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工作的蔓延與膨脹如同病毒，充塞在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沒有什麼比自己的工作從根本上就無用、對這個世界毫無貢獻更讓人沮喪的了。恐怖的是，這是多數人所面臨的命運…… 敬告全體冗員：廢的不是你，是那些毫無價值的狗屁工作！ ★　德國亞馬遜政治及社會學類、政治經濟類排行榜第一名 ☆　德國時代週報選書 ★　美國亞馬遜財金類排行榜第一名 ☆　英國亞馬遜經濟類排行榜第一名 ★　法國亞馬遜政治、企業投資類排行榜第一名 狂掃多國亞馬遜排行榜 No.1，報刊媒體瘋狂熱議，全球社畜含淚推薦 《債的歷史》大衛．格雷伯最新力作，顛覆你對工作的想像！ 「《狗屁工作》是現代職場的大揭露，充滿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真心告白。「涼差」不一定是「爽缺」，無所事事的工作不只是「廢」，員工還得費力假裝忙碌，瞎忙於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這一類的狗屁工作誤國誤民，有時還帶來例如金融海嘯的災難。」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如同剛過兩百歲誕辰的馬克思，格雷伯點出了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問題（當然他沒有馬克思般提出系統性的理論），雖然未能提出如何真正改變它。但至少，他讓我們意識到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義，以及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狗屁工作——如果你有的話。」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專文介紹】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何明修 ／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張鐵志 【有用推薦　】　 　　 清華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方怡潔　　　　　　　　　　　　　　 自由學者、作家　李明璁　　　　　　　　　　　　　　　　　 主持人　陳嘉行（焦糖）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張烽益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劉瑞華　 ◆ 為何這份工作明明爛透了，卻無法說出口？ ◇ 強調效率利益至上的私營企業，冗員數竟然會比公部門還多？ ◆ 「怨人有，笑人無」的全球民粹反智氛圍，居然也跟工作有關？ 工作好無聊！這工作根本就是狗屁，有做沒做哪有差！你是不是也這樣怒吼千百次了？1930 年凱因斯曾預言，科技發展將讓人類工時變短，但這個願景並未實現：全世界發明了各式各樣叫不出名堂的「服務性」職業，各種諮詢、顧問、仲介、行政……根據統計，竟有高達 40% 的人在做這類工作。受訪者對自己工作的枯燥乏味感到絕望，感覺不出自身貢獻，「少了我根本沒差」。 上述「狗屁工作論」的發想源自 2013 年格雷伯一篇網路刊文。該文一推出後轟動全球，兩周內轉發逾百萬次，更在短時間內被譯成十幾種語言，甚至驚動主流財經媒體為文回應。全世界各地人士紛紛寄信給格雷伯，分享自身的狗屁工作經驗，讓他決定擴大該文篇幅，撰寫成一本書。本書中他援引諸多真實案例，將數年來的觀察、研究與反思悉數呈現。他舉出狗屁工作的五大類型（幫閑、打手、補漏人、打勾人、任務大師），分析職員無可奈何的困頓心態，更回到歷史追溯資本社會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隱含的瑕疵，探討此類工作大量增生之因，以及為何政府不去遏止這類現象。他認為，狗屁工作貶抑了人的存在價值，更助長了當前社會反智民粹對立。狗屁工作是理解當代社會病徵的一個重要現象，所有人都應該正視這個從來沒人願意好好關注的問題。承繼他的犀利風格，本書將再度扭轉既定觀念，是新時代必讀的工作思維書。 【國外讚譽】 機敏，極富魅力。 ——《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 開創全新想法、激發群眾辯論的大師。 ——Slate 令人驚奇的原創思想家……總能以機敏風趣的口吻，傳達複雜的想法。 —The Telegraph (UK) 對我們的工作生活一次發人深省的盤檢。 ——《金融時報》 記錄諸多悲慘個案之餘，這本書就像一幅肖像畫，畫出了這個社會忘了自身存在為何的面貌。 ——《衛報》 這本書想問，是否有個更好的方式能組織起全世界的工作——確實是個好問題。 ——《紐約時報》 既滑稽又活靈活現，點出了我們既定價值的一次文化轉移。 ——《紐約郵報》 這可能會是你今年讀到最棒的一本非小說書。記得別告訴你老闆就好。 ——The Globe and Mail 每一位千禧世代及 Z 世代的新科畢業生都該讀這本書……格雷伯以學院式的嚴謹但清爽易讀的文筆，帶我們理解這些似是而非又容易被誤解的狗屁工作。 ——網路媒體 Salon.com 先不管皮凱提或馬克思了。