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冬陽（推理評論人）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對在英格蘭南部樸茨茅斯郊區南海城執業的二十八歲醫生亞瑟．柯南．道爾來說，是改變其人生的重要時刻。原因無他，全世界無人不曉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正是在這個冬天自柯南．道爾的筆下誕生，於《比頓耶誕年刊》上刊載的長篇小說《血字的研究》首次登場。 　　 　　福爾摩斯脫胎自兩個人物：一是美國詩人暨小說家艾德格．愛倫．坡塑造的偵探奧古斯都．杜邦，一是柯南．道爾在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念書時跟隨學習的喬瑟夫．貝爾教授。杜邦是虛構人物，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的短篇故事〈莫爾格街凶殺案〉中巧妙解決了一樁駭人聽聞的母女死亡案。在此之前，這類恐怖詭譎、帶點超自然色彩的懸疑故事，往往著重氣氛的鋪排而欠缺合理的解釋，因而讓愛倫．坡嘗試在這樁不可能的密室犯罪安插通往真相的線索，使主角得以透過一般人都能認同的經驗法則與邏輯歸納的方式，抵達令人信服卻又深感意外的結局，是彼時理性主義展現在小說創作的一種手段，同時催生出「偵探小說」這個新興文類。 　　 　　貝爾教授則是真實人物，在柯南．道爾的母校擔任教職與臨床醫學工作。除了運用與時俱進的科學方法及技術進行醫療行為外，貝爾教授十分擅長從問診過程中獲取徵象之外、病患沒主動說出口的額外資訊，例如觀察求診者的衣著推敲出職業身分、從說話的口音辨識是哪裡人、解讀肢體語言獲悉家庭狀況等（沒錯，這也正是福爾摩斯擅長的事），在諸多細節裡開始「逆向推論」，自病狀推導回病因，同時用消去法刪除不合宜的推測，準確做出最適當的治療。此舉與偵探小說的書寫架構相融合後，柯南．道爾不但讓福爾摩斯因此成為名偵探的代名詞，更帶動起迄今超過一百三十年的創作浪潮。 　　 　　然而，此番「偵探成就」不光展現在虛構的小說世界裡，現實生活中的辦案功績也極其耀眼，而且還是柯南．道爾本人親自參與。 　　 　　早在《血字的研究》出版隔年，倫敦便發生了至今仍未宣告偵破的開膛手傑克案，據稱當時負責調查的蘇格蘭場高層的確請教了柯南．道爾（後來英國警方的辦案方式，亦參考了福爾摩斯探案而修正或新設流程），他也與幾位熱衷討論刑案的朋友在聚會中推測真凶身分。除此之外，最知名的另外兩個案件，就屬「喬治．艾達吉」案與本書主軸「奧斯卡．史雷特」案了，只不過《神探柯南．道爾》所陳述的並非小說家全盤掌控的虛構故事，亦是一樁耗時二十年才水落石出的冤案，卻較福爾摩斯的冒險更能呈現原創者「醫生偵探」的獨特性格：悲憫地、紳士地、理性邏輯地直指謬誤並推理出真凶與真相。 　　 　　這或許正是福爾摩斯故事歷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也是我們在今日閱讀這本真實犯罪調查的絕佳理由：現實不但比小說更加離奇，或許還更荒誕殘酷且發人深省。科學與法律並非不會出錯的工具，有意或無心的舉措都可能導引出偏差極遠的結果，虛構的世界能提供掩卷之餘一覺好眠的心安，寫實的生活中卻窩藏了無盡的謊言及無動於衷的冷漠——奧斯卡．史雷特案的始末與柯南．道爾騎士般的行徑，願能帶給這紛亂的世界多一絲撥亂反正的力氣。 　　 　　引言 　　 　　那是那個年代數一數二的聳動謀殺案，震撼二十世紀初的英國，不久後便舉世矚目。案件牽涉到家財萬貫的被害人、失竊的鑽石飾品、橫跨大西洋追凶，以及工於心計、堅不吐實的女僕。亞瑟．柯南．