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的敘事者——二○一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嘉・朵卡萩得獎致詞 © The Nobel Foundation 2019 1 我記憶中的第一張相片是我母親的肖像，在我出生之前拍的。可惜的是，那是張黑白相片，很多細節都不見了，只剩下以灰階呈現的形影。相片裡的光線很柔和，像是剛下過雨，很可能是春天，而且肯定是那種從窗戶滲入的光，將房間籠罩在隱隱約約的光暈中。母親坐在我們家的老收音機旁，收音機是有著一隻綠眼睛和兩個轉盤的款式——一個控制音量，一個調整頻道。這臺老收音機後來成為我兒時最佳同伴，從它身上，我得知了宇宙的存在。只要轉動黑檀木製的旋鈕，就能調整天線精密的觸角，然後各式各樣不同的電臺就會盡數納於麾下——華沙、倫敦、盧森堡，還有巴黎。不過，聲音有時不大穩定，彷彿天線的觸角在布拉格和紐約、或是莫斯科和馬德里之間遭黑洞絆了一跤。每次一發生這種情形，我就會打個冷顫。我深信不同太陽系和星系正透過這臺收音機對我說話，劈啪作響，婉轉鳴唱，向我傳遞重要的訊息，我卻無力破譯。 我還是小女孩時會盯著這張照片，心中有股確信，認為母親轉動收音機轉盤是為了要找我。她就像敏銳的雷達，穿透宇宙的無垠之域，企圖查出我何時會到來、會從哪裡來。她的髮型和大大的船領裝扮說明了照片拍攝的時間點，也就是六○年代初。她直視鏡頭外某處，背微微弓著，好像看見了某樣事物，是之後欣賞相片的人所看不見的。當我還小，我曾想像當時的情狀，我想她是在凝視著時間。相片中並沒有真的發生什麼事——這張相片記錄的是一種狀態，而非一個過程。照片中的女人感到悲傷，看似失神陷入沉思——好像迷失了一樣。 我後來曾就相片裡的悲傷問了她無數次，每次總是獲得同樣的答案。母親說她之所以悲傷，是因為我還沒出生她就開始想我了。 「我都還沒出生呢，你怎麼能夠想我？」我總這麼問。 我知道人會思念逝去的人，那份想望是失去造成的。 「但是反過來也說得通呀，」她回答。「想念一個人，代表那個人就在那裡。」 這段發生在六○年代後期、於波蘭西部鄉間的簡短對話，這發生在母親與我，也就是她的小孩之間的對話，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並且成為我的力量泉源，支持著我的一生。因為這段話，讓我的存在超越了世俗的物質性，超越了偶然，超越了因果，也超越了機率的法則。她把我的存在置放於時間之外，放在靠近永恆的酣甜所在。我小小的腦袋當時就懂了，原來在我之外，有著之前不曾想像的、更大的事物。即使我說「我迷失了」，甚至使用了「我」這個字做開頭——這真是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奇怪的一個字。 就這樣，一位從未信奉過任何宗教的年輕女子——我母親——給了我某樣曾被稱之為靈魂的東西，進而賦予了我世上最偉大的，溫柔的敘事者。 2 世界是一塊我們日日編織而成的布，而這臺巨大的織布機，則是由訊息、討論、電影、書籍、八卦、軼事組成的。今日，織布機的規模非常龐大——拜網路之賜，幾乎所有人都能參與這個過程，無論負責與否，無論滿懷愛意或憤怒叫囂，無論使事情更好或更糟。當故事改變，世界也隨之變化。在這樣的邏輯下，世界是由文字構成的。 因此，我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或許這點更為關鍵——我們如何敘述世界，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某件事發生了，但沒說出來就等於不存在，等於消失。這道理不只有歷史學家熟悉，各種不同嘴臉的政客和暴君更是清楚得很。誰擁有故事又會編故事，誰就掌控了一切。 今日，我們的問題似乎在於，我們尚未擁有一套敘事，不只是為了敘述未來，更是為了敘述真真實實的當下，敘述今日這個超高速變幻的世界。我們缺少語言，我們缺少觀點、隱喻、神話和新的寓言。雖然，我們的確時不時看到有人嘗試駕著一套生鏽且過時的敘事去解讀世界，卻發現我們對未來的想像無法準確描述未來。此舉無疑是出於一種假設，認為能有某臺舊的工具可以沿用，總比一臺新的都沒有好，或是打算用這種方式遷就自身眼界的局限。簡而言之，我們欠缺闡述世界的新方式。 我們活在一個第一人稱敘事的現實中，這個現實以複音的方式構成，四面八方充斥著獨立存在但同步交織的噪音。