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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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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黃金時光 臉譜全書系/三本75折

內容簡介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湯瑪斯.謝林最新著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指出,獲獎的謝林和奧曼從事賽局理論的研究,有助於解決商業貿易上的矛盾衝突,甚至於戰爭糾紛。 瑞典皇家科學院則指出:「為何某些個人、組織和國家集團能夠順利推動合作,某些集團卻因彼此衝突而蒙受損失?針對這個古老的問題,湯瑪斯.謝林和羅伯特.奧曼的研究已將賽局理論或互動決策理論拱上主要分析途徑的寶座。」 早晨交通尖峰時間,高速路上湧現進城的車潮,突然間,煞車燈紛紛亮起,車輛開始減速,車流也慢了下來。原來是出城的車道發生交通事故。但是,為什麼進城的車道會出現擁塞的情形呢?因為駕駛為了看一眼對向車道的車禍狀況,都把車速放慢。如此一來,大批通勤者多花了十分鐘的開車時間,只為了那十秒鐘的ㄧ瞥。換句話說,每位駕駛為了看車禍現場花了十秒鐘,但卻因為前方駕駛的好奇心而耗掉了九分五十秒。這真是不划算的事。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就是在討論這類的狀況。這些狀況有的很嚴肅,有的很怪異,但全都涉及一種行為模式:一個人對他所處的環境做出反應、因應及適應的同時,卻渾然不知或不在乎,他的行為與其他人的行為結合起來後,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謝林教授使用大家耳熟能詳、淺顯易懂的例子來說明當集體行為不只是個體行為的單純總和時,會發生什麼狀況;為什麼社會成員經常無法察覺他們的個別決定所造成的整體結果;以及為什麼以集體現象來推斷個人意圖,是一種弔詭且根本行不通的做法。但他並沒有就此打住,而是設計了一些不算艱澀深奧但也非可以一目了然的模型,或稱之為基本分析系統,俾用以探討因為種族、性別、年齡和收入的區隔現象所行程的社會問題。 【名家專文推薦】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吳惠林 「這本《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是湯瑪斯.謝林的最新著作。謝林以種種生動有趣的例子展開他對日常生活中諸多『人的行為』之分析,舉凡生男生女、宿舍的男女安排、白人黑人及不同種族的分配、球賽座位買票賣票、不同高速公路的選擇以免擁塞等等非常現實人生的課題。」

目錄

◎謝詞
◎推薦序 理性的個人,盲目的群眾

◎第一章 個體動機與總體行為
有目的的行為╱市場行為╱平衡狀態分析╱交換和其他交易行為╱人為市場和局部市場╱互動行為

◎第二章 與搶椅子遊戲息息相關的數學分析
詞語的定義╱兩類群體的匹配╱兩類群體的分佈率╱成長的動態學╱加速原理╱在一個分佈狀況中的位置╱排隊隊伍和循環運輸系統╱漏損和衰退系統╱模式和結構

◎第三章 自動調溫器、次級品和其他相似類型
社會科學中的模型╱臨界質量、傾斜和次級品╱臨界質量圖解╱公地╱自我實現的期望和其他期望╱自我執行的常規╱社會契約

◎第四章 分類與混合:種族與性別
個體動機與集體結果╱某些數量限制╱分離的機制╱分類和搶位子╱一種自我形成的鄰里模式╱連鎖反應╱是「分隔」狀態嗎?╱有界鄰里關係模型╱一個關於「容忍度」分析的例子╱容忍度圖形的轉換╱遷移動態╱容忍度分佈不同時╱人數組成不同時╱結果的多樣性╱種族融合主義者的偏好╱政策和工具

◎第五章 分類與混合:年齡與收入
分類與混合的模型╱離散變量與連續變量╱離散行動與連續行動╱限制性恆等式╱開放式模型╱封閉式模型╱封閉模型中的其他偏好╱稍微更具概括性的公式╱第三個房間╱分隔或不分隔的最優性╱模型的重要性╱一些應用方式╱其他一些「分類變量」╱模型的結構╱市場類比╱隨著時間流逝而發生的改變╱調節性變量

