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人喜愛收藏,這和文化淵源有重要的關係,因為悠久的歷史提供了可供收藏的精神和物質條件,傳統和積累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收藏的內容。
近年來中國大陸收藏熱經久不衰,這其中既有屬於經典收藏品類,例如對傳統的古籍、字畫和珍貴陶瓷等藝術品的收藏,這種藏品除了歷史價值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潛在的投資價值。此外,民間收藏品的種類也呈現出廣泛性,例如傢俱、老爺車、火花(火柴盒外包裝)、老照片等等,幾乎所有能夠反映歷史和生活的各種遺物,都滿載著人們對昔日的情愫,重新被撿拾回來。
對於各類工具的收藏,在國際上並不少見。據考古學家的研究,人類最早使用的工具應當為石器或者骨器,而且最早被加工的物品,除了衣食之外,便是居所。田野考古的發現證明至遲在商周時期,已經出現金屬工具,為木作工具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中相傳是「魯班」發明的墨斗以及對木材進行切削加工的鉋子,是木作工具中最為獨特的一種。
墨斗是在可以移動的木制或者金屬製成的小容器中,放置墨汁,然後讓棉線在容器中通過,使棉線浸滿墨汁,然後將墨汁轉移到需要加工的木材上,以便沿著墨線根據需要進行加工。因為留在木材上的線條是黑色的,有些時候將木作稱作「黑線活」;而石作和磚瓦作匠人,根據白色棉線的標誌進行操作,因此也被稱作「白線活」。
墨斗在長期的歷史發育中,被木作工匠賦予了無限的藝術價值,有的外形如魚,有的外形如獅,有的被做成繡花鞋狀,還有的被做成嬰嬉,千姿百態,如錦陣花營一般。所有的墨斗都是木工們親手製成的,因此各式各樣的墨斗中,便飽含了製作者對生活的希望和對幸福的憧憬。於是這些不同形制的墨斗,就成了一個個極富生命力的藝術品,因此便體現出了極高的收藏和觀賞價值。
目錄
◎推薦序
‧君子不器/董強
‧散發著陣陣吉光、傳世不朽的藝術品/田 濤
◎自序
◎一、中國古代著名木匠與建築大師
◎二、考古發現、古代文獻對木工行業的記載
◎三、勞動工具在收藏界的地位及其作為藝術品的特性
◎四、論鉋子
◎五、論墨斗
‧尊崇先賢古訓的墨斗
‧動物系列的墨斗
‧瑞獸系列的墨斗
‧鞋子系列的墨斗
‧大自然系列的墨斗
‧微型墨斗
◎後記
‧君子不器/董強
‧散發著陣陣吉光、傳世不朽的藝術品/田 濤
◎自序
◎一、中國古代著名木匠與建築大師
◎二、考古發現、古代文獻對木工行業的記載
◎三、勞動工具在收藏界的地位及其作為藝術品的特性
◎四、論鉋子
◎五、論墨斗
‧尊崇先賢古訓的墨斗
‧動物系列的墨斗
‧瑞獸系列的墨斗
‧鞋子系列的墨斗
‧大自然系列的墨斗
‧微型墨斗
◎後記
內文試閱
第一章 中國古代著名的木匠及建築大師
隨著瞳孔縮小、注意力集中,我漸漸地開始對中國木工行業的歷史和相關人物有所瞭解。
當然,第一個必須提到的便是孩童時就耳熟能詳的木工先師魯班。
魯班(前507 年︱前444 年),本姓公輸,名般,《史記》集解5以及《後漢書》注稱其為「公輸般」,《墨子》稱其「公輸盤」,《孟子‧ 離婁上》稱其「魯班」,《太平廣記》6稱其「魯般」。古時「般」和「班」二字相通,因為公輸般是魯國人,所以人們常稱他為魯班。魯班出身貧寒,來自一個木匠家庭。他自幼隨家人幹活,從事土木建築勞動,因為聰明能幹,日後成為機械、土木、手工工藝方面的大發明家,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土木建築師。據《事物紺珠》 、《物原·器原篇》、《古史考》、《墨子》載,魯班發明了曲尺、鋸子、鉋子、墨斗、鑽子、鑿子、鏟子這些人們至今仍在使用的工具。後人把魯班奉為百工之首、發明之父。據《集說銓真》記載,魯班曾隱於曆山(即山東濟南千佛山),故在魯班的家鄉山東,人們在濟南的千佛山上專門修建了「魯班祠」。包括臺灣在內,每逢魯班的誕辰日,各地都以各種方式舉辦活動紀念魯班,殺豬宰羊,搭台唱戲。有的地方還舉行遊行,把魯班發明的五件工具:鋸、斧、墨斗、曲尺、鉋子,製作成巨大模型,放在彩車上展示。
福建佛山木雕業有個傳統,每年要舉行多次紀念魯班的敬神宴會。在一些地方,工匠們在建造房屋上樑時,必須舉行祭祀魯班的儀式,以求保佑施工順利和住宅安寧。
據查史料,繼魯班之後,另外兩位成就斐然的建築大師就是唐代的閻立德和閻立本兄弟二人。閻氏兄弟均為唐初著名的畫家,在繪畫藝術方面有很高的造詣,尤其是閻立德壁畫和閻立本的《步輦圖》。閻氏兄弟出身於工程世家,二人因才華出眾,受到朝廷的賞識和重用,均先後出任「將作大匠」(即「總建築師」),後官至工部尚書。據《舊唐書》載,閻立本曾負責建造唐朝大明宮。其兄閻立德曾受命主持修築唐長安城外郭和城樓,還設計監造了獻陵(高祖李淵墓)和昭陵( 太宗李世民墓)。據史料記載,昭陵的氣勢宏偉,在九嵕山山峰下建寢宮(下宮),以此為中心,四周迴繞城垣,四隅建立樓閣,東為青龍門,西為白虎門,北為玄武門,南為朱雀門,城內建神遊殿、獻殿、寢殿三個主殿,城垣四角設角樓;西城外還建有一套宮殿, 氣勢雄偉,周圍十二里。受皇室恩准,閻立德死後也葬在昭陵周圍,作為陪葬。
唐太宗李世民生前酷愛隨其征戰南北的六匹駿馬,太宗死後由閻立德設計六駿的畫圖,經高手用精美的漢白玉雕刻成六匹駿馬浮雕,矗立在昭陵北門(玄武門)內,姿態英俊,神韻颯爽, 史稱「 昭陵六駿」。
又查明代謝肇淛著《 五雜組》,該書提及五代末年、北宋初年生活在吳越國西府(杭州)的另一位偉大的建築師——喻皓。喻皓擅長於木結構建築,在許多重大建築工程中出任「都料匠」,即「總營造師」。
在他的主持下,於八九八年建造了開封的開寶寺木塔,並於九六四年建造杭州的梵天寺木塔。喻皓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和他人的經驗,曾著書《木經》,共有三卷,詳細論述了房屋營造的規矩和要領。可惜宋代以後此書失傳。北宋大科學家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專門提到喻皓的《木經》,稱該書為「良工之一業也」,即優秀工匠的必修課。沈括還在《夢溪筆談》裡敘述了有關喻皓的一件趣聞。在建造杭州梵天寺木塔時,木塔頂部都鋪好瓦片之後,塔身仍搖晃不止,工匠們感到束手無策,於是忙派人去請教大師喻皓。喻皓聞後笑答:「此易耳。但遂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工匠們按照喻皓所述將一層層木板鋪好並釘牢之後,木塔果真巍峨不動。眾人大喜,「人皆伏其精煉」。由此可見喻皓聰明智慧之一斑。宋朝歐陽修在《歸田錄》中,也讚譽喻皓為「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還提到,「開寶寺塔(今河南開封)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皓所造也」。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極為與眾不同的木工,便是明朝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1627),也就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的長兄。天啟皇帝雖是個昏君,不理朝政,卻是個心靈手巧、善於發明創造的木工高手,也是歷史上「級別」最高的木工。在他執政的短短七年間,天啟皇帝常常在宮內大興土木,忽而監造殿堂,忽而發明器械。在天啟五年至天啟七年,朝廷對中極殿、皇極殿和建極殿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重造工程。從起柱、上樑到插劍懸牌的整個工程中,天啟皇帝都親臨現場發表意見,具體指導。據傳,他曾發明過會自動噴水的木偶舞臺戲,工藝相當高超;還設計了一種機械木鳥,可以空中飛翔,「旋而不墜」。幹得起勁時,小皇帝往往脫去皇袍,赤裸上身,揮汗如雨。用現今的話來說,是個「不分貴賤」、「沒有官氣的好領導」。他還常常讓太監把自己「御製」的手工藝品拿到宮外去賣。當聽說宮外的人願以高價收買時,小皇帝便高興不已。
