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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的起源(三冊不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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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適用活動

內容簡介

探討「極權」最重要的一本書! 漢娜鄂蘭畢生代表作 全新重譯,華文世界最精確完整、絕無刪節之中文譯本 評斷當代事件最重要的政治尺度, 就是它是否為極權服務。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極權主義系統研究的開山之作。共分三部。第一部「反猶主義」追溯歷史上反猶主義的興起與其政治、社會結構。第二部「帝國主義」論述民族國家衰落、暴民崛起、種族主義等元素。第三部「極權主義」則呈現各種元素如何結晶成極權,又如何通過謊言宣傳、祕密警察、集中營達成全面支配。甫問世即震動學界,也奠定了鄂蘭無可撼動的大思想家地位。 極權統治是人類前所未有的現象,它用不斷擴張的虛構世界取代現實,用祕密警察全面抹除受害者的存在,進而將原本多元複數的人綑綁成單一之人,以徹底消滅人類的自由。透過鄂蘭的分析,將幫助我們辨識日常生活中的極權元素,也警惕和平幻象中的潛伏危機。 「極權統治的理想臣民並不是心悅誠服的納粹份子或共產黨人,而是這樣的人:在他們眼中,事實與虛構、正確與謬誤的差異,都已不復存在。」 ——漢娜.鄂蘭 「這本書是對於我們的政治世界的重大突破,是討論極權的第一流作品。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應該去閱讀並理解它。」 ——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重磅推薦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房慧真|作家 洪世謙|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教授 陳翠蓮|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葉 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黃涵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蔡慶樺|作家 劉滄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蕭育和|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戴遠雄|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約聘助理教授

目錄

譯者導讀:如何辨識我們時代的極權元素 ◎李雨鍾 鄂蘭著作縮寫對照表 初版前言 第一部 反猶主義 前言 第一章 踐踏常識的反猶主義 第二章 猶太人、民族國家及反猶主義的誕生 一、曖昧不明的解放與猶太國家銀行家 二、早期反猶主義 三、最初的反猶政黨 四、左翼反猶主義 五、安定的黃金時代 第三章 猶太人與社會 一、賤民與新貴之間 二、蓋世魔法師 三、惡習與罪惡之間 第四章 德雷福事件 一、案件事實 二、第三共和國與法國猶太人 三、反對共和國的軍隊與教士 四、人民與暴民 五、猶太人與德雷福派 六、赦免及其意義 註釋 第二部 帝國主義 前言 第五章 布爾喬亞的政治解放 一、擴張與民族國家 二、權力與布爾喬亞 三、暴民與資本的聯盟 第六章 種族主義之前的種族思想 一、貴族「種族」對抗公民「國族」 二、以種族統一替代國族解放 三、歷史的新鑰匙 四、「英國人的權利」與人權的對決 第七章 種族與官僚體系 一、黑暗大陸的幻影世界 二、黃金與種族 三、帝國主義品格 第八章 大陸帝國主義:各種泛運動 一、部落民族主義 二、無法律狀態的遺產 三、政黨與運動 第九章 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 一、「少數族裔的民族」與無國之人 二、人權的困窘 註釋 第三部 極權主義 前言 第十章 無階級社會 一、大眾 二、暴民與菁英的暫時聯盟 第十一章 極權運動 一、極權宣傳 二、極權組織 第十二章 極權掌權 一、所謂的極權國家 二、祕密警察 三、全面支配 第十三章 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種新的政體 註釋

