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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媒體時代(2016增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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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亞馬遜讀者強力推薦媒體批判經典 ◆波茲曼之子安德魯撰寫二十周年版序 ◆政大新聞系馮建三教授2016新版專文推薦 嚴肅的思考已成過去,迎向娛樂與激情的我們,是否將毀於自身所愛。 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害怕禁書,害怕我們受到文化箝制,但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則害怕沒有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想讀書了。今日看來,歐威爾的預言錯了,赫胥黎的預言卻正在發生…… 資訊發達的今日,政治人物訴求的不是富有邏輯的政見,而是個人魅力;新聞訴求的不是專業與真相,而是悲情與娛樂。自從電報、新聞、電視、網路等傳播媒介出現,數千年習以為常的知識承載方式在百年間被打破。 改變的不僅是獲取訊息的媒介,也改變了知識結構,使得人類思考方法與行為舉止產生變化。長篇大論變得沒人想看,標語式的短句或誇張的警句才能勾動人心,這並非因為網路和臉書的誕生而來的後果,而是百年來新聞標題、電視節目教會我們的。 拋棄過去書寫文字所呈現的邏輯思辨,我們變得更容易決定,但也更為輕率。我們接觸的資訊更多,但資訊無用的比重卻是更高。那是一種沒有質疑,照單全收的求知方式且無人倖免。然後,電腦與網路社群在二十一世紀更沒日沒夜地吸引我們的目光,從思考方式到生活習慣。當無處不媒體、也無處不娛樂,於是,我們或將毀於自身所愛。 【各界誠摯推薦】 石世豪(NCC主任委員) 胡幼偉(師大大傳所教授) 胡忠信(政治評論家) 趙少康(中廣董事長) 劉幼琍(政大廣電系研發長) 蔡念中(世新廣電系教授) 羅智成(文化評論者) 羅曉南(世新新聞系教授) (依姓氏筆畫排序) 【國際好評】 身為好萊塢時代狂熱的宣揚者,我曾公開反對波茲曼對於未來的暗黑描述,那是一個飽受媒體轟炸的未來。但是,時間已經證明了波茲曼的觀點是對的。他精確地預測到年輕人將會繼承一個狂熱耗盡一切的媒體文化,裏頭充斥著浮華、八卦與貪婪。 ──卡蜜兒.帕葛莉亞 精彩卓越、論述有力的重要著作。書中盡是波茲曼的指控,也是目前所見過最無可反駁的。 ──強納森.亞德里(華盛頓郵報書報周刊) 波茲曼承接了麥克魯漢理論未及的部分並建立起自己的論述,內容同時具有學者的智識以及說故事的人的機智。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這本書出現的正是時候……現在我們必須面對波茲曼預見景象所帶來的挑戰。 ──強納森.寇卓

目錄

二〇一六年再版推薦序 「數位匯流」時代,讓波茲曼更重要了 二〇〇七年初版推薦序 媒體時代,我們更需要聽聽波茲曼的意見 二十周年版序 一九八五…… 前言 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第一篇 第一章 媒體即隱喻 現代社會,在媒體上的形象已變得非常重要,我們很難想像,像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塔虎脫一百三十五公斤的超重體重以及多層下巴的這種外形,現今還可能被推出來競選總統職位 第二章 媒體也是知識論 我不反對電視播出垃圾節目。電視螢光幕上最棒的就是垃圾節目,其內容不會嚴重威脅到任何人、任何事……但是當電視抱持遠大志向,自詡為傳達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這時它的價值最淺薄,也最危險 第三章 印刷與公共論述 印刷機不只是種機器,還是種論述結構,它會排除、鞏固某些內容,而且肯定會篩選讀者類別 第四章 印刷式思想 受電視文化薰陶的民眾只懂「樸實白話」,不論語言、影像都要淺顯才行,甚至還必須立法規定,某些場合只准平鋪直敘 第五章 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的世界 如今我們都住在「地球村」裡,只要自問以下問題,或許你就能夠理解失去語境的資訊是什麼意思了:晨間廣播、電視節目或早報所報導的新聞,有多少次讓你變更當日行程,或促使你進行原本不打算從事的活動,或提供洞見來幫你處理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二篇 第六章 給我娛樂,其餘免談 電視機讓我們隨時都和世界保持密切聯繫,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電視卻一成不變始終笑臉迎人。