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的工業化
■ 衡量「去工業化」
不同於一般的印象,工業產量其實在這些年依舊不停地成長。真正改變的,是它在就業市場與附加價值上的地位。首先以就業市場來說,法國在一九七○年代中期達到顛峰,美國是在一九五○年代中期,英國則是一九六○年代中期。自此以後,這些已開發國家的就業機會就不斷減少。為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是外包,也就是指企業將某些非核心業務從自己處理轉而交由其他供應商完成,而這類業務一般會被分類至服務業部門。在法國,一九八○至二○○七年間,這個因素加上同樣被計入服務業部門的臨時工,兩者便占了整體下滑的三分之一強。外包的強勢影響一直延續到二○○○年。既然就業數目的減少與分類範疇的改變有關,那麼它便是一個數據上的假象。
在二○○○年之後,第二個導致就業數目下滑的理由是生產力增益,但幾乎無人意識到這項增益的規模。自一九九五年至二○一五年,法國的工業產量成長了一倍,整體工時則是減少了一倍。這個現象並非法國專屬:自二○○二至二○一四年間,每工時製造業產值的成長在法國是百分之四十,在德國是百分之三十,在美國是百分之四十九,在南韓是百分之九十四,在臺灣是百分之九十七。也就是說,今日普遍對於「自動化」工業的印象並非一種未來主義的幻想。這是一種已經很廣泛實現的趨勢。
第三個解釋就業衰退的因素是由於缺乏競爭力而導致的產量流失,換句話說就是原先由一國自行生產的產品從此改為進口。這個項目的影響要比前兩項更難確認。關於這個主題的各方意見不一,尚無定論,尤其在美國這個嚴重受創於「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之入侵的國家。經濟學者的信條完全與大眾流行的意見相反,他們長期以來皆認為這種國際貿易(尤其是與中國的貿易)對於就業的影響是頗為局限的。
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得出的結果與這種信條正好相反。它們顯示中國貿易的衝擊對於在地化的就業市場造成非常重大的負面影響。即使是在美國,藉由專業或地理流動性而進行的勞動市場調整過程相當緩慢;在較不要求專業的失業人口中,這種調整甚至是不存在的!在歐洲,與中國貿易的影響較為輕微、平衡(德國甚至對中國大量出超)。然而,同樣的情況或許正在形成中,由於人才的流動調整微弱,地方上流失的就業機會幾乎未能被彌補。
■ 附加價值,以價格計或是以數量計?
討論過就業之後,我們再來看看「附加價值」(valeur ajoutée, VA),也就是指工業對於財富創造(國內生產毛額)的貢獻份額。這個附加價值在今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十分之一,相較於一九六○年代的四分之一,讓法國成為「去工業化」程度最高的歐洲國家之一,與英國程度相去不遠,但遠遠落在德國之後。
不過,在此也同樣必須看相對性。第一個理由是國內生產毛額中的附加價值份額非常容易受到各種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化影響。很清楚地,如果相同的產品在期初要價兩千歐,而在期末價格剩下五百歐,那麼它的附加價值就只剩四分之一。或者,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工業產品的價格下滑要比服務業或營建業的價格下滑快得多:只要想想過去和現在,你以一萬歐元可以買到的製造業產品(汽車、電腦、智慧型手機等),以及同樣價格你所能夠獲得的服務,例如改裝你的廚房、出門旅行或支付律師費用就知道了。因此,我們應該比較以量計算、固定價格的附加價值,就能看到工業份額幾乎沒變。至於法國與德國之間的差距,自從一九九○年代以來就是持平的狀態。
對比這股下跌還有第二項重要理由。在狹義的工業世界之外,我們發現有些產業實際上非常接近製造業,例如網路公司、都市服務(交通、水、垃圾、能源、電信……),這些產業在法國尤其具代表性。它們雖然不是製造業,但是在行事作風和生產力方面與製造業的變革幾乎雷同,可說是完全工業化了。經濟學家費比絲(Laurent Faibis)和帕瑟(OlivierPasset)指出,將這些高度工業化的服務業和製造業加總起來的話,數字就會顯著地改變。自一九七五年至二○一一年,這些產業整體以量計算的附加價值幾乎沒什麼變化,大約占整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十。一套重新思慮過的「工業」策略不只應該納入這些服務部門,也應該以之作為法國經濟的重要成分之一。