內文試閱

  三、全面支配      極權體制下的集中營與滅絕營是作為實驗室來運作的,它所驗證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基本信念:一切皆有可能。與此相較,其他所有實驗都是次要的(包括在對第三帝國醫生的審判中詳細記錄下來的種種恐怖的醫學實驗),即便這些實驗室的特徵就是會被用於各種各樣的實驗。      全面支配力求將人類無限的複數性(plurality)與區異性(differentiation)給編組起來,彷彿人性的一切都僅僅屬於單一個體;若想實現這種企圖,就只有讓每一個人都能夠被化約為由各種反應構成的永不改變的同一性,進而這些反應束(bundles of reactions)中的每一束,都能夠隨機與其他任何一束相替換。關鍵就是要製造出某種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一種類似其他動物物種的人類物種,它唯一的「自由」將會是「物種保存」(preserving the species)。極權支配試圖同時通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與集中營的絕對恐怖,來達成這個目標;冷酷地利用菁英組織來犯下暴行,彷彿已成為意識形態灌輸的實踐應用(亦即意識形態灌輸必須在此進行自我證成的檢測基地),而集中營的駭人景象則為意識形態提供了「理論上的」驗證。      集中營不僅打算要滅絕人、貶低人類存有者,而且還在科學控制的條件下,致力於陰森可怕的實驗,這些實驗旨在消滅表達人類行為的自發性本身,還想要將人的人格轉變成一個純粹的物件,轉變成甚至連動物都不是的某個物;我們都知道,巴夫洛夫的狗乃是一種扭曲倒錯的動物,因為牠被訓練成不是在飢餓的時候、而是在鈴響的時候進食。      在正常狀況下,這絕對無法達成,因為只要自發性不僅關聯於人類自由,而且關聯於生命自身,也就是單純維持生存,那麼自發性就絕對無法被完全消除。只有在集中營裡面,這樣的實驗才有可能進行,因此集中營不僅是「比現實更極權的社會」(盧塞語)而已,它們大體上還是全面支配的主導性社會理想。正如極權體制的穩定性取決於運動虛構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隔絕程度,在集中營裡的全面支配實驗,也要依靠將集中營封鎖、隔絕於外面的世界,隔絕於廣大的生者世界,甚至還隔絕於極權統治國家中的外部世界。這種隔絕解釋了為什麼所有來自集中營的見證都具有獨特的非現實性、都缺乏可信度,也構成了正確理解極權支配的的一大困難,這種理解會伴隨著集中營與滅絕營而存滅;因為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這些集中營才是極權組織權力真正的中心機構。      如今我們有許多來自倖存者的見證。它們越是真誠,就越不嘗試傳達那些超離人類理解與人類經驗的東西,也就是那種將人轉變成「毫無怨言的動物」的痛苦。這些見證中沒有一份會引發憤怒、同情,這類通常會將人們動員起來為正義而戰的激情。相反,任何談論或書寫集中營的人都仍會被視作嫌疑人;如果講述者決心返回生者的世界,他本人就往往會遭到攻擊,會被懷疑其本身的誠實與否,彷彿他只是錯將一場夢魘當成了現實。      對這些人本人、以及對他們的經驗是否符合現實的這種懷疑,只不過揭示出了納粹向來就知道的事情:決定要犯下罪行的人會發現,最好是以最巨大、最不可能的規模來組織這些罪行。不僅僅是因為如此會使司法系統下的所有懲罰都變得荒謬且無法勝任;這些罪行本身的無邊無際也會為殺人犯提供保護,讓他們可以用各種謊言來宣稱自己清白無辜,而且他還會比講述真相的受害者更容易取信於人。納粹甚至認為不需要獨享這一發現。在希特勒散播了數百萬本的書中,他表示謊言要成功,就必須大到無邊無際:這不會讓人們不相信他,這正如納粹令人作嘔地一再宣稱猶太人將會像臭蟲一樣被滅絕,卻不會讓任何人懷疑。      通過大方的合理化手法,來搪塞解釋本質上難以置信之事,這對人們來說是一種很誘人的做法。在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身上,都潛藏著這樣一個寬大為懷之人,會用常識的語調來哄騙我們。通向極權支配的道路上會經過許多中間階段,我們可以為它們找到無數對照與先例。在極權統治的最初階段,格外血腥的恐怖行為的確完全致力於擊敗反對派,而且旨在使接下來不再存在任何反對派;但是只有在經過這一最初階段而且極權體制不再害怕反對派之後,全面恐怖才開始啟動。在此背景下,人們往往會注意到,手段已變成了目的,但這畢竟只是在悖論的偽裝之下,承認「目的證成手段」已不再適用於這一範疇,承認恐怖已喪失了它的「目標」,而且也不再是恐嚇人民的手段。