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危機政策:三巨頭政策如何使歐元區的問題加劇
歐洲內外都為深陷危機的歐盟國家所呈現的戲碼所震駭,尤其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及賽普勒斯等國。觸目可見中產階級的人們突然落入險境︰勞工退休金遭大幅削減;大學畢業生始終無法找到工作,只能淪落收容所。這些故事顯示,有些事情不太對勁。青年失業率高逾三○%,也不對勁。歐元出現以前不是這樣的。
二○一三年,內人與我在一次私下聚會裡曾經禮貌地請教北歐某國的總理,他知道情況變得多糟糕嗎?那年秋冬的新聞報導,提及西班牙及希臘的沒落中產家庭為了生存沿街覓食,在冬日裡沒法負擔暖氣費用,甚至翻找垃圾桶裡的東西吃。(註1)
他給出一抹微笑,冷冷地說,他們早該改革經濟,不應該這樣恣意揮霍。然而,當然不是這些百姓在恣意揮霍,也不是他們不改革。無辜的民眾不得不承擔政客們的決策後果。諷刺的是,這些政客通常來自三巨頭頗為偏愛的右翼政黨。
那次餐宴上這種缺乏同理心、缺乏歐洲團結的話語不斷出現。糟糕的是,當經濟受創國家的無辜人民承受著真實的匱乏之苦時,那些人的態度竟如這位總理般,是如此輕率且隨意謾罵。不過最殘酷的表現不在政客們公開或私下的言論裡,而是三巨頭在這些國家陷入絕望之際,將這些政策強加於他們。這些政策使經濟情勢更為嚴峻,削弱辛苦建立的歐洲聯盟,凸顯了歐元架構固有的脆弱性與瑕疵。
令人訝異的是,儘管三巨頭提出的方案陷本該拯救的國家人民於不義已是鐵證如山,那些領頭者卻大言不慚宣稱撙節有效。把西班牙、葡萄牙及愛爾蘭都視作成功案例,不啻睜眼說瞎話,無視各種可見的經濟指標。的確,二○一○到一三年間,三巨頭為愛爾蘭制定的經濟調整方案,挽救該國的金融部門及政府免於經濟崩盤。(註2)但是他們強行施加的撙節措施,使愛爾蘭的失業率惡化,長達五年之久維持兩位數的情況,直到二○一五年初;除了造成愛爾蘭人民痛苦不堪,整個世界也錯失許多發展機會而難以復返。(相較之下,二○○九年經濟大衰退時,美國失業率高峰到達一○%僅持續一個月。)
愛爾蘭只是例證之一。二○一一年,由於全球金融危機,葡萄牙政府面臨借貸成本飆升,IMF提供了七八○億歐元為其紓困,當然附有嚴格條件。IMF要求葡國政府必須降低財政赤字,從二○一○年占GDP近一○%,到二○一三年時降至三%。(註3)除非有強勢的經濟成長,否則要達到這個降幅的唯一辦法就是撙節,減少政府支出,像是公僕減薪、增加賦稅。(倘若沒有紓困協助,葡萄牙勢必得採取更激烈的刪減措施,因為它已經被資本市場給排除。)IMF宣稱葡國方案很成功。的確,如果只看政府放款利率的話,紓困確實達成目的。二○一一年底葡國的十年期公債利率為一三%,到了二○一四年底(撙節方案終止時)利率降至低於三%。(註4)此外,還有財政狀況及貸款能力的改善。(註5)然而,撙節讓經濟基本面持續孱弱。截至二○一五年,人均GDP比危機前還要低了四.三%左右。(註6)二○一六年初,失業率依然高逾一二%。成長預測持續低迷︰IMF估計接下來幾年的GDP都不會超過每年一.四%的增幅。政府借錢或許變容易了,但葡國人民從未經歷到真正的復甦。
二○一二年西班牙的銀行紓困案並未附帶條件,要求政府必須降低支出或提高賦稅,但其實直到二○○八年後,該國仍在消化這種盛行於歐陸的撙節萬靈丹。只要用常識去看看那些資料,以及二○一一年數十萬走上街頭的憤怒者們(indignados) ,便可以看出這些政策帶來了驅逐效應、工資刪減及失業,根本不算是成功。然而,二○一五年中,在將近四分之一的西班牙勞動力失業的情況下,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以及其他許多撙節提倡者卻宣稱,西班牙是展現撙節美德的典範。(註7)