道爾爵士在一九一二年寫道，本案「凶殘冷血的程度，比起犯罪學者搜尋研究素材那些黑暗史料裡的案件毫不遜色。」 　　 　　儘管這起命案黑暗險惡，儘管柯南．道爾將會以它為題材寫下連篇累牘的文字，它的情節卻絕非虛構，而是真實案件。在這起案件中，高齡老婦被殺害；無辜男子遭到追捕、審判、定罪，差點送上絞刑架。套用柯南．道爾的話，這個審判不公事件 「將在犯罪史上永垂不朽，是官方顢頇無能與頑固不化的最惡劣實例。」柯南．道爾身為業餘偵探、社會鬥士兼滿腔熱忱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也將為此案耗盡心力。 　　 　　這件案子被喻為蘇格蘭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起因是一九○八年格拉斯哥一名高齡富婆在耶誕節前遭到謀殺。次年春天，當時剛抵達格拉斯哥不久的德國籍猶太賭徒被送上法庭受審判刑，他的姓名家喻戶曉，之後許多年的時間裡， 「別了奧斯卡 」（See you Oscar）成了格拉斯哥俗語，代表 「再見 」（See you later），因為later 與奧斯卡．史雷特（Oscar Slater）押韻。 　　 　　然而，史雷特的支持者事後調查發現，這個案子處處可見起訴與審判過程的失當，比如操控目擊者、隱匿辯方證據、教唆作偽證等等。柯南．道爾聲稱，這是「可恥的陷害，愚蠢與陰險等量齊觀。」一名正直警探說出他對調查與審判過程的高度質疑，結果賠上自己的前途。 　　 　　一九○九年五月，陪審團商議短短一小時左右，奧斯卡．史雷特便遭定罪，判處死刑。後來由於公眾對判決結果有所疑慮，他在踏上絞刑架前四十八小時獲得減刑，改判終身苦役。接下來十八年半，他被監禁在英國北部貧瘠荒蕪、狂風呼號的採石場，幾乎被世人遺忘。那地方就是彼得黑德皇家監獄（His Majesty’s Prison Peterhead），後來有 「蘇格蘭的古拉格」之稱。 　　 　　日復一日，史雷特頂著刺骨嚴寒或炙熱高溫，劈鑿巨大的花崗岩，吃著狄更斯筆下那種麵包、清湯與稀粥，忍受單獨監禁的淒苦寂寥。他說，等他在牢裡待滿二十年，就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到了一九二七年，史雷特突然獲釋，隔年甚至洗刷冤屈，罪名撤銷。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要歸功他在一九二五年託人從監獄偷偷帶出去的紙條。那是措辭激昂的求救訊息，求救對象正是柯南．道爾。 　　 　　柯南．道爾爵士身兼作家與醫生雙重身分，是舉世聞名的傑出人物，更是受壓迫階級的代言人，打從一開始，他就相信史雷特沒有殺人。一九一二年他公開參與這個案件，運用自己的強大力量，以福爾摩斯的精明剖析警方與檢方的行動，努力為史雷特爭取無罪開釋。只是，儘管他投注了個人的影響力與心力，他寫道， 「我對抗的是一群老謀深算的法曹，他們跟警方利害相關，休戚與共。」於是，正如某個評論家所言，本案定罪的證據是如此薄弱，在同樣的證據力下，「偷吃奶油的貓也不會挨打」。這個案子卻苟延殘喘二十年，變成那個時代最可悲的司法鬧劇。 　　 　　多虧柯南．道爾，這個故事才沒有以史雷特命喪監獄告終。柯南．道爾身為業餘偵探、作家、出版商，又是英國政治高層的幕後說客，在這個普遍不被看好的案件中，史雷特之所以能夠重獲自由，一般認為是他的功勞。柯南．道爾某本傳記作者曾經寫道， 「史雷特案給了柯南．道爾機會，扮演左拉在法國德雷福斯事件裡的角色。」 　　 　　業餘偵探 　　 　　柯南．道爾以偵探小說作家身分備受世人景仰，卻很少人知道他也是個改革鬥士。有個英國犯罪學者形容他是 「挫敗者的聖騎士」。柯南．道爾一九三○年過世，享年七十一歲，曾經二度參選國會議員失敗；一生敢言敢行，曾經推動離婚法改革；揭發比利時在剛果的暴行；為他因叛國罪被捕的朋友羅傑．