◎第六章 選擇子女的基因
基因組合的選擇╱選擇的技術╱性別選擇的特異性╱選擇子女的性別╱可供選擇的其他特徵╱選擇行為在人口學上的後果╱選擇行為在文化上的後果╱是預測也是猜測╱與傳統優生學的對比╱一些關於動機和人口學的結構╱為誰選擇?╱擁有選擇的後果

◎第七章 冰球頭盔、日光節約時間和其他二元選擇
知識和觀察╱囚犯的兩難╱擴充定義╱重要參數╱一些不同的結構╱相交的曲線╱有條件的外部性╱公地╱雙重平衡╱做為不完整雙重平衡的多囚的兩難╱曲度╱一致性╱互補性╱充足性╱關於圖形的總結說明

內文試閱

第一章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


  我曾應邀向一大群聽眾演講,演講開始時間是晚上8點。我跟隨接待人員從講台後門進入大廳,站在講台側面,此時我脖子上已掛著麥克風。我看到前面十二排空無一人,心想學術聚會就是這麼一回事:8點是指8點15分。當主持人走上台,向空蕩蕩的座位點頭並開始介紹我時,我心中頗感疑惑。雖然有點不情願,我還是走向講台。

  結果發現,從第13排到大廳後面牆壁之間,密密麻麻坐滿了800人。我開始演講,感覺像是隔著一條河向對岸的群眾說話。事後我問主持人,為什麼做這樣的座位安排。他說無此安排。

  現場沒有座位安排,也沒有引座員。聽眾是依其偏好自行選定座位的。我們要思考的是,聽眾的偏好究竟是什麼?

  可能每個人都希望所有聽眾全擠進靠後面的24排,讓最前面的12排空出來。但任何人除了自己可獨樹一幟外,對其他人要坐哪裡他是無法控制的。人們並非按照某種座次表選擇座位,而只是走在通道上掃視會場,從所見到的空位中挑選他們想要的座位。

  我們能否推測人們是遵循什麼法則來選擇座位?在此應一提的是,就我所知,坐在不同排的人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差異。坐在靠前面或靠後面的人,不見得比較老、衣著比較光鮮或主要為同一性別。坐在最前面(第13排)的人看起來比較專心,可能他們心知肚明,即便在這樣的距離下,他們若閉上眼睛或打起瞌睡,我可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他們的警覺心要比其他人高一些。

  好奇如我者,卻忘了問主辦人有關各排滿座的順序。聽眾是依序由後往前坐滿空位?任意坐進後面的24排?或先來的人坐滿第13排,後到的人依序往後面就座?最後這種情況應不可能發生:假如最先到者選定了前面的就座界線,使得後到者剛好可坐滿界線內的座位,這也未免太巧了。須知,此一情形與人們進入一個密集地區時應該是一樣的,這種就座動能並不知道其後還有多少人會到達現場。

  我們可能基於幾個原因,而對呈現這種就座模式的聽眾之行為、想法和意圖感到興趣。第一個原因是,我們不想見到這樣的結果;我們希望他們全坐在前面的24排,而不是後面的24排,或分散於整個聽眾席中。假如我們想在盡可能不進行組織或不干涉聽眾偏好的情形下改變就座模式,則必須瞭解是否可巧妙改變他們的誘因或對聽眾席的認知,使他們「自願」選擇較佳的就座模式。

  做此事之前,我們應該先瞭解聽眾是否喜歡自己選擇的座位安排,以及他們這種選擇座位的方式能否證明他們一定對結果感到滿意。

  令我們感興趣的第二個原因是,這個過程所含的某些因素使我們想起其他類似的情況,例如,人們依某種模式自願選擇的地點卻不具有明顯的優勢。居住地點的選擇就是一個例子。這種聽眾席內的實驗指點我們遭逢其他情況時應注意哪些因素。

  我請讀者思考促成這種就座模式的動機,目的不是想研擬一份聽眾席管理手冊,也不是要推測人們選擇居所的方式、群眾行為或停車場的使用模式,而是要為本書的內容舉出一個生動的例子。本書討論的是社會科學中一種偏重理論性的重要分析,這種分析旨在探討構成某些社會群體的個體的行為特徵與群體特徵之間的關係。

  此一分析有時會基於我們對個體意圖的瞭解來預測群體的行為:假如我們知道進入聽眾席的人都有坐在其他人旁邊的群聚願望,但又總想彼此之間隔著一個座位,則我們可預測所有聽眾全到齊後所呈現的就座模式。或者,此一分析可進行我請讀者做的工作──設法瞭解什麼樣的個體意圖或行為模式會導致我們所觀察到的模式。假如有數種行為可能導致這種模式,我們即可從中找出選擇這些行為的證據。

