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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為了教化囚犯,於是將囚犯置於完全獨處的空間。然而絕對的孤寂若無外力介入則超越人類所能忍受,不留情面也不留餘地摧毀了罪犯的人性。那不是教化,而是殺害。 ——托克維爾 評判一個國家,不是看它如何對待最尊貴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樣對待最卑微的那群人。 ——曼德拉 現代文明社會中,犯罪者應該接受懲罰,也理應接受懲罰。我們以司法審判體制,堂而皇之將犯罪者送入監獄——正義體系這頂皇冠上最閃亮的寶石。 正義應該可以理直氣壯地展現,是一個由公民所背書的透明體系。然而,監獄,卻一點也不透明。它是看不見的空間;多數人從未看見它,卻毫不懷疑地接受它,認為它是對的。但我們怎麼能保證我們沒看見的東西? 我們把犯罪的人關起來,然後呢? 本書帶我們進入監獄現場,看看我們以為的正義是什麼模樣。 作者以記者和刑罰學者的角色,探索了九個不同國家的監獄生活,包括盧安達、南非、烏干達、牙買加、泰國、巴西、澳洲、新加坡、挪威。 我們以各種辭藻美化監獄,彷彿那和醫院一樣是個純淨的空間:「隔離」、「矯正」、「治療」、「行為管理」,住進去的人叫「獄友」,他們是「受刑人」,正接受「管理者」的輔導。這樣的美化讓人很容易忽視實際狀況,忘記在裡頭日以繼夜、年復一年,乃至於度過數十年或後半生的,是活生生仍會呼吸的人類。 司法體系畢竟源於人性,所以同樣有瑕疵。但這些監獄的實境,卻足供我們省思與警惕,同時往更好的方向邁進。 盧安達的草地法庭可謂轉型正義最佳實踐,「原諒」與「和解」取代社會對立與仇恨;南非腐敗的監禁體系逐漸融入修復式正義;烏干達、牙買加獄政顯示,犯罪肇因於腐敗的司法系統和駭人的財富差距;泰國女子監獄則提醒我們,若能改變輿論對犯罪和司法的認知,對囚犯和罪犯的想像,如此一來政治也得改變立場;嚴厲的新加坡發展出一套社會復歸計畫;澳洲民營監獄帶我們重新省思社會犯了什麼錯;巴西監獄的單獨監禁讓人性跟著泯滅;最後,創造人間煉獄來嚇阻民眾犯罪的策略顯然已經失敗,於是挪威政府決定踏上相反道路,透過新式監獄宣誓以矯治代替懲治、宣揚司法品質與文明程度成正比的理念。

目錄

推薦序 推薦序 序論 1. 報復與和解 | 盧安達 寬恕並非無視已經發生的過去,而是毫無迴避認真面對,最後拔除記憶上的刺,防止毒性擴散全身。寬恕代表理解犯行者,發揮同理心,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感受究竟是什麼樣的外力、壓力迫使他們採取那種行動。 2. 對不起 | 南非 許多人呼籲給囚犯新生機會,問題是他們原本的人生為何不見?只看例外當然簡單,總有人能跨越種族、階級的重重困境出人頭地,而錦上添花總是光鮮亮麗,為困在陋規的人雪中送炭則是另一回事。 3. 牢籠裡的藝術 | 烏干達與牙買加 在牢籠、在艱苦環境中也要閱讀講話寫作的理由:為了喚起人性。為了乘上言語的雙翼。為了回到語言。為了找回監獄想磨滅的身分。為了在肉體遭到禁錮時掌握心靈自由。為了不再只是「我」,成為以文字填滿教室的「我們」。 4. 女性和戲劇 | 泰國 所謂公關不就是精心策劃的一場好戲?對於監獄和囚犯,最重要的不也就是公關?將婦女逼進監獄的是法條,而法條之所以存在是奠基於民意,若能改變輿論對犯罪和司法的認知,對囚犯和罪犯的想像,如此一來政治人物也得改變立場。 5. 單人禁閉與超高級監獄 | 巴西 他們算是活著嗎?杜斯妥也夫斯基描述單獨監禁是「抽乾一個人的生命養分、削減他的靈魂使其萎靡衰弱,然後高高捧起乾枯如木乃伊、已經失去心智的人,讚揚為改過自新的模範」。對他們來說,能被人看見、出現在筆下,已經是難得的重生:他們尚未被徹底遺忘。 6. 民營監獄 | 澳洲 一般監獄是要人排隊就會領到東西吃、衣服丟出來有人會洗,結果呢,最後自己什麼也不會。在這裡,你自己不會煮,那就不要吃。起初很多人大受震撼,但其實都是重要過程。 7. 社會復歸 | 新加坡 「社會復歸計畫就像為癌症病患準備急診室,」葛倫.馬丁曾這樣告訴我。新加坡再度展現他們正為傷口止血,可惜縱使設計完整、值得學習,依舊是OK繃程度,所以旅途待續。 8. 什麼是正義? | 挪威 我們必須開始扮演所謂的好撒馬利亞人,而且這只是開始。總有一天我們得清除路上所有障礙,每個人在人生旅途上無需擔心遭到毆打或掠奪。同情心不是給乞丐硬幣,而是扭轉創造出乞丐的體制。 參考書目 致謝

