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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墨邊界的急件:一個前邊境巡邏員的沉痛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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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有那麼一下子,我忘了自己到底站在哪一個國家。 周遭大地連成一體,一同顫抖,一同呼吸。」 一八四八年,美國與墨西哥最初的界線被劃定出來。 在這一片古老恆久、一望無際的地景之中, 美墨的差距就此延伸,長出巨大的鴻溝, 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乃至任何想要活下去的人湧向邊界, 他們的淚水、汗水、血水,化成了一條難以跨越的河。 受夠了課堂上教授的虛無飄渺、呆板硬化的理論,方濟各.坎圖決定離開舒適的學術圈,他想到真正的國界前線,去幫助那些苦求生存機會的中南美洲非法移工,還有在毒品貿易體系出生入死的人。 坎圖說服母親,以自己的墨西哥血統,他能比一般巡邏員更貼近無辜的百姓。但在烈陽下迷失方向的偷渡客,從小孩到老人,許多在苛刻的人蛇集團控制下痛苦死去。毒品貿易的龐大利益,讓越來越多人鋌而走險,「擋我者死」成了城市的生存之道。結果,嚴格的邊防措施,反過來促進了毒品的利潤與過更好生活的偷渡想望,更多人離開了中南美洲、更多人死在異國的土地上。 坎圖開始磨牙、作噩夢。他知道他不能再這樣下去,終究離開了前線,從事情資收集與毒品查緝的工作,但漫無目的在邊界探索、竊聽毒品運送的無線電情報,最後徒勞無功破獲空無一人的落腳站。他的無力,讓他又回到校園,並開始在賣場打工。 就在此時,坎圖認識了賣場清潔工——荷西,認真、從不遲到早退、熱情待人的荷西。一日,荷西突然不告而別,他才確認,荷西一直以來都是非法移工。而這次,荷西再也沒那麼幸運了:回墨西哥跟即將過世的母親告別、卻又試圖偷渡回來的荷西,被邊境巡邏隊抓了起來。 坎圖決定,他要幫三個孩子仍在美國就學、太太也是非法移民、幾乎沒有財產的荷西,在法庭上,爭取幾乎不可能得到的完美結局。 身為墨西哥人後裔,坎圖發覺這不僅是血統問題,國界的撕裂如影隨形,已隨他移棲。現在,他不得不探究這整件事背後的意義。這是一本灼骨銘心,難以忘懷的故事。《來自美墨邊界的急件》直視我們的國界對雙邊施加的暴力,突顯出國界議題之迫切,也突顯出這份暴力與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 ※※ 各界推薦 ※※ 有一條界線分開我們知道和不知道的世界。有些人從此岸看過去,有些人從彼岸望過來。坎圖從精神上將這兩者合而為一,感謝創作出了這本靈魂之作。 ——《家住芒果街》(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作者珊卓拉.西斯奈洛斯(Sandra Cisneros) 以優美的文筆、犀利坦率和深切的同情,刻劃戍守邊界的巡警和冒險越界、不惜喪命的移民。在一個政治修辭往往有所隱瞞或根本就是欺騙的時代,本書是無價的正直之作。 ——《重新部署》(Redeployment)作者菲爾.克雷(Phil Klay) 方濟各.坎圖的故事是一段抒情之旅,為這條區分了「我們」和「他們」的崎嶇國界搭起橋樑。值此關鍵時刻,他的同理心提醒了我們何謂人性,也提醒我們自身的移民歷史。 ——記者及《午夜墨西哥》(Midnight in Mexico)作者阿爾法多.科切多(Alfredo Corchado) 面對坎圖的故事和人性化的慧黠觀點,任何一個想著要築起一道牆來改善我等命運的人都該覺得慚愧。他主張以惻隱之心取代排外主義,以清楚明白取代語焉不詳的空話。他的話語情真意切,他對文字的敏銳令人振奮。 ——《人狼之間》(Of Wolves and Men)作者貝瑞.羅培茲(Barry Lopez) 本書譜出沙漠之心的艱難之詩。如果你自認對移民和國界很了解,你看到要學的還有很多。再者,你會被它出其不意的樂音所感動。 ——《惡魔公路》(The Devils Highway)作者路易.艾伯托.伍瑞阿(Luis Alberto Urrea)