  當然,有些情況是非常單純的,我們可從中發現總體只是個體的外推結果(extrapolation)。如果知道每位駕駛都會在天黑時自行打開車燈,我們料將可從直升機上看到某地區的所有車燈約略在相同的時間亮起來。我們甚至可以依據機上的羅盤方位看出麻薩諸塞州高速公路上的亮光隨著天色變黑而由東向西移動的情形。但如果大多數人是見到迎面而來的汽車已亮燈才打開自己的車燈,我們從直升機上看到的將是另一番景象。在第二種情況下,駕駛對彼此的行為做出反應,也互相影響對方的行為。人們對某種環境做出反應,其中有些人另外對自己的環境做出反應,而在這個環境中,又有人對其他人的反應做出反應。有時候這種動態具有單向連貫性:如果你的車燈導致我打開車燈,我的車燈可能又會促使第三者打開車燈。有時候這種動態具有相互針對性:聽到你按喇叭,我也按喇叭,如此一來,你於是更急切地按個不停了。

  在人們的行為或選擇取決於其他人的行為或選擇的情況下,通常無法以簡單的總結或外推來獲知群體的行為。為找出其中的關聯,我們通常必須檢視個體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互動體系,也就是個體與其他個體或個體與集體之間的互動體系。有時結果會出人意表,有時不易猜測;有時分析工作很困難,有時甚至無法獲得結論。但即便是沒有定論的分析也可以提醒我們,不應依據觀察到的群體行為而做出有關個體意圖的草率結論,也不應依據所瞭解或臆測的個體意圖而做出有關群體行為的草率結論。

  回頭討論聽眾就座的問題,並稍加思考人們選擇座位的動機(毋需假設他們都有相同的動機)。哪些推測──即不同的假設──可說明為什麼這些聽眾會形成我所描述的結果?如何評估每個假設所造成的結果?如何以不同的假設來影響結果?每個假設能允許偶然性或組織架構(architecture)擁有多大的發揮空間?我們能否深入研究這幾個假設,從中做出選擇,或放棄所有假設,繼續尋尋覓覓?

  最明顯的一種可能性是每個人都想盡可能往後面坐。最先來的人會坐在最後面,晚到的人可能會後悔沒能早點來;但對整體聽眾而言,變換座位對最後的結果並無裨益,因為只要把一個聽眾換到後面的座位,就有另一個聽眾必須換到前面的座位。如果我們真想把所有聽眾的座位向前移12排,封鎖最後12排座位即可達到目的。

  第二種可能性的情況有所不同,也就是每個人都想坐在別人後面──不是大廳的後面,而只是其他人的後面(或許他們想在散場時搶先離開)。他們可能希望別人盡量往前坐,這樣他們也可跟著盡量往前而猶能保持在別人後面。為了坐在別人後面,先來的人會選擇相當後面的座位,以便留出座位給後到的人,但後到的人卻坐到他們的後面,不是前面;另一種情形是,如果先來的人認為後到的人會有這樣的行為,他們只好選擇最後一排座位,否則將會有人擠到他們的後面。同樣的,如果我們想要他們全都往前坐,可以封鎖最後12排座位;也許他們也想往前坐,只是事實上沒有如此做罷了。

  第三種可能性是每個人都想坐在靠近別人的位子,這可能是人的群聚性使然,也可能是為了避免自己明顯落單。如果最早來的少數人恰好坐在靠後面的位子,則後到的人會聚集在他們周圍,直到人群擴散到最後一排為止。自此以後,只有往前的方向才有空位,後到的人為了能靠近別人,會選擇緊臨人群前緣的座位。如果我們能使最早來的少數人坐在前面,則同樣的過程將導到相反的結果:晚到的人發現前面已坐滿,將選擇緊鄰人群後緣的座位。不論是哪種情況,先來的人都會被團團圍住,接著所有人會簇擁在一起。只是前一種情況人們是集中坐在後面,後一種是集中坐在前面。   第四種可能性是每個人都想看別人進入會場的情形,如同賓客在婚禮中的行為一樣。人們為避免伸長脖子探望或被發現自己正揪著目標看,會盡量往後面坐,並看著別人在走道上行進。一旦聽眾都就座後,坐在後面的優勢不復存在──不論是坐在別人後面或大廳後面。如果我們能估出人群的數量,並據以封鎖後面幾排座位,則每個人的座位都可朝「正在發生的事」前進12排,而得以一飽眼福,而且,也不會出現演講者與聽眾之間隔道鴻溝的尷尬情形。或者我們可以使人們從前門而不是後門進入會場,先來者就會選擇前面的好位子,以便觀看後到者的來臨。

