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愈改愈爛，不如恢復聯考？ ．調漲基本工資對本國勞工沒幫助？ ．不要再打房價了，否則臺灣經濟會更差？ 世界上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有希望改革的聲音，就有抗拒改革的聲音。 當反對改革者無法為自己的主張提出紮實基礎，他會用什麼方式迂迴進擊？ 西方國家在過去三百年，締造了三類公民權利：自由權、參政權、社會權。 每一次的進步潮流，都遭遇到反動的逆流。 每一次的革命運動，都見證了反革命運動。 作者分析三種反動修辭法，它們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實踐進步價值的行動； 反動修辭是用來說服大家，你不必、也不應該採取進步性的行動， 因為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甚至會導致反效果，或摧毀既有的改革成果。

前言 第一章　兩百年的反動修辭 第二章　悖謬論 第三章　無效論 第四章　危害論 第五章　三種命題的比較與綜合 第六章　從反動到進步的修辭 第七章　超越堅持己見的僵局

　　喧囂地，全世界幾乎都籠罩在新自由主義的氣焰中。福利制度在老牌民主國家備受攻擊，全球工薪階級普遍面臨薪資停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消費力不足。愈來愈多人，被甩到資本主義利益分配系統的外圍，過著邊緣而窮困的生活。伴隨著這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是與日俱增的社會抗議、反叛、暴動、公民不服從。 　　我們生活的經濟環境很奇怪：社會整體財富龐大，但大多數人都喊窮、都沒有能力消費。錢到哪裡去了？富裕者佔總人口少數；財團資本控制著主流媒體，富人的聲音很大，但誰來幫窮人講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進步運動曾興盛三十年，接著就進入「反動」的年代。我們至今仍生活在這波反動潮流之中。三十幾年來，「柴契爾主義」和「雷根經濟學」開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也拉開我們今天面對的反動修辭的序幕。 　　作為一名教師，我經常被問到：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剝削」？在研究生課堂上，我們可以用一整個學期閱讀經典，反覆思辨資本主義的起源、定義、運行機制。但在這裡，我想給一個簡潔的說法：資本主義就是以「市場」為名，以追求「利潤」為動能，將人類生活「商品化」的經濟模式。最新一波的資本主義擴張，藉著「新自由主義」符碼橫掃全球；「開放」、「私有化」、「解除管制」，是其中的關鍵詞。 　　「全球化」，不僅它的規模是世界性的，而且它對人類社會生存環境的滲透是全面性的、直到每個社會角落。全球化運動，迫使國家解除管制、國家退位，把經濟空間讓出來給「市場」、給「有效率的私人資本」。市場因此長驅直入各個社會領域，將那些不應該被商品化的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都予以商品化。人類賴以為生的許多資源，都被「虛擬」成為商品——可販賣、可囤積、可牟利的商品。 　　在台灣，我們看到區域運輸的商品化，許多無利可圖的鄉間客運路線被取消了；國土生態資源被商品化，美麗灣被BOT（實為「海灘私有化」）；醫療被商品化，醫美當道、五大科乏人問津；學校被商品化，許多公立大學開始面臨「自負盈虧」的壓力；教育被商品化，教學與研究品質落入市場化的評比指標，讓教育工作者疲於奔命（而致「效率」低落）；規劃中的老年長照，也可能開放給財團經營。 　　半個多世紀以前，社會思想家博蘭尼已經對「虛擬商品」（土地、勞動、貨幣等等）如何破壞人類生存的環境、生態、甚至是道德生活，提出嚴重的警告。