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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盡頭:印度青年的憤怒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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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三輪車夫之子、洗衣工之女…… 七篇兼具生命脈動與時代觀察的動人報導, 捕捉古老傳統的印度/經濟高度發展中的印度/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 激烈變動的一刻 索米妮.聖古塔生於印度加爾各達,八歲時全家移民北美。在美國成長、受教育,後進入《紐約時報》,並於二○○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社長。三十年後聖古塔重返印度,卻發現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一個無意實踐承諾的民主」。 一九九○年代初,印度從計畫經濟轉向自由主義資本市場後,國家經濟榮景空前,高樓群聚的大型城市不斷擴張,從中作者深刻感受到一股不耐、渴望的潛在動力。在人口逐漸老化的世界中,印度是青年人的國度,有多達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十五歲以下,是個充滿「人口紅利」的國度,也是即將邁入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度,這是印度青年的「希望」。但在經濟政策轉向二十五年來,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縮減,反而擴大。缺乏教育、工作機會及社會階級流動可能性,反而可能讓印度社會內爆。 同時,印度不僅是充滿機會與希望的國家,也是受性別與種姓結構框架的國家。「業」(Karma)一字源自印度教,意指「前世所造就的善行惡行,將化為今生的善果或惡果」,作者利用印度教傳統語彙,借指現代印度青年正背負古老印度遺留下的「業」;這些「業」包含僵化的種姓制度、性別歧視,如此社會結構阻絕階級上下流動與相互交流的可能,也扼殺女性發展的潛力。印度青年正企求擺脫傳統枷鎖,邁向新局,不願受傳統命定的身分擺布。 不同於坊間多數將印度神聖化,停滯在古老時間的書寫,聖古塔的寫作風格,兼具《紐約時報》當代社會政經脈絡爬梳,及報導文學的私密與個人省查,帶領讀者同時從宏觀與微視的眼光,進入七位印度青年的生命世界,體察作用在他們身上的外在力量。這些力量同時也作用在當代每一位青年世代身上。對作者來說,這些印度青年的故事,不是十八、十九世紀充滿宗教色彩的奇思幻想,而是真真切切存在你我面前,在當今世代的生命掙扎。 【各界推薦】 談論印度這個國家的著作不少,但以印度人為背景的專書則不常見。本書敘述印度之子們嘗試翻轉命運桎梏的故事,充滿挑戰、失落、韌性及希望。這是印度的生命之書,也是印度未來之書。 ——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副主任、前駐印度外交官方天賜 印度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在二○一六年,調查印度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年輕人,將其定義為「衝突世代」,他們兼具開放與保守的特質,擁有現代化的外貌與消費行為,卻又存有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就如同印度當代的發展樣貌,衝刺中的漂亮GDP數字,後方卻拖拉著印度社會中的貧窮、落後、貪腐與效率不彰,拉拉扯扯。在《業的盡頭》裡,聖古塔那雙銳利的記者之眼,結合歷史、文化、政治、數據與印度青年的真實人生,讓我們得以一窺這些「衝突世代」的寫實樣貌。 ——華文媒體駐印度記者尤芷薇(筆名印度尤) 銳利觀察……豐厚細節的描繪……讓本書不同於其他外國記者思考的,是聖古塔觀察這個國家的眼光——一位母親的眼光。 ——《經濟學人》 鞭辟入裡、恰中時勢……聖古塔精確平衡強而有力的客觀分析與情感書寫。 ——《華爾街日報》 任何想像今日印度是充滿高科技公司與電話服務中心的人,都該讀這本書。索米妮.聖古塔呈現印度的複雜樣貌:高牆環繞的私人社區與偏遠村落;被綁架販運的女僕與總理;意圖造出印度教國家與只在乎人生能否持續前進的人。印度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家鄉,成為形塑二十一世紀樣貌的關鍵區域之一。《業的盡頭》透過生動故事,描繪印度的青年世代,開展對未來視野的精采論述。 ——《溺水的陌生人》作者拉瑞莎.麥克法古哈 《業的盡頭》精采開啟一扇門,邁入新印度許多青年男女掙扎向上的世界。他們試圖甩脫印度的過往,開創自己的未來。索米妮.聖古塔生動勾勒每位人物,以細膩敏銳筆觸報導他們的故事。 ——世界婦女峰會創辦人暨執行長緹娜.布朗 以流暢口語的書寫風格,索米妮.聖古塔追蹤七條人生軌跡,提出當代印度潛藏的焦灼問題:「夢想不斷延遲之後,我們得到什麼?」,集結成一本強勁動人、回應時代需求的真實著作。 ——《他者的生命》作者尼爾.穆克吉 對任何想了解全球最大民主國家未來的讀者而言,《業的盡頭》是必要入門書。透過精細研究,與今日印度青年扣人心弦的故事,此刻印度沒有任何書,比聖古塔對女兒出生地的探求追尋,更緊抓我的注意力。 ——《極大化城市:孟買的失落與再尋》作者蘇克圖.梅塔

目錄

前言 渴望如水 1 Hi-Fi:如何超越命運 2 大門:隔離他者的生命 3 游擊隊:打破承諾的代價 4 強人:從政的渴望 5 臉書女孩:測試民主的良心 6 叛教者:勇敢去愛 7 詛咒:父親的恐懼,女兒的夢想 後記 誌謝 註釋

序跋

前言 渴望如水
  八歲時,享用過公園大道芙路里點心坊的蛋糕後,我的父母典當了一些婚禮金飾,迅速申請護照,買了三張機票逃出加爾各答。   這是一九七五年九月,熱氣蒸騰的雨季。雨雲在熱天午後暫收,民主也戛然而止。此時,我們的總理甘地夫人,宣布進入印度民主史上第一次緊急戒嚴狀態。這代表著某些早晨我們會收到頭版呈現一片空白的報紙、異議分子入獄、政府出資的節育計畫強制列管貧民窟男性。結紮的代價,是獲得都市貧民窟裡的一小塊地。結紮成為甘地夫人戒嚴統治下最有力的象徵,也是我們國家最接近極權統治的一刻。   戒嚴雖是我家搬遷的背景,但父母的決定是來自物質需求,而非政治。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三十,東巴基斯坦戰爭難民湧入加爾各答,在祖母家對面,以錫片及帆布搭起一大片臨時棲所。每天都有新的政客與公務員貪汙醜聞,各種罷工癱瘓整座城市。   我的父母並非來自印度貧苦階層,父親是中階公務員,母親是數學老師。他們的收入足以支付一間兩房公寓的租金,卻無法隨心所欲到莫康柏餐廳豪奢一番;足以支付我鋼琴課的學費,卻無法成為加爾各答俱樂部的一員。   他們的焦慮,是屬於一九七五年中產階級的挫折。父親厭倦為一桶煮飯用的瓦斯奔波,或在市區四處尋找好立克奶粉,為他骨瘦如柴、病懨懨的女兒增強體力。當物價持續飛漲,進口商大肆囤積時,好立克的蹤影愈加難尋。他甚至買不起一包他最喜愛的羅斯曼牌香菸。一晚,父親穿越德莎普莉亞公園(Deshapriya Park)回家時,踩過橫屍街頭的人力車夫,被當地黑道視為警方線人。加爾各答,一個曾是融合維多利亞與爵士風情的蒸騰都會,正迅速淪為未來首相口中「瀕死的城市」。   我想像在我沉睡後,父母可能在黑暗中彼此低喃:這是你稱為家的地方嗎?   我的父母想要更多,他們想要出口。   因此,某天深夜,遠超過平常上床的時間,我們一家三口搭上有空調的英國航空班機,在轟隆作響的引擎聲中,向身後親友一再揮手道別。感謝當時的印度金融規範,我父母各獲准攜帶高達八美元的金額。   他們不清楚要怎麼前往離家如此遙遠的地方,只知道這並非前往英國的傳統旅程。父親深信印度人在英國以打掃他人廁所為生,就他的說法,這些人實際上是從事骯髒、不體面工作的賤民,所以他堅持,絕不以打掃廁所為生。我們將前往新世界,我不清楚父親為什麼會認為,新世界的印度人不會打掃他人廁所,但他就是如此深信。