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賣中國》作者裴敏欣最新作品，全面揭示中國監控體系的獨特面貌 透過大量地方報告、採訪，將中共監控體系的架構與戰略手段，公諸於世！ 西藏、新疆、大學校園、網際網路，都是中共監控體制的「新陣地」 生活周邊都是「老大哥」，網路上處處都有「網管」的國家，是什麼感受？ 數十年來，觀察中國的學者認為，經濟自由化和日益增長的繁榮會為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帶來民主。然而，現實卻是共產黨對權力的掌控愈加鞏固。為什麼會這樣？人們普遍認為是中共監控人民的高效性，而這種監控能力主要是以高科技來達成的，但裴敏欣卻認為，這種判斷只是看到了中共監控體系的表面現象。 根據裴敏欣的研究，中共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發現用坦克和槍枝屠殺異議者不僅政治成本巨大，而且有可能觸發政權危機；相比之下，以恐嚇、綁架或拘留等手段的「預防性鎮壓」，使反對勢力無法行動，才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方式。 因此中共投入大量資源建立由祕密警察所操作的強制機構，除了在全國運用人臉辨識、GPS定位、「金盾」、「天網」等高科技進行監控外，裴敏欣從調查中還發現龐大的人力動員，很多中國城鎮的外送員、郵差、雜貨店老闆、大學師生、企業負責人、社區管理人、醫護人員、教師、都市設施管理人，以及全國的旅館經營者，甚至寺廟裡的僧人，許多看起來並不起眼的平民百姓，都是被羅致的「信息員」、「耳目」、「特情」等情治人員，人數多達數百萬名，構建起密集交織的線人關係網，深入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從大學、村委會、物流公司、電信企業到藏傳佛教寺廟等，形成高科技與人力極致配合的監控體系。還把這種無處不在的全面監控說成對公共安全的保障，包裝成一種必要的執法工具，成功推銷給民眾。 根據中國政府所公布的各種地方文件，以下是其中一些真實數據與公開規定： 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已擁有9670萬名黨員與493萬個地方支部；靠著黨員與黨工，中共成立街道與鄉村委員會等半官方組織，以現代科技為輔，將戶口與網格化管理結合在一起，加強社會控制。 2005到2008年間，廣東省政府裝了92萬個監視器（大約每100人就有一個）。 招募的特情人員根據所執行任務而分類。「專案特情」用來協助專案調查，「控制特情」主要是監控公共場域，多由飯店員工、計程車司機等擔任。在2001年，西安公安局從計程車司機中招募了60名情治人員與800名線人。當時西安市約有10700輛計程車，即約每12名計程車司機中就有1人為警方工作。 2013年，全國31個省級公安機構中的21個已經設立省級影像資訊共享平台。在460個市級公安局中，332個擁有影像共享平台，裝備的網路監視器超過60萬個。 所有中國飯店業者都必須裝置上報系統，把住客資訊轉交警方，如有飯店沒有按規定上報住客訊息就會有警員前來調查。如中國德清縣公安局就於2000年代中期，在縣內各飯店設立「信息管理系統」，每3天派員檢查各飯店的住客登記。 光顧中國網咖的人必須掃描身分證才能上網。如沒有嚴格執行這些規定，網咖業者將難以取得地方公安局發給的執照。警方會訓練網咖的服務員，他們除了要確保客人遵守規定，還負有監視客人的任務。山東一個地方警隊在2004年訓練了3000名這類服務員。當一名「重點人員」在成都一家網咖上網時，網路警察會即時接獲通知，而且知道這人用的是網咖中哪一部電腦。 2011年，中共對西藏自治區內1787座喇嘛寺廟進行「加強和創新管理」，由政府派駐寺廟經理和監督人，將監控耳目直接植入寺廟內。 許多大學承認使用校園信息員。有關信息員的任務、招募辦法和運作狀況可在大學網站公開取得。 由於教育與職涯機會都控制在黨的手中，學生為政府擔任線人能換來入黨門票，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或取得深造機會。大學也會為學生信息員提供獎勵，如北京外國語大學每一學期都會為信息員提供「一定金額的補助」，南華農業大學則用額外學分作獎勵。 中國境內遭到監控的人數約在730萬到1270萬之間。 在中共的預防性鎮壓系統中，還包括準備在全國推行的「社會信用體系」。中共可以運用這套體系來裁定全國民眾的社會行為以及政治忠誠度，為每一名中國公民打信用分數，並據此進行獎懲，從而建立一套迫使民眾全面臣服的新工具。目前從官方文件與媒體報導中，這套體系似乎還沒有完成，但相關設計已經引起西方媒體強烈關注。