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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局: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4大政經危機,我們選擇戰鬥或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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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商業周刊》1779期書摘報導★ ——全球未來10年潛藏哪些迫切的危機—— 金融圈高層紛紛敲碗中文版 經濟成長是少數人的紅利,對體制的抗爭日益頻繁, 科技帶來進步,卻也埋下破壞的種子, 該力挽狂瀾的領導人卻看不到癥結, 4大危機正在蠶食鯨吞我們的世界。 ▎當我們向現狀妥協,就會成為扼殺未來的幫凶。 就業市場變糟,年輕人看壞自己的前景; 人口老化,老年人的照護支出大幅增加; 薪資近乎凍結的中年人,卻要扛起養老扶小的重擔; 看似無解的局面,究竟有沒有出路? 作者在一趟例行的全球工作訪察,感受到許多世人的普遍憂慮。他和伙伴提出一套「ADAPT」架構,發現這些憂慮其來有自,並點明5大趨勢正在導致4大危機的發生,呼籲身為世界公民的我們直視問題並採取解套措施。 .不對稱(Asymmetry): 貧富不均日益嚴重,有高比例的父母認為小孩的未來前景將比自己糟——引發財富危機 .破壞(Disruption): 推動文明進展的科技,普遍具有破壞性特質——引發科技危機 .人口組成的年齡變化(Age): 人口結構的改變對於企業、社會和經濟造成壓力——加速4項危機的發生 .極端化(Polarization): 全球無法達成共識,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日益盛行——引發領導危機 .信任(Trust): 人民愈來愈不信任支撐起社會的各種制度,26個國家裡有12國的信任度分數低於50% ——引發體制危機 作者主張,在局面無可挽回之前,我們還有十年時間可以推動系統性的大規模改變,而這有賴企業、政府和公民社會,採取與驅動20世紀經濟發展全然不同的思維來行事。本書針對經濟成長、成果衡量、制度修復、科技創新和領導等議題,提供了一張可能的藍圖。

目錄

目次 序 第一部 這個世界如何步步走向災難 第一章 我們的憂慮 第二章 不對稱與財富危機 第三章 科技造成的破壞與危機 第四章 體制信任度與正當性危機 第五章 極端化與領導危機 第六章 人口組成的年齡變化加速其他四種危機 第二部 扭轉危機 第七章 策略:重新思考經濟成長--在地優先 第八章 策略:重新定義成果--在崩壞的世界裡欣欣向榮 第九章 架構:修復失靈的體制--穩定基礎 第十章 文化:重新整理科技--創新是一種社會公益 第十一章 規模大且速度快--迫切的問題 第十二章 領導:重新建構影響力--平衡各種矛盾 淺談新冠病毒疫情 後記 致謝

內文試閱

01 我們的憂慮 本書的靈感來自一場對話,後來演變成和世界各地各種階層的成千上百人交換意見。我所指的是二○一六年與資誠國際網絡(PwC International Network)執行長鮑伯.莫瑞茲(Bob Moritz)的對話。一年半前,我擔任資誠的策略與領導全球主管,負責發展整個網絡的策略,常談到的策略內容包括哪些因素能讓我們與眾不同、我們需要具備哪些能力,以及要著重在哪些市場。與策略相連的,是一些我們認為未來幾年會對世界造成絕大衝擊的趨勢,包括都市化、經濟力量從西方移轉到東方、資源的稀缺性,諸如此類。 我和莫瑞茲談話時,兩人都剛剛出差回來,之前我們分頭去四大洲各地訪查,然後帶著隱隱的不安歸來,覺得世道艱險難行,人們嚴重焦慮不安,比記憶中有過之而無不及。換言之,這個世界比我們二○一五年時預見的更加黑暗。莫瑞茲問了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人們到底在擔心什麼?這些憂慮對於我們應該如何去思考自家業務又會造成什麼影響?」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花了兩年時間和各式各樣的人對話,包括政府、企業、公民社會的領導者,以及努力賺得安穩、想要為自己與子女創造更美好生活的一般老百姓。 從咖啡店到董事會,我試著去理解人們對自己的人生有何感受、以及他們怎樣認知未來。在這些討論當中,我非常訝異地發現一件事,那就是每個國家、社會裡每個階層的人都有著深深的憂慮。