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親眼見證 一場「種族滅絕」╳「政治滅絕」的時代悲劇 名義上「自治」卻無法「自治」的內蒙古自治區 ★文革階級鬥爭／民族鬥爭──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 ★定居者殖民主義──「洗人口」降低蒙古人比例 ★「中華民族共同體」神話──任何自主意圖都會被視為「分裂國家」 在中國大躍進期間，數十萬名內地饑荒難民湧入內蒙古，本書的主角程鐵軍，也在1959年隨父親來到內蒙古。1966年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正值大學生年紀的程鐵軍也加入翻騰全中國政局的階級鬥爭熱潮，成為「造反派」紅衛兵的一員。本書以程鐵軍身為紅衛兵的親身回憶為基礎，配合寶力格及塞爾登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內蒙古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全中國十年浩劫的一部分，更存在中共摧毀蒙古人自治能力、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迫使蒙古人永遠效忠國家的意圖。此外，本書提出的蒙古人例證，也可作為當代中國對待維吾爾人、西藏人，甚至香港人等民族（群體）的參考，了解中國為求鞏固政治穩定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神話，是如何將國家機器伸入邊疆地區。 階級鬥爭還是民族賦權？文革期間傷亡慘重的蒙古族人 根據官方統計與眾多學者研究，文革共造成1.6萬到30萬不等的蒙古族死亡，當時蒙古族的人口約莫有120萬，也就是說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於文革，這比例明顯高於官方提出的全中國平均數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不僅沒有表達任何明確的歉意，也始終將這場「革命」定性為「階級鬥爭」，而漠視蒙古族爭取政治自決與文化自決的可能。 從「種族滅絕」到「政治滅絕」的理解框架 本書認為，文革時期內蒙古發生的針對蒙古族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雖然帶有明顯民族性質，但不宜簡單歸類為「種族滅絕」。本書提出「政治滅絕」一詞，強調這場暴力的真正目的是摧毀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與組織力量，而非消滅整個族群本身。 放任漢族「洗人口」與定居者殖民主義 透過檢視歷史脈絡，本書指出文革中針對蒙古族的壓迫延續了中國自清末以來的「定居者殖民主義」邏輯。漢族在內蒙古逐步獲得的地位與特權，讓他們得以施展國家機器迫害少數民族。據資料統計，蒙古族的人口占比從1800年的近50%，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18%，漢族則占到79%。「內蒙古自治區」已成為蒙古族名義上「自治」，卻無法「自治」的民族自治區。 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西藏、內蒙古到新疆不斷編織的神話 本書指出，自2017年以來中國在新疆推行的高壓政策，以及2020年開始內蒙古中止蒙古語教育，都是官方數十年來持續不斷控制、同化、甚至消滅少數民族自我認同的舉措。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因此，《長城外的造反》探討的內蒙古經驗，不僅是文革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更與今日中國的民族政策及國際人權議題密切相關。

台灣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前言 簡介 第一章　河北農家子，孤身闖塞外 第二章　文革前奏曲，傳言滿天飛 第三章　造反時刻到，文革風雷起 第四章　初現紅衛兵，自發大串聯 第五章　軍人殺學生，全國開首例 第六章　造反初獲勝，權力歸軍方 第七章　挖肅運動起，奉調當記者 第八章　深挖內人黨，罪在造反派？ 第九章　領袖發指示：「內蒙古擴大化」 第十章　全區被軍管，內蒙古遭肢解 第十一章　批林整風後，告別內蒙古 結語　定居者殖民主義，少數民族和政治滅絕──從邊疆視角，重評文化大革命 譯後感言 注釋

【台灣中文版序言】 《長城外的造反派》是一部批判性的著作，聚焦於文化大革命期間蒙古族被大屠殺的悲劇。此類作品在中國大陸幾乎不可能出版，因此中譯本得以在台灣問世具有重要意義。 本書聚焦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為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中共政權對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實施的屠殺。官方紀錄承認，死亡人數超過一萬六千，傷殘者逾三十萬，其中絕大多數為蒙古族。受害者的實際數目可能更多。