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諾貝爾文學獎系列作 百年第一人╳記者╳文獻文學獲獎 作品授權52個國家，翻譯成47種語言 俄文直譯繁中版2016年首度上市，由吳佳靜老師（政大斯拉夫語系）審訂 台灣版限量作者燙金簽名 戰爭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散發報紙氣味的官方語言，一種是被強行掩蓋的個人真實，像是女人的聲音，一如戰爭中不該有女人的臉...... 因為她們是女人，不會是英雄，她們的聲音也不會被聽見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系列作，為時代的苦難與勇氣發聲】 2015是二戰終戰70周年，2015年ISIS持續恐攻，2015年難民潮中海灘的小男孩引起全球關注，2014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危機，普丁的強人政治再次受到注目。這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亞歷塞維奇別具意義。她的文字說出了時代真相，記錄了人民的苦難與勇氣。本書於1985年出版，但2002年才改寫完成，那些遭受譴責的片段終於得以完整呈現，說出時代的真相。 【我們是女兵，也是女人】 二戰期間，蘇聯發動一百萬女性上戰場，過去所有絕對男性的崗位上全都有女人的身影，她們是狙擊手、砲兵、坦克兵、通信兵、機槍兵、游擊隊員、司機、空軍飛行員、傘兵、醫生、護士、戰地記者。 談到戰爭，過去無數作品中充斥的是男性的聲音。但在這裡，不再有英雄，不再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壯舉、琳瑯滿目的勳章，或光榮與勝利，那些曾與男性並肩作戰卻緘默不語的女性，如今，透過她們的眼睛，戰爭有了不一樣的面孔。戰爭裡充滿的是髒污、跳蚤和流不完的血，但戰爭也是她們的青春、生活，甚至是初戀。 【戰爭中沒有女人的臉，戰爭後沒有女人的聲音】 雖然偶爾她們也想念長髮，想念裙子，甚至是一只耳環，但這統統不允許，在戰場上她們被抹去了女性的臉孔。像男人一樣與敵人廝殺。但戰爭後，她們卻被要求閉口不談戰場上的真相。 當戰爭結束後，她們試圖返回一般生活，卻發現被人以奇特眼光注目，因為她們是女人，不會是英雄，甚至可能是蕩婦。她們口中傳述的戰爭不被認可，她們被教導只能說出男性視角的戰爭面貌。在作者訪談過程中，曾有為女性透露前一晚她的丈夫還在「教導」她如何講述戰場上的故事。這本書的出現，她們的聲音終於可以揭開被遺忘的過去，那些黑暗面重創了蘇聯人的心靈，他們從小熟悉的「我們是勝利者」的定論，在這些殘酷真相面前無立錐之地。 【透過戰爭我們看見人性】 書寫的內容跨越1917年到今日，如同啟示錄般的文學，用多種聲音篇貼出時代全景，精確描寫人性與社會。不只是記錄事件和事實，也是記錄人類情感的歷史。我們因此了解在事件中，人們如何思考、理解、記憶，他們相信與否，他們面對哪些希望與恐懼。亞歷塞維奇說：假如我們不去記錄，在數十年後我們會很快地忘卻，或是拒絕面對。或許我們從來不明白何謂戰爭的真實，那不是英雄主義、家國光榮，或用戰爭換取和平所能掩蓋的，唯有透過如此貼近真實的文字，才能讓我們體悟戰爭的殘酷。今日在世界各地仍舊不時發生戰爭與恐攻，處於和平地帶的我們，唯有直視這些苦難，才能面對與理解，或許才能再次喚醒人性的良知，與了解生處和平地區的我們何等幸運。 ◎政大斯拉夫語系劉心華教授總導讀 ◎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歐茵西專文導讀 【感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文靜／商周集團執行長 王聰威／小說家 王薇君／中華民國兒童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 冬陽／小說書評人 吳玉山／中研院院士、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員 吳維寧／以色列自由作家 何飛鵬／城邦出版集團 首席執行長 李彥龍／中山女高歷史教師 東年／小說家 南方朔／文化評論人 郝譽翔／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作家 陳仁姮／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歷史學博士、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陳文茜／文茜的世界周報主持人 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監事 陳明莉／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陳昭珍／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兼教務長 陳祺勳／個人意見部落格格主 陳樂融／作家、主持人 陳穎青／資深出版人 郭強生／作家、教授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張翠容／香港新聞工作者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作家 莊德仁／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博士，建國中學歷史教師 馮喬蘭／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黃益中／熱血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葉大華／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詹宏志／作家、網路家庭董事長 蔡詩萍／台北之音台長、POP Radio節目主持人 蔡英文／中研院研究員 蔡康永／主持人、作家 歐茵西／台灣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兼任教授 劉心華／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教授 蕭道中／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賴盈銓／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史所教授 蘇淑燕／淡江大學俄文系系主任 【好評再三】 「我第一次知道白俄羅斯記者作家亞歷塞維奇，乃因她得了二○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那年，我很快找到她唯一的在台中譯本著作《車諾比的悲鳴》，訪談文字，鏤刻了車諾比核災此恨綿綿的後遺症。