可惜因迷戀道士鼓吹的「仙丹妙藥」,中毒而亡(又說因落水著涼得病而死),駕崩時年僅二十三歲。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木工行業的一大憾事。事實上,明、清兩朝均出現過許多著名的木工大師,他們在建造北京皇宮的過程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考工記》把官府中「攻木之工」(即木工)又細分為七類,輪人:製造王侯貴族所乘車輪和車蓋;與人:造車廂,與前者相配合;車人:製造作戰的兵車,也附帶製造農耕所用田車;廬人:製造兵器之柄;匠人:建造宗廟、宮室、城郭;弓人:製造弓箭;梓人:製造祭祀所用的編鐘架子和射箭的靶子。可見當時木工的分工相當繁縟,同時表明「匠人」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角色。
《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從《考工記》這段文字進一步看出,至少自春秋戰國時代起(或更早年代),官府「匠人」的主要職責是營建宮室城邑。
這裡所說的「國」就是都城。這與上文提到的唐代建築大師閻立德、閻立本兄弟的情況是一致的。
《考工記》這段文字的意思是,由「匠人」負責營造皇都,都城應為方形,每面九里,各開三座城門;城內有九條橫街,九條縱街,街寬可容九輛車子並行;宮城左邊設宗廟,祭祀周王祖先,右邊有社稷壇,祭祀土地之神「社」和五穀之神「稷」;宮前有稱為「外朝」的廣場,宮後有官市。可見,古代「匠人」必須按照極為嚴格的理念和制度設計和建造都城。【右圖37】為宋代聶崇義所著《三禮圖》中繪製的周朝王城圖。 據《後漢書‧ 百官志》記載,西漢承繼秦朝遺風,仍設立「將作少府」;漢景帝(前188︱前141)將其改為「將作大匠」,明確分工監管宗廟、宮室、陵園的土木工程。自此土木工匠開始有了「大匠」的尊稱。
直到唐、宋、元各朝,還維持著《 考工記》 中將木工分稱為「匠」和「梓」的傳統。兩者雖都是木工,但從責任和技能上講,匠為大,梓為小;匠為統,梓為從。唐朝柳宗元《梓人傳》云:「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顯然,審時度勢、統籌兼顧是「都料匠」的職能,相當於建築工程上的「統軍總帥」。北宋王安石在《考工記解》亦稱,「大者以審曲面勢為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為工」。北宋人孫奭在注疏孟子學說時講得更具體,「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對梓人和匠人的角色分工給予了更為準確的認定。
當然,除了官府工匠外,早在春秋時代就已有關於民間工匠的記載。《墨子‧ 節用中》:「凡天下群百工,輪車匏、陶、冶、梓匠(即木工),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民間手工藝多見於家庭式手工作坊。戰國時期的民間工匠就已採取在市鎮街道兩邊設立店鋪的做法,即「前店後廠」。
古書中遂有對「工肆之人」的提及。「肆」即指陳列貨物和設立作坊店鋪的地點。「工肆」制度指的是將同行業的店鋪聚居於一定的地點、一街一巷。「工肆之人」就是在肆內開設作坊店鋪,邊生產邊銷售的眾多工匠。正如《論語‧ 子張》所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民間手工業者聚集開店,自產自銷。
說到工匠與木匠的區別,曾見到一位余同元先生寫的文章(傳統工匠及其現代轉型界說),很有意思。他對中國的傳統工匠歷史及其演變進行了總結歸納。文章指出,「工匠」一詞應分為兩層意思。「工」字本身由木工的「曲尺」演變而來,泛指「興事造業」的人和事;「匠」字在古代則專指「木工」。清朝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作出了「匠,木工也」的解釋。隨著手工行業的發展,在秦、漢時代便已有針對工匠設立的戶籍管理制度,後被稱做「匠籍」,於是便有「工在籍謂之匠」的說法。從此,工與匠合為一體。
例如,在唐代官府作坊註冊的工匠分為「短番匠」、「長上匠」和「明資匠」。
短番匠是按期輪番到官府服役的工匠;長上匠是長期在官府服役的工匠;明資
匠在官府服役時領受工資。在唐玄宗執政時,註冊登記的工匠就達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人之多。
古時,在官府登記在案的家庭手工作坊是不允許改變自己祖傳行業的,因為政府有權隨時調用工匠為國家和政府服務。家庭手工作坊負有確保家內至少有一個兒子繼承祖業的義務,以使祖傳的手藝得以繼承和發展。唐朝《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曰:「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可以由此看出,這種「匠籍」註冊制度既給予註冊的家庭作坊以合法後來轉入硬木傢俱製作業。這有些像法國舉世聞名的愛馬仕(Hermès)公司,剛開始也是從馬鞍子做起。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同興和已發展成一個擁有三百名雇工的實力雄厚老店。當時直隸軍閥吳佩孚在京津兩地的宅第所用的傢俱都是同興和做的活。由此可見其商譽之高。
就是同興和木器店的舊址,從滿目瘡痍的小樓山牆上還可清晰地辨認「同興和木器店」六個字。可惜「人去樓空,物是人非」。
此外,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當我向八十三歲高齡的老母談及自己在研究古代家庭作坊時,母親聽後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在她孩童時,也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她的外祖父、舅舅、表兄一家三代人在老家江蘇淮陰城內就經營了一個家庭手工作坊,專門從事精雕木器的製作。三代人在同一個作坊裡幹同一種活,既是親人,又是師徒。這在今天大工業時代已是極為罕見的勞動關係和環境。
母親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喜歡跟表哥到作坊裡去玩耍,因為那裡有許多精美的木雕佛龕。母親說到這兒,臉上還泛起喜悅的光彩。聽到母親的講述,我彷彿「如夢初醒」,這才意識到為什麼自己跟木匠行業有著一種「難捨難分」的情感。
我猜想我外曾祖父的作坊可能也有幾百年的歷史,他們和他們的祖先也應該算是具有「匠籍」的「工肆之人」吧?
