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談的是智慧及其對反。它源於我們（葛瑞格和喬）二○一六年八月到希臘的一趟旅行。我們那時正撰文探討大學裡流行的一些觀念，因為我們認為那些觀念對學生有害，可能阻礙他們創造豐富的人生。一言以蔽之：這些觀念會讓學生更沒有智慧。所以，我們決定寫書告誡他們這些觀念害人不淺，也打算從親自追尋智慧做起。我們倆都在大學校園工作，最近幾年，我們不斷聽人提起米索波諾斯（Misoponos）有大智慧。他是當代神使，住在奧林帕斯山（Mount Olympus）北坡的一處山洞，潛心奉行古代夸勒模斯（Koalemos）祕教教儀。 　　 　　我們飛往雅典（Athens），再搭五個小時火車到山腳下的里托克洛（Litochoro）。次日，天色剛亮，我們便循著希臘人數千年來的足跡，踏上與希臘眾神神祕交融之路。我們在蜿蜒的山徑上走了六個小時，中午時分，山路在我們前方岔開，路標「米索波諾斯」赫然在目，箭頭指向右方。左方主徑則直通一處狹窄陡峭的山壁，似乎隨時有落石的危險，散發出凜然不可近的氣勢。 　　 　　走向米索波諾斯的小徑恰恰相反，看起來平坦、坡緩又好走，彷彿在迎接來客。我們沿著它穿過一片賞心悅目的樹林，四周淨是松樹和杉樹。不久，是一座牢靠的木製吊橋橫跨深谷，走過之後，右手邊就是大山洞的入口。 　　 　　洞裡的景象有些古怪——米索波諾斯跟門人擺了個抽號碼機（就是你有時會在三明治店裡看到的那種），其他求道者已經列隊排在前面。我們排隊、取號，繳了私下拜見這位大人物的費用一百歐元，做了規定要做的淨化儀式，然後等待。 　　 　　輪到我們時，有人把我們領到山洞後方一間昏暗的小房間。石壁上湧出一小股泉水，濺入讓人聯想起嬰兒澡盆的白色大理石缽。石缽旁邊的沙發上坐著的就是米索波諾斯。那張沙發看起來相當舒服，應該是巴卡龍傑（Barcalounger）公司一九七○年代的經典款。我們早就聽說他會講英語， 但是當他用帶著長島腔的道地美式英文開口問候，我們還是嚇了一跳。「小子們，來來來，跟我說說你們想求什麼。」 　　 　　喬率先發話：「喔，智慧非凡的神使啊，我們求的是智慧。請告訴我們：什麼才是最深刻又最偉大的真理？」 　　 　　葛瑞格認為該問得更精準一點，立刻補充：「我們其實正在寫一本關於智慧的書，對象是青少年、年輕人、家長和教育者。所以我們想請您提供您的慧見，把它們濃縮成幾句簡潔有力的格言， 最好是三句，讓年輕人能一生遵循，透過它們開發智慧。」 　　 　　米索波諾斯靜靜坐著，閉眼沉吟兩分鐘左右，最後他總算睜開眼睛，開口說話。 　　 　　「這泉呢，是夸勒模斯之泉。夸勒模斯是希臘的智慧之神，但他現在不像雅典娜那麼有名。要我說，雅典娜也太出風頭了點。你要問我，我會說夸勒模斯有些真正的好東西。既然你開口問了， 我就告訴你。讓我給你三杯智慧。」 　　 　　他拿出一個小雪花石杯，往水缽一盛，遞給我們。我們都喝了一口，捧還給他。 　　 　　「第一個真理是，」他說：「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所以要避開痛苦，避開不舒適，避開所有可能讓你不快的壞經驗。」 　　 　　喬心中一驚。他寫過一本《象與騎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以現代心理學檢視古代智慧。那本書有整整一章是討論與神使這句話相反的觀念，而對它最有名的陳述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說的：「殺不死我的，讓我更堅強。」喬認為一定出了什麼問題。「大師，不好意思，」他說：「您要說的真的是『脆弱』嗎？ 因為我看到很多智慧傳統說：痛苦、挫折，甚至創傷經驗，都能讓人更加堅強。」 　　 　　「我剛剛是說『脆弱』嗎？」米索波諾斯問：「等等⋯⋯是脆弱還是堅強呢？」他再次緊閉雙眼沉思。不久，他睜眼說道：「沒錯，我沒講錯。我要講的是脆弱沒錯。壞經驗很糟，誰想碰上那種事？ 啊？ 你們千里迢迢跑來是為了有壞經驗嗎？ 當然不是。痛苦是吧？ 這山裡多的是每天坐在地上十二個鐘頭的神使，結果呢？ 結果是循環不良，後背又疼得要死。要是你整天煩惱這裡疼那裡痛，你覺得你還剩多少智慧？ 所以我二十年前就弄來這張沙發。我為什麼不能舒服點呢？」他語氣裡明顯帶著火氣，說：「這樣講夠了嗎？」 　　 　　「抱歉。」喬孬孬地說。 　　 　　米索波諾斯又盛了杯水，我們一飲而盡。「第二，」他繼續說：「永遠信任你的感覺，絕對不要質疑。」 　　 　　