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2009年IMPAC都柏林文學獎決選小說！
◆紐約時報、《天鵝賊》、《歷史學家》作者伊麗莎白．柯斯托娃、傅月庵、熊宗慧、鄢定嘉 鄭重推薦！
我的手捧著世界文學瑰寶，但我的工作是親手銷毀它。
沒有筆的作家，形同靈魂已死；被抹去記憶的人，等同失去希望
在1939年的莫斯科，曾為文學教師的帕維爾現在的工作是要銷毀政府當局視為有問題的手稿。
帕維爾沒想到他得親手焚毀在課堂上教過的文學經典，加上朋友不明的失蹤，妻子死於意外後，連屍體也不得見，伴隨著失智症的母親，帕維爾覺得人生幾乎快完了。
一箱箱將要被焚毀的書籍與手稿，活生生的承載著人類的心靈，同時又如莫斯科寒冬的微弱火光，命運如此的渺茫；當帕維爾親眼見到寫過《紅色騎兵軍》的作家巴別爾，在監獄裡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帕維爾知道，得想辦法保護巴別爾僅存的兩卷手稿了。
保護巴別爾的手稿，意謂也將承受失去生命的風險，帕維爾能選擇不要燒毀擁有夢想與靈魂的紙張嗎？如果像他的母親擁有生命，卻失去過往，人生又有意義嗎？在無盡的疑問中，他的手裡握著巴別爾的兩卷手稿、失蹤朋友留下來的情書、來往的信件，那些承載記憶與故事的一切，是如此的脆弱，但也唯因為擁有靈魂，才能讓他感覺活著，他該選擇為巴別爾的手稿做些什麼了……
【好評推薦】
◎「崔維斯．賀蘭文筆精妙。《最後的手稿》十分罕見，雖是歷史小說，但卻使我們忘記「歷史」，只記得「小說」，即使我們看著冷硬的歷史事實……賀蘭卻以無法磨滅的影像將那個世界傳達給我們。不情願地──掩卷良久之後，它的美麗與真實仍舊縈繞心中不去。」～《歷史學家》（The Historian）作者伊麗莎白．柯斯托娃（Elizabeth Kostova）
◎「賀蘭的作品敘述一名心碎男子為了文學置生命於險境，故事既平實又蒼涼。」～《娛樂週刊》
◎「崔維斯．賀蘭的小說，主題文采俱佳──語言何等的重要，而一個句子就關係生與死。《最後的手稿》以一種肅穆的優雅寫成；從開卷到終卷，始終瀰漫著一種虛構的真實感。」～《春與秋》（Spring and Fall）作者尼可拉斯．德邦科（Nicholas Delbanco）
◎「閱讀賀蘭的小說很容易聯想到《竊聽風暴》……是一本溫柔震撼的小說，十分扣人心弦。」～英國《地下鐵》（Metro）
◎「這是一個深切的故事，訴說史達林統治期間蘇聯的恐懼、喪慟與記憶滅絕……這部感人的小說告訴我們文字的持久，以及回憶可以作為對抗所有暴政的一種形式。」～《金融時報》
◎「帕維爾的故事以平實的散文說出，彷彿若將書中人物所生活的殘酷、絕望世界美化了，就會是不道德的。簡單的風格反而使得其閃現的流暢動人與抑鬱意象更令人驚奇。」～倫敦《Time Out》雜誌
◎「一部具有隱約力量與極度優雅的歷史小說。」～《科克斯書評》（Kirkus）
◎「賀蘭的文筆有一種沉靜的真實感，吸引住你，而很快你會發現自己坐在椅子邊緣，默默為書中人物喝采。一本令人心碎及難以忘懷的小說作品。」～《圖書館月刊》
內文試閱
是一件小事讓他倆見了面的。一個故事，沒有標題，沒有署名，而且怎麼看都不完整，而逮捕的官員在匆忙中忘了把它記錄在證物單上。一年前，當魯比揚卡（譯註：Lubyanka，前蘇聯國家安全局總部的別名）的監獄正熱鬧，當全莫斯科似乎都在夜裡屏住氣息，而每天早上都會有一份新的沒收手稿的委託書到帕維爾辦公桌上時，這種發現幾乎不會讓人再看一眼，更不用說還有這檔案員真心害怕的這場會面了。巴別爾已經承認了：一個故事不會改變這件事，也救不了他。不過，庫提瑞夫還是堅持這件事要正式解決，而因為帕維爾現在必須向這位充滿野心的年輕中尉負責，所以這手稿作者的問題必須解決，即使只為了記錄之用。樓上一間空辦公室已經為了這個目的預留著。過段時間後，約定的早晨到了。就在第一批沈重的雨點開始落到下方荒涼的院子裡時，一名警衛在門上輕敲了一下。巴別爾走進房間。
「我正要泡茶呢。」帕維爾說。窗邊一個櫃子上，放著一個電動俄式茶爐，一個托盤、茶杯和茶匙、一個黑鏽了的鐵罐，這些都是之前這間辦公室的人留下來的，這人現在不在這裡。辦公桌後方原先掛著一排照片的牆面灰泥顏色明顯的比較淺，現在只剩下釘子還在。「你要不要坐下？」
過了一會兒，彷彿帕維爾的聲音這時候才傳到一樣，巴別爾點點頭，坐了下來。他鬍鬚未刮。右眼下方一塊瘀青正在慢慢變淡，嘴唇上有一層淺淺的膜，像是乾了的鹽。他那縐縐的襯衫領子歪歪扭扭的翻出在他縐縮的外套翻領上。最後還有這件事，讓帕維爾覺得最不安的：這位作家的眼鏡不見了。他本來預期巴別爾會以他在書皮上照片裡的模樣出現。
帕維爾拿起空空的茶壺。「我去裝水。」
起先，在門外守候的年輕警衛只是呆瞪著茶壺，好像他從沒看過茶壺一樣。他頂多二十歲，有一雙農夫那種惺忪睡眼。可能是某個流離失所的農夫之子，來到莫斯科找尋好前途呢。不管他是什麼人，他臉上的表情夠熟悉了。「水。」帕維爾嘆口氣，把水壺交給他。他還不如重回基洛夫學院，站在一教室不比這守衛年輕的男孩子面前，唸著托爾斯泰作品裡的句子算了。伊凡．依里西的生活最為簡單、平凡，也因此最為可怕。不論貴賤子弟，全都生在革命陰影下，如今，加入集體進步大旗下邁步向前的無數軍隊的，都是他昔日學生那個世代的人，而他們從前的師長則安於寂靜。從他被派來處理特別檔案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半的時間，而庫提瑞夫是今年五月才來到這裡的，在這段時間中，帕維爾已經痛苦的發現自己曾經多麼幸運、多麼幸福。只要他能夠再度手裡拿著書站在學生前面，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隨著雨水而來的是一片假的暮色。整個星期的天氣都像這樣。帕維爾坐著，把枱燈的銅鍊子拉了拉，鍊子喀拉一聲磨擦著綠色的玻璃燈罩。「我一直希望能快點出些陽光，」他說，想要掩飾他的緊張。遇見一個像巴別爾這樣負盛名的作家，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他問，「你餓不餓？我可以叫人送些吃食上來，如果你願意的話。」
「謝謝你。不用。」
這是一個高而幾乎帶著氣音的聲音：巴別爾甚至眼光都不正視他。帕維爾直直盯著巴別爾臉頰上的瘀青，再把目光移開。警衛拿著茶壺回來了。
帕維爾又在窗邊把茶爐裝了水。隔壁房間電話響了一聲，被人接起來聽了。一片濛濛的淡淡亮光罩住正加熱的茶爐的圓邊，也蒙上正在打開鐵罐的帕維爾的雙手。罐子裡只剩下一點點茶，是一些黑黑的粉狀茶渣，像是某種沙子一樣，他把茶渣倒進正在等著的茶壺裡。帕維爾把鐵罐斜斜對著光，看到罐子裡他自己模糊的影子。然後他走回辦公桌旁。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督察同志？」
