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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落論(完整導讀版,胡晴舫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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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躲在書海沁涼一夏!麥田、小麥田、晴空聯合書展/三本75折

內容簡介

當國家機器運作失靈, 你我還是循規蹈矩,不去思考,不去質疑,不去挑戰, 鄉愿地想做個「好人」、「善人」, 豈不是相當於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寧為暴民,不為順民。 歷經明治維新與西化榮景凋敝殆盡的敗戰社會,誕生於二十世紀初的坂口安吾與眾人熟知的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面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他們致力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不同的是,坂口安吾的寫作向度更廣,多產而博學,其評論對社會之影響力比諸太宰治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無賴,故我自由。 1946年,日本宣布戰敗翌年,社會上出現寡婦再嫁、軍人從事黑市交易等保守派眼中的敗德現象,於是有人倡議要恢復戰前的道德秩序。向來語出驚人的無賴派作家代表坂口安吾,在短短半年多期間,連續發表〈墮落論〉、〈天皇小論〉、〈續墮落論〉等文章,挑戰人們不假思索只知盲目接受的傳統武士道,直言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勞為美德,「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讚美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甚至向國民高呼「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坂口以文字掀起的精神暴動,衝撞封建復辟的氛圍。 坂口相信,實踐無賴與墮落的態度,是一種有自覺的、「政治不正確」的不服從抵抗。國家和輿論所謂的民族大義、公共秩序何等虛妄、甚至粗暴,只有回歸「人」的本體價值,才能讓真正自由民主的精神落實於我們日常生活。《墮落論》所收錄的十篇文章,是穿透所有偽善社會的利器,啟發讀者,在解放的人生中自我培力。

目錄

總序│「時代感」總序 李明璁
導讀│墮落是唯一的救贖 胡晴舫
1. 文學的故鄉
2. 青春論
3. 日本文化之我見
4. 墮落論
5. 天皇小論
6. 續墮落論
7. 戀愛論
8. 太宰治殉情考
9. 歐洲性格、日本性格
10. 歷史偵查方法論

序跋

  

「時代感」書系總序

◎文/李明璁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
  
  身處媒介無所不在的時代,無數資訊飛速穿梭於你我之際,能暫停片刻,閱覽沉思,是何等難得的相遇機緣。
  
  因為感到興趣,想要一窺究竟。面對知識,無論是未知的好奇或已知的重探,都是改變自身或世界的出發原點。
  
  而所有的「出發」,都涵蓋兩個必要動作:先是確認此時此地的所在,然後據此指引前進的方向。
  
  那麼,我們現在身處何處?
  
  在深陷瓶頸的政經困局裡?在頻繁流動的身心狀態中?處於恐慌不安的集體焦慮?亦或感官開放的個人愉悅?有著紛雜混血的世界想像?還是單純素樸的地方情懷?答案不是非此即彼,必然兩者皆有。
  
  你我站立的座標,總是由兩條矛盾的軸線所劃定。
  
  比如,我們看似有了民主,但以代議選舉為核心運作的「民主」卻綁架了民主;看似有了自由,但放任資本集中與壟斷的「自由」卻打折了自由;看似有了平等,但潛移默化的文化偏見和層疊交錯的社會歧視,不斷嘲諷著各種要求平等的法治。我們什麼都擁有,卻也什麼都不足。
  
  這是台灣或華人社會獨有的存在樣態嗎?或許有人會說:此乃肇因於「民族性」;但其實,遠方的國度和歷史也經常可見類似的衝突情境,於是又有人說:這是普同的「人性」使然。然而這些本質化、神祕化的解釋,都難以真確定位問題。
  
  實事求是的脈絡化,就能給出答案。
  
  這便是「出發」的首要準備。也是這個名為「時代感」書系的第一層工作:藉由重新審視各方經典著作所蘊藏的深刻省思、廣博考察、從而明確回答「我輩身處何處」。諸位思想巨人以其溫柔的眼眸,感性同理個體際遇,同時以其犀利筆尖理性剖析集體處境。他們立基於彼時彼地的現實條件,擲地有聲的書寫至今依然反覆迴響,協助著我們突破迷霧,確認自身方位。
  
  據此可以追問:我們如何前進?
  
  新聞輿論每日診斷社會新病徵,乍看似乎提供即時藥方。然而關於「我們未來朝向何處」的媒介話語,卻如棉花糖製造機裡不斷滾出的團絮,黏稠飄浮,占據空間卻沒有重量。於是表面嘈雜的話題不斷,深入累積的議題有限。大家原地踏步。
  
  這成了一種自我損耗,也因此造就集體的想像力匱乏。無力改變環境的人們,轉而追求各種「幸福」體驗,把感官托付給商品,讓個性服膺於消費。從此人生好自為之,世界如何與我無關;卻不知己身之命運,始終深繫於這死結難解的社會。
  