在此有必要提一下木工行業在唐朝的興盛發展。包括木工在內的手工業在那時達到了空前鼎盛的狀況。在四川、秦嶺開闢了大規模的木場,以提供源源不斷的木材。各地的精美傢俱製品被送往揚州,再經大運河運銷全國各地,另外還銷往國外,遠達日本、南洋、印度、朝鮮、波斯和歐洲各地。
如前所述,唐朝皇室專門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專職機構,負責監管官營手工行業。據唐朝《唐六典》記載,當時設立了「少府監」,負責天子和后妃的常規器物(包括傢俱)、服飾以及玉器,還監管工匠的訓練(細刻鏤花工需四年、造車工需三年)。「少府監」當時雇有一萬八百五十名工匠,足見其規模之大。皇室另設有「中尚署」,負責監管天子后妃使用的藝術品,包括金銀作坊;「左尚署」負責天子后妃乘坐的車輦,兼管刻鏤、蠟燭等作坊;「右尚署」監管馬轡加工以及刀劍、筆紙、皮毛等御用物品的製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宮內設立的「將作監」,專門掌管土木工匠(高級建築匠人)的事務,雇用工匠一萬五千人。隸屬於將作監的若干官職中就有「左校署」,負責監管木工,承辦宮室的定製和維修;還有「右校署」,負責監管土工。當年長安城內,宮殿高聳,店鋪櫛比,寺院林立,寶塔駢羅。
據史料記載,乾隆皇帝本人對於宮內使用的各式傢俱非常在意細心。木匠在製作前要畫樣、做樣秉報,經恩准後方可製造。完成後的傢俱如果得到乾隆的賞識,他還會慷慨地賞賜木匠,以示皇恩。 第四章 鉋子專論
鉋子,又叫推刨,是用來把木料加工平直、削薄、出光的一種木匠工具。一般由刨身(包括刨堂、槽口)、刨鐵和枕子等部分組成。刨身一般會安插一個可以用來推拉鉋子前後運動的手柄,如一張翅膀。之所以叫推刨,顧名思義,木匠只有在推刨時才能削薄木料;一鉋子推過去,從槽口飛出透明卷花的鉋子花,每片刨花不過頭髮絲厚薄。
按照刨身的長短,可分為長刨、中刨、短刨。根據不同用途,又分平刨、粗刨、凹刨、圓刨、軌刨、線刨、槽刨、圓刨、角刨、外圓刨、內圓刨、溝槽刨、雙向刨、修緣刨、線角刨、倒角刨、弧線刨等等,難以盡數。用來拼接木板的叫對縫刨,也叫大鉋子。最後用來細加工的鉋子叫淨刨或光刨。
我在查閱史料時,注意到中國人自古便對鞋履有一種「粉絲」之戀,情有獨鍾。在民間文化傳統中,一個人從出生、婚嫁、壽誕、喪葬都講究穿著不同的鞋子。小孩出生時多穿「虎頭鞋」;新娘在婚禮上要穿繡有龍、鳳吉祥物的紅色鞋子。祝壽更是講究,祝男壽是送雲履一雙,祝女壽時是送坤鞋一雙。此外,清朝時新過門的媳婦應給婆婆送新鞋為禮,這可能是讓婆婆檢驗兒媳婦的針線活本事吧?所以,這隻「繡花鞋」鉋子也有可能是木匠徒弟送給師傅的壽辰禮物,即表示了對恩師的尊崇,也多少顯示了徒弟的「功底」。 第五章 墨斗專論
我收藏的木匠工具中數量最多的應屬墨斗。墨斗也是木匠做工時不可缺少的傳統工具之一,用來畫直線(在泥、石、瓦等行業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木匠師傅準備鋸一個不規則的木料或拼接木料之前,為防止發生偏差歪斜,首先需要在木料上劃一直線,然後沿著這條線下鋸。劃直線立規矩就是墨斗的功能。
墨斗的後部安裝著一個手搖的轉輪,用來纏繞墨線;墨斗的前端有一個墨倉,倉裡面塞進棉紗,可倒入墨汁。墨線由轉輪進入墨倉後,便浸滿了墨汁,然後從墨倉的一個眼孔中拉出來緊貼在木料上。在木匠下鋸之前,他要先把墨線的一端固定在木料的一頭,或由另一人幫忙按住,在另一端則握緊手中的墨斗,以便將墨線像琴弦一樣繃緊,然後把墨線拉起反彈在要劃線的木料表面,便留下一條筆直的墨跡。所以古人也稱墨斗為「繩墨」。
有意思的是,我在查閱文獻時發現,古代聖賢從墨斗的功能演繹和引申出許多深奧的哲理和比喻,將其運用到社會政治、社稷維護、自我約束。這類典
故多得不勝枚舉。
例如春秋時期的大哲學家孔子所編纂的《書經》寫道:「木不正者,以繩正之」。這句話看似是對墨斗功能的總結,實為比喻人類社會。意思是,對於違反規矩的事情,要付諸實施制度和法律,以期矯正。這段論述遂成為「繩之以法」的原意和出處。
進而推論,可以說一個社會若缺乏「墨斗」,就會失去以公正與理性為依托的準繩。
隨著瞳孔縮小、注意力集中,我漸漸地開始對中國木工行業的歷史和相關人物有所瞭解。
當然,第一個必須提到的便是孩童時就耳熟能詳的木工先師魯班。
魯班(前507 年︱前444 年),本姓公輸,名般,《史記》集解5以及《後漢書》注稱其為「公輸般」,《墨子》稱其「公輸盤」,《孟子‧ 離婁上》稱其「魯班」,《太平廣記》6稱其「魯般」。古時「般」和「班」二字相通,因為公輸般是魯國人,所以人們常稱他為魯班。魯班出身貧寒,來自一個木匠家庭。他自幼隨家人幹活,從事土木建築勞動,因為聰明能幹,日後成為機械、土木、手工工藝方面的大發明家,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土木建築師。據《事物紺珠》 、《物原·器原篇》、《古史考》、《墨子》載,魯班發明了曲尺、鋸子、鉋子、墨斗、鑽子、鑿子、鏟子這些人們至今仍在使用的工具。後人把魯班奉為百工之首、發明之父。據《集說銓真》記載,魯班曾隱於曆山(即山東濟南千佛山),故在魯班的家鄉山東,人們在濟南的千佛山上專門修建了「魯班祠」。包括臺灣在內,每逢魯班的誕辰日,各地都以各種方式舉辦活動紀念魯班,殺豬宰羊,搭台唱戲。有的地方還舉行遊行,把魯班發明的五件工具:鋸、斧、墨斗、曲尺、鉋子,製作成巨大模型,放在彩車上展示。
福建佛山木雕業有個傳統,每年要舉行多次紀念魯班的敬神宴會。在一些地方,工匠們在建造房屋上樑時,必須舉行祭祀魯班的儀式,以求保佑施工順利和住宅安寧。
據查史料,繼魯班之後,另外兩位成就斐然的建築大師就是唐代的閻立德和閻立本兄弟二人。閻氏兄弟均為唐初著名的畫家,在繪畫藝術方面有很高的造詣,尤其是閻立德壁畫和閻立本的《步輦圖》。閻氏兄弟出身於工程世家,二人因才華出眾,受到朝廷的賞識和重用,均先後出任「將作大匠」(即「總建築師」),後官至工部尚書。據《舊唐書》載,閻立本曾負責建造唐朝大明宮。其兄閻立德曾受命主持修築唐長安城外郭和城樓,還設計監造了獻陵(高祖李淵墓)和昭陵( 太宗李世民墓)。據史料記載,昭陵的氣勢宏偉,在九嵕山山峰下建寢宮(下宮),以此為中心,四周迴繞城垣,四隅建立樓閣,東為青龍門,西為白虎門,北為玄武門,南為朱雀門,城內建神遊殿、獻殿、寢殿三個主殿,城垣四角設角樓;西城外還建有一套宮殿, 氣勢雄偉,周圍十二里。受皇室恩准,閻立德死後也葬在昭陵周圍,作為陪葬。