這次嚇到的是葛瑞格。他練習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多年，而那種療法依據的原則正好相反：感覺太常誤導我們，所以，除非你學會質疑它們，不讓自己陷在對現實的扭曲認知之中，否則你無法獲得心理健康。不過，葛瑞格畢竟懂得控制自己的即時負面反應，他嚥嚥口水，閉口不語。 　　 　　米索波諾斯再盛一杯，我們又一次喝下。「第三，人生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我們面面相覷，一臉狐疑。葛瑞格忍不住了：「喔，偉大的夸勒模斯神使啊，」他吞吞吐吐地問：「可否請您稍加解釋？」 　　 　　「有些人是好人，」他放大聲量緩緩地說，唯恐我們聽不見似地：「有些人是壞人。」他盯著我們，眼神似有所指，接著深深吸了口氣。「世界上有這麼多邪惡。它們是怎麼跑出來的呢？」他停頓一下，像是在等我們回答。我們誰也沒開口。「都是壞人搞的！」他顯然火了：「你們得對抗他們！世界上其他的好人得對抗他們！你們必須捍衛道德和善良。你們都看得到有些人可以多壞，你們要對抗他們！去組正義者聯盟，狠狠羞辱那些壞蛋，直到他們改變為止。」 　　 　　喬問：「可是大師，他們不也這樣看我們嗎？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好人，他們是壞人呢？」 　　 　　米索波諾斯立刻反唇相譏：「喲，你們今天從我身上什麼也沒學到嗎？相信你的感覺。你覺得你是好人嗎？還是覺得自己是壞人呢？ 我倒是覺得會談該結束了。滾。」 　　 　　＊ 　　 　　其實沒有米索波諾斯這個人，我們也沒跑去希臘求問這三個恐怖觀念。沒這必要，因為你在大學、中學和很多家庭都見得到這三個觀念。雖然這些場所很少明白宣揚這些謬論，但成年人還是透過套在年輕人頭上的規矩、習慣和風氣，把這些觀念教給他們——而且經常是出於好意。 　　 　　這本書想談談近年似乎廣為流行的三大謬誤： 　　 　　一、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二、情緒推理的謬誤：永遠信任你的感覺。 　　三、「我們」 VS 「他們」的謬誤：人生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雖然錯謬的建議很多，但足以稱為「重大謬誤」（Great Untruth）的觀念得符合三項標準： 　　 　　一、牴觸古代智慧（亦即，牴觸在很多文化的智慧文獻中都能發現的觀念）。 　　二、與現代心理學對幸福的研究有所衝突。 　　三、對相信它的個體和群體有害。 　　 　　我們會指出這三大謬誤如何造成困境。它們和因之而生的政策和政治運動，都正給年輕人、大學和自由民主體制製造問題。在此僅舉數例：過去幾年，青少年焦慮症、憂鬱症和自殺率激增。很多大學校園的文化在意識形態上更趨一致，這不僅削弱學者追求真理的能力，也阻礙學生向立場不同的思想家學習的能力。極右和極左的極端派增加，彼此進一步激化仇恨。社群媒體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創造出「嗆聲文化」（callout culture）。不論你出於善意說了什麼，只要有人惡意詮釋，你就可能被公開羞辱。新媒體平台成了宣洩出口，讓公民們縮進自以為是的泡泡，在泡泡中，一心挑起爭執和分歧的極端人士和網路酸民一口咬定並放大對於邪惡另一方的最深恐懼。 　　 　　雖然三大謬誤盛行於大學校園，但它們植根於更早的教育和童年經驗，而且它們正從校園蔓延到職場和公共領域，連全國政治都受其影響。它們也從美國大學向外擴散，侵入整個英語世界。這三大謬誤對每個人都有害。每一位關心年輕人、教育或民主的人，都應該嚴肅看待這些潮流。 　　 　　本書的真正緣起 　　 　　二○一四年五月，我們（葛瑞格和喬）約在紐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吃午餐， 一起討論葛瑞格那一兩年想解開的謎。葛瑞格是律師，專精第一修正案。他是個人教育權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FIRE） 會長，從二○○一年起就為學術自由和校園言論自由奮鬥。FIRE是非營利組織，沒有黨派色彩，宗旨是捍衛自由權利、言論自由、正當程序和美國大學校園的學術自由。 　　 　　