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帶來娛樂「題材」,而是在於它把所有「題材」全都當成娛樂來表現,這就是全然不同的課題 第七章 「好……現在我們來看……」 廣播、電視新聞播報員經常使用「好……現在我們來看……」,表示你剛才聽到、見到的和底下要聽到、見到的毫無關連,而且和你聽過、見過的一切說不定都完全無關 第八章 上帝只是配角 不管是宗教或其他任何東西,上了電視都順理成章變成娛樂……節目中沒有儀式、沒有教義、沒有傳統、沒有神學,更重要的是,完全不談精神提升。在這些節目中,傳教士主持人的地位最高,上帝只擔任配角 第九章 塑造情感的想像世界 電視廣告完全不談消費品的特色,它談的是產品消費者的特質……電視廣告讓企業不再以製造優質產品為目的,卻只想讓消費者感覺產品有價值,這就表示如今的企業事務已經成為假性療法;消費者則是由心理劇獲得撫慰的病患 第十章 教學就是娛樂 「芝蔴街」和從它衍生出來的「電力公司」節目引人發笑,笑聲從傳統課堂銷聲匿跡;如果現今課堂的學習環境開始顯得枯燥乏味,那麼該怪罪的是發明電視的人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語 赫胥黎告訴我們,在先進科技時代,荼毒人性的敵人不再是滿臉可疑、可恨的神情,反而往往是面帶微笑……當整個民族變成一群觀眾,公共事務則成為雜耍表演,這個國家就要陷入危機;他們的文化也難逃死亡命運 作者注 參考書目 中英文對照及索引

內文試閱

【前言】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我們翹首凝望一九八四年逼近。那年來了,預言並沒有成真,心懷憂思的美國人輕聲歌詠讚美自己;自由民主的根基屹立不搖。不論歐威爾《一九八四》的恐怖夢魘是否在別處成真,起碼美國這裡倖免於難。   然而我們忘了,除了歐威爾的陰鬱想像,還有一種年代稍早,略少人知,卻同樣令人膽寒的預言: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就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誤以為赫胥黎和歐威爾的預言是同樣一回事。事實不然!歐威爾擔心我們屈從於外力才提出警告;而赫胥黎的觀點則是,不必有老大哥監看,民眾也會失去自主、成熟,歷史也要淪喪。就他所見,民眾會愛上壓迫力量,崇拜剝奪他們思考能力的科技。   歐威爾害怕禁書,赫胥黎害怕沒有理由可禁書,因為再沒有人想讀書。歐威爾擔心會有人奪走我們知的權利;赫胥黎害怕有人給得太多,讓我們變得消極、自大。歐威爾擔心真理被隱瞞;赫胥黎害怕真理被繁瑣小事淹沒。歐威爾擔心我們受文化箝制;赫胥黎害怕我們會造就膚淺文化,滿腦子遲滯、糜爛和愚癡的念頭。猶如赫胥黎在《再訪美麗新世界》書中所述,隨時戒慎反抗暴政的公民自由論和理性論人士「忽視人類對消遣的無止境欲望。」赫胥黎又說,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民眾遭受痛苦荼毒的控制;在《美麗新世界》中,他們則因耽溺享樂而為人掌控。總之,歐威爾擔心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惡,赫胥黎害怕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本書的觀點是,歐威爾的預言成空,赫胥黎所言有可能成真。
第一章 媒體即隱喻
  在美國歷史上,不同城市分別在不同時代成為美國精神的核心。舉例來說,十八世紀末,震驚世界的第一槍──只可能在波士頓郊區而非其他地方擊發的一槍,在政治激進主義的中心波士頓響起。但消息傳出之後,包括最早要求獨立的維吉尼亞州人在內的全美國人,都打從心底自視為波士頓人。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紐約象徵了美國(至少有別於英國的)國家大熔爐概念,來自世界各地的悲慘移民在艾利斯島上岸,他們使用的陌生語言以及怪異的生活方式,亦隨之遍及這片土地。二十世紀初期,芝加哥這處巨肩之城、大風之都成為美國工業能量和活力的象徵,那麼也應該(譯註:參照Karl Sandburg的Chicago一詩)在某處矗立一尊「屠豬戶」雕像,提醒大家別忘了美國的鐵路、牛群、煉鋼廠和創業冒險時代。