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振瑞（詩人、作家暨翻譯家） 　　 　　正如大江健三郎的《定義集》書名一樣，我們要全面概括他在著述中隱含的政治思想，以及更多關注的文化議題，絕對是一項艱難的任務。首先，評論者必須充分掌握其長期以來言論特徵，必須理解他作為日本左派作家的立場與文化批判所產生的影響，僅止這樣思想脈絡，自然要構成巨大的挑戰，因為回應的同時意味著我們正參與這些問題的思考，否則我們很可能走向去脈絡化的歧途，最終失去表達見解的機會。自二〇〇六年四月起，大江健三郎開始在《朝日新聞》撰寫文化隨筆，每個月連載一篇，直到二〇一二年三月為止，為期六年共計寫出了七十二回，這就是《定義集》一書的原型。此書出版之前，他在這基礎上做了修改和補充。然而，就其整體思想面貌而言，這些問題意識都屬於大江健三郎的風格，一種必須再三思索方能獲得理解的文本。 　　 　　從在這本《定義集》當中，我們可發現大江健三郎博覽群書的品味，在某種程度上，他因過多援引西方思想家的論述，而遭到讀者指其掉書袋的批評，儘管如此，他直面當代日本的困境所表現的憂慮和憤怒應是不容懷疑的。因為這是他同時代的日本作家不願面對的禁忌，不想踩踏的思想地雷。以他撰寫報導文學《沖繩札記》，以及二戰美軍攻打沖繩島致使沖繩島民「集體自殺」的事件為例，卻遭到了政府指控，說他嚴重悖離歷史事實，而惹來了筆禍和訴訟。此外，他還把論題指向了廣島被投下原子彈的慘狀，以及日本第五福龍號漁船船員在比基尼海域從事捕鮪魚作業時，不巧遇上美國進行氫彈試爆而受到大量輻射曝露的恐怖事件。他在文中說道，「雖然距離爆炸中心地還有一百六十公里遠，但是純白的『死亡之灰』還是像大雪一般下個不停，踩在甲板上還會留下腳印。我們覺得奇怪，把白灰帶了回來，從裡面驗出了超高劑量的輻射能，以及美軍視為最高軍事機密的氫彈結構。（中略） 　　 　　……氫彈真正可怕之處，不僅是其爆炸的威力，更在於同時釋放出大量的輻射能。了解氫彈爆炸的破壞力以及看不見的輻射能有多麼可怕的全世界有識之士唯恐人類正走向滅亡，無不提高了危機意識。」 　　 　　進一步地說，大江健三郎在非核家園和反對重啟核能發電廠的議題上，似乎有著前瞻性的預見。尤其在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了大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的爐芯熔毀海水倒流海裡的災難，輻射災害尚未妥善解決的現今，我們不得不說大江健三郎的論述文章，確實已發揮了檄文般的作用，至少已讓多數懷抱憂患意識的日本國民，因這個呼籲而更團結起來，向政府部門表達最深的恐懼。當然，正如前述他不止關注政治問題的提起，他還透過他熟知的或與之通信的作家思想，對自身的思考努力做出定義，而這些思考過程的痕跡，在其論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們甚至可以延伸認為，他與這些作家的交往，即是他透過「他者」的目光，來省思自己的文化處境。在這代表性的作家當中，有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憤怒金剛般的魯迅、法國文化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東京大學法文系教授，同是也是其恩師渡邊一夫、思想評論家加藤周一、小說家井上廈、音樂家武滿徹，以及以《東方主義》批判西方中心主義聞名的薩伊德等等，都在他的引述中發揮著人文思想的啟示意義。 　　 　　然而，這僅止是我們從其日文的語境中所做的理解，最終我們仍舊要穿越大江健三郎晦澀的論述風格，必須讀懂其西式語法的行文習慣，我們才能看清其文字背後的隱喻。因為每個認真的讀者似乎都有堅持，他們期待作者是否像馬克斯．韋伯那樣，把我們從置身於由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拉脫出來，提示我們根據對於意義的探求，而不是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最後讓我們回到在社會的實踐中來理解和定義文本。因此，從跨文化領域的意義來說，我們要感謝中文版的臺灣譯者，若沒有其清醒自信的翻譯，把文章譯得通達可讀，那麼我們自以為認識的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將形成某種程度的缺陷。 　　 　　在此，必須指出，大江健三郎被歸類為左派作家，在意識型態和政治立場上，有傾向中國的情懷，仰慕魯迅的文人風骨，經常以魯迅的思想為典範，藉以批評日本天皇制以及戰後的政治體制，但正因為如此，引起日本右派人士的不滿，數度遭到言語的暴力恐嚇。的確，大江健三郎成名甚早，於青年時期即作為日本作家的成員前往中國訪問，於一九九四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地位達到了頂峰，之後受到中國讀書界的推崇，多數重要的作品皆有中譯本，我們很難在政治領域上，對大江健三郎賦予太多政治思想的期待。然而，我們不必為此沮喪，與中國的譯本比較閱讀，臺灣的中譯版發揮著求真直言的精神，完整保留著大江健三郎的微言大義。他文章的結尾中，這樣聲援異見人士劉曉波：「相較之下，我雖然聽見來自大陸的批判之聲，但身為一個活到晚年，一再重讀魯迅文章的人，日後若有機會見到中文作家，我會告訴他我支持劉先生。並且，不需要『瞞人眼目』的修辭。」從這段文字來看，大江健三郎的文字風格，並不全然是曖昧與含混的，在關鍵的時刻，在不容迴避的場合，他同樣會表達自己的立場，儘管其俢辭帶有日本式的謙和，而使心急的讀者一時沒察覺出來。基於這樣的修辭精神，我們似乎有理據做出判斷：大江健三郎領取諾貝爾文學獎之時，以〈我在曖昧的日本〉為題致詞那樣，他既回應了同為諾獎得主的川端康成的演說〈我在美麗的日本〉，同時也為其思考日本政治體制的總和，做出屬於自己的定義。那是一種不受時代局限，忠實於自我的定義，而且勇敢地揭開意義的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