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2025年最新作品，全球唯一中文版】 【重返中國任教後的新篇之作】 二十多年前，何偉在「江城」邊任教，記錄下快速發展的中國 二十多年後，何偉又回到心中「第二個家」，重執教鞭 這些年經歷過──習近平上台、中美貿易戰、不斷內捲、新冠疫情 何偉將告訴我們，他眼中的中國有什麼不變，有什麼改變了 「中國的許多矛盾就是這樣，一切都變了，卻也都沒變。」 ──何偉 提到當代中國的報導文學書寫，我們絕對不會繞過何偉這位作家。1996年，何偉以美國和平工作隊（Peace Corps）志工的身分到中國，在四川臨長江邊的一座小城涪陵當師專老師教英文。那年何偉二十七歲，有兩個學位，單身，沒有正職工作，笑稱自己是「家裡蹲」，他只有滿滿的教學熱情，跟手中的一支筆。 2001年，描寫自己三年旅居涪陵日子的《江城》出版，不只何偉自己沒有料到，當初退他書稿的諸多美國出版社也沒料到，《江城》竟然成為美國、歐洲及許多國家讀者認識中國的窗口。2006年《江城》被譯為中文版，也讓中文世界讀者知道，原來有位美國人在中國住了三年，寫下他對中國的所見所聞。 2019年，何偉又回到中國，這次他在四川大學與匹茲堡大學聯合設立的學院任教，開了一門「非虛構寫作課程」。他在此同時，他和妻子也將一對雙胞胎女兒送入四川當地一所公立小學就讀，她們姐妹倆是班上唯一的西方人。 二十年前，何偉初到中國時，那時他在涪陵師專教的學生多半來自貧困農村，父母能給孩子們的資源有限，他們力爭上游是為了能脫貧，雖然日子過得艱辛，但對未來仍充滿期望。後來這些學生有的當上老師，有的做生意，也有的赴海外工作，多半都已結婚生子，何偉稱這些涪陵學生是「改革的一代」，是中國那些年經濟起飛的最佳寫照。 二十年後，何偉在新書《別江》中描寫，他遇到了一群2000年後出生的大學生。這些學生幾乎來自城市，因為一胎化政策，多半是家中的獨生子女，乘載父母的許多資源跟「殷殷期盼」，升學求職競爭也比以往更激烈，也更「內捲」。何偉稱他們是「習近平的一代」，很聰明，很有想法，但由於國家牢牢控制著社會，明明是青春年華大學生，卻「有著老靈魂。他們曉得事情的道理，也了解體制的缺點」，但對未來不抱任何幻想，也不願反抗既有制度。 從《江城》到《別江》，是兩代人的改變，也是中國近二十年來發展的軌跡。但也如何偉在《別江》中所說的：「一個國家在社會上、經濟上與教育上經歷這麼大的改變，怎麼政治還停滯在那，甚至還倒退呢？」一切都變了，卻也都沒變。 方怡潔｜清華大學人類所副教授 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朱建陵｜資深媒體人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吳介民｜《尋租中國》作者 李志德｜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易安｜媒體工作者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 沈秀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沈朋達｜《天下雜誌》記者 房慧真｜作家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林慕蓮｜《香港不屈》、《重返天安門》作者 阿潑｜作家 姜以琳｜上海紐約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胡晴舫｜作家 胡慕情｜記者 唐家婕｜駐華府記者 夏珍｜資深媒體人 袁莉｜記者 張彥｜《星火》、《中國的靈魂》作者 張貴閔｜台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張潔平｜記者、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創辦人 張贊波｜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作家 梁嘉麗｜《追光者》副總編輯 莊瑞琳｜春山出版總編輯 郭崇倫｜《聯合報》副總編輯 