正是這種對於經濟成功的定義的基本曲解,三巨頭在希臘犯下了迄今最嚴重的過錯。他們的政策具有毀滅性的錯誤,令人難以置信的心胸偏狹,而且不近情理。甚且,二○一五年時,他們又讓自己造成的災難更形惡化。
舉例而言,隨著希臘在二○一五年進入第三階段的「方案」,歐盟要求希臘中止對那些欠錢不還的房貸背負者採取「寬容」政策;這項政策原本是為了讓大量人口免於流離失所與陷入赤貧,於是希臘政府在發生債務危機後,實施暫時性的法拍屋禁令。(註8)到了二○一五年,這項禁令依然生效,不過有了許多修改,減少涵蓋的貸款範圍。(三巨頭時常把「命令」偽裝成「提議」,要危機國家慎重考慮。但那不只是提議,希臘必須屈服。當然有「協商」空間,不過一如上述事件所印證的,最後「同意」的與最初提議的一般說來少有不同。縱使會有些許更動,也只是為了保住危機國家的面子,方便政府吞下苦藥。)
三巨頭的領導者似乎相信,繳不出房貸的人就是遊手好閒的人,他們濫用禁令而不付錢,只要政府硬起來,這些好吃懶做者就會乖乖繳錢。然而,事實恰好相反。隨著經濟蕭條,數十萬人失去工作,還有數十萬人得承受四成以上的巨幅減薪。那些沒有付錢的人,是根本付不出錢來。歐盟以為這樣的鐵腕能夠給銀行帶來好運,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減少提供資本重整的資金給銀行。然而,更有可能的是數千名貧窮的希臘人會成為街友,銀行手上則握著賣不出去的房子。(註9)
希臘請求三巨頭放寬苛刻的要求,但他們不為所動,嚴命縮減保護措施︰只有那些年收入低於兩萬三千歐元者,才能受到完整保障。(註10)當然,收入這麼低的家庭一般並沒有房子,所以讓他們豁免沒什麼意義。希臘官員被迫讓步,無奈宣稱大多數希臘人都有資格獲得某些保障。唯一清楚的是,許多原本處於赤貧邊緣的人又往這個邊緣前進了好幾步。
歐元區的技術官僚們並沒有留意這些顯示痛苦生活的統計數字。他們也沒有看到冰冷數字背後是真實的人民,他們的生活已經被毀了。就像射擊五萬英呎高空的客機一樣,成功只看命中目標與否,而非傷亡人數。
這些官僚們對於各種統計數字感到興趣,包括利率及債券利差(危機國家為了貸款而必須支付的額外利息)、預算及經常帳赤字。對他們而言,失業率有時似乎只是在衡量某種次要的傷害,或者更正面地把它看成美好日子的預兆。高失業率會拉低工資,讓國家更具競爭力,因此調整了經常帳赤字。
三巨頭搬演的希臘悲劇,一項好處或許在於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呈現歐元區政策在回應全球金融危機及後續影響時出了什麼問題。我在本章及下一章將詳細討論希臘的案例。要記住的是,三巨頭在希臘政府有求於人時強迫推行的錯誤政策,只是其他危機國家的加強版——同樣都是透過施壓、哄騙及貸款條件來進行。
必須要做些什麼***
二○一○年初歐元區危機剛浮現時,貨幣聯盟的領導人們就必須有所作為。債券收益持續飆升,希臘長期債的利率從該年的六%開始爬升,十二月時達至一二%。(註11)然而,當希臘想要貸款更多以應付龐大的財政赤字(二○一○年時占GDP一○.八%),並且償還到期的債務時,問題就來了。沒有人願意借錢給希臘,而倘若政府無法借到錢,便無法清償債務,下一步就是債務違約。可是如果希臘政府走上債券違約,慘的將是那些債券持有人。持有大量這類債券的德、法兩地銀行可能會瀕臨破產,更別說希臘本地銀行。更糟的是,由於金融市場缺乏透明性,沒有人明確知道各家銀行受影響的程度。某些銀行可能沒有對希臘放款,但是放款給了其他借錢給希臘政府的銀行,同樣會受到波及。某些銀行購買保險抗損,但某些銀行卻寧願賭希臘不會違約。這是一場延燒各國的混亂。當時全球才剛經歷一番這樣的瘟疫。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後,世界陷入經濟衰退,金融市場凍結。相較於雷曼,希臘的問題是大是小局勢未明;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清楚它對全球體系的影響有多大。