■ 品質,在衡量標準中的重大遺漏
第三個觀察是,在我們的衡量中完全遺漏了一項關鍵要素,也就是「品質」效果。即使它們的名稱相同、價位相等,一輛二○一六年的汽車在實質上和一輛二○○○年或一九九○年的汽車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產品。現在的汽車可以在尚未熱車的情況下就發動,耗費的油只要先前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不容易故障,配有愈來愈多的電子裝置……但我們不知道如何將這項事實納入考量。
傳統的大量生產仰賴的是數量上的生產力(追求以愈低的成本製造愈多產出)。不過,在這三十多年間,廣義的「品質」標準已成為競爭中的決定性因素,而非次要因素:產品的可信度、變化的多樣性(所謂的「客製化量產」,sur-mesure de masse)、對於需求的暫時反應。在經濟遊戲的核心中,從此出現了一種「品質的生產力」(追求以愈低的成本製造愈好的產出),但我們所具備的個體(企業管理的管控)或總體經濟的衡量工具並不擅長處理這一點。
除此之外,每個人所見上述對於汽車或洗衣機來說為真的現象,對於服務業來說更是為真,因為品質面向在此不僅是核心,還特別難以估算。最後,數位世界的新興服務更是打亂了牌局,或者說是打亂了帳本;因為在很多時候,這些服務甚至不是經市場交易的商品。維基百科不會存在於國內生產毛額中;汽車共乘平臺BlaBlaCar、Airbnb 和其他所謂的「共享經濟」運用了未被使用或未達使用效率的資源,但它們反而會造成國內生產毛額的降低。難道我們會說它們為這個社會帶來的價值創造為零或為負值?
這一點是關鍵的,因為它對於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國內生產毛額所呈現出的成長數字,以及我們所假設的整體生產力放緩提出嚴正質疑。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似乎符合工業化國家所顯露出的現象。
■ 工業與服務業:聚合
今日對於「去工業化」的分析是建立在服務業與工業之間的明確區隔之上。儘管如此,它所牽涉到的並非單純的字義,因為在這種區隔背後所流露出來的觀點大大地激發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製造業是唯一專注於高度生產力活動的部門」、「製造業促進了出口與尖端科技的獨占」、「服務業會拖累生產力」。事實上,這些說詞帶有很嚴重的誤解。如同我們在上一段所闡述的,有一部分服務業和工業一樣有生產力。同樣地,「百分之七十五的R&D(研發活動,reseavch & development)集中在製造業部門」的觀點也是有爭議的:這個觀點是建立在一個過時的R&D
定義上, 出自一九六三年由弗拉斯卡提(Frascati) 所著之《手冊》(Manuel)中,而且我們經常將R&D與「創新」(innovation)的概念混淆。一名德州卡車司機發明尺寸齊一的集貨箱,便攪亂了全球貿易:服務業的創新在實務上並不計入R&D的數據。Sodexo 會比Renault 或Thalès較不創新嗎?最終,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數位科技的竄起正在摧毀這些舊有的分類。Apple、Amazon、Google 都將硬體和軟體緊密地結合,那麼它們算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呢?事實上,這種聚合非常深刻,表現在服務業的工業化、服務業在製造競爭力方面的地位崛起,以及工業的「服務」導向普及化。
服務業工業化的歷程首先表現在任務合理化的跡象下、在最激烈的泰勒化(即專業分工化)版本中。美國藉由在貿易、辦公室、餐飲業(麥當勞)、娛樂業和觀光業(迪士尼)世界中應用工業方法,在服務業工業化的歷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相較之下,在歐洲的人們對於服務業依舊大多抱持更加手工的看法。 在法國這個崇尚平等的國度裡,服務業的發展長期以來便以「服務」、「傭人」、「奴隸」之間語義的相似性著稱。但逐漸地,服務業的世界整個浸淫在傳統上與工業相關的準則與邏輯中:標準化、品質管控、資源合理化等。