  「時代感」的第二項任務,就是要正面迎向這些集體的徒勞與自我的錯置。
  
  據此期許,透過經典重譯,我們所做的不僅是語言層次的嚴謹翻譯(包括鉅細靡遺的譯注),更具意義和挑戰的任務,是進行跨時空的、社會層次的轉譯。這勢必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要把過去「在當時、那個社會條件中指向著未來」的傳世作品,聯結至「在此刻、這個社會脈絡裡想像著未來」的行動思考。
  
  面朝世界的在地化,就能找出方向。
  
  每一本「時代感」系列的選書,於是都有一篇紮實深刻、篇幅宏大的精彩導讀。每一位導讀者,作為關注台灣與華人社會的知識人,他們的闡釋並非虛吊書袋的學院炫技,而是對著大眾詳實述說:「為什麼此時此地,我們必須重讀這本著作;而我們又可以從中獲得哪些定位自身、朝向未來的重要線索?」
  
  如果你相信手機的滑動不會取代書本的翻閱,你感覺臉書的按讚無法滿足生命的想望,或許這一趟緩慢的時代感閱讀,像是冷靜的思辨溝通,也像是熱情的行動提案。它帶領我們,超越這個資訊賞味期限轉瞬即過的空虛時代,從消逝的昨日聯結新生的明天,從書頁的一隅航向世界的無垠。
  
  歡迎你,我們一起出發。
  
  
  【導讀】墮落是唯一的救贖
  ──胡晴舫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戰敗,終戰翌年,四十一歲的坂口安吾發表〈墮落論〉,呼籲日本人應該全面墮落。
  
  從「健全的道德」墜落,讓戰場生存歸來的義士從事黑市交易,讓寡婦改嫁不再守貞,回歸人性本能,所以能繼續活下去。「我們不是因為戰敗而墮落。而因為是人所以墮落,因為活著所以墮落,僅此而已。」主張人們要掙脫一切文明假象,活得像動物般單純,唯有「貫徹墮落之路,發現自我,獲得救贖」。
  
  戰後日本世道凋敝,國民道德淪喪,夾帶戰敗國的恥辱,有識之士皆提倡回到戰前的「健全的道德」,強調日本人的傳統美德,像是勤勞節儉、忍受肉體煎熬、決不喊苦、服從團結,如天皇的投降詔書所說的「忍所難忍、耐所難耐」,坂口安吾大罵「謊話連篇!謊話連篇!謊話連篇!」,他以為正是這些似是而非的制度陋習,使得日本人民走到了幾乎亡國的命運,怎能還回頭撿拾起那些社會價值。
  
  坂口安吾尖銳提問,「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是誰?是東條還是軍方?的確是他們沒錯。只是,同時也是那個滲透日本的龐然巨物,那股讓人無可奈何的歷史意志。日本人在歷史面前,只是個順服命運的孩子。」他以為,日本人長期違反人性而活,因為明知人性的脆弱不可信,故意發明出一堆限制人性的政治規範,像是天皇制、武士道,結果便是整個社會活在虛假的欺瞞謊言之中,像自體捆綁了一顆定時炸彈,炸到粉身碎骨只是遲早的事。
  
  猶太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德國納粹之所以能成功殺害集體猶太人,其實跟猶太人習慣服從長老有關,引起極大爭議,迄今仍有大量猶太人完全不能諒解她的說法,而坂口安吾在他的〈墮落論〉及〈續墮落論〉對自身民族文化提出嚴厲控訴,同樣掀起嘩然迴響,宛如在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戰後日本再投下一顆震撼原子彈。一般外界所喜愛而日本人也引為豪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他口中,全是封建遺毒、可怕的歷史計謀,那些想要使日本人活得像人的措施,反倒讓日本人活得一點不像人,失去了人性該有的態度。
  
  「身而為人還有人性的應有面貌又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只是:『誠實說出想要或厭惡的事物。』喜歡就說喜歡,有喜歡的女人就說喜歡。脫下『大義名分』、『私通為大忌』、『義理人情』等虛偽外衣,回歸赤裸裸的本心吧……如此一來,自我、人性以及真實才得以從中誕生,並往前邁出第一步。」他大聲疾呼:「日本國民諸君,我要向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我要振臂疾呼『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須墮落』。」
  
  坂口安吾與太宰治同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無賴派」作家,或稱作「新戲作派」,面對當時日本社會亂象,專門書寫人性的腐敗墮落,抵抗既定現實,寧可自身絕緣於社會之外,當個人生的失敗者也不願遵守通行的遊戲規則。他們不但文字放蕩,平時言行也放浪形骸,太宰治吸毒酗酒,一生生活離不開女人,而坂口安吾亦喜好混跡酒肆粉巷,「爛醉如泥、腳步踉蹌地徘徊在幽暗的霓虹燈街道,在鬈髮女人的陪酒助興下牛飲假威士忌酒」,自嘲無可救藥也不悔改。
  