我聽到的很多心聲都讓我難忘,也讓我有一點煩擾。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聽到比預期中更多的不安和悲觀。 我和印度貝恩資本公司(Bain Capital)的執行長阿密特.詹卓(Amit Chandra)談到他的國家在發展中遭遇的掙扎,在漫長的討論中,詹卓提到:「我們確實面臨印度會發生革命的風險。」這句話讓我很震驚。「革命」是很強烈的措辭,而詹卓這個人絕非激進分子;確實,他掌管的私募股權公司可視為代表全球資本主義既得利益體系的標誌,他則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詹卓也是勤於公益的慈善家,他將自己九成的財富捐給非營利機構,用於提升鄉村地區的發展,與增進他們打造社會、健康和教育等各面向的能力。站在制高點的詹卓,觀察到這個世界上最大型民主體制的核心已然開始風起雲湧。 詹卓告訴我,印度可能發生革命的徵兆顯而易見,就顯露在極富和赤貧愈來愈明顯的現象之中,而這兩邊有時候就挨在彼此身旁,昂貴的私人豪宅,就坐落在孟買規模最大的貧民窟旁邊。印度某些地方快速地將其他地方拋在身後,比方說,許多大城市裡的科技集散地正在訓練新一代的科技領導人,數位創業家也兢兢業業,財富、以及能對整個國家呼風喚雨的影響力,愈來愈緊密結合在這些幸運之地。在此同時,沒受過什麼教育、少有社會流動機會,靠天吃飯的農夫條件更形惡化,在某些地方,小農仰賴的灌溉水壩運作容量僅達四成。 二○一六年六月,就在英國即將舉行脫歐公投前的一個星期,我聽到類似的故事,訴說著人們覺得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生活品質下降。我曾從曼徹斯特(Manchester)搭計程車到利物浦(Liverpool),司機是利物浦人,他對我說他對於公投結果會如何感到十分憂心,他覺得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投票。他贊成脫歐,他認為在歐盟的架構底下,那些他不認識、無法影響且不該左右他人生的人,把他的生活搞得愈來愈糟;另外還有兩個理由:這位計程車司機有兩個朋友因為受到漁獲量限制,因此放棄了原本經營的漁產事業。他住家附近的暴力犯罪愈來愈多,他鍾愛的在地酒吧和餐廳紛紛關門大吉,鄉村地區也愈來愈難找到好工作。他說,利物浦已經不是他認識的樣子了,再也無法過著從前的生活。他把一切問題全歸咎於歐盟所做的決定:「這就是不給代表權,卻要徵稅和強加控制,」他說,「你們在美國過去就是因為這樣而開戰,不是嗎?」 我問他知不知道脫歐在經濟上可能會造成哪些後果,這位計程車司機若有所思地說:「會比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更嚴重嗎?我們都撐過來了。」世界大戰、革命,此等激烈的用語讓人心驚,且無處不在。 在馬德里大學對面的一家咖啡店,我不經意聽到隔壁桌約十幾個學生在聊天,他們高聲暢談,無所不聊,講到有哪些因素可能啟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問他們能不能讓我加入,我跟他們說,我對於導致下一次全球性衝突的原因沒那麼感興趣,比較想知道的是他們為什麼會去想像這件事。 這也引發了同樣熱烈的討論,重點則主要放在這些轉捩點上,就像他們說的:我們在畢業後幾乎已經沒機會找到工作了(西班牙年輕人的失業率逼近五成);歐盟區的歐元貨幣套利基本上使得西班牙受比較北邊的國家壓制,比方說德國和法國,根本沒辦法做出適當的投資以提升國民的經濟與生活前景;西班牙的科技基礎落後其他國家,導致該國在全球的競爭力低落;西班牙快速老化,這些年輕人得要在這些長輩退休後供養他們,但,要靠什麼?最後,這些學生告訴我,他們完全不相信政府或是其他機構的領導者對這些問題會有什麼作為。 「那麼,除了想辦法夷平一切然後重新再來之外,我們還能怎麼做?」 在我們進行的千百場對話中,並非全都像西班牙大學生這麼悲觀,但幾乎跟我聊過的每一個人都憂心忡忡,他們看到顯然危險且完全不受控的趨勢,想破頭也想不出要如何才能創造美好的未來。我和全世界各式各樣具有獨特性的群體對談,獲得許多值得一提的結果,其中一項就是我的提問(你最擔心什麼事?)引起很多迴響,我聽到千百個敘述各種不同環境和挑戰的故事(有些很駭人,有些比駭人更可怕),但是層層剝開直抵核心的話,會發現他們的憂慮在本質上都一樣。人們使用不同的語言,帶著不同的情緒,但說到底,越過語言的藩籬,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所描繪出來的問題都一樣。 