因此,我們反而選擇了一個足以冷死自己的目的地。   我們首先來到加拿大寒冷平坦的中部城市瑟爾克克。我的伯父,也就是我父親的兄長,早我們一步來到此地。我們一家人擠在伯父的公寓裡,對面是一棟精神療養院,只有一片雪地分隔這一側的傲慢,與那一側的瘋狂。   每年,我們一家三口都會打包搬家,前往不同的公寓、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城市。直到某天,我們將行李塞滿七六年楓葉金福特汽車,一路南駛穿越北美大陸。沿途上停留過明尼亞那波里斯、鹽湖城、石化森林國家公園、拉斯維加斯,住過一間又一間的汽車旅館。我們在追逐什麼?我沒有勇氣開口提問。他們只說,在加州,有棕櫚樹與加爾各答來的朋友。   記憶裡,我的父母是輕鬆愉悅的。他們有了新的小寶寶,我的妹妹,新世界的女兒。   在東洛杉磯,熙來攘往的國道十號旁,力爭上游的郊區裡,我們買了房子。我家門前一路上,盡是相同的L型房屋,擁有同樣的前伸並排車庫、斜邊屋頂、前庭橡樹。我家在室內鋪了酪梨綠色的地毯,前屋主在門邊種了一盆海芋。附近的鄰居是祕書和老師,大都是白人,還有一些墨西哥裔,跟從來不談二戰期間集中營的少數日裔。我家是方圓幾里內唯一的印度裔,在學校會碰到的問題可想而知。   「妳吃猴腦嗎?」   「嗨!甘地。」   「那個紅點代表什麼?」   這類問題並不特別討厭,只是無聊。   我告訴自己:舊世界的女兒,專注於眼前的道路,回憶就蓋上厚重的天鵝絨布幕。時時回頭,不專心走路的人,容易踉蹌跌跤。   這是個不錯的生存建議,除了每兩年暑假,我會被送回加爾各答與過去重逢。穿著美式衣物在公園大道被光腳的孩子抓著討錢時,我不再清楚該如何回應。當母親跟那些眼神空洞的光腳人力車夫討價還價時,我忍不住瑟縮。電力供應不足導致每天停電,天花板吊扇停止旋轉,空氣中充滿令人窒息的熱度。我已經無法處理那些,如果在當地長大就能應付自如的事。年紀愈大,這種印度社會的奇詭開始結合各種禁制:別自己跑去公園、別穿短褲、生理期別開冰箱、別碰賤民等等,規矩多如牛毛。身為女孩,規矩更多。這些愚蠢的規矩,讓我想逃回家。   但回到加州同樣讓人困擾。我要如何向沉浸在奧莉薇雅.紐頓強歌聲中的朋友解釋,一整個暑假耗在苦夜城的生活?   這種前進後退、面對這頭解釋那頭,換個方向再重來的生活,需要高度巧思,偶爾也得撒點小謊。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解除戒嚴,並在隨後的大選中失勢。她的政敵與繼任者莫拉吉.迪賽(Morarji Desai)在新聞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裡,大肆推崇喝自己尿的好處。他在美國電視黃金時段的節目裡說,這是一種古老的吠陀養生法。第二天,我只好假裝肚子痛,不去上學。「印度人都喝自己的尿嗎?」我可不想在下課時間回答這種問題。   也許這一刻,父母的問題開始變成我的問題:這是你稱為家的地方嗎?   對父母來說,這個問題並沒有消失。他們只是捲起袖子,重建那個留在加爾各答的家。不像我,他們很清楚家需要哪些事物。我上高中的時候,他們跟加爾各答的朋友已經把家裡最重要的象徵帶來美國:杜爾加女神(Durga)。大母神本尊在加爾各答頗負盛名的紅燈區以熟石膏製成,十臂俱全,安抵洛杉磯國際機場。神像存放在南加州另一社區的朋友車庫裡,只在每年秋季請出,供奉沐浴祈禱。一位父母的朋友生來即為婆羅門(Brahmin),負責主持儀式,父親則負責準備一整桶慢燉辣羊肉做為獻禮。   而我崇拜的是其他女神。我花了大把時間在鏡子前,試著吹出法拉.佛西的髮型。我的頭髮太捲,沒辦法吹出法拉頭,因此試著改梳成唐娜.桑默的滑亮長捲髮。但我的頭髮完全不受控制,每天都是一團亂,頭髮是我最討厭自己的部分。   母親建議我上點油來造型,聽起來很合理。然而,在高中生社交圈裡,油頭跟討論喝尿都不會讓你成為紅人。   整個一九八○年代,家鄉的新聞來自三折的單薄藍色航空郵簡。親戚寫著,市場裡買不到煤油,政府禁售可口可樂,誰跟誰的兒子也去了美國。十年間,印度的經濟成長率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龜速前進,被人們稱為印度式成長率(Hindu rate of growth)。