  率先提出無賴派概念的第一人是太宰治,坂口安吾的〈墮落論〉發表在文藝雜誌《新潮》四月號,奠立了無賴派文學的立論基礎,兩年後,留下一卷《人間失格》的太宰治與情婦用繩子綁住腰,雙雙投河而死,女人似乎決心殉情,而老鬧自殺不成功的太宰治這次卻好像只是喝得太醉,糊裡糊塗跟著去了,便糊裡糊塗死了,精神徹底糜爛,隨性所欲,沉淪頹靡至死如一。太宰治自嘲「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但這個說法既帶著酸酸的幽怨,更帶著墮落者的驕傲、輸家的浪漫,他沒有真心在道歉,反倒過來,他鄙夷那些自以為是人的人,不屑與他們為伍。他不是人,因為他不想當人,或說他不想當社會要他當的那個人,他要當他自己定義下的人。他說,「我是自由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而他反抗的策略便是坂口安吾所提的墮落,讓自己虛弱而充滿恥辱地活著,拒絕一切社會安適的誘惑,禁止自己接受既定成規的保護,以自伐精神去面對人生的挑戰,通過傷害自己的肉體,以保持精神的絕對純潔。寧可當個爛人,也不肯當好人,因為如坂口安吾所說的「善人是種輕鬆愉快的選項」,只要一心一意投入社會制度就好了,遵循眾人之間的約定承俗,不去質疑,不去挑戰,不去思考什麼叫人,相當於默默不抵抗地直接等死。
  
  坂口安吾在〈續墮落論〉裡寫,墮落雖然無趣,而且是種惡,卻帶有「莊嚴的部分,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因為墮落,會遭父母離棄、朋友遠離,全身彷彿散發可怕的惡臭,一上街便遭冷眼唾棄,墮落者即為背德者,將會被迫「脫離常軌,孤身走在曠野之中,縱使惡德無趣,『孤獨』這條路卻是通往神的道路」。
  
  而今透過時光稜鏡的過濾,後人很快能明白坂口安吾所說的「墮落之必要」,他說的只是獨立思考這件事,擺脫僵化禮教的束縛,不要受社會習俗制約,相信你的靈性直覺,本著良知走。然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情境之下,他的言論與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石川淳等其他無賴派作家的言行,宛如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竹林七賢」,只能用驚世駭俗來形容,自逐於社會之外,對一般約定成俗不但完全置之不理,反倒過來抨擊嘲笑。
  
  人們問,他們怎麼變成這副人間惡魔的模樣,他們面目猙獰地嘲諷,反問日本怎麼走到這般田地。
  
  坂口安吾和太宰治一樣出身豪門世家,母親是縣議員的女兒,父親是眾議院議員,擔任《新瀉新聞》報紙總裁,也是詩人。出生於一九○六年,本名「炳五」,從小就不守規矩,時常逃課,中學二年級時因為四科不及格而留級,漢文老師恨他難以管教,憤而罵他乾脆改名「暗吾」,與「安吾」同音。後來終於因翹課過多,遭學校開除,十七歲時轉去東京就學。隔年父親過世,全家陷入巨大債務,他去中學當代課老師,逐漸著迷佛教,因而入東洋大學印度哲學系研究佛教,藉學習梵語、拉丁語等古老語言,以療癒自己的神經衰弱。大學時代,他便以敢寫敢言著名,發表文學作品,很快受到日本文壇注視。
  
  他的人生正好落在日本歷史的關鍵時刻。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成為第一個現代化的亞州國家,物質發達,文明興盛,軍事力量強,與歐洲強權又聯合又對抗,很快進入中國及其邊緣地區與西方各國爭奪地盤。坂口安吾出生的前一年一九○五年,在中國清廷的東北土地上,日本大勝俄國,取得東北亞的全面優勢,日本無庸置疑地正式躍升世界強權行列。
  
  這是坂口安吾出生的時代背景,二十世紀剛開始,日本國宛如櫻花燦爛盛開,輝煌如一輪旭日,國勢銳不可擋。他的家庭優勢更讓他浸潤文化,滋養靈敏心智,隨著自己年齡漸長,他目睹日本從璀璨強國逐漸像過了花季的櫻花,花瓣落滿地,只剩下死亡帶來的虛幻美感。
  
  一九四二年,日本深陷戰爭,全民疲憊痛苦,卻無力自拔,不知如何停止這場由他們自己發動的殘酷戰爭,坂口安吾發表〈日本文化之我見〉,首度重力批判「民族性」這個東西。一開始,他便開宗明義自稱他幾乎沒什麼日本古典文化的相關知識,沒見過桂離宮,很少各處旅行,根本分不清祖國山河各地風俗,什麼町哪個村完全沒有概念,對品茗一竅不通,只懂酩酊大醉之樂,對壁龕之類的東西向來不屑一顧。然而,他從來不覺得喪失了所謂的日本古典文化素養,讓他感覺自己不是一個日本人。
  