我說的第一人稱指的是，說話的人有時描寫自己，有時透過自己描寫，進而組成一個貼身圍繞自己的故事。我們認定這種個人化的視角、內心的聲音，是最自然、最人性化且最真摯的，即便它擺明捨棄了一種更為寬廣的觀點。因此，以第一人稱敘述，往往被視為是在編織一組無比獨特、絕無僅有的花紋；被視為是擁有個人的自主性，時時意識著自我和自身的命運。但，這也意味了在自我和世界之間築起對立，而那個對立有時會令人感到疏離。 在我看來，第一人稱敘事是現代社會非常典型的一種光學特點，也就是個人扮演著世界主觀中心的角色。很大程度上，西方文明正是奠基於自我的發現，這種自我發現構成了我們衡量現實時最重要的標準之一。人類在此擔綱主演，他的看法——雖然僅是眾多看法之一——總是被重視。以第一人稱講述的故事似乎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發明之一；讀者抱著崇敬的態度閱讀這類故事，並賦予全然的信心。我們在閱讀這類故事時，就是在透過某個獨一無二的自我之眼去看世界，與敘事者之間形成特殊的連結，將我們置於他獨特的位置上。 第一人稱敘事對於文學和整體人類文明的貢獻，怎麼高估都不為過——它們徹底改寫了世界的故事，讓世界不再是個我們無從置喙、由英雄和諸神掌控的地方，反而變成屬於我們這種，有著個人歷史的凡人的所在。我們很容易認同和我們一樣的人，因此這就使故事敘述者和閱聽人之間，在情感上產生多種出於同理心的理解。這樣的過程具有一種本質，能使界線揉合又消融；讀小說時，很容易就會忘卻敘述者的自我和讀者的自我之邊界，而這種界線的消融，實際上正是打造所謂「令人沉浸的小說」的關鍵——透過同理心，讀者短暫地成為敘述者。因此，文學成為一個經驗得以交換的場域，一個人人都能分享命運，或者展現另一個自我的廣場。此處因而是個民主的空間——任何人都可以發聲，所有人都能創造屬於自己的聲音。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麼多作家和說故事的人。我們只需看看數據就知道這是事實。 每次我去書展都會發現，當今世界上出版的書中，有多少正是與作家的自我有關。這股想要表達的本能簡直就和我們的存活本能一樣強烈——而這種本能，唯有在藝術中才最能完整體現。我們想要被關注，我們想要感覺自己與眾不同。所以，像是「讓我跟你說說我的故事」、「讓我跟你聊聊我的家庭」這類敘事，或者更簡單的「讓我跟你說我剛才去了哪」，因而構成了今日最受歡迎的文學題材。這廣大的現象也要歸因於如今寫作變得普及，許多人因此習得了透過文字及故事表達自我的能力，而非再是少數人的特權。然而，矛盾的是，這狀況就好比一個全由獨唱者組成的合唱團，人人都在爭奪注意力，挑相同的路線走，最後互相淹沒。我們透過他們所展現的一切去了解、去同理他們，並當成自己的人生一樣體驗他們的生活。但是，這類作品給人的閱讀體驗往往不夠完整、令人失望，而且這種狀況相當常見。原來，作家表達出的「自我」多半缺乏普世性。如此看來，我們所欠缺的，似乎是故事中的一種維度，也就是寓言。寓言中的英雄既是他自己，一個活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人，但同時也超越了具體的環境條件，成為一種「比比皆是的普通人」（Everywhere Everyman）。讀者一邊跟著小說角色的故事發展，一邊能同理角色的命運安排，將角色的處境看做自己的處境，但是在寓言裡，讀者必須全然放棄自己的獨特性，成為一位「普通人」。藉由這般費力的心理操作，寓言將我們的個人經驗普世化，為截然不同的生命提煉出共通之處。我們當前所面臨的無助感，正是因為觀點中嚴重缺少了寓言這個面向。 或許是不想被大量的書名和作者姓氏淹沒，我們開始在文學龐大的身軀上切分出類型，並將它們當成各式運動項目一樣看待，彷彿作家是術業有專攻的選手。 文學市場的商業化帶來了分眾與派系——如今我們針對各種不同文類舉辦大大小小的書展和活動，彼此間完全獨立，創造出一群群渴望與犯罪小說、奇幻小說或是科幻小說躲起來溫存的讀者。這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的立意只是要幫助書商和圖書館員方便將大量的圖書出版品整理上架，以及讓讀者在無窮的選項中有所依循，結果反而變成了一種抽象的分類，不只用來區分已經出版的作品，甚至還成為作家斟酌如何動筆的依據。類型越來越像蛋糕模具，製造出高度相似的產品，它的可預測性被視為優點，平庸被視為成就。