我被感動了，記者可以做的事，真的很多。 終於她的四本記者眼光下的『文獻文學』作品，可以一次呈現於台灣讀者的面前了，我對台灣出版界的誠意，尤其感謝。所有的文字敘述，都有『經驗層次』與『剪裁選擇』的交錯，既是紀實也是創作。亞歷塞維奇讓世人看到了記者的良心，看到了寫作的能量，她在媒體日漸商業化、庸俗化的年代，點起一盞溫暖的燈！」 ——蔡詩萍（台北之音台長、POP Radio節目主持人） 「她的書具有危險的力量，記錄著二十世紀的暴力、愚蠢與殘酷，毫無冷場。」 ——德國國家廣播電台 「亞歷塞維奇為歷史中的灰色地帶舉起一盞明燈。」 ——瑞典赫爾辛伯格日報 「那有如複調音樂般的作品，為當代世人的苦難與勇氣樹立了一座紀念碑。」 ——二〇一五諾貝爾文學獎

各界推薦 國際好評 總導讀 導讀 我不想去回憶 再等等吧，你們還小呢！ 　誓言與祈禱 　恐懼和一箱糖果 　戰場生活和瑣事 只有我一個人回到媽媽身邊 我們的樓裡有兩場戰爭 電話聽筒射不出子彈 我們只獲得了一枚小小的獎章 　布娃娃和步槍 　血腥味和死前的驚駭 　馬和鳥兒 從戰場回來後，我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我了 我現在還記得這雙眼睛 我們沒有開過槍 　一雙小皮鞋和該死的小村子 　凱牌特殊肥皂和警衛室 　我開拖拉車，還罵髒話 當然是需要軍人，可我也還想做美麗的女人 　男人的靴子和女人的帽子 　姑娘的尖叫和水手的迷信 　沉默的恐怖和臆想的美麗 你們知道嗎？工兵排長平均只能活兩個月 哪怕只讓我看他一眼 　魔鬼女人和五月玫瑰 　沉靜的天空和一枚丟失的戒指 　孤獨的子彈和人 最後一點點馬鈴薯 　裝炸藥的籃子和絨毛玩具 　阿母和阿爸 　渺小的生命和偉大的思想 媽媽，爸爸是什麼樣子的？ 　洗澡的寶寶和像爸爸一樣的媽媽 　小紅帽和戰場上的小貓 　傾聽他們的沉默 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在戰爭最後的那幾天，殺人總是叫人噁心 　犯幼稚錯誤的作文和電影喜劇 　祖國、史達林和紅色印花布 突然間，非常想活下去 作者後記　寫戰爭，更是寫人 附錄

◎文／歐茵西（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 　　二○一五年十月八日，瑞典諾貝爾基金會宣布，當屆諾貝爾文學獎頒予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ksandrovna Aleksjeevitch，一九四八∼），稱許她豐富多元的書寫為當代世人的苦難和英勇豎立了紀念碑。她是第六位獲此殊榮的俄文作家。其他五位：一九三三年布寧、一九五八年巴斯特納克、一九六五年索洛霍夫、一九七○年索忍尼辛、一九八七年布洛茨基，僅《靜靜的頓河》作者索洛霍夫獲蘇聯官方認可，餘皆作品遭禁，或被迫流亡國外。亞歷塞維奇的 經驗相似，曾一再受阻於惡意審查。二○○○至二○一一年，移居西歐、北歐，獲英、美、法、德等地多項文學獎，西方讀者對她並不陌生。台灣因距離遙遠，一般對白俄羅斯所知有限。為便利讀者諸君瞭解本書意涵及作者思維，謹就若干背景略作補充。 　　白俄羅斯南方為烏克蘭，西鄰波蘭，西北與立陶宛、拉脫維亞接壤，北部、東部連俄羅斯，長期與俄羅斯歷史、政治關係密切。白俄羅斯語、俄語皆官方語言，俄語使用率較高。俄共革命後，一九二二年併入蘇聯，為加盟共和國。一九二九年起，實施農業集體化（即集體農場或稱集體農莊）。一九三九年九月，納粹德軍入侵波蘭，二次大戰爆發。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軍佔領白俄羅斯，向列寧格勒（今彼得堡）、莫斯科推進。一九八六年烏克蘭車諾比核爆，微塵百分 之七十散落白俄羅斯土地上。戈巴契夫時期（一九八五∼一九九一）政治改革，文化開放，亞歷塞維奇作品獲准出版，本書俄文版銷售逾兩百萬冊。一九九一年八月獨立，改名白俄羅斯共和國。十二月，蘇聯解體，與俄羅斯、烏克蘭聯合為獨立國協。一九九四年，忠於俄羅斯的魯卡申科（A.G.Lukashenko，一九六四∼）當選白俄羅斯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至二○一五年十月數度連任，迄今在位。 　　本書末附錄作者〈創作筆記〉，從一九七八年說起：「我在寫一本關於戰爭的書……」為什麼要寫？難道戰爭故事、戰爭電影還不夠多？死亡的描述還不夠驚人？「童年時期，在學校、家庭，在婚禮、洗禮、葬禮上，我便被長輩回顧戰爭的驚恐與憂傷包圍，死亡的問題在我腦際盤旋不去，從此沒有停止對它的思考。」亞歷塞維奇體認，死亡是生命最深刻、最根本的奧秘。書寫戰爭應有更寬闊的視野，不能只敘述戰事，唯有努力探索生與死的真相，才可能對世人有益。「我不寫戰爭，寫戰爭中的人。不寫戰爭史，寫戰爭中的感情和心靈。」有關戰爭的一切，一向來自男人之口，上過前線的女人何以緘默不語? 女人能看見男人看不到的東西，有自己的思想和語言，為什麼不能訴說自己的生活，表達自己的感情？所以亞歷塞維奇決定寫這場戰事，但要出自女性的角度，寫女人的故事。 　　完成一本書，亞歷塞維奇通常需要三至四年。為此書，整整兩年，她閱讀資料，跋涉全國各地，尋訪數百名從戰線歸來，如今（四十年後！）垂垂老矣的女人。數百卷錄音帶，收錄她們的血淚回憶。當年她們十五至三十歲，原是青春少女、普普通通的女人，平平凡凡地活著。情勢驟變，火車載走了她們，留下年幼弟妹和高齡父母。這些女人緊急受訓，學習裝拆狙擊槍、實彈射擊、投擲手榴彈、挖掘掩蔽體......