預定要建構與運作這個體系的，不僅是國家安全機構，還需要全國大舉動員，商業與其他實體也要奉命加入行動，蒐集、處理、儲存各種相關數據，催生出一個無孔不入的全國監控體系。 由於中共對監控數據的保密，本書透過整理與分析大量地方報告、公安年鑑、政法年鑑、警方公告、洩密文件等材料，以及對流亡異見者的採訪，以嚴謹的實證資料和豐富的歷史洞見，深入論述中國監控體系的演變、組織和策略，剖析這種監控體系的運作模式，揭示當代中國在高科技背後極盡荒謬與違反人性之處。 ◎矢板明夫｜印太戰略智庫執行長 ◎李明哲｜人權工作者 ◎汪 浩｜《借殼上市：蔣介石與中華民國臺灣的形塑》等書作者 ◎唐 鳯 ◎陳健民｜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 ◎梁嘉麗｜《光傳媒》總編輯 ◎馮睎乾｜香港專欄作家 ────共同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序）

台灣中文版作者序 中共為何能打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體系？ 前言 中國國家監控系統的研究／鎮壓與獨裁政權的存活／獨裁政權的監控／組織監控／列寧式監控系統／中國特色的監控／監控系統與中國之謎／目標與論點 第一章 中國監控系統的演進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監控系統／一九八○年代打造監控系統／後天安門時代的監控系統／習近平時代 第二章 指揮、管制與協調 委員會，領導小組與會議／中央政法委員會 第三章 組織監控 國內安全保衛單位／國家安全部 第四章 「特情」與「信息員」 「特情」／執法的「耳目」／「信息員」／「信息員關係網」的規模和產值 第五章 群眾監控計劃 重點人口／重點人員計畫／群眾監控規模 第六章 「陣地」控制 商業機構的陣地管控／西藏喇嘛寺廟的監控／對大學校園的監控／網路陣地 第七章 監控升級 黨的金盾／天網／黨需要「雪亮」的眼睛／社會信用體系 結論 中國監控體系的獨特面貌／評估中國的監控體系／監控體系與中國共產黨統治前途 謝詞 注釋 資料來源 附錄：線人與監控目標

【台灣中文版作者序】 中共為何能打造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體系？ 裴敏欣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中國政府投入了巨量資源建立了一個高科技的監控體系。由於西方媒體的關注，人們普遍認為統治中國的共產黨政權現在主要依靠人工智慧、人臉識別、高清晰度的攝影機、網路監控等高科技手段，來控制十四億人民和維持政權的生存。這種判斷只是看到了中共監控體系的表面現象。持有這一看法的人並不了解中國的一個基本事實：雖然現代技術使中共的監控體系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在中國的警察體系擁有高科技的設備之前，中共僅靠其無比的組織和政治動員能力，就已建立了一個可以覆蓋全國、有效的監控系統。我開始研究中國監控系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一般讀者知道，中共監控體系的核心不是高科技，而是其列寧主義政權特有的組織能力。要真正全面理解中共是如何依靠監控來維持政權的存續，我們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的組織和政治動員系統上。 研究專制政權的監控系統的最大困難是獲取可靠的材料和證據。由於有關中國政法系統（即公安和情報體系）的材料大部分是保密或「內部」資料，許多關鍵檔案和資料很難從公開發表的刊物裡找到。但是，有志者事竟成。雖然這類公開材料不多，但還是有。因為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許多敏感材料會由於基層工作人員的不慎而被洩漏出來。譬如中國的公安年鑑、公安志、地方志、地方年鑑、政法年鑑、公安教科書等都會有零星的材料。透過幾年的「偵探」工作，一個研究者還是能夠基本上知道中共監控體系的規模、結構和運作。 總體來說，專制政權的生存依靠的是暴力。但是因為鎮壓的成本很高，暴力的過分使用會造成極大的代價。北韓、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過度運用暴力而消耗了許多寶貴的資源。後果是經濟落後和社會貧窮。在毛以後的中國，中共的生存模式有了根本的改變。不僅暴力的使用受到限制，而且鎮壓的手段也變得更複雜和多樣。這一變化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更明顯。