在葛瑞格的職業生涯中，對校園言論審查的呼聲通常來自校方，而學生相反，他們一直是支持言論自由的一方——事實上，他們不只力挺言論自由，還積極加以爭取。可是現在情況有了變化： 在某些校園，言論漸漸被當成危險之源。二○一三年秋，葛瑞格開始聽說有學生要求刪除課程裡的「觸發性」（triggering）資料。到二○一四年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報導了這種現象。葛瑞格還發現：學生對於他們認定看法具有冒犯性的講者，要求校方取消邀請的力道逐漸增強；要是校方不取消邀請，學生也漸漸會以「鬧場否決」（heckler’s veto）為手段，透過抗議活動阻止同學參加座談或聆聽演講。不過，最令葛瑞格憂心的是：對於為什麼要以新方式抵制課程資料和講者，學生們的理由變了。 　　 　　在過去，校方制訂校園言論規則的動機，是為了減少他們認為具有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色彩的言論。然而，設立言論規則和拒邀講者的理由逐漸變得醫療化（medicalized）：學生們說，某些類型的演講會阻礙他們發揮正常功能的能力（ability to function）——連某些書籍和課程的內容都會造成這種惡果。他們希望能得到保護，好不受這些他們認為有害心理健康的讀物侵擾，因為它們可能「觸發」他們，讓他們「沒安全感」。 　　 　　舉例來說：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有個「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是大學部必修通識教育的一部分，裡頭有門課叫「西方文學與哲學名著選讀」有段時間，那門課要讀奧維德（Ovid）、荷馬（Homer）、但丁（Dante）、奧古斯丁（Augustine）、蒙田（Montaigne） 和吳爾芙（Woolf）的作品。校方說，課程目的是讓學生挑戰「人類經驗中最艱難的問題」。可是在二○一五年，哥倫比亞大學部有四名學生投書校園報，主張學生「在課堂上應有安全感」，但「西方正典中的許多文本」「充斥排外和壓迫的歷史和敘事」，含有「具觸發性和冒犯性的資料，在課堂上有邊緣化學生身分認同之虞」。有些學生說這些資料造成的情緒衝擊太大，他們很難繼續閱讀並加以討論，所以教授們應該提出「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並為受到觸發的學生提供支持（教授可以用口頭或書面方式提出觸發警告，提醒學生他們將會讀到可能令人神傷的資料）。這篇文章寫得細膩，也的確提出幾個文學正典多元化的重要論點，問題是：用「安全」對比「危險」的框架來討論對於文學的反應，真的有幫助嗎？ 或者，這種框架本身就會改變學生對古典文獻的反應？ 也許他們原本只會對這些資料感到不自在或不喜歡，是因為這個框架才反倒產生被威脅感和壓力反應？ 　　 　　學生運動當然不是新鮮事，幾十年來，學生一向積極參與打造自己的學習環境。在一九九○年代，學生和教授一起加入「正典之戰」（canon wars）（這個運動認為閱讀書單不該只是「作古的男性白人」的天下，應該列入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種作家）；在一九六○和七○年代，學生也經常試圖阻止某些講者進入校園，或是干擾他們演講。舉例來說，哈佛大學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森（E. O. Wilson）在好幾個大學的演講都遭到抗議，因為有些學生不滿他對「演化形塑人類行為」的解釋，認為他的作品可能被用以鞏固既定性別角色和不平等（有個號召學生抗議的標語說：「帶上能製造噪音的東西」）。可是，這些行動不是為健康隱憂而發起。從以前到現在，學生們都想把他們認定看法邪惡的人拒於門外，不同的是，在過去，學生並不認為同學會被某些講者的來訪或觀念傷害，更不會要求教授或校方採取更保護性的態度，不讓特定人士與學生接觸。 　　 　　現在浮現的新現象是預設學生脆弱，連本身並不脆弱的學生都認為別人身處險境，所以必須出手保護。大家不指望學生能愈挫愈勇，不期待他們在接觸自己視為「具觸發性」的演講或文章之後，能變得更加堅強（這就是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葛瑞格多次深受憂鬱症之苦，在他看來，這種走向十分危險。