，成為軍中各種專業人員：通信兵、狙擊手、工兵、步兵、護士、醫生、機槍手、偵察員、調度員、司機、飛行員、解碼員、高射機槍手、衝鋒槍手、裝甲車鉗工、偵查員、游擊隊員、 火車司機、掃雷員......。她們剪去長髮，取下耳環，穿上男性衣褲（包括男人內褲），蓬頭垢面，所有女人都失去了女性氣息，都男性化了。 　　春天，打完靶回營房路上，女兵摘下一束紫羅蘭，紮在槍桿上，遭營長大聲訓斥： 　　「妳是軍人，不是採花女！」傷兵越來越多，到處是死人，只能在樹林裡草草挖個坑，屍體放入坑裏，覆上泥土，沒有棺材，沒有儀式。戰爭是無時無刻都在埋葬死人。冬天，一批凍僵的德兵俘虜走過，其中一名士兵，一個年輕小男生，臉上淚水凍結成冰。「我推著板車和麵包去食堂。他的眼睛離不開我的推車……我拿出麵包，掰了一片遞給他。他拿在手中，不敢相信……。當時我的心裡是幸福的，為自己的不仇恨而幸福，也為自己的行為驚訝。」 　　這些女人常需背負傷兵，武器裝備當然不可丟失，重量超過自己體重一倍以上。「我穿著男人褲，戴著男人帽，用膝蓋跪著爬行，身上背著傷兵，不敢想還有可能直立行走。那年我十七歲，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十八歲。」 也常急行軍二三十公里，或深夜一個人在墳場上站崗。搶救傷兵時，有人自己嚇暈過去。進行截肢手術時，傷者用盡俄語所有罵人的話，照護者身上濺滿血跡。那幾年，前線女兵做牛做馬做男人。生理機能異變，視力衰退，關節腫脹，腎下垂，內臟移位，沒有月信，戰後發現，失去了生育能力。 　　德軍占領白俄羅斯初期，解散集體農場，分給民眾土地，人們付地租，為脫離史達林體制高興。不久，德方便將佔領區視同殖民地，強暴、虐待、殘殺，不遺餘力。還燒毀房舍，帶走牲畜，許多村莊完全被毀。居民對德軍從擁護轉為仇恨，許多人進入森林，參加游擊隊。「草叢和樹葉上的露珠那麼晶瑩剔透，清澈明亮。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反差那麼鮮明。……我和媽媽學機床車工，十二小時站在機器旁，忍饑挨餓，只有一個念頭：上前線去。」「爸爸陣亡，哥哥也犧牲了。死或不死，對我已沒有什麼意義。」「我不是女英雄，不想死。我怕黑、怕開槍，怕進入叢林，怕野獸。無法想像遇上狼或野豬，該怎麼辦? 小時候連狗都怕。在游擊隊學會使用手槍、步槍、機槍，還學會除了刀鏟以外沒有任何武器時，怎樣跟敵人搏鬥，也不再害怕黑暗和野獸了。」「兵役委員會貼出公告：需要司機。我就是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過六個月駕駛。訓練班有很多女生，我們組成整整一個汽車營。開車做什麼？就是每次戰鬥結束後去收屍。戰場上到處是散落的屍體，都是年紀輕輕的小夥子。有一次，發現一名少女的屍體躺在地上，所有人都沉默不語……」 　　一九四五年四月希特勒自殺，五月德軍投降，歐戰結束。戰後很長的時間，人們仍活在痛苦中，流不盡的淚……。「從戰場回來，我已成了另一個人，與死亡建立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奇特的關係。」「在前線，見的死人那麼多，我們習慣了與死人為伍，在屍體旁吃飯、聊天。死去的人不在遠方，不在地下，像和平時期一樣，在我們身旁，與我們同在。」 　　戰場上，男人女人心中的信念首先來自對祖國之愛，相信那是偉大的東西，也相信史達林，為此英勇奮戰。然而，共產黨並不信任他們。一位受訪者說，勝利後，在前線四年的丈夫返家，只待了一夜，就被帶走。因為他曾經被俘，調查人員大聲喝斥：「你為什麼還活著？為什麼還活著？」史達林說過，軍人不能被俘，誰被俘虜，誰就是叛徒，叛徒是人民公敵。換句話說，被俘之前，必須自我了斷。她的丈夫關入了勞改營，七年之後才回來。「等了十一年。這段時間，我也被視為人民公敵，是叛徒的妻子。戰前我是教師，戰後到學校申請當清潔工，不被接受。我充滿困惑，只能沉默不語。現在我想問：我們數百萬士兵和軍官被俘，究竟是誰之過？即使今天，我仍恐懼害怕......」。書中另有多處，記述人回來了，卻立即被自己人槍斃……。 　　一位女兵直言：「我想保衛的是祖國，不是革命理想的叛徒史達林。」她的朋友奧克薩娜來自烏克蘭，那裡原是土壤肥沃的穀倉，卻因農業集體化導致嚴重歉收，七百萬至一千萬人死於大饑荒，史達林坐視不顧，繼續強制徵收糧食，繼續以殘酷手段整肅異己。戰爭期間，蛤蟆、老鼠都沒了，被吃掉了。奧克薩娜的村子死了一半的人，她的親人都死去，只剩她一個人活下來。奧克薩娜吃集體農莊的馬糞，「馬糞熱的放不進嘴裏，冷的才行，凍的更好，聞起來像乾草。」 　　俄國反猶主義亦開始甚早，沙皇時代，猶太人即備受歧視。蘇聯時期，黑海岸奧德薩的屠猶事件，烏克蘭基輔附近巴比亞山谷的大屠殺，亂葬坑裡堆積數萬屍體，都令人難以理解，不寒而慄。奧克薩娜說，她父親是歷史老師，相信總有一天，史達林會為他的罪行付出代價。父親走了，懷著憾恨。 　　希特勒以獨夫野心挑起戰爭，納粹的種族歧視與對猶太人的殘酷虐殺，無疑是重大惡行。亞歷塞維奇呼籲悲劇莫再重演，她的悲憫是本書重要價值，讀者不能忽略。 　　對俄國人而言，二十世紀世紀德蘇之戰是他們的第二次衛國戰爭，第一次衛國戰爭是一八一二年俄法之役。兩次衛國戰爭，俄國人都全民堅毅，力抗外敵，是拿破崙和希特勒徹底失敗的決定性戰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亞歷塞維奇的《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前後呼應，值得世人深思。

