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榮彬（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翻譯並非發生在語言之間，而是在文化之間。」——馬克．波里佐提 　　 　　翻譯是「道德的任務，它映照與複製了文學本身的角色，亦即拓展我們的憐憫之心……鞏固並深化我們意識到有其他人、和我們不同的人確實存在，並且也接受這種意識產生的所有後果。」——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由於那一句義大利諺語（Traduttore, traditore，「譯者，叛徒也」），多少年來譯者背負罵名，誠如本書作者馬克．波里佐提開門見山指出，「對某些人而言，翻譯是文學的窮表親，虛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是必要之惡，或純然的東施效顰」，此外他還引用小說家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說，翻譯就像「鸚鵡喳喳，猴子吱吱／對古人的褻瀆」（儘管納博科夫也曾把自己的小說《羅莉塔》等譯為俄文）。以此為起點，波里佐提展開了一番關於翻譯的精彩論辯，他大量引用翻譯研究理論大家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文努提（Lawrence Venuti）、奈達（Eugene Nida）等人的主張，還有千百年來許許多多關於翻譯的實例，比對不同版本譯文，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波里佐提的許多主張，當然讓同樣身為譯者（與翻譯研究者）的我心有戚戚焉。其實對我個人來講，這些年來最常思考的問題就是譯者的責任，這是翻譯倫理學的最基本問題。譯者該對誰負責？波里佐提給的答案可說面面俱到，非常具有參考價值：「身為譯者最主要的責任——對讀者、對外國作者、對所翻譯的文本、對產生這文本的文化，以及對自己這個投入工作、謹慎的專業人員——就是竭盡自己的力量，選擇任何最適合的方法，產生新的文本。這個文本具有可信度，能再現原文的獨特性，也能和原文一樣，散發出一樣豐富的生氣，並帶來一樣多的樂趣。否則，怎麼會有人想閱讀？」他也引用蘇珊．桑塔格的說法，翻譯是一種道德責任，譯者要有憐憫之心。簡單來講，波里佐提說，譯者的責任就是「尊重」與「同理」。 　　 　　波里佐提認為翻譯作品不應是「黯淡的影子、次級麵包」，翻譯也不是「鏡像」，他引用波斯文學經典《魯拜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英國譯者愛德華．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的說法，翻譯必須「確保作品中的生命」，「譯者或多或少必須重新打造出相似度」，「越不像原作就越糟，但活狗還是勝過死獅子」。據此，波里佐提主張，「有生氣的譯文應該被視為是獨立的創作，本身就值得閱讀」，「要交出合格的譯本，比起能抓住原文中所有細微差異，更關鍵的條件是有能力以自己的語言來寫作的才華」。譯者不是學者，或許無法辨識出外語文本的所有細微差異，但譯者要有自己的文采，因為譯者本身就是作者。這是多麼擲地有聲的聲明啊！你可以不同意波里佐提的主張，覺得他這麼說簡直是要鼓勵譯者篡位作者，但任誰都不得不承認這位翻譯過五十幾本法文作品的英文譯者敢於提出這種彰顯譯者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說法，無論如何都可以讓關於翻譯的論述更為精彩。 　　 　　最後，波里佐提的一些說法雖然感覺起來比較宗教，比較抽象，但我相信也說到某些譯者的心坎裡了。看起來，要當譯者真是千難萬難啊！但譯者至少該達到什麼目標呢？他的說法聽起來有點像是懺悔錄，像是告白：「盡量把後悔降到最低，是譯者永遠在追求的聖杯。雖然很少發生，但理想的狀態是，重新閱讀自己幾年前翻譯的東西時，找不到非得修正的段落」。雖說實際上「找不到非得修正的段落」並不可能，但我想譯者就是該盡力而為吧？另外，譯文要傳達的不只是意義，比意義更重要的是「氣氛，也就是班雅明所說的光芒，能告訴完全不懂原文的讀者，他們手上的東西是真實的、是重現的」。