就像義勇兵雕像可供人懷想波士頓的革命歲月,自由女神像能讓人追憶紐約移民時代,欠缺象徵的芝加哥時代似乎也該在芝加哥立一尊雕塑。   如今我們則應該著眼於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市,將它當成美國國家性格和抱負的隱喻。拉斯維加斯的標誌是一幅近十公尺高的圖像,繪有一台吃角子老虎機和一名歌舞女郎。拉斯維加斯是座純娛樂城,宣揚著一種文化精神:所有公共論述都逐漸以娛樂形式來傳達。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全都成為娛樂業的附庸,對此民眾多半毫無怨言,甚至漠不關心。於是,我們成為瀕臨娛樂至死的一群。   在我撰寫本書時,美國總統是昔日的好萊塢影星雷根。他在一九八四年的強勁挑戰者之一,是曾經在一九六○年代最紅的電視節目中現身說法的太空人約翰葛蘭;更不用說其在大氣層外的冒險事蹟早已經拍成電影。而曾經獲提名的候選人麥高文則主持過熱門電視節目「周六夜現場」,更晚近的候選人傑克遜牧師也有相似經歷。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有一次檢討競選失利的原因時,宣稱那該歸罪於化妝師暗中搞破壞,他甚至還向參議員肯迺迪提出建言,告訴他該如何競選總統大位:減肥十公斤。儘管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不過如今胖子似乎是完全與競選高階政治職位絕緣;禿子也差不多。自然這也包括面貌不夠俊秀,就算經過美容師巧手妝點都沒辦法改頭換面的人。沒錯,我們的文化已經走到這個地步,化妝術或許已經取代了意識型態,成為政治家必須充分掌控的專門技術。   美國的新聞從業人員,也就是電視新聞播報員,對此都能心領神會。他們多數人花在使用吹風機的時間比準備新聞稿更久,於是他們成為拉斯維加斯娛樂界最光鮮亮麗的一群。儘管聯邦傳播法也沒有這一條,不過不上鏡頭的人,都無緣對民眾播報所謂的「今日新聞」。在鏡頭上魅力四射就能掙得超過百萬的年薪!   早在我們之前美國商人就已經發現,商品的品質和效用都不如商品展示的要訣來得重要;因此獲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稱頌,也受馬克思譴責的資本主義原理,大多數時候其實無足輕重。就連聲稱所產汽車優於美國車的日本也知道,「經濟」與其說是一門科學,倒不如說那是種表演藝術;豐田的年度廣告預算便大大證實了這一點。   不久之前,伯恩斯歡慶他投入演藝事業八十周年,當時我見到布道家葛培理和單口秀演員葛林、諧星巴頓斯、歌后華葳克、諧星伯利,還有其他幾位神學家聯袂向他致意。葛培理牧師和伯恩斯對口說笑,戲論永生準備事項。儘管《聖經》沒這麼說,不過葛培理向來賓保證,神愛逗民眾發笑的人。這是個善意的口誤,因為他誤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講成神。   擁有一個熱門廣播節目和一個夜總會劇場的心理學家魏絲太摩博士,在節目中對聽眾來賓講解無窮無盡的性事花招,而且所用措詞原本都是床笫和街頭專用語彙。她搞笑的工夫幾乎與葛培理牧師並駕齊驅,據說她曾經表示:「我一開始並不是要搞笑,不過既然結果能讓人開心,那我就繼續發揮。若有人說我是個藝人,我想那就太好了。教授教學時幽默逗趣,民眾上完課自然就有記憶。」魏絲太摩倒沒有說他們會記得些什麼,或他們記得的那些內容有什麼用途。不過她講到了重點:當個藝人很棒。的確,在美國,上帝偏愛一切能逗趣、會搞笑的人,不論他們是傳教士、運動員、創業家、政治家、教師或新聞記者,都不成問題。在美國,最不好笑的人就是專業藝人。   觀察文化的杞憂之士(閱讀像本書這類著作的一群)都明白,前述所言並沒有違背常理,事實上這已經是老生常談。早就有不少評論家觀察、記述了美國公共論述分崩離析,淪為演藝業附庸的處境。不過,我相信其中多數人還不曾著手闡述這段內情,說明知識淪落至這般龐雜細瑣論述的根源和意義。舉例來說,針對此議題發表眾多論述的人士告訴我們,這是資本主義耗竭的餘燼殘骸;另一些人的觀點則正好相反,表示這是資本主義成熟帶來的乏味果實;還有的說這是佛洛伊德時代的神經質後遺症,或說這是我們任由上帝死亡所受的報應,或說這完全肇因於冷眼旁觀、貪婪和野心的積習。   我曾經深入鑽研這些解釋,不能說從中學不到任何東西。馬克思信徒、佛洛伊德派人士、李維史陀學派,甚至連創世論科學家都不容小覷。不論如何,倘若我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基本上還能夠道出實情,那麼連我自己都會感到意外。誠如赫胥黎所言,我們所有人都擅長芟繁就簡,意思是我們沒有人具備充分才智全盤了解,就算我們自認為通曉真理,也沒有時間加以傳揚,況且也沒有人會輕信我們的言論。