目錄

序篇 第一章 邊境巡邏員 第二章 情報員 第三章 一位朋友 荷西 後記 致謝

內文試閱

  第三章 一名朋友      我每天早上六點半到咖啡館,剛好在第一批顧客出現前半小時。我把預先秤好重量的咖啡豆磨成粉,並啟動滴漏式咖啡機,讓三個保溫壺都裝滿了咖啡。我設定好義式濃縮咖啡的研磨、秤重並計時,直到得出一杯正確的濃縮、正確的粉水比例。我打開飲水機。我把一包包手工烘焙咖啡豆排在展示架上整整齊齊。我把手沖臺布置好,放上咖啡磅秤、玻璃壺,還有日本製的V60陶瓷濾杯。我把冰箱的鎖打開,裡面裝滿了義大利蘇打水和綠色玻璃瓶裝的汽泡水。我把巧克力糖漿、香草糖漿和焦糖糖漿擺出來。我把保冷壺裝滿有機淡奶油牛奶,把外帶區的杯套、攪拌棒、吸管、杯蓋、紙巾和糖包重新補滿。我走過中庭到廚房去拿冰塊過來。然後,我把折起來的木頭店招打開,在中庭架好招牌,拿掉櫃檯上的「休息中」告示牌,打開收銀機,擺出我的小費桶。      咖啡館是一個商場的眾多店鋪之一,這個小型的複合商場圍繞著西班牙老市集風格的露天中庭。早上六點半還在悠閒幹活時,我碰到寥寥幾位其他店鋪的工作人員——墨西哥烘焙坊的糕點師傅、塔可餅店的備料廚師,以及負責維護市集中庭的管理員。管理員是位來自瓦哈卡、名叫荷西的壯漢,臉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總是頭戴一頂黑色棒球帽,身上的灰色T恤被他粗壯的寬肩繃得緊緊的,衣襬俐落地塞進黑色牛仔褲裡。荷西會用澆花水管或長柄刷清潔中庭的地板。他定期用吹葉機清掃緊鄰的人行道,把各種碎屑一波波吹到水溝,等著被雨季的大雨沖走,或被炎夏的熱風襲捲。他整理中庭的家具,用腰際掛的一串鑰匙打開一扇扇的門,輸入密碼解除保全系統,並打開廣場各處的大門,放當天的第一批客人入內。      一早的尖峰時刻來臨前,荷西和我常常隔著咖啡吧檯聊天。我們用西班牙語交談,友好地問候彼此。他問起我在研究所的課業、我的旅行計畫、我最近的桃花運。他問候我的家人,我也問候他的家人。他問起我母親的心臟健康,並請我在出遠門去探望她時,代為致上他的問候。我也請他代我問候他的太太和三個男孩。他的長子上中學的第一天,他驕傲地把手臂靠在吧檯上。他家老么贏了人生第一場足球賽時,他樂得眉開眼笑。他的次子出車禍時,他乏力地拄著長柄刷。車禍後幾個月,荷西說:「他好轉了,感謝上帝(gracias a Dios)。」      荷西知道我在邊境巡邏隊待過幾年,但他很少問起那份工作,幾乎像是沒什麼可問的。同樣地,我也刻意不問他是如何來到美國、以什麼身分留下。我日復一日和移民往來互動——咖啡館的客人、整個城市各處碰到的移工,還有晚上來公園、隨性加入我和我朋友的行列、大家一起踢足球的日班勞工。我常在他們身上認出越界留下的微妙痕跡,那是對這件事有形無形的領會,一種留連不去的沉重印象。我在荷西身上也感受到了,但我們沒法談論這麼隱微曖昧的事情,於是我們對彼此報以點頭和沉默、眼神和手勢,以及一種很快就發展成友誼的東西。      一天,值班結束,我站在那裡數小費,荷西拉了一張吧檯椅,坐下來喝一瓶氣泡水。我把一堆零錢換成二十元鈔票時,感覺到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抬眼看他,他示意我靠過去,壓低聲音問我:「喂,你在巡邏隊的時候,一定賺很多吧?」我說:「當然。」他四處張望一下,確定沒人在聽得見的範圍內,然後靠得更近問道:「比你在這裡賺的更多吧?」我笑了出來,回道:「那還用說(claro que sí)。」他重新靠回椅子上,不解地問:「那你為什麼要離開?」我聳聳肩,有點訝異他終究還是問出口了。我說:「到頭來,我發現自己不是那塊料。」我迴避他的目光,想著自己還能補充些什麼。最後,我抬起頭來看著他說:「我想回學校念書,學寫作,拿個碩士。」荷西對我投以一個調皮的笑容。他說:「學生可賺不了什麼錢。」我指著櫃檯上那一小疊小費笑了笑。他不可置信地看著我說:「你去別的地方可以賺得更多。」我說:「但我喜歡這裡的步調,而且這裡的人很好。」我指了指那臺義式濃縮咖啡機說:「咖啡又好喝。」