這又有點像中國翻譯大家傅雷所說的，「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等）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迻譯。」 　　 　　翻譯是一種幾乎跟語言本身一樣悠久的語言活動。自從這地球上有兩種不同語言的人接觸，就有翻譯的存在了吧？因為歷史悠久，翻譯史上有太多精彩的論辯，有太多有趣的翻譯案例可以討論，我想透過這本書我們至少能夠一窺翻譯的部分基本議題，而且也能初步了解譯者有多難為，處境有多尷尬。我完全同意波里佐提為這本書取的英文書名：Sympathy for the Traitor: A Translation Manifesto——或可直譯為「同情叛徒」或「為叛徒說情」，可見有時譯者並非為叛而叛，而是有許多苦衷，需要諸多同情的理解。看完這本書之後，就算我們不能為譯者鼓掌叫好，但至少應該也可以多給一點肯定吧？ 　　 ◎文／賴慈芸（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 　　 　　隨便找一位有經驗的文學譯者，她或他都可以列舉一堆類似的困境：忠實原文會讓譯文難懂又難看；笑話譯出來不好笑；原文的典故和比喻太陌生了，要直接刪掉還是費力加註？更別說雙關語、頭韻、字謎、自創字、方言、不標準的發音用法（像是美國人說的不標準西班牙語）等等。更辛酸的是，這樣苦心翻譯出來的作品，批評者還是隨時可以攤開原文，伸出手來指指點點：這裏少一句、這個比喻不見了、該押韻的沒押、這句不到味。 　　 　　但這本書的重點不只是譯者同行間的相互打氣取暖，更是呼籲讀者：不要再挑我們的錯了，欣賞我們的好處吧！就像畫家林風眠說的，「畫鳥只像鳥，那又何必畫呢？」我們欣賞梵谷的向日葵，也不是因為他「畫得好像」。也就是說，文學翻譯是一種藝術，風格才是決勝點。龐德翻譯〈長干行〉時，把「八月蝴蝶黃」翻成“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好像蝴蝶像楓葉一樣會變色似的，八月也不是August。但他接下來的那句“They hurt me. I grow older.”真是千古名句，比「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更顯嬌憨，像足十六歲少婦的口吻。葉維廉的“These smite my heart. I sit down worrying and youth passes away.”當然挑不出毛病，但我還是喜歡龐德。 　　 　　當然，這本書是法英譯者寫的，裡面提的都是歐洲例子，許多歐洲翻譯史上赫赫有名的譯者我們未必熟悉。但只要把那一串人名換成鳩摩羅什、林紓、伍光建、傅東華，道理也是差不多的：真正能在譯史上流芳百世的，其實都不是太忠實的譯者，而是個人風格突出的藝術家。鳩摩羅什和玄奘的「六如和九喻」就是翻譯史上的有名例子：鳩摩羅什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被後輩玄奘批評為不夠完整，他照原文把九種比喻全數翻譯出來：「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雖然玄奘的譯法比較忠實，但鳩摩羅什的更美，更符合中文節奏感（雖然他的母語不是中文），易於背誦，所以也更流行。傅東華的《飄》把郝家、衛家、韓家幾個名門大戶間的愛恨情仇翻得層次分明，煞是好看，但其實不少地方他嫌原作囉唆，自己剪裁過了，後來許多譯者認真加回去，卻始終撼動不了傅東華的譯本地位。這些例子告訴我們：譯者要想在江湖成名立萬，就不能只想著忠實原文，連提出「信達雅」三難的嚴復都改很大。 　　 　　稍微學術一點，就要提到文努提倡議的異化策略了。文努提認為英語讀者本來就對「英語以外的文化」相當無知，如果譯者再用歸化的翻譯策略討好他們，把其他語言的文學都翻得像英語文學，只會讓讀者更無法理解異文化。但本書作者認為這只是「純學術的廢話」，難讀的書就是乏人問津，好看才是硬道理。我完全贊成。前些年文努提的異化主張在台灣學界也頗流行，我就與同學說笑：我們中文已經做過異化實驗快百年了，結果如何？從魯迅的「寧信而不順」開始，我們不正是兢兢業業地遵行文努提倡議的異化路線嗎？但對英美文化的熟悉是世界局勢所致，直譯的翻譯策略可能沒幫上太多忙，倒是把中文弄壞了。到頭來中文的劣化、惡化，還不是又怪到譯者頭上。反正怎麼做都有人會罵，不如看開一點，好好享受與作者角力的親密時光，努力翻譯出自己喜歡的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