博蘭尼的「生態人類學」觀點，對於資本主義破壞力的批判，走得比馬克思主義更深更遠。馬克思對生產力解放的樂觀預測，以及他的「生產主義觀點」，在當代世界走到後期資本主義的階段，已經失去了引領作用。我們的世紀，備受自由主義市場不斷增長、資本積累過度、大眾消費力不足、異化勞動的偽文明化、社會福利倒退、生態環境破壞之苦，都可以在「過度商品化」這條脈絡中找到線索。博蘭尼對十八、九世紀之交英國「史賓翰連濟貧制度」的分析，連接到工業資本主義早期之「社會自我保護」的剖析，開啟了我們對社會福利起源的深刻理解。他的名著《鉅變》，讓「史賓翰連法案」成為歷史社會學的著名案例。《反動的修辭》也以此法案的歷史脈絡，說明了十九世紀英國濟貧制度變革中的反動論述。 　　破解反動修辭的語法 　　赫緒曼寫作《反動的修辭》的動機，起源於一九八零年代新右派展開對福利國家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即將席捲世界。赫緒曼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生態人類學觀點的信奉者；但他這本書，卻是我們在當代抵抗新自由主義之「反動論述」的有力武器。 　　赫緒曼的學問既深且廣，在社會科學與政治思想諸多領域皆有原創性貢獻。他善於化繁為簡，筆觸間洋溢幽默感。他輕盈的文風，與其厚重的生命經驗，形成引人入勝的對比（請見本書兩篇推薦序）。 　　《反動的修辭》以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一篇著名論文作為分析起點，先鋪陳了西方國家在過去三百年歷史中，締造的三類公民權利，包括自由權、參政權、社會權。每一次的進步潮流，都無可避免遭遇到「反動的逆流」。每一次的革命運動，也都見證了反革命運動。他引用牛頓運動定律做比喻：每一個作用力，必然伴隨著反作用力。他從這個運動定律中，發現了隱藏在反動修辭中的秘密結構： 　　我同意你的價值觀或政策目標（「作用力」），但是因為種種因素（「反作用力」），將會使你的目標被扭曲、適得其反、徒勞無功、甚至危害了其他得來不易的價值。 　　根據赫緒曼這個極簡的「公式」，反動修辭的方法論精髓就是：「我同意你的價值目標，但是……」「但是」之後才是反動修辭的重頭戲；「但是」轉移你的注意力，進而破壞進步政策的存在價值。 　　從這個基本語法結構，赫緒曼定義了三種類型的反動修辭：悖謬論（適得其反）、無效論（徒勞無功）、危害論（顧此失彼）。 　　悖謬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使得窮人變得懶惰、而落入更加貧困的深淵。」 　　無效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補貼窮人的經費將會落入社福團體的手裡，窮人拿不到實際好處。」 　　危害論：「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將會危害市場經濟與自由。」 　　總而言之，「反動修辭法」不直接反對進步價值，而是反對那些實踐進步價值的行動。如果你接受了這類反動論述，你的結論必然是：不行動；你不必、也不應該採取進步性的行動，因為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甚至會導致反效果，或摧毀既有的改革成果。這正是反動修辭的「狡獪」之處：它躲藏在進步價值的保護殼之中，卻執行著反進步、反動員的任務。 　　為什麼這類反動論述，不堂而皇之，正面表述它們自己的價值觀？反改革、反革命、或保守主義，不也是各有思想傳承？ 　　赫緒曼給出一個簡潔的洞察：因為在現代文明世界，一個人要抗拒進步價值，很難啟齒。例如：「我就是看不起窮人、她們活該餓死！」「窮人沒有文化，她們沒資格投票！」這類話是講不出口的。因此，便繞個彎，戴上進步的面具，提出反動的說辭。 　　