  另外一種假設是,大多數人已經在其他時間與地點養成了自己的就座習慣,並從中發現坐在前面的諸多缺點。他們一如往常不假思索就往後面坐,但後來想清楚在這個場合可能不會有老師走上前來問問題,他們大可往前坐,以便看和聽得更清楚。其他狀況依此類推。我們甚至可假設,人們在進入大廳後,只是因為疲倦的緣故而選擇最近的空位坐下來。但這種行為應該考慮禮儀原則──即每一排第一個就座的人必須坐在兩個走道的正中間,接下來的就坐者必須往裡面靠,以盡量減少後到者得跨過別人的情況──如此我們才能觀察這個「最不費功夫」的假設造成的結果。

  我還發現另一種有趣的假設,可能性雖低,卻也言之成理。這個假設認為,沒有人在乎自己坐在哪裡,只要不是在最前面──也就是已經有人坐的第一排就行。在已經坐了人的24排座位中,人們並不在乎他會坐在其中23排的哪一排,但就是不想坐在第一排。

  事實上,每個人可能都想盡量往前坐,唯一的條件是他不要坐在第一排。在不知道會來多少聽眾的情形下,人們為求安全起見,會往後面坐;當看起來似乎大多數聽眾已經到場後,人們會跨過已就坐者,在人群中找空位坐,而不會坐到大夥前面那一排空蕩蕩的位置上。

  當然,有些人終究還是坐在所有人的前面;而如果全體聽眾都往前移12排,他們可能會同樣高興,或更高興。坐在其他23排的人勢必也樂見整個人群往前移動。

  可能性更低的另一種假設是,人們甚至不在乎坐在第一排,只要緊接其後的各排都坐滿人,使得坐在前排的他們不會特別顯眼就行。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同樣的結果。

有目的的行為

  應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假設都包含一個概念:人們有自己的偏好,會追求目標,會盡量避免費力或尷尬的事,盡量增大視野或舒適感,尋求或避免他人的陪伴,及以其他或可稱之為「有目的」的方式展開行動。而且,這些目標、意向或目的與別人及他們的行為有直接的關係,或受別人尋求他們的目標、意向或目的時所處的環境之限制。這種因變行為(contingent behavior)──行為本身取決於別人的所作所為──乃為我們常見的行為模式。

  在其他科學中,比如有時在社會科學中,我們會以比喻的方式指出行為是有其動機的,因為有些行為看起來好像是欲達成某種目的。水往低處流,大自然厭惡真空,肥皂泡將表面張力降至最小程度,光雖然在不同介質中有不同的速度,卻總是循著費時最短的路徑行進。但如果我們將水注入J形試管,並封住底端,試管中的水將無法往低處流,此時沒有人真正認為水會有挫折感。如果我們打開試管底端,大部分的水會潑灑到地上,此時沒有人會認為水為了往低處流而潑灑了一地是種短視的行為。

  我們多數人都不認為光是在忙著趕路。最近,最近有人認為向日葵會因為跟不上太陽的移動而苦惱,而且我們還得知,樹葉會在樹上尋求光源充足的位置,以達成最有效的光合作用。如果我們從事伐木業,會希望樹葉長得茂盛,但不是為了樹葉本身;我們甚至不清楚樹葉的行為是自發性的,或只是受某種酵素所驅使,或屬於我們完全無法用「目的」或「尋求」之類的字眼來歸類和評估的化學體系的一部分。