內文試閱

8. 什麼是正義? | 挪威
  悲傷是必然,但人造的地獄不然。   ——尼爾斯.克里斯逖(Nils Christie)   愛是未完成的關係。因為未完成,所以沒有界線,沒有人知道自己會被愛帶向何處。在這些面向上,愛是無邊無盡的;但若經過考驗,釐清、確認了界線,那麼就得到完成、定型,也因而失去無限。   ——托馬斯.馬蒂森(Thomas Mathiesen)   價值觀的真正革新促使我們質疑過去、以至於現今許多政策是否公平正義。我們必須扮演所謂的好撒馬利亞人(goodsamaritan),而且這只是開始。總有一天我們得清除路上所有障礙,每個人在人生旅途上無需擔心遭到毆打或掠奪。同情心不是給乞丐硬幣,而是扭轉創造乞丐的體制。   ——馬丁.路德.金   早上七點鐘,我被起床通知叫醒,爬下床走到窗戶邊掀開簾子,一片黑暗。這時間到底是清晨還是夜晚?十一月的挪威很難分辨兩者,陽光少得每分每秒都是黃昏。濃重的雲層像是絨毛毯遮掩所有顏色,時不時揭開一角露出些許金光彷彿挑逗。生命在此簡化為三個調性:冰藍、瓦灰、還有血液乾了那樣的紅。   收拾好隨身物品,我啟程去搭電車。跟以前一樣,沒有人檢查我是否買了票,這裡的公共運輸系統採信任制。外頭街燈有點暗,雖然奧斯陸是歐洲發展最快的首都,但並未大張旗鼓炫耀自身存在,幽靜得令人心曠神怡,美麗又謙和。等車時我進車站書店看看,有一整櫃犯罪小說,這個文類在當地很受歡迎。說來諷刺,憂鬱幽暗的自然環境彷彿為了犯罪打造,但犯罪並非現實生活一部分;挪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   也因此我來到這裡。倘若地球上真有烏托邦,挪威大概是人類認知中最接近的地方。這個國家生產石油、社會福利極佳,幾乎全國人民都享受最高水準的教育、醫療和育嬰服務,文化長期重視平權、安全以及社群主義。歷史上挪威並非以農奴和采邑制為主,經濟一直奠基在小村莊與民主的地方自治,兩百多年前已經完全廢除貴族階級,社會也不存在明顯的階層。由於氣候和地理因素,移民較少,性質單一的人口更增進凝聚力。導演麥可.摩爾(MichaelMoore)決定拍攝紀錄片《健保真要命》(Sicko)時,想要找出與美國相反的地方,也就是並非資本主義掛帥、人人自私自利的代表,一個社會體制和階級平等的迪士尼夢幻國度,而他看上的正是挪威。   導演拍攝的一大重心是我今天要拜訪的貝斯托伊監獄(Bastoy Prison)。監獄系統十分能呈現出挪威的先進,採用「常態原則」(Principle of Normality),其意義是剝奪自由權本身即為懲罰,囚犯的生活條件不應低於維持社會安全之必需。犯罪學者約翰.普瑞特(John Pratt)以「刑罰特例」描述北歐國家的低囚禁比例和監獄人道環境。本地監獄規模都不大,一般而言收容人數不超過五十,也有一隻手數得完的例子。監獄設施遍布全國,所以囚犯可以留在與家人或所處社區接近的位置,設施內部也盡可能塑造得和外界一模一樣。此外,原本社區依舊照顧囚犯囚禁期間的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項目,這稱之為挪威式導入模型(Norwegian Import Model),宗旨是將囚犯涵蓋在一般公民所屬的社福單位下,形成所謂無縫服刑——入獄前、出獄後歸屬同一地方政府。刑期大都很短,平均只有八個月,美國則是三年;多數犯人不會服完刑期,通常三分之一過後可以請假回家,刑期的一半時間在外面度過。   挪威如此人道的監獄系統,最令人著迷的地方就是看來成果非凡。當地犯罪率極低、再犯率也僅百分之二十。還有什麼地方更適合作為我旅途的終點站?我明白自己、還有許多人都像教徒似地對挪威體制寄予厚望,但它究竟有多棒依舊是問號。挪威是否真的能在最後完整、清晰地指引我走向追尋的目標,也就是正義?   將他們當做人來對待,他們就會像個人   「監獄?」下了車以後我走到渡口,上了小船以後朝兩個船夫詢問,想要確認是否會到達貝斯托伊島。   「對,」其中一人回答,然後搓了搓手取暖。他打量我一陣,藍色眼珠散發出一股傲氣。「那是男人去的地方,」說完他改口大笑:「逗妳的,這船沒錯。」   我望向桅桿頂端,竟然有一隻完整的死天鵝卡在上頭。   「好幾年前看到的時候就包在冰塊裡面,」另外一個船夫告訴我。他戴著黑色滑雪帽,容貌有點憔悴但算是和藹。   