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說話重要嗎？從瑞斗日記到對話式AI的信任難題 林宛瑄 《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中，暗戀哈利的金妮．衛斯理，無意間得到一本日記。不論她在空白頁上寫下什麼心事，傾訴因為家境拮据而感到難過，或是戀情不順的痛苦，日記都會緊接著浮現體貼的話語與建議，耐心地安慰與鼓勵她。小金妮因而將這本自稱湯姆．瑞斗、且會「說人話」回應她的日記，視為知己摯友。後來哈利發現，這本瑞斗日記其實是佛地魔年輕時代製作的分靈體，透過親密的交談取得金妮的信任後，趁隙入侵並操縱她的心靈。危機解除後，衛斯理先生到霍格華茲接回女兒，氣極敗壞地告誡她：「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永遠不要相信任何會自己思考，但你卻看不出它腦袋藏在哪裡的東西？」 金妮與瑞斗日記的初期互動，與當前人類和對話式 AI 的互動模式頗為雷同。而衛斯理先生對具備思考能力的非人類所展現的疑慮，也與人類面對大型語言模型（LLM）時的難以盡信如出一轍：雙方都擔憂這類「會說話的東西」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長期關注科技哲學與倫理議題的馬克．科克爾柏格與大衛．岡克爾，在《當AI取得話語權時，人類還剩下什麼？》中列舉了 LLM 所引發的倫理、法律與社會層面的挑戰，例如 LLM「幻覺」與錯誤資訊對個人與民主造成的傷害、預訓練資料所含偏見對演算法決策的影響、如何建立監督與問責機制以確保 AI 發展的民主化、科技失業與數位落差所加劇的不平等現象、LLM 的碳排放等環境成本問題、對話式 AI 訓練資料的侵權與資安疑慮，以及抄襲與版權的延伸爭議。 上述議題自 ChatGPT 問世以來，便反覆出現在各種討論之中。然而，本書的關注焦點並不在於盤點 AI 的技術風險或提出對應策略，而是試圖回到更根本的問題。作者從「機器會說話」這一現象切入，指出當非人類系統能夠流暢地生成語言時，將如何動搖我們對語言主體與作者身分等既有概念的理解。由此出發，本書進一步追問：機器是否真的理解語言？抑或只是看似在與人類溝通？它們能否參與意義的建構？這類會說話的機器，又將如何重塑智慧、語言與書寫的定義？本書提醒我們，打造對話式 AI 從來不只是科技問題，而是自始就涉及哲學問題，並踩在西方形上學的敏感神經上，從人們對圖靈測試的各種解讀即可見一斑。 圖靈測試是 AI 研究初期用來評估機器智慧的重要指標。由於「智慧」本身難以定義，我們也無法直接觀察其他智慧實體的內部運作，圖靈因此採取一種變通的方法，將機器是否能夠使用語言與人進行看似自然的對話，視為智慧展現的可觀察跡象。當代 LLM 能夠以與人類難以區分的語言使用方式與我們溝通，照理說已經破解了圖靈測試。然而，人類往往囿於例外論立場，難以接受智慧與語言並非人類的專利，於是一方面球員兼裁判，不斷調整並重設評估智慧的標準（科克爾柏格與岡克爾稱之為 AI 效應），以維持自身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則訴諸源自柏拉圖洞穴寓言的哲學判準，辯稱 LLM 只是「看起來像是在使用語言」，實際上並不真正理解語言，因此對話式 AI 本質上是一種帶有欺騙性的存在。 科克爾柏格與岡克爾指出，如果「AI 幻覺」一詞是將人類特徵投射到機器上的產物，那麼這類 AI 欺騙的指控，則反映了人類中心語言觀的防衛反應。在由柏拉圖洞穴寓言與亞里斯多德語言理論所建構的框架中，人類被視為唯一真正掌握語言的主體。我們具有溝通的動機，並以語言作為工具，表達自身想法或表徵外在事物，在符號與現實之間建立關聯，從而產生意義。依此語言觀來看，LLM 並沒有表達自我的意圖，其生成的語言只能指稱洞穴中的黑影，而非外在世界，因此不過是能模擬語言使用的隨機鸚鵡，或只是拿訓練資料進行文字接龍的幹話機器。 