不過,這裡你會發現比前人諸多觀點都更為明晰的論據,它的價值在於所述觀點十分直率,而它正是根源自兩千三百年前柏拉圖的見解。其著眼於討論人類的對話方式,並假定促成我們進行這種對話的起因影響極其深遠,能決定哪些觀念較容易表達。容易表達的觀念,自然會成為文化的重要內容。   我使用「對話」一詞是取其隱喻,不單是指說話,所有讓特定文化中的民眾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科技也包含在內。這樣看來,整個文化就是種對話;或更精確來講,是依循多樣化象徵模式來進行的對話組合。此處我們的重點在於公共論述形式是如何規範,甚至決定這類論述的內容類型。   舉個簡單例子來解釋,就好比原始的煙霧信號技術。儘管我並不知道從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煙霧信號究竟發送些什麼內容,不過我可以篤定猜出其中並不包含哲理論據。陣陣煙霧不夠複雜,無法傳達有關生存意義的見解,就算足夠複雜,切羅基哲學家還來不及談到第二項公理,木料或毯子早就不夠用了。你不能用煙霧來談哲學。形式會排斥內容。   舉個更貼近生活的例子:就如前面提過出現在媒體上的形象,我們很難想像,像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塔虎脫一百三十五公斤的超重體重以及多層下巴的這種外形,現今還可能被推出來競選總統職位。大體而言,演講人的體型和他向民眾發表的思想內容根本是兩回事,不論是以書面、廣播,或者以煙霧發信都是如此。不過,若上了電視螢光幕可就大有關係了。不管再怎麼能言善道,一百三十五公斤的笨重形象,終究免不了會完全抹殺其言論的精妙邏輯或深奧道理。因為在螢光幕上,論述多半是藉由視覺影像來傳達,也就是說,電視是以影像而非文字來向我們傳達對話。當政壇出現造型師而且同時文采風光不再,便證明了一項事實,那就是電視要求的內容有別於其他媒體。你不能在螢光幕上談政治哲學。這同樣是形式排斥內容。   再舉另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在沒有新聞播報媒體的世界中,所謂「今日新聞」的資訊和內容,或者你口中所說的新聞「素材」,實際上並不存在──因為不可能存在。我不否認世界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火災、戰爭、謀殺和愛情故事,但如果沒有科技加以宣揚,民眾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這些現象,當然也就不可能把這一切納入日常生活;所以這類資訊根本不可能構成文化內容的一部分。這種所謂「今日新聞」的觀念,完全源自電報(後來又由更新穎的媒體發揚光大),電報斷章取義地擷取資訊,以驚人速度跨越遼闊地域對外傳播;今日新聞根本是科技幻想的虛構產物。講明白一點,這完全是一種媒體活動。我們關切發生在世界各地的零星事件,因為我們擁有適於進行零星對話的多元媒體。沒有光速媒體的文化,類似以煙霧信號作為長程通訊主要途徑的文化,並不會有今日新聞。沒有媒體來創造形式,今日新聞就不存在。   最平易的說法就是,這本書是在探究、哀悼美國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最重大的文化真相──印刷術時代式微和電視時代興起。由於這兩種媒體形式有著天壤之別,不可能傳達相同的概念,於是這種轉換便從根本徹底改變了公共論述的內容和意義。隨著印刷術影響消退,政治、宗教、教育,還有構成公共事務的一切內容都必須改變,並以最適合電視的表達方式重行塑造。   若前述觀點讓人懷疑是引自麥克魯漢的「媒體即信息」箴言,我絕不否認這種關連。(儘管有些尊貴學者紛紛與他畫清界線,其實要不是麥克魯漢,那些人恐怕都不會成名)三十年前初識麥克魯漢時我還在念研究所,他則是個默默無聞的英文教授。當時我就相信(如今仍這麼認為),他是承襲歐威爾和赫胥黎的傳統,也就是預見未來提出箴言,而我也一直遵奉他的教誨,堅信要透徹理解文化的最好作法就是關注文化的對話工具。在此我應該補充一點,當初還有一位先知激發我對這項觀點的興趣,他遠比麥克魯漢更偉大,而且比柏拉圖時代更早得多。年輕的我研讀《聖經》時就獲得啟示,看出不同媒體偏好特定的內容,從而得以支配文化。我指的就是十誡,其中第二誡禁止以色列子民製作任何具體形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當時我和許多人同樣不解,為什麼這群人的神要採用這類訓誡,規定民眾該如何使用符號,或不得使用符號來表達他們的經驗。除非頒布訓誡的人假定,人類的溝通和文化品質有連帶關係,否則把這種禁令納入道德體系實在令人不解。