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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暴力政治:流氓、極道、國家主義者,影響近代日本百年發展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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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專業推薦/ 洪維揚 《幕末.維新史》系列作者 蔡亦竹 實踐大學應用日文系助理教授 胡煒權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博士、日本史學者 「賭徒、流氓、暴徒與極道,在日本政治與政治風格上留下重要的印記,施奈華把這個故事說得娓娓動聽。」──《亞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施奈華的重要論點──暴力是對日本民主本質發揮重大影響的一種系統性的、持續的政治特徵──在本書中的論述極具說服力。傾性強調日本近代史『光明面』的學派也許會發現這本書令他們困擾。而這可能是一件好事。」──《太平洋事務期刊》(Pacific Affairs) 「在這本重要著作中,施奈華極具說服力地主張,暴力,尤其是政治暴力,是日本德川時代至一九六○年代一股無所不在、極具影響力,而且幾乎是持續不間斷的勢力。」──《日本研究期刊》(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 「這則描述日本的政治暴力如何在近代實踐組織化的生動歷史,展現了『暴力專家』如何以某種掩護方式,融入政治表現。傾向視日本為一個求同社會的歷史學者與政治學者,將可從施奈華的相反觀點中獲益。」──斯蒂芬•弗拉斯托斯(Stephen Vlastos),《現代的鏡子:現代日本被發明的傳統》(Mirror of Modernity, Invented Tradition of Modern Japan)編輯 地下勢力如何與現實拉鉅打造出現代日本? 第一本從暴力角度探討日本政治發展歷史全書 暴力與民主之間的協商,是今日社會最重要的課題! 藉由將暴力放在日本政治史的中心,這本書試圖闡釋的是,「政治」往往比我們之前所理解的更危險、更暴力。日本的政治暴力這個籠統的主題,多年來鮮少被研究;當暴力這個主題被處理時,通常被放在社會或政治運動的框架裡,而且只被當成是其他政治現象的證據,不論是某種民主意識或右翼極端主義的浮現。長期以來,暴力極少被當成視為一種現象,加以檢視。 ▍暴力的種類和意圖 一般人想像中的「暴力分子」可能是美國電影中的「黑幫」,甚至有點電影中對黑幫老大的浪漫想像。或是義大利「黑手黨」的組織犯罪。若提到日本的「極道」先想到的可能又是動漫裡刺青老大。每個人的想像不同,但本書想說明的是,暴力有這麼多種類和意圖,可能是追求民主草根運動中的暴力、可能是暗殺政治領袖;可能是一種形式,也可能是一種工具。都是本書所欲探討的主題。 ▍將暴力合理化的志士 江戶幕府末期,為了打倒江戶幕府而發起倒幕運動。當時被稱為志士的「下級武士」,成分想當多元,包括愛國之人與仇外的恐怖分子,他們主張「愛國主義」、「尊皇攘夷」的信念。明治時期的「志士」意識到,必須拋棄重建武士特權的希望,還要培養進步的眼光。因此,他們在明治維新與接下來的的日本政界扮演重要角色。 ▍博徒成為地方領袖 博徒是好賭之人,與志士不同的是,他們並非有關心國家社稷之心,而是被迫參與政治事務。因為其生活特性,大多是無宿之人。也因此沒有血緣關係的博徒們,常組成「一家」與地方打好關係,成為一方之霸。幕末時期,因為無力處理開國挑戰、加上財務困窘,幕府得與博徒合作、默許他們的暴力行為。甚至,開始成為幕府的武力提供者。 ▍從活躍分子到流氓的壯士 「壯士」一開始是指參與政治的年輕人,為了擴大人民的權力,開始參與自由民權運動的暴力事件。後來參與者陸續被逮捕並判刑。但是,這樣反而滋長暴力行為。各種限制製造出一群想要參與國家政治,卻被隔絕於正式政治過程的年輕人,而這些年輕人,因為無法正式參政而成為壯士,試圖利用暴力方式表達他們的想法。 五○年代,當不祥的外國槍砲船出現在外海,近世的德川幕府政權受到威脅,國本開始動搖,而到了一八六○年代,更被來自對抗藩國的反抗刺客與軍隊擊潰。一八六八年德川幕府滅亡,被許多歷史學者描述成一個和平的過程,接著由明治天皇於一月宣布廢除舊秩序,最後一位德川征夷大將軍於也在四月讓出了首都。