偶爾,急促嘈雜的國際電話會在最緊要的時刻響起。我們說話的聲音特別大,彷彿這樣才能讓聲音穿越大洋。「什麼?我們聽不到。你說什麼?」是對話常見的形式,我也是這樣得知祖父的死訊。父親在洗衣間點起儀式之火,這裡是整間屋子唯一沒有鋪設酪梨綠地毯的房間。   在我父母的生命中,鄉愁與欲望是兩股對立的潮流。他們緊抓著一九七五年雨中離去的母國,而印度持續洶湧。   一九八四年,我就讀高三,王子發行了《紫雨》(Purple Rain)。那年秋天,甘地夫人被她錫克教的侍衛槍擊身亡。事發後,印度各地發生錫克教徒攻擊事件,成為獨立後最嚴重的一起社群暴動事件。   大學畢業隔年,柏林圍牆倒塌,尼爾森.曼德拉從監獄中被釋放,他的自由抗爭形塑我觀看世界的角度。鄰居則為波灣戰場上的美國士兵,在樹上結起黃絲帶。國際油價因為戰爭暴漲,把印度逼近外匯危機邊緣。新德里高層打破由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開放對私部門的管制。此舉出於需求,在憂懼動亂中,悄然無聲地進行。他們不僅展開當時難以想像的變革,也為成長於次一世代的印度人迎來社會心理轉變。新一代印度人開始相信他們可以書寫自己的命運,不被過去的行為所限制。我逐漸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是業的盡頭。   此刻,我也試圖找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曾在藍調酒吧工作、主持電台節目、嘗試社區組織工作,但這些都比不上進入報社編輯室帶給我的滿足,讓我在謀生之餘,還能來回探索一個又一個世界,不須屬於何者。認知失調成為旅行的良伴,我成為一名記者。   回家的感覺,讓我像水中的魚。   同時,我剪去長髮。
  二○○五年,離開印度的三十年後,我重返這片土地,建立起新的家園。我是《紐約時報》新德里分社第一位印度裔社長。   如果說這是個輕鬆的職位,肯定是說謊。我感受到強大的壓力,也許多數是自我施加。我告訴自己必須比前人更加努力,不能拒絕編輯要求,不能漏線。我一直工作,也一直擔心做得不夠。   我抵達新德里時,印度正處於歷史轉捩點,將成為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家。   印度擁有十億人口,幾年後就會超越中國。在一片老化的世界裡,是間嘈雜、擁擠不堪的托兒所,超過半數人口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當年我離開時,他們被視為「受詛咒的大地」,到了二十一世紀前幾年,年輕人口卻成為主要資產。同時,對印度更有利的是,整體人口結構正在轉變。生育率大幅下降,比起一九六○年每位印度婦女平均生養將近六個孩子,二○一○年只有二點六個孩子。未來幾年,印度將擁有許多工作人口,撫養有史以來最少的孩子,產生學者所說的「人口紅利」。   與此同時,一九九一年展開的經濟改革,釋出國內創業能量,開放市場迎接來自海外的各種貨物。經濟成長率加速前進,二○○七年最高點曾逼近百分之十。預計二○二○年時,印度經濟成長的速度會超越中國。我注意到一篇二○○九年《興都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的報導,頗能說明這片印度菁英感受到的榮景。這份首都最受歡迎的英文日報,預估當年度印度經濟將成長,插圖刻劃一隻光裸、彎曲的手臂,就像男子健身房標誌常用的形象,標題寫著「更高速、更有力」。   人口變化與經濟改革的雙重發展,成為我周圍所有人口中「新印度」的指標。新發展的背後是另一股重要轉折:印度正在調整其國際地位。   一九五五年我父親年輕時,曾在加爾各答市中心群眾夾道中,目睹赫魯雪夫與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公開現身。當時是冷戰高峰,蘇聯總理對剛獨立的印度表達支持,同時運用這個舞台譴責西方國家。《紐約時報》社論甚至警訊:「尼赫魯先生允許蘇維埃在印度土地上,發表反西方攻擊言論,向蘇聯政策靠攏,令人對其宣稱的中立畫上問號。」   但不論赫魯雪夫或尼赫魯的演說,都無法支持我父親患有氣喘的羸弱身體,他在人群中昏倒,祖父得扛他回家。   