在尋求治療憂鬱症的過程中，他跟世界上幾百萬人一樣，都發現認知行為療法（CBT）是最有效的解決之道。CBT教你留意自己是否陷入種種「認知偏誤」（cognitive distortions），例如「災難化思考」（catastrophizing）（要是我小考考砸，我會拖累全班，然後被踢出學校，以後永遠找不到工作⋯⋯），或是「負面過濾思考」（negative filtering）（只注意負面回饋，卻沒有同樣留意讚美）。這些扭曲而不理性的思考模式，正是憂鬱症和焦慮症的特徵。我們並不是說學生絕對沒遇上實際人身危險，也不是說他們對不義的控訴往往是認知偏誤，我們想指出的是：就算現在引起學生反彈的現象的確是問題，他們還是比前幾個世代的學生更容易陷入特定思考模式，這種思考模式讓問題看似更具威脅性，從而也讓問題更難解決。早期CBT研究者有項重要發現：人若能停止以這種方式思考，他們的憂鬱和焦慮程度通常會隨之降低。因此，當葛瑞格看到有些學生對校園言論的反應，竟然與他在治療中學著克服的認知偏誤一模一樣，他感到相當憂心。學生們是從哪裡學到這種不好的心理習慣呢？ 這些認知偏誤難道不會讓他們更焦慮、更憂鬱嗎？ 　　 　　當然，校園從一九七○年代到現在已有許多改變。大學生之間的差異比以前大得多，他們入學時各有不同的偏見、創傷、經濟問題或心理問題。教育者必須考量這些差異，重新評估過去的預設，盡力創造更包容的環境。可是怎麼做最好？ 如果我們真的關心那些障礙最為嚴重的學生，我們首先該做的是採取保護立場，不讓可能冒犯他們的講者、書籍或觀念接近嗎？ 或者，不管這些保護措施立意多好，到頭來，都會適得其反，對他們造成傷害？ 　　 　　每個學生都得為畢業之後的人生做好準備，能跳得最遠的人——最可能感到自己與周遭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能學得最快、也準備得最努力的人。競技場上沒有老手新手之分，生命也不是公平之爭。大學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訓練場地，讓你練習面對可能冒犯你、甚至敵視你的人和觀念。大學是頂尖的心理健身房，有先進的設備、技巧純熟的教練，甚至還有治療師待命——以防萬一。 　　 　　葛瑞格擔心的是，要是學生自認脆弱，他們可能會對健身房望而生畏。要是他們既不鍛鍊技能，也不接受友善的邀請、試試身手，只因為有人好意告訴他們這些訓練可能會受傷，就迴避一切練習機會，這對各方來說都是悲劇。要是他們深信自己和別人是脆弱的，在遇上不喜歡的觀念時， 這份執念就會變成自我應驗的預言。要是學生打從心裡相信自己無法面對某些事物，而且依此執念而行，對這些事物退避三舍，那麼，他們最後真的會變得無能應付這些問題。要是學生成功在大學裡創造出智性的「安全」泡泡，他們無異於讓畢業後的自己陷入更大的焦慮和衝突，因為到了那時候，他們一定會碰上更多看法更極端的人。 　　 　　葛瑞格從個人經驗和專業經驗思考之後，提出一個理論：學生們之所以開始要求獲得保護，期待能不受某些言論打擾，是因為他們不智地學到了CBT試圖矯正的認知偏誤。簡單來說：很多大學生學會以扭曲的方式思考，讓自己更可能變得脆弱和焦慮，也更容易受傷。 　　 　　葛瑞格想跟喬談談這個理論，因為喬既是社會心理學家，也曾著書討論CBT的力量及其與古代智慧的契合。喬馬上看出葛瑞格的看法的潛力。喬是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當時才剛注意到這種新出現的「脆弱學生模式」。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道德心理學，而他的第二本書《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就是為了協助人們了解不同的道德文化或道德「母體」（matrices），尤其是政治左派和右派的道德文化。 　　 　　喬用的「母體」 一詞出自科幻小說《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 它是威廉． 吉布森（William Gibson）一九八四年的作品（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的靈感也出自該書）。吉布森想像的未來世界有如網際網路，把每一個人連在一起，他稱之為「母體」，說它就像「集體認可的幻覺」（consensual hallucination）。