我們或可大膽揣測,若是某個民族性喜繪圖或雕塑,或者習慣以具體圖像來表達思想,當他們受指示要信奉抽象的萬民之神,那種習性就會讓他們無法皈依新神。猶太上帝存在於《聖經》,也藉《聖經》存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概念,必須仰賴最高妙的抽象思維。於是圖像被貶抑為褻瀆,好讓新的上帝進入文化。我們的文字中心式文化正逐漸轉變為形象中心式文化,這時斟酌摩西誡令對我們或有裨益。不過就算我這種推想有誤,相信仍是十分中肯的明智見解。文化所能運用的傳媒,對該文化知識和社會要務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   當然,講話是最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體。能講話才稱得上是人,也讓我們保有人性,事實上這還界定了人類的意義。但這並不表示:倘若沒有其他溝通方式,所有人還是會覺得同樣便利,還是能以相同方式來談論相同的事情。我們對語言的認識夠深,因此明白:語言結構的改變會導致我們所謂的「世界觀」變化出多樣形式。民眾所用語言的語法特徵,會大幅左右他們對時間、空間的觀點,還有對事物及過程的見解。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敢假定,所有人類的大腦對世界組成方式的理解都毫無二致。不過當我們考慮到,除了講話之外還有繁複多端的對話工具,這時我們就不難想像,不同文化的世界觀見解有多麼地分歧。雖說文化是講話的產物,所有溝通媒體卻都會重新改造文化──從繪畫到象形文字,從字母系統到電視皆然。每種媒體都像語言本身,也會就思考、表達或感受提出新的定位,進而造就獨特的論述模式;麥克魯漢說「媒體即信息」就是這個意思。不過,他的箴言還有必要修正,因為原有措詞或許會引人把信息和隱喻混為一談。信息代表對世界的明確、具體陳述,然而我們的媒體形式,包括媒體賴以促成對談的符號卻不做這類陳述。這些和隱喻非常相像,以隱蔽卻有力的暗示來為現實做特殊定義。不論我們是藉講話的、書面文字的,或電視攝影機的鏡頭來體驗世界,媒體隱喻都會為我們把世界分類,再排序、建構、放大、縮小、著色,來展現世界的風貌。卡西勒便曾談到:   隨著人類符號活動的進展,物理實性似乎也呈等比例萎縮。就某種意義而言,人類並不是直接面對周遭事務,而是不斷和自己對話。他把自己包納進語言形式、藝術形象、神話符號或宗教儀式當中,於是,除非借助〔某種〕人為媒體居間涉入,否則他就不可能看見、理解任何事物。   這種媒體涉入現象有個特點:儘管能引導我們所見、所知,然而它所扮演的角色卻幾乎是無人察覺。當一個人讀書、看電視或瞥一下手錶,通常並不會想知道自己的心思是如何任由這類事件來組織、控制;至於書本、電視或手錶傳達出哪種世界觀,就更無法勾起他的興趣了。不過,確實有群男女注意及此,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例如,芒福德就是有所警覺的重要人士之一。他不是只為了想知道時間才看時鐘的人。倒不是說他對時鐘顯示的內容不感興趣,對所有人來說,時鐘走過的時時刻刻都很重要,不過他對時鐘如何表現「時時刻刻」概念的興趣還要濃厚得多。他鑽研時鐘的哲學意義和隱喻蘊涵,而這正是我們的教育罕有著墨,鐘錶業者則一無所知的部分。芒福德總結說明:「時鐘是種動力機械,其『製品』是分分秒秒。」製造分秒之時,時鐘讓時間脫離人類活動,從而養成一種信念,認為時間是種獨立存在於世上的可測量數序。到頭來,時時刻刻並不是上帝(或自然)的構想。這是人類談論人造機械的自我對話,也是人類藉由人造機械所進行的自我對話。   芒福德在他的《技術與文明》巨著中指出,從十四世紀開始,時鐘是怎樣讓我們投入計時、節約時間,如今則讓我們受時間驅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漠視太陽、忽略季節變化,因為在分秒構成的世界中,大自然的威望已經被取代。沒錯,芒福德便曾指出,隨著時鐘的發明,永恆不再是人類事件的測定量尺和焦點核心。也因此,儘管罕有人能夠洞悉這其中關係,不過時鐘滴答運轉不懈,大幅削弱了上帝的至高地位,其影響或許已經超過啟蒙運動時期哲學家所撰寫的一切專論;也就是說,時鐘引進了人類和上帝的對話新形式,就此而言,上帝似乎已經落敗。或許摩西應該再納入另一誡:「不可造機械來代表時間。」   字母引進人與人的新穎對話形式,這在學術圈已經是老生常談。別人講的話我們不只聽得到,還看得見,這可不是件小事;然而我們的教育對此依舊鮮少著墨。不過,語音書寫形式不單是創造了新的知識概念,顯然也醞釀出智力、傳達對象和後代的新意義,處於文字發展初期的柏拉圖對這些已有體認。他在《第七封信》中寫道:「凡智者都不會大膽以語言來傳達他的哲學觀,尤其不會採用永恆不變的語言,好比以書寫符號記載者便是如此。」