這種解釋同樣不足以證明,這就像是法國大革命的案例那樣,是革命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因為甚至在因某種資格(以俄國來說,是黨的權力中心、軍隊、官僚制),而被形容為革命之子的人全都被吞噬之後,恐怖也仍在繼續。對於如今已成為極權政府特色的許多東西,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早已耳熟能詳。歷史上總是會發生侵略戰爭;而在羅馬人採用寬恕被征服者的政策來予以緩和之前,戰爭勝利後總是會發生對敵方人民毫無節制的大屠殺;在數百年間,美洲、澳洲、非洲的殖民化進程始終伴隨著原住民的滅絕;奴隸制是人類最古老的制度之一,所有古代帝國都是依靠國家奴隸的勞動來建立公共建築。甚至連集中營也不是極權運動的發明。它們首次出現在本世紀初的波耳戰爭中,而且在南非、印度,繼續用於「不合格群體」;我們在這些地方也首次看見了後來被第三帝國採納的「保護性拘留」一詞。這些集中營在許多方面,都對應著極權統治之初的集中營;它們被用來關押那些無法被證實其違法行為,且無法以常規法律程序來審判的「嫌犯」。這些現象都清楚指向極權支配方式;在「一切皆被准許」這個被他們繼承且視為理所當然的虛無主義原則基礎上,這些現象都成為了他們利用、發展、結晶的元素。但是一旦這些新的支配形式採納真正的極權結構,它們就會超越這個仍受限於統治者的功利動機與自身利益的原則(譯按:即一切皆被准許),並試圖將觸手伸向一個我們至今仍完全無知的領域:「一切皆有可能」的領域。而且堪稱典型的是,這正是一個功利動機或自我利益都無法限制的領域,無論其利益的內容為何,都不例外。      與常識處於對立面的,並不是「一切皆被准許」這一虛無主義原則,這個原則早已被包含在十九世紀的效益主義式常識概念之中。常識與「正常人」拒絕相信的是一切皆有可能。我們所試圖以當前或回溯的經驗來理解的元素,根本就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對於我們試圖歸為犯罪的這種事情,實則所有人都不覺得這些犯罪範疇有辦法涵蓋它。當我們面對大規模的屍體製造時,謀殺的概念還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試圖在心理上理解集中營囚犯與親衛隊隊員的行為,但是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內心(psyche)是可以被摧毀的,這甚至無須摧毀人的肉身;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在某些狀況下,內心、性格、個體性的表達方式似乎只剩下其瓦解的快慢程度而已。無論如何,最終的產物都是一些行屍走肉,也就是一些在心理學上無法被理解的人,他們重返心理上或心智上的人類世界的方式,極類似於拉撒路(Lazarus,譯按:聖經中死後四天被耶穌從墳墓中復活的人物)的復活。所有基於常識的表述,無論是心理學上的還是社會學上的,都只會助長那些將「執著於談論恐懼」(dwell on horrors)視作「表面膚淺」的想法。      如果說集中營的確是極權統治最重要的建制,那麼要理解極權主義,「執著於談論恐懼」似乎就必不可少。但是回憶錄所能做的,並不會比不可溝通的(uncommunicative)目擊見證更多。這兩種文類都有一種逃離實際經驗的傾向;基於本能或理性,這兩類作者都非常清楚那種將生者世界與活死人世界分隔開來的可怕深淵,因此他們所能提供的就只有自己記得的一連串偶然事件,而敘述者本人必定跟聽眾一樣,覺得這些事件聽起來難以置信。那些被這類見證所觸動、但自己的肉身並未實際遭受此等打擊的人,那些因此得以擺脫獸性、絕望的恐怖(一旦經歷過真實出現在當前的恐懼,這種恐怖就會頑固地寄生在當事人所有不完全是條件反射的行為上)的人,只有他們的想像力才有辦法繼續思考恐怖。這些思考只會在感知政治氛圍、帶動政治激情這方面發揮作用。思考恐怖跟真實的恐懼體驗一樣,不會引發各種人格的改變。將一個人化約為一串反應所產生的隔絕效果,就跟精神疾病將人與他內在的個性或性格等一切特質隔絕開一樣。當他像拉撒路一樣從死者中間返回人世之際,他發現自己的個性或性格就像被拋下時一樣原封未動。      恐懼或執著於談論恐懼,並不能引起性格的改變,也不能讓人變得更好或更糟,因此它同樣也不能成為政治共同體或狹義上的政黨的基礎。想要通過建立在共同的歐洲集中營經驗之上的歐洲相互理解工程,來培養歐洲菁英的嘗試,其方式正同於一戰後要從前線世代的國際經驗中,導出政治結論的嘗試。這兩個案例都顯示出,經驗本身所能傳達的不過是虛無主義的陳詞濫調而已。比如像戰後和平主義這樣的政治產物,乃是源自對戰爭的普遍恐懼,而非源自戰爭中的經驗。