與中國內地以階級鬥爭為框架的暴力不同，內蒙古的這場暴力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 西方學者及海外蒙古族僑民將這場悲劇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首次「種族滅絕」（genocide）。然而，本書提出「民族大屠殺」（ethnic pogrom）的概念，並進一步探討「政治滅絕」（politicide）一詞，以便更精確揭示暴力的本質。雖然這場災難帶有恐怖性與種族色彩，但我們認為，其目的並非徹底消滅蒙古族，而是為了摧毀蒙古族的政治自主與自治能力，強迫其接受漢族霸權。 這場暴力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主要打擊目標並非普通蒙古族平民，而是蒙古族中的共產黨員、幹部及積極分子。這表明，運動的核心意圖是消滅黨內敵人，尤其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六年間，在資深蒙古族共產主義者烏蘭夫領導下擔任要職的蒙古族幹部。由於內蒙古地處中國與蘇聯及其盟友蒙古人民共和國對抗的前線，這場清洗也因此蘊含深刻的國際地緣政治背景。蒙古族的跨國特性，使中共領導層特別猜忌蒙古族共產黨員的忠誠。 歷史顯示，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許多蒙古族共產黨員曾參與傾向左派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蒙古自治區的建立，源於中共建國前創立的內蒙古自治政府（一九四七年五月成立），該政府得到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支持。中蘇對抗自一九六○年代初加劇後，與蘇蒙接壤、並以蒙古族為主體且有大批蒙古族軍人的內蒙古自治區，被北京視為潛在威脅。這也解釋了為何內蒙古的政治與軍事領導層成為文化大革命最早的打擊對象之一。 在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狂熱邏輯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推動下，從一九六七年底起，以滕海清將軍為首的新內蒙古地方當局（在蒙古族領導人被清洗後，由北京軍區直接掌控），開始系統審查所有蒙古族黨員，指控他們密謀復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所謂「新內人黨」並要跟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這場名為「挖肅」的甄別行動，迅速升級為全區範圍的「人民戰爭」，動員軍隊、幹部、學生、工人與農民。文革激進分子及來自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更成為軍方的暴力執行者。 在最高當局的策劃與鼓勵下，中央文革小組自一九六七年起對內蒙古採取極端政策，由北京的周恩來與呼和浩特的滕海清主導。蒙古族幹部及其漢族與其他民族的盟友遭受殘酷審訊，被迫認罪，承認自己是反黨叛國的新內人黨，並供出他人。挖肅派深信，所有蒙古族人，尤其是共產黨員，皆為新內人黨的潛在成員。這場恐怖運動最終波及政治嫌犯之外的普通蒙古族牧民與農民，尤其在所謂的革命老區。 本書不僅記錄漢族挖肅派在最高當局領導下犯下的暴行，還提供更廣泛的歷史與政治背景，追溯內蒙古在二十世紀的軌跡。清末及中華民國時期，內蒙古是中國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的關鍵場域。在此期間，為求自保，蒙古族各政治團體曾與俄羅斯（一九二二年以後為蘇聯）、日本及中國共產黨等不同勢力結盟。 讀者應留意，本書是一位在內蒙古成長的漢族造反派（本書的合著者）的政治回憶錄。他於一九五九年離開河北故鄉，在內蒙古度過青春歲月，完成中學與大學教育，並成為積極的造反派紅衛兵。與眾多紅衛兵不同的是，他的外來者身分與個人經歷，特別是關於大饑荒的記憶，使他得以跟針對蒙古族的鬥爭保持一定距離。 更重要的是，他曾任《內蒙古日報》駐蘇蒙邊境記者，親歷當地暴力事件，這促使他反思民族迫害的緣由及其政治邏輯。因此，他的個人旅程，無論是身體上的遷移還是思想上的轉變，皆構成本書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書最具啟發性的洞見之一，是挑戰將文革暴力單純歸咎於造反派紅衛兵的說法。雖然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或許占據上風，但內蒙古暴力升級的根源，實為黨組織與革委會支持的保守派與造反派的競爭。雙方試圖透過「揪出」與打擊蒙古族「叛徒」來證明自身的革命熱情及對黨與毛澤東的忠誠。 對於造反派而言，蒙古族領導層象徵著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需要嚴酷打擊；而保守派則為了撇清與官僚體系的聯繫，透過迫害蒙古族黨員幹部來尋求自我救贖。這種競逐體現在對所謂的敵人進行殘酷的肉體折磨，最終使這一暴力運動演變為一場民族屠殺。作為中共對抗蘇蒙「修正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前哨堡壘，內蒙古為這場爭鬥建構了理想的舞台。 對於這場悲劇，包括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內的最高領導層難辭其咎。