喬認為這是思考道德文化的絕佳方式。當群體中的個體發生互動，群體便創造出集體認可的幻覺，個體也隨之以外人可能無法理解的方式行動。我們在格林威治村碰面的時候，兩個人都認為有種新的道德母體正在某些大學成形，而且它一定會日益壯大（而當然，社群媒體的設計正好推波助瀾，讓「集體認可的幻覺」在相互連結的群體中急速擴散——不分校園內外或左派右派，每個圈子都是如此）。 　　 　　喬欣然答應與葛瑞格合作，一起試著解開這個謎團。我們合寫一篇文章探討葛瑞格的想法，以他的理論解釋過去一兩年的校園事件和風潮。我們給這篇文章取名〈爭入窮途：校園如何教出認知偏誤〉（“Arguing Towards Misery: How Campuses Teach Cognitive Distortions”），投稿《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編輯唐恩．佩克（Don Peck）讀了喜歡，不但幫我們補強論述，還重新下了更簡潔也更聳動的標題：〈寵溺美國心〉（“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按：即本書原文書名）。 　　 　　我們在文章裡指出，很多家長、中小學老師、教授和大學管理階層不知不覺中讓一整代的學生養成某些心理習慣，而這些習慣正是焦慮症和憂鬱症患者身上常見的。我們認為：學生之所以開始用恐懼和憤怒來回應文字、書籍和受邀講者，是因為他們被教導去誇大憤怒，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思考，放大最先萌生的情緒反應，並耽溺於其他種種認知偏誤（我們會在書中進一步討論這些偏誤）。這些思考模式不但直接傷害學生的心理健康，阻撓他們的知性發展，有時甚至還會妨礙他們身邊的人的發展。有些學校似乎出現防衛式自我審查文化，而部分原因就是學生急於為細故「嗆聲」或羞辱別人，只因為他們認定這些小事傷到自己，或傷到他們支持的社群成員。我們稱這種模式為「防衛式保護」（vindictive protectiveness），也認為這種行為讓全體學生更難進行公開討論—— 而他們原本可以透過這些討論受益，練習批判思考和文明爭論的基本技巧。 　　 　　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我們的文章登上《大西洋》網站，大約一週之後，紙本雜誌接著發行。我們原先以為會引來一波批評，但不分校園內外和政治立場，很多人都注意到我們描述的這些潮流，對文章的反應絕大多數是正面的。它成為《大西洋》網站點閱數最高的五篇文章之一，連歐巴馬（Obama）總統都在幾週後的演講裡提到它——他在盛讚多元觀點時說：對學生不該「寵著、護著，不讓他們接觸不同看法」。 　　 　　到十月，與文章有關的媒體曝光總算告一段落，我們很高興能重返其他工作。我們都沒想到： 接下來幾個月、幾年，大學校園和整個美國都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到二○一六年，事態已相當明顯：三大謬誤及其相關行動正擴散到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的各個大學。所以我們在二○一六年秋做出決定：我們必須再次深究那篇文章提出的問題，並寫作本書。 　　 　　多事之秋：二○一五—二○一七 　　 　　從二○一八年年初回顧，著實令人感慨：從我們在二○一五年八月發表那篇文章之後，世界居然出現這麼多變化。當時已經發生聲勢浩大的種族正義運動，而每流出一份警察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的手機錄影，都再次為運動火上澆油。那年秋天，以種族正義為訴求的抗議在各大學爆發，從密蘇里大學和耶魯大學開始，一路延燒全美幾十所大學。運動規模之大，在校園中幾十年未見。 　　 　　同樣在這段時間，集體殺人慘劇屢屢成為新聞焦點。在歐洲和中東，恐怖分子多次發動大規模攻擊。在美國，先是有人呼應ISIS號召，在加州聖貝納迪諾（San Bernardino）持槍濫射，造成十四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後來佛州奧蘭多（Orlando）的一家同志夜店也發生槍擊案， 兇手同樣是受ISIS所鼓動，死亡人數高達四十九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集體殺人案。