讀者知道能期待什麼，也獲得跟期待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一向直覺地反對這種架構，因為它不僅限縮了作者的自由，也壓縮了實驗和反叛的可能，而這些卻正是創作的廣義要素。再者，它也扼殺了創作過程中任何古怪的嘗試，而一旦失去古怪，就沒有藝術可言。一本好書不必去鞏固自己隸屬的流派。類型的誕生是文學商業化的結果，同時也要歸因於將文學視為商品的態度，而在背後支撐這個概念的，是整套所謂的品牌思維、目標客群以及其他類似的當代資本主義發明。 今日，我們自豪地見證一個嶄新的說故事方式崛起，這個新的載體就是電視影集，而它的隱藏任務，是誘惑我們進入一種忘我的境界。當然，這種說故事的方式打從神話和荷馬史詩就存在了，赫拉克勒斯、阿基里斯或奧德修斯也絕對可說是史上第一批的影集主人翁。然而，它的地位從未像現在這般舉足輕重，或是為人類集體想像力帶來如此可觀的影響。二十一世紀的頭二十年無疑是影集的天下。它改變了我們敘述世界的方式，也連帶影響我們如何去理解這些故事，為世界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當今的影集不只使我們更深入參與屬於時間範疇的敘事，製造出多樣的節奏、衍生品和面向，同時也開創了新的規則。由於大部分影集的目標是要抓住觀眾的注意力，還要抓得越長越好，於是會在敘事中拉出多條故事線，讓故事線以最不可能的方式交織，一旦太過牽強而迷失，甚至會回頭請出古典歌劇中常用的「天降奇蹟」（Deus ex machina）技法來解套。進入新的一集時，也常會特別針對某角色交代他的完整心路歷程，好讓劇情更合理、更連貫。於是，溫柔寡言的角色變得暴力又邪惡，原先的配角變主角，而與我們已經產生感情的主人翁則突然變得無關緊要，或乾脆整個消失，讓我們萬分驚愕、措手不及。 影集續訂的可能性讓開放式結局成為必要手段，以至於神祕的「淨化」作用（catharsis）——一種內在的轉變，因親身參與故事進行而得到的成就與滿足感——不可能發生，或是難以好好體會。比起斷然畫下句點，這種不斷延遲「淨化」享受的複雜機制讓觀眾更易上癮，也更沉醉其中。在《一千零一夜》中打響名號的古老敘事技巧「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曉」（fabula interrupta）如今光明正大回歸，扭轉我們的主觀感受，引發奇異的心理反應，將我們與現實剝離，像興奮劑一樣催眠我們。與此同時，影集以超載又非結構化的節奏形塑自己，這個節奏跟當今世界的特徵相仿，訊息傳播方式混亂，既不穩定，也高度流動。今日，這種意圖歸納出新公式的說故事形式，可以說是最具創意的追尋之一。如此看來，影集對於我們如何敘述未來，以及如何改寫故事、使其貼近我們的新現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但更值得探討的是，我們如今生存的世界充滿太多矛盾與互斥的事實，彼此針鋒相對、爭得咬牙切齒。 我們的祖先相信，獲取知識不只能為人類帶來快樂、幸福、健康、財富，還能創造一個平等而公正的社會。在他們心中，世界所缺少的，是萬物訊息中自然生成的智慧，而且這種智慧無所不在。 十七世紀偉大的教育家約翰・阿摩司・康門紐斯（John Amos Comenius）創造了「泛智主義」（pansophism）一詞。他主張，世界上存在一套普遍且全知的知識，這套知識涵蓋了世間所能夠想像到的一切認知。此外，這套主張還隱含了更重要的理念，那就是人人都有權接觸這些知識。若是能接觸到世界上全部的知識，不識字的農夫難道不會成為一個懂得反思個體和世界的人嗎？知識若唾手可得，豈不意味著人們有機會變得更理性，能用靜謐和智慧來引導生命嗎？ 網際網路誕生時，這套主張似乎終於能徹底實現了。我所欣賞且支持的維基百科，在康門紐斯和其他具類似主張的學者眼中，應該是人類夢想的極致展現——如今我們得以創造並且接收巨量的知識，這些知識不僅持續更新、增補，而且非常民主地，在地球上幾乎任何角落都能存取。 實現後的夢想往往令人失望。事實證明，我們無法承擔如此海量的資訊。比起促進團結、歸納和解放，資訊反而分化了、分裂了，包覆在個人的小泡泡中，製造出大量互不相容，甚至公然互相仇視的故事，彼此為敵。 此外，網路不假思索地向市場輸誠，對壟斷者效忠，手中明明握有龐大的資料，卻不作公益之用，也不為知識的普及努力，反而竭力操弄使用者數據，就跟我們從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中看見的一樣。