比起產出缺乏現實感的和平主義,由恐懼所引導、引發的對於現代戰爭構造的觀察,或許已經導出這樣一種認識,亦即判斷戰爭已不可避免的唯一標準,就是為了對抗那種讓人們不再希望活下去的狀況而戰;而我們從極權集中營的酷刑地獄中獲得的經驗,已讓我們對發生此種狀況的可能性再熟悉不過了。於是對集中營的恐懼,以及對全面支配之性質的了解,讓從右到左所有過時的政治劃分失效,並且在它們之外、之上引入了最重要的政治尺度,藉以評斷我們時代的各種事件,這就是:它們是否為極權支配服務。      無論如何,上述對恐懼的駭人想像都具有巨大的優勢,它可以瓦解那些詭辯—辯證式的政治詮釋;這些詮釋都建立在一種迷信之上,這就是從邪惡之中會產生某種善。只要一個人能對另一個人做的最糟的事情就是殺死對方,那麼這種辯證法特技就至少在外表上還具有某種正當性。但是正如我們今日所知,殺人不過是一種有限的惡。殺害了一個人(一個終究必有一死的人)的兇手,仍停留在我們所熟悉的生死之域;死者與兇手之間存在一種使辯證法得以成立的必然連結,縱使這連結並不總是會被意識到。兇手留下了一具屍體,而且也不會假裝他的受害者從未存在過;即使他清除了任何痕跡,那也不過是一些會洩露他自己身份的痕跡,而不是喜愛受害者的人們的記憶與悲痛;他毀滅了一個生命,但是他並未毀滅這條生命存在的事實本身。      納粹有自己獨特的精準性,他們曾以「在夜幕的掩護下」(夜與霧,譯按:這是希特勒一項旨在祕密殺害囚犯的命令的名稱)的標題來啟動集中營。納粹對待人們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並讓他們在消失一詞的字面意思上消失,這些手法的激進程度乍看起來並不明顯,因為無論是德國還是俄國的系統都沒有完全統一,而是由一系列的分類類別組成,人們會按照這些類別而遭到非常不同的對待方式對待。以德國為例,這些不同類別曾存在於同一個集中營中,彼此卻不會發生關聯;各類別之間的隔絕程度,甚至往往更甚於集中營與外部世界的隔絕。於是基於種族方面的考量,戰爭期間德國人對待斯堪地納維亞國民的方式,與對待其他民族的方式差異極大,即使他們是納粹的公開敵人(譯按:斯堪地納維亞人被納粹歸為較純種的雅利安人)。至於其他民族,則被區分為那些「滅絕程序」已直接排在日程表上者(比如猶太人),或是那些在可預見的未來會被滅絕者(比如波蘭人、俄羅斯與烏克蘭人),以及尚未被這一全面「最終解決方案」的相關指示所涵蓋者(比如法國人與比利時人)。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在俄國區分出三個獨立系統。首先,這裡存在真正的強迫勞動群體,他們生活在相對的自由當中,並被判處了有限的刑期。其次則有集中營,在其中的人力資源被無情壓榨,死亡率極高,但它們在本質上是基於勞力目的而組織起來的。第三種則是滅絕營,裡面的囚犯被以飢餓與置之不理的方式來進行系統性清理。      集中營與滅絕營的真正恐怖在於如下事實:囚犯們即便還活著,也會與生者世界切斷聯繫,其切斷效果比讓他們死掉還更徹底,因為恐怖強迫人遺忘。在這裡,殺人就像捏死一隻蚊子一樣無關痛癢。一個人的死亡,或許是系統性刑求或飢餓的結果,或許是因為集中營過載,必須清除多餘人力。或許也會發生相反的情況:由於缺少新的人力輸入,從而出現了營內人口減少的危險,於是就下達了不惜一切代價降低死亡率的命令。大衛.盧賽將他有關德國集中營期間的見證稱作「我們的死亡歲月」,彷彿的確有可能讓死亡過程本身具有永久性,也有可能實現一種將生與死同樣有效阻斷的狀態(譯按:即集中營裡的活死人狀態)。      正是某種我們先前聞所未聞的根本惡(radical evil)的出現,終結了發展、轉化人格特質的觀念。在此不存在政治的、歷史的準則,或是單純的道德準則,頂多是似乎有某種東西被捲入了現代政治當中,而根據我們以往的理解,這種東西絕不應該涉入政治,這就是全有或全無(all or nothing)的極端抉擇:不是全有,也就是人類共同生存形式那不可確定的無限可能,就是全無,也就是集中營系統的勝利將為人類帶來無可改變的厄運,正如核武的使用之於人類種族一般。

延伸內容

【譯者導讀】如何辨識我們時代的極權元素