官方常辯稱，「挖新內人黨」的暴行乃地方官員擅自所為，最高領導不知情，後察覺並介入才制止惡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時，毛澤東、劉少奇與鄧小平率先清除內蒙古領導人烏蘭夫及其親信。周恩來則全程參與暴力事件，聲稱不知情不過是為了保全中共道德的最後遮羞布。 簡言之，本書超越以往以民族關係為單一框架的控訴式敘事，而是從一位前漢族造反派的視角，結合歷史回顧與背景分析，細膩描繪內蒙古的權力鬥爭、紅衛兵派系衝突、民族政策的邏輯、蒙漢關係的複雜性，以及毛澤東與周恩來等黨內高層，如何致命打擊中共親手扶植的蒙古族「自己人」及民族區域的自治制度──後者曾被中共標榜為中國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我們相信，本書對台灣讀者了解中國邊疆地區，尤其是內蒙古，具有重要價值，並期望本書傳播至中國大陸及海外華語讀者，激發對歷史、民族關係與國家暴力的深刻反思。在中國面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溫故知新，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嚴肅課題。

【內文試閱】 第一章　華北農家子，隻身赴塞外 一九五八年，對全中國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我自己也不例外。那年我十五歲，是河北省饒陽中學國二的住校生。 一九五八年夏天，學校沒放暑假，在物理老師周福田指導下，我們在校園建了三個小工廠：生產焦炭、鋼鐵和水泥。這是我們對席捲全國的「大躍進」所做的貢獻。黨國號召，農村也要生產作為工業標誌的鋼鐵和水泥，以實現所有人快速富裕的承諾。 一九五八年，也是饒陽乃至全國大部分地區夏秋作物將要大豐收的一年，但六月時出現嚴重的勞力短缺。幾乎所有體格健壯的饒陽男性，都被動員到承德縣正在建造的鋼鐵廠和其他工廠。承德是清朝皇帝的避暑勝地和夏都，位於北京東北二百多公里的長城以北。 到了八月，衡水地委發布一項令人震驚的通知：科學研究證明，紅薯（地瓜）產量遠高於玉米，所以，要改種紅薯。當時，玉米已經三尺來高，卻被下令砍倒，改插紅薯秧。以前，黨從未如此直接干預和侵犯農民的智慧。大家都知道，紅薯要在六月種植，才能成熟。村民無視上級命令時，幹部和民兵就直接介入，拉著兩公尺長的繩索，穿過田壟，毀掉玉米。村民的辛苦勞動付之東流，自然，改種紅薯的計畫胎死腹中。 大躍進也承諾大幅擴展全民教育，一九五八年一年內，饒陽縣的中學數量，就從一所增加到六所（每個大公社一所）。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我跟三十個男生，搬進縣中一排破舊的紅磚宿舍，十人擠住一個房間，五人合睡一張木板大通鋪。 但隨著工業下馬和飢餓加劇，學校人數大幅削減，部分學校開始關閉。一九五九年六月，校長命令學生站成兩排，大家開始報數：一、二，一、二……偶數學生繼續學業，奇數學生當場解散，被動員回家。當時沒有偏袒或特權，甚至沒有顯示出對地主家庭子女的歧視。當然，也許有，但我們學生沒有意識到。就連一些幹部子弟，也被動員回家。有些學校重複抽籤，每次都減少一半人數。 我的號碼剛好是偶數，但也不容慶幸。一九五七年，我們村小學畢業班的三十五名同學，共有七人考上中學。到一九五九年秋，除三人之外，其他人都回了村莊。一位轉到承德附近某所中專；另一位參軍入伍，最後成為軍官；我是第三個。一九五九年，隨著學校大幅削減規模，母親擔心我的學業和未來希望都會落空，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父親曾多次勸說我，去呼和浩特跟他住，在那裡上學。一九五六年，他又娶了比他小十二歲的第三任妻子。一九五九年初，他曾寫信給我，把貧困的饒陽農業縣與呼和浩特快速工業化的自治區首府做對比，他所描述的美好生活，在饑荒來臨的時刻，變得難以抗拒。 母親說：「我實在不想讓你去跟繼母住，但教育是咱們唯一的希望。」在她說服下，我最終同意，轉學去呼和浩特五中，靠近父親開卡車的呼和浩特運輸公司。依照規定程序，五中需要我的中學轉學證。我多次去公社和饒陽縣城，辦理轉學證和另外兩份重要證件：「戶口遷移證」和「糧油供應轉移證」（簡稱「轉糧證」）。前者將我的合法居住地從河北農村遷到了呼和浩特市；後者則保證，作為國家職工的家屬，我可以獲得政府的口糧供應。中國從一九五八年起，就試圖控制農民進城的機會，但大躍進的瘋狂，壓倒了管控流民的嘗試。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初，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在全國新興工業城市，以及受災較輕的農村地區，找到了新工作。一九五九年，是農村人口獲准進城的最後一次機會。到第二年（一九六○年），隨著經濟全面崩潰，大批內地的自發移民，在省際邊界上，即遭收容，並被遣返。 出發那天，母親送我出村，我們朝村北的河岸方向走。我背著一個小包，天一亮悄悄出發，趕在瑞軍醒來之前，因為我擔心他會大哭。母親跟我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叮囑我要好好學習，不要跟繼母衝突。她的話語，多次被肺氣腫引發的咳嗽打斷，肺氣腫是饑荒時期常見的多發病之一。我強忍淚水，懇求她回家。