我們耳中聽見的不是世界的和諧，而是噪音，於是拚了命地想從難以忍受的雜訊找出一、兩段稍微悅耳的旋律，就算是最微弱的節奏也好。用一句莎士比亞的名言來形容這刺耳的現實再適合也不過：網路越來越常是癡人說夢，充滿喧譁與騷動。 很遺憾地，政治科學家的研究結果也與康門紐斯的直覺相反。康門紐斯認為，世界的資訊越普及、越唾手可得，政治人物就越能善用理性做出深思熟慮的判斷。但事情顯然沒那麼簡單。資訊足以使人不堪負荷，它的複雜度和曖昧性更助長了多樣的防衛機制——從否認到壓抑，乃至過度簡化，甚至改採意識形態與「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態度來逃避。假新聞的盛行，也讓人重新思考究竟何謂虛構。讀者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當、受騙、被誤導，以至於漸漸疑神疑鬼了起來。這種對於虛構事件的倦怠反應，也許是非虛構作品如此受歡迎的原因。在這場巨大的資訊混亂戰中，非虛構作品在我們頭上大喊：「我會告訴你真相，只有真相，沒有虛假。」還有「我的故事是有事實基礎的！」 當說謊成為危險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儘管它的技術和功能是如此原始，虛構故事便失去了讀者的信任。時常有人語帶懷疑地問我：「你寫的這個，是真的嗎？」而我每次都認為，這個問題是文學終結的先兆。 這個問題，讀者問來天經地義，聽在作者耳裡卻宛如末日警鐘。我該怎麼回答？我該如何替漢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或小熊維尼（Winnie the Pooh）解釋他們存在的本質與狀態？ 我認為讀者的這類好奇心是文明的退化，顯示我們在參與以「生命」為名的一連串的事件時所動用的多向度能力有著重大缺陷，這些能力是具體的、歷史的，也是象徵性的、幻想的。生命由事件所創造，但只有在我們能去說明、企圖理解並賦予意義時，事件才能轉換成經驗。事件是事實，但經驗卻截然不同，迥異到難以言喻。是經驗，而非任一事件，構成了我們生命的血肉。經驗是經過詮釋後置放於記憶中的事實。經驗是我們心智的某種特定基礎，也是意義的深層結構，我們可以用這個結構去展現我們的生命，並且仔細又深入地檢視它。我相信神話故事示範了這項結構的功用。每個人都知道神話並非真有其事，但卻會一直流傳下去。如今，神話不只藉由古老英雄的冒險事蹟流傳，更一腳跨入無所不在又頗具人氣的當代電影、遊戲和文學之中。奧林帕斯山眾神的生活已經轉移至美劇《朝代》（Dynasty），而英雄們的英勇事蹟則由《古墓奇兵》遊戲主角蘿拉・卡芙特（Lara Croft）繼續展現。 針對真實與虛假的涇渭之分，我們的經驗，也就是透過文學創造的那些故事，有屬於自己的一套看法。 我從未特別對哪個明確區分虛構與非虛構的定義感到興奮，除非我們將這種定義理解為某種聲明，而且是能交由個人評斷的。在虛構故事眾多的定義中我最喜歡的一個，恰巧也是最古老的一個，是亞里斯多德說的：虛構永遠是某種真實。 針對真實事件和虛構情節之間的分野，我也認同作家 E．M．佛斯特（E.M. Forster）的觀點。他認為，當我們說「國王過世了，然後皇后也過世了」，這是真實事件。但當我們說「國王過世了，然後皇后也因悲傷過世了」，這就是虛構情節。每個虛構化的過程都包含觀點的過渡，也就是從「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出發，進而開始用人類經驗去理解事件：「為什麼會發生那樣的事？」 文學始於這個「為什麼」，儘管我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不知道」。 維基百科無法回答文學拋出的疑問，因為這些疑問超越了單純的資訊和事件，直指我們的生命經驗。 然而，在我們眼睜睜地注視下，小說和文學與其他敘事形式相比可能已逐漸邊緣化。影像的地位，以及其他更直接的傳播體驗——電影、攝影、虛擬實境——已成為取代傳統閱讀的有力選項。閱讀是一套相當複雜的心理感知過程。簡單來說：先將最難以理解的內容加以概念化及語言化，轉化成符號和象徵，然後再將這一切從語言「解碼」變回經驗。這過程不僅需要一定的智力，更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力和專注力，而這兩者是如今充滿干擾的世界中越來越罕見的能力。 