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對蘇聯來說本來應該是個好年頭。畢竟，在蘇聯創建五十八年之後和在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乏味但穩定地統治了十六年之後，這個國家終於可以鬆一口氣，感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在國內，正常化（normality）已經達成，等在前頭的必然是好日子。國際上，這個國家在二戰之後成為了一個超級強權，儘管國力上仍然屈居美國之下，但至少在軍事上已經能夠分庭抗禮。 　　 　　一路走來顛簸崎嶇：一開始是革命和內戰。然後是一九二一年的饑荒和革命領袖列寧（Vladimir Lenin）在一九二四年的早逝。接著是一場新的動盪：列寧的繼承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一九二○年代末尾發起急速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結果造成了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大饑荒。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發生了異常血腥的大清洗，高層的共產黨員受創特別深重。緊接著是二次大戰，讓這個一度被排斥的國家變成了西方的盟友。艱苦贏得戰爭後，蘇聯出人意表地一躍成為一個超級強權，與西方展開冷戰。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死後，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脫穎而出成為最高領導人。他是個有很多「小腦袋鬼主意」（harebrained schemes）的人，在一九六一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一度把國家帶到戰爭邊緣。然後他在一九六四年被推翻。 　　 　　接著掌舵的是布里茲涅夫。這個不感情用事與和藹可親的人沒有製造事端，而是把國家帶到較平靜水域。他明白蘇聯老百姓嚮往的是美國和西歐的生活方式。一個意料之外的助力讓這個任務變得較為輕鬆：在一九八○年，國際油價比一九七○年代中葉以來倍增，站上了歷史最高水平。（蘇聯在過去幾十年成為石油的大生產者和出口者。） 　　 　　赫魯雪夫曾經急躁地保證國家將會在一九八○年達到全面的共產主義。較為謹慎的布里茲涅夫擱置這個承諾，偏好發展「發達社會主義」（Developed Socialism）——這個詞語事實就是指本已存在於蘇聯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但大部分蘇聯老百姓覺得這樣很好。他們想要的是更多供自己消費的商品，不是人人共享的商品（後者是共產主義理想保證提供）。那是一個後革命時刻，革命已成歷史。曾經為革命而戰的那一代人不是已經死了就是在領退休金。就連在史達林統治下受惠和獲得起用的一群人（包括布里茲涅夫）也邁向退休的年齡。布里茲涅夫晚年的價值觀更接近革命分子所說的「資產階級」多於他的前任。（一個當時廣泛流傳的笑話說，布里茲涅夫的母親對兒子收藏的昂貴西方汽車充滿焦慮，問他：「萬一布爾什維克捲土重來怎麼辦？」） 　　 　　生活水平提高了：房屋本來嚴重短缺的現象獲得了改善；沒有民族群體或社會群體起而造反。一九七七年的憲法承認蘇聯對社會主義的打造獲得成功，宣稱「一個新的歷史共同體即蘇聯人民」已經出現。當然，蘇聯仍然面臨難題：經濟發展緩慢，有一個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改革的笨重官僚系統；東歐對蘇聯的掌控會定期爆發怨氣；與美國不睦；一個小型異議運動的出現（這些異議分子沒有獲得廣大民眾多少支持，但與西方記者關係緊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一九八○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夏季奧運會受到許多國家杯葛，大為失色。 　　 　　冷戰期間，西方國家將蘇聯塑造為一個極權主義妖魔，把共產主義和納粹劃上等號，視之為西方民主的對立面。這種理論的主旨之一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一旦成立，就是不會改變，只能夠透過外力推翻。然而，這種主張卻因為一件事而變得較沒有說服力：蘇聯政權在史達林死後不但沒有崩潰，還顯示出自己具有激烈改變的能力。到了一九八○年代，蘇聯的「極權主義」形象在西方大眾心中雖然仍然有力和容易引起情緒反應，但在學者中間卻失去了吸引力，對其提出質疑的包括了美國政治科學學者史蒂芬．考亨（Stephen F. Cohen）和傑瑞．霍夫（Jerry Hough）。即使在保守圈子，那個被珍愛了超過六十年的希望——蘇聯政權會馬上崩潰——也被靜悄悄地拋棄了。 　　 　　在總結主流美國蘇聯學家在一個會議上的共識時，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yrnes）指出：「我們一致同意，不存在任何蘇聯會成為一個政治民主政體的可能或它會在可見的未來崩潰的可能。」（強調字體為外加）由政治科學家塞維林．比亞勒（Seweryn Bialer）在一九八○年出版的一本美國蘇聯學重要文本力主，美國是時候放棄蘇聯會發生改變的徒勞希望，接受蘇聯將會長存的事實。本著同樣的精神，華府的國會圖書館最終決定（它幾十年來都因為流亡人士和冷戰壓力的要求而不理會蘇聯的存在）在圖書歸類系統中加入蘇聯圖書一類。這是個極為明理的做法，而且就像幾乎每個在蘇聯研究社群中的人都認為的那樣，早就該這樣做了。然而，國會圖書館其實可以省去自己的這個麻煩，因為事實證明，不到十年它就沒有蘇聯圖書可以編目。 　　 　　蘇聯簡史（1922-1991） 　　 　　當我第一次以研究生的身分接觸到蘇聯的時候——時為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前夕——我不可能預料得到我將會在它百歲冥壽時為它寫訃聞。