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 翠（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這本小書是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以她2012年在TED x Euston 年會的演說內容為基底整理而成，與眾多女性主義相關書籍不同，它要談的不只是女性主義這個理念，而是「女性主義者」，更精準地說，是「我這個女性主義者」。 這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如何向世界表明：「我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近身經驗。這個經驗本身，就是一部與父權對話的女性主義文本。每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近身經驗，都是既獨特，又可以互涉的文本，這就是價值所在。 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所分享的女性主義者近身經驗，展現三個特質：公開性、日常性、邀請性。公開宣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以日常性的經驗公開宣講女性主義，邀請大家一起成為女性主義者。 長期公開宣講女性主義，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要羅列出公開宣講時最不受歡迎議題的排行榜，女性主義肯定排名前列。大多數主題的宣講，會接受掌聲、讚譽，甚至崇拜，但宣講女性主義不是，相反的，會受到很多挑戰，甚至屈辱，必須有極堅強的信念、意志、抗壓力，才能長期宣講一個不受歡迎的題目。 因為，正如父權體制下「女性」長期處於被想像、談論、評價的客體，「女性主義者」更是。「女性主義者」這一個詞，長久以來被各種想像填寫、定義、附會、疊加，成為一個充塞負面意涵的詞彙，指涉一群被汙名化的女性；這種女性被賦予偏激、好辯、欲求不滿、心中充滿憎惡、支持恐怖主義、唯恐世界不亂……等形象。 「女性主義者」幾乎被定義為平衡世界的摧毀者。 但世界原本就不曾平衡。世界的「平衡」，與其說是一種假相，不如說是一種誤識，一種有意為之的誤識，一種裝睡的叫不醒的誤識。因為對「平衡」的誤識深入文化肌理，因此，女性主義者訴求世界的真正平衡，反而被定義為「平衡」的摧毀者。 作者所提到的經驗，我相信幾乎是每一個女性主義者在「成為女性主義者」歷程中的共同經驗。當你自稱「女性主義者」時，肯定曾經迎來嫌惡的眼光；當話題本來流暢進行，而一句「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所以我認為……」，可能就讓對話走調，氣氛緊繃；或者，善意的朋友總會告誡你，不要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那對你不好，你會被誤解，會不受歡迎。 做為台灣的性別研究者與教學者，我也不例外。一九九〇年代，我開始在公開場合演講時談及女性主義，自稱「女性主義者」，總是換來許多奇怪的眼神、提問、忠告。 最經典的提問是，可是妳看起來不像女性主義者啊，把「女性主義者」區隔於「善意我群」之外，好像這是一種對我的讚美。它的潛台詞是，有一種「真正的女性主義者」，而妳不是，妳比較好，但妳可不要繼續傾斜，長成「真正的女性主義者」喔。於是，也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人即使願意談論性別平等，也是小心翼翼，起手勢可能會是：「我首先要澄清，我不是女性主義者，我也重視兩性平等，我只是認為……」 這種提問與開場，把「女性主義者」與她們最主要的價值訴求「重視兩性平等」弔詭地解離；「重視兩性平等」是好的，但「女性主義者」是不好的，其間當然隱含著一種潛在的深固的價值取向：「女性主義者」就是一個汙名。 這種弔詭，表面看來沒什麼，你也可以說沒關係，「女性主義者」被污名化無所謂，只要性別平等可以推動就好。但是，真實情況並非如此，將「重視兩性平等」與「女性主義者」解離，就是導致女性主義與性別平等的理念無法深入社會的視野，無法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無法成為每個人的意識與實踐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女性主義者」不是在追求特殊標籤，而是要打造普世幸福國度。有更多人願意公開宣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這件事才能成為我們共同的事，那個國度才能被指認為普世的國度。 所以，「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是一種理念，也是一個行動。這是這本書的核心關懷，也正是為什麼在21世紀，我們還需要這麼一本書的原因。我們還需要公開大聲宣揚「我們都是女性主義者」，因為，「現在已經都平等了」，是一個誤識，實際上並沒有。 確實，這個世界已經有了女性的國家領導人，但是，她們的生理女性特徵，仍然經常成為話題，人民對她的信賴與否，也總是夾纏著對她的生理性別的不信任，「我不相信穿裙子的」，這樣的評價還是說得理直氣壯。2019年歲末，歐盟執行委員會終於有了首任女性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她上任一年多後，在一次與歐盟理事會主席一起會晤土耳其總統時，竟然沒有被安排座位，現場出現的畫面是，兩位男性領導人坐在現場唯有的兩張鑲金椅子上，而范德賴恩只能站在一旁，最後也僅被安排入座偏遠沙發。 女性領導人已然如此，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各種性別偏見。女性即使只是走路、吃飯、穿衣、說話、工作、戀愛、親密關係，都有無數的隱形指導原則、檢視標準，化身在生活周遭的人們眼中、口中，在我們做為女兒、妻子、母親時，在我們只是想做自己，只想做為一個人時，被檢視、忠告、否認。 這些事，總是被解讀為「小事」，女性主義者在討論這些事時，總被說是愛拿小事斤斤計較。但是，就如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所說：「小事卻是最傷人」，因為，就是這些小事，與我們每日近身接觸，就是這些「小事」，構成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構成了社會集體文化，構成了這個世界的樣子。 就是這些小事，積累成了文化準則，然後，這個世界再以這個準則，複製印壓在一代代的男人女人身上。男人女人都將社會的性別期許，內化成為自我期許。這個期許體現在日常的每一件小事中，在社會關係中，在價值體系中，在美學觀點中，在一個人如何定義自己與世界的關係、自己與自己的關係中。 這些小事，就是全部。 所以，公開談論、在日常中談論、邀請別人一起談論，就是女性主義者的行動，也是她的日常。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說：「性別不是一個容易談論的話題」，而這正是這本書的價值，它演示了一種公開談論性別的方法，除了指出可能遭遇的困難、責難、質疑，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有指向性的對話文本，她告訴我們，公開談論性別的可能路徑和必要堅持。 如果女性主義者是「一個相信兩性在社會、政治、經濟皆生而平等的人」，那麼，女性主義者既不是一個特定標籤的族群，更不是特定國家、特定族群、特定性別、特定年齡層女性所專有。相信性別平等，願意一起在日常中實踐的女人男人，你與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 排灣族女作家利格阿樂．阿烏，她的外婆是母系社會利格拉樂家族的大家長，70歲那年，她在家族會議中宣布，她談戀愛了，要再結婚了，坦然面對訕笑，她說：「每個人都有她唱歌的方法，而我的歌，還沒唱完。」 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我們應該一起唱歌，實踐女性主義者的日常，而這也應該是一個普通人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