唐太宗李世民生前酷愛隨其征戰南北的六匹駿馬,太宗死後由閻立德設計六駿的畫圖,經高手用精美的漢白玉雕刻成六匹駿馬浮雕,矗立在昭陵北門(玄武門)內,姿態英俊,神韻颯爽, 史稱「 昭陵六駿」。
又查明代謝肇淛著《 五雜組》,該書提及五代末年、北宋初年生活在吳越國西府(杭州)的另一位偉大的建築師——喻皓。喻皓擅長於木結構建築,在許多重大建築工程中出任「都料匠」,即「總營造師」。
在他的主持下,於八九八年建造了開封的開寶寺木塔,並於九六四年建造杭州的梵天寺木塔。喻皓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和他人的經驗,曾著書《木經》,共有三卷,詳細論述了房屋營造的規矩和要領。可惜宋代以後此書失傳。北宋大科學家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中專門提到喻皓的《木經》,稱該書為「良工之一業也」,即優秀工匠的必修課。沈括還在《夢溪筆談》裡敘述了有關喻皓的一件趣聞。在建造杭州梵天寺木塔時,木塔頂部都鋪好瓦片之後,塔身仍搖晃不止,工匠們感到束手無策,於是忙派人去請教大師喻皓。喻皓聞後笑答:「此易耳。但遂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工匠們按照喻皓所述將一層層木板鋪好並釘牢之後,木塔果真巍峨不動。眾人大喜,「人皆伏其精煉」。由此可見喻皓聰明智慧之一斑。宋朝歐陽修在《歸田錄》中,也讚譽喻皓為「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還提到,「開寶寺塔(今河南開封)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皓所造也」。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極為與眾不同的木工,便是明朝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1627),也就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的長兄。天啟皇帝雖是個昏君,不理朝政,卻是個心靈手巧、善於發明創造的木工高手,也是歷史上「級別」最高的木工。在他執政的短短七年間,天啟皇帝常常在宮內大興土木,忽而監造殿堂,忽而發明器械。在天啟五年至天啟七年,朝廷對中極殿、皇極殿和建極殿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重造工程。從起柱、上樑到插劍懸牌的整個工程中,天啟皇帝都親臨現場發表意見,具體指導。據傳,他曾發明過會自動噴水的木偶舞臺戲,工藝相當高超;還設計了一種機械木鳥,可以空中飛翔,「旋而不墜」。幹得起勁時,小皇帝往往脫去皇袍,赤裸上身,揮汗如雨。用現今的話來說,是個「不分貴賤」、「沒有官氣的好領導」。他還常常讓太監把自己「御製」的手工藝品拿到宮外去賣。當聽說宮外的人願以高價收買時,小皇帝便高興不已。
可惜因迷戀道士鼓吹的「仙丹妙藥」,中毒而亡(又說因落水著涼得病而死),駕崩時年僅二十三歲。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木工行業的一大憾事。事實上,明、清兩朝均出現過許多著名的木工大師,他們在建造北京皇宮的過程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考工記》把官府中「攻木之工」(即木工)又細分為七類,輪人:製造王侯貴族所乘車輪和車蓋;與人:造車廂,與前者相配合;車人:製造作戰的兵車,也附帶製造農耕所用田車;廬人:製造兵器之柄;匠人:建造宗廟、宮室、城郭;弓人:製造弓箭;梓人:製造祭祀所用的編鐘架子和射箭的靶子。可見當時木工的分工相當繁縟,同時表明「匠人」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角色。
《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從《考工記》這段文字進一步看出,至少自春秋戰國時代起(或更早年代),官府「匠人」的主要職責是營建宮室城邑。
這裡所說的「國」就是都城。這與上文提到的唐代建築大師閻立德、閻立本兄弟的情況是一致的。
《考工記》這段文字的意思是,由「匠人」負責營造皇都,都城應為方形,每面九里,各開三座城門;城內有九條橫街,九條縱街,街寬可容九輛車子並行;宮城左邊設宗廟,祭祀周王祖先,右邊有社稷壇,祭祀土地之神「社」和五穀之神「稷」;宮前有稱為「外朝」的廣場,宮後有官市。可見,古代「匠人」必須按照極為嚴格的理念和制度設計和建造都城。【右圖37】為宋代聶崇義所著《三禮圖》中繪製的周朝王城圖。 據《後漢書‧ 百官志》記載,西漢承繼秦朝遺風,仍設立「將作少府」;漢景帝(前188︱前141)將其改為「將作大匠」,明確分工監管宗廟、宮室、陵園的土木工程。自此土木工匠開始有了「大匠」的尊稱。
直到唐、宋、元各朝,還維持著《 考工記》 中將木工分稱為「匠」和「梓」的傳統。兩者雖都是木工,但從責任和技能上講,匠為大,梓為小;匠為統,梓為從。唐朝柳宗元《梓人傳》云:「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顯然,審時度勢、統籌兼顧是「都料匠」的職能,相當於建築工程上的「統軍總帥」。北宋王安石在《考工記解》亦稱,「大者以審曲面勢為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為工」。北宋人孫奭在注疏孟子學說時講得更具體,「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對梓人和匠人的角色分工給予了更為準確的認定。