◎文/李雨鍾(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唯有在某些無可挽回之事發生後,我們才能嘗試去追溯其歷史。事件照亮它自身的過去;但它絕對無法從這過去中推導出來。   ——漢娜.鄂蘭,〈理解與政治〉      一九四五年,在逐漸散去的二戰硝煙中,古老的歐洲大陸滿目瘡痍、遍地屍骸,而此時的鄂蘭則身處大西洋彼岸,正開始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      六年後,本書在美國正式出版,很快為鄂蘭帶來世界性的聲譽。之後,鄂蘭又寫出了《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等更具理論系統性的經典著作。不過鄂蘭之所以是鄂蘭,更是因為《極權主義的起源》,而不是因為《人的條件》。《人的條件》讓鄂蘭躋身現代重要思想家之列,但《極權主義的起源》才真正使鄂蘭獨一無二。      原因在於,雖然後世對極權不乏直接或間接的哲學性思考,可是像鄂蘭這樣遠溯十九世紀、真正深入具體歷史經驗的著作,可謂絕無僅有。在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鄂蘭思想中最無可撼動的洞見,也就是極權危險在種種人類實際行為(而不僅僅是觀念層面)中的展現形式,而她後來的眾多著作、眾多重要觀點,也都需要在本書中尋回真正的經驗基礎與問題意識。對鄂蘭有興趣的讀者,會在本書中看到最具現實意義的鄂蘭。      鄂蘭的極權分析最終指向現代人的某種核心經驗,這就是失根無依的孤棄之感,同時極權宣傳所建立的無所不包的虛構世界、極權支配所製造的極端非人的集中營處境,也都會讓讀者震撼不已。然而,筆者認為本書更大的價值在於,它能幫助我們認識到某些看起來不那麼危險的現象,其實也與極權存在某種相關性。換言之,它像一口巨鐘,從最深的深淵底部,敲響我們對當前平和舒適生活的警惕。      不過,《極權主義的起源》並不容易閱讀,這不完全是鄂蘭本人獨特的論述風格所致,更是與本書所要面對的複雜歷史經驗、所要表達的複雜想法有關。本導讀希望能為讀者稍稍減輕這種不易讀,因此嘗試對本書的寫作過程與整體結構進行分析。      計畫之外的極權主義:鄂蘭的寫作失誤?      (前略)      在鄂蘭看來,歷史書寫一般是為了保存某些經驗與記憶,使之不被遺忘,而對歷史上的起源因果進行分析解釋,也正當化了該歷史現象,使其成為某種必然出現的結果。鄂蘭既不想保存極權,也不想正當化極權,將其視作客觀出現的必然結果,因此她探索的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起源,不是完整的因果解釋鏈,而是在極權現象出現之前的某些元素,這些元素並不必然會造成極權,而是在某種條件下忽然結晶成了極權結構。      鄂蘭在此使用了她多次援引的一個化學比喻,這其中有兩個關鍵要素:第一,各元素不等同於它們後來結晶成的結晶體,兩者之間具有本質性的差異與斷裂;第二,這些元素並不必然會結晶成極權,僅僅是在某種條件下忽然發生結晶反應。      這一比喻也呼應了本導讀開頭引用的那一段話:鄂蘭正是在極權主義這一駭人聽聞卻無可挽回的事件發生之後,才開始去追溯其歷史,正是這一事件發生之後,我們才得以看到那些後來結晶成極權的潛在元素,但同時,我們並不能從這些元素直接推導出極權現象。      實際上,鄂蘭也是在進入極權部分的寫作時,才真正意識到極權與前極權現象之間的根本性斷裂,意識到極權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體制。「極權主義」一詞,本是冷戰背景下的流行用語,但鄂蘭為它注入了至今仍未被我們充分消化的思想深度,讓它觸及我們時代的核心困境。《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寫作,乃是為了「理解」我們時代的重負,但鄂蘭最終得到的不是一個完滿解釋的確定結果,而是一個向所有人提出的無止境的叩問。      我們很難說鄂蘭是否一開始就自覺採取了這種結晶方法論來寫這本書。或許如前面所述,鄂蘭原本其實是打算按照從反猶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到種族帝國主義的歷史線索,更為循序漸進地探討納粹的發生源流。但是後來用極權主義替換了種族帝國主義,就發生了前後部分不對稱的問題。然而這一寫作上的「失誤」,卻被鄂蘭轉化成思想方法論上的一項傑出成果。這種在寫作過程中被迫發明出來的方法論,實為鄂蘭在理解極權這前所未有之現象的艱難中,激發出來的思想火花。      追溯極權的元素與催化劑:從帝國主義到反猶主義      (前略)      在整個「反猶主義」當中,都縈繞著鄂蘭一種飽含恨意的念頭:(部分)猶太人在逐漸獲得政治平等的情況下,不是去爭取贏得充分的平等權利,而是試圖通過利用、乃至杜撰猶太群體的特殊性,來享有特權。這種被編造出來的猶太性,竟然充滿種族色彩與陰謀論語言,它本身構成了納粹種族主義的先驅與效仿對象。實際上唯有通過她對自身民族的這種批判性分析,我們才有辦法理解她後來報導艾希曼審判時的真正立場。      對於本書的讀者來說,「反猶主義」向來是有點尷尬的一部分,作為探討極權之旅的開端,它似乎遲遲無法進入正題,敘事線索又有點跳來跳去。但是筆者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讀者需要注意「反猶主義」部分的獨立價值,不能僅僅將其視作通向極權的一個起頭橋樑而已。      