從仰賴親口講述和人類記憶的口語傳播，到古騰堡革命以降，人類在溝通與分享個人經驗這方面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藉由文字書寫，故事開始廣為流傳，能被捕捉下來加以編纂，還能一字不漏地複製。這項變革所帶來的主要貢獻，就是我們開始將語言和書寫視為思想本身。今日，我們正面臨一個同樣重大的革命，那就是經驗已無須借助印刷文字就能直接被傳遞。 我們不必再寫旅行日誌了，只要拍照上傳社交軟體就能立刻和全世界分享。不用再寫信，畢竟打電話簡單多了。何必寫大部頭的小說呢，不如直接打開電視開始追劇吧。比起和朋友出門相聚，在家打電動更有趣。讀一本自傳？沒意義，我早就追蹤了名人的 Instagram 帳號，對他們的一切瞭若指掌。 二十世紀的我們還在擔心電視及電影帶來的衝擊，但如今，文字最大的敵人甚至已經不是影像，而是一種截然不同的世界向度——一種直接挑動感官的體驗。 3 我無意針對當今故事所面臨的危機提出全面性的看法。我只是時常感到困惑，總覺得世界缺少了什麼——即便我們彈指就能輕易取得任何想要的資訊，但透過螢幕和應用軟體所感知到的世界總是莫名不真實、有距離感、單調扁平又黯淡無奇。如今，比起信誓旦旦說出「地球是平的」、「疫苗對人有害」、「氣候變遷是騙局」、「全球民主狀況極為穩定」等斬釘截鐵的概念，更令人擔憂的是「某人」、「某事」、「某處」、「某時」等字眼隱含的風險。有人企圖渡海卻溺斃於「某處」。「有場」戰爭已在「某地」持續了「一段時間」。個體的訊息在資訊的洪流中失去了臉孔，漸漸從我們記憶中淡去，變得虛幻，甚至消逝。 儘管我們努力用各種「好消息」去抗衡愚蠢又惡毒的仇恨言論及殘忍的影像，但仍遠遠無法彌補它們造成的傷痛，這份傷痛實在難以言喻，彷彿這世界真的有病。這種感覺曾經只是詩人神經兮兮的一己之見，如今已儼然成為無以名狀的傳染病，化為焦慮感，在世界各個角落蔓延。 文學是少數還在設法使我們貼近真實的領域之一，因為文學的本質始終是關乎心理層面的，也就是說，文學關注的是角色的內在動機和自我辯證，將別處體會不到的經驗向另一人揭露，或是單純刺激讀者在心理上去詮釋角色的行動。唯有文學能讓我們深入他人的生命，理解他們的動機，共享他們的情緒，體驗他們的命運。 故事總是環繞著意義展開。即便它隱而不說，甚至故意反對尋求意義，改而注重形式和實驗，或是認真擺出反叛姿態，設法挖掘新的表達形式。然而，就算是最行為主義、最刻意節制的故事，我們在讀的時候還是會忍不住問：「怎麼會這樣？」「什麼意思？」、「這是為什麼？」「會有什麼結果？」我們的心智每天接收數以百萬計的外在刺激，不斷為其賦予意義，這個過程促使我們的思維漸漸朝故事的方向演進，就連睡覺時也孜孜不倦地編織敘事。由此可證，故事是種組織時間長河中無窮資訊的方式，將資訊與過去、現在、未來串連，揭示它的循環，並依照因果關係安放。心智和情感，則是推動此機制缺一不可的功臣。 這也難怪「命運」會成為故事最早帶給人類的啟發之一。命運雖然總顯得可怕無情，卻也為我們的日常現實帶來秩序和穩定。 4 女士和先生們， 幾年後，相片中的女性，也就是在我出生前就已想念著我的母親，開始唸童話故事給我聽。 其中一則故事來自於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主角是一個被人丟進垃圾堆的茶壺，正在抱怨人類對它有多殘忍——手把一斷，人類就把它給扔了。但如果他們不要那麼吹毛求疵的話，它其實大可繼續派上用場。其他壞掉的物品紛紛加入茶壺的行列，開始訴說關於自己渺小一生的偉大故事。 我小時候每次聽到這些故事，都會聽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因為我深信這些物品和我們人類一樣，有自己的問題和情緒，也都過著某種社會生活。餐櫃裡的盤子會彼此交談，抽屜裡的湯匙和刀叉攜手成家。同樣的，動物也具有智慧和自我意識，既神祕，又與我們高度相似，並以靈性的方式相互連結。就連河川、森林和道路也是活生生的存在，他們勾勒出我們生活的空間，賦予我們歸屬感，是撲朔迷離的「空間之靈」（Raumgeist）。環繞我們四周的風景同樣富有生命，太陽和月亮也是，還有天空中的所有天體——整個可見及不可見的世界，全都是活的。 我是何時開始感覺不對勁的呢？我企圖找出生命中的那個時間點，彷彿按下某個開關一樣，一切突然變得不同，變得單一，許多細節和奧祕也流失了。世界不再呢喃細語，轉而被城市的喧囂、電腦的低鳴、飛機從頭上呼嘯而過的轟隆聲，以及來自資訊汪洋、令人疲憊的白噪音所取代。 