荷西哈哈大笑道:「當然了,每個人都需要咖啡(claro, todo el mundo necesita café)」      荷西繼續好奇地看著我問:「為什麼要學寫作?怎麼不去唸企管、醫學、政治?這樣你就能賺更多錢(así podrías ganar más dinero)。」我又聳了聳肩說:「寫作似乎是整理我所見所聞的好辦法。」荷西坐回他的椅子上,回說:「啊,現在我明白了(ah, ahora te entiendo)。」過了一會兒,他補上一句:「我可以寫很多本書。」他的見識可多了。      荷西和我常常談到毒品戰爭和墨西哥的亂象——在阿約辛納帕(Ayotzinapa)失蹤的四十三名學生、毒梟在邊界沒完沒了的槍戰、警方和政府官員持續的貪汙腐敗。一天,他說了個笑話:有一場盛大的獵鹿競賽,美國、俄國和墨西哥的獵人都來了。第一天,美國人帶著戰利品來到評審面前,但在他們的強力武器摧毀之下,他們的獵物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來是不是鹿,於是他們喪失了資格。第二天,俄國人帶了很大的一頭公鹿回來,但評審發現這頭鹿是被毒死的,而不是光明正大獵來的,俄國人也喪失了資格。第三天過去,第四天過去,還是不見墨西哥人的蹤影。到了第五天,評審團決定出發去找人。找了幾小時之後,評審團在林子裡的一片空地找到了墨西哥人。只見他們圍著一隻兔子,其中一人正在殘忍地對兔子用刑,另一個人高高在上地站著,對兔子吼道:「混帳東西,還不快承認你是鹿!」      二〇一四年,墨西哥軍方抓到矮子古茲曼(El Chapo Guzmán)那天,荷西問我:「你覺得他們真的抓到他了嗎?」我說我不知道,反問他覺得怎麼樣。荷西說:「我覺得很難說,你知道嗎?他有替身。」荷西想了想,又說:「也搞不好是政府的安排,他們只是抓來一個長得像他的人。」幾天後,荷西給我看出現在網路上的照片——這位毒梟頭子的臉部特寫,和他先前一九九三年被捕時的照片並排。荷西說:「看起來不一樣,是吧(se ve diferente, qué no)?」我仔細看了看,不敢確定地說:「或許是吧(puede ser)。」他把手機放在吧檯上,盯著其中一張照片說:「他的樣子不像毒梟頭子,看起來沒有那麼壞。」我倒了杯咖啡給荷西,靠在我這一側的吧檯上說:「知人知面不知心,壞人長得就跟普通人一樣。」      荷西抬頭看我,問道:「你在邊界巡邏的時候,真的找到毒品過嗎?」我告訴他:「當然,超乎你想像得多。」他緩緩點頭,眼睛眨也不眨,又問:「那你逮過毒梟嗎?」我說:「當然,只不過沒有矮子古茲曼那麼大條。」荷西聽得入神,我繼續說:「我們抓到的多半是些小人物——走私客、毒探、毒騾、蛇頭之類的。」我看著他臉上浮現一種了然於心的表情。他定定直視我的目光,直到我別開目光為止。我最後坦承道:「但我抓最多的是非法移民,純粹想要改善生活的人。」      每天早上九點或十點左右,荷西就會帶著他的早餐到咖啡館,在吧檯前坐下來吃,風雨無阻,吃的也是一樣的東西——隔壁塔可餅店的蔬食早餐墨西哥捲餅。每天早上,他都會邀我跟他共享。他會問:「想來點捲餅嗎(vas a querer burro)?」而我多半都會接受。他會說:「拿把刀子來切成兩份,你要多大份都可以。」我禮尚往來泡杯咖啡給他,總是裝在紙杯裡,加一份香草糖漿調味,再倒一點淡奶油牛奶。他常對捲餅品評一番:今天的還不錯、豆子涼掉了、鹽巴太多了、一定換了個新廚師。他也會針對莎莎醬品評一番:今天的太水了、不夠辣。有時候,他甚至在點餐前先過來問我:「我也可以把花豆換成黑豆,或加點酪梨,你怎麼說(qué te parece)?」      有些日子,荷西會提議和我分食一份甜點,主要是來自隔壁烘焙坊的甜甜圈或雞蛋糕。一天早上,他帶了他太太做的早餐,說是瓦哈卡經典地方菜。他分了一大堆給我,笑著說:「我都這樣吃。」我一邊就著他的保鮮盒大吃特吃,一邊告訴他有一次我抓了兩個瓦哈卡人。荷西睜大了眼睛說:「哦?是嗎?」我說:「他們是好人,謙虛客氣。」荷西笑了笑說:「我們瓦哈卡人都這樣。」我又說:「他們就像這樣分食物給我吃。」我描述了牛肉乾、烤蟋蟀和小魚乾的滋味。