反動修辭深具吸引力，不斷被重複，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否則我們今天也不會籠罩在新自由主義鉅大的話語霸權下。 　　環伺我們周遭的反動論述 　　通俗性的反動修辭在台灣俯拾皆是。翻閱報章雜誌，不難發現可供分析的文本。二零一二年九月，勞工團體爭取調高基本工資，政府官員表示無法調漲。先讀這篇報導： 　　行政院拍板時薪先調，月薪緩漲，外界質疑政府偏財團、輕勞工。政務委員□□□昨天說，政府並非偏袒大企業，因調漲基本工資，影響最大的是中小企業；若調漲基本薪資，導致更多失業，中小企業無法生存，就「不只是一顆滷蛋的問題，到時候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 　　換言之，這種反對調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並不反對勞工應該享有體面的生活薪資，而是反對調漲基本工資，因為調漲基本工資，反而會使工人失業，結果適得其反，勞工不祇沒辦法多拿一顆滷蛋，最後連一粒米都沒得下鍋。這是典型的悖謬論。 　　再看這則報導： 　　基本工資案調漲案恐有生變，除多數財經首長不贊成外，政務委員□□□也明確表示，對該方案持「很強的保留態度」。他除了反對勞委會比照CPI指數調薪，甚至認為如果每年形成調升慣例，不僅會傷害產業，也會對政府拚經濟很不利。 　　換言之，調漲工資雖然照顧了勞工，卻會顧此失彼，傷害產業利益，也不利政府拼經濟。這是危害論的說詞。 　　在這一波爭議中，許多企業和政治人物主張引進更多外勞，並且應該將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一個立委如此說： 　　沒有理由保障外勞工資，這麼保障，台商很難回來投資。在營所稅率調降後，若再加上外勞工資自由化，經貿營運特區就可以發展了。……亞洲鄰近國家包括香港、新加坡和日本，沒有一個國家保障外勞工資，台灣雖然給得高，其實也不是外勞真的賺到那麼多，「很多都是仲介賺走了」。 　　這個論證稍微複雜一些，但仍是典型的「反動論式」。先提到保障外勞工資，台商難以返台投資（顧此失彼的危害論）。接著說，鄰近國家都沒有保障外勞工資。最後這句則強調：給外勞比較高的工資，錢卻不是外勞拿到，而是被仲介商賺走，嘉惠不到外勞。保障外勞領取最低工資雖然用意良善，結果卻徒勞無功（無效論）。 　　這種無效論式的反動修辭，很巧妙地轉移了焦點。若是站在進步立場，你的論證會是：外勞與基本工資脫鉤，會讓企業僱用更多的廉價外勞，進而傷害本地勞工的權益。而本勞與外勞同工同酬，符合普世人權價值。若是擔心工資被仲介商截走，應該是加強管制仲介商與背後政治靠山的尋租行為，而非解除管制、放棄保障外勞的基本工資。同樣的邏輯，上述緩漲基本工資的論調，也都具有轉移焦點的作用，使人們相信進步政策會帶來反效果，讓進步觀點在無形中被轉移目標，而不去質疑保守觀點的正當性。 　　如何「善待民主」？ 　　赫緒曼挖掘了反動修辭的語法結構，但沒有證明這些論述是錯誤的；這是另一件工作，也不是他撰寫本書的目的。事實上，反動修辭的語法分析，可以適用到所有的思想論述。他在本書的結尾提出警告說：進步派的論述，也會落入反動修辭法的窠臼。赫緒曼還強調： 　　從我這個研究的觀點來看，「反動」和「反動派」這兩個詞，被賦與負面意涵是很不幸的；當我在使用這些詞彙的時候，真希望能不帶價值判斷。 　　《反動的修辭》分析的對象是思想文本，而非大眾輿論。這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揭露「反動」與「進步」在論證結構上的對偶關係，呈現出反動論述的依附性格；反動修辭總是披著進步的外衣，在執行著破壞性的論述工作。這樣的對偶分析，將反動論述從優位的神壇上，拉回凡間俗世：「反動命題也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的、高度兩極化辯論的極端說法。」那些帶有神學意味（或深奧哲思）的保守或反動論點，在赫緒曼聚焦審視下，其魅力與光環便被解構了。