確實,我們擔心的問題,也正是全體世界公民的憂慮。全球性的問題也是區域性的問題,無分東西南北,跨越美洲、歐洲、亞洲和非洲。仔細檢視這些大量的對話之後,我體會到如今最讓人擔心的問題(也是最該集中心力去解決,以打造我們想擁有、後代子孫也應享有的未來),可以用「ADAPT」的五個類別來區分: .「A」代表的「不對稱」問題:貧富不均日趨嚴重,中產階級遭到侵蝕。 .「D」代表的「破壞」問題:講的是科技普遍具備的破壞性特質,以及對個人、社會和氣候的衝擊。 .「A」代表的「人口組成的年齡變化」問題:人口組成變化對於企業、社會制度和經濟造成的壓力。 .「P」代表的「極端化」問題:全球無法達成共識,世界分崩離析,國家主義與民粹主義日益盛行。 .「T」代表的「信任」問題:人們對於支撐起社會的各種制度機構的信任感愈來愈薄弱。 雖然這麼簡潔的結論非常能打動人,但,過去曾經身為學者、也曾每天和幾千名會計師互動的我認為,不管結果有多一致或樣本有多廣泛,我們也不能僅根據非正式的調查,就宣稱自己精準掌握到全球憂心的議題。因此,我和團隊著手去確認這些憂慮是否確有其事。人們真的應該擔心「ADAPT」裡的這些作用力嗎?數據是否真的支持人們的不安是有道理的?我們和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德國、匈牙利、印度、義大利、日本、墨西哥、中東、俄羅斯、西班牙、南非、英國和美國等地的資誠伙伴合作,檢驗「ADAPT」裡的因素在他們國家的作用力有多強大、又是以何種形式出現。以下是本專案的簡要結果概覽。 .不對稱 以近代歷史來說,首度有高比例的父母認為他們孩子的處境會比自己更差,主要的理由是貧富不均如今愈來愈明顯。如圖1.1所示,全世界超過四成五的財富掌握在不到百分之一的成人手上,億萬富翁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從二○○八年到一八年,人數從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增為二千七百五十四人,增加了一倍以上。此外,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的工業國中,中產階級(指家庭淨所得介於中位數○.七五倍到二倍之間的人)的規模自一九八八年以來大幅縮小。自認為屬於中產階級的人口占比也大幅下降,以美加為例,自二○○八年以來,從三分之二降為二分之一。 帶動脫貧與導致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均的主要原因,同樣都是工作從高薪國家移轉到低薪國家,這也是全球化的基本元素。幾十億人在這個過程中脫貧,表面上來說,很難去批評全球化。財務的分配也從早就已經太富有的國家移轉到最需要的國家。 問題是,財富被移轉出去的國家並非每一個階層都承受相同的衝擊,得到財富的國家也是一樣。用勞動工作被移轉到海外的已開發國家國內生產毛額重分配來舉例。在已開發國家,從一九九九年到二○一五年,股東價值成長約一八%,但實質薪資僅成長八%。換言之,擁有公司的人享有的成長益處高於為公司賣命的人。至於獲得財富移轉的國家,印度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印度的整體國內生產毛額已經從一九九○年的約五千億美元成長到今天的三兆美元,最富有與最貧窮的三個邦中位數所得差異在一九九○年為五○%,到了今天為三○○%。最貧窮的邦真的很窮,很多人都活在維生水準以下。 要衡量經濟上的不對稱性有一個很好用的方法,就是透過創造財富的主要管道來分析,例如:投資、房屋所有權以及財富重分配。 .投資:過去幾年來,隨著貧富不均更加嚴重,有一群富裕的投資人將自己的資金從公開市場挪到了私募股權市場。後面這類市場的報酬率通常較高,但僅開放給合格投資人。在美國,要成為合格投資人代表你的年所得至少要達到二十萬美元,或者不含房地產的淨財富要達到一百萬美元。讓情況更惡化的是,在整個已開發世界裡,公開上市的公司家數不斷減少(請見圖1.2),個別公司獲得的投資比例也在下降。後面這一點尤其讓人不安,因為很多人的退休生活靠的都是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裡的投資。 .房屋所有權:已開發世界裡有很多地方的房價都上漲,代表很多目前不到四十歲的人可能永遠都買不起房子,會少掉一種中產階級用來累積財富的重要工具。在澳洲,屋主年齡介於二十五歲到三十四歲的占比從一九九五年的五二.二%不斷降低,二○一四年時為三八.六%,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屋主占比仍維持穩定。 .財富重分配:貧富嚴重不均,也挑戰著政府徵稅、為最需要的人民提供服務的能力。擁有極高財富的人只有極少部分的財富會變成所得(可徵收所得稅),他們的消費占財富之比率比多數人低得多(消費可徵收消費稅),持有的房地產分散在很多區域,通常以公司的名義持有(房地產可徵收房屋稅與地價稅)。此外,有錢人更有能力將資金在不同的稅制中挪移,且在科技的幫助之下將財富置於低稅率的國家或州。 .破壞 就像經濟上的不對稱,科技的破壞力也有好的一面。少了破壞,就不可能出現各種醫學、材料學、奈米科技和運算,大大增進生活品質與延長壽命,讓人人都能獲得寶貴的資訊,強化教育資源以及將一個大世界濃縮成一個小圈圈。但是,破壞造成的負面結果(以及由此而生的重大挑戰)明顯易見,如不加限制,很可能就弊多於利。 破壞引發的最明顯憂慮,和人工智慧、機器人與虛擬實境等導致人們失去工作的科技有關,然而,比較不明顯但可能更麻煩的是,工業革命之後的科技進步如今嚴重改變了氣候,這部分我會在之後的章節詳加討論。 這些破壞性的力道,匯聚起來崩解了很多傳統上身為社會基石與社群核心的制度。這些制度(包括教育體系、政府、公共服務、公共設施、媒體等等)通常都已經存在許久,人們之所以信任它們,有一部分是因為它們一開始就被設計成變動緩慢、穩定且可靠的實體,為顧客、個人、家庭、鄰里與國家提供持久的價值,但科技吹皺了一池春水,世人愈來愈將制度的穩定與恆常視為缺點,認為這代表它們的用處有限,和一般人也沒這麼息息相關。 新聞媒體是絕佳範例。一九九○年代末期之前,新聞的基本商業模式很單純:閱聽人訂閱報紙、雜誌或是電視頻道,擁有媒體的業主利用廣告補足營收。穩定的收入讓新聞供應商得以聘用專業的記者,記者遵循一套何謂好報導的明確規則,穩定給予新聞媒體信用。撰寫、發布、製作與傳遞文章或大眾廣播要耗費很多時間,層層的過濾機制在這過程中把關消息的準確性,或追蹤後續發展。 網路改變了一切。追求高效率、附帶可追蹤反應的定向性廣告、再加上隨時隨地都可觸及顧客,行銷預算紛紛轉移到平台型的公司,例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和騰訊(Tencent),說穿了,讀者都在這裡。超過五成的美國人從社交媒體或其他線上來源取得新聞,當中有很多品質堪慮。這表示,閱聽人接觸的新聞變成只求吸引注意力的素材:負面報導以及投閱聽人所好的報導,完全不顧及準確性。 這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看到了群眾愈來愈偏極端,廣泛懷疑媒體的誠信,沒有什麼可以把真訊息和「假新聞」區分開來的通用法則。臉書非常過分,甚至直言在其平台上(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散播資訊環境之一)已經不再區分謊言與真實,而且,事實上也不應該這麼做。即便遭受批評,這家公司仍搖旗吶喊捍衛自家政策,容許明顯虛假的政治廣告和力求精確的文章並存。 .信任(或者,更精準的說法是極度缺乏信任) 制度機構不受信任是普世現象,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地區的人民都對政府、企業、媒體、大學和宗教組織的公信力失去了信心。嚴重的不信任映照出的就是各種不當行為:金融危機、機構洩漏訊息、政治上的貪污、政策上的偏頗與蠻橫,以及各式各樣明目張膽的誇張行徑(企業領導者與偶像在這方面都推了一把)。 艾德蒙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自二○○一年開始追蹤一般人對機構公信力的認知,提出了一幅讓人倒抽一口氣的概覽圖。二○二○年時,在他們調查的二十六個國家裡,有十二國的信任度分數低於五○%,這代表這些國家裡的多數受訪者不信任國家的重要機構。艾德蒙公司美國公眾事務主席羅伯.睿(Rob Regh)表示,光是美國,二○一八年的調查報告就指出「人們對政府、企業、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信任度來到十八年的新低……這是我們有史以來所見過最嚴重、最大幅度的下滑」。美國的信任度分數二○一九年雖然有上升,但二○二○年又急遽下降。即便二○二○年的分數比之前高,但調查發現有見識的人民(informed pulic)和一般人民之間的信任度分數落差(分別為六五%和五一%)來到創紀錄的一四%,有八個國家的信任度不均水準來到新高點(見圖1.3)。 最明顯的例外是中國和印度,接受調查的國民有三分之二覺得各類機構都值得他們信任,經濟條件的改善說服兩國的人民各種機構皆在為他們努力。