　　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層舊樓房，是戰後迅速出現的建築群之一，周圍早已長滿了優雅的茉莉花。從這幢房子開始的尋訪持續了七年，那是驚愕不斷又肝腸寸斷的七年，是為我自己打開戰爭世界的七年，那是一個我們要畢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 　　我體驗痛苦，品味仇恨，經歷誘惑，既有溫情又有困惑......我試圖理解死亡與殺人之間的區別何在，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界限何在。人怎麼能與如此瘋狂的想法共存：他們竟然有權去殺死同類？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殺戮！我發現，除死亡之外，在戰爭中還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們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戰場上也都有。戰爭，也是一種生活。我和無數的人性真相發生激烈碰撞，疑團重重。我又開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卻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比如我們為何對於惡行毫不奇怪？莫非我們內心本來就缺乏對惡行的驚恐嗎？ 　　長路漫漫，跋涉無盡頭。我走遍了全國各地，幾十趟旅行，數百盒錄音帶，幾千公尺長的磁帶。採訪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計算了。那些面孔逐漸從我的記憶中離去，留下的只是聲音。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和聲，是無數人參與的大合唱，有時幾乎聽不見歌詞，只聽見哭聲。我承認自己經常會猶豫，不知道這條路我能否撐得下去，能否披荊斬棘，但我還是要走到底。有那麼一些時候確實出現了疑慮和恐懼，想停下來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經無路可退。我已經被憤怒牢牢抓住了，望著那無盡的深淵，就想一探究竟。現在我似乎已經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愈悟出道理，問題就變得愈多，答案則更顯不足。在踏上這條征途之初，我沒有料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把我吸引到這兒來的，是出現在報紙一角的小新聞，內容提到不久前在明斯克的一間汽車工廠裡，人們歡送了已屆退休之齡的主任會計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報上說，她在戰爭中曾當過狙擊手，十一次榮獲戰鬥獎章，狙擊紀錄是擊斃了七十五名敵軍。就一般人的想像，很難把這個婦女的軍人身分與她在和平時期的工作聯想在一起。看報紙上的照片，只是一名普通相貌的婦人，誰也想不到她曾經是個槍手。 　　這是一個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樣把長辮子楚楚動人地盤在頭頂上。她坐在大圈椅裡，雙手捂住臉孔，說道：「不，不！我不想再回憶起那個時候，我做不到......到現在我還沒辦法看戰爭片。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一邊做夢一邊長大，一邊長大一邊做夢。但就在我做夢的年齡，戰爭爆發了。我甚至有些不忍心講給你聽......我知道我要講些什麼......你真的想知道這些嗎？我就像對女兒一樣問你......」 　　接著她又驚訝地問我：「幹嘛來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談，他最喜歡說起往事了。指揮員叫什麼名字，將軍叫什麼名字，部隊的號碼是多少，他全記得。但我不行，我只記得我自己的事，記得我自己的戰爭。雖然生活在人群裡，但總是形單影隻，因為在死亡面前，人永遠是孤獨的。我能記住的就是那種陰森恐怖的孤獨感。」 　　她請求把錄音機拿開：「我得看著你的眼睛才能說，這玩意兒會妨礙我的。」 　　可是沒過多久，她就把錄音機的事給忘了...... 　　以下摘錄自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上等兵，狙擊手）口述。 　　「我的故事很簡單，一個普通俄羅斯姑娘的平凡故事，當時這樣的女孩很多。 　　我的故鄉在狄雅柯夫村，位於現在莫斯科的普羅列塔爾區。戰爭爆發時，我還不滿十八歲，辮子很長很長，都到了膝蓋。沒有人相信戰爭會打這麼久，人人都在盼望戰爭快點結束，馬上就能把敵人打跑。我進了集體農莊，然後修完了會計課程，開始工作。然而，戰爭還在持續著...... 　　我的閨密都在議論：『我們應該上前線去。』空氣中已經瀰漫著火藥味，我們先報名參加了兵役委員會的訓練班，可能和誰搭檔都不知道。我們在訓練班裡學會了實彈射擊和投擲手榴彈。起初，槍拿在手上都覺得害怕，渾身不自在，無法想像自己會開槍殺人，只是簡單地想上前線而已。在四十人組成的班級裡，我們村子有四個女孩，都是好朋友，而鄰村有五個女孩，每個村幾乎都有一些人進來訓練營，而且清一色是女孩，男人們凡是能上前線的都已經去了。有時傳令兵會在深更半夜突然到來，讓我們去野外集訓兩個小時，甚至我們在田裡工作時就被叫去訓練（她沉默了一會兒）。我現在不記得我們是不是有跳過舞，就算開過舞會，也是女孩和女孩跳，村子裡已經沒有半個小伙子了。整個村子一片死寂。 　　不久，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中央號召青年挺身保衛祖國，因為德軍已經逼到莫斯科城下。怎麼能讓希特勒奪取莫斯科？我們不放行！不光是我，所有的女孩都表示了上前線的願望。我父親已經打仗去了。本來我們還以為，只有我們這樣的人才會積極要求上戰場，我們與眾不同......可是等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時，看到已經有很多女孩在那兒了。我喘著粗氣，心咚咚跳得厲害，都快要噴火了。挑選非常嚴格。首先，必須得有健康強壯的身體。我擔心他們不要我，因為我小時候常常生病，用媽媽的話說，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經常欺負我這個小不點。其次，如果想參軍的女孩是獨生女，也會被刷掉，因為不能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大後方。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們的媽媽也是淚眼汪汪地又罵又哀求我們不要來報名。幸虧我還有兩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雖然年紀都比我小得多，但論條件，我是符合了。 　　