在社畜經濟底下，格雷伯說這一切都是狗屁……對那些做類似機器人煎肉排這種鳥工作、每分每秒都是煎熬的白領階級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些指引。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國內推薦】 揭露無用勞動的空虛價值，逼視無謂工作對人性消耗。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我早知道有些人做的事根本是狗屁工作，這本書提醒我，應該想想自己做的事會不會也是如此。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根據英、美近年調查顯示，有近四成的受薪階級覺得自己的工作『存在這世上其實沒有太多意義』；但多數有此認知的人卻又無奈表示，不太可能在短期內轉換職涯。本書精準歸納了這些「狗屁工作」，並非傳統馬克思主義所關切、異化的低技術性體力勞動，相對的，反而是存在於那些被視為專業、甚至擁有管理權力、從事販售或提供服務的白領僱員身上。他們都有社會認可的穩定職務，但撥開來看，實際工作內容卻可能都是缺乏意義的反覆。 作者犀利指出，之所以會造成無意義工作不斷擴張，弔詭地竟是透過教育所形成的社會共識：強調自我實現立基於工作表現。這導致「就業機會成為左右派都追求的口號」，卻沒有多思考創造這些工作本身是否存在意義價值。解方或許在於：採行全民基本收入（UBI），由政府無條件提供國民最低生活給付，這呼應了近年席捲全球引發熱議的社會改革方案。作者倡議以此賦權人們有更多機會從無意義工作中解放出來，去探尋自己更想要、更適合的生活方式。 ——李明璁，作家、自由學者

導讀 推薦序 前言：論狗屁工作現象 第一章　狗屁工作是什麼？ 為什麼黑手黨的殺手不適合用來說明狗屁工作 | 論主觀要素的份量，還有，為什麼可以合理假定，自認在做狗屁工作的人大致是對的 | 論大家常誤以為狗屁工作多半局限在公部門內 | 為什麼髮型師完全不適合說明狗屁工作 | 論部分狗屁工作、大半狗屁工作和純粹又徹底狗屁工作的差異 第二章　狗屁工作有哪些？ 五大類狗屁工作 | 一、幫閑（flunky）在做什麼 | 二、打手（goon）在做什麼 | 三、補漏人（duct taper）在做什麼 | 四、打勾人（box ticker）在做什麼 | 五、任務大師（taskmaster）在做什麼 | 論複雜的多重型態狗屁工作 | 順便講一下二階狗屁工作 | 最後提點，簡短回顧一個問題：有可能做著狗屁工作而不自知嗎？ 第三章　為什麼做狗屁工作的人照三餐表達不開心？（論精神暴力，第一部分） 為什麼一個顯然占涼缺的年輕人就是沒辦法應付他的處境 | 談狗屁工作核心的虛假與漫無目的的經驗，又，如今看重讓年輕人也感受虛假和漫無目的的經驗 | 我們關於人類動機的基礎假定，似乎多半不正確，為什麼？ | 簡短的題外話，談閑冗的歷史，尤其「買別人的時間」這個概念 | 談時間的道德與自然工作節律的衝突，及其創造的怨恨 第四章　有份狗屁工作是什麼體驗？（論精神暴力，第二部分） 為什麼有份狗屁工作不見得那麼糟 | 論曖昧不清和受迫假扮的辛酸 | 論操之不在己的辛酸 | 論不敢直陳辛酸的辛酸 | 論自知在害人的辛酸 | 小結：論狗屁工作對人類創造力的影響，兼論：試圖用創意或政治的作法，抨擊無謂的業務內容，怎麼可以視為一種形式的精神戰事 第五章　為什麼狗屁工作大量增生？ 簡短的題外話，論因果關係和社會學解釋的性質 | 數記政府在創造和維持狗屁工作時擔任的角色 | 談幾種對狗屁工作崛起的錯誤解釋 | 為什麼可以把金融業當成創造狗屁工作的典範 | 論當前的管理封建制哪些方面像、哪些方面不像古典封建制 | 創意產業不斷增設執行中間的執行位階，如何彰顯了管理封建制 | 結論，並簡短回顧三層次的因果關係 第六章　我們共在一個社會，為什麼不反對無謂雇傭的增長？ 論不可能發展出價值的絕對量尺 |雖然很難說清楚社會價值是什麼，但為什麼當代社會的大多數人確實接受有別於經濟價值的社會價值概念 | 談工作的社會價值和支付給工作者大概的金錢多寡，其間的反向關係 | 論我們對勞動的態度的神學根源 | 「有償勞動是成年人類的健全發展所必需」這個北歐想法的起源 | 隨資本主義到來，諸多領域視工作為社會改革的手段，抑或，說到底本身就是一種美德，這是怎麼發生的？而勞工是如何擁抱勞動價值論以反制 | 談勞動價值論在十九世紀日益流行時的關鍵瑕疵，而資方如何占這個瑕疵的便宜 | 二十世紀間，人們益發把工作首先當成規訓和自我犧牲的形式，以此評斷工作的價值 第七章　狗屁工作的政治效應為何？對這樣的處境，我們能做點什麼嗎？ 論怨恨的制衡如何維護了管理封建制下的政治文化 | 當前引進機器人的危機，怎麼跟較大的狗屁工作問題拉上關係 | 任其無用的政治遺毒，以及照護部門生產力衰落的後果，畢竟放著狗屁工作不管，會推進照護階級抗爭 | 如果有一套綱領能促進工作跟補償脫勾，終結本書描述的兩難，那一視同仁的基本收入會是一個例子 鳴謝／註釋／書目資料