  接下來,坂口安吾大逆不道,非常政治不正確開始質疑究竟何謂日本傳統,為什麼日本人要如此順從傳統,真的有傳統這件事嗎?「所謂的『傳統』是什麼?『民族性』是什麼?日本人有什麼必然性格,真有什麼決定性因素必然會發明和服、必然要穿和服嗎?」
  
  傳統是由人發明出來的。「被發明的傳統」這個概念一九八三年由著名歷史學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其他學者共同提出,而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然而,坂口安吾遠在一九四二年二次大戰期間便已經提出來,大聲質問他的同胞,所謂的「傳統」、所謂的「民族性」,這些「明明與自己個性背道而馳」的價值習慣,究竟是什麼東西,要讓他們像牛一樣背負在身上,明知前方死路一條卻不能卸下。
  
  對他來說,所謂的傳統只不過是日本經歷過的事物,所謂的非傳統只不過是日本還未經歷過的事物,這其中沒有非不得已的道理。「說什麼『日本以前就有的傳統,因為是過去的傳統所以是日本原有的事物』,根本就不成立。有些存在於國外,日本尚未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十分適合日本人;反之存在於日本,國外未曾體驗的習慣,事實上也可能適合外國人。這並非模仿,而是發現。」他甚至說,說不定肩膀寬闊的西方人穿起和服比日本人還氣宇軒昂。
  
  不僅在亞州,許多非西方國家在努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曾遭遇「現代化等於西化」的哲學辯證,雖然大家都明白文化不該死板,應該演進,民主與威權兩種選項的利弊如此明白,依然有人如香港明星成龍主張中國人不適合民主,拿文化傳統與民族性當作阻擋社會變化的理由。
  
  坂口安吾認為本質重於一切,不管他們是否依然遵循古文化習慣去生活,都不會改變他們生而為日本人這項簡單的事實。他們不是喜愛日本文化的外國學者,他們不需要發現日本,他們生來就是日本人。只要他們活著,日本文化就活著,因為要先有日本人,才會有日本文化,繼承傳統遺產固然重要,能夠創造祖國遺產的人卻是自己。
  
  「只要日本人的生活健康,日本本身就會健康。日本人彎彎的短腿套上長褲、穿上洋服,歪七扭八地走路、跳舞,捨棄榻榻米,霸氣十足坐在廉價桌椅上,裝模作樣。歐美人眼見此情此景覺得萬分滑稽,而我們自己本身卻對這樣的便利性感到心滿意足。」
  
  他的觀點顯然與他前一代東京作家永井荷風南轅北轍。生於明治時代的永井荷風眷戀江戶東京,痛恨日本全面工業化,一頭栽下他視為「空洞的西方偽文明」之中,日日足履木屐、手持蝙蝠傘信步而行,穿梭於都市更新前的老街舊巷,遊蕩於古寺、荒煙墓地及附近的貧窮街町,他不是不相信現代化,不是不信賴電療、放射礦泉的力量,只是更喜愛那些住在不衛生後街的虛幻人生,仍把生命托付於迷信和煎藥、那種逆來順受的古老生活。與坂口安吾正好完全相反,他特別悲痛日本人追求便利這件事,譬如為了方便,就開始使用鋼筆,「大概沒有比近世人熱切接受所謂『便利』一事更無意義了。」
  
  當永井荷風頌讚陋巷、渡船、庭園和長滿雜草的閒地,坂口安吾卻恰恰把他的美學與文學觀建立在「實用」兩字。
  
  對他來說,生活所需決定美感。故鄉舊貌景物遷移,木橋變成鐵橋,他固然感傷,卻覺得天經地義,日本人需要全新運輸工具,需要電梯,比起傳統之美,他認為日本人更需要便利的生活,「即便京都寺廟或奈良佛像全毀了,也不會覺得哪裡不方便,但是電車不開可就麻煩了。」依他看來,仙氣華美的金閣寺或銀閣寺只是「附庸風雅的富豪玩物罷了」,舉世聞名的龍安寺石庭不過相當於一塊佛曰乾屎橛,甚至語出驚人地說,「若有需要,剷平法隆寺改建停車場也無妨。因為,我們民族的光輝文化或傳統,絕不會因此滅亡。」他對永井荷風所鍾愛的一切老街古樓漫不經心,反倒讚美起軍艦、乾冰廠與監獄,認為這三種光禿禿的現代造物非常之美麗,因為身上沒有一絲虛假的美感,完全依照使用目的而被創造出來,「只有必要的物件,放在必要的地方,而不需要物品全被移除,只有順應必要要求所成就的獨特形貌。那是形似本身,不形似其他任何物體的形貌。」永井荷風一直活到了一九五九年,不知道他是否有機會讀到坂口安吾這些文字,要是他真讀到了肯定全身逆血而行。
  
  但,這就是坂口安吾,堅持日本人的文化跟他的文學都要因「必要」而存在,「沒有任何一行文字是為了看來美麗而寫」,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該為了堅持傳統而留,社會規範要順應生命欲求,而不是限制,否則變成魯迅口中的「吃人的禮教」。
  