五十年後的德里,我手持筆記本,在十六世紀由砂岩築成的德里舊堡(Purana Qila),採訪美國布希總統出訪印度的新聞。印度的政商菁英驕傲地聆聽布希承諾美國對此快速成長國家的支持,甚至承認印度是核武強權,與全球強權國家俱樂部的合法成員。   他的繼任者歐巴馬於二○一○年訪印,公開支持印度爭取全球強權的桌位,即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席次。「在亞洲與全世界,印度不只是崛起中。」歐巴馬向印度國會致詞時說:「印度已經崛起。」在場國會議員歡聲雷動,每個人看起來都想擁吻歐巴馬。   歐巴馬於二○一五年再訪印度,向一群多數為青少年的觀眾發表演說。他說:「像各位一樣的印度年輕人,不但決定國家未來,更將形塑世界。」 自二○○五年抵達印度起,我從印度與美國官員口中,持續聽到這兩個風格迥異的民主國家關係有多重要。一度質疑印度左傾立場的美國,開始視印度為對抗強大中國的策略灘頭堡,希望能在印度崛起過程中扶持一把,而印度也代表美國商品利潤豐厚的廣大市場。整個二十一世紀初年,美國企業湧入印度,帶來從戰鬥機到沃爾瑪超市等各種商品。上百萬印度青年渴求過去難以企及的事物:手機、高層公寓、汽車。全球顧問公司麥肯錫在名為「金鳥」的報告中,預估二○二五年時印度中產階級將成長到五億八千三百萬人,成為全球第五大消費市場。⑨   狂熱一瞬中,甚至有淺薄的預測認為,印度將接近美國化。   印度經濟的開放與某些不那麼明確的事物息息相關,這些事物衍生自我父親時代開始的民主經驗。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午夜脫離英國獨立,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動人心弦的小說《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刻劃的正是這一代的面貌。   從那時開始,印度社會的思潮悄悄轉變。一九四七年印度從英國手上贏得獨立時所承諾的自由,靜靜嵌入印度人的想像中。將近七十年後,上下社會階層的一般人民,都相信自己不受過往束縛,可以脫離命定。   南丹.尼列卡尼(Nanadan Nilekani)是印度知名的科技富豪,在所著的《想像印度:給新世紀的建議》(Imagining India: Ideas for the New Century)一書中,描述印度改革後帶來的巨大改變,並如此總結:「有史以來頭一次,整個國家感到希望。」   他的書於二○○八年出版,同年我女兒出生,這是展望新局的時刻。在一九九一年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這代印度人滿懷希望,同時也感到不耐。他們的需求開始動搖新印度的靈魂,他們要求國家兌現在午夜許下的自由承諾。   我稱他們為正午之子。
  印度青年潮與全球老化現象同時發生。二○○○年時,歐洲出生率已低到讓整個大陸的人口停止更新。美國雖有年輕移民不斷湧入,仍邁向老化的道路。而同樣享受一九八○年代青年潮、推動蓬勃經濟成長的中國,預計很快就必須背負大量老年人口,一胎化政策更造成一個孩子必須承擔父母雙親的老後生活。   印度青年潮異常巨大。根據最近期公布的各國年齡中位數比較資料,二○一二年全印度年齡中位數是二十六歲,中國是三十五歲,美國則是三十七歲。   印度十五歲以下的人口預計將超過三億,成為人類史上擁有最多兒童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在二○一一至二○三○年間,每月預計會有一百萬個年滿十八歲的印度人,加入全球勞力市場。到二○三○年,印度將來到人口紅利的黃金期,勞動人口超過半數,只須照顧相對較少的兒童與老人。   這些人都渴望追求更好的生活,問題是許多人並沒有獲得適當的工作教育訓練。同時,東亞人口紅利期間大幅增長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持續消失中。眼前將面對愈漸自動化的職場,與人口學者大衛.布魯姆(David Bloom)所說「不留餘地」的全球經濟。   印度面臨十分嚴峻的考驗:每年必須為青年創造至少一千萬個工作機會。