從生命中某個階段起，我們開始用碎片化的方式理解世界，將所有事物當成一個個不同的星系分開看待，而我們置身的現實也不斷坐實這個想法：醫生依照專科診治我們，稅收與鏟除通勤路上的積雪無關，午餐與大型牧場無關，我新買的上衣和亞洲某個老舊工廠無關。萬事萬物都是獨立的，各自活在自己的小宇宙中，並無絲毫關聯。 為了能更輕鬆應對這一切，我們被冠上數字、名牌、名片和粗糙的塑膠證件，試圖限制我們僅能取用偌大整體中的一小部分，而我們甚至早已無法看見那個整體。 世界正在死去，而我們沒能察覺。我們沒能發現世界正在變成物品和事件的集合，變成一處死寂的荒原，我們在荒原之上寂寞又徬徨地移動，被某人的決定牽制，任憑費解的命運擺布，成為歷史和機運這雙大手下的玩物。我們的靈性不是消失，就是變得膚淺又流於形式。再不然就乾脆開始追隨簡單明瞭的法則——物理的、社會的、經濟的——這些把我們當殭屍一樣操縱的法則。而在這樣的世界，我們的確是殭屍沒錯。 這就是我為什麼嚮往另一個世界，茶壺所在的世界。 5 我一直以來都對彼此相互連結、相互影響的系統特別著迷，我們通常很少主動意識到這些系統，總是偶然發現，以為是命運的交會，或是驚喜的巧合，我在《雲遊者》中探索過這些橋梁、螺帽、螺絲、焊接點和轉接器的存在。我對事實的關聯很感興趣，也喜歡找尋規則。我相信，作家的心智基本上是綜觀整合的心智，固執地收集所有微小的碎片，嘗試將它們再次拼湊起來，造出一個完整的世界。 我們該如何寫作，我們該如何建構故事，才能造出這碩大無朋、如星群般浩瀚的世界？ 當然，我很清楚我們已經回不去以前那種故事，那種用神話、預言、傳說來表達世界的故事，那些口耳相傳、讓世界得以存在的故事。今日的故事必然更加複雜，維度層次更為多樣；畢竟，我們的確比以前懂得更多了，也知道看似遙遠的事物間其實存在著不可思議的關聯。 讓我們來回顧歷史上的某個時刻。 西元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一艘名為聖瑪利亞號（Santa Maria）的小型帆船預計從西班牙帕洛斯港碼頭啟航。這趟航程的指揮官是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陽光明媚，水手在岸邊來回奔波，工人忙著把最後一箱補給品裝上船。天氣炎熱，但有一縷微風從西邊吹來，緩解了送行家屬的難受。海鷗趾高氣揚地在登船板上來回踱步，密切關注著人類的一舉一動。 我們如今穿越歷史看到的這一刻，最終導致近六千萬美洲原住民中的五千六百萬人死亡。在當時，這占了世界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歐洲人不經意地帶去了致命的禮物——當地居民無力抵抗的疾病和細菌。甚至，也帶去了無情的壓迫和殺戮。滅絕行動持續了好幾年，徹底改變了這塊土地的自然環境。原本田地上精心灌溉的豆類、玉米、馬鈴薯和番茄被野生植被所取代。短短幾年間，近一億五千萬英畝的耕地就變成了叢林。 隨著自然環境再生，植被消耗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減緩了溫室效應，進而使全球氣溫下降。 這是解釋十六世紀晚期小冰河期起因的眾多科學假設之一。而這個小冰河期，則為歐洲帶來一段長期降溫的氣候。 小冰河期徹底改變了歐洲的經濟型態。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漫長的嚴冬、涼爽的夏季、劇烈的降水量導致傳統農業產量下降。在西歐，小家庭再也無法以務農來自給自足。一波波饑荒襲來，農業不得不開始走向專業分工。英國和荷蘭是受這波降溫衝擊最深的國家；他們的經濟體系再也無法倚賴農作，於是開始發展貿易和工業。暴風雨的威脅促使荷蘭開始填水造陸、築建圩田，將沼澤地和淺水海域轉作陸用。鱈魚活動範圍的南遷雖然使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損失慘重，卻造福了英國和荷蘭——兩國的航運及貿易實力開始急速發展。大幅降溫所帶來的切身之痛，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最有感。格陵蘭島和冰島的聯繫被切斷，酷寒的冬季使農作歉收，多年的糧食短缺與飢荒接踵而至。因此，瑞典將貪婪的目光投向南方，出兵波蘭，結凍的波羅的海也讓大軍輕易挺進，之後更捲入歐洲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War）。 科學家一直在努力深入理解我們的現實，結果顯示， 我們的現實是由一串相互連貫、密集交織的影響構建而成的。