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太人性的
尼采讓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帶給世人的第一個訊息,就是「超人」的理論。查拉圖斯特拉在不好的時機和錯誤的地點宣告它,人們聚集在市場,觀賞著走索人的表演。他們要的是娛樂,想要享受走索人的危險所帶來的快感。查拉圖斯特拉對著尋找刺激的觀眾說話,彷彿他們是渴望形上學的團契,還得耗費精神去說服他們去享受世俗的快樂。「對大地忠實吧!」查拉圖斯特拉向看熱鬧的人們呼喊:「不要相信那些談論著天國的希望的人!」(4,15)查拉圖斯特拉怎會有如此偏頗的印象,以為他的眼前盡是誤信「天國的希望」的人!在這裡,這看起來再多餘不過。查拉圖斯特拉帶著福音來到這裡,但是他對人完全不了解,因此,他的悲憤聽起來那麼滑稽。尼采有意導演了荒唐的一幕,因為查拉圖斯特拉必須在(前言裡)最後明白,他必須用不同的方式來開始他的福音工作:「我突然醒悟:查拉圖斯特拉不應是對群眾說話,而是對同伴說話!」(4,25)
因為查拉圖斯特拉從此不再涉足市場,只需尋找同伴,他宣道的語調也就不必有所調整。他不再迴避熱情,而只跳過那些讓熱情特別難堪的場合。「他對一切人說話,也不對任何人說話」,他對「兄弟們、朋友們」說話,但也承認,他的談話是一場與自己的對談,第三者——朋友、門徒、人類——都只是杜撰的,為的是讓「我與自己」的對話不會停留在內在。「第三者是一顆木塞,防止雙方(即我和自己)向深處沉淪。」(4,71)在前言裡,一般的觀眾被當作抵抗的第三者,但是後來尼采就放棄了為查拉圖斯特拉尋找一個對手的作法。因此,查拉圖斯特拉在完全沒有遇到抵抗的獨白顯得如此單調。在查拉圖斯特拉從大眾的市場、從可能在光天化日下出醜的場合裡撤回以後,他就只對著虛空說話。尼采應該把「最後一批人」留在舞台上才對,他應該讓查拉圖斯特拉與他們作戰,唯有如此,他的超人理論才能夠充滿對比而輪廓鮮明。
那麼什麼是超人,我們應該如何想像?首先,那是尼采在《不合時宜的觀察》的時期裡就盤旋已久的主題的新說法。該主題即是自我形塑和自我超升。在〈教育者叔本華〉的觀察裡,尼采藉由他自己對叔本華的體驗,來說明一個年輕的靈魂如何遍訪一切對他產生影響的典範,以發現他「原來的自我」的「根本法則」(1,340)。一個堅定而鬥志高昂的靈魂,將會在其中找到上坡的路。每個典範都是對他自己的激勵。一個人必須在典範的陪伴下走出自己,好攀上其可能性的巔峰。尼采在當時說,人不是在自身裡發現真正的自我,而是在自己的上面發現的,「你真正的本質不是深藏在你內心,而是莫測高深地在你的上面,至少是在你在平常想像中的你的上面。」(1,340f.; SE)因此,人不應該背叛他更高的自我(人們「成為」自我,因而「是」他的自我)。人們應該也可以對自己有所期待;不只是一般性的生命本身而言,而是一個人也可以向自己作承諾,而且應該遵守該承諾;到目前為止,我只是它不完整的體現。在自我超升的意義下的自我形塑的每個嘗試裡,「對於超人的意志」已經在發揮作用。
在這個意義下的超人仍然與生物學沒有任何關係,它只是人類自我形塑的精神力量,指的是循著超升的上坡自我駕馭且自我鍛鍊的能力。對於如此的超人理想,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裡就已經有個很簡要的說法:「你應該成為自己的主人,也成為決定你自己的德行的主人。從前它們是你的主人;但是它們只能是你的工具,就像其他工具一樣。你應該掌控你的好惡,知道如何根據你更高的目的而收放自如。」(2,20)如果查拉圖斯特拉宣告說:「我愛那具有自由的精神和心靈的人。」(4,18; ZA)那麼他指的便是這樣的超人。