鄧小平後的中共領導人從天安門事件中得出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鎮壓手段是「預防性鎮壓」；用坦克和衝鋒槍屠殺抗議者是「反應性鎮壓」，不僅政治形象成本巨大，而且有可能觸發精英分裂和政權危機。相比之下，透過監控和其他手段，「預防性鎮壓」可以在反對勢力組織抗議之前幫助統治者鎖定反對勢力的骨幹分子和了解他們的計畫，從而在其行動之前就可以透過恐嚇、綁架或拘留，使反對勢力無法進行集體行動。 雖然「預防性鎮壓」的政治優勢十分明顯，但是「預防性鎮壓」需要十分可觀的組織能力和經濟資源。建立一個有效的監控體系，專制政權要雇用大量的祕密警察和發展許多「線人」。用技術手段監控也十分花錢。由於這些因素，並不是所有專制政權都有能力建立有效的「預防性鎮壓」體系。 但是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具備了建立一個有效的「預防性鎮壓」體系的所有條件。政治上，「維穩」成了中共領導的最主要目標，因此北京願意動用前所未有的資源來達到這一目標。從組織層面來看，中共自上而下的列寧主義政黨體制，可以動員官僚系統貫徹執行維穩工作。由於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的中共組織，掌握了許多寶貴的經濟資源和機會，發展線人比較容易。學校、公司、飯店、街道居委會的官員可以動用他們的權力，透過威脅和收買讓普通民眾擔任所謂的「信息員」。定期向政府和警察提供情報或擔任特定的任務，如監視異議人士、上訪人員、「邪教」信徒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為政府提供了豐富的稅收。和貧窮的毛澤東時代相比，天安門後的中共有更多的資源來支撐一個龐大的警察體系和聘用幾百萬名「信息員」。在過去三十年內，中國科技發展突飛猛進，為建立一個現代的數位監控體系奠定了物質基礎。 和前蘇聯及一九八九年前的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相比，中共現有的監控體系組織更完善、手法更有效、技術更先進。在組織層面上，中共有一個專門負責國內安全（包括監控）的黨內官僚機構，即所謂的「政法委」。中國從中央到縣的每一層政府都設有政法委，它的專職官員的唯一任務就是執行和協調「維穩」和監控工作。由於有效的監控需要協調不同部門和落實具體政策，政法委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前蘇聯和東歐的前共產主義政權都不設政法委，所以他們的監控體系的組織動員能力沒法和中共相比。從手法上來看，中共在天安門後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設立「重點人員」黑名單，在敏感時期（「六四」、「兩會」等）加強監控異議人士。用「敲門」行動（即警察不定期到家裡查詢）來恐嚇重點監視對象。由於中共大力提倡所謂的「科技強警」，現代光纖通訊技術和各種感應器材，使中國的警察擁有前蘇聯格別烏（俄語G.P.U.譯為格別烏，後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和前東德史塔西（Stasi）做夢都想不到的先進監控能力。 我們可以用許多原因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民主化。除了所謂的「業績合法性」（即透過發展經濟獲取民眾支持）和煽動民族主義 情緒，中共政權得以生存和其行之有效的以監控為主的「預防性鎮壓」有緊密關係。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書中描述的「哨兵國度」，中共的維穩會如此成功和有效。 但是，我們也不應該高估中共的監控能力。暴力和恐怖不能保證一個專制政權的長期生存。中共在天安門後二十多年的「黃金時代」靠的不僅是「哨兵國度」，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起飛、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務實的領導。這些有利因素在習近平時代已基本消失。因此中共今後的生存不能僅僅指望「預防性鎮壓」。只有透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共才能重塑其合法性的基礎。但是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甚小。這是中國真正的悲劇。 【前言】 長久以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描繪的那個反烏托邦世界，一直被視為科幻小說的故事情節。但中共政權在積極採用全球最先進的監控科技之後，似乎正將這樣的情節轉換為現實。