「我不是督察，」帕維爾連忙說。「我在檔案室做事。」他傾身向前，用手指抹了抹巴別爾檔案夾的綠色紙板。一條粉紅色緞帶整整齊齊綁住檔案。「其實，」他加上一句，「信不信由你，我原來是老師。我還教過你的故事哩。」
「我的故事。」
「《紅色騎兵軍》裡的故事。」是在你可以教這些故事的時候，帕維爾想道。是在教這些故事是可以的、是安全的時候。「還有你一些後來的作品。〈莫泊桑〉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篇。」巴別爾故事的開頭幾行文字，他從來也看不厭的，這時候回到他腦中：
一九一六年冬天，我人在聖彼得堡，帶著一個假護照，一個子兒也沒有。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亞列克西．卡山瑟夫，把我帶到他家。
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這種諷刺此刻很教人感傷。
巴別爾以一種呆滯、多少有些困惑的表情瞇眼看著綠色檔案夾，好像帕維爾是變了什麼戲法，把它憑空變出來了一樣。然後他那雙黑眼睛又轉為空洞了。
「我可不可以請問，」終於巴別爾說了，「今天星期幾？」
「星期二。」
「現在還是六月嗎？」
「七月。」
「都已經──」至少這是帕維爾認為他聽到巴別爾這麼喃喃說的。已經。巴別爾被捕幾乎還不到兩個月，也就是說從那輛慣例的、沒有單位名稱的車子在拂曉時分戴著他穿過樓下院子那扇巨大的黑色門之後到現在。他已經失去了時間感嗎？或者，帕維爾想像，巴別爾只是單純的、默默地感到震驚：驚於自己竟然如此快速、全然的被打擊。才兩個月的時間裡，他竟然就變成了這個受盡修理、飽受驚嚇的人形軀殼，此刻坐在這間幾乎是荒廢了的辦公室裡。帕維爾想起他自己在魯比揚卡監獄的頭幾個月，那段時間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啟示，雖然拿他的經驗和巴別爾的相比其實是很不堪的。巴別爾可能受到的折磨，他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受到，那是沒有睡眠和飲水、食物，只有威脅、毆打的日子。 帕維爾說，「我受到請託──奉命──要弄清楚你的檔案中的一項不符之處。這只是個形式。」
「什麼樣的不符？」
「是一份手稿，我的長官在檢查你的檔案時看到的。是個故事。很不錯的故事。在證物單上沒有記錄，這就是說它無法正式被歸到某人名下，包括你自己。這也就是說，正式說起來──」帕維爾不自在的聳聳肩。「──它並不存在。我說過了，這只是個形式。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告訴我你認不認得這份稿子。你可以不戴眼鏡看字嗎？」
「根本不行。他們告訴我說眼鏡可以還給我，」巴別爾說。「如果我合作的話。」
合作。認罪，他的意思是──而在認罪的時候，他很可能會牽連到別人。這年頭，一個人不可能單純的認罪，還必須要揭發別人。點頭之交、同事、朋友，甚至自己家人。巴別爾會把誰拖進此刻籠罩住他生命的網子裡，如果有這麼個人的話？愛森斯坦吧（譯註：蘇聯電影導演及電影藝術理論家），也許，還是愛倫堡（譯註：蘇聯宣傳部長）？巴斯特納克（譯註：蘇聯作家，《齊瓦哥醫生》作者）？像巴別爾這麼重要的人物，應該舉發至少要和他同等知名的人吧？
我的早晨都待在太平間和警察局。
茶爐的水已經開始滾了，帕維爾再次走到窗邊時，〈莫泊桑〉裡的另一句話在他腦中迴響著。水汽在玻璃上閃著光亮。「恐怕我們只好不放糖了。」他一邊把茶倒進茶壺一邊道歉。就在這時候，一輛轎車停進樓下院子裡一個停車位，雨刷輕快有勁地把雨水刷開。雨刷停止擺動，駕駛座旁的門打開來。出現一把雨傘，傘面撐開來：一朵黑牡丹。太平間和警察局，帕維爾心想──這個時代未來被記得的就是這個，這就是我們的遺產。「糖？」巴別爾問，好像這個詞對他來說是個新鮮東西。
「泡茶用的。」
巴別爾沈默不語。
「我可以要人拿一些來。」帕維爾說，雖然想到要再次面對那個警衛就讓他疲累。讓他心灰意冷的，無疑還有庫提瑞夫交待的這個可怕而且沒道理的差事。幾個月以來，這個初級官員幾乎是把握每個機會展現對帕維爾的權威，就像隻狗會在花園最荒僻的角落抬腳撒尿一樣，要劃定牠的勢力範圍。帕維爾不只一次幾乎要告訴庫提瑞夫說他用不著麻煩了。歡迎他來弄這些檔案，直到最後一個檔案。帕維爾把茶杯拿給巴別爾。「小心，很燙。」
巴別爾把冒著熱氣的玻璃茶杯捧在胸口。「你原本是老師。」過段時間後他說。
「是的，教文學。」
「文學。」這話說得不帶嘲諷、不帶挖苦。他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了。也許，帕維爾心想，這茶讓他重新恢復了精神。「你喜歡教書嗎？」巴別爾問道。
「非常喜歡。」帕維爾說。
雨點打在窗子上。帕維爾心不在焉地把頭髮往後撥，卻摸到一個硬硬的東西。他的手指搔下半個種子殼：一定是他今天早晨往巴士站走去時從他住處附近那些菩提樹上掉下來的。他把它放在桌上。
「你的《紅色騎兵軍》故事，」他告訴巴別爾，「我的學生們一直都很喜歡。男孩子嘛，你知道。他們很容易被戰爭吸引。你的那些故事讓他們著迷。」
二十九冊的莫泊桑文集立在書桌上方的書架上。有著消溶力量的手指的陽光，碰觸著羊皮書背──這些書是人類心靈的華麗墳墓。
他無法把巴別爾的故事逐出腦海。他注意到巴別爾那隻張開來放在大腿上的右手，手指很輕微地抽動著，像是一股微小的電流通過手指。突然間帕維爾被一個發現嚇了一跳，那就是在他腦中浮現的故事裡的文句，一度就是從這隻手、這些手指中流出來的。他猜想，托爾斯泰死在阿斯塔波佛火車站的時候，少數幾個幸運的火車乘客看到他之時，必定也感受到類似的混合著敬畏和不敢置信的感覺。
外面走廊上傳來微微的有節奏的鑰匙碰撞聲。魯比揚卡規定，押著犯人的警衛要讓人知道他們的到來──不是用這種方式，就是用舌頭發出「喀啦」的聲音──如此犯人就絕不會湊巧遇見彼此。這是個在隱密之上用一磚一瓦蓋起來的機構，一個只對自己開放的世界。不過，雖然帕維爾盡量避開這些故事，它們卻依然點點滴滴流向他，像是水從一座下了毒的井裡滲出來一樣。曼德斯坦在遭受幾個月的凌虐後，用一把剃刀割腕，而當警衛衝進他的牢房時，虛弱的他還喃喃對著警衛們唸著他自己的片斷詩句。皮涅克(譯註：Boris Pilnyak，1894-1938，蘇聯作家)被行刑者拿槍身碰到他後頸背時，像個小孩子般的啜泣，癱靠在冰冷的地牢牆上。等一下，等一下。
帕維爾問，「你還要不要茶？」他注意到這作家的手指已經沒有抽動了。
「好的。」
帕維爾把茶倒進作家的玻璃杯時，巴別爾遲疑地說，「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准我寫封信。給我太太。」
一些茶液不小心濺出了玻璃杯緣。「抱歉。」帕維爾說。
「拜託。這可以讓她安心。」