它得年六十七歲，只比在蘇聯末期出生的蘇聯人的平均壽命多幾年（但這平均壽命已比在蘇聯時期之初出生的人多出近一倍）。 　　 　　出於歷史敘事的性質使然，歷史學家常常把事件說得像是無可避免。愈好的歷史解釋被認為愈會讓讀者覺得別無其他可能。但這卻不是我寫這本《蘇聯簡史》的意圖。我的觀點是，人類歷史就像構成這歷史的個人生活那樣，很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出於偶然的原因，事情是可以有不同的演變。當然，在蘇聯的個案，我們面對的是一些革命分子，他們就像馬克思一樣認為他們對歷史瞭如指掌，大體知道在任何歷史階段會發生什麼事。「偶然的」和「自發的」在蘇聯的用法裡總是貶義詞，指那些按照計畫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它們也是蘇聯詞彙中最常見的詞語。這同一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分子——他們信奉自然環境和經濟環境會臣服於人類計畫的觀念——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權成功，大出他們自己意料之外。因為這與他們對他們處境的理論分析不同，幾乎是偶然的。 　　 　　我將要講述的蘇聯歷史充滿反諷，而這部分當然是因為革命分子堅信馬克思主義給了他們一種解碼工具。例如它告訴他們，社會是分成敵對的階級，各有各的政治代表，而他們的黨——最初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布爾什維克派系，從一九一八年起改稱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這種想法有時正確，有時不正確，視乎環境而定。但不管怎樣，它都愈來愈無關緊要，因為在布爾什維克成功奪權後，一件事很快便明明白白：黨對於支持它的工人和農人的主要作用是向他們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這麼認為過）。 　　 　　理論告訴布爾什維克黨人，新的多民族蘇維埃國家完全不同於舊的多民族俄羅斯帝國（雖然兩者的邊界實質重疊），而且這個國家的中心地區不會對邊緣地區進行帝國主義剝削，因為就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社會主義完全沒有的成分。正如我們將會看見的，特別是在最初幾十年，這種說法比它乍看的要合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看出為什麼地處邊陲的非斯拉夫人地區有時會覺得它們在蘇維埃莫斯科的眼中和在沙皇聖彼得堡的眼中無甚差異。 　　 　　西方把蘇聯的體制稱為「極權主義」並不是為了頌揚。但事實上，從蘇聯自己的立場看，這種說法卻近乎一種恭維，因為它幾乎照映出共產黨的自我形象：由一個無所不知的領導人根據科學和計畫制定穩定的道路，把包括最小的細節在內的一切納入控制之中。 出現在這種宏偉計畫中的許多「偶然」改道和「自發」歧出當然是無關緊要，不過它們將會在我的《蘇聯簡史》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它們對蘇聯人民的生活不是無關緊要的，而官方說詞和鮮活經驗的落差當然就是政治笑話（anekdoty）這種鮮明蘇聯文類的材料。「原則上」和「實際上」的對比是蘇聯政治笑話的主菜。另一道主菜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概念，它主張社會經濟現象（例如資本主義）在自身之內包含著自身的對立面（資本主義的對立面是社會主義）。外來詞Dialetika 是一個從黑格爾收養而來的哲學概念，但因為強制性的「政治識字教育」，大部分蘇聯人都熟知辯證法打發掉矛盾的拿手本領。以下是一個典型的蘇聯辯證法笑話： 　　 　　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何在？ 　　 　　答：資本主義是人對人的剝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被其對立面所取代。 　　 　　馬克思主義預言資本主義最終會崩潰，被社會主義取代（用赫魯雪夫的話來說是：「我們將會埋葬你們！」）這對奮力對抗俄國的落後和打造一個工業化、都市化的現代社會的蘇聯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慰藉。到了一九八○年代早期，他們多多少少達成了目標。蘇聯的力量和地位受到世所公認。「蘇聯人」成為了好識別的生物，他們在東歐的蘇聯集團有近親，在中國和北韓有較成問題的親戚，在第三世界有仰慕者。 　　 　　然後在現代史最壯觀和最無法預測的一個「意外」中，蘇聯的社會主義崩潰了，被一九九○年代所謂的「失控資本主義」（wild capitalism）取而代之。共十五個繼承國——包括俄羅斯聯邦——在一眨眼中出現，每個繼承國的人（包括俄羅斯人本身）都大聲抱怨他們在蘇聯的舊日子是剝削的受害者。《社會主義曾經是什麼而接下來會出現什麼？》（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是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評論後蘇聯時代的著作的書名。這個書名非常適切，因為它指出了對前蘇聯集團國家來說，突然變得不可知的不是只有未來，而是還有過去。「接下來會出現什麼？」是個沒有審慎歷史學家曾經嘗試回答的問題。對於「社會主義曾經是什麼」，政治哲學家可以引經據典加以分析，但我會採取一條不同的路徑：歷史人類學的路徑。不管社會主義在原則上可能意謂著什麼，但在一九八○年代被彆扭地稱為「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都在實際上出現在蘇聯。以下就是蘇聯從生到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