工業的發展長期以來以三種方式牽引著服務業的發展:
⑴製造業的生產力增益使得社會財富增加,刺激服務業的需求(這就是索維[Alfred Sauvy)所謂的「外溢」)。
⑵某些產業,例如汽車業,激發了「系統」的出現;從道路興建到修車廠、加油站的發展,以及米其林(Michelin)指南等。
⑶除了暫時性工作之外,前文提過的外部性使得為企業而生的新興服務部門形成。
今日,兩者之間的分界變得不再壁壘分明。首要證據在於,被分類為「工業」的企業如今也經常出現在服務業市場中。以法國為例,百分之八十三的工業企業同時也販售服務;而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企業甚至只販售服務,更不用說它們為自己所需而產出的大量服務活動。
我們也必須檢視「對外貿易主要是以實體財貨貿易為主」的想法。事實上,製造業產出的財貨占了法國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我們也看到這些財貨只包括了全國製造業附加價值的百分之四十。剩下的價值是從跨國價值鏈中購得的外國零件與服務(百分之二十五)以及在國內市場上購買的專業服務(百分之三十五)。因此,當我們只以製造業世界的內部比較要素(例如法國與德國的相對工業薪資)來衡量工業競爭力時,我們就犯了一個大錯。事實上,相關專業服務的價格和品質也是關鍵。同樣的道理也可印證在為了工薪階級需求而生的服務業上,例如交通和住房這類成本會影響到薪資水平的領域。德國的住宿成本比法國低得多,這是兩國間競爭力差異的重要因素之一。
■工業也是一種服務
「在工廠,我們生產化妝品;在店裡,我們販售希望。」長久以來,廣告代理人已體會到工業不販賣物件,而是販賣經驗的象徵與承諾。愈是平凡無味,工業家愈是有興趣將他們的商品與建立顧客忠誠度的服務結合。今日,無數的產品是或多或少融入與結合了財貨和服務(如品質保證、融資便利、售後服務等)的「套裝」(packages)。
接著,更新潮且有趣的是,有些工業不再販售財貨本身,而是販售它的有效性、用途和功能。我們可以將工業歷史總括為三個階段。工業首先具備一名原料供應商(鋼鐵、能源、基本化學),接著它會環繞著滿足大眾(汽車、家電用品、電腦)與專業人士(機器)需求之物品生產而形成架構。如今,它進入了第三階段,即「服務性工業」,以販售用途為主。米其林以哩程數來計算輪胎的使用費;通用電器(General Electric)或勞斯來斯(Rolls Royce)則是以發動機運轉的時數來計費。
這種「產品服務化經濟」(économie de la fonctionnalité)的影響可以讓工業不再只是單純開立發票式的買賣,而可以協助我們建立一套整體性概念,以提供更具道德價值的產品/服務。事實上,這種經濟極為適於淘汰從生態觀點看來過時的方案。在一個「產品服務化經濟」的世界裡,生產者通常會願意延長產品壽品(除非客戶已對品牌上癮,如微軟或蘋果)。
這種較有利於使用權而非財產權的模式,可能促使某些部門(例如汽車產業)發生影響深遠的改變。我們已經看到在一些密集的市中心裡,汽車擁有者的數量正大量下滑中。Uber 之類的平台目標並非取代計程車,而是提供我們在擁有汽車之外的另一選項。作為時代的象徵,各大汽車製造商正試圖(以昂貴的代價)買回運輸移動的服務公司,而非彼此之間互相併購。二○一六年五月,Toyota 甫決定投資Uber 這家在日本幾無能見度的公司。一如BMW的總裁施瓦澤鮑爾(Peter Schwarzenbauer)所言:「移動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汽車工業則否。」
▍第五章 邁向超工業世界:改變的四大主軸
新生產世界在本質上是建立於舊工業社會的遺風之上,它深化了其原則,因此我稱之為「超工業」,而非「後工業」。這些原則遠早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即存在,例如在威尼斯(Venise)和君士坦丁堡的兵工廠已具備工業化的原則,可說是現代工業的雛型。而且,儘管不如韋伯(Max Weber)的意,這些原則並非西方特有。