「我想這是不可能的。」過了一會兒帕維爾說。糾纏了他整個早晨的疲累突然間逼上心頭。「就算能夠准許──」他把茶壺「咔啦」一聲放回茶爐上，幾乎要濺出更多的茶。「很抱歉，同志。」這個詞──在這個情況下是不可原諒的──在帕維爾還來不及制止自己之前就脫口說出了。同志。他緊張的加上一句，「請了解，這不是我願不願意幫你的問題。我是很願意的。我自己也結了婚。」 他的話突地中斷了，他低頭望著漂在茶液表面的油漬，油讓他想到了冰，這一點相當教他不解。春天的河水，克里明斯基橋下方的髒污浮冰大塊大塊斷裂，被水沖走。他想起一月那個下午，他妻子艾蓮娜前往雅爾達之前，他們沿著列寧丘下面的荒涼河岸走著。想起她告訴他說她不能等到四月、河冰終於溶化以後。「我討厭死了冬天。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永遠都不用再回來這裡，那該有多好。」後來在車站，兩人擁抱時，艾蓮娜用嘴唇輕觸他的耳朵，低聲說，「跟我走嘛，帕夏，求求你。」她大衣的兔毛領子拂過帕維爾的頸子，輕得像是呼吸一樣。不可能的，當然：他倆都知道帕維爾那時候是無法離開莫斯科的，沒有他長官的許可，他不能離開。不過她依然開口，她用她的方式嘗試。
帕維爾感覺到巴別爾在看著他，等著。「我的意思是，我之前是結婚的。」他現在才告訴巴別爾。「我妻子去年一月過世了。」
巴別爾沈默以對。
帕維爾深吸了一口氣，解開粉紅色緞帶，打開巴別爾的檔案夾。檔案夾裡是一疊面朝上、沒有裝訂也沒有畫線的紙，上面是密密而整齊的字體：這是巴別爾的未完成手稿──如果他的確是這些文字的作者的話，而帕維爾有充份理由相信他是。即使不完整，這作品依然和帕維爾讀過的任何作品一樣的美麗而且鮮活。這是一部難得之作，或許是巴別爾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帕維爾清了清喉嚨。「我猜我們應該開始了。」他說。他抬起頭來，看到巴別爾已經轉頭望向窗外。
「現在還在下雨嗎？」
「是的，一點點雨。」帕維爾說。
一陣寂靜籠罩著兩人，而帕維爾發現自己竟然很不願意打破它。然後，他幾乎是溫柔的問了巴別爾，「你妻子叫什麼名字？」
「安東妮娜。」
巴別爾心不在焉地把一根手指抬到嘴邊，若有所思地揉著他的下唇。窗外的光停在他大衣肩膀上，像灑了細雪在上頭，從他被捕後，他無疑是穿著這大衣睡覺。唇形飽滿，幾乎是肉感的嘴；那一雙暗色眼睛、高闊的額頭和那一條明顯的抬頭紋：帕維爾突然被此刻這單純的奇蹟感到震驚，這奇蹟是他生命中未嘗料到的。正在冷卻的茶爐滴答作響，像個節拍器，而節拍和帕維爾看見在巴別爾喉間微微跳動的脈搏大體上一致。
「我答應她說我們還會再見面的，」巴別爾說。「他們會准她來探訪我嗎，你想？」
「我不知道。」
「我不希望我對她說的最後一些話是騙人的。」
「當然。」跟我走嘛，帕夏。求求你。帕維爾當時的回答是：我會很快就見到你了。這是他對艾蓮娜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回憶已經足夠讓帕維爾離開椅子──他無法面對巴別爾。他把茶杯放在公文櫃上，然後想，我真希望我也在那班火車上。
巴別爾像是發現了他的心事，問道，「你妻子是怎麼過世的？」
「她要去雅爾達，火車出軌。」
「那是意外了。」
「警方懷疑是有人為破壞。有東西放在鐵軌上。」帕維爾必須振作精神，才能繼續下去，「據我所知，她是在車廂斷裂的時候被摔出去的。」像個南瓜，帕維爾想：這幕景象在這些個漫長的可怕月份一直跟著他；那一列火車，車廂無辜綻開、像摔在雪地上的南瓜。想像這個畫面要比實際面對帕維爾一再想逐出腦海的那些畫面容易。艾蓮娜被摔出車廂到田野；艾蓮娜用被單包著、放在一輛貨車後面；艾蓮娜在火化場入口、火化場人員把她推進火場時，她躺著的有腳輪的推架抖動著。
「我無法想像有人會故意做這種事，」他說。「你能想像嗎？」
巴別爾陰沈地低頭看著杯內。「你看過我的故事，」終於他說了，他抬頭看著帕維爾。「你的同事們，他們到我的鄉間別墅逮捕我的時候，他們帶著我妻子去。你知道這件事嗎？他們逼她敲門，以免我拒捕。你能夠想像她必須要去做這件事，心裡會有什麼感覺嗎？」巴別爾聲音中悄悄有了一絲恨意。「你不是唯一失去妻子的人。」
帕維爾轉過頭。他喉嚨裡升起一聲啜泣，他還沒來得及壓住，哀泣聲已經發出來。有片刻時間，他整個人幾乎想把茶爐揮倒到地上、把空茶杯和茶葉罐丟了──這陣誘惑強烈到帕維爾必須兩隻手緊緊握住、硬是壓抑了。
「他們不該把你的眼鏡拿走的。」他靜靜說。
我把書看完，下了床。霧已逼近窗戶，世界掩藏起來了。某個重要真相的預感用輕柔的手指碰觸著我時，我的心收縮著。
掩藏的世界，帕維爾心不在焉地想著。這間辦公室，這間監獄。他希望自己永遠不要來到這裡。他一邊從桌上拿起這疊紙，一邊問巴別爾，「這是你寫的嗎？」他把手稿遞出去，身體也往巴別爾移過去，直到兩人膝蓋碰到一起。
「我的。」巴別爾終於說了。他整個身體似乎都鬆垂了。「這是我的。」
如此接近，帕維爾可以聽見這位作家的呼吸，這又是一個單純的奇蹟，只有他自己親眼見識到。
「我正要泡茶呢。」帕維爾說。窗邊一個櫃子上，放著一個電動俄式茶爐，一個托盤、茶杯和茶匙、一個黑鏽了的鐵罐，這些都是之前這間辦公室的人留下來的，這人現在不在這裡。辦公桌後方原先掛著一排照片的牆面灰泥顏色明顯的比較淺，現在只剩下釘子還在。「你要不要坐下？」
過了一會兒，彷彿帕維爾的聲音這時候才傳到一樣，巴別爾點點頭，坐了下來。他鬍鬚未刮。右眼下方一塊瘀青正在慢慢變淡，嘴唇上有一層淺淺的膜，像是乾了的鹽。他那縐縐的襯衫領子歪歪扭扭的翻出在他縐縮的外套翻領上。最後還有這件事，讓帕維爾覺得最不安的：這位作家的眼鏡不見了。他本來預期巴別爾會以他在書皮上照片裡的模樣出現。
帕維爾拿起空空的茶壺。「我去裝水。」
起先，在門外守候的年輕警衛只是呆瞪著茶壺，好像他從沒看過茶壺一樣。他頂多二十歲，有一雙農夫那種惺忪睡眼。可能是某個流離失所的農夫之子，來到莫斯科找尋好前途呢。不管他是什麼人，他臉上的表情夠熟悉了。「水。」帕維爾嘆口氣，把水壺交給他。他還不如重回基洛夫學院，站在一教室不比這守衛年輕的男孩子面前，唸著托爾斯泰作品裡的句子算了。伊凡．依里西的生活最為簡單、平凡，也因此最為可怕。不論貴賤子弟，全都生在革命陰影下，如今，加入集體進步大旗下邁步向前的無數軍隊的，都是他昔日學生那個世代的人，而他們從前的師長則安於寂靜。從他被派來處理特別檔案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半的時間，而庫提瑞夫是今年五月才來到這裡的，在這段時間中，帕維爾已經痛苦的發現自己曾經多麼幸運、多麼幸福。只要他能夠再度手裡拿著書站在學生前面，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隨著雨水而來的是一片假的暮色。整個星期的天氣都像這樣。帕維爾坐著，把枱燈的銅鍊子拉了拉，鍊子喀拉一聲磨擦著綠色的玻璃燈罩。「我一直希望能快點出些陽光，」他說，想要掩飾他的緊張。遇見一個像巴別爾這樣負盛名的作家，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他問，「你餓不餓？我可以叫人送些吃食上來，如果你願意的話。」