最後還有一樁麻煩事：集體農莊的主席不放我們走，因為如果我們全都離開了，田裡的工作就沒人做了。總之，我們一起到了共青團區委，在那兒碰了一鼻子灰。於是，我們以本地區代表團的身分去找州團委，大家群情激昂、熱血澎湃，結果還是被送回家。後來我們決定，既然我們人在莫斯科，乾脆就到共青團中央黨部，直接去找第一書記，使命必達！那麼，我們當中派誰去報告？誰有這個勇氣？後來我們想，索性大夥兒一起去吧。可是，我們連中央黨部的走廊都擠不進去，更別說見到書記了。從全國各地來的青年都聚集在了這裡，很多人還是從敵軍占領區突圍出來的，想要為死難親人報仇。全蘇聯各區都有人來......簡單來說，那時我們看到眼前人山人海的情景，頓時不知所措了。 　　等到了晚上，我們總算見到了書記。他問我們：『你們連槍都不會拿，就想上前線了？』我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們已經學會了。』『在哪兒學的？學得怎麼樣？你們會包紮嗎？』『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員會舉辦的訓練營，地區醫院的醫生也教過我們包紮。』這下子書記不再說話，也不再小看我們了。我們手裡還有張王牌：『不僅是我們這幾個人，還有四十多個人在家鄉等著呢，她們全都會射擊，也具備急救知識。』書記聽了就對我們說：『回去等著吧，你們的問題會妥善解決的。』我們回村子時，簡直快興奮死了，我永遠都忘不掉那個時候......沒錯。過了整整兩天，通知書送到了我們手裡。 　　我們去兵役委員會報到，從一個門被帶進另一個門。我原來留著一條漂亮又驕傲的長辮子，但等我走出兵役委員會時，辮子已經不在了，我剪了一個女兵頭，原來的裙裝也被收走了。當時我來不及把裙子、辮子交給媽媽，我想她一定很希望留在身邊。我們當場換上了套頭軍服，戴上了船形帽，領到了後背包，然後被送上了運貨列車—載運稻草的列車，新割的稻草還散發著田野的清香。 　　貨車裡滿溢著快樂。真不幸，我們竟然還互相鬥嘴取樂，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哈哈大笑。火車載著我們朝哪兒去呢？不知道，我們也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線就行了。大家都在為祖國打仗，我們也要加入。我們抵達了謝爾柯沃車站，離此不遠處有一所女子射擊培訓學校。聽到我們要被訓練成狙擊手，大家都樂壞了，這可是正經事，我們要開槍了。 　　學習開始了，各種勤務及法規我們都得絕對服從：警衛、紀律、偽裝、化學防護等等。每個女孩都很努力，我們不僅學會了閉著眼睛填裝及拆除狙擊槍，還有確定風速、瞄準移動目標、測定距離、挖掘掩體、匍匐前進等等技術也全掌握了，一心只想著快點上前線，向敵人開火。在結業考核時，我的兵器作業和攻防戰術隊形作業都得了「全優」。我記得，最苦惱的是緊急集合，五分鐘內就必須整裝完畢。我們把長統靴按尺碼排成一、二、三、四號，好盡快穿上以免耽誤時間。在五分鐘內，我們必須穿好衣服、皮靴，並且排好隊。常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光著腳穿長統靴就去排隊，有個小丫頭險些把腳凍傷。班長發現後，訓了我們一頓，然後教我們怎樣裹包腳布。他在我們耳旁嘮嘮叨叨：『丫頭們，我什麼時候才能把你們訓練成戰士，而不是德國鬼子的活靶呢？』丫頭們，丫頭們......所有人都對我們憐香惜玉，這使我們感到很委屈，我們不需要他人的同情。難道我們不能和大家一樣，都是勇敢的戰士嗎？ 　　太好了，我們總算上了前線，就在奧爾沙一帶。我們被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師，至今我還記得師長是波羅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們就火大了：『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頭塞給我嗎？你們是女子合唱團，還是舞蹈團？這是打仗的地方，不是讓你們來這裡唱歌跳舞的！戰爭很殘酷......』可是接下來他就招待我們去他那裡吃飯。我們聽見他問副官：『我們還有配茶水的甜食嗎？』我頓時心裡一陣委屈，他把我們當成什麼人啦？我們是來打仗的，但他不把我們當戰士看，卻拿我們當小丫頭看。當然，在年齡上，我們確實可以做他的女兒。『要我拿你們怎麼辦，我親愛的孩子們？他們從哪兒招來你們這些小丫頭的啊？』他就是這樣對待我們，這樣歡迎我們的。而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是戰士了，而且也已經上了戰場！ 　　第二天，師長要求我們展現一下射擊技術和原地隱蔽的本領。我們槍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擊手還強，他們從前線被召回進行兩天訓練，對於我們這些女孩居然能做他們的工作大表驚訝。他們大概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有女狙擊手。射擊表演後是原地偽裝，上校走了過來，一邊走一邊觀察草地，然後站在一個土墩上—他一點都沒發現。這時『土墩』卻在他腳底下哀求起來： 　　『哎喲，上校，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是不是很好笑！上校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偽裝得這麼好。於是，他說：『現在我收回原先對女孩們的評價。』但他還是很為我們擔憂，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習慣。 　　那是我們第一天去『狩獵』（這是狙擊手的行話），我的搭檔叫瑪莎．柯茲洛娃。我們偽裝完畢後趴了下來，我負責觀察目標，而瑪莎持槍準備。突然間瑪莎捅捅我：『開槍，開槍呀！你瞧，那不是德國人嗎？』 　　我對她說：『我負責偵察，你開槍吧！』 　　『等我們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說。 　　我還是堅持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標，哪兒是乾草棚，哪兒是白樺樹......』 　　