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春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1. 　　在思想界眼中，法國擁有一批能呼風喚雨的左派學者，是街頭示威與罷工的革命聖地。但台北東區逛街的女士則有不同的看法，她們心中的法國是個遍地香水與化妝品和街頭盡是時尚仕女的自由國度。這種認識上的落差，也同樣顯現在個人身上。從小，我們就讀過太多不滿資本主義的學者所編寫的教科書，叫得出伏爾泰、盧梭、聖西門、沙特、哈伯瑪斯等偏愛社會主義者的大名，卻想不起來任何一位捍衛自由主義的法國學者。或許還有托克維爾的模糊影子，但是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呢？ 　　巴斯夏和托克維爾生在同個時代，那時，人類開始探索現代民主。百年前，孫中山為了鼓吹民主，就是以「四萬萬個皇帝」去描繪民主之後的中國和人民的權利。四萬萬個皇帝是可怕的，不只潛藏著無休止的戰爭，更在於每個皇帝都是想落實「計畫天下、干預個人」的專制。西方學者的發現是，民主的根源落在強調自由的個人主義上，但同時，失去規則的民主運作也會剝奪個人的自由。 　　巴斯夏的論述是以經濟邏輯為依據，發現各種以社會福利為目標的干預政策都必然失敗。由於認識到社會主義在邏輯上的不可行，他堅決地捍衛個人主義，鼓吹經濟自由。在當時，馬克思稱他是「庸俗經濟學辯護論最淺薄也最成功的代表」。 　　然而，巴斯夏還是抵擋不住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浪潮，遭到長期的冷落。直到近幾年，南歐國家（其實也包括法國）因長期追求福利政策「看得見」的利益，故意漠視「看不見的」巨大代價，接二連三地爆發主權債務危機。洶湧的歐債危機撲來，人們才想起這位自由主義大師和他的名言：「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其實，在2007年的次貸危機，當美國政府以巨資為大財團紓困時，揭竿而起的茶黨就喊出巴斯夏在〈論法律〉的名句：「我們這個時代盛行著一種幻覺，以為透過彼此犧牲一些利益可以造福所有的階級——以法律為幌子，實際上進行的卻是全面性的掠奪。」 2.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是巴斯夏在《政治經濟學選集》的首篇。海耶克在該書英文版的〈序言〉裏稱讚他是一位天才，因為「從來沒有人能用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就清楚地揭示理性經濟政策的核心困難和，我更願意說是，經濟自由的確切論述。」海耶克「更願意說」的是，經濟自由並不是一項信念或信仰，而是對經濟政策的看得見效應與看不見效應的理性理解。個人不會去採用看得見損失的（經濟）政策，卻很容易被看得見利益的政策所吸引。巴斯夏說，任何的政策（或行動與法律）都會引發一連串的效應，立即的效應看得見，但一段時間之後的效應就看不見。這些效應可能是利益，也可能是損失。如果看不見的損失超過看得見的利益，政策就必須拋棄。因此，完整的政策效應必須總計這些「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利益與損失。 　　巴斯夏更深入看這問題。他繼續把問題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如何預估那些看不見的效應？經驗是較草率的估算手段。相對地，經濟學分析（那時稱政治經濟學）提供一套可推演的因果邏輯去預示可能的效應。評價一項政策，必須經過徹底而完整的經濟分析。巴斯夏討論了不同政策的看得見之利益與看不見之損失，質疑道：我們為何只看到立即的利益就貿然採用？為什麼不好好評估政策的完整效應？為什麼那麼短視？難道這是人的本性？他說，這些政策的推出「不單純只是順著自己的本性，也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的決定。」既然經過深思熟慮，就不是短視。短視不是人的本性，「私利的追求（才）是人類本性的主要動力」。那麼，在深思熟慮之後，政策的執行者在追求什麼樣的私利？ 　　「看不見的」不僅是指現在尚未發生的利益或損失，也同時指獲得利益或遭受損失的對象。巴斯夏稱該對象為「第三人」，而這「第三人」可以是利益團體（第一人）或政策制訂者（第二人），或是兩者之外的平凡百姓。在民主制度下，利益團體發起政策並推動立法。出於私利，他們會挑選如下的政策：讓平凡百姓看得到立即的利益，卻看不見未來的效應。當然，平凡百姓必須是立即的獲益者，這一點利益團體不必去爭。利益團體等待的是更大的未來利益，而這些未來利益是平凡百姓看不見的，自然也不會歸屬他們。相對地，平凡百姓將承擔他們看不見的未來損失。 　　在「貿易限制」一節裏，巴斯夏很詳細地描述利益團體（保護主義先生）如何以言論蠱惑立法者、如何誘使他們去說服平民百姓、如何通過表決的過程。他說：「保護主義先生只指出看得見的效果，卻對看不見的效果置之不理。明明畫裏有三個人，他卻只提到兩個人。因此，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我們都應該將他忽略的部分補上。」 　　