「很嚇人,」我回答。   「真的嗎?我們把它當作吉祥物呢。妳怕罪犯嗎?」他忽然這麼問,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就自己說了下去:「我們都是罪犯喔。」我望進他眼底,察覺一絲笑意。這是個玩笑嗎?   「我們真的是罪犯。妳怕嗎?」   「為什麼要怕?」我聳聳肩,仍舊不確定是不是尋我開心而已。   「我叫威戈,」他和我握手。原來威戈真的是罪犯,曾經被判處二十一年徒刑,這是挪威最高的刑期了,到明年才會結束。   另一人叫做卡托,由於犯罪意圖而被判處一年半徒刑,不過他本人堅稱無辜。卡托和威戈帶我走到門廊,牆上貼著每日行程。   「我們從早上六點值班到中午,」卡托解釋:「之後回監獄裡面休息,做點運動、回去房間放鬆。妳要不要見船長?他不是囚犯,船上工作人員只有他不是。」   上了樓,身材健壯的船長也與我握手寒暄。   「妳來訪問囚犯?」他笑了,我漸漸體會為何每個人都拿罪犯很可怕這個刻板印象開玩笑。顯然在這兒不值得害怕,大家胸有成竹。   隨著船隻前進,我遠眺貝斯托伊,松木成林,從灰茫海面朝灰茫天空伸展。船上有幾個座位,卡托坐在我隔壁,打開電視機轉到歷史頻道。   「妳有沒有臉書?」他問我。   「你們可以用臉書?可以上網?」我反問。   「在那邊的話不行,」他指著松林:「出來就可以。」我將自己的名字寫在紙上遞給他,抵達挪威以後第一次有藍色天光灑在我頭上。   「有些人說貝斯托伊只是個夏令營。」我要下船時威戈走過來,講話的神情彷彿想要責備我:「或許妳也會那麼想,不過那是錯的。相信我,那裡真的是監獄。我們的人生被暫停,好像凍結起來了。」   我指著天鵝:「和你們的吉祥物一樣嗎,就算小島很漂亮,還是結成冰。」   威戈用力點點頭。   「回大陸去!」他朝卡托高呼,準備下一個航程。現代卡戎嗎?我想像小船載著新靈魂進入幽冥世界。   然而,眼前所見並不幽冥晦暗。威戈說得沒錯,乍看之下真的會以為是夏令營。當然這季節過來看到的是十月的風景:斑駁落葉翩然落在騎單車的人身上,沒錯他們,都是囚犯,還有一輛馬車從旁邊緩緩駛過,地平線上是一棟一棟的薑餅屋,沉穩黃壁、綠色邊框和紅色屋頂,周圍出現綿羊和乳牛,沒有圍籬或鐵網。貝斯托伊是開放式監獄,這個概念在一九三○年代的芬蘭萌芽,已經遍及北歐各國。開放式監獄的囚犯可在服刑期間每日通勤上班、保住原本工作。目前挪威有三成監獄是開放式的,而貝斯托伊原本是男童教養院,一九八四年才改制監獄並成為典範。   一位笑容可掬的獄警開著黃色小巴載我到小屋。我進去登記自己攜帶的行動電話,這是到目前為止第一次隱約透露出「監獄」的氛圍。督察名字叫湯姆(不是典獄長,不是輔導員,而是督察),他長得很像凱文.科斯納,招待我一杯咖啡,然後雙雙在辦公室坐下。辦公室有花朵圖案的布簾、蘆薈盆栽,漂著淡淡清香,夾雜壁爐烤火後的餘味,我依稀記得以前在新英格蘭度假的旅館也有過類似的時光。   「沒用。會那麼做是因為懶惰。」湯姆回答得一針見血,毫不客氣批判了傳統監獄制度,他之前在舊體系有二十二年的工作經驗。窗戶邊有隻蒼蠅嗡嗡飛舞,他繼續說下去。   「一開始我對新式監獄也有懷疑,但很快就放心了。應該盡量做開放式監獄才對,最好全部改過來。我們盡可能收人,可是空間不夠。」   挪威的囚犯在出獄前三年就可以申請轉調到類似貝斯托伊的開放監獄,島上有一百一十五名人犯、七十三位管理人員,後補順位排到三十號。   「外頭有種誤解。『啊,這是控管鬆散的監獄,其實住進去的還算是好人,就只是個夏令營。』這不是事實,我們的囚犯也……抱歉我借用法語的比喻,他們也摔進大便過,藥物、暴力一樣不缺。更重要的是,有些人在其他監獄一直惹麻煩,到了我們這邊什麼問題也沒有。我們開玩笑說,你們居然覺得這種乖寶寶很棘手?道理很簡單,把他們當渣看,他們就會變成人渣,將他們當做人來對待,他們就會像個人。」   湯姆打開窗戶放走蒼蠅:「我們去散散步。」   穿越森林,路旁有馬兒吃草,還有養鳥的區塊、溫室,以及囚犯做午餐的烤肉區。他們共用小木屋一樣的宿舍,烤火的暖味四溢,我想起南非羅本島;儘管都是小島監獄,貝斯托伊並不黑暗陰沉,反而十分人道。   「不當作監獄經營,而是看成一個島。」湯姆解釋這裡是自然保育區,四分之一糧食為本地自產,多數車輛為電動,所有物資都回收利用。   「農業是核心價值之一。我們追求人道同時也保護生態,動物具備社會功能,牠們可以教導何謂同理心,所有生命都為這片土地努力。」   「你自己住在島上嗎?」