◎文／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低薪化與非典型勞動盛行的當今社會，事少輕鬆的工作恐怕是許多人所夢寐以求的。你只要付出很少的努力，就可以坐享比許多辛勞基層勞工更優渥的待遇、更穩定的就業保障，這種爽缺肯定會是就業市場的熱門首選。很多人可能認為，這種好康的涼缺只會在被認為沒有效率的公部門出現，私人企業有營利壓力，不會容忍人事冗員之情事。要不然台灣為何到處可以看到考公務員、考國營事業的補習班，卻沒有補教名師可以教人如何考進台積電？難道，那些有志「擁抱公職」的考生真的是充滿了滿腔熱血，想要貢獻國家嗎？米蟲人生雖然可恥，但是卻十分管用。 　　 　　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４０％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Bullshit Jobs）一書打破了這樣的刻板看法。無論其待遇如何，事少的工作往往缺乏意義，不僅剝奪了當事者的滿足感與成就感，他們還必得費力假裝忙碌，或甚至瞎忙於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當然會有人為了維持生計，願意忍受這些不斷否定自我存在感的工作，但是格雷伯強調，也有不少人寧願為了自我尊嚴與自我實現，而決定放棄這些職位。 　　 　　政府部門的「鐵飯碗」當然是傳統的涼缺，以往社會主義國家採取計畫經濟，其結果是效率低落與浪費。「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我們則是假裝工作」是廣為流傳的笑話；不過，格雷伯特別指出，同樣現象在當代資本主義仍是明顯可見，而且私部門才是晚近涼缺迅速擴張的主因。自動化減少了生產線上所需要的勞工，新增加的職位是屬於管理、行政、監督的性質。營業版圖的擴張越來越不是招攬更多的基層生產性勞工，而是僱用更多的客服、公關、行銷、法務等專員。金融資本主義的到來，也使得越來越多人是靠提供規劃、諮詢、稽核等充滿象徵符碼的服務為生。換言之，實質做事的人並沒有增加，反倒是越來越多人在一旁搖旗吶喊、敲鑼打鼓；其實沒有這些「不事生產」的工作，社會也不會面臨匱乏。 　　 　　格雷伯將這一類的涼缺稱為「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是沒有必要性的；重要的是，當事者都是心知肚明，且基於種種的理由而配合演出。根據英國民調，有三成七的受訪者坦誠自己的工作是沒有真正作用，因此格雷伯估算當代社會約有四成的工作是屬於這一類。狗屁工作包括一些點綴性質的門房、電梯操作員、公司接待人員、行政助理。除了這些日常例子之外，看似需要專業能力的公關、行銷、法務、會計人員也被他臚列其中，原因在於私人企業招聘這些職缺，不是反應內部的需要，而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有這樣的部門。《４０％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一書精彩之處在於，格雷伯收集了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的真心告白，等於是現代職場的大揭露。 　　 　　無論是在藍領或在白領，這種「狗屁工作」都快速蔓延，甚至一些原本具有生產性的工作，其從業人員也得花更多時間投入純粹為應付上級的表面工作。格雷伯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他也舉了許多大部分學院工作者都熟悉的情境：大學裡行政人員成長的幅度遠超過教師，教授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撰寫績效評估、申請計畫、成果報告，而不是從事實際的教學與研究。雖然格雷伯沒有提到，但警察、消防員、醫護人員等也面臨相同的現象：不斷滋生的表單、更嚴格的評鑑、更加密集的實地訪察等「業務」，甚至取代了最首要的「勤務」。工作表現不再是關於你真正做了什麼，而是督導人員看到了什麼，這樣一來，上班時間越來越像一場真人實境秀，重點在於迎合上級的期待，實際的產出反而成為次要的考慮。 　　 　　格雷伯發現，「狗屁工作」的登場導致薪資與其社會貢獻成反比的現象。如果沒有清潔工人、公車司機、保姆、幼教老師，現代社會社就無法運作，但是這些「非狗屁工作」卻往往待遇微薄。相對地，如果少了一些行銷高手、公關大師、王牌律師，或許我們可以減少無謂的過度消費、不實廣告、濫興訴訟。事實上，有些「狗屁工作」反而是誤國誤民。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之所以爆發，起因即是過度的金融化，一些不良授信的債務被包裹成為投資理財的商品，而信用評等、金融監理、理專人員都將應有的把關工作當成無關緊要的文書作業，彼此相互放水，馬馬虎虎，才釀成如此大禍。 　　 　　在《債的歷史》一書，格雷伯從非洲民族誌談到當前的債務危機，他試圖證明債不只是一項經濟的範疇，而是與人類的倫理觀念緊密連接。追根究柢，我們的經濟生活不應被視為一種自成一格的專屬領域，完全由供給與需求定律所決定。相對地，人類學出身的格雷伯採取了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的觀點，認為人類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行為其實是座落於廣大生活的一環，也同樣受到其道德規範的約束。也因此，如何看待事少輕鬆的涼缺，當事人的想法不會只是計較其物質回報，也會考慮相關的精神代價。米蟲工作或許是付出最少、收益最多的選項，但誠如本書所強調，廢材工作的結果就是廢材人生，許多人寧願選擇去擁抱更真實的自我。 　　 　　從相同的道德經濟觀點出發，《４０％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強調當代工作被加諸了各種道德的意涵，有一份工作並投入工作，被視為是積極正面的人格之展現，無論其工作到底帶了何種貢獻。瞎忙可能傷天害理、誤國誤民，但總被認為是比終日悠閒、無所事事更好的選項。也因此，政治人物總是在競選時打出「創造就業」的口號，他們不會在意更多的工作是否真正提升整體的福祉。 　　 　　