當然,除了官府工匠外,早在春秋時代就已有關於民間工匠的記載。《墨子‧ 節用中》:「凡天下群百工,輪車匏、陶、冶、梓匠(即木工),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民間手工藝多見於家庭式手工作坊。戰國時期的民間工匠就已採取在市鎮街道兩邊設立店鋪的做法,即「前店後廠」。
古書中遂有對「工肆之人」的提及。「肆」即指陳列貨物和設立作坊店鋪的地點。「工肆」制度指的是將同行業的店鋪聚居於一定的地點、一街一巷。「工肆之人」就是在肆內開設作坊店鋪,邊生產邊銷售的眾多工匠。正如《論語‧ 子張》所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民間手工業者聚集開店,自產自銷。
說到工匠與木匠的區別,曾見到一位余同元先生寫的文章(傳統工匠及其現代轉型界說),很有意思。他對中國的傳統工匠歷史及其演變進行了總結歸納。文章指出,「工匠」一詞應分為兩層意思。「工」字本身由木工的「曲尺」演變而來,泛指「興事造業」的人和事;「匠」字在古代則專指「木工」。清朝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作出了「匠,木工也」的解釋。隨著手工行業的發展,在秦、漢時代便已有針對工匠設立的戶籍管理制度,後被稱做「匠籍」,於是便有「工在籍謂之匠」的說法。從此,工與匠合為一體。
例如,在唐代官府作坊註冊的工匠分為「短番匠」、「長上匠」和「明資匠」。
短番匠是按期輪番到官府服役的工匠;長上匠是長期在官府服役的工匠;明資
匠在官府服役時領受工資。在唐玄宗執政時,註冊登記的工匠就達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人之多。
古時,在官府登記在案的家庭手工作坊是不允許改變自己祖傳行業的,因為政府有權隨時調用工匠為國家和政府服務。家庭手工作坊負有確保家內至少有一個兒子繼承祖業的義務,以使祖傳的手藝得以繼承和發展。唐朝《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曰:「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可以由此看出,這種「匠籍」註冊制度既給予註冊的家庭作坊以合法後來轉入硬木傢俱製作業。這有些像法國舉世聞名的愛馬仕(Hermès)公司,剛開始也是從馬鞍子做起。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同興和已發展成一個擁有三百名雇工的實力雄厚老店。當時直隸軍閥吳佩孚在京津兩地的宅第所用的傢俱都是同興和做的活。由此可見其商譽之高。
就是同興和木器店的舊址,從滿目瘡痍的小樓山牆上還可清晰地辨認「同興和木器店」六個字。可惜「人去樓空,物是人非」。
此外,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當我向八十三歲高齡的老母談及自己在研究古代家庭作坊時,母親聽後興致勃勃地告訴我,在她孩童時,也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她的外祖父、舅舅、表兄一家三代人在老家江蘇淮陰城內就經營了一個家庭手工作坊,專門從事精雕木器的製作。三代人在同一個作坊裡幹同一種活,既是親人,又是師徒。這在今天大工業時代已是極為罕見的勞動關係和環境。
母親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喜歡跟表哥到作坊裡去玩耍,因為那裡有許多精美的木雕佛龕。母親說到這兒,臉上還泛起喜悅的光彩。聽到母親的講述,我彷彿「如夢初醒」,這才意識到為什麼自己跟木匠行業有著一種「難捨難分」的情感。
我猜想我外曾祖父的作坊可能也有幾百年的歷史,他們和他們的祖先也應該算是具有「匠籍」的「工肆之人」吧?
在此有必要提一下木工行業在唐朝的興盛發展。包括木工在內的手工業在那時達到了空前鼎盛的狀況。在四川、秦嶺開闢了大規模的木場,以提供源源不斷的木材。各地的精美傢俱製品被送往揚州,再經大運河運銷全國各地,另外還銷往國外,遠達日本、南洋、印度、朝鮮、波斯和歐洲各地。
如前所述,唐朝皇室專門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專職機構,負責監管官營手工行業。據唐朝《唐六典》記載,當時設立了「少府監」,負責天子和后妃的常規器物(包括傢俱)、服飾以及玉器,還監管工匠的訓練(細刻鏤花工需四年、造車工需三年)。「少府監」當時雇有一萬八百五十名工匠,足見其規模之大。皇室另設有「中尚署」,負責監管天子后妃使用的藝術品,包括金銀作坊;「左尚署」負責天子后妃乘坐的車輦,兼管刻鏤、蠟燭等作坊;「右尚署」監管馬轡加工以及刀劍、筆紙、皮毛等御用物品的製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宮內設立的「將作監」,專門掌管土木工匠(高級建築匠人)的事務,雇用工匠一萬五千人。隸屬於將作監的若干官職中就有「左校署」,負責監管木工,承辦宮室的定製和維修;還有「右校署」,負責監管土工。當年長安城內,宮殿高聳,店鋪櫛比,寺院林立,寶塔駢羅。
據史料記載,乾隆皇帝本人對於宮內使用的各式傢俱非常在意細心。木匠在製作前要畫樣、做樣秉報,經恩准後方可製造。完成後的傢俱如果得到乾隆的賞識,他還會慷慨地賞賜木匠,以示皇恩。 第四章 鉋子專論
鉋子,又叫推刨,是用來把木料加工平直、削薄、出光的一種木匠工具。一般由刨身(包括刨堂、槽口)、刨鐵和枕子等部分組成。刨身一般會安插一個可以用來推拉鉋子前後運動的手柄,如一張翅膀。之所以叫推刨,顧名思義,木匠只有在推刨時才能削薄木料;一鉋子推過去,從槽口飛出透明卷花的鉋子花,每片刨花不過頭髮絲厚薄。
按照刨身的長短,可分為長刨、中刨、短刨。根據不同用途,又分平刨、粗刨、凹刨、圓刨、軌刨、線刨、槽刨、圓刨、角刨、外圓刨、內圓刨、溝槽刨、雙向刨、修緣刨、線角刨、倒角刨、弧線刨等等,難以盡數。用來拼接木板的叫對縫刨,也叫大鉋子。最後用來細加工的鉋子叫淨刨或光刨。