我問。   「我每天搭船通勤,也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起開車去奧斯陸舒服多了。」他搖頭:「一開始我到這兒也是什麼都不懂,我小時候在都市長大的。來了這裡以後才覺得人生得到療癒,是這種生活模式的影響。對囚犯他們也有同樣效果。」   湯姆又帶我到木屋教堂看看,裡面有個銅質大燭臺。「挪威不推廣特定宗教,所以比較類似文藝空間,教士也不像傳統神職,反而接近諮商人員。」再來是商品齊全的超級市場,找得到頂級純巧克力和蘆薈汁,一旁紅色電話亭免費使用,但湯姆說他認為直接開放手機和網路更實際。   「有什麼好怕?難道打電話、上網就可以殺人嗎?」他說。   我問起汙名標籤和社會復歸方面的情況。   「在挪威只要出獄就是出獄了,」他回答:「沒有太大的名聲問題。我現在鄰居就有一個坐過十八年牢的老先生,沒什麼人在意啊,而且算是常見吧,我自己不少朋友也進過監獄。挪威人滿包容的,」湯姆停頓一下才補充,「奇怪的是,歷史上的挪威人不是這樣子。」   這句話算是輕描淡寫,古時候維京人可是出海打家劫舍的民族。之後某一天,我去參觀了奧斯陸議會廳,外牆上仍留有華麗木雕訴說上古英雄傳奇,內容充斥血腥暴力、妒恨復仇;然而,正因這樣的過去,如今挪威和盧安達一樣翻轉為強調和平寬恕的社會就更令人欣喜。   午餐時間,湯姆再度提出令我驚艷的先進思維。他說挪威的「保守派」放在其他國家或許都算是自由前衛,本地無論左派右派原本對於矯治政策的大方向有共識,然而由於近年移民湧入導致仇外情緒升高,保守政治勢力漸漸想要動搖原本的進步主義策略和對犯罪寬容的立場。例如實際上是保守派的「進步黨」(Progress Party)反對外來移民,企圖消滅依靠福利補助的生活模式——這在當地稱作naving,字源NAV就是挪威語Nyearbeids-ogvelferdsetaten,「挪威勞動福利部」。今年本地報紙的報導指出,八成挪威人希望刑罰加重,二○一○年的民調也顯示多數人覺得現行罰則太輕。   「和你們那邊的媒體也有關係。」湯姆露出泛黃牙齒咬著全麥吐司:「美國的電視節目一直宣揚監獄警戒應該要很高,還要『嚴懲犯罪』之類的,這裡的觀眾也受影響。幸好風氣漸漸轉向,過去幾年有關你們那邊的新聞不少,本地人就看透了。尤其是美國選舉,那些造勢演說引用一大堆聖經句子,你們真的是政教分離國家嗎?還有像莎拉.裴林(Sarah Palin)那種人?大家哭笑不得——那是我們想要效法的國家?」   我嘆口氣。成也媒體、敗也媒體,還有基於恐懼的文化。我向他提起自己在澳洲的體驗,指出與媒體大亨梅鐸之間的關聯。   「沒錯。」湯姆附和:「隨便問問就會發現,明明數據說了不必擔心,但有些呆子會鑽牛角尖,認定社會上到處都是罪犯。」   我又提起德國一項研究發現開放囚犯回家,逃獄的比例才一個百分點。   「對呀,」湯姆點點頭。「的確有放出去又犯罪的例子,但其實少之又少,沒道理要整個司法制度圍繞在那一兩個例外上。我常常和別人解釋:每年都要放人出去,他們會變成鄰居,那你希望這些人像是定時炸彈嗎?喜歡跟這種人住在一起?啊,對了,」他放下吐司麵包,「妳有沒有看過那部講阿提卡典獄長的電影?」   原來有一部芬蘭紀錄片才剛發行,主題是阿提卡監獄的前主管去了哈爾登(Halden)監獄參觀,我之後也會過去看看。影片基調可說是以那位典獄長為笑柄,因為挪威官員認為是矯治的事情,在美國人眼中竟全是危機和風險。   「就連管理人員陪囚犯玩牌、閒話家常、用名字稱呼彼此的時候,他臉上都是極其不屑的表情。『太危險了,』他嘮叨個不停。但是有什麼數據可以證實他口中的危險?不和犯人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要怎樣將他們導回正途?這裡每個人都認識我家孩子,還知道我的住址和一大堆個人資料。所以我應該嚇破膽嗎?」   我感覺彷彿被湯姆督察看穿了。   參觀結束以後,我正在等那輛黃色小巴到碼頭、搭船會奧斯陸,有個門牙斷了的男子走近。   「妳是美國人?」他問:「妳應該覺得這個地方莫名其妙吧?」   沒等我回應,他自顧自說了下去:「可是把人當大便看,他們就真的會變成大便。美國人怎麼就是搞不懂?好笑的是美國卻又生出了東尼.羅賓斯(Tony Robbins)這麼聰明的人。」他說的是心理界大師,出版許多書籍、影片,像是《釋放內在力量》(Unleash the Power Within)。之後,男人似乎有點緊張地笑了笑。   「你在這兒做什麼?」