『你是在學校裡解方程式嗎？我可不會解難題，我是來射擊的！』 　　我看出，瑪莎已經快對我發火了。 　　『那好，你就開槍吧，怎麼不開啊？』 　　我們就這樣拌起嘴來。這時對面的德國軍官正在給士兵下命令。來了一輛馬車，士兵正在接力卸著貨物。軍官說了幾句話後就消失了，而我們還在爭執。後來我發現那個軍官又露面了，如果再錯過一次機會，就有可能被他跑了。於是，當他第三次露面時—短暫的一瞬，因為他立刻會消失—我下決心要開槍了。打定主意後，突然又閃出個念頭：『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哪，雖然是敵人，但畢竟是人。』於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麼發起抖來，恐懼地渾身開始打寒顫（就算是現在，有時睡覺時這種感覺還會回來）。我打了成千上百次的膠合板靶子，但要朝活生生的人體開槍這是第一次，果真不容易。透過瞄準鏡，我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近在眼前，但是我內心很糾結，猶豫不決。最後我總算鎮定下來，扣動了扳機。只見那名德國軍官身子晃了兩下，就倒了下去。他是否死了，我不知道。但開槍之後，我抖得更厲害了，心裡害怕極了。我真的殺人了！必須習慣這個想法。是的，簡單說，就是驚心動魄，永生難忘。 　　我們回到營地後，女兵排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我的行為。小組長克拉瓦．伊萬諾娃對我說： 　　『不能憐憫他們，應該憎恨他們。』她的父親就是被法西斯殺死的。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起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別唱了，女孩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壞蛋，那時再唱吧。』 　　我們沒能很快適應，用仇恨去殺人，確實不是女人應該做的工作，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勸說自己、說服自己。」 　　幾天後，瑪麗亞打電話給我，約我一起去她前線的戰友克拉芙季婭．格利戈里耶夫娜．柯洛辛娜（上士，狙擊手）的家裡。那天，我再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第一次開槍時怕死了，太可怕了。 　　我們臥倒後，我開始偵察。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兵從戰壕裡站了起來，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結果您知道我怎樣嗎？我一個勁兒地打哆嗦，渾身發抖，幾乎都能聽到骨頭咯咯作響。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但是在這裡，我卻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開槍打死了？我，殺死了某個跟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對他一無所知，卻把他打死了。 　　然而，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開始反攻後，有一次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到達時，路旁有一座既像木板棚子又像房屋的建築，因為剛被大火焚燒已辨認不出來了。當時火苗漸熄，只剩下房屋架子。很多女孩都不敢靠近，但我不知怎麼就走過去了。在焦炭裡我們發現了骸骨，還有燒光了琺瑯質的五星帽徽，想必是我們的傷患或俘擄在這兒被燒死了。從那兒以後，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於衷了，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就像在眼前一樣。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髮全白了，那時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髮的小老太太。我受過重傷，因為腦震盪，一隻耳朵聽力很差。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一定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但我哥哥在前線陣亡了。媽媽痛哭著說：『無論是兒子或女兒，現在都一樣。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讓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你，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我渾身發抖，以為是你！後來我也一直為那個可憐的女孩禱告。』 　　我老家在車利亞賓斯克州，附近有各種金屬採礦場。不知為何總是在夜裡點燃炸藥，只要爆破聲響，我總是馬上就從床上跳起來，抓起外套就往外跑。這時媽媽會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裡，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已經在家裡了。』媽媽的聲音讓我恢復意識，『我是你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嚇著我。」 　　屋子裡暖融融的，克拉芙季婭裹著一條厚羊毛毯，卻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她繼續說道：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麼時間多想。 　　