  某方面,坂口安吾與中國同時期的魯迅類似,他們皆熱愛自己的祖國,痛心自己的社會如此衰弱落後,一介書生想要用一枝筆痛下針砭病症,而他們的結論均是傳統禮教不但沒有助益,反倒是最大阻力,好像中國古代漢族婦女纏小腳,說是文明禮俗,實則是一種民族自殘。
  
  魯迅的《狂人日記》以文學手法,批判舊社會的「仁義道德」虛偽腐敗,已形成了人吃人的社會現象,坂口安吾在奠定他文學地位的小說《白痴》裡,同樣藉由弱智女子的形象,烘托出他認為「人」的真正意義,必須恢復感情的人性,才能引導人類走出生命的困境,而不是靠那些道德教條與僵化禮教。
  
  二十世紀初,魯迅的中國與坂口安吾的日本都在前現代與現代之間掙扎,任何想要進步或改變社會現狀的企圖都被標示為「西化」,視為對土地的背叛,必定會失去民族的尊嚴,任何想要保留文化習慣或繼續傳統價值的想法,就遭駁斥為保守反動,標籤為封建殭屍再世。保守與進步變成一種零和對抗,非彼即此,好像社會一定沒有選擇,人生非得如此。坂口安吾與魯迅無疑地不認同非不得如此的社會選項,但他們花費更多力氣在推翻這些想當然耳、不言而明的文化習慣,希望用思考、以行動,找出社會進步的動力與方向。
  
  留學日本仙台學醫的魯迅在日本學會穿三件套西裝,每日勤梳理,保持外表整潔,因為看了一捲日俄戰爭影片,裡頭中國間諜遭日本軍人處決,其他中國同胞面無表情聚集圍觀,令他醒悟救國必須先從精神開始,他輟學,換回長袍馬褂,回到中國之後,非常不習慣中國依然封建落後,人們只求溫飽,因循苟且,阿Q精神,不求上進,悲憤激昂提筆,犀利狠批中國民族,想要刺激中國人思考、振奮,因為「命運並不是中國人的事前指導,乃是事後的一種不費心思的解釋」,沒有命運這回事,沒有民族性這種說法,只有因循苟且的文化惰性。
  
  這與坂口安吾不謀而合。雖然當時日本比其他亞洲國家已經現代化許多,但那只是物質進步,不代表文化現代化,他挑戰大家不加思索即接受的傳統武士道,如童話裡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大聲說出天皇也不過是個人,痛恨日本人以刻苦耐勞為美德,因而「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讚美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再度被拉回過去」。
  
  他批評日本人堅持節儉是美德,明明富翁還要省一兩塊車錢,不肯消費刺激經濟,一昧依賴肉體勞動,按個鈕就能解決的事情卻要浪費時間流下亮晶晶的汗水去完成,使得需求無法變成發明的動力,他討厭大家認定農村文化才是日本文化、誤信日本的墮落是因為農村文化轉成都會文化的關係,而根本沒人深思所謂農村文化的意思,因為農村打從一開始就不純樸,對他來說,農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撓地研究如何逃稅的精神」,故意每次三寸、五寸移動田埂界線偷取鄰人土地,背叛鄰居摯友還以為自己只是為了勤苦求生存的小農,「只要見到陌生人,一律將其視為小偷」,「對他人的不信任以及排他精神」,假裝被動所以能狡猾逃避所有外界加諸自己身上的事物,都是他斥之偽善的農村之魂。
  
  這裡,坂口安吾其實只差沒喊口號,「日本人,你為什麼不起來?」令他難過失望的那一種「被動的狡猾」依然存在目前許多亞洲社會,即使已經進入民主制度,仍不相信自己能做什麼,依舊躲在善良老百姓的盾牌之後,對大社會漠不關心,在小處摳錢過日子,沾沾自喜,不肯在大處求改革,追求更大的成就。尤其那種莫名其妙的社會懷舊,好像忘了古代農業時代的真相其實是大家都活在封建制度下,所有人身分階級一出生就被規定了,女孩子只是生產的工具,男孩子只是種田的動物,除了少數人能受教育,其他人天天都在汲水耕田,遭社會權貴洗腦以為艱苦勞動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目的,不加反抗盡量忍耐種種不合理也變成至高美德的表現。
  
  坂口安吾之所以現代,因為他真正相信民主,追求「人」的價值,而不是一時的社會制度或政治觀念,他堅信任何事情終究要回到人的根本,一個人在世上要怎麼活下去,要怎麼活得好,這才最重要,所有的制度法律觀念都是可以修正的,因為那是人的產物,就像科技終究要服務人,因此要符合人性,而不是倒過來讓科技主宰人。
  
  「人」,就是坂口安吾的中心思想。「人,只會眷戀人。不可能有任何藝術,欠缺人的氣息。我們也不會想在無法引發鄉愁的樹木下休息。」當他醉眼朦朧,腳步不穩走在銀座街頭,坂口安吾一定恨不得抓過每一個經過他身邊的路人,不分男女老少,緊緊抱在懷裡,狠狠親吻對方,告訴他們,我他媽的愛死了你,請你一定好好活下去!