格雷伯是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其成名之部分原因在於他親身參與了二○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無政府主義者向來認為國家是壓迫人民的工具，而無法帶來真正的解放，《為什麼上街頭》的讀者應該都清楚他的政治傾向。在本書最後，格雷伯主張要避免狗屁工作的危害，可以從降低工時與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著手，如此一來，就不會有人被迫去從事那些害人害及的工作。不過，這兩項訴求是否有可能不透過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而達成，這本身就充滿了疑問。 　　 　　「狗屁工作」一詞的確是點出許多人覺得工作很「廢」的心聲，讀完這一本書，一定有很多讀者覺得本書非常中肯，講出自己深刻體驗的心聲。但除此之外，這個詞彙是否有增進我們既有的知識理解，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本書所列舉的例子而言，我認為至少可以再細分三類。首先，從古時候的王公貴族到現代的商業大亨，他們的公開與日常生活本來就是被一群隨侍人員所包圍，而他們所負責的不外乎是儀式性的狗屁工作。其次，現代的科層體制採取層級負責、業務分工的組織原則，因此免不了冗長的公文旅行，這可以姑且稱之為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最後，隨著當代社會的複雜性增加，各種專業知識滋生，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專家協助各種公私部門的治理。而專家治理的問題即是，我們無法直接知道受委託專家的實際表現，只能另外再請專家再來評估其成效，如此即是創造出許多專家性的狗屁工作。 　　 　　或許更細膩地拆解與分類上既有的涼缺，而不是將其一股腦兒稱為「狗屁工作」，才能進一步解答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只要有社會不平等，儀式性的狗屁工作就很可能永遠無法根除，這是炫耀性消費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彰顯某些人屬於高等人，有別於芸芸眾生。透過更理性化的管理，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或許可以被減少或避免，畢竟這違害了組織運作的效率，也是領導者所關切的事項。我個人認為，最難處理的即是專家性的狗屁工作，因為我們必得依賴專家提供各種最新的專業知識，但是我們又無法避免專家之間會產生共謀，聯手剝削社會公眾。面對這種困境，我們得深入推動科技民主化，要求專家真誠與公眾對話，以增進其決策的可課責性。如此，「狗屁工作」的問題才能有積極解決的契機。

　　二○一三年春天，我不小心引發了一場茶壺裡的國際騷動。 　　 　　事情是這樣的：那年有本新發行的基進雜誌叫《迸！》（Strike），編輯要我寫篇專文，愈引戰愈好，最好別家都不敢登。這種題目我向來都有一、兩個在醞釀，於是我打了草稿給他過目，標題是「論狗屁工作現象」。 　　 　　文章是從一個直覺起頭的。有一類工作，在圈外人眼裡閒閒沒事，而且每個人都不陌生：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人、公關研究員、財務策略師、商務律師，或是把時間花在給委員會充人頭、而這委員會是要檢討委員會浮濫問題的那種人（學院裡比比皆是）。這類工作的清單簡直可以沒完沒了地開下去。那時我想，會不會這些工作真的毫無用處，而且做這些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總有人會覺得工作漫無目的又無足輕重，你肯定遇過這樣的張三李四。不過，要是成年後的人生每週五天，早上都不得不爬起來把他們私底下深信根本不需要去做的差事做完——那些差事只是浪費時間或資源，搞不好還害世界變得更糟——這也未免太讓人氣餒了吧。這對我們的社會難道不是一種心靈重創嗎？果真如此，卻從來沒人試著談論這道傷口。據我所知，問大家是否樂在工作的問卷不計其數，但卻沒有一份問我們，是否認同這世上理當該有自己做的這份差事。 　　 　　無用的工作說不定在我們的社會裡到處都有，人人卻避而不談，但其實也不是說不通。「工作」這個題目處處是禁忌。大多數人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樂於找藉口不上班，就連這樣的事實人們也不好在電視上大方說出口——電視新聞鐵定不適合，所幸紀錄片和情境喜劇還勉強可以含沙射影。我本人就經歷過這種禁忌：我曾經擔任過行動倡議團體的媒體聯絡人，當時謠傳該團體為抗議一場全球經濟高峰會，正在策劃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其中一步是要癱瘓華盛頓特區的運輸系統。離峰會時間愈來愈近，我走到哪都像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分子），公務員喜孜孜地上前問我：禮拜一他們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可在同一時間，電視台的人也沒閒著：他們採訪市府公務員，其中幾個想當然爾跟上前問我的是同一批人，他們知道上電視該講什麼，開口就說要是沒辦法上班該多慘。