「謝謝你。不用。」
這是一個高而幾乎帶著氣音的聲音：巴別爾甚至眼光都不正視他。帕維爾直直盯著巴別爾臉頰上的瘀青，再把目光移開。警衛拿著茶壺回來了。
帕維爾又在窗邊把茶爐裝了水。隔壁房間電話響了一聲，被人接起來聽了。一片濛濛的淡淡亮光罩住正加熱的茶爐的圓邊，也蒙上正在打開鐵罐的帕維爾的雙手。罐子裡只剩下一點點茶，是一些黑黑的粉狀茶渣，像是某種沙子一樣，他把茶渣倒進正在等著的茶壺裡。帕維爾把鐵罐斜斜對著光，看到罐子裡他自己模糊的影子。然後他走回辦公桌旁。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督察同志？」
「我不是督察，」帕維爾連忙說。「我在檔案室做事。」他傾身向前，用手指抹了抹巴別爾檔案夾的綠色紙板。一條粉紅色緞帶整整齊齊綁住檔案。「其實，」他加上一句，「信不信由你，我原來是老師。我還教過你的故事哩。」
「我的故事。」
「《紅色騎兵軍》裡的故事。」是在你可以教這些故事的時候，帕維爾想道。是在教這些故事是可以的、是安全的時候。「還有你一些後來的作品。〈莫泊桑〉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篇。」巴別爾故事的開頭幾行文字，他從來也看不厭的，這時候回到他腦中：
一九一六年冬天，我人在聖彼得堡，帶著一個假護照，一個子兒也沒有。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亞列克西．卡山瑟夫，把我帶到他家。
一個教俄國文學的老師──這種諷刺此刻很教人感傷。
巴別爾以一種呆滯、多少有些困惑的表情瞇眼看著綠色檔案夾，好像帕維爾是變了什麼戲法，把它憑空變出來了一樣。然後他那雙黑眼睛又轉為空洞了。
「我可不可以請問，」終於巴別爾說了，「今天星期幾？」
「星期二。」
「現在還是六月嗎？」
「七月。」
「都已經──」至少這是帕維爾認為他聽到巴別爾這麼喃喃說的。已經。巴別爾被捕幾乎還不到兩個月，也就是說從那輛慣例的、沒有單位名稱的車子在拂曉時分戴著他穿過樓下院子那扇巨大的黑色門之後到現在。他已經失去了時間感嗎？或者，帕維爾想像，巴別爾只是單純的、默默地感到震驚：驚於自己竟然如此快速、全然的被打擊。才兩個月的時間裡，他竟然就變成了這個受盡修理、飽受驚嚇的人形軀殼，此刻坐在這間幾乎是荒廢了的辦公室裡。帕維爾想起他自己在魯比揚卡監獄的頭幾個月，那段時間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啟示，雖然拿他的經驗和巴別爾的相比其實是很不堪的。巴別爾可能受到的折磨，他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受到，那是沒有睡眠和飲水、食物，只有威脅、毆打的日子。 帕維爾說，「我受到請託──奉命──要弄清楚你的檔案中的一項不符之處。這只是個形式。」
「什麼樣的不符？」
「是一份手稿，我的長官在檢查你的檔案時看到的。是個故事。很不錯的故事。在證物單上沒有記錄，這就是說它無法正式被歸到某人名下，包括你自己。這也就是說，正式說起來──」帕維爾不自在的聳聳肩。「──它並不存在。我說過了，這只是個形式。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告訴我你認不認得這份稿子。你可以不戴眼鏡看字嗎？」
「根本不行。他們告訴我說眼鏡可以還給我，」巴別爾說。「如果我合作的話。」
合作。認罪，他的意思是──而在認罪的時候，他很可能會牽連到別人。這年頭，一個人不可能單純的認罪，還必須要揭發別人。點頭之交、同事、朋友，甚至自己家人。巴別爾會把誰拖進此刻籠罩住他生命的網子裡，如果有這麼個人的話？愛森斯坦吧（譯註：蘇聯電影導演及電影藝術理論家），也許，還是愛倫堡（譯註：蘇聯宣傳部長）？巴斯特納克（譯註：蘇聯作家，《齊瓦哥醫生》作者）？像巴別爾這麼重要的人物，應該舉發至少要和他同等知名的人吧？
我的早晨都待在太平間和警察局。
茶爐的水已經開始滾了，帕維爾再次走到窗邊時，〈莫泊桑〉裡的另一句話在他腦中迴響著。水汽在玻璃上閃著光亮。「恐怕我們只好不放糖了。」他一邊把茶倒進茶壺一邊道歉。就在這時候，一輛轎車停進樓下院子裡一個停車位，雨刷輕快有勁地把雨水刷開。雨刷停止擺動，駕駛座旁的門打開來。出現一把雨傘，傘面撐開來：一朵黑牡丹。太平間和警察局，帕維爾心想──這個時代未來被記得的就是這個，這就是我們的遺產。「糖？」巴別爾問，好像這個詞對他來說是個新鮮東西。
「泡茶用的。」
巴別爾沈默不語。
「我可以要人拿一些來。」帕維爾說，雖然想到要再次面對那個警衛就讓他疲累。讓他心灰意冷的，無疑還有庫提瑞夫交待的這個可怕而且沒道理的差事。幾個月以來，這個初級官員幾乎是把握每個機會展現對帕維爾的權威，就像隻狗會在花園最荒僻的角落抬腳撒尿一樣，要劃定牠的勢力範圍。帕維爾不只一次幾乎要告訴庫提瑞夫說他用不著麻煩了。歡迎他來弄這些檔案，直到最後一個檔案。帕維爾把茶杯拿給巴別爾。「小心，很燙。」
巴別爾把冒著熱氣的玻璃茶杯捧在胸口。「你原本是老師。」過段時間後他說。
「是的，教文學。」
「文學。」這話說得不帶嘲諷、不帶挖苦。他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了。也許，帕維爾心想，這茶讓他重新恢復了精神。「你喜歡教書嗎？」巴別爾問道。
「非常喜歡。」帕維爾說。
雨點打在窗子上。帕維爾心不在焉地把頭髮往後撥，卻摸到一個硬硬的東西。他的手指搔下半個種子殼：一定是他今天早晨往巴士站走去時從他住處附近那些菩提樹上掉下來的。他把它放在桌上。
「你的《紅色騎兵軍》故事，」他告訴巴別爾，「我的學生們一直都很喜歡。男孩子嘛，你知道。他們很容易被戰爭吸引。你的那些故事讓他們著迷。」
二十九冊的莫泊桑文集立在書桌上方的書架上。有著消溶力量的手指的陽光，碰觸著羊皮書背──這些書是人類心靈的華麗墳墓。
他無法把巴別爾的故事逐出腦海。他注意到巴別爾那隻張開來放在大腿上的右手，手指很輕微地抽動著，像是一股微小的電流通過手指。突然間帕維爾被一個發現嚇了一跳，那就是在他腦中浮現的故事裡的文句，一度就是從這隻手、這些手指中流出來的。他猜想，托爾斯泰死在阿斯塔波佛火車站的時候，少數幾個幸運的火車乘客看到他之時，必定也感受到類似的混合著敬畏和不敢置信的感覺。
外面走廊上傳來微微的有節奏的鑰匙碰撞聲。魯比揚卡規定，押著犯人的警衛要讓人知道他們的到來──不是用這種方式，就是用舌頭發出「喀啦」的聲音──如此犯人就絕不會湊巧遇見彼此。這是個在隱密之上用一磚一瓦蓋起來的機構，一個只對自己開放的世界。不過，雖然帕維爾盡量避開這些故事，它們卻依然點點滴滴流向他，像是水從一座下了毒的井裡滲出來一樣。曼德斯坦在遭受幾個月的凌虐後，用一把剃刀割腕，而當警衛衝進他的牢房時，虛弱的他還喃喃對著警衛們唸著他自己的片斷詩句。皮涅克(譯註：Boris Pilnyak，1894-1938，蘇聯作家)被行刑者拿槍身碰到他後頸背時，像個小孩子般的啜泣，癱靠在冰冷的地牢牆上。等一下，等一下。