當她瘦弱的身影被晨霧遮擋，咳嗽聲逐漸消失在樹林後面時，我終於忍耐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告別母親弟弟，去與父親和從未謀面的繼母生活，其前景如何，讓我心情沉重。但我畢竟已經十六歲，期待繼續學習，也準備經風雨見世面。 【結語】 我們希望以對內蒙古文革經驗之於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反思，作為本書的結語。這些目標，正是許多造反派當年奮鬥的理想。起點是這樣一個觀察：自一九七○年代末以來，中國陸續出現民主運動，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達到高潮，卻遭嚴厲鎮壓。其後，大批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主要流向美國，亦遍及歐洲與亞洲多地。在這些流亡者中，不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一九八九年民運的積極分子，他們日後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其影響力也延伸至台灣、香港的後續民主運動，乃至全球華人僑民社群。 文革時期的造反派程鐵軍，後來於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成為美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有趣的是，一些美國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源頭，追溯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十六條」，而該文件後來催生了《七五憲法》中所載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國及海外的民主倡導者譴責，這些被稱為「大民主」的憲法權利，在鄧小平一九七九年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透過一九八○年修正《七八憲法》，被正式取消。 這些民主理念突破了對投票權的狹隘理解，強調每個人都有權直接挑戰權威、賦權於弱者。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隱患：動員式民主政治可能以「大多數」的名義，剝奪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這種悲劇性後果於文革期間已在內蒙古清晰展現；而今，即便不再依賴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這一邏輯依然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持續重演。 因此，內蒙古的文革經驗，對中國治理的核心原則（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基本結構，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提出了獨特而深刻的挑戰。一九六七年初，內蒙古的造反派在與保守派和軍方的對峙中，處於壓倒性的劣勢。軍方掌握著武力，以及國家機構、經濟與政治資源。但當毛澤東發出將矛頭對準「走資派」的號召，而內蒙古又爆發軍官槍殺學生造反派的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由周恩來主持），乃至毛本人，開始支持造反派，並促成該地區黨政軍的全面改組。造反派的地位急劇上升，迅速接近自治區的權力核心。當時尚未大學畢業、甚至被禁止入團的程鐵軍，與其他學生一同被任命為《內蒙古日報》記者，成為中共在區內的宣傳喉舌。他在師院的兩位造反派同伴（一位教師與一位學生）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常委，進入自治區領導層。儘管如此，實權依然牢牢掌握在軍隊與黨的「核心小組」手中。 正如本書所指出，一九六六年，造反派與忠於黨的保守派一同批判烏蘭夫及其「黑幫」，指責他們搞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等嚴重罪行，並競相表演，力圖在聲勢與立場上超越對手，以顯示徹底與「敵人」切割。與此同時，在軍方主導的挖肅運動中，蒙古族造反派自身也成為被清算的對象，而掌握權力的漢族造反派，在極少數例外之外，大多積極支持這場屠殺。 由此可見，中國動員型政治中，那種以製造「受害者」為手段的政治文化，在針對蒙古人的政治清洗中表現得尤為深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間，蒙古人在烏蘭夫主政的內蒙古政權中一直扮演著積極角色。但在這場大屠殺之後，他們幾乎失去了任何有效的政治能動性。代罪羔羊政治並不限於某一派別，它本身就構成了對建立能夠調解社會深層分歧的民主制度的挑戰。有人主張，流亡海外的前造反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民主派」，但他們所謂的「民主」並非來自於對投票制度的訴求，而是致力於擴大那些能夠在政治結果中發揮作用的社會階層。 