內文試閱

  

續墮落論


  大家都說戰敗後國民道德淪喪,所以樂見的理想做法就是回復戰前「健全的道德」。我對此可無法苟同。
  
  我從小生長的新潟市是個石油產地,因此也是石油暴發戶的產地。據說有個叫做中野貫一的暴發戶,致富後依然克勤克儉,他覺得從停車場直接搭人力車太貴,會特地走到一座名叫「萬代橋」的橋邊去攔便宜的人力車。小學聽校長訓示時,這個故事都不知道聽過多少次了。不過,我從前幾天來自故鄉的人口中得知,這段逸聞的主角如今變成另一個叫做新津的石油暴發戶,現在已成為新潟市民的日常教誨與生活規範。
  
  一個百萬富翁將五十錢的車資省到三十錢算是美德嗎?是我等應奉為日常規臬的生活嗎? 問題並不在於這個故事本身,而在於貫穿這個故事底層的精神,還有生活的應有樣貌。
  
  戰時,我擔任日本映畫社的特約人員,那時有另一位特約O先生,同時也是新聞聯合的理事還是什麼的,平常看來氣勢十足,論事說理總是頭頭是道,曾說什麼吉川英治與佐藤紅綠 都是日本偉大的文學家。這位大人物在一次開會時,發表意見說:「來拍一部這樣的電影如何?」那部電影想將農夫長滿繭的粗糙雙手、拼湊布料縫製出來的和服等事物,拍成像是融合父傳子、子傳孫的刻苦耐勞精神的象徵,因為日本文化必須是農村文化,農村文化轉化成都會文化是日本的墮落,也是今日的悲劇。
  
  這番話在會議中引發熱烈迴響,專務(實質上的社長)等高層也大為感佩,回頭望著我說:「你能不能用這個概念寫出一個劇本?」我費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婉拒了這項請託。這件事不是偶然發生在會議上的戰時惡夢。戰時,社會上持續大力倡導「回歸農村文化」、「回歸農村之魂」,那雖是一時的流行思想,卻也是日本大眾的精神。
  
  大家都異口同聲說「農村文化」,但是說到底,農村真有文化嗎?或許是什麼盂蘭盆會舞、祭典風俗,又或是什麼刻苦精神或本能性的儲蓄精神吧。然而,文化的本質在於進步,農村卻與進步八竿子打不著。農村只有排他精神,對他人不信任的多疑靈魂,唯有對得失的執拗算計最為發達。「農村純樸」這樣奇妙的形容,長久以來在無人反思的情況下廣為流傳,但是農村打從成立之初就根本不具任何「純樸」的性格。
  
  自大化革新以來,所謂的「農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撓地研究如何逃稅的精神。成為流浪漢逃稅、謊報戶籍逃稅,而那些農民每個人歷經堅毅苦戰所堅持的微小逃稅行為,事實上卻成為日本經濟的問題所在,莊園因此興起、繁榮,莊園也因此衰退,貴族敗亡後武士取而代之。正因為農民與稅制的對抗、不屈不撓的逃稅行為,日本政治才產生動盪,朝代更迭。「只要見到陌生人,一律將其視為小偷」,這是王朝時期(七一○─一一八五) 的農村精神,這些人事實上是在盜匪橫行、領主倒台的困境中也能抓住什麼奮力再起的專家,所以對他人的不信任與排他精神都曾是農村之魂。他們這群人總是被動,不說「自己想要什麼」,也不能說。相對的,他們卻以自身獨特的狡猾,處理強加諸於身上的事物, 而那被動的狡猾長久以來便孜孜矻矻地推動起日本歷史。
  
  日本的農村如今還是奈良王朝的農村。時至今日,各處農村還是能看到相似的民事判例,例如每次默默移動作為界線的農地田埂三寸、五寸,背叛鄰居;在沒有契約的情況下不歸還租借田地,背叛摯友。他們這不是執拗地持續背叛親朋好友嗎?在得失的利害算計的基礎上,根本就無法從農村精神中找到對於更崇高精神的渴望、自我的內省,以及其他發現。在毫無其他發現之處,不可能存在真實的文化。在毫無自我省察之處,不可能存在文化。
  
  據說農村的美德是刻苦耐勞。忍受貧乏的精神,怎麼會是美德?所謂「需求為發明之母」,因為無法忍受貧乏與不便,有需求時才會出現發明、出現文化,逐漸催生出所謂的「進步」。日本的軍隊向來以刻苦耐勞,不渴求方便的機械,足以承受肉體的嚴苛操練而為人所稱頌,軍隊使用的武器卻因此無法進步,正因欠缺根本的戰鬥基礎,才會面對今日慘不忍睹的大敗。不只是軍隊,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刻苦耐勞的精神,不追求變化,不追求進步,總是憧憬讚揚過往種種,當進步的精神偶然現身時,卻常會遭受刻苦耐勞的反動精神打壓,再度被拉回過去。
  所謂「需求為發明之母」。但日本卻將追求需求的精神貶為「懶鬼精神」,而將「刻苦耐勞」稱為美德。他們都說,不過一、兩里的路就用走的吧。才五、六層樓高就搭電梯完全是懶鬼性格。他們都說,依賴機械、忘懷勤勞精神,就是亡國的開始。這一切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真理不容扭曲。我們就是因此慘遭真理復仇,一昧依賴肉體的勤勞與刻苦耐勞的精神,才導致今日亡國的悲慘命運,不是嗎?
  