但是他所談論的超人也不只是自我形塑的運動員。查拉圖斯特拉的宣示裡也摻雜著些微的生物學性的色彩。他說: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人類是從猿猴演變而來的,在他們的身上還留下太多猿猴的習性、太多的慵懶,讓他們想要再度回到動物界裡。人類是一種過渡性的存有物,他來自猿猴,或許有朝一日會成為超人,但是現在他還在半路上。「猿猴對人類而言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笑話或一個痛心的恥辱。而人類對於超人而言也應該是如此:是一個笑話或一個痛心的恥辱。」(4,14)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的譬喻方式,對於生物學的內容只是輕描淡寫,但是在查拉圖斯特拉時期的札記裡,尼采的態度就相當明顯。他在裡面說,最終的「目標」在於塑造「整個體格的高等型態,不僅僅是大腦」(10,506)。如果他太明白指出人類體格的高等發展,那麼跟查拉圖斯特拉的熱情就會顯得很不搭調。如此一來,查拉圖斯特拉或許必須談到超人的毛髮、肌肉的構造、手臂的長度或身高?那只會徒增不必要的詼諧罷了。就超人主題的體格層面而言,尼采因此就僅限於給打算步上紅毯的人們一些指示:「你不應該只是繁衍子孫,而是應該孕育更高等的!願婚姻的花園助你完成這個目的。」(4,90)
尼采相當熟悉當代的優生學和演化論思想,他在一八八一年夏天就託人把相關的文獻寄到西爾斯·瑪莉亞。如果達爾文主義所刺激的生物演化思想的巨大潮流沒有影響到尼采,那麼他必然是個無知之輩。儘管尼采批評達爾文(Darwin)的某些觀點,但始終無法擺脫該思想的強烈蘊含。在此,有兩個基本思想已經成了那個年代的知性文化的公共財產,因此對尼采而言也成了理所當然的背景假設。
其一是演化的思想。就精神文明與意識的領域而言,它並不算新。整個黑格爾主義以及繼起的歷史主義學派都已經引進它作為精神蛻變的演化法則。達爾文的創新在於(而這便是第二個基本思想)將演化的假設應用在生物性的實體。
由動物界發展出人類來的生物演化史,一方面對人類構成嚴重的貶值。猿猴變成人類早期的親屬,因此尼采讓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宣示:「你們從前是猴子,而現在,人類比任何猴子還更像猴子。」(4,14)將人類定義為生物演化的產物的結果是,所謂的精神也被理解成身體器官——大腦、骨髓、神經系統等等——的機能。
在這個意義下,尼采也著眼於精神歷程的生理學面向,因而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談到身體的「巨大理性」:「有創造力的身體創造了精神,讓它作為意志的手臂。」(4,40)但是,精神的自然化以及人類的特殊地位因而被相對化,也就是他的貶值,只是達爾文主義的影響的一個面向。
它的另外一面卻完全相反:人類對於更高的演化的幸福願景。因為,現在我們也可以把進步的思想應用在生物的演化。如果演化造就了人類,那麼,它有什麼理由只到人類為止?為什麼它不會帶來比人類更高等的生物,為什麼不會有作為更高的生物類型的超人來臨?達爾文不曾用過「超人」一詞——但是這個關係到人類的「生物未來主義」,對他而言並不陌生:演化思想的邏輯必然會招致如此的幻想。達爾文說:「當人類為此感到驕傲時,他們並沒有錯:儘管不是藉著自己的努力,他們仍然爬到生物之梯的最上層;同時,因為他是如此爬上來的,而不是一開始就被放到這個位置,於是他也可以盼望在遙遠的未來可以得到更高的質性。」(Benz 88)