然而，內蒙古大屠殺也提醒人們，即便是「民主派」在面對「他者」時──無論是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地主、知識分子，還是宗教信仰者，仍同樣可能施加壓迫。歷史也揭示這樣的悖論：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曾嚴厲批評國民黨壓迫少數民族，率先提出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卻是他們親自發起了對蒙古人的大清洗；進入二十一世紀，又在西藏、新疆等地實施大規模的民族鎮壓。 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常被視為防止種族滅絕、民族屠殺等集體暴力的良方。但本書想提醒讀者，一個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所有面向未來的民主社會：少數民族的權利，究竟該如何保障？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憲法是否應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有的話）對「多數」加以限制，尤其當這個「多數」本身就是在某一區域或全國占壓倒性人口和權力優勢的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又或者說，如何在尊重民主原則中「多數決定」的同時，確保「少數」的權利和生存不被犧牲？ 這一張力，不僅貫穿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同樣存在於當代美國、歐洲，以及歐美現在或過去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只需看看當下的美國便可明瞭：白人至上主義根深柢固，警察暴力頻頻針對非裔、美洲原住民、亞裔及其他有色人種；在歐洲，極右翼民粹主義則將移民視作攻擊目標。在全球北方，教育體系也正經歷一場劇烈的撕裂：支持去殖民化的學者與批判種族理論的反對者之間，爭執不斷。這場衝突本身，正是種族主義持續影響社會結構的明證。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當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所使用的分類方式，來理解中國內部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威廉．基姆利卡（William Kymlicka）提出，應當將「少數民族」與「族裔群體」做出明確區分。這兩類群體有著不同的歷史淵源，其形成與國家建構的過程密切相關。他所說的「少數民族」，是指那些原本擁有自治權、地域上相對集中、具有自身文化傳統的群體，這些群體後來被納入一個由異質文化或族群主導的更大國家之中。而「族裔群體」則通常由透過遷移而定居在新國家或地區的個人及家庭構成，是一種較為鬆散的社會聯合體。 由於形成路徑不同，這兩類群體對於國家的期待也不盡相同。少數民族往往希望保持自身的獨特社會形態，能夠與主流文化並行共存，並爭取各種形式的自治，以保障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的延續。而族裔群體則多半希望融入主流社會，並被視為其正式的一員，獲得平等對待。 兩者的區別，經常被進步派政治人物、學者以及人權運動者忽略，尤其是在美國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他們往往忽視，甚至拒絕「少數民族」這一分類，將其視為共產主義話語的產物，而堅持使用「族裔群體」這一稱呼。然而，釐清這兩者的差異至關重要。舉例來說，當我們比較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人（這些居住在本民族歷史地區的少數民族）與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時，這種分類的意義尤為明顯。若不做區分，或不自覺地套用與多元族裔國家相關的政治倫理，將可能誤解少數民族的訴求，甚至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造成進一步的不公。 例如，外界對中國政府或漢人歧視少數民族的批評，常常立基於民族團結與族群平等的理想之上，而這些理想忽視甚至否認了少數民族希望在其歷史家園中實現文化與政治自治的願望。結果便是，這種批評立場可能無意中與中國打壓所謂「民族分裂主義」及推行同化政策的行動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文革時期，一些漢族造反派以「大民主」和「平等」為名，猛烈抨擊所謂「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他們的激烈言行在事後看來，與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之間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聯繫。這提醒我們，內蒙古（這個歷史上屬於蒙古民族的故鄉）已經轉變為一個漢族的定居殖民地，這一現實構成了蒙古人行使與漢族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利，或在名義上維持其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的結構性障礙。