荷西笑容燦爛,眼裡閃著飢渴的光芒說:「你說的是carne seca、chapulines和charales。」我繼續說:「但最棒的是梅斯卡爾酒,他們父親釀的在地龍舌蘭酒。」荷西坐回椅子上,張大了嘴說:「啊啊啊啊啊!梅斯卡爾酒讚啦!」      荷西靠在吧檯上,垂下目光看著木紋搖頭道:「以前我喝梅斯卡爾酒喝得可多了,我表哥自己釀,他從我們村子一帶採來龍舌蘭,我們以前還會直接從釀酒桶喝。」他望著窗外的中庭,輕聲坦承道:「我以前是個酒鬼。」接著挺直腰桿坐正了說:「但現在不是了,自從老大出生之後,我已經十五年滴酒不沾囉!」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每天早上在咖啡館始終如一。荷西忙完了就過來吧檯聊天,與我分享他的食物。將近兩年,沒有一天不來串門子,沒有一天不把他的麵包分給我。      一天早上,我問起荷西在瓦哈卡的家。荷西告訴我,他們的村子很小,半隱在首都南邊的叢林山區裡。他說:「那裡很平靜,暴力到現在都還沒接近我們的村莊。我家鄉的人都很謙卑又勤勞,雖然沒什麼錢,但在我們村子裡,都還沒人轉去求助毒品、過上打打殺殺的生活。」      那天上午趁生意清淡,他拿著他的智慧型手機來吧檯,打開「Google地球」,在螢幕上張開手指,放大瓦哈卡州的畫面,包圍村莊的蒼翠山巒映入眼簾。他充滿嚮往地對著衛星影像傻笑,指出村子邊上種得整整齊齊的田地給我看,眼神發亮地告訴我:「我親戚他們就是在這裡釀梅斯卡爾酒。」他打開街景服務,指著五顏六色的建築和龜裂的路面。他的聲音飄到很遠的地方,幽幽說著:「這是教堂,這是市政廣場。」我打斷我們的談話去幫客人的咖啡續杯、幫一位顧客點餐,但荷西始終在吧檯前,埋首於他的手機上。他叫我過去:「看!我媽家在這裡。」我走了過去,他把手指按在螢幕上說:「從屋子的弧度看得出來。」說完,他坐回椅子上,臉上洋溢著笑容。      一個炎炎夏日裡,我注意到荷西沒來上班。近午時分,商場的老闆娘黛安來喝她的每日拿鐵。我問她有沒有荷西的消息,她說:「他昨晚打給我,說他母親病危。真是不幸,他請了兩星期的假回瓦哈卡,好見他母親最後一面。」黛安啜了一口她的拿鐵,從敞開的門望向外面的中庭,回憶道:「我知道那種感覺,我母親過世那晚,我就守在她身邊。老天保佑,她在睡夢中安詳地離開。」黛安抬頭望著天花板,又說:「你知道嗎?這是最傷心的事,但對我來講,能在那一刻陪在她身邊很重要。」她把目光拉回來,看著吧檯另一頭的我,我啞口無言,不知能說什麼。黛安搖搖頭說:「不好意思,我只是很為荷西難過,他是這麼好的一個人。」她又啜了一口拿鐵,豎起一根手指說:「我跟你說,他是我們雇用過最好的工人,這三年來,今天是他第一天缺席。」      兩星期後,黛安一樣坐在吧檯喝拿鐵,我問她荷西有沒有消息。她瞄了一眼坐在她左右兩旁的顧客,告訴我說:「他還在瓦哈卡,顧他母親的房子。」我只說了聲:「喔。」那天後來,我忙著把存貨補充到櫥櫃上時,她從敞開的門口叫我,請我跟她到外面去。      我們走到露天停車場,我和黛安一起站在夏日豔陽下。她開始切入正題:「我不想在你的客人面前說這些,但我想荷西要想回到這個國家會有問題了。」我問:「什麼問題?」她望著遠方說:「我們從沒問過他,但我覺得他應該沒有合法居留身分。」我搖搖頭,低頭看著停車場的泥土地說:「但願我在他離開前跟他聊過。」黛安說:「你也說不了什麼,相信我,他非回家鄉不可,擋也擋不住。」我重新抬起頭來,看著黛安說:「他不明白,要偷渡回來不像以前那麼容易了。」我轉頭望向停車場上的車輛,被陽光刺得瞇起眼睛。      我問:「有辦法聯絡上他嗎?」黛安說:「我可以給你他家裡的電話,我最後聽到的消息是他人在邊境,正要設法偷渡過來。」我說:「千萬不要,他不能現在偷渡,不能挑夏天。」黛安看著我。我說:「我得和他談談。」我閉上眼睛,眼前浮現火山石和腫脹的屍體、醫院的床單和焦黑的皮膚。「不,」我低聲說:「不要是荷西。」      我打到荷西家裡,接電話的是個小男孩。我先自我介紹說是荷西的一個朋友,接著問他:「你是荷西的兒子嗎?」男孩一語不發。我繼續說道:「我和你爸一起工作,聽說他在邊境,想從墨西哥過來。