儘管如此,他卻寫出浩繁篇幅,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以書寫符號來記載觀點並不會終結哲學,而會成為哲學的開端。沒有批評就沒有哲學,書面文字讓思想便於接受持續、嚴謹的審視。書面文字凝結語意,同時造就了語法家、邏輯學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所有學者都必須展閱語言,如此一來他們才能讀出意義,找出錯誤,明白文字所指。   這些柏拉圖全都了解,表示他明白書寫會掀起一場知覺革命──眼睛代替耳朵成為處理語言的器官。果然,據說柏拉圖為了推動這種轉換,要求學生進入他的學園之前必須先研讀幾何學。倘若確有其事,那麼這就是智者所見,因為正如偉大文學評論家弗賴所述:「書寫文字的威力極大,絕對不只是種備忘註記:它讓過去在現今重現,為我們喚起光輝燦爛的強烈幻想,而不是給我們尋常記憶。」   柏拉圖針對書面文字之重大影響所作的推斷,今日的人類學家全都了然於胸,尤其如果所研究的文化對象是以講話為唯一的複雜對話源泉,那麼這類學者的體認更是特別深刻。人類學家知道,書寫文字不只是語音的複述。關於這點弗賴曾提及,文字完全是另一種聲音,是頂級的魔術伎倆。在發明文字的人看來肯定是如此,思慮及此,難怪埃及神話中的圖斯神一方面為塞穆斯法老帶來書面文字,同時也身兼魔法之神。我們普通人或許看不出文字的奧妙,但人類學家卻知道,就純粹運用口語交談的民族而言,文字書寫會顯得多麼陌生、多麼神奇:一種沒有對象,卻又和所有人交談的對話。還有哪種情況會比我們借文稿發問的沉默處境更奇怪呢?還有哪種處境,會比面對看不見的聽眾致詞更顯得抽象難解?然而所有作家寫書時卻都要這麼做,而且他們還得自行改稿,因為他們知道,不認識的讀者會誤解或不贊同書寫者所述內容。這難道不是奇怪無比嗎?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原因是這本書的討論內容,正是著眼於我們這個部落的改變,探討人類社會從文字魔法轉換至電子魔法的劇烈變革。這裡我想指出一點,把文字或時鐘一類的技術引進文化,不只擴大了人類約束時間的能力,還轉化了人類的思考方式──當然也改變了人類的文化內涵。我稱媒體為隱喻就是要說明這點。我們在學校裡曾學到,隱喻是拿一件事物來和其他東西相比較,從而暗示該事物像什麼;這點完全正確。而藉由暗示力量,隱喻便把一個概念深植在我們心中,也就是當我們想像某一事物,另一個事物便不可或缺。光是一種波、語言是一棵樹、上帝是尊貴智者、心靈是知識燭照的黑暗洞穴。倘若這類隱喻不再合宜,那麼我們自然要找出其他適用的隱喻。光是一種粒子、語言是一條河、上帝(就如羅素所稱)是一種微分方程式、心靈是一片企盼耕耘的園地。   不過,我們的媒體隱喻關係並不是這般黑白分明、生動清晰,而是更為複雜。要了解媒體的隱喻功能,我們必須考量媒體資訊的符號形式、資訊的出處、數量和傳播速率,還有體驗資訊的背景脈絡。因此,這些都必須經過一番波折才能理解、領悟。舉例來說,時鐘使時間以獨立、精準的順序重現;文字使心智以書寫經驗的刻字板形式重現;電報使新聞以商品形式重現。然而,若是我們從一項假定入手,體認我們創造的每樣工具,裡面都蘊涵超乎事物本身功能的觀念,那麼探究起來就會比較輕鬆。舉例來說,有人指出十二世紀眼鏡的發明,不只可以用來矯正視力,還告訴我們毋須聽天由命,暗示先天稟賦或歲月痕跡不見得無從改變。眼鏡引導出一種觀念,不單我們的心靈能夠改善,我們的身體也是如此,從而駁斥解剖構造的命定信念。若說十二世紀眼鏡的發明,和二十世紀的基因斷裂研究具有連帶關係,我覺得這種講法並不為過。   就連顯微鏡這種日常生活幾乎完全用不上的工具,也蘊含十分驚人的寓意,與生物學無關,而是牽涉到心理學。顯微鏡把深藏不露的世界呈現在我們眼前,就心智結構提出一種可能解釋。   如果事物不同於表象,如果微生物隱身棲居我們的皮膚外表和底層,如果無形事物控制了有形事物,那麼難道就不可能有本我、自我和超我隱匿身形潛伏在某處?精神分析除了作為心智顯微鏡之外還會是什麼?我們除了藉由工具所產生的隱喻來理解心智之外,還能靠其他哪種途徑?當我們說某人的智商一百二十六是指什麼?人類的腦袋裡面並沒有數字。智力並沒有數量或大小,除非我們認為它有。那麼我們為什麼認為它有?因為我們有些工具暗示心智就像這樣。沒錯,我們的思維工具讓我們聯想到自己的身體像什麼樣子,例如,有時某人會提到她的「生理時鐘」,有時我們談到我們的「遺傳密碼」,有時我們像讀書一般觀察某人的臉孔,或有時我們的表情透露我們的意圖。   伽利略說大自然的語言是數學,當時他只是借喻說明。大自然本身並不說話;我們的身體和心智也不說話,而且就本書著眼而論,我們的「政治身體」也不說話。有關大自然和自我的對話,都是採用我們覺得可行、便利的任意「語言」為之;我們所見的大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意識型態,都不是「它」的真面目,那只是我們用語言表現出來的形式。我們的語言是媒體,媒體是我們的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我們文化的內涵。