陳志柔｜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兼所長 陶儀芬｜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傅月庵｜資深出版人 彭昉｜台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黃克先｜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黃崇凱｜作家 趙思樂｜作家 劉致昕｜《真相製造》作者 劉紹華｜人類學家 歐子綺｜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鄭志鵬｜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社會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閻紀宇｜資深國際新聞工作者 羅四鴒｜《波士頓書評》主編 蘇碩斌｜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顧玉玲｜台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研究所副教授 （依姓名筆畫排列）

第一部 第一章　閉門羹 第二章　舊校區 第三章　新校區 第四章　成都實小 第五章　地震 第二部 第六章　懸城 第七章　新冠之子 第八章　封城 第九章　內捲 第十章　常識 第十一章　習一代 收場　安肯帕格里江 謝詞

第一章　閉門羹（節錄） 做老師最不情願的，就是通知學生說他們沒選上課，而這居然是我在四川大學做的第一件事，甚至我人都還沒踏進校園就幹了。當然，有人會說吃閉門羹對中國年輕人來說，是很尋常的經驗。打從上小學開始，孩子們經歷一連串的考試、排名與淘汰的鍛鍊，已經能處理失敗與失望。對於四川大學這樣的地方來說，就是數字問題：省裡有八千一百萬人，城裡有一千六百萬人，大學裡有七萬人。三十人出現在我的課堂上。課程名稱叫「新聞與非虛構寫作導論」，我之所以選這幾個詞，除了簡潔之外，也是因為它們沒有承諾什麼。鑑於中國當今政治氛圍，我不確定在這樣一堂課上會有什麼可能。 部分選課同學想的是同樣的議題。我任教的第一個學期，有個主修中文的同學從課程名稱裡挑了其中一個詞：「非虛構」，然後寫了一段她自己的介紹： 「在中國，你看到很多事情，（往往）卻不能說出口。要是你在社群平台上貼了敏感的內容，就會被刪掉……對很多事情來說，非虛構的描述已經消失了。即便我是讀文學的，如今我也不曉得怎麼樣用文字表達事實。兩年前，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發生一場大火，十九人喪生。災後，北京市政府展開為期四十天的低端人口清理行動。與此同時，「清理低端人口」在中國變成禁用詞，所有中國媒體都不准報導。我沒有針對這件事寫過文章，它只會永遠存在我的記憶裡。身為中文系學生，我想寫的東西都很難下筆，因為我擔心我寫的東西恐怕會被刪掉。」 想選課的同學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處理這個難題。我要求學生用英文撰寫寫作範本，許多學生交來的是他們在其他課堂寫過的報告。從某些文章的題目可以看出，之所以選上這些主題，是因為距離遙遠或性質模糊，所以不太可能起爭議，像是〈贖罪日戰爭之化解中的新自由主義機制〉、〈澳洲原住民女性作家的生命寫作動機〉。其他學生則反其道而行，找比較貼近自家的主題，但恪守政府的路線，例如一位申請者的文章題目是〈網路審查之必要性〉。恪守意識形態也很安全。一位文學與新聞學院的學生繳了一份對於《包法利夫人》的馬克思主義詮釋。（「資本主義已經打倒法國舊社會的當權派，一定程度上拆解了侷限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種阻力。」）另一個學生放棄所有傳統題材，政治、商業、文化、文學統統不要，反而是寫了一篇隱約帶點《聖經人》調調的散文，用五百字的篇幅描述他在學校裡看到的正妹： 「她是花園──她的嫩芽是石榴園，是指甲花、番紅花、菖蒲與肉桂、乳香與沒藥。她是花園中的泉──她是從黎巴嫩流瀉的川流，清澈碧綠，寧靜粼粼……」 我對同學的第一印象是文學的印象：人未到，文字先到。