他還好嗎?」長長的一陣沉默過後,男孩終於開口問道:「你要我媽回電給你嗎?」我說:「當然。」接著他就掛斷電話了。      半小時後,我的手機響了。電話另一頭的女人說:「我是荷西的太太盧佩。」我再次介紹說我和他是工作上認識的朋友,並表示我有點擔心荷西的下落。盧佩沉默了一陣,像是在考慮要說什麼、要對我透露多少。我想直接衝口而出說現在太熱了,想過來要再等等,不值得為了搶一時之快賭命。最後,她說:「你打來的時機真巧,因為我才剛跟墨西哥領事館講完電話。他們打來告訴我,荷西兩天前被邊境巡邏隊逮捕了。他今天下午兩點到庭聽訊,他們沒告訴我地點。」我手裡拿著電話踱來踱去,盧佩的語氣很平,彷彿她能做的就是把他們的話複誦給我聽。我問:「今天下午兩點?」她確認道:「對。」我繼續在屋子裡踱來踱去,熟悉的流程和進度在我腦海浮現。我告訴盧佩:「我想我應該知道他會在哪裡,我可以再打給妳嗎?」      我和摩拉里斯已經好幾個月沒見面、沒講話,但我還是打給他了。我問:「嘿,老兄,你還在法院上班嗎?」他說:「當然,但我今天休息,怎麼了嗎(por qué)?」我說:「我想我有個朋友要被送去流線法庭了。」他說:「靠,退出巡邏隊幾年,你的朋友就全變成濕背佬了?」我還在想要怎麼回敬他,他就說:「開玩笑的啦,我懂。」我反擊道:「你當然懂,你以為我不記得你在道格拉斯邊界長大嗎?靠,搞不好連你都不知道自己就是濕背佬。你去法院上班的時候最好不要忘了穿制服,老兄,不然他們搞不好會把你遣返。」摩拉里斯大笑道:「好啊你,夠嗆的!」      我問摩拉里斯,流線訴訟是否仍開放給民眾旁聽,他說:「是啊,嬉皮和抗議人士成天跑來聽,你以前從來都不跑法庭嗎?」我說:「不用,沒去過。」他開始向我說明:「嗯,你知道下城區的法院大樓在哪吧?到二樓的主要法庭——在一點半到那裡。」我看看手錶,又問:「我能見到我朋友嗎?」摩拉里斯說:「當然,只要你認得出他來。今天可能有個三、四十人吧,而且每個人都會背對你,臭小子(pendejo)。」我問:「他的家人可以去嗎?」他說:「當然。」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留下案底。」他向我保證道:「那不要緊,沒人會去動他們的。」我又問:「那他們能跟他說上話嗎?」摩拉里斯斷然回道:「不行。但你如果坐在法庭的右手邊,牆壁旁邊的前兩排,等法警押他出去的時候,你應該能讓他看到你。」

作者資料

方濟各.坎圖(Francisco Cantú)

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二年擔任美國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邊防探員,在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德州的沙漠工作。曾獲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助學金的他,也是推車獎(Pushcart Prize)得主及二〇一七年懷丁獎 (Whiting Award)得主。文章和譯作散見《全美年度最佳散文選》(Best American Essays)、《哈潑》(Harper’s)雜誌、《n+1》文學雜誌、《獵戶座》(Orion)季刊、《格爾尼卡》(Guernica)雜誌,乃至於《美國眾生相》(This American Life)廣播節目。現居亞利桑那州土桑市(Tucson)。

基本資料

作者:方濟各.坎圖(Francisco Cantú) 譯者:祁怡瑋 出版社:馬可孛羅 書系:EUREKA文庫版 出版日期:2020-10-29 ISBN:9789865509361 城邦書號:ME2097 規格:膠裝 / 單色 / 320頁 / 15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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