為了測試中國高科技監控力的潛能，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刻意混入貴州省貴陽市，他走在街上，想要挑戰一下警方在這百萬人口之都把他找出來的能力。結果，貴陽警方憑著一張沙磊的照片，透過地方監控攝影機網路與人臉識別科技，僅用七分鐘就找到了混在市街人叢中的他。 貴陽與中國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樣，擁有精密的識別科技，能自動擷取平民百姓的關鍵識別數據，與警方數據庫進行比對。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二○一九年年底的一項調查，這些無所不在的跟監裝備可以「協助警方掌握走在街道上人民的身分，找出他們見了什麼人，還能辨別那些人是否共產黨員」。 但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少數民族所遭受的侵犯與屈辱相比，中國平民百姓所經歷的這種恐懼與隱私權的損傷，根本是小巫見大巫。曾於二○一七年訪問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名《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說：「進出城裡的火車站與道路路口，都有配備身分識別掃描裝備的安全檢查哨站。酒店、購物商場與銀行，都裝了人臉掃描器材追蹤來往人流。警察用手提裝置檢查智慧型手機，搜索加密聊天軟體、具有政治色彩的影片與其他可疑內容。想加油，駕駛人得先刷身分證，然後瞪著機器的攝影鏡頭。 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共將它無所不在的監控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為執行嚴厲的清零政策，政府使用電話追蹤、機密演算法與大數據，查出平民百姓的健康狀況、旅遊史，以決定是否准許他們進入公共場所，或是要將他們隔離。二○二二年十一月底，在自發性反封城抗議爆發後，警方部署了新冠偵查方案，用以識別那些戴上了面罩和護目鏡的示威者，他們搗毀監控攝影機與人臉識別裝置，以阻止它們去識別其他沒戴面罩與護目鏡的示威者。 儘管看在外人眼裡，這樣的監控力量已經大得驚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似乎仍不滿意。它已經宣布一項規模龐大的「社會信用評分系統」，讓官員可以根據個別百姓的社會與經濟活動數據，來評估百姓的政治忠誠度，預測百姓的意圖。這樣一個「監控之母」的遠景令人不寒而慄，著名投資人與開放社會倡導人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提出警告說，中共打算「運用史無前例的做法，迫使個人命運臣服於一黨專政的國家利益之下。」 這類報導與警告，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此刻正在中國出現的精密科技監控系統。但就在大家盯著最新科技工具的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更重要的部分：中共監控力量的根基，其實主要來自低科技、勞工密集形式的做法。早在引進精密新科技以前，中共黨、政當局幾十年來一直在集結人力資源與組織架構，組建一個觸角遍及全國每個角落的監控系統。事實上，中國成為監控大國的歷史可以回溯千年以前。中共早自毛澤東時代起，就開始強調監控，在天安門事件過後更大舉投資相關系統。我認為，這個世上最強大的一黨專政獨裁政體之所以能生存，主要關鍵就在於擁有這個無所不在的監控系統。理論上，經濟成長應該能推動社會自由化，甚至民主化，但由於擁有聞所未聞、最強大的監控基礎設施，這個獨裁政體才得以存活。 中共大力引用的這種科技之所以有效，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它們都出自安全機構的特工之手。這些經過精心設計的安全機構資金充沛，組織嚴密，成立的目的就在嚇阻中共所面對的威脅，並不讓其成為威脅。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在於針對中共這個監控系統，全面分析其演進、組織、運作與技術升級，讓我們更清楚了解獨裁政權如何得以持久，以及其他專制政權為何會崩潰（有時還毀在自己的安全機構之手），而中共卻能屹立不倒。這本書要帶我們回溯現代中國監控結構的起源，觀察低科技手段如何能與新系統相輔相成，讓我們更能掌握中共如何能在後毛澤東與後天安門時代，挺過革命性的社會與經濟轉型，仍能成功保住一黨獨大的地位。 中國國家監控系統的研究 中國的國家強制體制是學界相當關心的問題。