我問。對方身上那件藍色大衣印著工程兩個字,所以我直覺認為是要維修器材。   「我?就坐著。等會兒去看醫生,可能得調到別的開放監獄去,因為我好像對馬毛過敏。」   唔,是囚犯,我還真沒想到。   可是這種意料之外令人感慨,原本就該如此,他和我都是人。還有與威戈、卡托的互動也一樣,正常又自然,和多年來每次監獄拜訪經驗形成強烈對比。在這裡,「我們」和「他們」之間完全沒有界線。回程船上,這位過敏男子說他以前從事石油相關產業,旅行世界各地,而現在即使都能夠請假回去家庭和社區,一年一年下來仍有漸行漸遠的感覺。   「可是我還是充滿希望。在監獄裡面,囚犯可以仰望天空,也可以執著在地面的青苔。我決定抬頭看。」   我也一樣。剎時,太陽戲劇性地從陰霾後面探頭,燦爛光輝遍照大地,恍如萬物重生。   人類全體一致,我們應當大過於我   哈爾登鎮位於挪威東南與瑞典交界處。十四世紀就建造的要塞氣勢雄偉,角樓俯瞰鋪有卵石的街道;此地空氣冰涼,我拍了稜堡的照片以後走到計程車停靠點,開著暖氣的轎車送我進入山區。目的地同樣是座要塞,不過封閉式監獄總是比較現代,外觀特色是二十呎高的混凝土牆——但是沒有刮刀刺網,只有圍牆。牆面原本就不算特別陰森恐怖,加上外側松林以及風吹雨打後磨圓的牆頂,若說看起來略帶親切感也不為過。我聽說過這堵牆、也知道這裡有個外號叫做宜家(IKEA)的監獄,源於內部具時尚感的裝潢,據說是模仿那間瑞典家具零售的風格。監獄於二○一二年正式運作,目前收容兩百五十九名囚犯與幾乎一樣多的管理人員,造價為兩億五千兩百萬美元,被譽為「世界上最舒適的監獄」——這句話通常是嘲弄挪威居然讓罪犯居住在五星級酒店的環境裡。   不過如果政府負擔得起,為何不營造最良好的矯治環境給最需要的人?監獄的目的不是矯治嗎?我看過哈爾登的照片和文字介紹,但能親眼得見依舊興奮。   為我導覽的是勒西.安卓森,個子小但性情活潑,擔任監獄的業務與社區關係監察員,他很驕傲地介紹了哈爾登監獄的制度,但看我沒驚喜也沒錯愕似乎很失望。這裡沒有制服、沒有鐵柵,囚犯共享的居住環境十分優異,有不鏽鋼的櫃子、環形沙發、精緻咖啡桌,窗戶為了最佳採光設計為垂直長條狀。操場一樣時髦,請當地藝術家多克.朗格倫(Dolk Lundgren)創作出塗鴉風壁畫。體育館內不只整齊乾淨,還設置了攀岩訓練場。合唱團裡面每個人都親切,正在練習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的《和平》。牆壁上以編織工藝呈現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和威斯坦.奧登(W.H. Auden)的詩。醫療團隊也完善,人員積極、藥癮應對方案齊全。圖書館館藏豐富,我進去時讀書會正熱烈討論某本挪威語小說。   裝潢同樣美觀,而且注重隱私的訪客室內備有大量保險套和潤滑液,這就令我刮目相看、大吃一驚了。   「像你們那裡的大型會客廳其實不妥。」勒西露出鄙視神情:「我在比利時看過,沒有隱私,吵鬧又擁擠的環境,家人怎麼培養感情?」   這番話十分正確,監獄會客室有多麼嘈雜和不自在我自己體驗過很多次。勒西指著角落的玩具:「我們也盡量為孩童設想。」他推開另一扇房門,「歡迎回家!」裡面壁畫是紐約的天際線輪廓。   我腦海閃過某一次進入紐約的監獄會客室,連擁抱告別都需要申請許可,之後兩人決定拍照留念就好。每個監獄會客室都有攝影區,負責攝影的囚犯拿著古董般的拍立得拍下照片,一張收取兩美元,主角是你和遭囚禁的親友,背景與其說是監獄,其實更像大學生舞會場地,每週輪替不同主題,其中一幅因為看起來像以前奴隸主的院子被我戲稱是「假山水」、還有另一幅市區景觀就叫做「都會夜色」。   都會夜色和我眼前哈爾登監獄的會客室壁畫極為神似,可是我覺得眼前這景象極不合理,並非因為紐約和挪威距離遙遠,而是這裡人道氣味太濃厚。如果我們出於無奈,非得分離囚犯以及最有機會「矯治」他們的人,也就是愛他們的人,那麼最少是不是該給雙方足夠的親密時光?明尼蘇達州研究顯示這種安排對大家都有好處,以二○○三到二○○七年出獄者為調查對象,發現親友探訪能大大降低再犯率。   而熱情的教育監察員也進一步告知:哈爾登監獄對於人際關係的推動還延伸到管理人員和囚犯之間。   「關係,我們視其為系統成立的基礎。」勒西強調:「我做教育訓練的時候要求大家態度堅定務實,的確不是每個人都有我們能幫助的問題,或者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不過我們自己一定要敞開心胸,願意和囚犯互動。