我在查閱史料時,注意到中國人自古便對鞋履有一種「粉絲」之戀,情有獨鍾。在民間文化傳統中,一個人從出生、婚嫁、壽誕、喪葬都講究穿著不同的鞋子。小孩出生時多穿「虎頭鞋」;新娘在婚禮上要穿繡有龍、鳳吉祥物的紅色鞋子。祝壽更是講究,祝男壽是送雲履一雙,祝女壽時是送坤鞋一雙。此外,清朝時新過門的媳婦應給婆婆送新鞋為禮,這可能是讓婆婆檢驗兒媳婦的針線活本事吧?所以,這隻「繡花鞋」鉋子也有可能是木匠徒弟送給師傅的壽辰禮物,即表示了對恩師的尊崇,也多少顯示了徒弟的「功底」。 第五章 墨斗專論
我收藏的木匠工具中數量最多的應屬墨斗。墨斗也是木匠做工時不可缺少的傳統工具之一,用來畫直線(在泥、石、瓦等行業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木匠師傅準備鋸一個不規則的木料或拼接木料之前,為防止發生偏差歪斜,首先需要在木料上劃一直線,然後沿著這條線下鋸。劃直線立規矩就是墨斗的功能。
墨斗的後部安裝著一個手搖的轉輪,用來纏繞墨線;墨斗的前端有一個墨倉,倉裡面塞進棉紗,可倒入墨汁。墨線由轉輪進入墨倉後,便浸滿了墨汁,然後從墨倉的一個眼孔中拉出來緊貼在木料上。在木匠下鋸之前,他要先把墨線的一端固定在木料的一頭,或由另一人幫忙按住,在另一端則握緊手中的墨斗,以便將墨線像琴弦一樣繃緊,然後把墨線拉起反彈在要劃線的木料表面,便留下一條筆直的墨跡。所以古人也稱墨斗為「繩墨」。
有意思的是,我在查閱文獻時發現,古代聖賢從墨斗的功能演繹和引申出許多深奧的哲理和比喻,將其運用到社會政治、社稷維護、自我約束。這類典
故多得不勝枚舉。
例如春秋時期的大哲學家孔子所編纂的《書經》寫道:「木不正者,以繩正之」。這句話看似是對墨斗功能的總結,實為比喻人類社會。意思是,對於違反規矩的事情,要付諸實施制度和法律,以期矯正。這段論述遂成為「繩之以法」的原意和出處。
進而推論,可以說一個社會若缺乏「墨斗」,就會失去以公正與理性為依托的準繩。
延伸內容
散發著陣陣吉光、傳世不朽的藝術品 ◎文/田濤
中國人喜愛收藏,這和中國人的文化淵源有著重要的關係。悠久的歷史提供了可供收藏的精神和物質條件,傳統和積累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收藏的內容,就此而言收藏本身不過是一種文化現象,和世道的盛衰原本並無絕對的直接關係。社會動盪的環境下,人們可能會直接關注糧食或者金銀的儲藏,近年來考古學界出土了唐末和宋元之際的很多「窖藏」,似乎可以證明這一點。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人們才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顧已經消失的歷史,才會重新對歷經磨難的典章文物關注和收藏,並希冀在回顧的安慰中,重新建設自己的家園。
近年來中國大陸收藏熱經久不衰,這其中包括經典的收藏品,例如對傳統的古籍、字畫和珍貴陶瓷等藝術品的收藏,這種藏品除了歷史價值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潛在的投資價值,更受到資本領域和「炒家」的興趣。此外, 民間收藏品的種類也逐漸體現出特有的廣泛性,例如傢俱、老爺車、火花(火柴盒)外包裝︶、老照片等等,幾乎所有能夠反映國人歷史和生活等滿載著人們對昔日情愫的各種遺物,都重新被撿拾回來,並且被附加了非常之多的「其他價值」,甚至國人自己也難以說清楚之所以看重這些被收藏品的真正原因。
對於各類工具的收藏,在國際上並不少見,但在國人中則較為鮮見。友人丁海華大律師,竟專注於收藏木匠工具,令人耳目一新。
據考古學家的研究,人類最早使用的工具應當為石器或者骨器,而且最早被加工的物品,除了衣食之外,便是居所。最早的居所也許是在地上穴居或者在樹上搭建,生活在樹上的原始居民,被稱作「有巢氏」。一九七三年浙江河姆渡遺址(注1)出土的許多建築木構件上鑿卯帶榫,尤其是發明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同時還發現了專門用於加工木器石斧和石錛,標誌著當時木作技術已經取得了較高成就。金屬工具的使用為木作工具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田野考古的發現證明至遲在商周時期,已經出現了青銅的斧頭、削刀、鋸刃和鑿子。秦漢以後鐵製木作工具已經普遍使用,同時木製品加工的工藝也有了顯著提昇。
關於鉋子的使用則存有一些爭議,近來有民間收藏家認為鉋子的發明和紅木傢俱的製作有關,並認為中國人發明木作鉋子的時間當在十六世紀,若從收藏明清傢俱的角度出發,這一看法似乎並不為過,當然還可以藉此提高收藏品的經濟價值,但前提必須是十六世紀以前的人不製作也不使用傢俱,甚至不製作也不使用門窗。鉋子是有刨體、刨底、刨刃、刨口、出花槽組成的,通過調整刨刃在刨口的切削角度,沿單向水平運動對木材進行切削加工。
鉋子的用途很多,除了刮削令木製品表面光滑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進行木材橫向拼接。現存唐宋以來的古代建築中,門心木板等均存在橫向拼接現象,即是將兩塊木板需要拼接的位置透過鉋子的刮削,使拼接部位平直,然後用膠粘合, 這種方法也可以用在桌面或者任何一種需要拼接的部位。要求門心木板或者桌面木板均使用獨板是沒有道理的,事實上也沒有很多大直徑的樹木。完成木板之間橫向結合的鉋子,木工稱作拼縫刨或者大刨。較大的木板橫向結合時,因為需要較長的刨口,有時鉋子被固定住,然後讓被加工的木材在刨口上水平移動,這種鉋子稱作「拉刨」。
企口板雖然屬於榫卯結合,但兩個企口板之間需要同尺寸的專門鉋子進行加工,這種鉋子被稱作「企口刨」或者「裁口刨」, 現代木工仍然使用企口刨和裁口刨進行榫結合。在木板上製作凸起或者凹陷的線條時,需要使用各種不同的特製「線刨」進行加工,「線刨」的刨刃根據線條的需要,由木作匠人專門進行磨製。木材加工中有時需要打磨、刮光或者去掉木材鋒利的直角棱邊,俗稱「倒棱」,這時就需要使用專門的「淨刨」和「刮刨」。木工在學藝之初,師傅便會教授很多木作口訣,其中有一句就是「木匠不倒棱,一輩子沒學成」,可見「淨刨」是十分重要的。木製鉋子長短不一, 較長的拉刨有將近一公尺,最小的淨刨,只有一個刨刃和兩個手柄。