實際上,「反猶主義」中無疑蘊含著鄂蘭本人最切身的經驗,因此對於關注鄂蘭思想的人來說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寶庫,而它與極權的鬆散關係實則反映出,鄂蘭不想將它綁定在通向極權的歷史必然道路上,而是想保留猶太人更多的行動可能。 其中分析社會反猶主義的那一章,實際上是以深刻而辛辣的筆法來分析猶太人自身的行為與責任,在「政治正確」的今天,這實在是本書當中極富挑戰性的一個文本。      無根困境:中東歐的泛運動與無國者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將本書三部分的關係重新理解為:催化劑的調製→各元素的匯集→極權結構的出現。下面我們再對這背後的論述線索,稍微做一點整理。      可以說,貫穿「反猶主義」與「帝國主義」兩部分的客觀歷史線索,實為歐洲民族國家系統的衰敗,而在猶太人處境與四大極權元素背後的深層結構則是「無根」(rootlessness)。鄂蘭式的「無根」跟通常的理解有所不同,它主要指人們未能在相對固定的空間裡建立起共同世界,並在其中擁有自己的位置。民族國家結構本是為「扎根」提供條件的重要基礎,然而當殖民強權不安於扎根,試圖利用失根而多餘的暴民來向外擴張時,就跟種族主義經驗一拍即合;在鄂蘭的界定中,種族主義恰恰也是無根的,因為「根」不應該扎在血緣妄想之中,而是應該扎在人力構建的共同世界當中。而長期失根、沒有自身國家的猶太人,則在失去民族國家保護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陷入種族幻想,甚至迎合了猶太人祕密掌控世界的陰謀論傳說,因此本就無根的猶太人就這樣成為了匯聚各大元素的催化劑。      不過與這種無根的種族幻想直接呼應的,不是第五章到第七章所分析的海外帝國主義,而是第八章所討論的大陸帝國主義。大陸帝國主義主要發生在奧地利(別忘了希特勒可是奧地利人)與俄羅斯,分別發展為泛日耳曼運動與泛斯拉夫運動,實際上,它們正是極權主義的直系先驅。      作為海外帝國主義在歐洲內陸的對應物,大陸帝國主義吸納了全部四種極權元素,發展出所謂的部落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部落民族主義實為一種無根的種族意識形態,它以充滿偽神秘主義色彩的語言,宣稱本民族的神聖受選性。弔詭的是,這種以大型母國(德國與俄羅斯)為依託的部落民族主義,又恰恰是對前述猶太種族幻想的一種摹仿,只是前者更能夠以現實的廣大國土為基礎,積極尋求向外擴張,渴望把所有被認定為血緣同胞的人民都納入統治。      在中、東歐蔓延的大陸帝國主義的另一面,則是第九章分析的民族國家衰亡與人權終結。貫穿第一、第二部分的民族國家衰敗過程,終究在第九章迎來頂點,其標誌不僅僅是外在制度上的崩解,更是內在理念的挫敗,這就是由難民與無國者現象所引發的人權理念的終結,而人權終結的原因,又正是無根的徹底化。      (下略)      極權統治與孤棄經驗:我們時代的深淵      (前略)      鄂蘭在〈極權掌權〉的最後部分探討集中營現象,並令人震驚地提出集中營才是極權支配的真正核心。這乍聽起來並不容易理解,因為集中營的存在畢竟是非常祕密的事情,它似乎跟對大部分民眾的支配統治並無直接關聯。然而在鄂蘭筆下,集中營是一種實驗室,是對終極的全面支配狀態的預演測驗;在與世隔絕的集中營世界中,人變成活死人,不單單喪失了法律人格、道德人格,甚至連最基本的人類個體性都喪失殆盡,於是任何屬於人類的自發性行為都不再可能,剩下的是一種與任何動物都毫無區別的人類物種。在此我們看到,活死人隱然呼應著最後一章的孤棄大眾,所謂個體性的喪失正是喪失自我的極端化,只是兩者之間仍然隔著極權從運動到掌權的一連串實踐操作。      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再將活死人、孤棄大眾與第九章的無國之人聯繫起來,那麼鄂蘭的思路就更為清晰了。顯然,無根、無權利且處在警察統治之下的無國者,正是活死人的預備,而唯有通過集中營那極端非人的實驗操作,我們才真正理解了現代大眾孤棄狀態的危險之處。如果再往前回溯一步的話,那麼「反猶主義」部分的猶太人,正是這三者的先祖。在鄂蘭看來,猶太人最大的錯誤,就是未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共同體,妄想以特殊、乃至特權的身份依附於主流社會。這一錯誤乍看起來無傷大雅,然而眨眼間的風雲變幻,就會讓猶太人淪落為最典型的無國、無權利者,最後成為集中營中最慘烈的受害者。猶太人最終幾乎在歐洲滅絕,而他們的無根魔咒則迴盪在現代大眾的孤棄深淵之中。      