看新進人員遇上囚犯會不會緊張兮兮想蓋住名牌,就能夠判斷出他們適不適任。」   要進入這所監獄工作,首先得經過兩年特殊培訓,課程包括犯罪學、法律、福利、應用倫理學以及社工。前一天我去學院參觀,對訓練的扎實與體現的人性深感震撼。如何與囚犯建立關係、如何與他們溝通、如何看見犯罪行為底下更深層的問題,這些就是勒西口中監獄管理訓練的目標,而且管理人員在受訓階段就支薪、社會地位也不低,接近護理師與教師,收入和福利都很好。事實上,這在挪威是頗受矚目的職業,現階段開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五個空缺,應徵者卻有一千三百人。我更近一步得知,挪威也為其他國家訓練監獄人員,包括波蘭、俄羅斯、索馬利亞。後來我遇見這裡的督察,他說自己剛出差去納米比亞回來。這個趨勢令我欣慰,在心裡默默說了句:還好找上的是你們,如果所有國家都採用美國的不完善制度,那可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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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推薦】開一扇窗,讓監所的矯治變可能
◎文/陳瑤華(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貝茲.卓辛格如果生在台灣,她很可能會被認為是袒護罪犯、蔑視受害人所遭遇的傷害,因為她不但在美國的監獄裡為受刑人開文學課,也到世界其他國家的監所為受刑人開課。而且大部分願意上課的受刑人,都能透過這樣的課程更加認識和表達自己。在加害、受害極度二分的情況下,協助受刑人會被誤認為對受害者的「二度傷害」。但大家很少想到:如果受刑人因為各種讀書、寫作,而學會思考,懲罰的目標才能達到。   哲學上,懲罰的理論包括應報、遏阻和矯治。   應報是展現懲罰最素樸的想法:維持罪、刑要相當的正義概念。不過這樣的「正義」太過狹隘,沒有照顧到經濟、社會及文化的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刑罰實行以後,人們期待看到的改變。換句話說,刑罰不只要針對所犯的罪,也需要考慮犯罪者的處境,才能改變犯罪的動機和想法,讓人們不願意犯罪。   遏阻認為重罰特定的犯罪,可以造成消除社會上其他人犯罪的結果。但這其實只是一種抽象、假設的想法,長期實證的研究無法證實。更嚴重的是,很多研究的結果顯示:重罰特定的個人和遏阻犯罪之間,很難建立任何關聯。   相反地,矯治觀點最能照顧到應報、遏阻這兩種懲罰理論的缺失,卻有兩者的優點:罪、刑相當,以及減少犯罪。目前,世界上大多數的獄政單位都以「矯正機關」為名稱,台灣也不例外。但實際上,矯治的功能在制度面應該如何設計?如何進行?社會及社區環境該如何配合?都沒有具體想法和步驟。大多數的做法和這本書的名稱很像,就是把他/她們關起來,但是很少再繼續追問:然後呢?   不關心監所內的世界,其實就是不關心我們身處的世界。因為這兩個世界終究還是屬於同一個世界。隔離只是手段,隔離不是目的,那麼,如何讓隔離擁有矯治的功能,隔離才有意義。   作者應用修復式正義的觀點,藉由受刑人自己去找尋自己的身形和想法,進而讓參與閱讀和寫作的受刑人獲得矯治的機會。作者沒有提供長篇大論的獄政改革,卻利用探訪八個國家監所受刑人的機會,讓我們一起思考矯治的意義到底在哪裡?什麼樣的監所才能做到真正的矯治?換句話說,這本書不是要我們效法作者怎麼做,而是透過作者到世界各地,探訪不同的監所,一起思考什麼樣的概念和做法,才能有矯治的功能。貝茲與受刑人一起閱讀、討論及寫作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一旦與受刑人的對話可以開啟,受刑人的感受和想法便能夠表達,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矯治,需要把受刑人的培力納進來。   對於監所是民營還是公營比較好?作者並沒有定論。民營比較可能兼容並蓄各種矯正的方案,但也可能為了節省開支、減少成本而危及受刑人的生存空間,造成械鬥與屠殺。尤其把監獄經營得像一個工廠,也給不同能力的受刑人職前訓練,培養不同的技能,增加出獄後勞動的可能性。