帕維爾問，「你還要不要茶？」他注意到這作家的手指已經沒有抽動了。
「好的。」
帕維爾把茶倒進作家的玻璃杯時，巴別爾遲疑地說，「我在想，不知道可不可以准我寫封信。給我太太。」
一些茶液不小心濺出了玻璃杯緣。「抱歉。」帕維爾說。
「拜託。這可以讓她安心。」
「我想這是不可能的。」過了一會兒帕維爾說。糾纏了他整個早晨的疲累突然間逼上心頭。「就算能夠准許──」他把茶壺「咔啦」一聲放回茶爐上，幾乎要濺出更多的茶。「很抱歉，同志。」這個詞──在這個情況下是不可原諒的──在帕維爾還來不及制止自己之前就脫口說出了。同志。他緊張的加上一句，「請了解，這不是我願不願意幫你的問題。我是很願意的。我自己也結了婚。」 他的話突地中斷了，他低頭望著漂在茶液表面的油漬，油讓他想到了冰，這一點相當教他不解。春天的河水，克里明斯基橋下方的髒污浮冰大塊大塊斷裂，被水沖走。他想起一月那個下午，他妻子艾蓮娜前往雅爾達之前，他們沿著列寧丘下面的荒涼河岸走著。想起她告訴他說她不能等到四月、河冰終於溶化以後。「我討厭死了冬天。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永遠都不用再回來這裡，那該有多好。」後來在車站，兩人擁抱時，艾蓮娜用嘴唇輕觸他的耳朵，低聲說，「跟我走嘛，帕夏，求求你。」她大衣的兔毛領子拂過帕維爾的頸子，輕得像是呼吸一樣。不可能的，當然：他倆都知道帕維爾那時候是無法離開莫斯科的，沒有他長官的許可，他不能離開。不過她依然開口，她用她的方式嘗試。
帕維爾感覺到巴別爾在看著他，等著。「我的意思是，我之前是結婚的。」他現在才告訴巴別爾。「我妻子去年一月過世了。」
巴別爾沈默以對。
帕維爾深吸了一口氣，解開粉紅色緞帶，打開巴別爾的檔案夾。檔案夾裡是一疊面朝上、沒有裝訂也沒有畫線的紙，上面是密密而整齊的字體：這是巴別爾的未完成手稿──如果他的確是這些文字的作者的話，而帕維爾有充份理由相信他是。即使不完整，這作品依然和帕維爾讀過的任何作品一樣的美麗而且鮮活。這是一部難得之作，或許是巴別爾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帕維爾清了清喉嚨。「我猜我們應該開始了。」他說。他抬起頭來，看到巴別爾已經轉頭望向窗外。
「現在還在下雨嗎？」
「是的，一點點雨。」帕維爾說。
一陣寂靜籠罩著兩人，而帕維爾發現自己竟然很不願意打破它。然後，他幾乎是溫柔的問了巴別爾，「你妻子叫什麼名字？」
「安東妮娜。」
巴別爾心不在焉地把一根手指抬到嘴邊，若有所思地揉著他的下唇。窗外的光停在他大衣肩膀上，像灑了細雪在上頭，從他被捕後，他無疑是穿著這大衣睡覺。唇形飽滿，幾乎是肉感的嘴；那一雙暗色眼睛、高闊的額頭和那一條明顯的抬頭紋：帕維爾突然被此刻這單純的奇蹟感到震驚，這奇蹟是他生命中未嘗料到的。正在冷卻的茶爐滴答作響，像個節拍器，而節拍和帕維爾看見在巴別爾喉間微微跳動的脈搏大體上一致。
「我答應她說我們還會再見面的，」巴別爾說。「他們會准她來探訪我嗎，你想？」
「我不知道。」
「我不希望我對她說的最後一些話是騙人的。」
「當然。」跟我走嘛，帕夏。求求你。帕維爾當時的回答是：我會很快就見到你了。這是他對艾蓮娜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回憶已經足夠讓帕維爾離開椅子──他無法面對巴別爾。他把茶杯放在公文櫃上，然後想，我真希望我也在那班火車上。
巴別爾像是發現了他的心事，問道，「你妻子是怎麼過世的？」
「她要去雅爾達，火車出軌。」
「那是意外了。」
「警方懷疑是有人為破壞。有東西放在鐵軌上。」帕維爾必須振作精神，才能繼續下去，「據我所知，她是在車廂斷裂的時候被摔出去的。」像個南瓜，帕維爾想：這幕景象在這些個漫長的可怕月份一直跟著他；那一列火車，車廂無辜綻開、像摔在雪地上的南瓜。想像這個畫面要比實際面對帕維爾一再想逐出腦海的那些畫面容易。艾蓮娜被摔出車廂到田野；艾蓮娜用被單包著、放在一輛貨車後面；艾蓮娜在火化場入口、火化場人員把她推進火場時，她躺著的有腳輪的推架抖動著。
「我無法想像有人會故意做這種事，」他說。「你能想像嗎？」
巴別爾陰沈地低頭看著杯內。「你看過我的故事，」終於他說了，他抬頭看著帕維爾。「你的同事們，他們到我的鄉間別墅逮捕我的時候，他們帶著我妻子去。你知道這件事嗎？他們逼她敲門，以免我拒捕。你能夠想像她必須要去做這件事，心裡會有什麼感覺嗎？」巴別爾聲音中悄悄有了一絲恨意。「你不是唯一失去妻子的人。」
帕維爾轉過頭。他喉嚨裡升起一聲啜泣，他還沒來得及壓住，哀泣聲已經發出來。有片刻時間，他整個人幾乎想把茶爐揮倒到地上、把空茶杯和茶葉罐丟了──這陣誘惑強烈到帕維爾必須兩隻手緊緊握住、硬是壓抑了。
「他們不該把你的眼鏡拿走的。」他靜靜說。
我把書看完，下了床。霧已逼近窗戶，世界掩藏起來了。某個重要真相的預感用輕柔的手指碰觸著我時，我的心收縮著。
掩藏的世界，帕維爾心不在焉地想著。這間辦公室，這間監獄。他希望自己永遠不要來到這裡。他一邊從桌上拿起這疊紙，一邊問巴別爾，「這是你寫的嗎？」他把手稿遞出去，身體也往巴別爾移過去，直到兩人膝蓋碰到一起。
「我的。」巴別爾終於說了。他整個身體似乎都鬆垂了。「這是我的。」
如此接近，帕維爾可以聽見這位作家的呼吸，這又是一個單純的奇蹟，只有他自己親眼見識到。
延伸內容
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 ◎文／熊宗慧（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
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的作品《最後的手稿》（原名為The Archivist's Story），是以一九三○年代史達林大清洗時期的俄國為背景，描寫一個在蘇俄內務人民委員會（即NKVD）辦公處──盧比揚卡大樓（即後來的KGB總部）工作的檔案員帕維爾，冒死將猶太裔的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一九四○）即將被焚毀的手稿藏起來的故事。乍看之下，這部作品令人疑惑。蘇維埃歷史上最嚴厲的恐怖統治時期裡，那種風聲鶴唳的氛圍和夜半聽聞敲門聲的驚恐，哪是美國人能夠了解的呢？而那種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猜疑、互告奸細的心理折磨，又有誰比那些真正受過苦難的俄國作家們的筆鋒更能傳達呢？所以這部作品最讓人好奇的，除了是作家對背景資料的掌握外，就是為何要寫這部小說的動機了。
