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到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從殖民到媚外 各種文化、雙元史觀的融合與轉型 走出象牙塔的知識分子，從文學閱讀中探索、 觀察文學如何再現台灣社會，進一步檢驗當代人文精神 民主運動的展開，政治改革的翻轉，國際形勢的挑戰，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使整個社會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戒嚴時期的寧靜與安定。學校的圍牆，再也抵擋不住變革力量席捲而來。知識分子留守在書窗裡的安頓，也不復存在。在知識實踐的時代，所有的思考者與書寫者似乎受到要求，如何把靜態思維化成具體行動。這恰恰就是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檢驗人文精神的最佳時期。 而在閱讀中，我們發現文學容許我們看見女性受到歧視，原住民受到汙名化，農民工人受到剝削，同志受到扭曲。在靜態的文字之間遊走，終於激發讀者的批判行動。而這樣的批判，正好與我們所高舉的人文精神相互吻合。從文學閱讀中探索當代台灣人文精神，正是本書書寫的主要企圖。 本書重新探討文學對當代社會所帶來的衝擊。鼓勵讀者透過文學閱讀，進一步探索戰後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演變。觀察文學如何再現台灣社會，如何從封閉的黨國體制走向開放的民主改革，如何使邊緣族群、性別、階級獲得發言權，從而進一步干涉政治權力。 【專文推薦】 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王德威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范銘如

推薦序 板塊與潮汐　王德威 隱形的力量　范銘如 緒論　什麼是人文精神？ 第1章 面對台灣歷史傷口：一個歷史與文學的角度 第2章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對決 第3章 殖民地與崇洋媚外的根源——帝國中心論的觀察 第4章 民主運動解放了什麼：七○年代的反思 第5章 誰先解嚴：文學或政治？ 第6章 女性文學的意義：從人權立場出發 第7章 原住民文化的窺探：內部殖民的拆解 第8章 同志文學與台灣民主 第9章 和解為什麼可能 第10章 雙元史觀的建構及其實踐 第11章 本土．在地化．民族主義 後記 當前人文學的危機

走出象牙塔 　　文學作品只是屬於靜態的文字嗎？它只是限於藝術審美的領域嗎？或者，它竟只是創作者之間的文字遊戲嗎？這個議題已經存在許多人的觀念或偏見裡，好像已經鑄成定論，那樣牢固地進駐在學術界裡。文學研究者曾經受到強烈質疑，而且也不時被指控：「文學不能治療感冒，也不能治療香港腳。」是這樣嗎？好像理工科技才是真正的知識，是非常實用的學問。然而理工領域，如天文學、物理學，也不能治療感冒與香港腳。學術界對文學領域的偏見，並非真正理解文學的核心價值。長期以來，我希望換一個角度，重新探討文學在當代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在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開授了兩個學期的課程，名稱是「文學與當代台灣人文精神」。這個課程設計，在於鼓勵學生透過文學閱讀，進一步探索戰後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演變。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具體寫出一冊專書，仔細觀察文學如何再現台灣社會，如何從封閉的黨國體制走向開放的民主改革，如何使邊緣族群、性別、階級獲得發言權，從而進一步干涉政治權力。 　　台灣社會曾經把學術研究視為象牙塔，這是許多人的看法，很少有人對這樣的概括反駁或抗拒。象牙塔（ivory tower）是一個西方舶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對知識分子抱持高度的貶抑。學者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也並非是罪大惡極。如果一個社會陷入混亂的意識形態鬥爭，或捲入惡劣的政治權力爭奪，學者反而可以獲得一個清楚思考的位置。所謂知識分子，是從英文的「intellectuals」翻譯過來的，意味著從事思考的人，可以實踐知識於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或家國。這個名詞，跟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截然不同。士大夫在西方被譯為「literati」，指的是經過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官僚（scholar-bureaucrats）。士大夫可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卻可以掌握權力，統治天下。