但總體來看,經營者畢竟還是以獲利為目標,不同類型的計畫的概念很重要,有沒有辦法透過受刑人的感受和想法之表達,讓計畫可以避免剝削,卻仍然具有矯治的功能,才是關鍵。   作者貝茲的世界各式監所之旅,讓我們看到受刑人受到更完整的教育,有機會說出心聲、檢視自己的過去,未來的矯治才有可能。我們不能只單看到受刑人犯下的罪行,而沒有看到受刑人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各種可能性,尤其是受刑人如何可能透過了解自己的過去,而看到自己的未來。   這本書會以盧安達和南非的轉型正義作為起始,我一點也不訝異。   人類過去的監所管理都以報復犯罪、隔離、管控為目的,如果要知道過去監獄的受刑人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只要知道過去人類怎麼對待動物,就可以了解。轉型正義的工作讓很多國家發現人權的侵害大部分是威權和極權統治造成的,因襲這樣的制度和手段,「非人化」滲透到各種組織和制度,包括紀律和規章。如果沒有好好處理過去人權侵害的遺緒,就只能繼續複製過去的不正義。而像監所這樣的地方,最能反映一個地方怎麼看「人」,怎麼想像「自由」,怎麼預期人的未來。   台灣就是世界上少數沒有清理過去人權侵害的地方,應該除罪的受難者,雖然有補償制度,但在司法上仍有犯罪紀錄。應該咎責仍然可以恣意妄為,玩弄司法於股掌之間。而大多數人都還不明白轉型正義涉及的是人權侵害案件的處理和制度性的改革,而誤以為這是政權的清算或是意識形態的轉換。   矯治的精神就是涉及我們對於「人」的重新省思和肯定,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省思,那麼隔離本身就會變成目的。過去白色恐怖的教訓讓我們看到綠島雖然是一所小小的監獄島,但整個台灣本島卻變成一個更大的監獄。如果說走出威權需要整個制度和法律的矯治,那麼我們曾經在威權體制下生活的人,更需要說出在威權體制下生活的真相,讓真正的民主可以實現。同樣的,監所的矯治功能要能夠實現,也需要受刑人他/她們的感受和想法可以被看見。既使他/她們仍然必須服刑而在監所內生活,但透過這樣的窗戶,光會進去,監所才會變成是人可以進行矯治、改變的地方。
【推薦序】監獄,國家人權的最底限
◎文/林文蔚(作家暨監所管理員)   犯罪矯正是個重要的公共議題,刑罰執行是司法極為重要的環節,但獄政現況及革新卻往往在司法改革議題中缺席。獄政是人權的衡量標準,國家是否合乎法治?對罪犯剝奪自由要到什麼程度?考驗一個國家的人權底線。罪責與刑罰能均等嗎?正義的底限又在哪裡?犯罪矯正能否奏效?更生人復歸社會是否值得信賴?治安可以改善嗎?由巨至微的這些,其實都和我們息息相關,卻向來鮮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服刑又不像服兵役,每個家庭的孩子都有機會去當兵,若是家中有人坐牢,通常會令親人難以啟齒,再者,高牆阻絕下的監獄自成一個孤立於社會之外的存在,就算有心想要去了解裡面的狀況都不見得有門路,加上社會大眾普遍對犯罪者的觀感不佳,認為坐牢是你家的事怪不得別人,最好在監獄裡受到越差的待遇越好,誰叫你自己要犯法!   看到媒體播放犯罪事件的新聞時,鮮少有人不義憤填膺,心中浮現「把壞人抓去監獄關,關越久越好!」的想法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人在監獄裡究竟是被怎樣對待,知道的人顯然不多——我自二○一二年起,陸續發表圖文側寫自己身處的監獄的職場日記,從大家的反應便可以看得出來這一點,多數朋友都驚呼︰「原來台灣的監獄長這樣!裡面的犯人是過這種生活!」別說你們不知道了,就連我們這些矯正機構裡的從業人員也很難跟自己的家人說清楚監獄裡到底是在幹嘛。   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隔離、懲罰是對待罪犯最簡單的方式,而且監禁的條件越是不人道就越是其應得的對待,但大家往往忽略了這些人服完刑,終究有一天要回到社會裡,這也是我國監獄行刑法第一條所揭櫫的行刑目的:「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法律上雖訂了這樣理想化的宗旨,在刑罰執行的實務上卻是背道而馳的,說穿了我國監獄就是為了懲罰,但這樣的懲罰並非就是正義。   