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名德國軍官，他說有件事他很疑惑：『在他的陣營裡有好多士兵被射殺，而且都是打在腦門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他說，普通射擊手不可能專打腦袋，而且那麼準確。『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麼多士兵的射擊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但每天還是會損失十來個人。』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能指給你看，那是一名年輕的女狙擊手，已經犧牲了。』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讓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但紅圍巾在雪地裡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偽裝。當這名德國軍官聽到答案是一名女孩時，震驚到說不出話來，他似乎一直認為那個狙擊手應該大有來頭。當我們把他押送到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和女人打過仗，我們的宣傳總是說紅軍裡頭沒有女兵，只有陰陽人。』他看來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他當時的神色。 　　我們出任務時是兩個人一組，從早到晚埋伏在作戰位置上一動不動，眼睛痠痛流淚，手臂發麻，就連身體也由於緊張而失去知覺，真是難受極了。春天尤其難熬，雪就在你身體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裡。感覺就像在游泳，但又經常被凍結在地面上。天剛破曉，我們就得出發，直到夜幕降臨才從前線回來。我們通常臥在雪地裡或爬到樹梢上，或是蹲在棚子裡或趴在毀壞的屋頂上，一連十二個鐘頭，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會偽裝好，不讓敵人發現我們的偵察位置。我們選定的監視點會儘量靠近敵人，與德軍塹壕的距離通常只有七百至八百公尺，近到五百多公尺的機會也不少。在寧靜的清晨，我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說笑聲。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直到現在也想不通。 　　我們開始反攻後，推進速度非常快。我們每個人都已筋疲力盡，後勤又跟不上來，幾乎是彈盡糧絕，連炊事車都被砲彈炸了個稀爛。一連三天，我們只吃硬掉的麵包乾，大家舌頭都磨破了，再也嚼不動那玩意兒了。我的搭檔死了後，我又帶上一個新兵到前線去。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在中間地帶跑來了一匹漂亮的小公馬，尾巴特別柔軟，悠然地到處遛達，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連戰爭也不存在一樣。我們聽到德國人嚷了起來，他們也發現到牠了。我們這邊的戰士也吵個不停： 　　『牠要逃走了，能用牠煮一鍋馬肉湯就好了。』 　　『這麼遠的距離，衝鋒槍應該打不著吧？』 　　大家紛紛看著我們： 　　『狙擊手過來了，請她們開槍吧。女孩們，快開槍吧！』 　　我還來不及細想，就習慣性先瞄準後開槍。小馬腿一軟，橫倒下來，我似乎聽到牠在細聲細氣地嘶鳴，也許是幻聽，但我感覺到了。 　　事後我才想：『我為什麼這樣做？這麼漂亮可愛的一匹小馬，而我卻把牠殺了，要拿牠來熬湯！』當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在哭，回頭一看，是那個新兵女娃。 　　『你怎麼啦？』我問她。 　　『好可憐，那匹小馬。』她眼裡噙滿了淚水。 　　『好一副柔軟心腸！但我們已經餓三天了。你會可憐這匹馬，是因為你還沒有親手埋葬過自己的戰友。你去試試吧，全副武裝一天趕三十公里的路，而且還是餓著肚子，那是啥滋味？首先要趕走德國鬼子，其次是我們也得活下去。我們會心軟，但不是現在，那是以後的事。』 　　說完話，我又轉過身看著那幫男兵，他們剛才還在慫恿我，大喊大叫地求我開槍，而現在才過了幾分鐘，就不再多看我一眼了，就像從來沒發現我似的，每個人都在埋頭做自己的事：抽菸、挖戰壕，也有人在磨利著什麼東西。至於我會怎樣，他們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大哭。 　　在他們眼裡，我就像個屠夫，動刀動槍殺生是稀鬆平常的事！但事實上，我從小就喜歡各種小動物，上小學時，家裡人把生病的母牛宰了，我還為此哭了兩天。但是今天，我一言不發地『砰』一槍就殺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馬，那是我兩年多來見過的第一匹小馬。 　　晚飯送來了。炊事員對我說：『嘿，你這個狙擊手真棒！今天菜裡見葷啦！』他們把飯盒留下就走了。我們幾個女孩坐在那兒，碰都沒碰一下飯盒。我明白是怎麼回事，噙著眼淚走出掩蔽部。女孩們跟著我出來，異口同聲地安慰我。然後很快地，她們就拿走各自的飯盒，吃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我永遠忘不掉那一晚。 　　每天晚上，我們照例都要聊聊天。聊些什麼？當然是聊家庭、聊自己的媽媽，還有聊在前線作戰的父親和兄弟。我們還會暢談戰後要做什麼工作，談我們會嫁給什麼樣的人，丈夫是否會愛我們，等等。我們連長還故意逗我們說：『女孩們，誰都會覺得你們很可愛。但是打完仗，可能沒人敢要你們喔。你們槍打得那麼準，要是摔盤子準會摔中人家的腦門，還不把丈夫的命給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戰爭期間認識的，同在一個軍團裡。他受過兩次槍傷、一次震傷，但仍然堅持到打完仗，後來又在部隊待了一輩子。