當他說到「我們都應該將他忽略的部分補上」時，也同時指明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就是讓平民百姓「看得見」他們原先「看不見」的效應和其效應的分配。平民百姓一旦明白自己的分配額，「知道看不見的部分抵銷了看得見的部分，（就會發現）整個運作的過程是不公正的。」經濟自由的第一層問題是經濟邏輯，在清楚經濟邏輯之後，經濟自由的第二層問題自然就落在正義問題上。書中第二篇文章〈論法律〉就清楚指出，捍衛經濟自由，其目的是為了捍衛正義。遺憾地，直到今日，許多人還對經濟自由存在很深的誤解。 　　利益團體利用平民百姓對經濟學知識的欠缺和他們擁有投票權的民主制度，讓他們在無知下支持裹著糖衣的法律。經由這些法律，利益團體掠奪了平民百姓的財產，巴斯夏稱此過程為「合法掠奪」，而已逝的經濟學家蔣碩傑稱之「五鬼搬運」。合法掠奪的方法多不勝數，與其相應的掠奪計畫也多如牛毛。在巴斯夏看來，貿易限制、關稅、累進稅、義務教育、就業權利、最低薪資、公共工程等都是合法掠奪。這些政策與法律看似有利於弱勢族群，但其實未必，因為看不見的損害常遭故意忽略。 　　巴斯夏指出，利益團體發現利用法律可以更容易實現其企圖，並讓平民百姓去承受未來的損失。因此，捍衛正義，就必須讓法律有能力不讓合法掠奪出現，更不能讓法律成為合法掠奪的工具、不要讓它被誤用、不要讓它墮落。法律必須保障個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不能犯下掠奪個人生命、財產和自由的惡行。捍衛正義，就是捍衛個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就是捍衛法律。法律就是正義，法律就是正義，法律就是正義……。他重複了七遍以做為〈論法律〉的結論。 3. 　　巴斯夏從經濟邏輯切入，指出政府經濟事務的合法掠奪。因此，有人視他為反對凱因斯政策的先知，也有人說他是奧地利學派的武林前輩——他較海耶克早出生百年。海耶克在英文版〈序文〉裏，除了討論巴斯夏的論述外，也提到如何繼續發展他的思想。要將巴斯夏的思想帶入當代，首要的工作就是指出時代環境的差異，然後才能生根開花。 　　海耶克簡單地陳述了百年來的環境變化。第一，在巴斯夏時代，廣大的百姓和政府官員對經濟學知識還很陌生，也就看不見政策的全面效應。於是，巴斯夏選擇對一般百姓和政府官員傳播的使命，提醒他們警戒利益團體對政策與法律的滲透。到了二十世紀，經濟學知識已普及，利益團體無法繼續蒙蔽一般百姓和政府官員，必須借用更艱深難懂的理論。因此，當代自由主義者的工作是，指出隱藏在計畫經濟或干預主義理論中的種種錯誤，和合法掠奪的可能發展。第二，在巴斯夏時代，政府預算以預算平衡為原則，任何的新支出計畫必須伴隨著新稅收計畫。即使人們看不見新增支出或稅收的後果，但對增加稅賦的心痛感覺卻是深刻的，而這心痛感覺能提高他們對政府的警覺。但在凱因斯政策盛行之後，政府從赤字財政理論獲取揮霍的合理性，又利用發行公債代替增稅以麻醉人民的心痛感覺。於是，政府債務愈累積愈大，合法掠奪也愈來愈嚴重。 　　從海耶克的〈序言〉至今，又過了半世紀。在這本中文版的序言裏，我必須指出這半世紀以來的環境變化，以及當代自由主義者所應警覺的新環境。巴斯夏說，「法律被誤用，主要是受到兩項非常不同的因素影響：不智的自私與錯誤的博愛。」他又說，「我們反對的不是自發性的博愛，而是法律規定的博愛。」他的意思是，自由主義者不會反對博愛，反對的是法律規定的博愛，因為法律已遭誤用，因此，法律規定的博愛只是錯誤的博愛，不是真的博愛。在今日，碎細化的社會主義者正借「正義」之名批判自由經濟，同樣地，我必須說：自由主義者不會反對正義，反對的是法律規定的正義，因為法律已遭誤用，因此，法律規定的正義只是錯誤的正義，不是真的正義。 　　錯誤的博愛與錯誤的正義，是指博愛與正義的內容遭到扭曲和誤導。在巴斯夏看來，扭曲和誤導的來源是，假借其博愛與正義之名的政策或法律只願說出看得見的利益，故意隱蔽了看不見的損害，尤其是當受害者是平民百姓時。在經濟學知識尚未成熟時代，巴斯夏對平民百姓和政府官員指出的看不見的損害，若以當代的經濟知識來說，大都是人類重新調整行為後的經濟後果，其中許多都可以經由經濟行為誘因的分析而預知其結果。 　　經濟行為誘因本是人類的行為反應，當經濟學家深入研究並獲致一些成果後，逐漸地也將它視為類物理法則而開始想加以干預與控制。的確，已有經濟學家成功設計了能實現計畫者預設目標的一些誘因機制型的政策與法律，甚至還獲得經濟學界的最高桂冠。問題是，人類的行為反應是為了追求自己目標的實現，而不是去實現他人的計畫目標。個人就是目的，不需要他人幫其設定目的，更不是實現他人目標之工具。在這裏，做為第三人的平凡百姓是否真的看得見那些被隱藏在公告目標下的利益？是否看得見被隱藏的其他目標？是否看得見自己未來可能承擔的損失？更可悲地，在誘因機制與經濟設計裏，連做為第一人的設計者也都只能看得見他們計畫的目標能否實現，卻看不見人類行為遭到扭曲之後的反應和將導致的破壞。 　　寫完這篇序言，我和女兒簡單地討論了本書的內容，也談到譯者。我們驚喜地發現本書譯者就是翻譯《我們最幸福》的黃煜文。由於譯文流暢，文字洗鍊，使原本即已誘人的情節更加生動。記得年初，我們輪流閱讀《我們最幸福》時，那被等待者催促的壓力只有早年在輪流閱讀武俠小說時方可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