在第一章裡我提到過,每當哪個歐元國家陷入危機時,三巨頭就會擬出一套方案,原意是要讓該國恢復穩健局面,在失去信用後重新尋回借貸管道。然而,關鍵錯誤就在這裡:他們把焦點放在重回資本市場與清償債務,卻沒有關注如何恢復經濟成長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這一點並不讓人驚訝,財經首長們本來就只顧金融市場。但是歐盟的方案不該只看金融市場。這些方案原本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結果卻變成了目的本身。
隨著方案一個接著一個提出,隨著國家一個接著一個陷入危機,凸顯了兩件事:一、接受歐盟方案的國家都陷入嚴重的經濟低迷,有時甚至是衰退或蕭條,復原可謂牛步。二、看來這樣的結果總是令三巨頭吃驚,他們原先預期經過一開始的頹勢,經濟便會迅速復原。當預期的結果未發生時,三巨頭的支持者會主張經濟蓄勢待發。以圖七的希臘個案為例,顯示出二○一○年五月最初的方案推行之後,三巨頭以為會發生何事,以及實際情況如何。他們知道會出現經濟低迷,但預測很快便會反轉。(註12)可是到了二○一五年,四年過去了,經濟表現低於他們預期的約二○%。(註13)
這些淒涼的預測清楚呈現了三巨頭對於經濟基礎的掌握實在是糟透了。此刻他們或許想要歸咎他人(對方沒有按照要求去做),不過事實是:希臘的蕭條不是出於沒有乖乖聽話,而是因為太過聽話,其他危機國家也是這樣。他們的經濟不振主要都是對三巨頭的指示言聽計從所致。
本章及下章會更深入探討歐盟的作為如何導致這樣的負面結果。我會針對強加於危機國家的歐盟方案,指出它們勢必會造成嚴重的經濟衰退。我也將解釋何以負面影響比起大多數經濟模型所預測的還要嚴重。
要讓這些國家踏上復甦道路,有其他政策可行――成長的政策而非撙節,而且必須進行徹底的債務重整。本章聚焦於歐盟的總體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直指預算、赤字及負債。而正是這些政策讓歐盟飽受經濟低迷、衰退及蕭條的折磨。
下章則會繼續探討歐盟的方案,重點在於他們所提出的結構性政策。這些政策指向特定市場的改革,企圖讓危機國家更具競爭力。
本章及下章的討論大多以希臘的方案為主,因為比起其他國家的方案,它們更能凸顯所有方案的共同問題,也清楚地反映出三巨頭的思維。
歐債危機方案的總體經濟架構**
歐盟領導人喜歡把危機方案視為既能緩解症狀(解決當下的問題),又能為長期調養扎根。更準確地說,他們把這些方案視為某種機制,確保債務人付出調整的成本,並讓債權人獲得還款。
加入這場混局的還有大量的政治。某些債權國,尤其是德國,並不想讓納稅人知道他們被迫負擔的成本。德國政府想要人民相信他們終會獲得還款,儘管幾乎不太可能。這樣的把戲代價很大,而多數成本是由人民承擔,例如希臘人民。不過就連德國也都可能因為還款機率低而負擔部分成本。
政治影響債權國,也牽連了債務國。希臘就是這種相互影響的最佳例子。德國及三巨頭發現並揭露了希臘前任政府的預算詭計後,對巴本德里歐政府施加嚴厲的條件。(註14)實際上這項處罰反而為薩瑪拉斯領導的右翼政府的回歸鋪路,把希臘推入進退維谷的困境。(註15)
結果是三巨頭非但沒有懲罰到不乖的政黨,反而還獎勵他們。巴本德里歐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縮減希臘寡頭集團的勢力,這些寡頭在銀行界及媒體界都握有控制權,並且倒行逆施。糟糕的是,薩瑪拉斯領導的新民主黨和同樣的寡頭集團過從甚密。因此可以想見當薩瑪拉斯回歸政壇時,巴本德里歐的改革遭到翻轉,而三巨頭並未吭聲。所以就鼓勵希臘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這件事,三巨頭的方案適得其反。一般認為這種根本改革才是長期繁榮的要件。