他們的英文稍微偏正式，但不死板，其中不時流露情感與熱情。有時候，他們會道出想大刀闊斧的心思。（「我現在還不到十八歲，活在與世隔絕的象牙塔裡。我期許能有所改變。」）修課的都是大學部學生，大半是在世紀之交出生的。二○一二年，習近平成為中國領導人的時候，他們還是國中生。此後，習近平鞏固權力，是毛澤東時代以來所僅見。到了二○一八年，習近平的憲改廢止了任期限制。在這個習近平有可能終身執政的體制內，這些大學生是第一代成年人。 我上一回到四川當老師是一九九六年的事，當時鄧小平還在世。我一面讀選課申請，一面想像重返課堂會是什麼感覺，同時抄下幾個吸引我目光的句子： 「一個民族唯有知其史，領會其文化，才能得到認同。」 「沙特有言，人受咒詛而為自由。我們有太多選擇要煩惱，卻沒有什麼指點。」 「其實，我們所有人就像大機器中的小螺絲，雖然小，但不可或缺。唯有人人努力工作，我們的國家才能有光明的未來。」 主題的範圍實在太大，根本不可能去比較那些申請書，我只能盡量。我必須把修課人數限制在三十人以內，對於密集寫作課程來說，這樣的人數已經太多了。選完同學之後，我給其他沒選上的同學寄了短信，請他們下學期再申請看看。但有一位沒選上的女生從第一天上課就出現在教室。她坐在靠前排，這應該是我沒注意到她的原因。我本以為想要溜進來的人，會盡量靠後坐。第二週結束，她寄了一封長長的電子郵件，這時我還是不知道她是誰，長什麼樣。 老師好： 我的名字叫瑟蕾娜，是四川大學英文系學生，來信是希望您能允許我以旁聽生的身分來上您星期三晚上的課。我沒有選到課。從第一週開始我都有到教室，我猜想自己出現是可以的。 我想寫作。就像吳爾芙認為只有寫下來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我希望可以做一個熟練的觀察家，在紙上表現生命或理想的形象，就像復活，也像「在不朽的詩句中長生」︙︙我逐漸覺得，作者的用字遣詞不是自然流淌的表達，而是仔細的構思與努力；我開始與那些作者設身處地，要讓自己的耳更敏銳，要聽到寫作之音，包括和諧音或不和諧音、爵士、和弦，終於達到交響。 或許我有點執著，沒有人把我拉出來。若未蒙您允許，我會繼續低調來上課，直到被趕出去。 祝中秋節愉快！ 感謝您撥冗。 您真誠的瑟蕾娜 我寫了一封電子郵件，解釋我不能收旁聽生的原因。但我一直猶豫要不要按下「傳送」。我又讀了一遍瑟蕾娜的信，然後把原本的訊息刪了。我後來寫： 「學校對於旁聽有所疑慮，畢竟這門課必須照顧選到課的同學。但我很欣賞你的積極，想請問你願不願意以正式生的身分上課，繳交所有課程作業？」 我是在違反自己的規矩，但我還是把電子郵件寄出去了。短短三分鐘後，她就回信了。 ＊ 一九九一年，我搬到北京，擔任自由記者。雖然不再教書，但我生活的一部分仍繼續按照中國教育界的行事曆在走。每學期初（九月與二月），我會手寫一批信，寄去四川的幾十個村子與重慶。現在我又回中國住了，以前的學生要回信比較容易。他們用便宜的牛皮紙信封回信，郵戳上的地名我一個都沒聽過：攔江、營耶（音譯）、茶園。大多數學生字寫得很漂亮，他們讀師專時，必須花好幾個小時練傳統的毛筆字。信上優美的字體，跟他們描述中的無情世界大相逕庭： 「學童一點讀書的興致都沒有。我們的故鄉跟現代社會差距太遠，農民擺脫不了窮愚。一連好幾代人用手、用牲口為勞動力來工作過活，而不是用拖拉機。懂得愈少，就變得愈窮。我常常告訴學生，你們一定要學習，不然就改不了笨……政府幹部大多無能，大多所知有限。這在你們美國是無法想像的。當官的只知道吃喝嫖賭、攀關係。」 日子漸久，我跟超過一百個以前的學生保持聯絡。經常寄到我北京辦公室的信件裡，就有吉米的牛皮紙信封。他信上郵戳寫著「江口」。從前的江口又窮又孤立，但沒過多久，吉米的信開始描述一些他以前絕對想不到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有個迷人的妹子來到了我的世界，她當時在一家餐廳工作。我眼裡的她分外吸引我，我愛上她，承諾愛她一輩子。最後在二○○○年三月十五日，我娶了她。結婚前，她開始自己經營一家裝潢很好的餐廳。我的看法是開店很辛苦，但她覺得這是份好工作，可以讓她一展長才。一開始我們欠親戚朋友很多錢。現在我們還開了一家酒店，花了我們十七萬元。很開心餐廳跟酒店都經營得很好……二○○一年九月五日，我們家多了個叫晨曦的寶寶，給我們帶來莫大的滿足。」 