  人的問題就不一樣了。當我們分析人們逃離火災現場的行為時,我們認為他們真的是設法想逃命,而不僅僅表現出「好像」不喜歡遭到焚燒的樣子。人不同於光線和水,我們通常認為我們是在自己的知識限度內、在有關如何克服環境困難朝目標前進的理解下,做出有意識的決定或調適,以追求近期或遠程目標。事實上,我們常常可以認定人類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經估算或依直覺判斷,以瞭解如何從當前處境邁向所望境地的能力。如果我們瞭解一個人所欲解決的問題,並認為他確實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我們也有能力解決,我們就可以設身處地研究如何依他能理解的方式解決此一問題,從而得以預判他的行為。這種「代理問題解決法」(vicarious problem solving)乃微觀經濟學大多數理論之基礎。

  討論「尋求目標」的無意識物質,如往低處流的水,或生物學中尋求自保和擴散的基因,有一個優點是,我們不會忘掉我們所指陳的動機只不過是一種圖方便的表達方式、一種具提示性的比喻、或一種有用的公式。至於人類,我們不免因為我們具有尋求目標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得意忘形。我們可能忘掉人們會追求錯誤的目標,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有時還會受到某些潛意識過程的影響而對目標有錯誤的認知。而且,我們會在人們達成我們認為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時,誇大了此種成就。

  儘管如此,這種方式的分析顯然有待評估。當人們的行為有其目的時,我們很難只探究所發生的事而不對結果是否符合目的感到好奇或關心。社會科學家比較像是森林看守員而不是自然主義者。自然主義者可能對某一物種滅絕的原因感興趣,但並不在乎此物種是否真會滅絕(如果此物種已絕種100萬年,他的好奇心當然就不含關心的成分)。森林看守員關心的是美洲野牛是否會消失,以及如何使牠們與環境維持妥善的平衡。

  使這項評估變得既有趣又困難的是,我們必須評估群體行為的總體結果,而不只是每個人在環境的限制下所展現的行為。在一棟失火的大樓內,快跑而非慢走至最近的太平門或許是明智之舉,尤其是別人都在跑的時候;然而,我們必須評估的是,如果每個人都竭盡所能想逃生,而導致所有人都跑向太平門,那究竟有多少人能逃出大樓。前來聽我演講的每個人在進入大廳時,都會盡可能選擇眼前最好的座位。(在所有800位聽眾都就座後,某些人可能因為看到別人就座的情形和到達現場的人數,而希望他們當初能夠稍微往前坐。)但最有趣的問題不是有多少人在看了別人就座的情形後會想換座位,而是其他的座位安排能否讓許多、大部分甚至全部聽眾更稱心如意。

  每個人如何充分適應他所處的社會環境,與他們能集體為自己創造多麼令人滿意的社會環境,可說是兩回事。

延伸內容

理性的個人,盲目的群眾  ◎文/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這本《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是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最新著作。1921年出生,今年(2008年)已87歲高齡的謝林,在2005年84歲時和羅伯特‧奧曼(Robert J. Aumann)共同獲得該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87歲高齡還有新作面世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指出,獲獎的奧曼和謝林從事賽局理論(game theory, 也有譯為「博弈」或「遊戲」理論)的研究,有助於解決商業貿易上的矛盾衝突,甚至於戰爭糾紛。兩人的研究可應用於裁軍、安全政策、市場的價格形成,以及經濟和政治上的磋商。評審委員認為他們倆的「不合作的賽局理論」讓大家瞭解為什麼有的人、有的國家可以推動合作,有的人、有些國家卻帶來衝突。

  瑞典皇家科學院則指出:「為何某些個人、組織和國家集團能夠順利推動合作,某些集團卻因彼此衝突而蒙受損失?針對這個古老的問題,羅伯特‧奧曼和湯瑪斯‧謝林的研究已將賽局理論或互動決策理論拱上主要分析途徑的寶座。」此外,「重複賽局理論拓寬了我們對合作前提的認識」,「對這些議題的洞見有助於解釋經濟衝突,如削價競爭和貿易戰等,以及為何某些社群對公共資源的管理要比其他社群更為成功。重複賽局途徑闡明許多制度的存在價值,如商業公會、組織性犯罪、勞資協商和國際貿易協定等。」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表示,謝林在1950年代末期核子武器競爭激烈的時代出版的《衝突的策略》裡,提出了賽局理論是社會科學的整合架構的講法。他讓大家知道反制的能力比對抗攻擊的能力有用,不確定的反制比確定的有效。現在證明這些理論對解決衝突以及避免戰爭有相當的貢獻。而由於他的推廣,現在社會科學幾乎都會用到賽局理論。