關於背景資料的掌握這一點，賀蘭應該已經事先預想到了，這從小說裡充滿大量細節的描述可以看出。寫小說前，作家已經不辭千里先跑到俄國一趟，採訪到多位當時的政治受難倖存者，並拿到第一手資料；在這之後，他又投注了整整五年之久的時間在這部作品上，其態度不可不謂慎重。小說主要場景──盧比揚卡大樓，其內部空間的分配、進出時的檢查關卡、押解政治犯時要甩動鑰匙、低階軍官遵循黨要求健康的理由而有撕菸和晨泳的習慣、銷毀檔案的焚化爐、犯人的放風場所等等，賀蘭都有相當逼真的描述。另外，對於當時五花八門的告密內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與史達林有關，如詩人曼德爾施坦姆被舉發嘲笑史達林的鬍子像蟑螂，下場當然可想而知；還有「饑荒」一詞在當時可能引發的的政治疑慮等等。除了這些與情節相關的內容外，作家對莫斯科季節的變換、街道的地標、莫斯科人的採購習慣等等，也是如數家珍般地道來，看得出他對整個時空背景和人物掌握的嫻熟度。
然而這一切還是要回到起點，就是為何一位美國作家要寫一部以蘇維埃歷史為背景的蘇維埃人的故事呢？其實動機就在一個名字上，即伊薩克．巴別爾。巴別爾最有名的作品其實只有兩部──《奧德薩故事》和《紅色騎兵軍》，然而光《紅色騎兵軍》一部就足以讓他列入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作家名冊，但也就是因為這一部作品，讓他注定無法逃過史達林的魔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巴別爾在自家鄉間別墅遭逮捕，罪名是「策劃反蘇恐怖活動」，他被關進盧比揚卡大樓的監牢內，遭受殘酷的刑求，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判死刑，隔日即遭槍決，而簽署判決書的人正是史達林。小說《紅色騎兵軍》描述的是一九二○年紅軍進攻波蘭一役（即蘇波戰爭），布瓊尼將軍指揮的哥薩克騎兵軍對沿途遇見的不論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不分老少，都極盡暴虐和殺戮之事，作為隨軍採訪員的巴別爾對此有非常直接和暴露的描述，小說文字如血從破裂的動脈管噴出一般鮮活跳動，既刺激了年輕一輩對革命的狂熱，也引發輿論對騎兵軍的強烈批評，布瓊尼於是極盡所能在報刊上打擊巴別爾，後者為此消沉許久，但是無論巴別爾怎麼低調，騎兵軍的殘暴與戰爭最後吃了敗仗的事實，兩者都和一個名字脫不了關係──史達林，這也種下了巴別爾日後的悲劇。
巴別爾遭逮捕後，他的手稿也被沒收，包括十五個檔案夾、十一本筆記本、七本記滿字跡的便籤紙統統遺失，而這就是故事的來源，消失的手稿終究是被焚毀，亦或被某位有心人藏了起來，直到今天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定。慘遭毒打並失去眼鏡的巴別爾的最後身影，還有他寫給當時的特務頭子貝利亞的信：「我只有一個請求，請准許我把最後的作品寫完……」如神話般輾轉流傳下來，成為一個寫作者忠於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最後信念。
按照賀蘭自述，從他在圖書館裡翻閱到巴別爾的作品並驚為天人起，他就不斷追蹤巴別爾的身影，從此一頭栽進蘇維埃歷史中，感受這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共同命運，一如他在小說裡所言，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證據，也是代表他的聲音的就是作家的手稿，小說《最後的手稿》之於賀蘭也就是一項證據：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他藉小說向在史達林大清洗中喪生或是殘存下來的人致敬，而這種敬意是不分國籍的，是跨越文化的，那是很久以前的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們曾經感動世人的精神──人道主義，這也是我在這部小說裡最深切的感受。
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的作品《最後的手稿》（原名為The Archivist's Story），是以一九三○年代史達林大清洗時期的俄國為背景，描寫一個在蘇俄內務人民委員會（即NKVD）辦公處──盧比揚卡大樓（即後來的KGB總部）工作的檔案員帕維爾，冒死將猶太裔的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一九四○）即將被焚毀的手稿藏起來的故事。乍看之下，這部作品令人疑惑。蘇維埃歷史上最嚴厲的恐怖統治時期裡，那種風聲鶴唳的氛圍和夜半聽聞敲門聲的驚恐，哪是美國人能夠了解的呢？而那種人與人之間必須相互猜疑、互告奸細的心理折磨，又有誰比那些真正受過苦難的俄國作家們的筆鋒更能傳達呢？所以這部作品最讓人好奇的，除了是作家對背景資料的掌握外，就是為何要寫這部小說的動機了。
關於背景資料的掌握這一點，賀蘭應該已經事先預想到了，這從小說裡充滿大量細節的描述可以看出。寫小說前，作家已經不辭千里先跑到俄國一趟，採訪到多位當時的政治受難倖存者，並拿到第一手資料；在這之後，他又投注了整整五年之久的時間在這部作品上，其態度不可不謂慎重。小說主要場景──盧比揚卡大樓，其內部空間的分配、進出時的檢查關卡、押解政治犯時要甩動鑰匙、低階軍官遵循黨要求健康的理由而有撕菸和晨泳的習慣、銷毀檔案的焚化爐、犯人的放風場所等等，賀蘭都有相當逼真的描述。另外，對於當時五花八門的告密內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與史達林有關，如詩人曼德爾施坦姆被舉發嘲笑史達林的鬍子像蟑螂，下場當然可想而知；還有「饑荒」一詞在當時可能引發的的政治疑慮等等。除了這些與情節相關的內容外，作家對莫斯科季節的變換、街道的地標、莫斯科人的採購習慣等等，也是如數家珍般地道來，看得出他對整個時空背景和人物掌握的嫻熟度。