這種畸形現象，曾經在中國延續數千年之久，使得民間與官方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德川儒學傳統開始有了變革。他們把「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論述，區隔成為兩種不同的範疇。從誠心到齊家，是屬於私領域，治國、平天下則是屬於公領域。在私領域的個人修養，是屬於個人道德的養成；而在公領域的治國、平天下，則是屬於實學。諸子百家的大傳統，無非都是在於成就個人的品格與道德。進入現代世界以後，凡是有關國家社會的重大決策，就必須透過新興的近代知識，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甚至是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來實踐於現實的政策裡。這種儒家傳統的變革，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的原因，他們全面向西方的近代知識開放，接受現代化思考的洗禮，終於完成脫亞入歐的現代化取向。 　　明治時期近代知識分子的格局，可以說與晚清的官僚士大夫劃清了界線。前者重視政策的具體實踐，後者仍然停留在道德修養的層面上。知識分子一詞，在中國的出現，恐怕必須要等到五四運動之後，才普遍使用。士大夫自我囚禁於象牙塔之內，在晚清時期並非是離奇現象。明朝的王陽明曾經提出「滿街都是聖人」，在當時可能是一種尊稱。但明朝滅亡的原因，便是滿街聖人仍然在空談心性。當知識與社會之間出現落差時，士大夫在關鍵時刻可能無法救國，反而是朝代顛覆的致命原因。 　　象牙塔的存在，並不是罪惡。如果知識分子擁有龐大知識，應該對當代社會也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在充滿挑戰的關鍵時期，無論是屬於科學領域或人文學科，知識分子往往被期待走出象牙塔。畢竟他們比起社會的各個階層，具備了更完整的知識論與世界觀。他們絕對有足夠能力，足以探知公共價值所受到的扭曲與貶抑。也許要他們承擔公平與正義的責任，似乎是一種苛求，但是指出真理或真相的偏頗與曲解，應該是所有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在太平盛世，學術研究者當然是要關在室內進行專業的思考。當外面的社會現實發生價值混亂時，辨識政治權力的氾濫，或釐清意識形態的誤用，唯知識分子能夠勝任，並提出一個指引。學院或校園的圍牆，也許是構成象牙塔的藩籬。學者或知識分子，可以在圍牆之內進行冷靜的思考，從事深刻的知識追求，比起同時代的其他社會階層，知識分子確實可以獲得相當豐富的資訊。他們具備能力可以發現社會或政治的問題，也可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知識並非是靜態的存在，無論是屬於方法論或實踐論，能夠活用它，就能夠翻轉政治權力的長期優勢。在殖民地時期，在戒嚴令時期，政治從來都是在干涉知識分子，阻礙他們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這種單方面支配的優勢，經過一九七○年代民主運動之後，知識分子已經可以主動干涉政治。在到達可以干涉政治權力之前，台灣社會已經有多少左翼知識分子遭到逮捕並槍決，有多少右翼的自由主義者遭到查禁並審判。這種血跡斑斑的記憶，長期構成了台灣知識分子的噤聲與畏怯。在白色恐怖年代，無數的社會主義信仰者被冠以匪諜與通敵之名，而受到殘酷的人權迫害。台灣會變成極端右傾的社會，完全肇始於戰後初期的高度鎮壓。相形之下，可以合法地從事公開言論批判的追求，大多是屬於自由主義分子。從一九五○年代的《自由中國》，一九六○年代的《文星》雜誌，一九七○年代的《大學雜誌》，鮮明地鋪陳出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 　　在那蒼白而荒涼的年代，所有的雜誌都承受過被查禁的命運。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楊、彭明敏，都曾經羅列在台灣自由主義傳統的系譜裡。他們如果不是被監禁，便是被剝奪教職，或者是被迫遠走他鄉。歷史所給予他們的殘酷命運，終於沒有使他們保持沉默，只要有發言的空間，他們都各自提出內心所懷抱的理想社會。沒有這些前行者的努力，也許就無法預告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誕生。他們擁有的利器，只不過是思想與文字。他們未嘗有一日使其理想獲得實踐，但是他們的著作卻為後來的知識分子提供無窮無盡的想像。 　　相對於早期靜態的知識分子，台灣在一九七○年代開始見證運動型知識分子的誕生。所謂運動型知識分子，指的是他們不再只是依賴靜態文字的發表，而是進一步與同時期的思想光譜接近者相互結盟。他們完全是時代的產物，如果沒有經歷過一九七○年釣魚台運動，如果沒有受到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的衝擊，如果沒有受到一九七二年華府與北京簽訂《上海公報》的影響，知識分子不可能走出書齋，而紛紛投入正在萌芽的草根民主運動。