賽局理論的基本思考

  賽局理論對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或者說是追求自利的,而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體策略選擇時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賽局理論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間如何進行策略選擇,也是研究競爭的邏輯和規律的數學分支。而賽局理論經典故事「囚犯的兩難」,說明了非合作賽局及其均衡結果的成立。
 
  「囚犯的兩難」係描述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殺,財物被盜。警方抓到兩個嫌疑犯,並從他們的住處搜出被害人家中被竊的財物。但是,他們矢口否認曾經殺人,辯稱是先發現富翁被殺,然後只是順手偷了點東西。於是警方將兩人隔離審訊。檢察官說:「你們的偷盜罪確鑿,可以判你們 1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個交易。如果你單獨坦白殺人的罪行,我只判你 3個月的監禁,但你的同夥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夥檢舉,那麼你就將被判 10年刑,他只判 3個月的監禁。但是,如果你們兩人都坦白交代,那麼,你們都要被判5年刑。」顯然最好的策略是雙方都抵賴,這樣結果是大家都只被判 1年。但是由於兩人處於隔離的情況下無法串供。這樣兩人都選擇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結局被稱為「內許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

  「內許均衡」首先對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戰。按照史密斯的理論,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最終全社會達到利他的效果,或者說私利與公益相調和。從「內許均衡」引出一個悖論: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損人不利己。兩個囚徒的命運就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內許均衡」提出的論斷實際上動搖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石。我們從中可以悟出一條真理:合作可以是「利己策略」。但它必須符合以下黃金律:按照你願意別人對你的方式來對別人,但只有他們也按同樣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國人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於我。其次,非合作賽局均衡在現實中要比合作情況普遍,其主要原因是人們相互間缺乏信任和透明度,以及人的私心作梗。從「自私的基因」等理論中,我們不難看到「內許均衡」的體現。

  如果賽局者進行賽局多次,而且清楚地知道賽局的次數,他們在最後一次出於私心或所謂的「理性」肯定採取互相背叛的策略。因此,在次數已知的多次賽局中,賽局參與者很難合作。如果賽局次數未知,賽局者就會意識到,當持續地採取合作並達成默契時,他們就能各自比持續地不合作更加受益。這樣,合作的動機就凸現出來。 公平和道義不在賽局理論內

  賽局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有些近似孫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方能最大限度的得利。據佛萊策法律和外交學院的國際貿易教授考沃‧寨克(Cowan Jack)分析,賽局理論是經濟實踐的靈活工具,為製造雙贏和最大限度獲利而提供數量上的可靠分析依據。但也有人質疑賽局理論本身欠缺人的道德倫理性,因為其應用性缺乏對人道主義的考慮。反駁者則認為賽局理論雖然的確是研究人的自私性,但這不等於支持人的自私性,就像研究戰爭的人士不一定鼓吹戰爭一樣。但畢竟賽局理論目的是在互動中最大限度地爭取個人的利益,那麼,缺少謀略或處於不利地位的一方必然失利。如此看來,社會公平和道義的確是不在賽局理論考慮之內的題目。

  根據加州洛杉磯分校的大衛‧萊文(David Levine)解釋,經濟學家所說的賽局理論被心理學家認為是社會條件理論,這也許是個更準確的對賽局理論的描述。經濟學越來越轉向人與人關係的研究,特別是人與人之間行為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人與人之間利益和衝突、競爭與合作,而這正是賽局理論的研究對象。

  這本《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正是探究個人選擇行為的動機,以及人際間互動所形成的所謂「宏觀行為」。謝林以自己的演講會聽眾選擇座位做為開場,那是聽眾自由選擇的結果,而前12排空空如也,但後面24排卻密密麻麻擠滿了800人,究竟是這場演講會如此獨特座位選擇還是場場如此?是每一個人的理性抉擇還是存在任何特殊因素?事出一定有因,經濟學家的工作就是提出「合理的解釋」,試圖找出重要因素供業者、政府和個人未來決策的參考。