不過,達爾文還是抱持著懷疑。他無時或忘,勾勒出如此的未來的,是頗有侷限的人類精神,其中有一定的異想天開和自我膨脹的成分。「如果人類的精神如我所相信的,是從最低等的動物和低等的精神演化而來的,那麼我們相信它會得出這麼了不起的推論嗎?」(Benz 89)
但是,達爾文主義者就沒有那麼多疑慮。例如,尼采曾激烈抨擊的史特勞斯就毫無保留地接納生物學的進步觀念,而尼采對他的批評並不是針對達爾文的演化思想本身,而是在於史特勞斯對於更高等的、卻仍然如家畜般的人類類型的安逸想像。特別是尼采在一八七五年曾經引用也在其中獲益匪淺(後來因此對他尤其冷嘲熱諷)的歐根·杜凌(Eugen Dühring),他以冗長的論證發展出一個思想:演化導致大部分的物種的退化和絕跡,但是,對人類而言,似乎還會有一段無可比擬的成功歷史將要來臨。一切的跡象顯示,有個發展即將出現,「將來,它不會在最後讓人類成為死屍,而是讓他過渡到更尊貴的、型態完全不同的新物種」(Benz 102)。
如果我們把「超人」理解成生物學的類型,那麼它便是完全符合潮流的達爾文主義的變體,尼采對此也覺得很不自在。尼采很排斥在觀念上的和光同塵。尤其對於世俗化的達爾文主義,對於當時的相關論戰,他更刻意保持距離。他的超人必須是前所未有的、獨一無二的。
他也想切割另一層親屬關係。卡萊爾(Thomas Carlyle)和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對於後者,尼采甚至表示肯定——都曾經有以下的說法:人類可以也必然會經過超人的各個階段而登峰造極:英雄、天才、聖者;這些魅力無窮的典範人物在藝術、政治、科學和戰爭等領域裡,皆表現了人類的創造性。在這裡,進化的思想也扮演吃重的角色,因為在卡萊爾和愛默生的眼中,路德(Luther)、莎士比亞(Shakespeare)或拿破崙,並不只是某個文化裡的幸運兒,而是預告著人類深層的質變的先驅們。
達爾文式的誤解
尼采否認他與達爾文主義或理想主義的「超人」概念有任何關聯。在《瞧,這個人》裡,他抱怨自己的「超人」觀念完全被誤解:「『超人』一詞是指最健全的新類型,與『現代人』、『好人』、基督徒以及其他的虛無主義者相反——這個詞在查拉圖斯特拉,在這個道德的毀滅者的口中,是個深思熟慮的語詞,但是如今到處都以和查拉圖斯特拉的形象對立的價值很天真地去詮釋它,也就是成了更高等的人類的『理想主義』類型,半為『聖人』,半為『天才』⋯⋯另一批學術的蠢牛因而懷疑我是達爾文主義者;甚至,我極度不留情地否定的卡萊爾的『英雄崇拜』,那種明知故犯的、違背良心的冒牌貨,也可以在裡面找到。如果有人聽到我輕聲耳語,他應該尋覓的是波吉亞(Cesare Borgia),而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的帕西法爾(Parsifal)。」(6,300)
如果尼采抱怨他的「超人」被誤解成「更高等的人類的『理想主義』類型」,那麼他顯然忘記自己的出發點。因為,在《悲劇的誕生》,尤其在〈教育者叔本華〉裡,他曾經構想一個「天才」的概念,跟後來在這裡批評的「半為『聖人』,半為『天才』」的類型幾無區別。「誰可以容許自己如此狂妄,」尼采在《悲劇的誕生》前言的草稿裡說:「膽敢宣說沙漠裡的聖者錯認了世界意志最高的意圖?」(7,354)天才與聖者對尼采來說是世界的「陶醉巔峰」,他們是苦行者、出神者,是精神性和創造性的人類,但還不算是波吉亞的類型,不是熱力四射的英雄和勇士,也不是沒有道德觀念的運動家。在查拉圖斯特拉時期及其後,尼采從他的超人形象剔除了幾個理想主義的和半宗教性的特徵。直到《歡悅的智慧》卷五(寫於《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之後),超人才變成放浪形骸的大玩家、對於中產階級的挑釁者、沒有道德意識的勇士。他在那裡談到「一種精神的理想,一種天真的精神,也就是說,自然流露的力量和泉源,將至今被視為神聖的、善的、不可侵犯的、神性的一切玩弄於股掌間⋯⋯這是人性且超人性的善行和善意,但經常顯得不近人情」(3,637; FW)。