隨著兩國經濟成長減緩,社會安全網以及國家政府維持地方社群基本生活品質的能力備受考驗,政治混亂浮現,尤其是香港與喀什米爾的問題,中國和印度人民的信任度很可能也會下滑。 全球制度不受信任所造成的淨效果,顯示很多人對自己的未來以及負責引領人民未來的人都抱持懷疑的態度。舉例來說,二○一九年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就認為任何方案都不足以解決問題。這些抗爭行動核心深處的問題,是對於政府機構失去了信任。少了值得信任的機構(這些機構應該主動爭取信任,不斷改進),公民社會就無法運作。 .極端化 前面提到的三項憂慮(貧富不均、科技造成的破壞以及制度不受信任)綜合起來導致了第四項:各種真真假假的民粹主義各走極端來拉攏群眾,結果造成社會內部以及各國之間的分化。我們來看看人們在面對愈來愈讓人憂心的局面時會有哪些反應。首先,人們說:「希望這個世界能像過去一樣,我在以前熟悉的世界裡比較樂觀。」再者,他們會聚攏,和對這個世界有同樣體驗、跟自己相像的人聚在一起。第三,他們指責有權勢的人(菁英階級),認定是這群人加深了他們的不安、讓他們面臨更嚴重的不確定性。這並不是非理性的人才會有的行為,當人們覺得未來可能比過去更糟糕時,這是意料之中的反應,也正是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通常是左派民粹主義的副產品)最完美的溫床。 隨著國家主義的觸角深入每一片大陸,造成的危機愈發明顯。舉例來說,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經常瞄準移民,譴責他們搶走了當地人的工作、掀起犯罪潮與過度使用社會服務。幾乎每一項大型研究都質疑這種說法,反而認同移民幾乎都能帶動當地經濟,壯大年輕的勞動力,且有助於消費活動的成長,但這些完全都不重要。國家主義的領袖將移民群體污名化,指稱他們是有害且造成破壞的人,希望藉此能達成真正的目的:在當地促成部落主義、分裂共識、或至少要盡量減少社群裡的對話,這樣他們就能控制選民的信念和偏見。 .人口組成的年齡變化 人口年齡組成與人口成長問題,是「房間裡看不見的八百公斤大猩猩」,看不見但力不可擋,將會使經濟不均、科技造成的破壞、體制不受信任、以及極端化等問題與負面後果加速出現。簡單來說,人口問題是一顆會在全世界爆炸的定時炸彈,威力卻是未知數。 一九六○年時,全球人口僅略高於三十億,之後出現爆炸性成長增為八十億人,各國可分成兩種非常不同的群組。一群是有著大批年輕人口的國家,比方說印度,約有六五%的人口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在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成長的支持下,印度大有機會驅動經濟成長;印度的勞動年齡人口自二○○○年以每年二%的複合成長率在增加(這就是一般所謂的印度人口紅利),到了二○三○年應該會突破十億人大關。然而,印度到底能不能創造出千百份職務以安頓這些年輕人、讓他們壯有所用?這仍是一個引來很多懷疑論的開放性問題。如果印度做不到,失業與失望將會在國內很多地方蔓延開來。 至於其他地方,人口則正在快速萎縮與老化(大多數是歐洲國家,顯然還有日本)。這些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稅基大幅擴張,以支應大批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愈來愈龐大的退休撫養與醫療保健需求。 人口組成變化趨勢之所以變成一個特別危險的因素,是因為這個因素會讓最可怕的全球性趨勢更加惡化,造成最不樂見的衝擊。舉例來說,由於人口組成的變化,在無法為長者提供社會服務(如果國家正在老化)或無法為年輕人提供工作(如果國家人口以年輕人為大宗)的國家,貧富之間的分化會愈來愈嚴重。社會將更加分裂,保守的年長者與對未來沒有希望桀傲難馴的年輕人,演變成互相對抗的群體。科技引發的破壞或許能為年輕人提供工作,數位導向的勞工可投入職場,代價是年長的勞工被機器取代。在傳統上能創造就業機會的已開發國家,年長者在面對大量尋求機會的年輕移民時,很可能也會更常端出本地主義來面對。到最後,無法因應年輕人與年長者迫切需求的制度,將會加深全世界各種制度不受信任的嚴重性。 簡單的「ADAPT」調查,加上佐證的數據,顯然確立了人們的憂慮其來有自。進一步查探問題時,有一件更讓人煩擾的事情變成了我們關注的焦點,那就是,人民口中的憂慮其實預示了諸多即將發生的危機,如果在未來十年裡未加以處理,每一項都很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 「不對稱」問題   引發財富危機 「破壞」問題   引發科技危機 「信任」問題   引發體制正當性危機 「極端化」問題   引發領導危機 「人口組成年齡」問題  加速前述四項危機 每一項危機都很緊急,必須拿出創意、想像力和毅力立刻因應。我們僅有十年時間來扭轉危局,做不到,局勢可能就難以挽回。以下各章將深入探究各項危機,勾畫出其特性以及所造成的威脅性質。本書第二部將會提出解決方案。我不是一個容易大驚小怪的人,但我真的很憂心。