看來，沒有人能大方表示自己對這類議題的想法——至少在公共場合是如此。 　　 　　都說得通，只是當時我還沒想明白。我多多少少是抱持實驗的心態寫下那篇文章，一心想看看文章會激起什麼樣的反應。 　　 　　以下是我為《迸！》二○一三年八月號寫的內容： 　　 　　論「狗屁工作」現象 　　 　　一九三○年，凱因斯預測二十世紀尾聲時，科技將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像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一週只要工作十五小時就夠了。單就科技面來說綽綽有餘，誰都相信預言會成真，然而預言就是沒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飭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做更多事。這可得憑空造出實質上不知所謂的工作才行。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歐洲和北美尤其嚴重。這種情形使人離心離德，是劃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表示意見。 　　 　　直至一九六○年代，人們都還殷殷期盼凱因斯擔保的烏托邦，但為什麼沒有成真？今天的標準答案是，他沒料到消費主義暴漲；一邊是工時減少，一邊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們集體選擇了更多玩物和快感。這則道德故事說來動聽，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沒錯，二十世紀以降，我們目睹新工作和產業憑空誕生，類別多得數不完，但其中幾乎都跟壽司、iPhone或潮鞋的生產與分銷毫無關聯。 　　 　　那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名堂？最近有一份報告，比較美國一九一○年和二○○○年的就業狀況，讓我們得以一窺全豹（提醒各位：英國的狀況半斤八兩）。二十世紀當中，受僱為家僕、受僱於產業界和農場部門的工人數遽降，同時「專業、經理、辦公室行政、銷售，以及服務人員」翻了三倍，成長幅度「從總受僱人數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換句話說，凱因斯預言得不錯，生產性質的工作多半自動化了（即使將全球工業工人的數量都計入，包括印度和中國的血汗大眾，但投身生產部門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還是下降了）。 　　 　　儘管工時大幅減少，這世界上的人還是不能自由致力於自己的計畫、尋歡、追逐願景和點子；反之，我們經歷的是「服務」部門膨脹，行政部門甚至更腫大，還沒算上憑空創造出來的全新產業，像是金融服務或電話銷售，或企業法務、學院和醫療行政、人力資源，還有公共關係等行業前所未見的擴張。而為上述產業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於整批附隨產業（幫狗洗澡的人、大夜送披薩的人），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忙著做其他同類型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甚至還沒呈現在上述的數字裡。 　　 　　我提議把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隻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妙就妙在這裡。資本主義底下恰恰就不該發生這種事情。我當然知道像蘇聯那樣過時、效率不彰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責任，該體系不得不編造出諸多工作來迎合就業（所以蘇聯的百貨公司要三個店員來賣一塊肉）。可是，市場競爭不是理當修正這種問題嗎？至少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謀求利潤的廠商萬萬不會把錢浪擲在無需僱用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企業有時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這種事情，被資遣的、被要求無償加班的，無一例外是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和維護東西的人，而到頭來，領薪水送公文的人數節節攀升，這箇中離奇的煉金術沒人可以解釋。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工人，帳面工時每週四十甚至五十小時，但實際上如凱因斯所預言，只做了十五個小時，因為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籌備或參加激勵士氣的研討會、更新Facebook個人檔案，或下載全套影集上。 　　 　　顯然答案非關經濟，而是關乎道德和政治。