一九六○年，雷震雖然有過組黨運動的嘗試，卻在威權體制的破壞下，使構想中的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 　　在一連串國際事件的打擊下，國民黨在台灣所虛構的「中國體制」，逐漸顯露其欺罔性。聚集在《大學雜誌》下的本土知識分子，已經強烈感受台灣的歷史危機。他們一方面放棄國民黨黨籍，一方面主動參與選舉運動。其中的代表人物，當以許信良與張俊宏為具體例證。在那危疑時期，他們不僅具有論述能力，也具備了走出象牙塔的勇氣。他們比起雷震、殷海光還更具優勢的原因，就在於國民黨所高舉「代表中國」的旗幟，已被揭破是荒謬與謊言。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黨外運動一詞逐漸形成全新的政治觀念，一方面暗示政治的中國性已注定要式微，一方面則彰顯文化的台灣性即將嶄露頭角。 　　走出象牙塔，是當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宿命。民主運動的展開，政治改革的翻轉，國際形勢的挑戰，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使整個社會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戒嚴時期的寧靜與安定。學校的圍牆，再也抵擋不住變革力量的席捲而來。知識分子留守在書窗裡的安頓，也不復存在。在知識實踐的時代，所有的思考者與書寫者似乎受到要求，如何把靜態思維化成具體行動。這恰恰是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檢驗人文精神的最佳時期。 什麼是人文精神？ 　　傳統書生參與科舉考試時，或者獲得官位時，往往被要求必須寫出所謂的「策論」。這些策論是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或經濟狀況，向皇室提出政策上的建議。以北宋為例，整個王朝不只受到北方契丹人的挑釁，也受到西夏人的「寇邊」，迫使天朝必須進行防禦戰爭。由於北宋強調中央集權，提倡文人政治，所以這些書生所提出的政策建言，往往都淪為空談。在他們的文字裡，充滿了非常腐朽的春秋觀念，再三強調尊王攘夷的崇高理想，因此當時所盛行的弭兵論，都只能證明書生空議論而已。在舊社會裡，知識與現實總是出現巨大落差，他們可以提出陳義甚高的言論，卻無法在殘酷的現實世界具體使用。 　　士大夫的思維，能夠支配傳統社會長達千年之久，完全是受到科舉制度的庇蔭。他們提出的建議，或傳播的言論，大多數是屬於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表面上是非常雄辯，骨子裡卻是極其空洞。這種現象，必須要到一九○五年慈禧太后廢除科舉考試之後，知識領域才逐漸有了改觀。緊接著五四運動崛起之後，當時知識分子如胡適、魯迅，開始展開對儒家思想或傳統文化的嚴厲批判。那種蔚為風氣的反傳統論（anti-traditionalism），正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一次徹底反省。台灣社會的知識現代化，並沒有與五四傳統緊密連接起來。他們在殖民地裡所接受的現代教育，就已經脫離傳統儒家思想的桎梏。殖民地孩童在公學校所受的教育，包括國語、歷史、數學、博物，已經與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截然不同。 　　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誕生的時間，大約在一九一五年左右，也就是噍吧哖事件受到殘酷鎮壓的那年。知識分子一詞，無論是思考或行動，已經與中國士大夫的條件有了全然不同的取向。他們所受的知識訓練，在走出學校之後，便是要把所有學習的成果具體實踐於社會。一九二○年，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組成的新民會，創辦了《台灣青年》的刊物，開始介紹當時全世界最新的思潮，並且也針對殖民地所面臨的畸形統治，提出他們的見解。無論是他們所吸收的理論，或是對殖民地社會的分析，他們的言論高度完全可以與現代思潮相互比並。發軔於一九二○年代的啟蒙運動，對於後來政治團體的衝擊，不可不謂巨大。這些政治團體包括：台灣文化協會（1921）、台灣農民組合（1926）、台灣民眾黨（1927）、台灣共產黨（1928）、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29），在思想光譜上，從極右到極左的政治立場，都同時浮現。 　　日據時期以降的台灣知識分子，便是要糾正殖民統治所帶來的人格扭曲。當他們提到台灣人時，「人」的價值觀念都受到尊崇。這樣的「人」，涵蓋了人本、人權、人文的廣泛定義。這些都牽涉到文化內容的問題，確切而言，凡是有關種族（race）、階級（class）、性別（gender）的議題，都是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關心所在。在面對日本的種族優越論時，知識分子提出了台灣人本位論。在面對日本資本家壟斷所有的利益時，他們站在農民與工人的立場提出批判。在面對統治者男性中心論的支配時，他們也會站出來為台灣女性講話。 　　他們的思考與行動，可以說非常符合當代所說的人文精神（humanism）。