延伸內容

王伯達.《王伯達觀點》創辦人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周建宏.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暨聯盟事業執行長 林鑫川.星展銀行(台灣)總經理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共感推薦—— 讀完本書,腦中竟然浮出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國富論)這本開創經濟學的經典中之經典書,它是「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在一七六四年初帶領其公爵弟子遊學歐陸,與該地頂尖學者切磋討教之後,費時六年,再經三年潤稿之後出版的鉅著。由書名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即可得知,該書旨在探索「財富」的本質,以及全球或全人類財富的成因。史密斯得出「分工」、「自由貿易」、「自由市場」或「不可見的手」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反對「重商主義」,並對政府的適當功能做詳盡的解析,最重要的,隱含人需有「誠信」、「倫理道德」這個重要元素。而這本《危局》也旨在截窒世下流,引導全球回歸繁榮、富足,所提出的藥方正是找回善良、誠信、全球分工合作,善用科技做好事,也是作者走訪各地專家、集思廣益之後完成的,與《原富》可說異曲同工,或可稱為「現代迷你版《原富》」。 我們知道,《原富》出版之後「一鳴驚人」,不但讓史密斯成為一門新學科的創始者,而且該書中的文句,在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案草案時,常被當時的英國國會議員引證,反對者大多不再反駁;一些國家制定政策時,也都將《原富》的基本觀點作為依據。該書不僅流傳於學術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為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個人期許這本書也能有此種成效!(全文參見本書)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太陽花學運之後,我開始改變我的教學內容,因為我知道,許多學生心中有和我一樣的困惑與憂慮。二十世紀的全球化發展原先為這個世紀創造了和平與繁榮的期待,卻在近二十年裡出現各式各樣的自然與人為災難,肯定有些事出錯了。原書書名是指「這世界離末日時鐘的午夜只差十年」。十年,一下子把科幻的時間拉進了現實,還來得及扳回即將出軌的列車嗎?這本書的作者們不僅指出了問題的原因,還開始認真思考問題的答案。我會推薦這本書給曾經在我課堂裡上課的同學,以及將來的學生。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 這個世界走到了關鍵的轉折點,誠如本書作者布萊爾所言,全球正面臨「ADAPT」五大挑戰,包括不對稱(Asymmetry)、破壞(Disruption)、人口組成的年齡變化(Age)、極端化(Polarization)和信任問題(Trust)。COVID-19疫情更使情況加速惡化,我們僅剩十年不到的時間來解決這些挑戰,若不採取行動,恐怕引發四大危機:財富危機、科技危機、領導危機、體制危機,並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我們必須立即採取實際行動,避免這個世界一步步走向災難。 《危局》英文版出版後,立即引起國內外企業和主管機關的回響,為了讓國內更多讀者和企業能夠快速掌握此議題,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率先於二○二○年十二月出版《午夜前十年的倒數計時:四大迫在眉睫的危機和策略解決方案》中文導讀手冊。