所以，他在本書的結尾，義正辭嚴地呼籲爭議的雙方，在交鋒的過程要「善待民主」，不但令人莞爾，也引人沉思。原來，不論你是進步派、或是反動派，各自所佔據的論證位置應該是平等的。這不也是民主的一個基本信念？ 　　《反動的修辭》，可以當成一本思想史來讀。「反動著作」並非一無是處。相反地，所謂的「反動思想家」不少是聰明絕頂的論辯者。讀者按圖索驥，可以尋找到自己喜歡的文本，其中不乏保守派思想家的精闢之作，例如托克維爾、莫斯卡、海耶克等人。細緻地閱讀反動論述的經典，可以幫助我們邁向敵對陣營間的溝通之路。學習保守思想家辛辣諷刺的筆法，不也是進步派的培力訓練？赫緒曼這本書，實作了這個「對偶分析」，這是他最為慧黠幽默之處。 　　二零一二年末，專注於《反動的修辭》再版譯稿的時刻，聽到赫緒曼離世的消息。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我與廖美曾兩度到高等研究院拜訪他，第一次是請教他著作中的觀念解讀，第二次則是送上《反動的修辭》中文版。當時，年邁的思想家沉浸於繪畫，興高采烈地談論康丁斯基。那一年，《涉身場域的交替》印行二十週年紀念版，就用康丁斯基的畫作為封面。 　　十年過去了，偶爾瀏覽高等研究院網頁，知道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在二零零七年設立了「赫緒曼獎」，這個獎的宗旨是為了表彰由赫緒曼所開拓的知識傳統，即國際與跨學科之社會科學研究、理論與公共溝通等領域之卓越學術貢獻。這是該委員會最高的學術榮譽，歷屆得獎者包括羅瑞克 (Dani Rodrik)、緹力 (Charles Tilly) 和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赫緒曼善於「跨越邊界」，只要接觸他的作品，就可感受其魅力。他對社會行為充滿好奇，廣泛涉獵各類學科與文學藝術，使他能夠自由進出各種知識領域，而成為跨界書寫的高手。他在貿易依賴理論、發展經濟學、集體行動、社會運動、政治思想、方法論等領域都留下令人激賞的原創貢獻。 　　赫緒曼一生也充滿戲劇性的「越界」行動。一九一五年生於柏林的猶太人中產家庭，十多歲便參與左翼運動。一九三三年因躲避納粹迫害，前往巴黎。一九三六年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內戰。二戰爆發，他以志願軍身份加入法國陸軍。接著在馬賽參與營救反納粹人士。在這段流離生活中，他完成了博士學位。一九四零年底，他徒步越過庇里牛斯山到達里斯本，再輾轉抵達紐約，開始在美國的學術生涯。赫緒曼是「入世哲學家」。在美國，他擔任過聯準會經濟學家；也曾前往南美哥倫比亞擔任政府經濟顧問，後來甚至開設私人顧問公司。赫緒曼最後的落腳地，是位於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 (設立於一九三零年)，這裡是愛因斯坦終老之處，已辭世的人類學家吉爾茲 (Clifford Geertz) 也退休於此。赫緒曼詼諧頑皮的氣質，不禁讓人想到普林斯頓街上，一家著名冰淇淋店掛著的「愛因斯坦吃冰淇淋」照片，同樣有著面對真理的純摯。 　　台灣學術界了解赫緒曼學問根底的人，或有若干。但他在台灣似乎尚未激起炙艷的學術火花。而在歐美和拉丁美洲，隨著時光的淘洗，赫緒曼作為思想家的地位愈發鞏固。《反動的修辭》中譯本初版於二零零二年，幾年後便絕版。這些年台灣籠罩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反動修辭」的氣焰也瀰漫在社會中，使譯者覺得有再版此書的必要。 　　在民主深耕的過程，台灣學界如果有像赫緒曼這樣分析觀點獨到的學者，局面或許大不相同。赫緒曼作為發展經濟學者，批判「均衡」的信條；作為政治經濟學者，對「激情」深刻考掘；作為集體行動理論者，提出「涉身」社運場域即是享用公共財；作為方法論者，顛覆了分析模型應該「簡潔」的教諭，無一不顯示其不願委身主流、桀驁不馴的知識性格。（或許，我們學界少了這點「性格」。） 　　