不料，這個數字短短十六個月後就被打破：在拉斯維加斯（Las Vegas），有人持改造步槍掃射參加戶外音樂會的人，造成五十八人死亡，八百五十一人受傷。 　　 　　二○一六年是美國政治史上最詭異的總統選舉年之一：毫無政治經驗的川普異軍突起，先後贏得共和黨初選和全國選舉，當選美國總統（因為他先前得罪太多族群，原本普遍認為他不可能選上）。美國幾百萬人抗議他就職，黨派對立升高，新聞也繞著總統最新的推特發文和核戰放話打轉。 　　 　　二○一七年春，社會大眾的注意力再度回到校園。米德伯理學院（Middlebury College）和加州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抗爭轉趨暴力，嚴重程度數十年未見。抗議者自稱「反法西斯人士」，造成校園及市鎮數十萬美元損失，學校內外也有多人受傷。六個月後，新納粹和三K黨手持火炬穿過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次日，白人種族主義者駕車衝撞反對方的遊行隊伍，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這一年最後在#MeToo 運動中結束，許多女性開始公開訴說遭到性騷擾和性侵的經歷，大家赫然發現：在有權有勢的男性主導的專業領域，這種惡行竟然比比皆是。 　　 　　在這種背景下，不論屬於哪個年齡層，也不論位在政治光譜上哪一點，幾乎每一個人都為時局焦慮、憂鬱或憤怒。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校園為何不安，學生何以頻頻對「安全」提出新的要求？ 為什麼我們還要重新探討《大西洋》那篇文章的問題呢？ 　　 　　「寵」指的是「過度保護」 　　 　　「寵」（coddle）這個字一直讓我們心情複雜。我們不喜歡這個字的暗示，好像現在的孩子既懶惰又嬌生慣養——這並不正確。現在的年輕人壓力很大（至少那些拚命擠進特定大學的人是如此），他們不但得在學業上力求表現，也必須盡力達成許多課外成就。與此同時，受社群媒體盛行之累，青少年都得應付新型態的騷擾、攻擊和人際競爭。他們的財務前景也充滿不確定，畢竟經濟秩序已被全球化、自動化和人工智慧改寫，大多數職業都陷入薪資停滯的困境。因此，大多數孩子的童年過得並不輕鬆，遑論嬌生慣養。我們會在本書中指出，在這段時間裡，千方百計保護孩子的其實是成人，而這種過度保護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事實上，字典對「寵」的定義便側重於過度保護，例如「以極端或過度的關心或體貼待之」。出錯的是成人和制度風氣，所以我們為本書下了這個副標：「好意和壞觀念怎麼耽誤一整代人」（按：原文副書名為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本書的主題正在於此。我們接下來會一步一步說明，從小學花生禁令到大學言論規範，出於好意的過度保護為何可能弄巧成拙，到頭來造成的傷害大過益處。 　　 　　不過，過度保護只是我們稱為「進步的問題」（problems of progress）的一部分，這種問題指的是實屬良善的社會變化卻帶來壞的結果：經濟體系生產充足而價廉的食物是好事，但另一方面，肥胖的問題卻變得更加普遍。能免費而即時地與人聯絡和溝通是好事，但過度連結卻可能對年輕人的心理健康有害。有冰箱、抗憂鬱劑、空調和冷熱自來水當然很好，我們總算免於祖先們的大多數疑難雜症，卸下我們這個物種自出現以來便日日纏身的勞苦。舒適和人身安全都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禮贈，但我們也得為此付出代價：適應了新而進步的環境之後，我們對不舒適和風險的容忍程度跟著降低。用我們曾祖父母的標準來看，我們幾乎全是嬌生慣養之徒。每一代人總傾向認為下一代脆弱、愛抱怨又缺乏韌性。雖然老一輩人的看法可能不無道理，但世代變化的確反映出真實而正面的進步。 　　 　　再強調一次：我們並「不」是說學生或年輕人面臨的問題無關緊要，只不過是小事或「胡思亂想」。我們要說的是：人選擇在腦子裡怎麼「做」，會決定實際問題怎麼影響他們。我們的主張終究是實用的，而不是道德式的：不論你的身分、背景或政治信念是什麼，只要你「反」米索波諾斯之道而行，你就能更快樂、更健康、更堅強，也更可能成功達到你的目標。