  按個鈕、打個方向盤就能解決的事情,卻要耗上一整天辛苦得氣喘吁吁,然後還說什麼「汗水的結晶」、「勤勞的喜悅」,簡直可笑至極。更何況日本整體、日本的根本基礎,本來就是如此可笑至極。
  
  我們的代議士諸公如今針對天皇制,天皇尊嚴之類可笑至極的話,喧鬧不休。雖然「天皇制」確實是貫穿日本歷史的一種制度,但是那所謂的天皇尊嚴常常只是利用者的工具,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
  
  對於藤原氏或將軍家而言,天皇制為什麼有必要存在呢?他們自己為什麼不將最高主權握在手中呢? 那是因為,他們領悟到比起自己主權在握,天皇制更為方便;比起親自號令天下,不如讓天皇號令天下,自己率先表態服從號令,如此一來更容易貫徹推動號令。所謂的「天皇號令」並非天皇本身的意志,其實是那些人的號令。他們只是假天皇之名行本身欲求之實,自己率先表態服從號令,藉由將自己服從天皇的示範強加諸於人民, 也等於是將自己的號令強加諸於人民。
  
  想要自稱為神,要求人民承認其絕對的威嚴是不可能的。然而,自己膜拜天皇,將天皇尊為神,並將同一套觀念強加諸於人民卻是可能的。因此他們才會擅自擁立天皇,膜拜天皇,並藉由本身的膜拜強制要求人民認同天皇的威嚴,同時利用此威嚴號令天下。
  
  這不僅僅是發生在遠古歷史中藤原氏或武家的情節而已。諸位瞧瞧吧,這場戰爭不也是如此嗎? 天皇實際上是不知情的,當初也沒有下令。那單純只是軍人的意志。一會兒說滿州某處爆發事變,一會兒說華北一角戰火平息,簡直是豈有此理。就連總理大臣也被矇在鼓裡。足見軍部有多麼專斷獨行。正是這批軍人如此地輕蔑天皇,從根本褻瀆天皇, 同時又盲目地崇拜天皇。簡直荒謬! 荒謬至極! 這才是貫穿日本歷史的天皇制的真面目,也才是毫無虛假的真正日本史。
  從很久之前的藤原氏開始,最褻瀆天皇的人,就是徹底膜拜天皇的人。他們是真正打從骨子裡盲目崇拜天皇,同時卻又將天皇玩弄於股掌之間,將其當作方便自身利用的工具,徹底地褻瀆天皇。時至今日,我們的代議士諸公仍是言必稱天皇尊嚴,而大多數國民也還是支持這樣的言論。
  
  有人說去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日本以天皇之名宣布戰爭結束,大家都因天皇而得救;但是只要回顧日本歷史,就能驗證「天皇」總是非常狀態下的歷史所創作出的獨創作品、萬全對策、最後底牌。而軍部本能性地深諳這種底牌,我等國民又本能性地期待這種底牌,於是乎軍部與日本人聯手演出八月十五日這一幕精采的高潮戲碼。
  
  忍所難忍、耐所難耐,爾臣民宜服朕意。國民聞言莫不哀泣,都說這既然是陛下下的命令,雖然難忍還是忍辱負重,接受戰敗吧。謊話連篇!謊話連篇!謊話連篇!
  
  我等國民不是早就渴望戰爭趕快平息嗎? 不是早就對手持竹矛迎戰坦克,像個泥偶般爭相赴死感到厭惡至極嗎? 我們這些民眾比任何人都渴望戰爭結束,只是無法說出口罷了。結果,那夥人竟然還敢滿口大義名分,說什麼「天皇命令」,什麼「忍所難忍」。這是什麼樣的詭計陷阱! 不就是個悲慘又窩囊的歷史大騙局嗎?更何況,我們之前對那樣的欺瞞一無所知。要是沒有天皇的停戰命令,我們還是會以肉身衝撞坦克,即便極端厭惡,還是會化身勇猛泥偶爭相赴死。正如最褻瀆天皇的軍人卻崇拜天皇一般,我等國民雖然沒有那麼崇拜天皇,卻也對利用天皇習以為常,對本身的狡猾,對那所謂「大義名分」 的狡猾大旗渾然無所覺,隨之一同歌頌天皇尊貴的恩惠。這是什麼樣的詭計,又是什麼樣的狡猾啊。我們早已被這種歷史詭計掌控,而且喪失了身而為人還有人性的應有面貌。
  身而為人還有人性的應有面貌又是什麼呢? 簡而言之,就只是:「誠實說出想要或厭惡的事物。」喜歡就說喜歡,有喜歡的女人就說喜歡。脫下「大義名分」、「私通為大忌」、「義理人情」等虛偽外衣,回歸赤裸裸的本心吧。找回並凝視這赤裸裸的樣貌才是人類重生的最優先條件。如此一來,自我、人性以及真實才得以從中誕生,並往前邁出第一步。
  