凱斯曼（Roger Casement）爭取寬恕。到了晚年，他開始相信來生與靈魂，以他這種凡事講求理性的人而言，似乎充滿矛盾。福爾摩斯可說是西方文學界最知名的角色，身為這個人物的創造者，柯南．道爾經常受到公眾請託，要他協助解開真實世界的謎團，比如調查死因、尋找失蹤人口等等，不只一次成功扮演業餘偵探的角色。 　　 　　柯南．道爾出面力挺史雷特之前，也曾成功導正另一件轟動一時的錯誤判決。那件案子的主角是英印混血律師喬治．艾達吉（George Edalji），因殘害牲畜遭到判刑。柯南．道爾親自出馬調查案情，過程變成許多非小說書籍的題材，作家朱利安．拔恩斯二○○五年的作品︽亞瑟與喬治︾正是根據這個故事改編而成。 　　 　　史雷特的案子雖然牽涉到人命，知名度卻低得多，也許是因為這個案子比柯南．道爾處理過的其他案子複雜。舉例來說，艾達吉案在道德上絕對站得住腳，涉嫌人清白正直。 　　 　　艾達吉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品格無可挑剔；史雷特卻是來自歐洲大陸、還算友善的無賴。他流連歌廳賭場，據說（始終未經證實）還兼職拉皮條。柯南．道爾本人認為史雷特是個痞子，說他「厚顏無恥、浪蕩不羈。」短短八個字反映出他那個時代固有的文化認知。再者，柯南．道爾創造了極端理性的福爾摩斯，自己卻在晚年積極投入唯靈論，變成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柄。正因如此，對於他投身的任何活動，包括為史雷特主持公道，媒體和大眾就算不至於公然嘲弄，多半也態度保留。 　　 　　然而，這是柯南．道爾最後一次調查真正的犯罪案件，而且表現可圈可點。他孜孜不倦為史雷特爭取自由，凸顯他的人格特質：不怕困難的戰鬥精神、凌駕個人好惡的強烈榮譽感、優於警方的理性調查能力。而他也憑藉這種人格特質，成為他所處年代的明燈。如今我們有DNA證據協助破解冤案，柯南．道爾卻只憑明察秋毫與邏輯推理，就成功為史雷特平反，正如他筆下的福爾摩斯也是靠這種腦力激盪，成為名聞遐邇的人物。 　　 　　福爾摩斯手法 　　 　　本書內容有四條脈絡可尋。首先，故事描述一名罪犯不靠現代鑑識學的助力而能洗清冤屈。其次，書中解析柯南．道爾如何運用福爾摩斯系列小說裡獨特的偵查技巧，破解真實的謀殺案。史雷特的救命恩人兼具犯罪小說作家與醫生雙重身分，此事絕非偶然，因為偵查跟行醫一樣，都仰仗鑑別技巧。這種技巧的關鍵在於辨識、區別、解讀幾乎難以察覺的線索，以便重建消失的過去（福爾摩斯令人印象鮮明地指稱這種技巧為回溯推理［reason backward］）。柯南．道爾處理史雷特案過程中，幾乎處處可見這種手法。 　　 　　柯南．道爾研究史雷特案時充分發揮他鑑別診斷方面的想像力，他這種能力得自他醫學院教授喬瑟夫．貝爾（Joseph Bell）的薰陶。貝爾教授就是福爾摩斯的真人樣板，他的教導幫助柯南．道爾解開連串真實世界裡的醫療或犯罪案件謎團。 「我天生擅長觀察與推論。」福爾摩斯初見華生時對他說，「思緒列車慣常以飛速通過我的大腦，往往我得到了結論，卻未必覺察思考的步驟。不過，那些步驟確實存在。」 　　 　　同樣地，柯南．道爾調查史雷特案也有類似步驟。在他針對這起案件發表的文字與存檔信函裡，不難看出如假包換的福爾摩斯手法。他採用的方法包括尋找其他偵查人員疏忽的小細節；揪出檢警雙方邏輯上的矛盾；辨識反證，並深切明瞭它的價值。此外，正如福爾摩斯可能會說的話，要有觀察能力，而非只是看。他會善用這些技能，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解開套在史雷特脖子上那條以間接證據組成的鎖鍊。 　　 　　第三，本書對史雷特本人多有著墨。