相較於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雖然日本在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相對不流血,但不應該忘記的是,德川幕府的頑抗分子與明治天皇效忠者之間的內戰,一直持續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底,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從這個角度看來,新明治政府的建立,其實也是一種劇烈的斷裂。 近代日本的萌生,並未轉型成一個和平時代與紳士政治;相反地,它催生了某種政治動盪,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延續下來。抗爭者在政治運動中轉向暴力,最早是一八七○與八○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當時的參與運動者向明治藩閥施壓,要求制憲、成立議會,並且擴大政治參與。之後,在一九○五年簽署《樸茨茅斯條約》與一九一八年所謂「米騷動」的數年之間,成千上萬的民眾用實際攻擊國家象徵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某些政府政策的不滿。暴力在意識形態戰爭上,也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尤其是在俄國革命後的數十年,當不同旗幟的左翼──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工會分子──與國家主義組織和一個緊張的國家產生衝撞的時候。自一八六○年代到一九二○年代期間,政治人物遭暗殺的事件時有所聞,但也許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年代企圖政變當中,當時軍中的年輕軍官雖然本身未能成功接管政府,但確實打通了軍人晉升、獲得政治權力的管道。 而穿插在這些暴力政治活動中間的,就是這本書的中心人物──流氓、極道,以及他們的族類。簡言之,他們是那些運用武力(或「肢體暴力」)的人,而且以他們的主要目的著稱:逞兇鬥狠。這些暴力專家(violence specialists),不只與讀日本史的學生熟悉的民眾抗議、暗殺、政變緊密相關;他們還施展一種較不為人知的暴力,超越這些事件爆發的時刻。他們的暴力行為──經常伴隨破壞行為、威脅、恐嚇的鬥毆與肉搏──與政治融合,顯現暴力並非單一事件現象,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而且是近代日本政治風貌根深蒂固的元素。 本書也比較各國相似案例,也許最有意義的比較是日本與義大利之間的,因為這兩個國家都面臨過相似的歷史挑戰,而且後來繼續擁有相同的政治特點。如政治史學者理查•山謬爾斯(Richard Samuels)所評論的,這兩個國家自一八六○年代以來,都進行了「迎頭趕上」的運動,而且當他們都成為富裕的民主國家,享受法治與健康文明社會時,還繼續尋求「正常化」。 與我們關心的點更直接相關的是,日本與義大利都遭遇過法西斯主義,見證黑社會嚴重侵入他們的政治生活。同時也討論了美國與英國的政治暴力,這兩個國家經常被公認為民主模範。陳述這兩個國家也與暴力糾結,是為了重申,沒有一個民主國家能夠自暴力政治免疫,而且日本不是單一或特別暴力的國家。 暴力與民主也許看似根本不相容,但這兩者往往緊密且不可避免地連結起來。在本書中,作者主張暴力早自日本開始實驗民主之初,就融入了近代日本政治的實踐中。當議會自一八九○年代開啟,衝突、鬥毆、破壞、威脅與恐嚇,很快成為日本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往後的數十年間,由施奈華稱之為「暴力專家」所施展的肢體暴力,一直存在著──在街頭、在議事廳、在民眾抗議、在罷工行動中。這種系統性的暴力,最後與日本的民主政治達成妥協,導致一九三○年代軍國主義的興起。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者論述金錢如何勝出暴力,成為政治工具的新選擇。 總而言之,這是一段被歷史學者忽略的政治角色之歷史。藉由將暴力專家從史學的黑暗角落拉出來,這本書揭露在很長的日本近代史中,暴力扮演一種系統化而且與政治勾結很深的角色。而我們也將發現一個既井然有序又狂暴粗野、既令人激動又令人驚恐,既高貴又殘酷的政治世界。

目錄