有關中國警察監控的議題，研究人員討論甚多，特別是近年來，在當局為執法與打擊犯罪而改變公安機構的結構、資源、與戰術之後，這類討論更成為顯學。學者也已發現，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共更加重視公安問題。天安門事件過後，公安機構官員的政治地位提升了，用於維護國內安全的經費也大幅增加。迫害少數民族與宗教團體、違反人權、鎮壓異議與「維穩」，都成為研究人員的熱門議題。 觀察家們也鉅細靡遺地描述中共愈來愈精密的鎮壓手段，包括對網際網路，特別是對社交媒體的審查，在敏感性節假日對政治激進活動的事先鎮壓，用親戚、僱來的打手逼迫公民放棄財產權或停止抗議活動，透過線民舉報、用政府特工對小村落進行滲透，用國家福利規定迫使平民百姓就範等。其中一些研究與中國對先進科技的採納有關，這不僅對記者是熱門話題，也是深入研究這類事務的學者所高度關注的。 除了少數過度渲染科技的新聞炒作，這類研究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共監控系統的戰術。不過這類研究大多沒有談到這個監控系統的本質，即它的結構與組織。這類研究似乎將中國擁有這樣的監控系統視為理所當然，人們關注的不在於這套系統是什麼，或如何運作，而在於它所帶來的影響。此外，有關特定鎮壓工具的細部研究，以及對於中共大舉投資監視與社會管控的成因皆著墨甚少，當然，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根據自身以及與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來寫成這本書，嘗試解答有關這個監控系統的一些比較基本面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追蹤這個監控系統的演化，描繪出它的基本結構。我對這個監控系統內最關鍵的幾個環節：負責監控與協調內部保安的中共政法機構、負責國內諜報的鎮壓機構、縣民舉報網、主要的大眾監控計畫以及最慣用的監控戰術，皆作了深度調查。 中共將這些結構與手段結合，構建了它的預防性鎮壓系統。這本書的核心概念就在這裡。「預防性鎮壓」是獨裁者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道理很簡單：在反對勢力還不能有所行動以前，就要將它擋下來。預防性鎮壓不是宣傳，不是思想灌輸，其目的在於防範反對勢力成形。它也不僅僅是收買潛在敵人而已。預防性鎮壓當然與逮捕、毆打、監禁，甚至殺害異議人士等暴力手段不同。這類暴力形式都是被動技術。反之，預防性鎮壓反映一件事：中共政權知道，要保護這個政權，最好不要鬧出引人注目的暴力事件。它以不顯眼的手段來設立障礙，用以阻擋反對計畫，特別是阻擋有意挑戰、破壞政權的集體行動。 直到目前為止，中共當代監控系統能躲過被全面檢驗，主要是有兩個原因。首先，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危機過後，中國共產黨才開始擴大、加強、更新整個監控系統，可能直到二○○○年代結束，才有了全面現代化的監控系統。也因此人們幾乎沒有足夠時間來回顧當代中共監控系統，並全面盤點其發展歷程。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要了解這個大規模監控系統的組織與運作需要大量資訊，但這些資訊都無法公開取得。有一個辦法可以繞過這個障礙，就是訪問參與實際工作的公安人員，但想要接觸這類人員與其他了解監控系統內情的人士並不容易。 撇開經濟挑戰不計，若能完成一項穿透神秘面紗的調查，曝光這個監控系統的結構、運作方式及其弱點，將具有極大的價值。理論上來說，對於獨裁政權的存活力，特別是對於政權類型與持久能力之間關係的學術研究來說，這樣的調查應有加分效果。用中國經驗進行一項個案研究，應能讓我們看清一個列寧主義政體，如何運用超強鎮壓與監控能力裝備它的強制體制。中國這項個案，還能讓我們對現代化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進行更精密的思考。雖說經濟富裕一般能讓社會變得更民主，但若干獨裁政權，尤其中國，儘管經濟持續迅速成長，獨裁政權卻仍能維持屹立不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經濟的迅速成長增加了政治壟斷的價值，使這些政權更下定決心把持權力。同時，充沛的資金與垂手可得的先進科技，也讓這些政權能夠不斷擴張，提升他們反制反對勢力的能力。 總之，這本書是一項經驗性研究，要對中共監控系統的組織與運作，提出仔細而詳盡的描述。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描述，達到我們最主要的目標：了解中國共產黨何以能挺過中國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所經歷的社會經濟劇變，一直掌權到今天。 