統治階級想通了：快樂又多產的人口，要是有餘裕自由支配時間，就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想想這種現象初露苗頭的一九六○年代都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人們能從工作本身感受道德價值，若是不情願一起床就投身緊湊的工作紀律，誰就沒飯吃，這樣的想法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在是方便得無以復加。 　　 　　有一次，我本來在思索英國學術部門裡儼然不斷增加的行政職責，突然想到一種可能的地獄景象。所謂地獄，就是一批人個個耗費大把時間，做他們不喜歡也不特別擅長的差事。就說他們本來是優秀的櫥櫃師傅，於是被僱用好了，一來才發現上頭要他們多花一大堆時間煎魚，而且還不是非煎不可，畢竟需要煎的魚總數有限。豈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櫥櫃的時間說不定比自己多，卻沒煎好份內的魚，他們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場就堆滿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勁的魚，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這些魚。 　　 　　說真的，上面這段拿來描述我們經濟的道德動力，我認為還算準確。 　　 　　走筆至此，我明白諸如此類的主張都會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駁：「你有什麼資格評斷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謂的『必需』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是人類學教授——人類學教授的『用處』是什麼？」（而且，許多八卦板鄉民確實會認為敝人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費社會開銷的明證。）社會價值沒有客觀的尺度，這在某個層面上顯然為真。 　　 　　如果你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對世界作出了有意義的貢獻，我不會失禮到跟你說不是這麼回事。然而打從心底認定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又該怎麼說？不久前，我跟一個十五歲之後就沒聯絡的同校朋友重新聯絡上，驚訝地得知他在這段時間裡先成了詩人，後來又在一支獨立搖滾樂隊當主唱。我曾在廣播上聽過他的幾首歌，那時完全沒想到我竟然會認識這位歌手。他顯然曾經才華洋溢、銳意創新，他的作品也肯定點亮、提振了世界各地聽眾的生活。好景不常，幾張專輯銷路不佳，導致他失去合約，債務纏身，還要養剛出生的女兒。結果，用他的話說，他「走上好多漫無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選擇：法學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承他的工作毫無意義、對世界了無貢獻，照他自己的估量則根本不該存在。 　　 　　這段故事可能會讓你滿腹疑雲。首先你會問：我們的社會對才華洋溢的詩人——樂手的需求似乎極其有限，反觀對公司法專家的需求顯然不知饜足，由此可見得我們社會的什麼特徵？（答：倘若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絕大部分可動支的財富，那我們所謂的「市場」會反映他們認為有用或重要的事物，其他人怎麼想則無關緊要。）更耐人尋味的是，從這段故事看來，做著不知所謂工作的人，到頭來多半自己心裡有數；坦白說我遇過一百個公司法律師，有一百零一個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狗屎。上面提到的新興產業幾乎全都一個樣。有一整類的領薪水專家是這樣的：你參加派對時遇到他們，自承做的事情還有點意思（比方說人類學者），但他們避而不談自己是做哪一行的；杯觥交錯之後，他們才喋喋不休地講起自己的工作其實有多無謂、多愚蠢。 　　 　　這是一種深刻的心理暴力。如果你私底下覺得你的工作不該存在，談勞動尊嚴未免太奢侈。如果你承受這樣的心理暴力，能不滿腔盛怒和怨恨嗎？但這就是我們社會格外機巧之處：主導社會安排的人想出一套辦法，確保那股怒氣對準真的能做有意義的工作的人，就像煎魚手的例子。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社會似乎有條通則，亦即一個人做的事情愈是明顯地造福別人，就愈是不容易從這件事中獲得酬勞。又來了，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尺度，不過下面這個問題會讓你比較容易有個概念：如果這一整類人憑空消失，會發生什麼事？你平時不會關注護士、垃圾清運員或技師，但若他們化作一陣輕煙消失，你會立即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後果。少了老師或碼頭工人，世界馬上要遭殃；就只是少了科幻小說寫手或斯卡音樂家，也會是更糟的世界。至於私人企業執行長、遊說員、公關研究員、保險精算師、電話銷售員、法警或是法律顧問，他們消失後人類會承受怎樣的損失，一時半刻還看不出來（很多人斷定人類會變得更好）。 