在這片土地上，相較於占絕對多數的漢族人口，蒙古人早已成為絕對少數。 截至二○二二年，內蒙古的人口結構中，蒙古族占百分之十八，漢族占百分之七十九，其餘為其他少數民族。漢人在內蒙古的定居殖民，早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便已開始。一九六六年烏蘭夫及其蒙古族盟友被罷黜之後，接下來的五十年間，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不斷推進，使得政治控制權徹底落入漢人之手。回看二十世紀上半葉，漢族移民在邊疆對當地民族的壓制方式，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西進運動期間，牧場主和農民如何驅逐乃至屠殺美洲原住民──只是中國的情形缺少了美國那套「牢固民主傳統」的制約機制。 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在日本入侵之後，許多西北和西南邊境的漢人本身就是難民。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仍以「反帝」和「反分裂」為名，對邊疆的土著群體採取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這種程度的暴力，最終也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憂慮。一九五○年，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罕見地向少數民族發表了公開道歉：「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並向他們賠不是。要多做解釋工作，說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不同，不會再去壓迫少數民族了。說一次不行就再說一次，不怕多說幾次。人家終究會知道你的話是對的。」 中共在建國初期，刻意將自己與傳統的漢族政權區分開來，尤其是與國民黨和軍閥勢力劃清界線，並向少數民族表達歉意，借此為民族和解鋪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少數民族在共和國成立之初，選擇了與中共偕同。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六年，烏蘭夫主政內蒙古期間，蒙古人在治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也取得了發展；與此同時，漢族移民的權益亦受到保護。 然而，中共的道歉並未伴隨政策性撤離漢人移民。相反地，這是一項有意為之的政治策略，其目的在於透過持續推動漢人定居來加強邊疆控制，同時緩解少數民族的抵抗情緒。文革期間，尤其是在挖肅運動全面展開之後，早期的悔意徹底消失。黨國政權借「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之名，展開了大規模政治清洗。大量蒙古人遭到殺害或致殘，倖存者普遍經歷嚴重的心理創傷，而原有的政治自治制度也被徹底清除。最終，毛澤東下令停止清洗，只留下一句輕描淡寫的批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 問題的核心在於：少數民族權利這一政治議題，雖然在世界各國均以不同形式存在，當代中國是否能夠給予有效保障，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文革期間內蒙古的政治歷史，以及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當下的發展現實，以不同方式凸顯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所面對的阻礙。文革期間實施的政治滅絕留下了一種持久的後果：少數民族在多數人和國家權力機關眼中，往往不再被視為遭受中國剝削或壓迫的受害者，而是可能叛國的「第五縱隊」；與此同時，漢人則被看作是在中共領導下捍衛中華民族的堅定力量。 從這個角度來看，內蒙古文革的經驗，無疑為我們審視近年來新疆的種種提供了一個視角。自二○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了嚴厲的政策，監禁了數十萬或更多的維吾爾人及其他穆斯林公民，聲稱要對他們再教育，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中國公民。與維吾爾人生活、語言、宗教、飲食相關的文化規範、音樂及藝術成為破壞的目標，許多代表性文化人物失蹤、被捕、噤聲。現行政策的出台，固然跟某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攻擊有關：他們批評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例如在高考中，為少數民族加分，或免除「一胎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中國學者批評民族政策，特別是自治制度，助長了維吾爾分離主義。 