是個忠誠的共產主義信徒！ 我嚇得不知所措，根本記不住他們告訴我的任何資訊！當我回去安頓好後，我拿出日記本憤怒地寫道：這些男孩正走在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他們怎麼可以不遵從毛主席和黨的指示呢？ 通常，寫日記是為了保持記憶清晰，並幫助自己度過艱難時期。但我寫日記並不是這個原因。我父親在黨宣傳部門工作，是搞職業宣傳寫作的作家，他建議我每天寫日記以不斷提高我的寫作水準。他說我回家時會檢查我的寫作，和我一起糾正錯誤。我在一篇日記中，記下了某人說的一句我認為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並認為這是反革命言論。 讀了這篇日記後，父親臉上露出了我從未見過的表情。他神情嚴肅，深深地看著我的眼睛。他非常直截了當地問我：「你為什麼要寫下這些？你打算舉報他嗎？別再這麼做了。」他警告我。像許多父母一樣，父親從未和我們談論過政治。我對他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一無所知。這可能是因為許多孩子被教育要去舉報自己的父母，導致許多父母被關押甚至被處決！父親對我說這些坦率的話令我十分震驚。這是我第一次窺見我父親的政治觀點。我曾以為他是一個忠誠的黨員，但事實上，他實是持有不同看法的。

作者：程西(Xi Van Fleet) 出版社：一卷文化 書系：一卷國際 出版日期：2025-07-02 ISBN：9786267686089 城邦書號：A5890019 規格：平裝 / 黑白 / 352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