誌謝 引言 史學角度的政治暴力 暴力、暴力專家與政治 暴力與民主 比較歷史的方法 1. 愛國者與賭徒:暴力與明治國家的建立 志士:暗殺者、反抗者、愛國者 明治初期志士的貢獻 博徒:不法之徒、羅賓漢、地方領袖 博徒與明治維新 博徒作為政治暴力專家:自由民權運動 2 暴力的民主:流氓與議會政治的誕生 從活動份子到流氓:一八八○年代的壯士 暴力的輸出:越過邊界的國家主義大陸浪人 議會政治與壯士的專業化 國家暴力與第二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 3. 暴力體制化與政治暴力的文化 自由黨院外團與其老大們 政黨政治裡的政友會院外團 暴力文化:國會政治裡的極道老大 4. 法西斯暴力:戰前日本的意識形態與權力 法西斯意識形態 法西斯暴力 都會區與之外的國家主義聯結 政黨衰退期的暴力 5 民主重建:戰後時期的暴力專家 壯士的沒落與院外團暴力的重整 暴力作為議會政治中政治與推託武器 「暴力團」回歸:極道與保守勢力的聯結 一九六○年:戰後暴力專家的巔峰 終章:一九六○年後的政治暴力 後記 暴力與民主 暴力、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 暴力專家的歷史 對暴力民主的當代觀點 名詞解釋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引言      暴力一直是日本政治近代史中,一股持續的力量。近代(modern)日本國家的誕生過程,本身即是暴力的。一八五○年代,當不祥的外國槍砲船出現在外海,近世(early modern) 的德川幕府政權(1600–1868)因遭受威脅而動搖了起來;到了一八六○年代,該政權更被來自叛徒刺客和倒幕諸藩的軍隊擊潰。隨著新上任的明治天皇於一八六八年一月宣布廢除舊秩序,最後一位德川征夷大將軍也在四月讓出了首都,德川幕府的滅亡,被許多歷史學者形容為一次和平的政權移轉。相較於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雖然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相對不流血,但也不應該忘記,德川幕府的頑抗分子和明治天皇效忠者之間的內戰,一直持續到一八六九年六月底,期間亦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從這個角度看來,明治新政府的建立,其實也是一劇烈斷裂的重要關頭。      近代日本的誕生,並未轉型為和平時代及紳士政治;反而極端助長了某種政治動盪,且在接下來的一百年,以各種不同形式延續下來。抗爭者在政治運動中轉向暴力,最早是發生於一八七○和八○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當時的抗爭者向明治藩閥施壓,要求制憲、成立議會,並且擴大政治參與。之後,在一九○五年簽署《樸茨茅斯條約》 與一九一八年所謂「米騷動」的數年之間,上萬民眾身體力行,攻擊象徵國家的機關,並藉此表達他們對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滿。暴力在意識形態戰爭方面,也是不穩定的因素,尤其是在俄國革命後的數十年,當不同旗幟的左翼——從無政府主義者到工會分子——與一國家主義組織或不穩定的國家體制產生衝撞之際。自一八六○年代到一九二○年代期間,日本政治人物遭暗殺的事件時有所聞,但也許最著名的,是一九三○年代企圖政變中,當時軍方的年輕軍官雖然本身未能成功接管政府,卻實際打通了軍人晉升、獲得政治權力的管道。      穿插在這些暴力政治活動之間的,正是本書的中心人物——流氓、極道,以及他們的族類。簡言之,他們是那些使用武力(physical force,或「肢體暴力」)的人,且以其主要目的——施展暴力——而為人所知。這些暴力專家(violence specialists)——如我稱他們的——不只和日本史的學生所熟悉的民眾抗議、暗殺、政變緊密相關,較少為人所知的是,他們施展的暴力甚至跨越這些事件爆發的那一刻。他們的暴力行為(ruffianism)——經常伴隨破壞行為、威脅、恐嚇的鬥毆以及肉搏——與政治結合,顯示暴力並非是單一事件,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而且是近代日本政治風貌根深柢固的元素。      暴力專家如何、以及為什麼和政治如此緊密糾結?這個問題,促成本書對暴力政治圈的探索。而同樣備受爭議的,是從一八六○年代近世政權的最後幾年,一直到一九五○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主重生之間,日本政治中的暴力所產生的意義及其衍生影響。