要恢復財政平衡可以藉由刪減支出及增加收入來達成。社會及經濟的後果主要就是看哪些支出遭到刪減,以及收入如何增加。三巨頭的方案不僅對於恢復財政平衡無所用心,還用錯了方法。這些方案對產出、就業及社會福利造成不良影響。IMF尤其應該知道,缺乏通盤考量的賦稅措施只會造成反效果,不僅稅收會減少,經濟產出也會衰退。
之後各節裡,我們會討論施加於危機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的各個面向。
撙節:施瓦本家庭主婦的迷思**
這些總體經濟方案的核心是撙節,也就是縮減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儘管歐盟當局對於結果遠低於預期感到驚訝,甚至比他們的模型預測的還要糟上許多,但我反而是對於當權者的震驚感到驚訝。我們在前面幾章提過,撙節從來沒有發揮效用。
思索撙節***
從某些方面來看,歐元區的領導人要求希臘刪減赤字並不讓人意外。希臘的危機似乎根源於政府無法借到更多錢這項事實,該國龐大且難以支撐的財政赤字已持續多年。不過同樣的邏輯並不適用在西班牙。西國的危機起於銀行部門,而且我們一再提到,危機發生之前西國是有盈餘的;是危機造成了西班牙的財政赤字,而非赤字造成危機。(註16)
顯然首要的目標,在於讓危機國不需要借更多錢,這也是撙節方案的立基點:刪減支出並提高賦稅,如此一來就可以減少國外金援的需求。不過這種事從來就不簡單。撙節會導致經濟衰退、歲入減少,並且增加失業保險及福利等社福支出。財政地位的改善遠低於預期,痛苦卻遠高於預期。
一個國家與施瓦本 家庭主婦的根本差異即在於此;德國總理梅克爾打響了這樣的比較:施瓦本的家庭主婦得依照預算過活,不過當她刪減自己的支出時,她的丈夫不會失業。假如他的丈夫真的失業了,家裡的經濟狀況顯然會更糟。而這就是國家施行撙節後發生的事:政府刪減了支出,民眾失去了他們的工作。
有比施瓦本家庭主婦更好的比喻,就是把一國比作一間公司。以公司為例,我們會關注損益平衡。沒有人會問及負債規模,他們想要知道的是公司的資產及淨值如何。倘若一間公司為了增加淨值而借貸購買資產,是可取之舉。如果一個國家借貸以投資基礎建設、教育及科技,國家能夠因此變得更好,尤其是在資源並未充分利用時(比如失業)。撙節對短期來說並不好,因為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撙節對長期來說也不好,因為會導致更低的成長率。
基本盈餘***
三巨頭把注意力擺在危機國家的基本盈餘規模,也就是除去利息支付後,收入多於支出的部分。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要考量到德國等債權國的利益。他們想要獲得還款,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過正在借錢的國家顯然無法還錢,償還欠款的唯一辦法,就是讓政府有了盈餘。但是這樣的盈餘通常會造成經濟疲弱:當政府出現盈餘,人民購買力的衰退會高於政府支出帶動的購買力提升。因此,盈餘造成了需求的匱乏。
有時候其他發展可以彌補這個缺口。美國在二十世紀晚期柯林頓總統執政期間出現基本盈餘,同時也經歷了科技泡沫帶來的經濟繁榮。高度投資維持著經濟。但是當科技泡沫破滅時,美國也迅速步入衰退。