此外還有一些特製的鉋子,用於加工具有弧度或者圓形等特殊形制,此類鉋子的名稱也較為複雜,有的稱作「圓刨」,有的稱作「花刨」,是鉋子家族中最為豐富多彩的部分。一般而言,木作中最常使用的是一種中型鉋子,這種鉋子大小約在三十公分左右,可以根據需要調整刨刃的切削角度,並且攜帶方便,用途廣泛, 這種鉋子幾乎是木作匠人人手必備的,因為這種鉋子不大不小、尺寸適中,被稱作「二刨」,中國北方地區則稱為「二虎頭」。
唐、宋以降,雕版印刷日漸盛行,由於受到木材尺寸的限制,雕版製作時同樣需要進行拼接,雖然早期經過拼接的雕版現在已經難以見到,但在傳世的宋代印刷品中,已出現版本學中稱作「斷版」的情況,這是一種因木材遇水收縮而在原拼接處斷裂,致使印刷品出現不著墨的白色紋理。印刷品中的「斷版」, 是鑑定是否初次印刷的重要依據之一。一般而言,印刷越早,斷版產生的機率越少。現存的明清雕版印刷版片實物中,可以直接地觀察到當時利用鉋子刮削和版片拼接的痕跡,可以證明至遲在唐宋之際,雕版印刷中已經使用鉋子對需拼接的木板進行加工。
鉋子流傳至今不但品類繁多,而且已經趨於成熟,這表示鉋子本身已然經過了相當長的發育過程,我們有理由認為鉋子使用在中國木作上,起碼有一兩千年以上的歷史。
墨斗是木作工具中最為獨特的一種,相傳是「魯班爺」發明的。墨斗是在可以移動的木製或者金屬製成的小容器中放置墨汁,然後讓棉線在容器中通過, 使棉線浸滿墨汁,然後將墨汁轉移到需要加工的木材上,以便沿著墨線進行加工。因為留在木材上的線條是黑色的,有時候也將木作稱作「黑線活」;而石作和磚瓦作匠人,是根據白色棉線的標誌進行操作,因此也被稱作「白線活」。墨斗彈在木材上的墨線,成為木材杆件之間連接時的準繩。無論是使用木材進行房屋結構施工時的「大木作」,還是傢俱器件製作加工時的「細木作」,都必須先在加工件上使用墨斗彈線,並嚴格按照墨線的痕跡進行操作。
墨斗上的棉線一端固定線上輪上,另一端可以從墨斗中穿過並抽出,能夠抽出的棉線頂端處,有一個金屬製成的「抓手」,在短距離操作時將抓手固定在需要劃線木材的遠端,但在長距離操作時,為了防止墨線跑偏,就需要壓在棉線的中間,分左右兩次彈線,木匠師傅有時將後者稱作「段線」。墨斗彈出的線是匠人操作的規矩,是共同遵守的標準,因此也稱作「治木準繩」,這種意思被衍生到法學領域裡,就成了「治世準繩」,其實也就是規矩和標準的概念。
墨斗在長期的歷史發育中,被木作工匠賦予了無限的藝術價值,有的外形如魚,有的外形如獅,有的被做成繡花鞋狀,還有的被做成嬰嬉,千姿百態,如錦陣花營一般。墨斗全都是木工們親手製成的,因此各式各樣的墨斗中,便飽含了製作者對生活的希望和對幸福的憧憬。這些不同形制的墨斗,於是便成了一個個極富生命力的藝術品,體現出極高的收藏和觀賞價值。
我的朋友丁海華大律師居然愛上了這些滲透著往日木作匠人汗水的工具,的確令人稱奇。我想這其中除了對藝術品的欣賞和情趣之外,還體現了對勞動的尊重。也許有人說這種收藏是「化腐朽為神奇」,而我卻不以為然,我以為丁海華先生所收藏的木作工具,不但從來不曾腐朽,而且每一件工具上都散發著陣陣吉光,每一件工具都似乎是神奇之物,每一件工具都將和往日的輝煌傳世不朽。
※注1:河姆渡遺址(Hemudu Site)是中國南方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距寧波市區約20 公里的餘姚市河姆渡鎮,面積約4 萬平方公尺。1973 年開始發掘,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之一。
中國人喜愛收藏,這和中國人的文化淵源有著重要的關係。悠久的歷史提供了可供收藏的精神和物質條件,傳統和積累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收藏的內容,就此而言收藏本身不過是一種文化現象,和世道的盛衰原本並無絕對的直接關係。社會動盪的環境下,人們可能會直接關注糧食或者金銀的儲藏,近年來考古學界出土了唐末和宋元之際的很多「窖藏」,似乎可以證明這一點。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人們才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顧已經消失的歷史,才會重新對歷經磨難的典章文物關注和收藏,並希冀在回顧的安慰中,重新建設自己的家園。
近年來中國大陸收藏熱經久不衰,這其中包括經典的收藏品,例如對傳統的古籍、字畫和珍貴陶瓷等藝術品的收藏,這種藏品除了歷史價值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潛在的投資價值,更受到資本領域和「炒家」的興趣。此外, 民間收藏品的種類也逐漸體現出特有的廣泛性,例如傢俱、老爺車、火花(火柴盒)外包裝︶、老照片等等,幾乎所有能夠反映國人歷史和生活等滿載著人們對昔日情愫的各種遺物,都重新被撿拾回來,並且被附加了非常之多的「其他價值」,甚至國人自己也難以說清楚之所以看重這些被收藏品的真正原因。
對於各類工具的收藏,在國際上並不少見,但在國人中則較為鮮見。友人丁海華大律師,竟專注於收藏木匠工具,令人耳目一新。
據考古學家的研究,人類最早使用的工具應當為石器或者骨器,而且最早被加工的物品,除了衣食之外,便是居所。最早的居所也許是在地上穴居或者在樹上搭建,生活在樹上的原始居民,被稱作「有巢氏」。一九七三年浙江河姆渡遺址(注1)出土的許多建築木構件上鑿卯帶榫,尤其是發明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同時還發現了專門用於加工木器石斧和石錛,標誌著當時木作技術已經取得了較高成就。金屬工具的使用為木作工具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田野考古的發現證明至遲在商周時期,已經出現了青銅的斧頭、削刀、鋸刃和鑿子。秦漢以後鐵製木作工具已經普遍使用,同時木製品加工的工藝也有了顯著提昇。