這也是暴力專家及其暴力行為如何被合法化的故事,以及一個政治暴力的文化是如何成形的,以致使用肢體暴力被許多政治人物視為一種可行的,至少是被默許的手段。這種政治暴力的文化,即便仍在變動、改變中,卻有助於這種持續而且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暴力,長存於政治中。      暴力、暴力專家與政治      本書視暴力本身為一重要的歷史現象,並將此處和全書討論的這種暴力定義為肢體上的真實脅迫。讀者會發現,我有時會用「肢體暴力」(physical force,或「武力」)做為「暴力」(violence)的同義詞,指稱這種脅迫到身體的特定真實力量。 這不是要漠視其他種類的暴力,例如心理上的暴力等便具有相同的威脅力,而且也和肢體暴力一樣會造成心理創傷。但是,當暴力是肢體上的,傷害及痛苦同時加諸於身體和心理,兩者便有本質上的不同。 因為如此,許多政治理論家視暴力為侵犯身體的一種行為。      特別把焦點放在暴力專家,是聚焦在暴力的工具性本質,行使暴力被當成一種政治工具。「暴力專家」這個詞最常為政治理論家使用,例如查爾斯.提里(Charles Tilly),指稱專門施加肢體傷害的人,例如軍人、警察、武裝警衛、暴徒、幫派分子、恐怖分子、土匪以及泛軍事力量。 這裡採用此定義的精神,因為它描繪出暴力如何與國家和政治的運作交織在一起。然而,我著重在國家的暴力手腕之外,暴力專家何以能夠模糊合法性和非法性暴力的概念。 我因此使用「暴力專家」指稱那些非國家行為者,他們以在政治領域施加肢體暴力為業,或者從執行政治暴力行動中收取報償。      有鑑於定義「暴力」和「暴力專家」造成的混淆,接著我很快說明語言使用的自我覺知。多數時候,當提到暴力專家時,我通常試著選擇中性字眼,不論是正面或負面,只要是其所引起的言外之意最少。尤其是寫到「極道」(ヤクザ,英文為「yakuza」,中文或寫成「雅庫扎」,意指「日本黑道」)這個詞的時候。我決定用這個名詞,而非英語裡的「黑幫」(gangster),是因為「黑幫」一詞,對美國電影觀眾而言,可能會引起他們對禁酒令時期黑幫老大的浪漫想像。而且,「黑幫」的意思也太過廣泛,指稱任何形式的組織犯罪,從街頭幫派到龐雜的犯罪集團皆屬之。當情境恰當,極道也會特別和「黑手黨」——一種定義清楚的組織性犯罪組成——相提並論。 同時,我也避免使用日語的「俠客」,這個詞通常是極道用來謙稱自己。這並不是說「極道」這個詞本身沒有概念上或語意上的包袱,而是其建構的形象不如「俠客」那麼一致,極道既被浪漫化,也同樣被妖魔化。而且至少比起「黑幫」,「極道」這個日語詞彙較不會引發美國讀者過多的聯想。在盡可能選擇中性字眼的同時,我不是想指出暴力或暴力事件不應該被評斷,或者使用肢體暴力不具有重要道德意義與暗示。但是,在我心裡,暴力有如此多種類和意圖,以致無法口徑一致地予以讚揚或譴責。例如,在追求民主的草根運動中所使用的暴力,和暗殺一位人民選出的政治領袖或帝國主義者,兩者是不同的。因此,引起爭議的語言不只會扭曲,也不足以描繪其中的複雜性。在書中的某些地方,我明白地提出我對政治行動的判斷,而在這裡,我使用足以說明我的觀點的字詞,例如我選擇「活躍分子」、「抗議者」,而不是「暴徒」。貫穿整本書,我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以便清楚討論當代暴力與暴力專家的結構。      檢視日本暴力專家的歷史,可以看出暴力不只是政治表達的一種形式,同時也是一種工具——被用以獲取和運用影響力,企圖控制、掌握權力,試圖製造混亂,以便以個人願景重整秩序。 政治(或許,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對抗本質,傾向製造出這類工具的需求,而日本也不例外,因為日本的政治充斥著紛爭與衝突。 暴力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只因為實用性,也因為一種在限度內容忍,有時甚至鼓勵使用肢體暴力的政治文化。由於結構上與文化上的兩種因素,使暴力成為一種誘人的政治工具。因此,暴力的使用,吸引著活躍分子、抗議者、政客,對政治家亦然。暴力不僅見於偶發事件和政治運動——這些脈絡在書中也會談到——暴力也是例行政治活動的一部分。      暴力與民主      這本書一開始便提到,德川時代末,從近世過渡到近代統治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還有,日本民族國家的暴力誕生過程,對接下來的近代政治有什麼意涵?這裡的核心,是檢視近代暴力專家——「志士」與「博徒」——的前輩,是如何縱橫於一八六○年代到一八八○年代中期的關鍵歲月?