在所有國家中,德國應該明白這一點。一次大戰末期,德國依據凡爾賽和約必須賠款。為了支付賠償,德國政府必須要有盈餘。凱因斯正確預測到德國的賠款及為賠款而來的盈餘,會造成德國經濟衰退,狀況甚至會更糟。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給德國和全世界都帶來悲慘的政治後果。有一段時期,德國藉由向美國借貸以維持需求,從而避免經濟蕭條。不過由於美國發生經濟大恐慌,資金來源斷炊,德國也跟著步入窘境。
有了這段歷史,德國及三巨頭竟然還要求希臘及其他危機國家維持大量基本盈餘,實在令人震驚。以希臘為例,他們堅持要希臘政府在二○一八年前基本盈餘需達三.五%。(註17)連IMF都知道這樣的目標只會擴大並加深一國的蕭條景況。目前的方案允許二○一五至一七年的目標有所放寬。但是假如希臘順從基本盈餘目標的協議,無論希臘政府在架構改革上多麼盡忠職守、在增加收入或刪減退休金上多麼成功,無論有多少希臘人在資金不足的醫院裡奄奄一息,蕭條都會持續下去。
撙節方案的設計**
撙節方案的基本設計包含制定財政目標、縮減基本赤字,最終達到基本盈餘。在希臘和其「夥伴國」早先的協議裡,財政目標幾乎從未達成,只因為三巨頭採用不實的預測。(註18)
在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的「備忘錄」裡,載明著假如目標並未達成,額外的撙節投藥就會自動生效。先前的撙節帶來了經濟緊縮,原本大家期望三巨頭看到緊縮的程度後會選擇寬容以待。撙節成了內建的破壞因子,保證會造成嚴重的經濟低迷。隨著經濟趨弱、稅收降低,稅率勢必得提高,進一步挫傷經濟。(即使是美國的保守分子都主張在經濟趨弱時應該要降低稅率而非提高。)當市場逐漸意識到這一點,負面影響只會更大。
幕後動機***
即便我們只專注於財政赤字,也能夠找到刺激經濟而不必增加赤字的財政政策。這些政策有效運用了平衡預算乘數的原則。假如我們施加一項賦稅並支出稅收,赤字不會改變,經濟也會擴張。支出的擴張效果超越了賦稅帶來的緊縮效果。再說,假如支出選對了對象,例如用於投資教師資源而非戰事資源,並且針對富人課稅,「平衡預算乘數」的效果可以更大。增加一美元的支出,可以對GDP貢獻出大於一美元的增額。此外,假如投資於長期投資財,讓生產力提升,則未來稅收增加會讓政府的長期財政地位更穩固。
有些歐元區國家卻是背道而馳。例如法國降低了企業所得稅,而為了抵銷減少的稅收,法國政府同時刪減支出。平衡預算乘數預測結果將是經濟緊縮。法國政府賭的則是降低企業所得稅會帶來更多投資,增進總合供給及需求。然而,讓法國境內及其他歐洲國家境內大型企業投資卻步的原因,在於產品需求匱乏。倘若對他們的產品沒有需求,企業就不會投資;即便稅率接近於零,也是如此。
再說,即便產品需求充足,理論及證據也都對於以企業所得稅率作為投資誘因持懷疑態度。原因很簡單,多數投資是以負債支應,企業在意的是這些資金的稅後成本。假如他們要支付一○%利息,但稅率是五○%,由於所有利息支付可以抵稅,稅後成本僅有五%。實際上,投資的成本是與政府共擔,政府以減稅形式付了一半的帳。稅率愈高,企業的資金取得成本愈低。對企業自身而言,這意指稅率愈高,投資便愈多。當然,高稅率也會減少投資報酬率,重要的是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進一步的觀察顯示,稅率對於投資影響不大。
法國若想刺激經濟,應該是要針對於法國境內投資並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降稅,對沒有這麼做的企業增稅。(註19)
有關歐元區危機的各種討論,幾乎不曾涉及平衡預算乘數。這顯示了一個隱藏的動機,即想要縮減政府規模,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當我們進一步檢視撙節方案的細節時,這一個結論更是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