換句話說：要追求挑戰（而非排除或迴避一切「感覺不安全的事」）；要擺脫認知偏誤（而非永遠信任你最初的感覺）；要寬宏看待他人，留心他們為人處世的幽微之處（而非使出簡單的「我們—他們」道德邏輯，先假定別人是壞人）。 　　 　　全書架構 　　 　　我們要講的故事並不簡單，雖然裡頭是有一些英雄，但沒有輪廓清晰的壞人。我們的故事就像社會科學偵探推理，案子裡的「罪」是幾股社會潮流和力量激盪而成。大約在二○一三到二○一四年，大學校園開始出現一些令人詫異的事件，到二○一五和二○一七年，這些事件變得更怪異、也更頻繁。我們會在第一部分為你做好準備，先介紹幾個你接下來會用上的知性工具，讓你能透過它們釐清現象，理解自二○一三年起席捲許多大學校園的「安全」新文化。學習辨識三大謬誤也是工具之一。在這段過程裡，我們會說明認知行為療法的幾個關鍵概念，也會指出CBT不但能改善批判思考技巧，也能抵銷重大謬誤的效果。 　　 　　在第二部分，我們會舉出三大謬誤造成的實例。大學的核心使命是教育和研究，但「鬧場」、威脅及偶爾出現的暴力行為，已經讓大學更難實現這些使命。我們會檢視這些干擾行為，探討新流行的「言論即暴力」觀念，並解釋這種思考方式為何對學生心理健康有害。我們會從社會學角度討論獵殺女巫和道德恐慌，還有會讓大學陷入混亂的一些條件。 　　 　　在第三部分，我們會試著解開謎團。從二○一三到二○一七年，為什麼很多大學變化得如此之快？ 我們找到六條解釋線索：第一，美國政治趨向兩極化，黨派對立上升；第二，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增加，很多學生因此更想獲得保護，也更容易接受三大謬誤；第三，家長教養方式改變。雖然童年期變得更為安全，孩童的恐懼卻被放大；第四，孩子們缺乏自由遊戲和不受監管地冒險的機會，但要蛻變成懂得自我管理的成人，他們必須具備這兩種經驗；第五，校園行政管理組織擴大，保護任務隨之膨脹；第六，追求正義的熱情日益高漲，但對於該怎麼做才合乎正義的看法卻改變了。這六條線索對每個人的影響未必相同，可是在過去幾年，它們都在美國大學校園裡彼此交疊，相互作用。 　　 　　最後，我們會在第四部分提出建言。我們對家長和老師有幾項建議，希望他們能依此教育出更有智慧、更堅強也更獨立的孩子。我們對教授、學校管理階層和大學生也有幾項忠告，希望他們能透過這些方法改善大學，也將它們運用到生活之中，在我們這個科技助長惡行的時代安身立命。 　　 　　二○一四年，我們曾試著邁出了解美國大學現狀的第一步，而現在，我們在這本書裡要談的已遠遠超出這個主題。這個故事談的是我們這個怪異而不安的時代，很多學校功能失常、信任降低， 而千禧世代之後的新世代正從大學畢業，投入職場。我們的故事將以期許作結，而我們描述的問題或許只是暫時的。我們相信它們可以解決。在健康、繁榮和自由的諸多改變中，歷史的軌跡終將朝進步而去，而我們若能了解這六條解釋線索、拋下三大謬誤，或許還能進一步加快前進的速度。

◎文／賴逸娟（麥田出版編輯） 　　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中，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偕同憲法第一修正案專家葛瑞格．路加諾夫攜手出擊，為讀者闡釋目前席捲美國大學校園的「三大謬誤」現象。三大謬誤包括（1）「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2）「情緒推理」的謬誤：永遠信任自己的感覺。（3）「我們」VS「他們」的謬誤：人生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三大謬誤的重要特徵，就是把「負面情緒」和「危險」做了理所當然的連結，使人們亟於追求情緒上的舒適，並把「情緒不適」與「人身安全受威脅」劃上等號。這類認知謬誤其實相當常見，但它們的影響有多深遠？兩位作者針對2013年起美國校園與社會上的重大事件深入調查分析，做出極其驚人的結論。若想知道美國新世代年輕人的思考模式為何轉變成打壓異己、民粹至上，甚至以獵巫作為實現正義的手段，本書以全新視角切入，觀點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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