信裡內容變化之快，讓人印象深刻。二○○○年代初期，對於貧窮的描述少之又少，捎信來的人提到自己家鄉正在蓋新的高速公路和鐵路。關於錢的細節俯拾皆是：借錢、投資、副業。不時有以前的學生從東南的工廠城鎮來訊，許多農民都遷徙到了當地： 「我之後要去福建。有個親戚在福建福鼎市工作，在那裡的玩具工廠工作時受了傷，正在打官司。最近我們在跟工廠老闆談該賠給我親戚多少錢。我覺得這個地方不只好玩，還比重慶富很多，而且薪水好的工作很好找。」 他們幾乎生來都不具備家庭、財務或地緣上的優勢。但他們有歷史機緣的運，這時間點再好不過了。一九七八年，他們才幾歲大時，鄧小平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我的涪陵學生隨著這些經濟與社會變化長大，成為我後來所認為的「改革一代」的一部分。這一代人加入了人類史上最大的國內遷徙，有兩三億農民搬到城市。到了二○一一年，中國人口正式以城市居民占多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脫貧的人數甚至更多，將近八億人。 不貼近看的話，很難理解這些統計數字對個人層面意味著什麼。但同學的信給了我不同的觀點。二○一六年，一位名叫大衛的同學寫信來道歉，因為以前在一九九○年代，他不是個特別用功的學生。的確，大衛在文學課上經常無精打采，半睡半醒。二十年後，他才終於解釋自己委靡不振的原因： 「有三年時間，我吃不好也睡不好。我還記得在一九九六年，有半年時間我一天只吃一餐。當時我過得不好。但現在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 後來，牛皮紙信封漸漸不敵電子郵件跟簡訊。我的人生也在前進，萊絲莉跟我在西南科羅拉多住了一陣子，我們的雙胞胎女兒愛莉兒（Ariel）與娜塔莎（Natasha）二○一○年就是在那兒出生的。隔年，我們搬到埃及，萊絲莉和我當了五、六年的外電記者。無論我身在哪裡，我都維持著在每個中國學期初寄長信的做法。我一直有個想法，也許過了二十年或者更久，但總有一天我會回到熟悉的長江與烏江口生活。我覺得再度任教於涪陵師專很棒，也很好奇下一代的學生是什麼樣子。 二○一七年，我問起有沒有教學工作。有些舊同事還在校內，他們告訴我校方想聘用我。我提交申請，文件要轉送給重慶教育當局核可，因為涪陵屬重慶管轄。然後，啥都沒有。 在中國有很多種拒絕方式。最簡單的跟錢有關，有句話叫「在商言商」，商場上的拒絕多半直截了當。學術圈也可以很直，尤其中國教育以考試為導向。但假若拒絕的原因是政治，且假若跟外國人有關，那就完全不會有回音。沒有人提到決定是什麼，也沒人給出解釋。沒有魚雁往返，意思就是問題與解決方式都不存在。感覺就像一開始的申請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幾個月的石沉大海過後，我曉得要把事情搞清楚，只能親自走一趟。我從科羅拉多長途跋涉前往涪陵，跟一位有關係的朋友見了面。我問，問題是不是我的寫作？二○○一年，我出版《江城》，寫我在涪陵師專那兩年日子。但朋友保證問題絕對不在那。 「原因是習近平跟薄熙來。」他說。薄熙來是重慶最高的共黨官員，直到在二○一二年涉入爆炸性的醜聞，犯行甚至包括薄熙來之妻主導謀害英國商人一事。薄熙來失勢前，外界本來認為處無期徒刑。 我涪陵的朋友解釋道，自從醜聞之後，重慶的官員就受到國家領導層嚴密關注。他們不太可能核准任何有潛在負面影響的事情，包括任命某外國作家擔任教職。 「只要掌權的還是習近平，」我朋友說，「你就永遠別想在涪陵教書。」 他的口氣有點鬧，彷彿這是中央政治局直接下達的指示。我們頓時相對無語。接著我說：「那習近平身體好嗎？」 「很好！」他放聲大笑。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 譯者：馮奕達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何偉作品集 出版日期：2025-10-01 ISBN：9786267509838 城邦書號：A1390339 規格：平裝 / 單色 / 480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