這番現象，僅僅用我們熟知的「蝴蝶效應」來形容是不夠的，也就是所謂細小的改變足以在未來引發規模極大的、一連串不可預測的結果。如今，我們面臨的是無限隻蝴蝶、無限雙翅膀，永不停歇地振動著——形成一道強大、穿越時空的生命浪潮。 我認為，「蝴蝶效應」概念的出現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我們不再堅定不渝地相信自己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以及生而為人的優越感。意識到這點並不會奪去我們創造、克服以及發明的能力，而是說明現實比我們人類至今所想像的更為複雜，而我們僅僅只是過程中的一小部分罷了。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這個世界上存在著某種壯觀的、有時令人大感意外的關聯。 我們——人類、植物、動物、物品——全都沉浸於同個單一空間，受物理法則掌控。這共同空間有自己的型態，在空間中，物理法則塑造出無數的形式，彼此之間的關聯能無止境地連續下去。我們的心血管系統就像河川流域，葉片構造就像交通運輸系統，星系的運行就像洗手槽中下旋的渦流。社會發展的方式與細菌攻城掠地的形式相仿。從微觀到宏觀，都在在揭示了無窮無盡的相似性。我們的言論、思想和創造力並非獨立於世的抽象之物，而是屬於世界變幻不息的過程，在另個層次上的一種延續。 6 我一直在想，今日的我們是否可能找出一種新的故事基調，既普世、全面又共融，既師法自然，又脈絡豐富，同時還易於理解。 有沒有可能存在一種故事，能夠打破封閉不語的自我牢籠，揭示一個更寬更廣的現實，並充分展現其中的相互關聯？如此一來，我們就有機會避開常見的、顯而易見的、沒創意的陳腔濫調，轉而以非中心的、遠離中心的角度去看待事物？ 令我高興的是，文學奇蹟似地保留了展現各式怪癖、幻覺、挑釁、諧擬與瘋狂的權利。我嚮往一種更高、更廣的觀點和視野，那裡的脈絡遠遠超越我們所能想像。我嚮往一種語言，它能表達出最模糊的直覺，我嚮往一種隱喻，能突破所有的文化差異。而最後，我也嚮往一種類型，既懂包容，也敢踰矩，並且同時深受讀者喜愛。 我也嚮往一種新型敘事者的出現——使用「第四人稱」（fourth-person）的那種。「第四人稱」當然不會只是一套文法結構，而是能廣納每個角色的觀點，同時又能從每個人的視野中跳脫出來，看得更多、更廣，而且足以忽略時間。是的，沒錯，我認為這種敘事者是可能存在的。 你是否曾好奇過《聖經》裡那位非凡的說書人是誰，是誰在大聲呼喊「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當秩序從混亂中造起，是誰描述了世界的起源，描述它誕生的第一天，是誰在追蹤宇宙初始的變化，清楚神的想法，理解祂的擔憂，並且沉穩地大手一揮，在紙上寫下這無與倫比的句子：「神看著是好的」（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他是誰，是誰知曉神的想法？ 撇除神學上的疑惑不談，這神祕又溫柔的敘事者足以被視為意義非凡的奇蹟。這是種觀點，一種能俯瞰世間萬事萬物的視角。這樣全知全視的視角認定了一件終極事實，那就是一切事物皆相互連成一個單一整體，即便有些關聯我們尚未察覺。全知全視也意味著要為世界負起一種截然不同的責任，因為顯然每一個「這裡」的行為必定會連結到「那裡」，世界一端做的決定會影響另外一端，「我的」和「你的」之間的區分變得有待商榷。 因此，最好的做法或許是真誠地說故事，好在讀者心中喚起一種整體意識，激發讀者的能力，讓他們能用碎片拼湊出全貌，並且得以在一粒粒微小的事件中發現整座星群。去說一個故事，用以明示所有人、事、物都沉浸於一個共通的概念之中，而每一次的物換星移都使我們一遍遍地在腦中形塑這個概念。 文學的力量足以做到。我們應該放下過度簡化的文學分類，例如純文學與通俗文學、流行與小眾之分，對於類型也不應太過拘泥。我們應該放下「國家／民族文學」的定義，因為文學本是個宛如「一體世界」（unus mundus）概念般的單一宇宙，同時也是一種共通的、心理上的現實，人類的經驗在此合而為一。「作者」和「讀者」扮演的角色同樣重要，前者奮力創造，後者持續詮釋。 或許我們應該相信碎片，因為正是碎片創造了星群，才能以更多維複雜的方式描述得更多、更細緻。我們的故事可以無窮地一則則串連下去，不同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也能互相打交道，創建新的關連。 