延伸內容

「數位匯流」時代,讓波茲曼更重要了
◎文/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臉書」(Facebook)一年斥資一億三千萬台幣,保護董事長祖克柏,陪他跑步;但臉書在英國賺數十億近百億,交稅比一般受薪者,還要少一些,僅有二十二萬。這個對比沒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麼強烈,但也足夠怵目。它提醒世人,一九七九年啟動,從英國開始而後美國強化與放大,再對外蔓延的「時代精神」,歷經本書出版的一九八五年,持續至今,表現為不公平與不平等的差距仍在擴大,不是減少。   這個「精神」展現在傳播領域,就是造成《娛樂至死》現象的動力,已從電視延伸到了新興約有十年的新技術形式,波茲曼的觀察、反省與批判,因此不但持續、並且是更為社會所需要。   「谷歌」(Google)在二○○六年買下 YouTube、「微軟」在二○○七年投資臉書、「蘋果」同年推出 iPhone,二○○八年第一代 Android 手機問世,然後有線與無線(行動)寬頻逐漸普及、速度加快,二○一一年「連我」(Line)誕生並在次年入台,4G滲透至若干國家七成或更多人口不到兩年(台灣的4G在二○一四年六月開台),善搞「奇技淫巧」的資本邏輯就又開始說,5G即將問世!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共產黨宣言》,何其早熟,只消替換幾個字眼,說的就是現在:「一切新形成的產品等不到汰舊換新,就已經過時了。一切新形成的使用方式等不到成為習慣就陳舊了。一切先進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在這個過程,先前與網路不相干的影視光碟郵寄公司「網飛」(Netflix),以及從未涉及電視內容製作的網路書商「亞馬遜」(Amazon),先後開始利用自擁的著名發行平台投資製作電視劇,它們有樣學樣,完成了影音製作與發行的垂直整合。如今,它們已是大型的影音頻道與製作公司,特別是網飛,進入了一百三十多個國家、今年號稱要投資六十億美金製作節目,不讓「家庭票房」(HBO)或「葫蘆」(「互錄」,Hulu)專美於前,YouTube 也得跟著緊張。在華人市場,愛奇藝、優酷土豆、騰訊與樂視既然已經統整對岸的市場,也就陸續(想)要擴張,包括進入台灣,與中華電信、台哥大、遠傳、威望國際等公司的影音部門,捉對廝殺、合縱連橫。   顯然,除了傳統的居家、在客廳觀賞電視之外,收看視訊的場合與時間也增多了。前者還是很重要,國人平均一周大約收看十八小時,但後者的使用時間,也在增加,網路影音頻道與手機使用,大約各是八小時,平板電腦再有九小時。假使再加上瀏覽或駐足各種網站、部落客及社交媒體的時間,那麼,國人如同海外許多國家的人,在工作與睡眠以外,會有半數或更多的清醒時間,與大小螢幕為伍。這應該不是離譜的推估,即便這些接觸或收看時間也許局部重疊,亦即人們即便在客廳開著電視,很有可能一心兩用、多用,也會同時講電話、滑著手機或平板電腦。   不過,通過這些管道,接觸這麼多視訊的行為,「數量」雖然相去無幾,但由於各國「傳統電視財政」來源不同,這些行為的「品質」,差異可以很大。財政比較單一,大致僅依靠廣告的是美國、中國大陸與台灣,算是A類。歐洲、日、韓、加拿大與澳洲是B類,除了廣告收入,往往擁有額度可能更多的非廣告收入,包括政府預算,也包括政府依法強制個人、家庭、收視戶、各種無線或有線平台、商業電視公司,乃至於消費電子科技廠商,繳交額度不等的電視捐。B類國家至今仍然擁有強大的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並且從廣播電視延伸進入網路,它的公有產權形式及服務宗旨,很有可能是「聖之時者」,最能在數位匯流的年代,為國民提供最有效與便捷的影音圖文之服務。近日,有人分析四十五個國家的PSM財政,指出一九九四至二○一四年間,若以英國為例,則BBC的非廣告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八,與其競爭、依賴廣告的ITV與C4,相同時期僅增加百分之二十八。   A類的觀眾,其大部分接觸影音的時間,都變成了商品,賣給了廣告商,這就是「閱聽人商品」的意思。最早提出這個概念,並給予命名的人是史麥塞(Dallas Smythe)。