然而這一切還是要回到起點，就是為何一位美國作家要寫一部以蘇維埃歷史為背景的蘇維埃人的故事呢？其實動機就在一個名字上，即伊薩克．巴別爾。巴別爾最有名的作品其實只有兩部──《奧德薩故事》和《紅色騎兵軍》，然而光《紅色騎兵軍》一部就足以讓他列入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作家名冊，但也就是因為這一部作品，讓他注定無法逃過史達林的魔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巴別爾在自家鄉間別墅遭逮捕，罪名是「策劃反蘇恐怖活動」，他被關進盧比揚卡大樓的監牢內，遭受殘酷的刑求，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判死刑，隔日即遭槍決，而簽署判決書的人正是史達林。小說《紅色騎兵軍》描述的是一九二○年紅軍進攻波蘭一役（即蘇波戰爭），布瓊尼將軍指揮的哥薩克騎兵軍對沿途遇見的不論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不分老少，都極盡暴虐和殺戮之事，作為隨軍採訪員的巴別爾對此有非常直接和暴露的描述，小說文字如血從破裂的動脈管噴出一般鮮活跳動，既刺激了年輕一輩對革命的狂熱，也引發輿論對騎兵軍的強烈批評，布瓊尼於是極盡所能在報刊上打擊巴別爾，後者為此消沉許久，但是無論巴別爾怎麼低調，騎兵軍的殘暴與戰爭最後吃了敗仗的事實，兩者都和一個名字脫不了關係──史達林，這也種下了巴別爾日後的悲劇。
巴別爾遭逮捕後，他的手稿也被沒收，包括十五個檔案夾、十一本筆記本、七本記滿字跡的便籤紙統統遺失，而這就是故事的來源，消失的手稿終究是被焚毀，亦或被某位有心人藏了起來，直到今天沒有人能百分之百確定。慘遭毒打並失去眼鏡的巴別爾的最後身影，還有他寫給當時的特務頭子貝利亞的信：「我只有一個請求，請准許我把最後的作品寫完……」如神話般輾轉流傳下來，成為一個寫作者忠於自己和自己作品的最後信念。
按照賀蘭自述，從他在圖書館裡翻閱到巴別爾的作品並驚為天人起，他就不斷追蹤巴別爾的身影，從此一頭栽進蘇維埃歷史中，感受這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共同命運，一如他在小說裡所言，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證據，也是代表他的聲音的就是作家的手稿，小說《最後的手稿》之於賀蘭也就是一項證據：曾經存在過就不會被遺忘，他藉小說向在史達林大清洗中喪生或是殘存下來的人致敬，而這種敬意是不分國籍的，是跨越文化的，那是很久以前的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們曾經感動世人的精神──人道主義，這也是我在這部小說裡最深切的感受。
活著，並且記住 ◎文／鄢定嘉（政大斯拉夫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小說空間──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交會的場域
莫斯科，一九三九年。政治大整肅雖已結束，對文人知識份子的控訴與逮捕卻未停歇，NKVD（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魔掌在一旁伺機而動。這是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為小說《最後的手稿》設定的時代背景。
在動盪的政治黑暗時代，擁有最小卻最強大武器者，非作家莫屬。「文字獄」因此成為許多主政者消滅文人的方式。史達林亦然。
猶太裔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年出生於黑海畔的奧得薩城，一九二○年代中期以《紅色騎兵軍》和《奧得薩故事集》享譽文壇，他是蘇聯作家協會的成員，並於一九三八年出任蘇聯國家出版社（Gosizdat）編委會副主席，隔年遭人密告，指控他祕密為法國從事情資活動，因而身陷囹圄，手稿遭到沒收，數月後槍決，直至一九五四年才獲得平反。
賀蘭在小說開頭安排主角帕維爾和作家巴別爾見面，小說人物和歷史人物的命運在此交會，就此勾勒歷史悲劇中人們面臨的內心糾葛──人該如何自處？怎麼看待歷史？真理的標準為何？
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外在／內在」世界的悖論
帕維爾曾任教於知名學府，教授俄國文學。此身份設定值得玩味。賀蘭善巧地運用互文手法，讓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勃留索夫、巴爾蒙、貝里、巴別爾、曼德爾施坦姆等人的作品片段，穿插於文本的敘事、主角的沉思、人物的對話中。飽讀詩書的帕維爾對文字之美自然不可能無動於衷，身為文學教師，應該教育學生欣賞文字之美、體會作家意旨，他卻因默許學生告發教師而遭解職。
在學生父親的協助下，帕維爾來到人稱「盧比揚卡」的國家安全局（KGB）總部工作，在特別檔案室中整理被捕作家的檔案與手稿，並一一將其送進焚化室。文學教育者變成消滅文學的劊子手。然而，內在的他不改俄國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及使命感，偷偷帶走巴別爾的手稿。
對帕維爾而言，「盧比揚卡只是莫斯科的一個縮影，那裡每天晚上都有黑色轎車和沒有標記的監獄卡車──黑烏鴉、黑囚車，悄悄開在暗黑的窄巷道裡，進行它們可怕的要務。」在特務橫行的時代，告密是自保的最佳方法，恐懼遂成為此時期主要情緒。帕維爾擔心酒館老闆聽到塞米翁的史達林笑話後報官，害怕同事庫提瑞夫向上級密告，懷疑同病相憐的娜塔雅發現他私藏巴別爾手稿並舉發他。
於此同時，賀蘭假帕維爾之眼觀看荒誕世情：向來被戲稱為「《真理報》中無真理、《消息報》中無消息」的官方媒體大肆報導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卻對波蘭受到德國入侵的消息噤若寒蟬，謊言公然披上真理的外衣。
然而，冷酷現實的生活中，畢竟潛藏人性輝芒。自小想像力豐富、性格敏感的帕維爾並不完全孤單。和塞米翁亦父亦友的情誼，與母親彼此關懷的親情，和失去女兒的娜塔雅相互取暖卻若有似無的情愫，這些人性中原本具備的情感，和帕維爾對生活周遭冷靜的感受和思考交雜，築構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
真理恆久遠──「記憶／失憶」的辯證
《最後的手稿》不僅書寫時代的大歷史，也講述帕維爾個人的小歷史，與兩個女人相關的小歷史。
他的妻子艾蓮娜在前往雅爾達度假途中因火車出軌而喪命。而他不想收起她的照片，也不處理她遺留家中的生活用品，希望藉此挽留妻子漸漸模糊的身影。即使如此，她已經變成相片，一把回憶。而唯一生根於他記憶當中的，卻是她生命中那些最後的時刻，賀蘭運用意識流的手法，讓帕維爾對艾蓮娜臨死前的感受，以及死後屍體橫陳情景的想像重複浮現，突顯主角錐心的痛楚。
帕維爾不能接受的還有母親罹患腦瘤，記憶開始退化的事實。他認為失憶是個人悲劇的公開演出，如果某天母親徹底失憶，認不得他是誰，她也不會記得他們共同的生活了。那就是兩種死亡：她的過去和他的過去。為什麼帕維爾如此懼怕失憶？世上一切是否終將被遺忘？「記憶／失憶」的辯證，帶出受時代洪流擺弄的主角面臨的個人思想困境。