  謝林成功地以這個有趣的活生生例子展開他對日常生活中諸種「人的行為」之分析,舉凡生男生女、宿舍的男女安排、白人黑人及不同種族的分配、球賽座位買票賣票、不同高速公路的選擇以免擁塞等等非常現實人生的課題。個人基於理性自利,依「成本效益」來作抉擇,但理性的個人當參與各種群眾場合時,卻往往有一窩蜂的「盲目」舉措。謝林在書中提及蜂蟻行為來類比人的行為,他更和一般的賽局學者或近代經濟學家一樣,利用數學模式、公式來「設計」規則,藉以規劃或誘引人的選擇行為。後一種課題在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機制設計」專家時,引起了熱烈討論,其中涉及「機制」究竟是「長成的」或「做成的」之基本理念,這並非賽局學者最先提出的,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一代大儒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早就全力探究此課題。

市場機制VS.政府管制

  簡單地說,可由「市場機制」和「政府管制」之區分來理解。任何經濟學家都不會否定市場機制,但對市場的理解程度卻產生分歧。我們知道,只要有人群聚居,彼此互動合作,即需某種機制引導以建立有效秩序、合理分配資源、提高群體福祉。在一切機制之中,最為重要、最為人熟知,但也最常被人忽視的,就是我們常說的市場機制。透過個人所有權及使用權的自願交易,經濟活動得以有效進行,資源能夠合理分配,甚至依福利經濟理論的推證,在理想的狀態下可以獲致全民最大的福祉。因此市場經濟在人類社會中採行之廣、歷時之久,罕有其他機制可望其項背;而所謂自由經濟的根本精神,也不過就是努力維護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莫輕易以人為干預擾亂其自有秩序,造成全民無謂的損失。

  偏偏自古以來,就不斷有人要騷擾市場機制,加以壓制扭曲,甚至強令其無法運作。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市場機制有重大缺陷,必須以外力強予導正,方能為人民造福;而人造的替代機制,則能在匠心獨具的設計之下,巧妙地去除市場機制的偏差,獲得比市場機制更大的福祉,甚至在人間建造天堂。

  直到近二十年方才大夢初醒,掙扎重回市場機制的懷抱。 然而即使二十年之間,一般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揚棄干預與管制,走向自由化、民營化的大道,盤踞人類社會一半的共產主義體制更接連解體,投靠市場經濟的正軌;但機制設計並未因此而走進死胡同,反而大放異彩,成為經濟思想主流之一,乃至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定。其故又安在?

  市場機制的確存在若干難以克服的缺陷。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所謂資訊不對稱,以及「外部性」等讓個體的理性抉擇無法達成最大社會福祉。詐騙欺瞞、假公濟私,是最常見的資訊不對稱現象,而肆意製造及拋棄垃圾、汙染環境令他人受害,則是最普遍的外部性危害。

  由於這些缺陷的存在,市場機制乃無法有效運作。於是形形色色的機制便應運而生,政府乃是機制設計之中完全失控卻又威力無窮的巨大怪獸,以導正「市場失靈」之名長驅而入,反以政府的更大失靈以及絕對權力的胡作非為,造成更大禍害。

  尤其當20世紀初若干經濟學家完全昧於資訊成本之高昂,以及大部分不對稱資訊根本無法獲得的現實,誤以為高速運算技術可以設計出完美的經濟統治機制,以取代有瑕疵的「市場機制」,甚至於讓昏聵霸道假公濟私的共產經濟體制大行其道,令生民塗炭、國力凋萎,造成人類歷史上一大慘劇。直到 1991年寇斯(Ronald H. Coase)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交易成本理論」受到肯定,以及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領銜的公共選擇學派大行其道,對官僚行為及不對稱資訊為禍的真相大白,才迅速被自由化、民營化的浪潮瓦解。難免瑕疵的市場機制被證明仍是無可取代,只能在其上依不對稱資訊及外部性等具體問題,設計特定機制以改善現狀。 「市場失靈」是一大迷思

  當今世人皆以「市場失靈」做為「市場機制」的缺失,由而指責、甚至否定市場機制,殊不知當今各類教科書中所列舉的各類「市場失靈」,原本就是人間的常態,也就是說:「沒有市場失靈的完全競爭市場只有天堂才有」,遺憾的是,「人間畢竟不是天堂」,所以人間原本就是到處充斥著市場失靈,更不能以此否定市場機制。正確的方式是針對各種「市場失靈」找出原因所在,進而設法消除之。平實地說,一直以來也都有在走這條路,只不過都想藉由政府來去除、彌補或者協助,我們見到的事實是愈幫愈忙,反而更加重市場失靈的程度。主因就在政府也是凡人所組成的,在「私利」的驅使下,「為私害公」乃不可免。