一年後,我們樂見時報出版社出版《危局》中文版,讓台灣讀者能夠更完整了解我們面對的世界,以及有什麼解決方案來扭轉危機。 與本書立意一致,為協助企業尋求永續經營的解方,資誠今年也推動The New Equation新方程:建立信任、成就永續,匡助領導者把眼光放遠,積極為永續做準備。期盼本書能協助領導者在面對各種挑戰時做出全方位決策,並以新思維重新定義「成功的企業」,協助企業制訂更合乎時宜、涵蓋面更廣的成功衡量標準,以做出更好的行動,重新塑造更美好的未來。 ——周建宏/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暨聯盟事業執行長 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曾說:「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not in finding new lands, but seeing with new eyes」,也就是一個真正的探索之旅,不是在尋找新大陸,而在於擁有新的眼光。 這句話,與作者布萊爾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在訪察全球後,以多年觀察全球政經與環境變遷的敏銳眼光,深入淺出地整理出當今世界趨勢及應對的想法,不僅見解獨到,更能發人深省。如今世界充滿紛爭,且這些紛爭往往會快速擴大及發酵,若沒有及時處理,影響不堪設想。本書就像「警世之言」,能有系統性地點出人類當下面對的隱憂,並提出相應的可能解方。 身為金融業從業者,作者提醒企業必須善盡企業公民義務,找出獨特定位,方能永續經營;正如《易經》訟卦中「君子以作事謀始」,勸戒人們在任何事情開始之前,就應該認真進行全盤思考,以免導致不良的後果。 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不妨也跟著作者的腳步,思考我們在以一舉一動形塑世代樣貌的同時,應該如何懷抱長遠的眼光,為下一代考量,覺察挑戰,進而扭轉危機。 ——林鑫川/星展銀行(台灣)總經理

作者資料

布萊爾.謝帕德(Blair H. Sheppard)

2012年6月加入資誠成為全球領導者、策略與領導事務的負責人,在此之前,他大部分的專業生涯都是在杜克大學福夸商學院擔任教授兼管理者。任職期間,除了教學和研究活動之外,謝帕德先後擔任過高階主管教育的助理院長、資深助理院長和院長。他同時也是杜克企業教育集團的創辦人兼執行長,在他任職之後,獲得多家一流的商業雜誌社評為全球最佳的客製化高階主管教育供應商。謝帕德是杜克大學在中國的崑山分校主要規劃者,分校於2014年開始運作。他也是一位令家人驕傲的丈夫、父親和祖父。 共同執筆: 蘇珊娜.安菲德 Susannah Anfield 自1994年以來就任職於資誠以及其下屬公司,在領導與資深人才培養方面經驗豐富,也是系統精神動力輔導(systems psychodynamic coaching)的高階主管教練。 瑟琳-安.卓格 Ceri-Ann Droog 自2008年起任職於資誠,過去擔任的職務包括英國的董事策略與交易策略客戶服務。 雅莉絲.珍金斯 Alexis Jenkins 自2013年起任職於資誠,歷經策略、領導與文化等多個領域,是團隊的幕僚長。 湯瑪斯.明內特 Thomas Minet 自1984年便任職於資誠及其下屬公司,他專攻策略與情境規劃、大型客戶管理、業務發展、市場分析與競爭情報等領域。 達麗雅.莎魯比娜 Daria Zarubina 自2016年加入資誠,任職於中東和俄羅斯分公司。之前,莎魯比娜擔任杜克大學福夸商學院俄羅斯兼獨立國協(CIS)的地區總監。 傑佛瑞.羅斯菲德 Jeffrey Rothfeder 替《紐約客》、《紐約時報》、《商業週刊》和《策略加商業》(Strategy + Business)以及其他刊物撰寫商業和科技相關文章,他寫過8本書,包括《馳騁本田》(Driving Honda)和《隱私供售》(Privacy for Sale)等。

基本資料

作者:布萊爾.謝帕德(Blair H. Sheppard) 譯者:吳書榆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NEXT 出版日期:2021-12-14 ISBN:9789571396026 城邦書號:A2203313 規格:平裝 / 單色 / 288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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