話說回來，除了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少數例外（醫生），你實在很難去駁倒這條通則。 　　 　　更離譜的是，很多人覺得事情就該是這樣，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神祕力量之一。譬如，地鐵工人在合約爭議期間癱瘓倫敦交通，小報就把怨恨之情算在工人頭上；然而地鐵工人有辦法癱瘓倫敦，這就說明了他們的工作實在不可或缺，但人們正是因為這個事實惱羞成怒。在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甚至更直白：共和黨人成功動員群眾去怨恨學校教師和汽車工人（卻不是實際捅婁子的學校管理人員或汽車產業的經理人，這現象值得深思）拿的薪水和福利太浮誇，簡直像是在對他們說：「你好歹還有機會教小孩！有機會製造汽車！有機會做真正的工作！你有這些機會，還敢指望中產階級的年金和醫療照護？」 　　 　　假如是有人完美地設計了一套工作體制，用來維護金融資本的權力，那我看這人已經做到淋漓盡致了。這套工作體制無止境地壓榨、剝削實實在在生產出東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階層和較大的一個階層；人人唾罵的失業者屬於惶恐的階層，較大的階層說穿了就是拿錢吃閒飯，分派到的〔社會〕位置讓他們認同統治階級（經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觀點和感知模式，其闊綽的代言人更讓他們癡迷。但在此同時，這套工作體制又煨養著一股蠢蠢欲動的怨恨；誰的工作具備清楚又難以否認的社會價值，怨恨的矛頭就指向誰。不用我說，這套體系從來不是誰有心設計的，而是從近一世紀的試誤中茁生。我們的科技如此發達，理當每個人每天只工作三到四小時才是；何以不是如此，恐怕也只能這樣解釋了。 　　 　　＊＊＊ 　　 　　要是一篇專文提到的假說，能用讀者讀完該文的反應來驗證，那就對了。〈論狗屁工作現象〉刊出後的迴響一發不可收拾。 　　 　　無巧不巧，拙文刊行後的那兩週，我的伴侶跟我正好決定帶一筐書，在魁北克鄉間的一幢小屋裡作伴兩週，還約好要找個沒有無線網路的地方。那篇專文一發就如病毒般擴散，我坐困僻地，只能在手機上旁觀後續。數週間，該文就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包括德文、挪威文、瑞典文、法文、捷克文、羅馬尼亞文、俄文、土耳其文、拉脫維亞文、波蘭文、希臘文、愛沙尼亞文、加泰隆尼亞文和韓文，瑞士到奧地利都有報紙轉載。《迸！》貼出文章的原網頁迎來破百萬次點擊，流量太大屢次當機。部落格遍地開花，留言區寫滿了白領專業人士的自白；人們寫信給我尋求開導，也有人告訴我他們受該文激勵，辭掉工作找更有意義的事做。下面這則激昂的回應（我收到上百則）來自澳洲《坎培拉時報》的留言區： 　　 　　「哇，一針見血！我是企業法律顧問（確切來說是稅務律師）。我對世界毫無貢獻，無時無刻都滿腹牢騷。我不喜歡魯莽地說什麼「那何必做？」，因為絕對沒那麼一翻兩瞪眼。至少我別無他法，眼前只能為那百分之一效犬馬之勞，讓他們賞我一幢雪梨的房子，才能養我那未來的小孩……因為科技，現在我們能用兩天做完以前要花五天做的事；但因為「嗡嗡嗡」的生產力症頭，上頭仍舊要求我們將自己被埋沒的企圖心擱在一旁，為他人的利益做牛做馬。管你是信智能設計還是信演化，反正人不是生來工作的——對我來說，這一切不過就是貪婪，由生活必需品膨風的標價撐起來的貪婪。」 　　 　　某日，我接到不願具名的粉絲傳訊息來：他被拉進金融服務社群的人組成的鬆散圈子，裡頭在傳這篇文章，一天之內他就收到五封夾帶了拙文的電子郵件（當然也反映不少從事金融服務的人無所事事）。不過，有多少人真心認同他們的工作超廢——而不是，比方說，分享拙文其實暗藏機鋒？上述現象無助於回答這個問題，但不久還真的有統計佐證發表了。 　　 　　文章刊出後一年多，二○一五年一月五日，新年的第一個星期一，倫敦人紛紛收假，返回崗位。某人取走倫敦地鐵列車裡的數百張廣告，換上一系列游擊海報，上面寫著從原文摘出來的句子。他們選了下面這幾句： 　　 　　「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隻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 　　「這種情形使人離心離德，是劃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表示意見。」 　　「如果你私底下覺得你的工作不該存在，談勞動尊嚴未免太奢侈。」 　　 　　海報戰的迴響又在媒體上引起一波討論（我在《今日俄羅斯》上匆匆露了臉），影響所及，民調機構YouGov自發性地測試文章的假說，用截取自該文的字句，對英國人作了民調，問題如下：你的工作是否「對世界作出有意義的貢獻」？誰料，有超過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訪者回答「否」（答「是」的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十三的受訪者不確定）。 　　 　　這幾乎是我預期結果的兩倍——我本來設想狗屁工作差不多會占二十個百分比。還沒完，稍後在荷蘭又有個民調，結果幾乎一模一樣，其實還高了一些：有百分之四十的荷蘭工作者認為，他們的工作沒有存在的必要。 　　 　　這下子，不只公眾的反應核實了文章的假說，連統計調查也核實了，白紙黑字。 　　 　　