不同於我們經常抱持的簡化印象,這些原則通常是在不穩定平衡之下的動態模式:知識的積累和點子的保障,但同時也永久地對於創新保持開放態度;標準化並尋求規模經濟,但同時也受到多樣性的需求引導。隨著進入機械化大量製造的工業社會,這些原則也獲得了無比巨大的力量而足以改變世界。今日,數位化和連結性將世界樣貌重新洗牌;在我看來,有四個面向可以總結最主要的改變。
■ 一種建立於基礎建設與公共知識之上的經濟
被主流的經濟主義扭曲了觀點的我們,將生產世界視作一群互相競爭的公司,各自運用自己的資源。然而,我們忽略了一點:這些資源中有一大部分是屬於集體的、共有的、社會的。我們看到人類活動商品化顯然無可避免的進展,但卻忽略了惟有當這種商品化建立在許多非商業的努力(或者如經濟學者的說法—「外部性」)之上,它才有可能運作得了。這些外部性有時是負面的,例如開採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不過,它們有時也是正面的,例如將科學知識應用在商業經濟中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形式,以及愈來愈多在物質上、心智上與文化上的「基礎建設」。馬克思在談到「一般智力」(cerveau général)、德文則稱作「社會智力」(cerveau sociétal)時觸及了核心關鍵。對他來說,「社會智力」尤其體現在各式機具中,以及機械作為一種系統上。他寫道:抽象且集體的知識被安置在這些機器中,已成為主要的生產力,而將片斷的、重覆的人體勞動打入次級甚至邊緣的地位去。
上述最後一項論點顯然有所偏誤,但「社會智力」的觀點在今日再真實不過了。話雖如此,工廠裡的機器再也不是這種集體特徵體現的最主要場域,經濟運作不可或缺的公共資源一部分在於基礎建設的巨大網絡,另一部分則是在於可自由運用的大量知識與創意。我們或許可以此隱喻:經濟從此便嵌入在這兩大層次之中,猶如一般商品生產的地與天。
地:自從馬克思寫作的年代至今,集體(不論是公共或私有的)基礎建設已經驚人地四處延伸:港口、機場,以及海底光纖、衛星、電網、資訊網絡、伺服器農場、雲端、共享軟體等,一同形成了巨大的網狀系統。相較上一個世紀比較單純的基礎建設,這不只是數量上的成長。過去的基礎建設(道路、電報或電話)是從外部將企業與它們自己的工具連接起來,而新型的基礎建設則形成一種籠罩且入侵所有特定生產與交換作業的「環境」。網路不只是一種交換系統,而是允許企業內外部各種活動連結起來的一種無所不在的基礎結構。這個結構是由多個層次所構成。一條路可以獨自存在,但一個資訊網絡需要多重層次才得以建立起來。少了網路的軟硬體設備,撰寫程式編碼的開發工程師就不會存在;沒有網際網路協定(protocole IP),網路就不會存在;沒有微處理器和摩爾定律,網際網路協定也不可能存在。這就像是基礎建設開創在沒有地基的迷宮之上,而且對於其使用者來說是愈來愈隱晦不明了。
天:維繫現代生產的數據、點子、資訊、知識(這些字眼應該有所區分)在某種程度上凝聚於機器和基礎建設中,不過它們同時也流通在各種網絡上、在學校裡、在人與人之間、在對話中、在研談會、飛機和快餐店裡。若回想起英國經濟學者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論及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區時曾說過的名句:「工業的祕密就存在於空氣中。」有些人恐怕會說現在的情況也沒什麼不同。
除了這些點子流通的層次、多樣性和規模之外,確實沒有什麼不同。有些人稱之為「授粉」(pollinisation),其他人則說是「科技外部性」(externalités technologiques),但總之是指稱相同的觀察。少了科學與公共知識的接觸,沒有技術或專業社群的交融,現代經濟就不會形成。這個既明顯、巨大且被「社會智力」忽略的事實就處在多種緊張關係的核心位置,影響到了超工業社會的中心制度之一:智慧財產權。在今日,智慧財產權面臨到技術以及知識本質上的危機。既然數位世界的起源是絕對自由主義,那麼如果它成為特權的戰場,也不會是偶然而已。
■ 一種注重關係而不只是交易的經濟
