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1990年初，記者漢斯．瑞特曼（Hans Reutimann）與我前往印度，探訪歷經中國入侵與鎮壓西藏後，西藏流亡政府的駐地。我們想要了解，隨著第一代藏人難民逐漸凋零，西藏文化是否面臨存亡危機。漢斯．瑞特曼從1960年代開始便撰寫有關西藏的報導。而當時我年僅二十三歲，出發前幾週才剛完成攝影師訓練。中國入侵西藏造成了一百二十萬藏人喪生，摧毀無數藏族文化，包括超過六千多座宗教建築。我們心中最主要的疑問是：出生於西藏的流亡藏人是否能夠將他們的所知所學傳承給在海外出生的下一代？ 我們訪問了印度南部大片藏人安置區，以及遷移至此處的色拉寺（Sera Monastery），當時那裡甚至住了三千五百位僧侶。我們與曾遭受可怕酷刑的獲釋政治犯交談。我們聆聽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逃難的難民們的故事。我們訪問了一名曾與中國軍隊交戰的女性游擊隊員。中國併吞西藏對這些人所造成的苦難深深震撼了我，更重要的是，從那時候到現在，他們幾乎都被國際媒體給忽略了。因此，西藏成為我的拍攝主題，以及我作為攝影記者的使命。 在印度德拉敦（Dehradun），我們製作人物攝影，記錄工匠大師將他們的技藝傳承給年輕學徒。我們拍攝了藏族跳神儀式（Cham dance）、祈雨儀式（weather-makers）、降神儀式（oracle of state），也拍攝了西藏知識分子、音樂家與詩人。我們與一般農民和政治人物交流對話。 這趟旅程最令人難忘的時刻之一，是前往被稱為上達蘭薩拉的小山城麥羅肯吉（McLeod Ganj），這裡正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1959年，達賴喇嘛戲劇性逃離西藏後，便定居此處。我在達賴喇嘛幾場長時間的訪談以及新年祈禱法會上進行拍攝。我也在他的住所記錄影像，無論是在花園或者是私人角落。當時的我年輕又自負，視這一切為理所當然。畢竟我已經是一名攝影記者，而攝影記者們最喜歡捕捉重要名人與國家領袖。直到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這樣的機會之於我是何等榮幸。 同年6月，我們將這段採訪拍攝的結果，呈現在於蘇黎世大學舉辦的一場文字攝影展中。這場展覽名為「異國土地上的西藏文化」（Tibetische Kultur auf fremder Erde），恰好由達賴喇嘛親自揭幕，他的到來吸引了大量報紙、廣播與電視媒體，對我剛起步的生涯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活動當天的大會堂被擠得水洩不通，人群蔓延到走廊與樓梯間，原本還計畫在其他幾個演講廳同步播放達賴喇嘛的演說。然而，就在達賴喇嘛剛走上講台時，大學校務長忽然衝上前，搶過麥克風，指示眾人立即撤離大樓。據說學校收到了針對達賴喇嘛的炸彈威脅。現場沒有恐慌。相反地，室內一片沉靜。人們很遺憾無法聽到達賴喇嘛的演說。 警方保安人員護送達賴喇嘛與大學校長走向緊急出口，我們其他人必須自己設法安全離開。於是我們沿著狹窄的樓梯往下走到昏暗又像迷宮一樣的地下室。接著，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緊急出口竟然被鎖上了！工作人員焦急地上上下下，透過對講機尋找鑰匙。情況的不確定性讓我們每個人都很緊張，情緒一觸即發。而此時達賴喇嘛已經被帶進一間辦公室，他坐在一張辦公椅上，開心地旋轉起來。他好奇地拉開抽屜，想看看教職員藏了什麼寶貝在裡頭。我開玩笑地對他說，這一切對他而言沒什麼吧。作為神的化身，他根本毋須擔心炸彈威脅，可以就這樣飛出窗外。「沒錯，就像一隻小鳥！」他笑著說，然後從椅子上站起來，開始在房間裡跳來跳去，像鳥兒展翅一樣上下揮動雙臂。 突然間，通往地下停車場的緊急出口打開了，一切發生得非常快速：警方匆匆地將達賴喇嘛送上一輛大車子──他離開了，留下我們還待在冰冷的地下室裡。 隔天，所有報紙、廣播、電視的焦點全都擺在炸彈威脅上，沒有人談論我的攝影作品。一開始我感到很失望，但等到這股情緒過後，我才真的理解這個事件的意義重大。一個隨時可能面臨生命危險的人，怎麼有辦法可以保持如此的自在與喜悅？一個人怎麼有辦法這樣掌控自己的情緒？這些是我最先問自己的問題—也驅使我透過更多視角去探索。 或許你會認為，長時間拍攝同一個人，會變成一種例行公事。然而，達賴喇嘛有一種超凡的能力，能夠持續帶給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驚喜與感動。他的紀律、他的知識見聞、他的同胞情誼、他的溫暖，始終源源不絕。因此多年來，我對他的敬意只有愈來愈深。 曼努埃爾．鮑爾（Manuel Bauer），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