「志士」通常是下級武士,他們企圖透過暗殺外國人和被指為叛國的日本官員,以推翻一八六○年代的近世政權。做為一股政治力量,志士雖未延續到明治時期,但他們確實為愛國和反抗的暴力,樹立一種可變通的先例,讓不同的近代繼承者得以選擇性地引用並合理化自身的政治暴力。而「博徒」則是賭徒、極道的一種,他們不僅為近代留下一種意識型態的傳承,而且他們在日本近代政治的脈絡中,本身就變成暴力專家。有些博徒曾受各藩招募,加入一八六八年至一八六九年的戊辰戰爭 ,因為他們比武士更善戰,畢竟武士已相對萎靡不振好一段時間。一八八○年代,博徒參與、甚至領導了自由民權運動裡最暴力的部分,成為對政治有意識的、並採取行動的暴力專家。      自由民權運動也是本書主要議題的起跳板:探究近代日本政治暴力與民主之間的交互作用。相較於上述對暴力的討論,民主的定義則相當單純。民主是一種參與形式的政府,有民意機關,和一部憲法。這種概念的形成是刻意淺顯,以強調民主不只是理想的高尚理念,也確實被實踐出來。民主被視為一種進行中的實驗來理解,而且不必然是進化的;我不使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這個詞,以便強調民主本身是一個過程,而不是到達的一個地點。我們會毫不假思索地便聲稱,暴力在一個完美的民主政治中無容身之地,但是這樣的政治體系,在現實中未曾存在過。 而更困難的問題是,暴力反映了日本民主的哪些特點,以及對該國的政治風景有什麼影響?      提及日本民主時,我刻意避免「大正民主」這個術語,這是日本的歷史學者最常引用的字眼,起因於大正時期(1912-1926)擴大的草根政治活動以及廣泛擁抱民主乃至國家主義的概念,並以之做為此時期的政治特徵。誠然「大正民主」盡可能捕捉了這個時期的多種潮流,但就時間先後來看,既僵化又短暫,以致這段時期和前後時期很難有所連結。明治時期(1868-1912)的常民政治,因為對大正時期的關注而被邊緣化了;確實,歷史學者坂野潤治使用了「明治民主」來平衡這種取向。「大正民主」一詞也忽略了自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國家主義及帝國主義至昭和時期(1926-1989)早期的全面戰爭和軍國主義彼此之間的連結。我希望在不涉及年號的情況下談論民主,強調不必然受限於年號標記的跨時期重要連續性,以及關鍵的改變時刻。      接著,這本書要提問的是,從一八八○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初期,我們可以說日本的「暴力民主」(violent democracy)——用丹尼爾.羅斯(Daniel Ross)的話來說——發展到什麼程度?羅斯主要關心的是,民主建立時刻的暴力,如何與接下來發生的事件相互激盪?我也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但是更聚焦於暴力與民主,在日本如何共存——暴力如何促進民主,但同時威脅民主?民主又是如何催生暴力,並包容暴力?一個政治暴力的文化與民主如何取得一致,並同時運作?      關於一八八○年代與一八九○年代,我要探討的是日本議會和憲法政府誕生之初,暴力即如影隨形的意義。在這幾十年中,「壯士」很普遍,他們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年輕活躍分子,而經過整個一八八○年代後,他們變得更像是政治流氓。隨著政治愈來愈普及、引人注意,公眾集會、辯論以及選舉活動更為常見,壯士也闖出他們的暴力名號:暴力行為(ruffianism)。壯士突襲並干擾政治集會、以肢體威脅對立陣營、保護政治同盟免於敵對壯士的暴力,這些現象愈來愈常見,甚至在日本民主最初的幾十年成了常態。問題不只是壯士暴力為何以及如何變成民主實踐的一部分,也包括暴力為什麼能留存下來?其中更至為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應將壯士理解成日式民主的產物和一種缺失的反映,以及壯士暴力對這些年的政治造成什麼影響?      二十世紀之交,壯士涉入政治的情形愈來愈深,組織化成政黨架構以為政黨「院外團」(壓力團體)的暴力羽翼。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主要政黨的院外團支持這些流氓的保護及騷擾行為,而且他們在當時一些重大的政治角力中,擔任起規畫者和策動者的角色。院外團壯士在這個被認為民主蓬勃發展的年代如此活躍,看似不尋常,但這層關係也許不如乍看之下那麼矛盾。其中更嚴重的問題是,在這數十年中,壯士與他們協助滋養的政治暴力文化,和我們所理解的民主是否達到一致?