因此，我根本不用跟他解釋什麼是戰爭，我的脾氣他也完全有數。如果我大著嗓門說話，他或是不在意或是默不作聲。我也學會對他寬容。我們養大了兩個孩子，一對兒女，供他們讀完大學。 　　要再對你說些什麼呢？嗯，我復員後回到了莫斯科，從莫斯科回到自己家要搭車，走路有幾公里遠。現在通了地鐵，但當時還是一大片的櫻桃園和窪谷。當時有一道很寬的深溝，要回家我必須穿越過去。那天等我好不容易趕到時，天已經黑了，我不敢摸黑走過這條深溝，只能一籌莫展的站在溝邊上，心裡想著：『我是走回去車站等天亮再說，還是鼓起勇氣穿越過去？』現在想想，覺得真是好笑，死人、飄著各種氣味、觸目驚心的景象都在可怕的前線碰過了，如今一條深溝還有什麼好怕的？至今我還記得屍體味和菸草混合在一起的那種氣味，但說到底，我畢竟還是一個女孩子。 　　我還記得當我們從德國返回家園時，在列車上，不知誰的旅行袋裡竄出了一隻老鼠，一下子全車廂的女孩都嚇得亂了套，連睡上鋪的人都倒栽了下來。同行的大尉驚訝地說：『你們個個都得過戰鬥勳章，居然還會怕小耗子。』 　　回過頭來說，那晚算我走運，剛好有一輛運貨卡車開了過來。我想，這下子有車可以搭了。 　　汽車停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聲說。 　　『我正好也要去狄雅柯夫村。』車上的年輕人打開車門。 　　我鑽進駕駛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車上，又上路了。他瞧著我的裝束和獎章，問道：『你殺了幾個德國人？』 　　我告訴他：『七十五個。』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連一個德國人都沒有見過吧？』 　　我突然認出了這個小伙子是誰。 　　『柯爾卡．契紹夫？真的是你嗎？你還記不記得，我給你繫過紅領巾？』 　　戰前我在母校當過一段時間的少年先鋒隊（以下簡稱少先隊）輔導員。 　　『你是—克拉芙季婭？』 　　『是的。』 　　『真的？』他停下了汽車。 　　『快送我回家吧，幹嘛在半路上停車？』我眼裡含淚，他也是這樣。多麼意外的相逢啊！ 　　到了村子裡，他提著我的箱子跑進我家，手舞足蹈地對我媽說： 　　『快，我把您女兒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麼會忘記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學習。先要學會穿便鞋走路，我們在前線已穿了三年長統靴。 　　我們還習慣紮腰帶，筆挺站著，而現在的衣服卻像袋子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著洋裝和裙子，對此感到陌生，在前線我們都是穿著長褲，晚上把長褲洗乾淨後壓在自己身下睡覺，我們把這叫做『熨褲子』。其實，褲子常常無法乾透，穿上後碰到嚴寒的天氣，會立刻凍出一層冰殼。現在回到家，穿裙子出門是個大問題，感覺雙腳都邁不開。雖然已經穿上老百姓的便裝，但路上碰到軍官時，還是不由自主地會舉手敬禮。我們也吃慣了軍隊裡由國家提供的伙食，回來後要自己買麵包吃覺得很不習慣，而且還要按規定的份量去買，有時甚至忘了付錢。幸好女店員認識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她也不好意思當面提醒，等我們第二天想起來時再去道歉、付錢，再額外買上一些用品。我們這些上戰場的女孩，要重新學習過所有的日常生活，找回平民生活的記憶，開始正常過日子。要跟誰學？鄰里街坊，當然還有媽媽。 　　戰爭打了幾年？四年嗎？這麼久......鳥兒、花兒，我全不記得了。這些自然景物當然還在，只是我的眼裡看不見。事情就是這樣奇怪，是吧？所以哪有彩色的戰爭片？戰場上的一切都是黑白的。要說有另一種顏色，就是紅色，那是鮮血的顏色。 　　太概在七、八年前吧，我們剛剛找到戰友瑪申卡．阿爾希莫娃。戰爭時，有位砲兵連長受了傷，她爬過去救他，一顆砲彈就在她前面爆炸開來，連長當場死亡，她的兩條腿也被彈片削掉了。當時她真是受盡折磨，我們為她包紮，竭盡所能地救她。等我們用擔架把她送到衛生營時，她卻向我們哀求：『女孩們，朝我開一槍吧。我不想這個樣子活下去。』她一直苦苦哀求我們。 　　後來，她被送往大後方的醫院後，我們又繼續挺進，等我們回來找她時，她已經音訊全無了。我們誰都不知道她在哪裡，情況如何。許多年過去了，無論往哪兒寫信詢問，都沒有回音。後來還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學幫了我們一把，在遙遠的阿勒泰一個殘疾療養院裡找到了她，當時已經是戰後三十年了。這些年她輾轉於各地的療養院，動過幾十次手術，她躲著所有人，連親生母親都瞞著，不讓她知道女兒還活著......我們接她出來參加聚會，大家都哭成一片。我們後來又安排她與母親見了面，這是她們母女三十多年後的重逢。她媽媽差點就瘋了：『多麼幸運，我的心差點沒痛碎了。』瑪申卡反覆地說：『現在我再也不怕見人了，我已經老了。』是啊，這也是一場戰爭吧！ 　　我還記得我在夜裡坐在掩體中，徹夜不眠，外面砲聲隆隆，是我們的砲兵在射擊。勝利在望，沒有人願意在這時喪命。我曾經宣過誓，軍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會獻出自己的生命，但現在我不這樣想了。從戰場上活著回來的人，靈魂都已遍體鱗傷。現在我常常想的是，傷了四肢、傷了身子都無所謂，但傷了心靈，那就會跟你一輩子了。我們離家從軍時，都是還不脫稚氣的少女，一群小毛丫頭，我們是在戰火中長大成人的。媽媽幫我量了身高，我在砲聲隆隆的戰場上長高了十公分......」 　　採訪完後，我跟她告別時，她笨拙地伸出滾燙的雙手，擁抱了我，又說了聲：「對不起。」

作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Алексиевич С. А.) 譯者：呂寧思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 書系：作家與作品 出版日期：2016-10-06 ISBN：9789862623077 城邦書號：YL2027 規格：平裝 / 單色 / 448頁 / 14.8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