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卡繆〉 劉俐（原文寫於2020年） 從北非貧民窟之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0）傳奇的人生在四十六歲的巔峰，因一場車禍嘎然而止，留下文壇不可彌補的遺憾。 卡繆出生於法屬阿爾及爾一個窮人區貝勒庫爾（Belcourt）。父親早逝，寡母不識字，經常三餐不繼。翻轉他命運的是他的小學老師焦曼（Louis Germain）。他發現卡繆的才華，為他課後補習，爭取獎學金，並親自到他家中，說服他的家人，讓他繼續升學。卡繆在諾貝爾得獎感言中，特別將這個獎獻給他的恩師。 瘦小的卡繆進入中產階級為主的學校裡，備受歧視，使他意識到階級差異和種族偏見。他成天在街上混，熱衷踢足球，曾想當職業球員，卻在十七歲得了肺病，粉碎他的足球夢。肺病當時是無藥可治的絕症，卡繆一直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但他深受地中海文明的影響，陽光是他生命的底色，海水、沙灘、大自然的美麗和力量是他所有作品的背景。 他的寫作是從新聞報導開始的。二十五歲在《阿爾及爾共和報》（Alger Républicain）當記者，他深入報導阿爾及利亞山區原住民的悲慘處境。他用筆撻伐不公，主張善待穆斯林。一九四0年到巴黎，進入《巴黎晚報》（France Soir），他為阿爾及利亞反殖民發聲。二次大戰期間，他編《戰鬥報》（Le Combat），從事地下抗德，廢除死刑是另一個他關注的議題，不但在多部作品中批判死刑（包括《異鄉人》），並曾發表專文〈關於斷頭臺的思考〉[1]，反對以任何形式殺人。總之，卡繆不只是哲學家、文學家，更是一位鬥士，終身以行動實踐他的理念。 劇場是他另一個熱情。他喜歡團隊合作，組過好幾個劇團，包括「團隊」（L’Équipe）和「工人劇團」（Le Travail），他追求的是一種國民劇場，實踐他一向的信念：以最平易的語言，觸及最大的群眾。 他的第一部小說《異鄉人》一九四二年由法國最負盛名的伽利瑪出版，一舉成名，成為文壇最受矚目的明星，且立即被出版社聘為文學顧問。他的辦公室就在人文薈萃的巴黎左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剛走出二戰陰霾的巴黎，物質短缺，狹窄公寓裡多沒暖氣，於是咖啡館就成為作家、藝術家寫作、討論、會朋友的地方（沙特、西蒙波娃、畢卡索等人都是常客），以花神咖啡館為中心的聖日耳曼區（Saint-Germain-des-Près），就像十八世紀法國的貴族沙龍，成為新思潮蘊育、傳播之所，成為巴黎獨特的一道人文風景。 三十出頭的卡繆就是這裡的標竿人物。但與那些在咖啡館高談闊論、畢業於名校的知識精英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都來自他的親身經歷。攝影大師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為他留下的神采深植人心：嘴叼一支菸，身穿一襲風衣，他瀟灑知性的魅力，使他情感生活同樣多采。 他結過兩次婚，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同時從不少於三位情人。 他生命的摯愛無疑是法國戲劇史上迄今無人能及的傳奇女演員卡莎瑞絲（Maria Casarès），她是《誤會》（Le Malentendu）一劇首演的女主角，她寬厚又脆弱的嗓音、層次豐富的表情，卡繆在她身上找到角色最完美的詮釋。兩位劇場人迸出愛情火花，成為一世的心靈伴侶。在十五年間，卡繆寫了八百六十五封信，有時一日數封。[2] 一九六0年回巴黎途中，他與出版社好友米歇爾.伽利瑪（Michel Gallimard）的座車衝出跑道，卡繆當場身亡，口袋裡還有一張回巴黎的火車票。 在回巴黎之前，他寫了四封情書，分別給他年齡、國籍不一的情人。這或許可以為他的「唐璜理論」做個注腳：「既然他以同樣的激情愛她們，每一次都全心投入」，「為什麼為了要愛得深就愛得少呢？」[3] 今年是卡繆逝世六十週年。法國正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位影響深遠的巨人，並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卡繆的多重人生》（Les vies d’Albert Camus）[4]。是的，短短四十六年，面對生命的脆弱與絕望，他活出了精采的多重人生。 這就是人的終極反抗。 [1] 〈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發表於《新法蘭西月刊》（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1957, No54、55 [2] 卡繆妻子過世後，女兒Catherine將他與卡莎瑞絲的書信整理出版，他們瘋狂動人的愛情，傳誦一時。（《Correspondance, 1944-1959》, Albert Camus, Maria Casarès, Gallimard, 2017） [3] Le Donjuanisme, 《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Gallimard, 1942 [4] Les vies d’Albert Camus, George-Marc Benamou導演,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