在小說結尾，帕維爾終於領回艾蓮娜的遺骸，也彷彿擺脫了記憶不可承受之重，能以清明之心面對自己與時代。他將母親來信與巴別爾手稿都藏在住家地下室的牆面，還趁同事尚在病中，開始銷毀被捕作家手稿的證物單，並登上盧比揚卡頂樓再度見到巴別爾。其後，展開新的等待──等待被捕。
從歷史角度觀之，現時的主體將成為後人思憶的客體。帕維爾與塞米翁曾談及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否配得上讓人記得。面對人在歷史浩劫中不得不掩藏良知的虛偽，帕維爾認為他們或許不配讓後人記得，但塞米翁卻持相反意見，表示每件事都配得上讓人記得。即使許多證物、手稿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並不代表史實不曾存在。活著，並且記住。或許，這就是大學時期主修歷史的賀蘭想告訴我們的真理。
小說空間──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交會的場域
莫斯科，一九三九年。政治大整肅雖已結束，對文人知識份子的控訴與逮捕卻未停歇，NKVD（內政人民委員會）的魔掌在一旁伺機而動。這是美國作家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為小說《最後的手稿》設定的時代背景。
在動盪的政治黑暗時代，擁有最小卻最強大武器者，非作家莫屬。「文字獄」因此成為許多主政者消滅文人的方式。史達林亦然。
猶太裔俄國作家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一八九四年出生於黑海畔的奧得薩城，一九二○年代中期以《紅色騎兵軍》和《奧得薩故事集》享譽文壇，他是蘇聯作家協會的成員，並於一九三八年出任蘇聯國家出版社（Gosizdat）編委會副主席，隔年遭人密告，指控他祕密為法國從事情資活動，因而身陷囹圄，手稿遭到沒收，數月後槍決，直至一九五四年才獲得平反。
賀蘭在小說開頭安排主角帕維爾和作家巴別爾見面，小說人物和歷史人物的命運在此交會，就此勾勒歷史悲劇中人們面臨的內心糾葛──人該如何自處？怎麼看待歷史？真理的標準為何？
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外在／內在」世界的悖論
帕維爾曾任教於知名學府，教授俄國文學。此身份設定值得玩味。賀蘭善巧地運用互文手法，讓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勃留索夫、巴爾蒙、貝里、巴別爾、曼德爾施坦姆等人的作品片段，穿插於文本的敘事、主角的沉思、人物的對話中。飽讀詩書的帕維爾對文字之美自然不可能無動於衷，身為文學教師，應該教育學生欣賞文字之美、體會作家意旨，他卻因默許學生告發教師而遭解職。
在學生父親的協助下，帕維爾來到人稱「盧比揚卡」的國家安全局（KGB）總部工作，在特別檔案室中整理被捕作家的檔案與手稿，並一一將其送進焚化室。文學教育者變成消滅文學的劊子手。然而，內在的他不改俄國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及使命感，偷偷帶走巴別爾的手稿。
對帕維爾而言，「盧比揚卡只是莫斯科的一個縮影，那裡每天晚上都有黑色轎車和沒有標記的監獄卡車──黑烏鴉、黑囚車，悄悄開在暗黑的窄巷道裡，進行它們可怕的要務。」在特務橫行的時代，告密是自保的最佳方法，恐懼遂成為此時期主要情緒。帕維爾擔心酒館老闆聽到塞米翁的史達林笑話後報官，害怕同事庫提瑞夫向上級密告，懷疑同病相憐的娜塔雅發現他私藏巴別爾手稿並舉發他。
於此同時，賀蘭假帕維爾之眼觀看荒誕世情：向來被戲稱為「《真理報》中無真理、《消息報》中無消息」的官方媒體大肆報導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卻對波蘭受到德國入侵的消息噤若寒蟬，謊言公然披上真理的外衣。
然而，冷酷現實的生活中，畢竟潛藏人性輝芒。自小想像力豐富、性格敏感的帕維爾並不完全孤單。和塞米翁亦父亦友的情誼，與母親彼此關懷的親情，和失去女兒的娜塔雅相互取暖卻若有似無的情愫，這些人性中原本具備的情感，和帕維爾對生活周遭冷靜的感受和思考交雜，築構複雜多變的心靈畫面。
真理恆久遠──「記憶／失憶」的辯證
《最後的手稿》不僅書寫時代的大歷史，也講述帕維爾個人的小歷史，與兩個女人相關的小歷史。
他的妻子艾蓮娜在前往雅爾達度假途中因火車出軌而喪命。而他不想收起她的照片，也不處理她遺留家中的生活用品，希望藉此挽留妻子漸漸模糊的身影。即使如此，她已經變成相片，一把回憶。而唯一生根於他記憶當中的，卻是她生命中那些最後的時刻，賀蘭運用意識流的手法，讓帕維爾對艾蓮娜臨死前的感受，以及死後屍體橫陳情景的想像重複浮現，突顯主角錐心的痛楚。
帕維爾不能接受的還有母親罹患腦瘤，記憶開始退化的事實。他認為失憶是個人悲劇的公開演出，如果某天母親徹底失憶，認不得他是誰，她也不會記得他們共同的生活了。那就是兩種死亡：她的過去和他的過去。為什麼帕維爾如此懼怕失憶？世上一切是否終將被遺忘？「記憶／失憶」的辯證，帶出受時代洪流擺弄的主角面臨的個人思想困境。
在小說結尾，帕維爾終於領回艾蓮娜的遺骸，也彷彿擺脫了記憶不可承受之重，能以清明之心面對自己與時代。他將母親來信與巴別爾手稿都藏在住家地下室的牆面，還趁同事尚在病中，開始銷毀被捕作家手稿的證物單，並登上盧比揚卡頂樓再度見到巴別爾。其後，展開新的等待──等待被捕。
從歷史角度觀之，現時的主體將成為後人思憶的客體。帕維爾與塞米翁曾談及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否配得上讓人記得。面對人在歷史浩劫中不得不掩藏良知的虛偽，帕維爾認為他們或許不配讓後人記得，但塞米翁卻持相反意見，表示每件事都配得上讓人記得。即使許多證物、手稿被遺忘在某個角落，並不代表史實不曾存在。活著，並且記住。或許，這就是大學時期主修歷史的賀蘭想告訴我們的真理。
作者資料
崔維斯．賀蘭(Travis Holland)
崔維斯．賀蘭的故事散見於《微光列車》、《五要點》、《犁頭》等刊物。他曾兩度獲得「霍普伍德獎」，並擁有密西根大學的美術碩士學位，現居密西根。 《最後的手稿》為他的第一部小說，2007年同時榮登為Publisher's Weekly 和Financial Times年度暢銷書，以及Guardian Readers選書。2008年榮獲維吉尼亞州立邦聯大學的卡貝爾小說新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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