不過在這一步步走向深淵的過程中,鄂蘭仍為我們保留了希望的火種。鄂蘭絕不是悲觀主義式的現代性批判者。在全書最後一段提到的新生與新開端,實際上跟本書在追溯歷史時的不連貫「缺陷」是同一件事情。極權的出現,並非必然,它是從反猶主義到帝國主義的一連串鬆散環節所鋪成的,甚至若十九世紀猶太人的選擇稍有不同,後來的情形也可能也會大不一樣;而極權要維持自身,也必須不斷撲滅那不斷來到這世界的新生,不斷維持懸浮在現實之上的龐大虛構。只要我們仍對與他人的溝通懷抱信心,愛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那麼極權的火焰也並不那麼容易蔓延起來。      筆者最後希望再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本書最後一章提出的「普遍理論」中,最「普遍」的可謂就是大眾孤棄經驗的分析。由於這種孤棄/寂寞經驗,幾乎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也很容易讓我們感同身受,因此我們也很容易將極權視為與現代社會根本共生的事物,進而將鄂蘭的極權分析視為一種現代性批判。更有甚者,既然極權的基本經驗潛藏在現代社會本身中,那麼無論是民主或非民主國家,都隨時可能出現極權的危險,極權甚至是一種無處不在的誘惑。      然而這種在當代批判理論中頗為流行的想法,恐怕偏離了鄂蘭真正的立場了。鄂蘭在本書中一再描述的是在實踐層面真實發生的經驗,而非理論上的潛在可能性。極權不是一種觀念、一種學說,而是要實際經過一個個步驟才得以建立的統治體制。因此當我們將目光望向現實世界時,有些政體是否極權,或哪些政體更接近極權,都是有明確事實性依據可討論的問題,絕非深奧弔詭的哲人玄思。      在這個理論困窘的時代,現實往往讓理論錯愕,讓「左」、「右」判準失效,而「深刻」的理論,有時反而「深刻」地脫離了現實。因此我們不應該讓理論預先為我們構造出判斷對象,而是應該回到經驗本身,讓經驗解放我們的判斷能力。鄂蘭這本書正是幫助我們正視自身真實經驗的最佳讀物。      翻譯說明      本書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有了已故蔡英文老師的譯本,可惜只譯出了「帝國主義」、「極權主義」這兩部分,未有第一部「反猶主義」。其後,上海復旦大學的林驤華教授於一九九五年譯出了首個中文全譯本(時報出版社),該版本後來又經過修訂,先後有了兩個簡體版本(三聯書店,2008,2014),而左岸出版社則在二〇〇九年請三位年輕學者合力校訂,又推出了一個新的繁體版。      綜上,本書已有蔡譯(不完整版)與林譯(以左岸校訂版為準)這兩個中文版,不過對於希望閱讀、理解這本書的中文讀者來說,一個新的譯本仍有必要,因為上述兩個譯本均有一定缺陷。首先,蔡英文老師是台灣鄂蘭研究的權威學者,其學識功力自然無可置疑,而其譯筆之流暢圓熟,也是筆者所望塵莫及。不過很可惜的是,蔡譯本的翻譯時間實在太早,當時別說尚未出國深造的蔡英文老師可能對鄂蘭的掌握還很有限,就是當時的國外學界,許多相關的經典研究也尚未問世。因此,蔡譯雖然文氣磅礴,但錯譯、誤譯之處委實不少,這在蔡英文老師的師友、後學圈子裡也不是什麼需要避諱的事情。至於林譯,雖然作為首部中文全譯本功不可沒,但很顯然,譯者對於鄂蘭可能並無多少了解,因此常常出現不知所云的硬譯,雖經過左岸的校訂,但改善程度仍然有限。讀者如果完全照著林譯本讀,很容易會覺得鄂蘭思路混亂、前後矛盾。      其實如果本書是一般的歷史著作或理論著作,那麼林譯或許也不會有太大問題。但可惜的是,鄂蘭這本書恰恰介於歷史作品與哲學作品之間,她往往用反諷、抽象的語言來分析具體歷史現象,又用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背景來鋪排哲思,因此如果不能時時把握鄂蘭此處要表達的意思,就很容易譯出相反的內容。再加上,作為移民美國的德裔思想家,鄂蘭在本書中到處灑滿動輒十行的德式英文長句。就此而言,《極權主義的起源》是比她後來更加理論性的著作更難翻譯的一本書,但也因此是最值得翻譯的一本書,因為英文原文讀起來真的也十分辛苦。筆者當然不敢說自己的譯本一定是最完善的譯本,但仍然盡力避免各種容易出現的錯誤,希望能讓讀者真正把這本書讀下去。      同時筆者必須強調,鄂蘭的行文雖然並不按部就班,但她是個明確知道自己在寫什麼、寫到了哪裡的作者。也就是說,本書固然有許多晦澀、抽象的表述,但鄂蘭想要表達的意思本身卻是明確的,而非在玩弄既是A又是B的摸稜兩可修辭。因此,如果讀者如果在書中讀到完全難以索解的句子,那麼多半是筆者的翻譯問題,而不是鄂蘭本身的問題。