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一六年）是日本「國民作家」夏目漱石逝世一百週年﹐日本重新掀起漱石熱﹐出版界先後發行各種有關漱石文學的論文與書籍﹐各地紛紛舉辦多項紀念活動﹐曾經刊載漱石小說的「朝日新聞」﹐也再次連載他的作品。 　　 　　夏目漱石的小說問世至今逾一世紀﹐儘管他的寫作生涯僅有短暫的十年﹐但幾乎每部作品發表後﹐都立即獲得熱烈迴響。從作品的發行量來看﹐這些膾炙人口的小說在作家去世後﹐反而比他生前更廣泛受歡迎。譬如「後期三部曲」之一的《心》﹐戰前曾被日本舊制高中（即今天的大學預科）指定為學生必讀經典﹐一九六○年代﹐還被收入高中國文課本。再如這次出版的「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後來的事》與《門》﹐今天仍是日本一般高中推薦的學生讀物。 　　 　　根據調查﹐迄今為止﹐與夏目漱石有關的文獻、論文、評論的數量已多達數萬﹐上市的單行本則超過一千以上。不僅如此﹐同類的書籍與印刷物現在仍在繼續增長。可以說﹐閱讀漱石文學在日本已是讀書人必備的學識修養﹐同時也是一種身分的象徵。 　　 　　為什麼經過一個世紀之後﹐漱石小說仍然廣受熱愛？簡單地說﹐因為這位指標作家筆下所描繪的﹐是任何時代都不褪色的人性問題。只要我們身處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當中﹐就得面對各種抉擇﹐即使是跟愛情無關的決定﹐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衝突與對立。就像《三四郎》裡的三四郎、美禰子、野野宮和金邊眼鏡的男子構成四角關係﹐《後來的事》裡的代助、三千代和平岡之間上演的三角戀情﹐或者像《門》裡的宗助與阿米﹐一段不可告人的「過去」﹐使他們遭到親友和社會的唾棄。 　　 　　不論時代如何變遷﹐任何人都可能面臨類似的感情抉擇﹐或經歷相同的自我矛盾﹐時而猶豫是否該為友情而放棄愛情﹐時而憂慮或因背德而被社會放逐。讀者在閱讀漱石小說的過程中﹐總是能夠不斷獲得深思的機會。我們看到三四郎對火車上的中年男人心生輕蔑﹐腦中便很自然地浮起自己也曾靦腆的青春歲月；我們讀到美禰子在炎夏指著深秋才能豐收的椎樹質疑樹上沒有果實（*1, p173）﹐心底便不自覺地憶起忸怩作態的花樣年華；就連高等遊民代助不肯上班的托辭：「為什麼不工作？這也不能怪我。應該說是時代的錯誤吧。」也令現代讀者發出會心一笑﹐並訝異漱石在一百年前就已預見二十一世紀的啃老族。 　　 　　漱石小說能夠廣為傳播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作家的筆尖時時顧及到「教育性」。漱石的作品裡找不到花街柳巷的描寫﹐也沒有男歡女愛的場景﹐更看不到谷崎潤一郎或江戶川亂步等人常寫的特殊性癖。漱石開始為「東京朝日」撰寫連載小說之前﹐甚至被歸類為「無戀愛主義」（*2, p43）。即使其後發表的《後來的事》與《門》是所謂的不倫小說﹐但內容著重的是當事人的心理糾葛﹐而非肉體關係的刻畫。即使在人妻三千代刻意挑逗丈夫的好友代助時﹐漱石也只以「詩意」兩字一筆帶過。（*3, p266﹐或參閱《後來的事》） 　　 　　然而歸根究柢﹐漱石文學能夠長久流傳後世的主因﹐還是應該歸功於作家的自我期許。研究「漱石學」的專家曾指出﹐夏目漱石的假想讀者涵括了三種類型的人物：一是像「木曜會」成員那樣的高級知識份子；二是當時的「東京朝日」訂戶；三是「素未謀面﹐看不見臉孔」的另一群人。換句話說﹐從下筆的那一瞬起﹐夏目漱石已把屬於未來世界的你我列入了閱讀對象﹐他是傾注整個生命在為後代子孫進行書寫。 　　 　　漱石逝世百年之後的今天﹐筆者有幸翻譯「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後來的事》與《門》﹐內心既惶恐又慶幸。惶恐的是﹐故事的時代背景距今十分遙遠﹐作家的文風過於含蓄內斂﹐筆者深怕翻譯時疏漏了作家的真意；慶幸的是﹐日本研究漱石文學的人口眾多﹐相關著作汗牛充棟﹐翻譯過程裡遇到的「疑點」﹐早已有人提出解答。也因此﹐翻譯這三部作品的每一天﹐幾乎時時刻刻都有驚喜的發現。 　　 　　期待各位讀者能接收到譯者企圖傳遞的驚喜﹐也祝願各位能從漱石的文字當中獲得啟發與共鳴。 　　 二○一六年九月一日 　　 章蓓蕾　　 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