＊＊＊ 　　 　　事實擺在眼前：我們正面臨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卻幾乎沒有人去徹底關注過它。 僅僅只是打開一種討論它的方式，很多人就覺得如釋重負了，接下來人們一定會多方探索之。 　　 　　二○一三年的文章是寫給一本探討革命取向政治的雜誌，內容側重狗屁工作問題的政治意涵，本書的體系會比原本的專文更嚴謹，畢竟該文只是我當時醞釀的一系列主張之一。我當時在思考的是，柴契爾和雷根當政時主導世界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跟官方宣稱的完全相反：它其實是一個經濟皮、政治骨的計畫。 　　 　　不這樣想，我沒辦法解釋當權者的實際作為。新自由主義的說詞三句不離釋放市場的魔力、經濟效率理當凌駕其他價值云云，可是自由市場政策的總體效果，卻是讓世界各地的經濟成長率都慢了下來，僅印度和中國除外；科學和科技進展停滯；在最富有的國家，年輕世代過的日子恐怕不比雙親豐裕，這是好幾個世紀以來首見。然而，市場意識形態的支持者觀察到上述效應後，千篇一律地呼籲不用改藥方，只需加重劑量，政治人物也從善如流。我只覺得莫名其妙。假設一家私人公司聘個顧問來制定商業計畫，結果利潤陡降，那顧問就會被開除。就算不開除，雇主也會要求顧問另擬一份計畫。可是自由市場改革從來不是這樣玩的；改革跌得愈重，執行愈是不遺餘力。唯一合乎邏輯的結論是：驅動計畫的，不是對「拼經濟」的迫切要求。 　　 　　那驅動計畫的是什麼？我把腦筋轉向從政階級的思維套路上。當前做關鍵決策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在一九六○年代念的大學，那時的校園是政治躁動的震央；他們念茲在茲，同樣的事絕不可重演。這導致他們儘管顧念經濟指標衰退，但更樂見全球化、掏空工會權力和催生朝不保夕又過勞的人力，三者共同產生的效應把財富和權力同時輸往富人，並將組織起來挑戰其權力的基礎摧殘殆盡。他們一邊任其發生，一邊油條地讚許六○年代號召的享樂主義式個人解放（後來大家都說是「生活風格自由行，財政預算保守就行」）。這樣的政策在經濟上不見得是帖良藥，但政治上簡直是靈丹妙藥；如果沒出什麼亂子，他們完全沒有誘因罷手。拙文只是跟緊了一個洞見：你發現某人打著經濟效率的招牌，卻做著在經濟上完全沒道理的事（好比說付一筆可觀的酬勞請人來整天不做事），最好效法古羅馬人，先問：「Qui bono?」——「誰得利？」——又是怎麼得利的。 　　 　　本書接下來要提出的，與其說是一套串謀理論，不如說是反串謀的理論。我在書中追問的是人們為什麼沒有採取行動。經濟趨勢發生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如果趨勢是給有錢有權的人找麻煩，那些有錢有權的人就會對體制施壓，令其進場收拾局面。二○○八到○九年的金融危機後，大型投資銀行獲得紓困，拿不動產去抵押的老百姓則不然，道理就在這裡。接下來的章節，我會帶讀者了解，狗屁工作的增生事出有因，我真正質問的是為什麼沒有人介入（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暗助」）此事，有所作為。 　　 　　＊＊＊ 　　 　　我相信，廢冗聘雇現象還是一面窗，讓我們得以窺見更深層的社會問題。我們不只要問：怎麼會有這麼大比例的人力為他們自己都認為無謂的差事窮忙？更要問：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認定這樣的事態是正常、勢不可免——甚至值得追求的？更讓人不得其解的還有：就算他們確實大致同意上述意見，還相信為無謂工作勞動的人比做他們認為有用的事的人該拿更多薪水、獲得更多榮譽和肯定，但倘若這輩子就待在拿錢不做事、或者做的事對他人毫無助益的位子上，難道不會覺得沮喪而酸苦嗎？此中肯定有形形色色矛盾的想法和衝動在起作用，本書的任務之一就是著手理出頭緒。所以，我要提出一些務實的問題，諸如：狗屁工作實際上是怎麼發生的？我也不免要問一些深邃的歷史問題，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怎麼逐漸相信創意理當伴隨著痛苦？或是：我們究竟是怎麼產生一個念頭，認為一個人的時間是有可能出售的？到頭來，我提出的大哉問也離不開「人性」二字。 　　 　　撰寫本書也有其政治目的。 　　 　　我把本書寫成一支射向我們文明核心的箭，因為我們所塑造的自己，有些地方已病入膏肓。我們迎來一個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義，甚至不求成果豐碩。我們逐漸相信，對職務淡漠、心存僥倖、不勤奮工作的男女是壞胚子，不值得獲得社群的關愛或協助。我們彷彿心照不宣地向我們自身遭受的奴役倒戈。明知有一半的時間投身毫無意義的工作，甚至從事有礙績效的活動（號令往往來自某個我們厭惡的人），但我們的政治反應不外乎放任怨恨化膿；這股怨恨來自於一個事實，亦即這個社會總有些人未曾陷入同樣的困境中。結果，憎惡、怨恨和猜疑成了串起社會的黏著劑。災情慘重，但願這一切能終止。 　　 　　倘若能為狗屁工作的終止略盡綿薄之力，寫作這本書就值得了。

作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譯者：李屹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9-01-28 ISBN：9789864776092 城邦書號：BK7086 規格：膠裝 / 單色 / 44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