但若從另一種去中心化的語言觀來看，人類語言使用者與 LLM 一樣，都是寄生於語言系統之中的存在。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與理體中心主義等語言哲學取向主張，人類並非掌控語言的主體，而是受制於語言結構的存在。如果說仰賴預訓練資料的 LLM 是人類語言系統的寄生者，那麼同樣必須依賴既有言語與書寫的人類，其實也不過是半斤八兩。當語言主體的概念被去中心化之後，語言便「不在於溝通你腦袋中的東西；它不只在於『你』說了什麼，語言本身也在說話。因此，究竟是誰或甚麼在說話——講者或作者——其實並不那麼重要，也無法決定甚麼會被說出來」。進一步而言，符號與現實之間的對應關係也不再是唯一的意義來源；去中心化溝通過程中的所有參與者，不論是人類或非人類，都能共同參與意義的建構。科克爾柏格與岡克爾認為，LLM 的語言運作方式正與這樣的另類語言觀高度相容，唯有將其納入思考，對於對話式 AI 的批判才不會停留在挑剔 AI 哪裡不如人，甚至因此沾沾自喜。我們更需要藉此反思語言觀如何形塑我們的看法，並看見 LLM 如何與我們共同生產意義。 除了重塑我們對語言的理解之外，LLM 也「中斷、干擾並解構」了人們對作者身分的既有想像。一般而言，人們會認為作者就是撰寫文本並為其內容負責的人，但這種看似理所當然的作者概念，其實是在現代歐洲思想文化脈絡中逐步形成的結果，並呼應了「我思故我在」、新教因信稱義觀，以及個人財產制等預設的個別化思惟。在此框架下，作者身分被塑造成一種文學權威角色，被視為賦予文本意義與價值的來源，理解作者思想也因此成為閱讀與詮釋文本的基本原則。在法律層面上，作者更是當代版權制度的核心人物，被認定為原創作品的合法所有人，同時也是法律用來追究作品內容問題的責任主體。 然而，習以為常並不代表天經地義。羅蘭．巴特與米歇爾．傅柯分別以「作者已死」與「是誰在說話重要嗎？」質疑作者權威，強調作品事實上是多重書寫交織的結果，作者身分始終分散於文本網絡之中。而不論作品如何產生，其意義最終都是由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詮釋所建構。科克爾柏格與岡克爾指出，LLM 正好在實作層面上實現了巴特與傅柯的理論：在沒有署名作者的情況下生成內容，而這些內容也如同人類書寫一般，透過讀者的閱讀、詮釋與評價而產生意義，僅以「AI 胡扯」或「AI 垃圾」加以否定，未免失之偏頗。LLM 對作者身分帶來的挑戰，確實動搖了長期運作的創作認定、版權歸屬與作品問責模式，但許多當前的回應方式，仍試圖重申個別化作者的權威，並將其擴張以涵蓋對話式 AI 的生成內容。本書提醒我們，若從巴特與傅柯對作者角色的批判出發，或許可以理解 LLM 只是揭示了個別化作者概念本身的侷限，在挑戰既有秩序的同時，也「開啟了以不同方式思考與書寫的機會」。 本書最具啟發性的觀點在於：我們確實需要以批判態度檢視 LLM 與其他生成式 AI 對語言、書寫與創作等領域造成的衝擊，但若持續執著於理體中心主義的形上學語言與書寫觀，並將人類以外的意義生產參與者排除在外，不僅無法回應新科技帶來的挑戰，反而可能錯失跳出框架、重新思考語言與書寫的契機。因此，問題或許不在於AI是否帶有欺騙性，或是我們能否相信非人類系統所生成的內容，而在於我們是基於甚麼樣的思考方式，來詢問「是否能相信」這個問題。瑞斗日記之所以不可信任，關鍵在於佛地魔的邪惡意圖；而不具人類作者意圖的 LLM，毋寧構成了一種邀請：邀請我們開放對語言、書寫、閱讀、詮釋與意義的想像。發話者或書寫者是否擁有一個人類認可的「腦袋」，其實並不重要；正如本書反覆強調的：「是誰在說話重要嗎？」只要能共同參與意義的生產，話語「即使是由橡木、石頭或 LLM 所生成的，也沒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