鎮壓與獨裁政權的存活 所有獨裁政權，從世襲政權、家族王朝、軍事執政團、極權國家、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都仰仗政治鎮壓以保住權力。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在依賴暴力或暴力威脅以嚇阻與鎮壓反對勢力時，獨裁者面對兩項重大挑戰。首先，獨裁者得將鎮壓力度拿捏得恰到好處。一方面，獨裁政權必須鎮壓人民：鎮壓力度不夠不足以嚇阻意圖推翻它的反對派，從而危及自身生存。另一方面，過度鎮壓帶來嚴厲的名譽成本，招致國際制裁，激化反對勢力，引發對執政精英的暴力反撲。過度鎮壓還使信徒疏離，讓信徒擔憂自身安全而萌生叛意，使獨裁者更感到不安全。過度鎮壓的獨裁政權一般會使經濟成長停滯，或許這是因為鎮壓往往能削弱財產權的保護，壓縮經濟自由所致。過度鎮壓能導致政治動盪，如反對派反撲，甚至內戰，也會壓制經濟成長，長時間的經濟成長停滯會損及政權國庫營收，削弱獨裁者收買支持、資助國家鎮壓機構的能力，讓政權掌權能力流失。要解決這有關鎮壓的第一個難題，就得了解壓制反對勢力的適當力度，以免因過度鎮壓而樹敵。 第二項挑戰緊接第一項而來。鎮壓（無論是過度鎮壓或是經過精密拿捏的鎮壓）須藉政府人員之手，而且通常這類人員還不在少數。仰賴鎮壓的獨裁者一般必須建立、保有一個相當規模的強制體制，但所謂「強制的困境」（coercive dilemma）也就此出現：保護統治者不被民變推翻的強制體制，或許也有推翻統治者的力量。在一九五○與二○一二年間被趕下台的獨裁者，有三分之一是遭窩裡反的政變所推翻的。為對抗這種危險，獨裁者採用一些反制措施，例如在保安部隊內部製造派系鬥爭等等。獨裁者可以用支持強制體制中的一個機構而不支持另一機構的做法，例如支持祕密警察對付軍隊以防止部屬權力集中，但這種制衡做法有其代價，可能會造成部屬叛離，遭針對的機構的效力也會因此受損。此外，政治化的保安機構可能會濫用暴力，造成前文談到的第一項挑戰。 這些問題並非不可克服，但想有效應對並不簡單。一般來說這需要各種政策，也因此最精密、最成功的獨裁政權，即能在最安定的政治環境下進行統治、存活得最久的政權，通常都有各式各樣維護政權的工具。獨裁政權可以鼓吹經濟成長，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利用民生議題上的成績，建立它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統治地位。它可以透過宣傳、教育系統與其他手段，操控民族情緒與輿情，以提升民意支持。獨裁政權可以利用分贓，拉攏選定的社會精英，如商界領袖、宗教組織、知識分子、工會領導人等，然後讓這些精英運用他們的影響力擴大對政權的支持。擅長選舉舞弊的獨裁政權，能為其統治合法性鍍上一層民主表象。這類做法都離不開鎮壓，所以說鎮壓只是保住政權的一項工具，不過卻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具。 解決「強制困境」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提高鎮壓手段效率以降低鎮壓成本。更有效的鎮壓系統能用較少的成本幹較大的事：能在不過度使用暴力的情況下，有效維護高壓統治，還能防止強制體制過度坐大，避免對政權構成威脅。在實例上，最有效的鎮壓都是預防性而不是被動性的。特別是組織嚴密、精明幹練的監控系統，針對最有可能領導、參與反政權活動的人群進行監控，在反對勢力氣候未成、未釀成集體行動以前先行逐一擊破，這樣的鎮壓尤其有效。 不能以有效手段監控反對勢力的政權，必須訴諸成本較昂貴的措施：大規模、長期的監禁，酷刑，暗殺等。這類政權還可能不得不限制基本自由，澈底阻斷資訊流通，從而扼殺市場的正常運作。這類明目張膽的暴力鎮壓，往往能煽動反對怒火，而這正是獨裁者所不願見到的。在最壞的情況下，欠缺有效預防性鎮壓能力的獨裁政權可能迎來慘重後果。二○一○至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大規模街頭示威，以及喬治亞（二○○三年）、烏克蘭（二○○四年）與吉爾吉斯共和國（二○○五年）的「顏色革命」，都迫使獨裁政權下台。

作者：裴敏欣 譯者：林瑞 繪者：柳廣成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八旗中國觀察 出版日期：2025-09-03 ISBN：9786267509654 城邦書號：A1390337 規格：平裝 / 單色 / 336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