  在世界各地,每當有大群年輕人邁入成年時,往往緊隨著動亂。美國嬰兒潮世代在種族隔離的南方霸占午餐台,抗議越戰,永久改變美國的樣貌。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與數年後興起的伊斯蘭國,都始於年輕人的不滿。開羅塔利爾廣場(Tahrir Square)爆發抗議潮時,埃及全國年齡中位數是二十四點八歲。   印度幅員遼闊、文化多樣,因此嬰兒潮世代難以醞釀一場全面性革命。印度年輕人並非尋求全盤推翻父母年代的社會慣習,也非政治上的自由派。但他們在不同方向,醞釀著大大小小的內爆。你可以感受到,這毫無疑問。   印度的人口挑戰還受到一個特殊因素影響:根據二○一一年人口普查,新生兒比例中,每千名男孩,僅對應到九百一十九名女孩。這是印度史上最嚴重的性別分布不均,對於女孩的歧視甚至始於娘胎。而這類歧視也捲起波濤,年輕女孩開始大規模抗議那些不公的規則與對待。她們爭取愈力,反擊愈盛,且通常來自跟她們一樣年輕、熱切的男孩。
  印度的故事線即將轉向。二○○五年迎接我的歡愉,將讓路給幻滅、憤怒,甚至苦澀,而這也是許多印度朋友警告我要懷疑以對的。   到二○一一年,經濟開始放緩,外國投資者開始撤出。食物價格攀升,貪汙醜聞頻傳,由印度國會大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形同癱瘓,整個國家面臨自由化前也未曾見過的嚴重經濟危機。二○一四年國會大選前夕,改革呼聲高起。   各種解釋紛紛出籠:全球財政危機、聯合政府失能、政府支出浮濫、經濟改革進展不足。這些理由都有不同程度的真實性,但我認為,印度故事的轉折指向某些更基本的缺口,正是這些年輕人開始揭露的斷層帶。後一九九一世代曾被引導相信他們可以改寫命運,可以掙脫前世的業,但國家卻壓根沒準備好面對這些。   經過將近七十年的民主制度與十年的經濟成長,公平競爭的環境仍遙不可及。缺乏運作良好、讓貧童獲得新機會的學校,沒有讓女孩實現潛能的平等,連異議也難容於世。數百萬印度年輕人的生命依舊十分脆弱:五歲以下兒童有百分之三十處於醫學上認定的營養不良,三分之一的兒童未接種疫苗,無法避免感染可預防的兒童疾病。在高飛的經濟成長與一連串政府資助的方案下,仍有將近四分之一印度人活在赤貧中,每天僅過一點二五美元或更少的生活。   印度正承受一股來自內部的推力,我認為這群一九九一年改革後成長的世代,具有最為巨大的轉變力量。他們的要求正重塑整個國家,他們的野心暴露出重要斷層線,戳刺著午夜的自由童話。   我也身在其中,因為我的女兒生在這個印度。   未來數年,印度可能因為年輕人而繁榮或崩潰,或兩者兼具,時間愈來愈少。   一九四七年獨立前夕,尼赫魯說:「當世界沉睡時,印度將在生命與自由中甦醒。」   那是午夜的印度。   如果他身在我女兒的印度,可能會有不同想法。當世界沉睡時,印度人將成年、鼓譟。   這是日正當中的印度。

作者資料

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紐約時報》現任聯合國特派員,曾任印度德里與塞內加爾達卡分社社長。一九六七年生於加爾各達,一九七五年全家移民北美。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英文與發展研究雙主修畢業,曾從事雞尾酒女侍、電台節目製作到社區動員工作,人生閱歷豐富。加入《紐約時報》後,二○○四年以一系列剛果內戰報導,獲得喬治波克傑出國際新聞報導獎(George Polk Award)。作者於二○○五年派任印度德里分社,三十年後重返印度的她,發現一個與童年記憶截然不同的國度,因而起念以新世代印度青年的角度,寫下《業的盡頭》一書。

基本資料

作者:索米妮.聖古塔(Somini Sengupta) 譯者:林玉菁 出版社:馬可孛羅 書系:EUREKA文庫版 出版日期:2017-08-03 ISBN:9789866319952 城邦書號:ME2085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5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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