在崩潰前的一年半寫成的《道德系譜學》裡,尼采於是向我們介紹那個惡名昭彰的「金髮野獸:他以如猛獸般的良心的純真⋯⋯或許在殺人、放火、強暴、酷刑等諸般惡行後,還能坦蕩蕩地昂首闊步,彷彿只是完成了一場學生抗議而已」(5,275; GM)。不過,我們在脈絡裡不是很清楚,這樣的「高等人種」(尼采認為在義大利文藝復興可以找到代表性人物)是否的確具體呈現翹首以盼的將臨的超人類型。他選擇這樣的例子去描繪在人類身上沉睡著的生命力。但是,他並不贊成單純的放蕩不羈,也是可以確定的事實。對尼采來說,形塑的原理始終是最重要的。巨大的力量必須透過強大的意志去賦與一個形式,因此,查拉圖斯特拉警告說:「你想要到自由的高空,你的靈魂渴望著星辰。但是,你最低劣的本能同樣也渴望著自由。」(4,53)在放棄了理想主義式的超人形象與叔本華的否定生命的天才以後,尼采還是不準備將精神逐出強者的競技場。
叔本華式的「天才」否定了世界,因為他所體會的世界在道德上是很齷齪的,然而天才又是如此堅韌,因此可以在內心征服世界——如此的形象,對於查拉圖斯特拉時期的尼采而言,蘊含著太多的基督教道德訓諭。尼采雖然沒有放棄叔本華的自我超克的理想,但是完全無法認同他的厭離世界。對尼采而言,自我超克是權力意志的一個環節,也就是自制的權力。超人為自己訂下行動的法則,因此是個體性的法則,有別於傳統的道德,它對一般人有約束力,對於超人卻只構成阻礙。
所以,超人也成了一個只遵守自己選擇的規則的大玩家,但是,他不會讓遊戲進行到讓他精疲力竭或興味索然。超人的主宰能力也包括中止遊戲的權力。有權力的人就是決定遊戲何時應該結束的人,而超人便是這種有權力的玩家。他也可能短暫參與我們稱為道德的遊戲,但是他不會有什麼約束。對他來說,「定言令式」並不存在,因為它像是擊中虛弱的主體良心裡的閃電,他只承認適用於生命藝術的遊戲規則。超人的特質也包括充分發揮那一般人眼中的「邪惡」本能和衝動。但是,它們不可以太粗俗,必須經過形塑。經過塑造以後,超人應該學會人類生命力的整個光譜。在《權力意志》的筆記裡,尼采的說法是:「在偉大的人物身上,生命中最特殊的性質,例如不義、謊言和剝削,都最為突出。」(12,202)
因此,超人不應該沾染理想主義的毛病。尼采對於「理想主義式」的誤解的澄清,我們就講到這裡。但是,尼采在《瞧,這個人》裡激烈駁斥的另一個誤解,也就是達爾文主義的誤解,情形又是如何呢?《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裡關於超人的最初宣告的說法──「你們已經走完從一條蟲到一個人的漫漫長路,然而在你們的身上仍然有許多部分仍舊與蟲無異。」(4,14)──如果沒有達爾文的話,根本難以想像。尼采其實也堅持達爾文的兩個基本原理:其一是狹義演化論的物種起源理論,其二是作為演化驅力的物競天擇。不過,尼采並不是把物競天擇理解為生存競爭,而是把它詮釋為宰制的競爭。對此,在尼采的「權力意志」哲學的脈絡裡將可以得到說明。
既然尼采顯然如此貼近達爾文,他為什麼必須反駁達爾文主義的誤解呢?尼采說:「達爾文忘記了精神(多麼像英國人)!」(6,121; GD)他批評達爾文將動物界的演化邏輯的無意識作用套用到人類身上,那是不對的,因為在人類世界裡,所有的演化歷程都因為意識的介入而中斷且被反省,這意味著:人類更高等的演化不可以沿用無意識的自然發展的模式去思考,而要被理解為自由的行動和創造的產物。所以,對於將臨的超人而言,我們不可以聽任自然的發展,而必須自己動手。但是怎麼做呢?