自動化和演算法的無所不在掀起一股新浪潮,以顯然無法抗拒的勢態在我們或可稱作「交易型」的經濟體內蔓延開來。在這種經濟體內,人類的介入僅限於系統的設計與監督。極端的例子便是高頻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的金融活動,即捕捉市場價格在一瞬間的失衡波動而進行操作。我們以此為由在芝加哥和紐約之間架設光纖線路—順帶一提,這是一種全然投機的活動,並無任何社會效益。
普遍而言,市場金融在今日有一大部分活動是自動化的,並且透過演算法來管理,一如大型網絡(交通、能源、資訊)的發展。「交易型」模式的興起也存在於形式化的程序、各種性質的例行程序或是大數據(big data)的自動化處理等活動中。社會學家卡爾頓(Dominique Cardon)指出,在我們的網路日常使用中,演算法沒有如其倡導者以為地那般制約我們。面對網路誘惑,我們的行為反應並未如預期的自動化。反之,我們可能會感覺到在生產過程中,演算法正在主宰一切。
在我看來,這其中似乎存在著一種觀點上的錯誤。誠然,「交易型」模式正在擴張其領土,但是在現實中,當代經濟變得愈來愈「靠關係」,意即成效高低愈來愈仰賴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性質(開放的、人際交流的、對話的),並且展現在多種層次上:公司內部、公司與公司之間、公司和其社政與制度環境之間。
這是矛盾之處。隨著各種技術系統愈來愈形成一個整體(以致更加脆弱),效率就愈是源自於「關係」。製造業公司在一九八○年代便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在此之前,泰勒化和福斯化的大規模製造活動試圖以某些方式將「交易型」模式應用在人類勞動上:操作與任務的詳細定義、嚴格規畫的組織結構、操作者之間無水平溝通—總而言之,操作者就如同機器人。然而,當技術系統超越某種複雜性的門檻時(例如在汽車製造業中出現的首批自動化軋板廠),當競爭之激烈促使企業將所謂的「成本外」標準(例如品質)視作優先時,它們就意識到了傳統的泰勒化模式不僅不再恰當,更是變得完全不具生產力。
試圖仰賴動機、激發企業內各成員之間溝通的新型管理模式,經常被視作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運動:事實上,在面對諸多強烈的功能要求時,這種模式就是因應之道。舉例而言,為達到一定程度的好品質,需要產品和流程設計者、經營管理者、維修和售後服務者之間的開放對話。
不過,這種對話無法在僵硬的交易模式中展開。它或許在金融業這種只操弄符號的地方行得通,但是在工業部門是行不通的。大多數的經濟學家低估了這一點所造成巨大的後果。在工廠裡,相較於各種資源的品質與成本,成效高低更仰賴的是各種資源組合的靈活度,換句話說就是以關係建立起來的組織效率。一個簡單但真實的案例就能讓人更佳理解這一點:假設有兩個完全相同條件的優酪廠:相同的機械、相同的合格檢驗、十分相近的薪資水平,令人驚訝的是兩個廠的每噸生產成本相差百分之五十。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機械的可用性擴大了兩廠之間的差距。在甲廠裡,所有機械都受到完善的維護,而在乙廠裡,機械則經常故障。然而,這一點是直接取決於成天圍著機械繞的團隊成員之間的溝通密度與品質,也取決於他們整體學習、說明與管理事件的能力,這些要素從此構成了工作的基礎。
這個例子是可以概括而論的。在大多數的現代工業廠房中,「機械生產力」要比「勞動生產力」具備更重要的經濟影響。它造成了不同廠房之間非線性的巨大差異,而且它首要取決於關係的品質(這一點也連帶解釋了為何勞力成本較高的工廠通常有較佳的成果,包括在生產成本上的表現)。
然而,對一個工廠來說重要的要素,也會以其他形式而對於企業整體、企業間網絡、各種產業部門、工業結構和特定地域來說很重要。不同於一筆金融交易,生產部門參與者之間的交換需要足以建立相互保障和信賴的時間、記憶和共享經驗,以加速學習並逐漸創造集體成效。既然地理分布會影響到關係與共享智慧的真實結構,而不只是一種被動的毗鄰性,那麼上述論點便充分地解釋了其日漸重要的角色;就其他層次而言,它也解釋了種族、宗教、文化、技術之分布在當代生產經濟中愈加顯著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就是所有可產生自我認同的社會形式。惟有當關係的品質補充了交易的縝密性,互相連結而形成網絡的工業才運作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