知識分子在殖民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元，從最基礎的啟蒙工作，到思想傳播，終而創辦雜誌與報紙，足以顯示他們對自己所具備的身分相當警覺。稍後他們所介入一九二○年代的政治運動，以及一九三○年代的文學運動，無非都是台灣人文精神的延伸。無論是左派或右派知識分子，他們在訴諸具體行動時，都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他們受到逮捕審判，或是思想遭到檢查，根本無所遁逃，而必須為自己發表的語言或文字負起責任。他們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果敢行動，無疑是為後代的知識青年塑造典範。 　　什麼是人文精神？這個語詞的誕生，其實是因應現代科技的到來。「人」的發現，是文藝復興以降的重要議題。當他們的知識逐漸脫離教會的控制，人的意義不再是神學的附庸，而是一個可以思考、可以批判、也可以行動的肉身，也是可以藉由理性的判斷，建立一個全新的文化秩序。啟蒙運動之後，西方知識分子開始在科學方面開啟無限的想像，近代知識所包括的化學、數學、物理學次第建立起來，而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也持續開拓出來。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知識領域慢慢構築完成。十九世紀中期發生的工業革命，使人類更進一步創造科技文明，那種大量生產、大量複製的時代，也接踵而來。 　　機械文明開始統治整個世界，人的意義也因而逐漸萎縮。在整個龐大的工業社會裡，作為人的單位愈來愈渺小，有人稱之為「原子化」（atomization）。人類藉由近代知識建立起來的工業文明，證明了科學並不必然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利用科學文明來製造戰爭，使人類陷入兩次大戰的災難，已經證明人類的智慧是極其有限。所謂現代性（modernity），一言以蔽之，便是指人的理性（reason）。當人的理性高過所有的世俗價值，它的地位無疑已經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利用理性的判別，利用科學的優越性，來建立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正是二次大戰以降人類所面臨最急迫的危機。 　　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重新提出人文精神的議題，是不是已經過時了？是不是會被嫌棄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身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或許只要把文學內容的研究做好，便已經相當盡職了。然而，在文學閱讀中，慢慢會發現所有的作品並非只是靜態文字的演出。作家在他的書寫中所呈現的世界，往往是讀者未曾思考或從未到達的境界。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台灣社會一直都存在著族群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可能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是由工業文明造成。島上發生的文化衝突，其根源往往來自歷史的殘餘，政治的多餘，而這正是本書所要面對、處理並解決的。 　　戰後初期的族群歧視，來自中華民族主義的高漲，以及台灣人所接受的日本文化遺產。兩種不同的歷史經驗相遇時，都各自產生兩極的想像、與相反的看法。在戒嚴時期，省籍問題也不斷衍生、氾濫，尤其是外省族群多劃歸在軍公教的社群裡，而本地族群則多是屬於一般工商業的庶民。一九七○年代本土運動崛起後，又開始出現統獨問題。政治主張使得知識分子也分別隸屬於不同意識形態的團體。一九九○年代，政黨政治開始萌芽時，整個社會又陷入藍綠對決。這已經不是政治議題所能概括，其中還牽涉到經濟、社會、文化的內容。 　　人文精神最基的本信念，便是把人當作人看待，同時也強調自己要活下去，也必須讓別人活下去。依據這樣的信念，我們在文學世界裡看到人的存在，看到生命與社會的本質。文學不再是靜態的書寫，它所呈現外在社會的偏見、歧視、貶抑，絕對不是向壁虛構。作家以敏銳之眼洞察人間的不幸與偏頗，把他們所看到的事實化為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作家的想像可能被視為虛構，但是他們確實到達社會最徹底最深層的邊境。從那裡他帶回來訊息，呈現給他的讀者。文學容許我們看見女性受到歧視，原住民受到污名化，農民工人受到剝削，同志受到扭曲。在靜態的文字之間遊走，終於激發讀者的批判行動。而這樣的批判，正好與我們所高舉的人文精神相互吻合。從文學閱讀中探索當代台灣人文精神，正是本書書寫的主要企圖。

作者：陳芳明 出版社：麥田 書系：陳芳明作品集 出版日期：2017-05-09 ISBN：9789863444510 城邦書號：RH9803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