對學問「性格」、「氣質」的再體悟，是此次校訂工作之非意圖的收穫。赫緒曼神來之筆，從「論證掛帥」的觀點切入思想公案，確實導致了分析角度與剖析層次的大位移：不以「人」作為分析單元，而是「論述」；論述罕見形塑於人格特質，而是取決於論證本身所驅動的諸多命令。某個論述一旦搭乘了特定論證格式的魔毯，這魔毯即給予論述一股神力，卻不准中途下車。 　　赫緒曼幽默，而且執著地，提醒讀者：內生於悖謬論的火爆氣焰（熱的氣質），對映著無效論的世故沉著（如定律般冷的性格）；一個「柏克」預示了另一個「雷朋」，一個「托克維爾」隔代感染了另一個「巴列圖」。這樣的知識系譜，與傳統的思想史大異其趣，讀來不僅生動、充滿挑戰，更不時感受到「論證之氣」的啟發。 　　赫緒曼從不拘泥於「單向」分析，本書中，讀者可以發現，他從「反動論述」入手，最後卻使用同一個方法分析「進步論述」，進而揭示出左右思想之互為鏡像的「對偶性」，也吻合了他引用的福樓拜的名句：彼等肯確之論，乃「一體兩面的不切題」。這套「冷熱—對偶分析法」，在赫緒曼手裡，竟是這般自由貫通左右。 　　譯者最後要感謝左岸編輯王湘瑋和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學院商業與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員廖美在譯文校訂上的協助；尤其廖美耗費很大功夫，對照原文，字字句句計較，挑出舊譯稿的錯誤與模糊之處。與赫緒曼思想洞察力同等重要的是，這位學者的語言是如此優雅、簡潔、不故弄玄虛。我相信，她們兩位的共同努力，使得本書的譯文更加值得信賴；也希望我們跨越十年的這些努力，能夠使這個譯本更加貼近原文的質地。

　　探索「反動」這個詞彙的語意，會直指「反動」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由於現代世界存在著頑強的進步心態，使得「反動派」活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他們無時不在對抗這種知識氛圍：凡是被自稱「進步派」的人士放入社會議程的崇高目標，就被賦與正面的價值。反動派處於這種輿論狀況，就不太可能對那種崇高目標展開全面的攻擊。相反的，不管是真情或假意，他們會在口頭上表示贊同；然後再試圖證明，這種倡議或已付諸實踐的行動，在思慮上有欠周延。質言之，他們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勸戒人們說：這種行動經由一連串非意圖的結果，會產生與其所宣稱追尋的目標恰恰相反的後果。 　　乍看之下，這是很大膽的知識操作。雖然它的論證結構非常簡單，但所作的宣稱卻相當極端。它不祇是斷言某個運動或某個政策的目標難以達成，或者會帶來意料之外的代價、或副作用，而是進一步論稱：試圖把社會推往某個方向，的確可以推得動，但卻是把它推往相反的方向。這種簡潔、引人入勝、並且極具破壞力的論證（假如命題為真），業經證實在幾個世代的「反動派」之間頗為流行，而且也很吸引一般大眾。在當前的辯論中，這種作用常被稱為「反直觀」、「反效果」，或者更切題地說，就是某種「進步」或「立意良善」的社會政策所具有的悖謬作用。追尋自由的努力，會使社會陷入奴役的境地；追尋民主，會產生寡頭統治和暴政；而社會福利計劃，則會製造更多、而非減少貧窮。每件事情都會反噬自身。 　　法國大革命，以及悖謬論的誕生 　　悖謬論就像其他許多反動修辭的要素，緊接著法國大革命之後，被宣揚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原理；這已見諸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一書。做這個論證其實並不需要什麼發明的天份：假如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口號，竟然可以變成公安委員會的專政，之後又變成拿破崙的獨裁，那麼，某些追尋自由的努力必然導致暴政的想法，勢必深烙人心。