  值得再提醒的是,「市場機制」這項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發現,係透過「競爭過程」,讓私心不得不變為利他心,這也是亞當‧史密斯之所以說「無形之手調和私利和公益」的原因,害人、騙人的物品和行為,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終究會被淘汰。不過,人的渺小致人間充滿「無知」,即使人人都愈無私,都能以誠待人、開誠布公,還是有無限的「未知」,而「資訊不對稱」也永不可能在人間消失。可嘆的是,現實人間

  充斥機巧、欺詐,於是亞當‧史密斯乃處心積慮探索「道德情操」,等而下之則尋找「法理」,海耶克也殫精竭慮找尋「長成的秩序」。他們都往「人心」這種「形而上」或「無形的」路努力探尋,較諸今日數理模式「匠心」設計的「機制」,豈天壤之別就可形容的?

  今日飽受讚譽的學者仍停留在精心設計機制以求其大用的階段,令人不能無憾。而「機制設計理論」及「賽局理論」,強調的「爾虞我詐」,以「欺騙成功」自豪的做法,不但無助於「人心回升」,反而可能會對「人心沉淪」形成推波助瀾呢!我們也不禁感嘆,以諾貝爾獎鼓勵這些學問,對人類的福祉、和平有何助益?

人的行為VS.動物行為

  至於人的行為和蜂蟻等動物行為的異同,已故的自由經濟大師、《自由中國》半月刊重要主筆夏道平先生(1907~1995)的說法很值得參考。他說:經濟學家所必須瞭解的「人」,與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徵。

  人的慾望是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的,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種種限制。於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於不得已;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並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性。

  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會妨害到自己的自由。這個認知,截至現在,雖還不是人人都有,更不是人人所認知的深度都一樣;但可確信的,只有「人」才會在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於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

  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的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絕不是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其
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而互動,絕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畫、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團隊行為VS.非團隊行為

  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的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團隊的行為是受制於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令他有所謂「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地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知識同日而語。但是那些散在社會的知識之總和,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其萬一的。即令在將來更高科技時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和。此所以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所賴以擴大的基礎。用亞當‧史密斯的話講,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用海耶克的話講,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含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我們用「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去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攪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構。

  自由市場就是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則是法制的社會秩序之建立及維護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政府對於市場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擾或阻撓。

  讀了謝林這本需要「頭腦體操」的新書之後,使我再想起這兩個關於人的行為的根本性且關鍵課題,提供給讀者研讀本書時的參考,並期盼大家深思且嚴肅對待。最後順便一提的是,在我瀏覽謝林這本書稿、構思這篇序時,看到赫維茲(Leonid Hurwicz, 1917~2008)這位最高年紀、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機制設計」先驅者辭世的消息,而他一直到離開人世那一刻都還孜孜矻矻從事有關研究的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作者資料

湯瑪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1921年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現年87歲。1951取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的甘迺迪學院政治經濟系,教學長達20年,為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教授。並為馬里蘭大學經濟系和公共政策學院榮譽教授。他教授的課程除經濟學理論外,還涉及外交、國家安全、核戰略及軍控等多方面。 2005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學院指出,謝林博士之所以獲獎,主要在於「他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增進了人類社會對衝突與合作的了解。這種互動式的決策理論,對這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解決模式。」 謝林同時也是國家科學學院、醫學學院及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院士,曾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他顯赫的學術及公職生涯包括:擔任白宮及總統行政處顧問、參與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任職於著名的戰略智庫及策略研究中心——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國家預算局、哈佛及耶魯大學。 謝林的其他著作包括《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ics)、《衝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軍備與影響力》(Arms and Influence)等。1977年獲頒法蘭克塞德曼(Frank E. Seidman) 政治經濟學傑出成就獎。 2006年10月,謝林曾應邀來台演講。

基本資料

作者:湯瑪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譯者:高一中 出版社:臉譜 書系:企畫叢書 出版日期:2008-10-21 ISBN:9789866739804 城邦書號:FP2183C 規格:圓背硬皮精裝 / 單色 / 288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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