  日本國民諸君,我要向各位吶喊「日本人以及日本本身都應該墮落」,我要振臂疾呼「日本以及日本人都必須墮落」。
  
  只要天皇制繼續存在,此等歷史詭計將持續殘留於日本觀念中發揮作用,然後我們就無法奢望身而為人的人性花朵在日本綻放。我們或許永遠都等不到人類的正向光芒、身而為人的真正幸福、身而為人的苦惱,以及人類所有的真實樣貌,在日本出現的那一天。我雖然吶喊著「日本,墮落吧」,其中的真正用意卻是完全相反的。因為現今的日本,還有日本式的思維早已嚴重墮落沉淪,我們必須從這種充斥著封建餘毒詭計的「健全的道德」 墜落,赤裸裸地踏上真實的大地。我們必須從「健全的道德」墮落,才能回歸成為真正的人類。
  
  無論是天皇制、武士道、刻苦耐勞的精神,或是將五十錢省到三十錢的美德,我們必須脫去這類的虛偽外衣,回歸赤裸裸的本我。總之,就是必須回歸為人,重新出發。否則我們只會重回往日那個充滿欺瞞的國度,不是嗎? 請先回歸赤裸本我,捨棄綑綁我們的禁忌,找回自己真實的聲音。未亡人就去戀愛,儘管墮落地獄吧。退伍軍人就淪落黑市維生吧。墮落本身當然是壞事,但是不花本錢就無法揀選出真品,光靠華而不實的表面功夫也不可能獲得真實的回饋。我們必須賭上血肉,賭上真實的哀嚎,該墮落的時候,就該嚴肅認真地一頭栽下。管它是道義頹廢、一團混亂也好,鮮血直流、渾身沾毒也罷。若不先奮力鑽過地獄之門,就無法攀上天堂。除了忍受手腳二十片指甲滲血、剝落的痛苦,一小步一小步地朝天堂前進,難道我們還有其他通往天堂的道路嗎?
  
  墮落本身常是無趣的,同時也僅是一種惡,然而墮落的性格中也存在著莊嚴的部分, 那就是人類偉大的真實樣貌—孤獨。換言之,墮落總是帶著孤獨的宿命,被他人離棄、被父母離棄,除了依靠自己別無他法。
  
  善人是種輕鬆愉快的選項,因為他們能在與父母兄弟、人與人之間的虛偽義理或約定中處之泰然,全心全意投入所謂的「社會制度」,最後平靜地迎接死亡。反觀墮落者卻總是脫離常軌,孤身走在曠野之中。縱使惡德無趣,孤獨這條路卻是通往神的道路。所謂「善人尚且得以登上極樂淨土,何況惡人」,說的正是這條路。基督宗教敬拜娼婦,也是著眼於孤身獨行於曠野的這條路,唯有這條路才能直達天堂。縱使有成千上萬甚至上億的墮落者最後難以抵達天堂,只能空虛地孤身徘徊地獄,仍無法改變這條路直達天堂的事實。
  
  哀哉,人類的真相就在於此。誠然,實在哀哉,人類的真相就在於此。這樣的真相是永遠無法憑藉社會制度與政治獲得救贖的。

作者資料

坂口安吾(Sakaguchi Ango,1906-1955)

1906年出生於日本新潟,本名坂口炳五,東洋大學文學部畢業。 1931年發表短篇〈風博士〉,進入文壇。1947年之前,以純文學創作為主。二戰結束後,憑藉評論文集《墮落論》與小說《白痴》,深刻衝擊日本社會,被視為戰後文學的新旗手,與太宰治、石川淳同為「無賴派」代表作家。 博學多聞,作品充滿反叛、頹廢而浪漫的色彩。此外,自少年時代便深愛推理小說,熱中於解謎,認為是「作者和讀者的智慧比賽」。在其豐沛的小說創作中,推理小說約占四分之一。《不連續殺人事件》是他的推理處女作,也是唯一的長篇,出版翌月即獲「偵探作家俱樂部獎」(今推理作家協會獎),為本格推理的典範之作。 1955年,因腦溢血驟逝,享年四十九歲。

基本資料

作者:坂口安吾(Sakaguchi Ango,1906-1955) 譯者:鄭曉蘭 出版社:麥田 書系:時代感 出版日期:2014-05-07 ISBN:9789863440932 城邦書號:RC6002 規格:平裝 / 單色 / 256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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