這些批評與文革期間的譴責密切相關，也是中國政府唯一一次公開支持對其民族政策的攻擊。與文革時期的內蒙古情形相仿，如今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漢族定居者，普遍對當地少數民族「自認為家園主人的態度」感到不滿。中國政府則藉此不滿情緒為憑，以打擊民族分裂主義與少數民族暴力之名，壓制其所謂的民族主義訴求。 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在挖肅與新內人黨運動中，蒙古人的遭遇與二○一七年以來新疆的鎮壓，相似之中又存在顯著差異。最重要的不同在於，新疆的穆斯林是多數群體，其語言與文化的同化程度遠低於蒙古人。相比之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蒙古人在內蒙古的人口比例始終低於百分之十八，在城市人口中的占比更低。 這或許解釋了中國政府為何大規模監禁維吾爾族，被一些國際批評者稱作「緩慢的種族滅絕」──透過絕育與墮胎壓低生育率，同時加速漢族移民新疆，意在讓漢族成為當地多數。兩個邊疆地區的共同之處在於：漢族定居者的廣泛動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正參與一場生存戰爭，自行執法，採取暴力行動。在這兩種情形中，都是國家制定議程、指揮進攻，而非調解對立的社群。我們稱內蒙古的大屠殺為「政治滅絕」，意指中國共產黨主導並實施，旨在徹底摧毀蒙古人自我組織的政治能力。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Millward）也將近年來針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暴行，定性為「制度化的族群滅絕」（institutionalized ethnocide），其中包括持續的監控、大規模關押、壓制生育和強迫勞動。 二○二○年，少數民族權利問題在全國各地重新浮現，包括內蒙古這片民族自治所剩無幾、語言、文化與社會高度同化的土地。絕大多數蒙古人講漢語，多數以漢語為第一語言。只有極少數蒙古人，特別是鄉村地區的家庭，仍將孩子送入蒙古語授課的學校，這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以「母語」接受教育，或可被視為少數民族所剩不多的自治權之一，亦即管理其「內部事務」的權利。 然而，二○二○年八月下旬，中國政府削弱了這一憲法權利，推行普通話教學改革，擬在三年內分三階段，逐步取消蒙古語教學。這意味著已長期式微的蒙古語正被進一步驅離公共領域。在習近平宣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新公共領域中，國家正試圖建構一個以「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為基礎的語言共同體，所有成員須使用普通話進行交流。簡而言之，不僅蒙古語，所有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都被壓縮。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 因此，當我們思考如何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這些多民族邊疆地區實現民主和平等的成果時，一個核心問題也隨之浮現。內蒙古的文革，最終發展成一場毀滅性的政治滅絕；此後，新疆維吾爾人遭到嚴厲鎮壓；而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及其他民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也面臨廣泛削弱。這些事態的發展，或許正預示著中國多民族邊疆未來的走向。 今天的中國，正如文革時期一樣，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邊疆政策被推向國家事務和對外戰略的中心位置，民族政策也由此成為國家未來藍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們也正處在一個全新的世界格局中。作為當今全球最具實力的兩個國家，中美之間的關係，已從過去的廣泛合作轉向激烈對抗。 兩國互相批評對方的人權紀錄：美國及其盟友嚴厲指責中國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做法是「種族滅絕」，而中國則反擊，提醒世界美國自身在歷史上對美洲原住民的屠殺，以及奴隸制度和針對非裔、拉美裔、亞裔等移民群體的系統性歧視。我們所能做的，也許只是希望，這段被記錄下來的政治滅絕歷史，以及我們嘗試提出的分析視角，能為人們更好應對中國、美國，乃至其他多民族國家正在逼近的不確定未來，提供一些準備和反思的空間。

作者：程鐵軍、烏．額．寶力格(Uradyn E. Bulag)、馬克．塞爾登 譯者：程鐵軍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八旗中國觀察 出版日期：2025-08-06 ISBN：9786267509555 城邦書號：A1390335 規格：平裝 / 單色 / 512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