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本書規模宏大,各章節之間的關聯又不是那麼明顯,因此筆者在每章末尾均附上數段「譯者識」,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這一章的背景脈絡與問題意識。同時,雖然書中出現人物、專有名詞眾多,但筆者並沒有要一一加註,徒增繁瑣,而是僅在涉及理解的必要之處,稍加以譯註或譯按。在幫助讀者理解本書方面,筆者也援引了鄂蘭其他一些著作,與之相互印證,有興趣的讀者亦可進行延伸閱讀。      最後還需要交待一下本書書名的問題。「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書名是當年出版商的建議,本書其實並非真的是在探討「起源」,我們在前面已分析過這件事。確切來說,甚至連「極權主義」這一字眼都沒能很準確地反映鄂蘭的想法,若參照德文版的用法,或許「全面統治」(totaler Herrschaft)更為貼切,也就是說它實為一種實際統治的體制,而非一種「主義」。 不過,正如鄂蘭曾說過的,有時流行的偏見會成為達到真正理解的起點,因此我們仍保留在華語世界通行已久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名稱。至於書中其他重要概念的翻譯問題,則請參見正文部分的譯註說明。      前面雖然批評了蔡譯、林譯的不足,但這兩個先行譯本仍然讓筆者受益良多。在翻譯遇到疑難之處,翻查這兩個譯本,常常會得到意外的收穫與靈感。所以已故蔡英文老師與林驤華教授,是筆者首先想要感謝的兩個人。      (下略)

作者資料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年10月14日出生於漢諾威,在馬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主修哲學和神學,她的老師們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929年,年輕的鄂蘭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奧古斯丁愛的觀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然因德國內部的反猶政策,使她無法在德國任何一所大學教書。1933年,在被蓋世太保短暫關押之後,鄂蘭流亡到巴黎,結識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並成為好友,也開始為Youth Aliyah(一個致力於將猶太兒童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組織)工作。1937年,她在巴黎遇見海因里希・布呂歇(Heinrich Blücher),兩人於1940年結婚,並於1941年移居美國。 1951年,鄂蘭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響,也奠定她無可撼動的大思想家地位。1958年,出版畢生最重要政治哲學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9年,鄂蘭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第一位女性教授,並陸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等處任教。 1961年,鄂蘭到耶路撒冷為《紐約客》報導艾希曼大審,後整理出版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被視為討論反猶大屠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年出版《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並於1968年再度增訂,記錄了鄂蘭在艾希曼審判前後的思考歷程。 1975年12月4日,鄂蘭因心臟病發,在紐約過世。

基本資料

作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譯者:李雨鍾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22-11-03 ISBN:9786263184244 城邦書號:BK7115 規格:膠裝 / 單色 / 1088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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