依矯正署二○一五年十二月的統計,矯正機關核定收容人數55,676人,而各矯正機關實際收容人數為62,899人,也就是超額收容的人數為7,223人,比率為百分之七,但每個監所收容的實況不可能如此平均,若是把單獨一個監獄的數據拉出來看會更為驚人;以全國超收第二嚴重的宜蘭監獄為例,全監核定收容人數為2,177人,收容總人數為2,805人,超收的人數為628人,比率達百分之二十八點八。   數據背後所看不到的是空間擁擠、衛生不佳、醫療匱乏,甚致暴力、性侵,所謂的教化或矯治幾乎毫無功能可言,加上近年來刑事政策走向「重罪重罰、輕罪輕罰」,案件重大犯罪者皆採取從重量刑,而假釋門檻一再提高,令無期徒刑執行須逾二十五年始得報請假釋、數罪併罰裁定執行刑期提高至三十年、三振條款(重罪三犯)不得假釋,導致長刑期人數增加。加上毒品、竊盜、公共危險及詐欺犯罪的案件逐年增加,檢察官加強對這類案件的追訴,法官也提高定罪率等等,造成「重罪重罰關越久、輕罪輕罰常回籠」,監獄的爆滿不僅是常態,而且日趨嚴重。尤其在世界各國多將成癮行為歸類為醫療問題、視藥物成癮者為病患、對毒品除罪化的同時,我國卻反其道而行不放棄援用刑事懲罰,落後的刑事政策造就了失控的懲罰機制,對罪犯的矯治無疑只有走向失能一途,犯罪者蹲完苦窯後能夠成功復歸社會者也就相當有限。   當然,你大概會說出獄的人過得怎麼樣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不過你可能沒有想過,他們或許會是你的鄰居、同事,或經過你身邊的路人,你是希望他們因坐牢而心靈變得扭曲?還是成為身心健全的人呢?你我生活的人與環境其實與此有密切關係。   因為獄政這個議題向來冷門,《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裡深入淺出詳實記錄各國獄政現況,讀來愛不釋手,尤其是作者貝茲.卓辛格本身不但是法學院副教授,又是記者,用充滿溫度的敘事帶領讀者跟著她一同前往不同的國家,與加害者、被害者接觸、對話,讓我們重新去思考什麼是正義?懲罰的意義何在?為什麼別的國家做得到的修復式正義,在台灣實施卻變成官僚拚績效的工具,受刑人為求提早假釋配合演出,以致從立意良善變得荒腔走板。   書中一開始就以盧安達的轉型正義做為起點,令我讀得相當感慨,一個曾經發生種族屠殺的國家,在二十二年後就完成了轉型正義,反觀我們台灣,二二八事件都快要滿七十年了,我們的國家卻連轉型正義的皮毛都做不到。大家或許不知道,我國監獄所對收容人採用軍事化管理,早晚都要答數唱軍歌,收容人與親友間來往的書信不單要被檢查是否夾帶違禁品,連信件的內容都還要經過實質的審查,管理人員覺得不妥還可以要求其改寫,這些其實都源自於白色恐怖時期對思想犯的管理模式,但我們卻延用至今,而且習以為常。   什麼是進步的獄政?究竟怎麼樣才能為加害與被害雙方帶來和解、得到療癒?大家或許可以試著從本書中尋找答案。

作者資料

貝茲.卓辛格(Baz Dreisinger)

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副教授,也是美國知名Prison-to-College計畫的創辦人,這個計畫旨在提供囚犯出獄後上大學的機會。 卓辛格同時是一位記者,為《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NPR等媒體寫關於流行音樂、加勒比海地區、世界音樂以及種族議題的文章。她共同製作以及編寫過幾部紀錄片,出版過Near Black: White to Black Passing in American Culture(2008)。 因為工作機會,卓辛格得以實地探訪世界各地的監獄,讓她不禁探索一個重要的問題:監獄這項懲罰機制,真的有效嗎?

基本資料

作者:貝茲.卓辛格(Baz Dreisinger) 譯者:陳岳辰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6-03-08 ISBN:9789862729892 城邦書號:BK7069 規格:平裝 / 單色 / 352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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