除此之外，民主易於退化成暴政的觀察和論點，古已有之。但是，柏克的著作值得注意之處，第一是他早在一七九〇年就做此預測；第二是，他那些關於大革命的零散評論，很快就被轉述為對於社會動力的所謂真知灼見。柏克預見到一種鄙俗的寡頭統治，建立於王權、教會、貴族和人民的毀滅之上，將會終結所有關於平等與人權的幻夢。他甚至還預感社會動亂時軍人干政的景象，而驚呼「屠殺、凌虐、吊死！這些就是你們的人權！」 　　英國歷史學家卡奔評論說：柏克對「法國大革命歷程的精確預測……佐證了恰當理論的優點。」不管柏克的分析背後，是否存在「恰當」還是正確的理論，讓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口若懸河的雄辯，而且是他言之鑿鑿的預感。他的論證從此破土生根，之後又被反覆申述和通則化，尤其是各國觀察家以之為例，用來記取已經在法國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教訓」。因此，席勒於一七九三年寫道： 　　法國人民建構神聖人權以及征服政治自由的努力，祇顯露其無能為力與不值一試；它的結局，不僅僅使這個不幸的民族，回復到野蠻和奴役，甚至一整個世紀和一大片歐洲都賠了進去。 　　德國浪漫派政治經濟學家慕勒提出一個或許笨拙、但很概括的說法。慕勒是耿茲的密友並受其提攜；而耿茲又是梅特涅的助手，梅特涅年輕時就把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譯成德文。當大革命及隨後的拿破崙時代情勢明朗後，慕勒宣告： 　　經過連續三十年的事態發展，法國大革命證明一件事：人想要自主行動而鄙棄宗教，除非在過程中淪入更深的奴役，否則無法解開壓迫他的鐐銬。 　　在這裡，柏克的揣測已經轉為一條嚴格的歷史定律，而得以作為歐洲神聖同盟的意識形態支柱。 　　柏克預測法國大革命進展的詭黠能力，有人認為是源於他熱烈介入了大革命。但是，我們或可提醒讀者，他對悖謬作用的鋪陳方式，其實有一個知識上的源頭。柏克浸淫於蘇格蘭啟蒙學派的思潮之中，而蘇格蘭學派很強調人類行動的「非意圖結果」。運用這個概念最有名的，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柏克曾經表示他完全贊同斯密的經濟評論。 　　如同之前的曼德維爾、巴斯卡、以及維科等人，斯密早已說過：受到貪婪和奢華之欲（曼德維爾所說的「私人惡行」）驅策的個人行動，是如何可能產生某種正面的社會效果，而形塑一個更繁榮的共同體。貪婪和奢華之欲，講得好聽一點，就是「自利」的概念。歌德在十八世紀末，曾以詩歌來表達同樣的理念，他把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的本質，界定為「一種永遠求惡得善的力量」。 　　因此，事情偶而會「適得其反」的這種論點，在知識領域已經準備就緒。當柏克面對法國大革命試圖重建社會之史無前例的任務時，他就是把梅菲斯特那句話裡頭的善惡對調過來，進而斷言革命派追尋公共福祉的社會結果，必定是邪惡而悲慘的，並且會跟他們所聲稱的目標與希望全然背道而馳。 　　從某個角度看，柏克的命題不過把十八世紀一個眾所周知的主題，做個小小的變奏；而他自己可能也這樣認為。但換個角度看，這卻是從啟蒙精神到浪漫主義一個激進的意識形態轉換，而關於進步，也從樂觀主義轉折到悲觀主義。歷史上許多重大而看似突兀的意識形態轉換，往往是這樣產生的。形式上，它們祇不過把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做些細微的修改；但是這新的變奏，卻與先前截然不同的信仰與命題緊密鑲嵌在一起，而形成一個全新的結構形態。所以到後來，我們幾乎無法辨認出老幹和新枝之間的關聯。 　　就目前討論的這個案例而言，當時人們對於世界秩序的新期望正在緩緩浮現，構成這類意識形態轉變的肇端。從十六世紀開始，人們普遍同意，不能再寄望宗教信條和道德勸戒來約束和重塑人性，進而保障社會秩序和經濟福祉。