我認為，我們至今所理解的現實主義（realism）即將被重新定義，轉而尋找一個新的概念，能讓我們打破自我的限制，並且穿透我們用來認識世界的玻璃螢幕。因為如今，是媒體、社交網站以及網路與我們之間的間接關係在滿足我們對現實的需求。或許，無可避免地，在前方迎接我們的是種新的超現實主義（neo-surrealism），一些不懼怕悖論的嶄新觀點，這些觀點視簡單的因果關係為過時之物。的確，我們的現實早已成為超現實。我十分同意，在新的知識脈絡下，許多故事需要重寫，必須向新的科學理論取經。但我同時也認為，持續地向神話借鏡、乃至和整個人類的幻想世界對話同等重要。回歸神話簡潔的結構，能為我們當今曖昧模稜的處境帶來穩定的感覺。我相信神話是心靈的棟梁，它的影響力或許會被低估，卻不可能被忽視。 毫無疑問，不久後將出現一名天才，他將能建構一個截然不同的、迄今仍無法想像的敘事，能夠廣納所有重要的事物。這種說故事的方法絕對會改變我們；我們會拋棄舊有的、狹隘的觀點，轉而欣然擁抱那些其實存在已久，我們卻始終忽視的新事物。 在小說《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中，托馬斯・曼讓他筆下的作曲家創建了一套足以改變人類思考模式的音樂形式。但他沒交代這套音樂的來歷，只針對曲子「聽起來可能是如何」提出一種想像。或許，這正是藝術家這個角色的本質——去預示某種可能存在的事物，使其能被人們想像。而「被想像」，正是存在的第一階段。 7 我寫虛構的故事，但我寫的故事從不只是恣意捏造。寫作的時候，我必須去感覺體內所有的一切。我必須讓書中出現的所有生命和物體穿過我，所有人類與超越人類的，所有生物與沒被賦予生命的。我必須用最肅穆的態度仔細檢視每一樣人事物，在體內賦予他們人性，將他們擬人化。 這正是拜溫柔之賜——因為溫柔是賦予人性、傳遞情感的一門藝術，所以才能無止境地覺察相同之處。創作故事，就是不斷創造生命，透過人類的經驗、人類所歷經的狀況和人類的記憶，為世界上每個微小事物賦予生命。溫柔使所經之處通通擬人化，讓發聲成為可能，提供了萬事萬物所需要的時間和空間，好讓他們來到這世上，好讓他們被表達出來。都是多虧了溫柔，茶壺才能開口說話。 溫柔是愛最謙遜的形式。它不在經文和教條中，沒人以它宣誓，也無人援引。它沒有特殊的標誌或象徵，也不會導致犯罪，或是挑起妒忌。 它在我們每次仔細且用心觀察另一樣人事物時出現，觀察某樣「自我」以外的東西時。 溫柔是自發而無私的；遠遠超越同理心等類似情感。它是種意識，是也許略帶憂慮地一起分擔命運。溫柔是深深關心另一樣人事物，關心它的脆弱、它獨特的天性、它無法逃避的苦難，以及在歲月面前的束手無策。溫柔能感知到我們之間的羈絆，感知到我們的相似與相同。溫柔是種觀看的方式，讓世界看起來是活的、有生命的、互相連結、相互合作的，彼此依賴著彼此共生。 文學建立於溫柔之上，溫柔對待任何自己以外的事物。溫柔是小說最基本的心理機制。多虧了這項神奇的工具，這項人類最精密複雜的溝通方式，我們的經驗得以穿越時間，碰觸到那些尚未誕生、但總有一天會回到我們筆下的人，回到筆下那些關於我們自己、也關於這個世界的故事之中。 我對於這些人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光景，或是他們會成為怎樣的人毫無概念。我時常懷著愧疚和慚愧之心想著他們。 為了拯救世界，我們正在設法緩解氣候變遷、遏止政治危機，這些都不是平白無故發生的。我們時常忘記，這些問題並不是上天注定的結果，或僅僅是命運的一個轉折，而是一些特定的行動和決定造成的——經濟的、社會的、或是更普世性的層面，例如宗教。貪婪、不尊重大自然、自私、欠缺想像力、無盡的競爭和缺乏責任感，這些因素讓世界淪落為一個物品，可以被碎成小塊、被消耗殆盡、 被消滅。 這就是為什麼我深信我必須繼續說故事，把世界說成像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在我們眼前持續變幻生長，而我們則是這個世界中，既渺小、又強大的一分子。 （本篇致詞獲諾貝爾基金會授權同意大塊文化翻譯繁體中文版） © The Nobel Foundation 2019 —— 艾平（本篇譯者） 臺灣高雄人，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性別研究碩士。喜歡為故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