他曾經在美國政府服務十多年,內有五年擔任「聯邦傳播委員會」首席經濟分析師;離開政界轉往大學後,在加拿大退休、辭世前,教學、研究及活躍社會將近四十年。在他看來,私人電視公司製作節目吸引觀眾,就是要製作「閱聽人」這個商品,將他們的收視時間賣給廣告商,從中得到收入;若是能夠讓觀眾娛樂至死,黏住螢幕不放,就是其最高目標的達成。一九九五年,網路商業化之後,這個概念又比僅有傳統電視的年代,顯得更有道理了。不是嗎?以前,收視率公司只能抽樣調查,取得我們的有限資料,現在,任何人在網路的一舉一動,同步轉作詳細的資料,等於是普查且即時的所得,剛好做為各種商家進行買賣、政治投票動員的訴求依據。   愈多觀眾的收視時間變成商品,後果之一,可以對比A類(美國)與B類(歐洲)的差別。美國人的公共知識質量,因為教育、所得、性別、年齡的不同,會有相當明顯的高低落差。歐洲國家因為PSM的存在,「更能將公共知識帶給弱勢群體……社會包容的成效較佳」。歐洲國家的公共服務績效,也在他處另有展現。比如,英國的網路影音頻道雖然比台灣發達,但人們更多的收視時間,仍然放在傳統電視:他們收看五家無線電視機構的頻道,一周約有二十七小時;用來看網飛與亞馬遜,僅有七十七分鐘;另有八十五分鐘看 YouTube。   反觀台灣,有個獨步全球的怪異景觀。每周七天,一日播放二十四小時的7/24新聞頻道,一九九七年我們有三家,現在是七家(另兩家財經新聞,不列入計算),占有的收視分額從二○○三年的百分之十點二五,倍增到了去(二○一五)年的二十點五。但是,如同癮君子知道菸草無益,反而是有害身體;電視觀眾也會明白,這種新聞癮對於他們,也是傷害,不是福利。高中生在教育部主辦的座談會,對官員說,為何電視播出的新聞都「不重要」。觀眾不滿,電視業者沒有自欺,他們也是心知肚明,於是在報紙刊登啟事,控訴「台灣的電視節目很難看,幾乎已成為全民共識」。這是二○一六年的春天吶喊,但並非空谷跫音,這是回聲,十七年前,中視董事長鄭淑敏就已登高一呼,她說,為了競逐收視率背後的廣告收入,「所有的電視人變成……笨蛋……白癡……神經質」。   台灣欠缺PSM;台灣不是美國,不是影視帝國;台灣也不是中國,政府及國民很少想到,強力規範外來影視作品,才能建立文化信心,才能厚實認同的內涵,維護國人的權益。這就致使業者與觀眾,雙雙不滿傳統及新的電視之外,國人打開電視與電腦,滑動手機的時候,等於是「捨己為人」,將自己有限的影視資源,不是投入本國貧瘠田地的耕耘,而是替人錦上添花,用來購買海外的內容。對岸、香港、歐日韓等國的電視劇,少則八成,多則九成以上來自本國,我們呢?二○○三年僅百分之四十三點七,二○○四年再跌至百分之三十二點○六;電視頻道分級付費之外,最受青睞的十個影音頻道,有七個是境外衛星頻道。   波茲曼書末引用赫胥黎,再次強調教育的重要,我們需要學習「媒體政治和媒體知識論」,才能明白「自己為什麼發笑、為什麼自己不再思考」。若是讓波茲曼與赫胥黎現在拿起麥克風,他們應該會將「媒體政策」引入教育的新內涵,順此進境,人們可以細緻掌握A類與B類電視財政的意義,也能明白,何以阿多諾(Theodor Adorno)曾經在一九六○年代說,若在戰後的德國寫作《啟蒙的辯證》而不是在一九四○年代的美國,並且是「分析電視,那麼,他的判斷就會比較不是那麼悲觀,也不會那麼激進」。

作者資料

波茲曼(Neil Postman)

波茲曼是美國最前線的社會評論家和教育、媒體理論學家。他曾就讀於紐約大學佛瑞當尼校區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擔任過紐約大學傳播藝術系主任,首創媒體生態學課程。他的想法平易近人使他在國際間頗富聲望,有其跟隨者。他也是一個具影響力及令人崇敬的教師,生而擁有無遠弗屆的智識。 波茲曼約有二十多本著作。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著作為《教育做為顛覆性活動》、《教育的終結》;童年方面為《童年的消逝》;語言方面為《瘋言蠢語》;新聞方面為《如何看電視》(與史蒂芬.鮑爾斯合著);關於科技對於文化衝擊相關著作為《科技奴隸》。《娛樂至死》始終都是波茲曼最受迴響與最為廣泛閱讀的一本書,迄今已有十多個外文譯本。逝世於二○○三年十月,享壽七十二歲。

基本資料

作者:波茲曼(Neil Postman) 譯者:蔡承志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 書系:貓頭鷹書房 出版日期:2016-06-07 ISBN:9789862622988 城邦書號:YK1034C 規格:精裝 / 單色 / 304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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