尼采很清楚生物主義(Biologismus)裡的物種起源理論和遺傳理論,因而有主張生育控制的優生學思想。但是他談得並不多。「你不應該只是繁衍子孫,而是應該孕育更高等的!」(4,90; ZA)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什麼是生物學意義下的「更高等」,雖然尼采語焉不詳,但是至少查拉圖斯特拉清楚表示,我們不能讓「過剩的人」(viel zu Vielen)毫無限制地繁衍。「過剩的人活著,他們賴在樹枝上太久了。但願一陣強風吹來,把這些腐爛的、被蟲咬過的人們從樹上搖下來!」(4,94)我們必須阻止自然的蔓生,不應該繼續任由偶然和數量的力量主宰我們:「現在我們還一步一步地抵抗著偶然這個巨人,支配著整個人類的仍然是廢話和無意義。」(4,100; ZA)為了防止世世代代以來的「瘋狂」在現在和未來的人類當中發作,讓整個歷史終結於嚴重的「墮落」(4,98),我們必須定立規準。怎樣的規準?
在查拉圖斯特拉高唱他的詠嘆調的激情舞台上,尼采不需要有清晰的口齒:「我的兄弟們,當你們的精神想要講述譬喻時,你們要全神貫注:那是你們的德行的源頭。」(4,99)因為有了譬喻,查拉圖斯特拉便以暗示的方式說:「善與惡的所有名字都不過是譬喻:它們沒有道破,只有隱約的表示。」(4,98)一個人如果僅僅提供讓別人解讀的暗示,就很容易可以擺脫責任。他只需說他被誤解了。而查拉圖斯特拉談話的場景是,這位先知不必擔心會有任何反駁、追問或需要澄清的壓力。他對著一個沒有回音的空間說話,在那裡,沒有人會用某一個意義去詮釋他,查拉圖斯特拉令人捉摸不定。關於「過剩的人」,查拉圖斯特拉說:「但願有勸人早點死的傳道者出現。」(4,94)我們可以理解為他鼓吹在弱者或病人繁殖之前就先把他們消滅掉。但是查拉圖斯特拉並沒有這樣說。然而,當尼采對於庸俗的人群所造成的窒息忿忿不平時,偶爾會有這樣的想法。一八八四年年初,尼采在筆記本裡寫說,將來的關鍵在於「獲得駭人的強者能量,一方面經由優生學,另一方面藉由消滅數以百萬計的缺陷者,來塑造有未來性的人類,而不是因為人們咎由自取的、前所未見的痛苦而滅亡」(11,98)!
在最後幾部作品裡,尼采將會揭下所有的掩飾,放棄譬喻,在舞台上公開其結論,讓人對超人思想產生不祥的預感。「如果那些烏合之眾的人類為了一個特殊而更強壯的人種的成長而被犧牲——我們可以稱為進步」(5,315),他在《道德系譜學》裡如是說。在《瞧,這個人》裡,我們則看到那些惡名昭彰的句子,探討著「生命的未來黨派」的使命。我們正走向一個「悲劇的世代」,他寫道。為什麼是「悲劇」?對生命的肯定必須以凶殘的否定去武裝自己,以對抗一切讓生命變得卑劣、把生命變成家畜的行為。「我們可以把眼光放在一百年後,讓我們假設,我剷除了兩千年來對自然的悖離以及對人性的玷辱。生命的新黨派一肩挑起培育更高等的人種的至高使命,其中包括以最無情的鐵腕毀滅所有的劣種與寄生蟲,那麼,生命的盈溢(Zuviel von Leben)在地球上就會再度變成可能,戴奧尼索斯的狀態也才能復甦。」(6,313; EH)
為了獲致「生命的盈溢」,我們就必須阻止「過剩的人」繼續繁衍,甚至完全消滅他們——對於尼采而言,這種真正的屠殺思想來自於「戴奧尼索斯狀態」。為什麼尼采會將戴奧尼索斯與種族屠殺的前景放在同一個脈絡裡?尼采回答說:如果一個人對戴奧尼索斯和悲劇的世界感受有夠深刻的體驗,就會明白,早在希臘悲劇裡,真正的要旨就是在於「永恆的生滅變化本身的喜樂,而那喜樂也蘊含著毀滅的喜樂」(6,312; 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