以及如何達到一致?      深入探究暴力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也會令人思考法西斯運動的暴力,以及暴力民主對一九三○年代日本軍人在政治上的晉升,可能帶來哪些可能的後果。一九二○和三○年代,暴力專家——主要是極道——成為國家主義組織如「大日本國粹會」與「大日本正義團」的活躍分子與領導者,迎戰工人團體、罷工者、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左翼分子,形塑當時的意識形態趨勢。有一段時間,政界充斥著這些國家主義團體與院外團的暴力。我所要探討的是,這兩種暴力行為形式上的關聯,以及兩者對當代觀點的政治暴力、政黨的未來以及暴力民主的命運而言,代表了什麼意義。      最後,由於二次戰後數年內,有些暴力專家淡出政治舞台,其他則重出江湖,暴力於是再現,我將依此再次探討民主和暴力的關係這個主題。這時,極道繼續維持國家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立場,然壯士和暴力院外團已不再權傾一時;那些在政客與暴力專家之間斡旋的政治掮客,也被迫退到政治幕後。尤其是一九六○年以後,由於金錢做為政治工具的選項,已經取代了肢體暴力,甚至連政治上的極道暴力都少見了。這種轉變所引發的問題是,日本戰後初期的民主,為什麼容許暴力專家以某種形式扮演某種角色?以及,一九五○年代的日本是暴力民主這樣的說法,是否合理?      因而,這個對於暴力專家史的探究,可以做為一種觀看的鏡頭,藉此檢視廣泛的議題,包括各種政治形式的暴力的地位及意義——從明治政權的成立,到日本的民主實驗,以及與法西斯主義的相遇。      比較歷史的方法      一八六○年後的百年間,暴力專家和大部分的暴力政治糾結很深,只是,本書並未打算偽裝成詳盡談論日本政治暴力的歷史書。單就一本書,絕無可能說清楚這一整個世紀肢體暴力眾多的衍生結果。此外,這本書對暴力的關注,也不應該解釋成暴力是日本近代政治最重要的特徵。      我也無意指出日本的政治暴力,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或者刺激戰爭時期日本和「日本人」是分外暴力的刻板印象重又崛起。為了強調這一點,比較性的旁敲側擊散見書中,並列舉出日本國境之外的案例以平行對照。在某些地方特意提及,只不過是為了說明政治暴力普世皆是,非日本獨有。      在其他地方,比較分析甚為冗長,不只探討相似點,也提及相異點,而且直接談到該章的中心論點。應該要補充的是,選擇這些案例所根據的方式。也許最有意義的比較是日本與義大利,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曾面臨相似的歷史挑戰,而且後續皆擁有相同的政治特點。如政治史學者理查.山謬爾斯(Richard Samuels)所評論的,這兩個國家自一八六○年代以來,都進行了「迎頭趕上」的運動,而且當他們都成為富裕的民主國家,享受法治與健康文明社會之際,仍繼續尋求「正常化」。 與我們關心的重點更貼切相關的是,日本和義大利都遭遇過法西斯主義,見證了黑社會嚴重侵入他們的政治生活。      我也討論美國與英國的政治暴力,這兩個國家常被公認為世界的民主楷模。我在書中陳述這兩個國家也曾與暴力彼此較量,是為了重申沒有一個民主國家能夠自暴力政治中免疫,而日本絕不是單一或特別暴力的國家。      總而言之,這一段關乎政治特性的歷史,已被歷史學者過度忽略。 藉由將暴力專家從史學的黑暗角落拉出來,本書的目的是揭露在很長的日本近代史中,暴力不但系統化且深植於政治實踐中。而我們也將會發現一個既井然有序又狂暴粗野、既令人激動又令人惶恐、既高貴又殘酷的政治世界。

作者資料

英子•丸子•施奈華 Eiko Maruko Sinawer

哈佛大學和威廉姆斯學院歷史學博士,歷史教授,鑽研現代日本的歷史,講授日本歷史、現在日本調查、日本帝國史、美日關係、日韓歷史。 另著有Waste: Consuming Postwar Japan

基本資料

作者: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 譯者:游淑峰 出版社:麥田 書系:歷史選書 出版日期:2021-05-06 ISBN:9789863449379 城邦書號:RH3082 規格:膠裝 / 單色 / 360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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