關於鉋子的使用則存有一些爭議,近來有民間收藏家認為鉋子的發明和紅木傢俱的製作有關,並認為中國人發明木作鉋子的時間當在十六世紀,若從收藏明清傢俱的角度出發,這一看法似乎並不為過,當然還可以藉此提高收藏品的經濟價值,但前提必須是十六世紀以前的人不製作也不使用傢俱,甚至不製作也不使用門窗。鉋子是有刨體、刨底、刨刃、刨口、出花槽組成的,通過調整刨刃在刨口的切削角度,沿單向水平運動對木材進行切削加工。
鉋子的用途很多,除了刮削令木製品表面光滑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進行木材橫向拼接。現存唐宋以來的古代建築中,門心木板等均存在橫向拼接現象,即是將兩塊木板需要拼接的位置透過鉋子的刮削,使拼接部位平直,然後用膠粘合, 這種方法也可以用在桌面或者任何一種需要拼接的部位。要求門心木板或者桌面木板均使用獨板是沒有道理的,事實上也沒有很多大直徑的樹木。完成木板之間橫向結合的鉋子,木工稱作拼縫刨或者大刨。較大的木板橫向結合時,因為需要較長的刨口,有時鉋子被固定住,然後讓被加工的木材在刨口上水平移動,這種鉋子稱作「拉刨」。
企口板雖然屬於榫卯結合,但兩個企口板之間需要同尺寸的專門鉋子進行加工,這種鉋子被稱作「企口刨」或者「裁口刨」, 現代木工仍然使用企口刨和裁口刨進行榫結合。在木板上製作凸起或者凹陷的線條時,需要使用各種不同的特製「線刨」進行加工,「線刨」的刨刃根據線條的需要,由木作匠人專門進行磨製。木材加工中有時需要打磨、刮光或者去掉木材鋒利的直角棱邊,俗稱「倒棱」,這時就需要使用專門的「淨刨」和「刮刨」。木工在學藝之初,師傅便會教授很多木作口訣,其中有一句就是「木匠不倒棱,一輩子沒學成」,可見「淨刨」是十分重要的。木製鉋子長短不一, 較長的拉刨有將近一公尺,最小的淨刨,只有一個刨刃和兩個手柄。
此外還有一些特製的鉋子,用於加工具有弧度或者圓形等特殊形制,此類鉋子的名稱也較為複雜,有的稱作「圓刨」,有的稱作「花刨」,是鉋子家族中最為豐富多彩的部分。一般而言,木作中最常使用的是一種中型鉋子,這種鉋子大小約在三十公分左右,可以根據需要調整刨刃的切削角度,並且攜帶方便,用途廣泛, 這種鉋子幾乎是木作匠人人手必備的,因為這種鉋子不大不小、尺寸適中,被稱作「二刨」,中國北方地區則稱為「二虎頭」。
唐、宋以降,雕版印刷日漸盛行,由於受到木材尺寸的限制,雕版製作時同樣需要進行拼接,雖然早期經過拼接的雕版現在已經難以見到,但在傳世的宋代印刷品中,已出現版本學中稱作「斷版」的情況,這是一種因木材遇水收縮而在原拼接處斷裂,致使印刷品出現不著墨的白色紋理。印刷品中的「斷版」, 是鑑定是否初次印刷的重要依據之一。一般而言,印刷越早,斷版產生的機率越少。現存的明清雕版印刷版片實物中,可以直接地觀察到當時利用鉋子刮削和版片拼接的痕跡,可以證明至遲在唐宋之際,雕版印刷中已經使用鉋子對需拼接的木板進行加工。
鉋子流傳至今不但品類繁多,而且已經趨於成熟,這表示鉋子本身已然經過了相當長的發育過程,我們有理由認為鉋子使用在中國木作上,起碼有一兩千年以上的歷史。
墨斗是木作工具中最為獨特的一種,相傳是「魯班爺」發明的。墨斗是在可以移動的木製或者金屬製成的小容器中放置墨汁,然後讓棉線在容器中通過, 使棉線浸滿墨汁,然後將墨汁轉移到需要加工的木材上,以便沿著墨線進行加工。因為留在木材上的線條是黑色的,有時候也將木作稱作「黑線活」;而石作和磚瓦作匠人,是根據白色棉線的標誌進行操作,因此也被稱作「白線活」。墨斗彈在木材上的墨線,成為木材杆件之間連接時的準繩。無論是使用木材進行房屋結構施工時的「大木作」,還是傢俱器件製作加工時的「細木作」,都必須先在加工件上使用墨斗彈線,並嚴格按照墨線的痕跡進行操作。
墨斗上的棉線一端固定線上輪上,另一端可以從墨斗中穿過並抽出,能夠抽出的棉線頂端處,有一個金屬製成的「抓手」,在短距離操作時將抓手固定在需要劃線木材的遠端,但在長距離操作時,為了防止墨線跑偏,就需要壓在棉線的中間,分左右兩次彈線,木匠師傅有時將後者稱作「段線」。墨斗彈出的線是匠人操作的規矩,是共同遵守的標準,因此也稱作「治木準繩」,這種意思被衍生到法學領域裡,就成了「治世準繩」,其實也就是規矩和標準的概念。
墨斗在長期的歷史發育中,被木作工匠賦予了無限的藝術價值,有的外形如魚,有的外形如獅,有的被做成繡花鞋狀,還有的被做成嬰嬉,千姿百態,如錦陣花營一般。墨斗全都是木工們親手製成的,因此各式各樣的墨斗中,便飽含了製作者對生活的希望和對幸福的憧憬。這些不同形制的墨斗,於是便成了一個個極富生命力的藝術品,體現出極高的收藏和觀賞價值。
我的朋友丁海華大律師居然愛上了這些滲透著往日木作匠人汗水的工具,的確令人稱奇。我想這其中除了對藝術品的欣賞和情趣之外,還體現了對勞動的尊重。也許有人說這種收藏是「化腐朽為神奇」,而我卻不以為然,我以為丁海華先生所收藏的木作工具,不但從來不曾腐朽,而且每一件工具上都散發著陣陣吉光,每一件工具都似乎是神奇之物,每一件工具都將和往日的輝煌傳世不朽。
※注1:河姆渡遺址(Hemudu Site)是中國南方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距寧波市區約20 公里的餘姚市河姆渡鎮,面積約4 萬平方公尺。1973 年開始發掘,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之一。
作者資料
丁海華
1993年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先後獲得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現任國際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及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熱愛中華文化,積極保存中華傳統。早在留學期間便開始他的收藏之路,直到2001年因緣際會於北京潘家園購得一只繡花鞋刨子,從此愛上了這些滲透著昔日匠人汗水的工具,投入木匠工具的收藏與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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