在過去那些討論這件案子為數不多的出版品之中，他幾乎是個隱形人，在他自己的故事裡缺席。本書引用一系列情真意切的書信填補這個缺憾：身在異鄉為異客的史雷特入監服刑將近二十年，期間他在德國三個世代的親人持續寄來充滿親情與鼓勵的書信。這些信件是苦樂參半的豐富材料，我們從中看見一個心思細膩、思想深刻的男人，儘管周遭通常沒有其他猶太人，他仍然咬牙苦撐堅持信仰。我們看見他左右為難，一方面不得不臣服於命運，另方面卻又不能全然絕望。我們揪心地看著他精神瀕臨崩潰。更揪心的是，等他終於重獲自由，卻再也見不到親愛的家人：他喪失德國國籍，不能馬上返回故國。不過，不能回國雖然遺憾，長遠來看或許救了他一命。 　　 　　第四，本書探討一個困擾史雷特支持者、牽扯超過一世紀的問題：案發後一星期內，格拉斯哥警方就知道史雷特不是凶手，為什麼對他窮追猛打、幾乎一路將他送進墳墓？答案揭露了二十世紀初犯罪調查的真實面。史雷特案發生在犯罪偵查技術的歷史轉捩點，大環境的條件對他不利。另外，這個答案也呈現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觀點，因為這個案子雖然見證了十九世紀典雅風範的沒落與二十世紀現代化的崛起，本質上卻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議題。這個案子始於愛德華時代，延伸到爵士年代，它確切無疑是所謂「漫長十九世紀」的產物。這段時期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或許更久以後。 　　 　　這個時期歷經了風馳電掣的社會改革，比如現代科學與醫學的興起，現代警察機關的出現，以及現代偵探文學的萌芽。這個時期如果籌組委員會，柯南．道爾必定是最高代表。在此同時，這個時期也以渴盼的眼神緬懷往昔，想望那個還沒有科技化戰爭大屠殺與可疑科學成果的時代。柯南．道爾同時擁抱自由主義與傳統價值，一方面崇尚科學方法，又跟許多對現代化感到不安的維多利亞時期人們一樣，相信靈魂世界的存在，或許沒有哪個公眾人物比他更足以代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 　　 　　史雷特案延宕超過二十年，它展現那段時期值得讚許的精神特質，比如勇氣、公平、忠於科學推理；卻也收納了許多不好的面向，像是階級成見、性議題的假道學、無端仇外、國家主義及反猶太主義。最重要的是，那個年代普遍重視榮譽、名聲與紳士風度，而本案的許多參與者，不論貴賤，包括柯南．道爾與史雷特在內，都受到這種氛圍支配。他們生命故事的交織在一九二九年達到高點，原本該是皆大歡喜的結局，卻演變為柯南．道爾口中「痛苦可鄙的餘波」，關鍵的爭執點正是榮譽。 　　 　　追根究柢，本書的核心議題其實是階級認同，它是未經深思的判斷，是蒙昧的鑑別手法，任何時代都有人用它來區隔 「我們」和 「他們」。史雷特案尤其凸顯這種粗暴分類——非我族類標記——如何反映那個時代的基調與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恐懼。隨著事件演變，史雷特案也凸顯這些偏見如何獲得立法機關與法院的認可。 　　 　　史雷特案匯集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激情與成見，可說是那個年代引人注目、歷久不衰的雙面鏡。更甚者（六年前我動手撰寫這本書時，並沒有預期到這點），史雷特案也已經千真萬確變成我們這個時代的鏡子，因為它在理性與某種格外陰險的非理性之間拉鋸。那種非理性就是種族偏執，展現在一種名為「犯罪種族化」的社會常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