隨著十七、十八世紀工商業的興起，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提倡：某些難以根除的人類「惡行」，例如祇顧追求自身的利益，若經適當引導，就能產生差強人意的社會秩序，甚至是進步的社會。對巴斯卡、維科、歌德等人而言，這個弔詭的社會過程，暗示著有個神意（Providence）在調和人類社會。這神意格外慈悲（benign）、寬恕、而有益於化惡為善。當工商業追求自利不再帶有污名、而且還被賦與社會地位之時，神意的說法所捎來的樂觀消息，也就進一步被提升了。這樣的發展，或許是因為人們在判斷是非時，難以區分手段和目的。假若某些手段導致令人嫌惡的結果，那麼長期而言，我們就很難辯稱，造成這種結果的動機與行動，值得我們稱頌。反過來說也一樣：假如結果是良善的，終究會反映在行動中。然而，一旦手段和目的之間、或者過程和結果之間的尖銳對比不復存在，就不再那麼急迫需要藉助神意的調和魔力——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世俗化而且有點蒼白，事實上幾乎不允許神意的存在。換言之，對於十八世紀的心靈而言，即使神的奧援逐漸撤離，社會還是可以站穩腳跟，而且美妙運轉——或許可以順道一提，這種沒有上帝的社會觀，比起一個世紀之後，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尼采同樣討論的「上帝不存在」問題，更不具有悲劇性。 　　法國大革命的種種事端，使得關於人類行為之非意圖結果的思考，獲得新的動力。由於尋求自由卻導致恐怖和暴虐政治，大革命的批評者在個人意圖和社會結果之間，察覺到一種嶄新而非比尋常的斷裂。神意再度發生積極的作用，但這次卻一點也不慈悲：她現在的任務是阻撓人類的計劃。人類意圖建造理想社會，結局如果不是變成犯罪和褻瀆神明，就是天真和荒謬一場。誠如席勒在其最著名但極端保守的詩集《鐘之歌》中所寫的：妄念之人乃「恐怖之最」，必須給他一場即使嚴厲但對他有益的教訓。 　　尤其是梅斯特，將他所看到的神的旨意在大革命的作用，賦與純然殘酷的意涵。在《法國諸論》一書中，梅斯特認為，大革命為自己招來屍橫遍野的長期衝突，乃是神意。他論稱，假若反革命運動早點成功，革命份子就會公開受審，那麼下面這兩件事的其中之一必定發生：要不是輿論認為對他們的指控太過頭；不然就是他們會逃過一劫，因為司法機關祇會懲罰少數罪大惡極的元兇。梅斯特接著宣告：「此皆非神意」。她之所以如此巧妙安排事件發生的順序，就是要讓更多的罪犯「死在他們自己共犯的手裡。」 　　最後，在他那本書即將結束之處，梅斯特提出一個極盡誇張的悖謬論公式，以之詮釋神意的精髓。當梅斯特在冥想那必然發生的反革命和王權復辟，將如何具現之時，他首先宣佈說：「群眾……從來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接著將其思考推至極致： 　　我們甚至可以注意到神意有點矯情（請允許我使用這種說法）：人們試圖達成某種目標的努力，正是被神藉以用來阻止人們達成那個目標。……假如有人想明瞭法國大革命的可能結局，祇消檢視所有派系一致同意之處：所有人都想要……摧毀普世的基督教和王權體制。正因為如此，他們努力的最後結果，反而榮耀了基督教和王權。 　　所有曾經寫作過或沈思過歷史的人，必定會仰慕這個嘲諷人類意圖的神祕力量。 　　我們難以冀望還有比此更加極端的說法了。神意分毫不差地安排人類的行動，而導致與人類意圖正好相反的結果。梅斯特的神意觀念提醒我們，有些父母看到子女悖逆的乖張行為，就想到一個點子，叫小孩做與他們期望完全相反的事情。當然，大部份的父母很快就明白，這樣的點子沒有他們原本想的那麼聰明。 　　梅斯特所建構的神意概念，毫無疑問地，格外具有精密策劃的復仇性格，並且能夠完美無瑕地召喚出悖謬作用。但是其悖謬論的基本特徵，仍然如出一轍：人是註定被嘲弄的——不管是被神、或是被那些看穿神意而享有特權的社會分析家——因為當一個人著手進行激進的社會改良計劃，他根本就走入歧途。要讓一個人看起來既似蠢蛋、又像個罪犯，除了證明他所成就之事恰與其宣揚意欲達到的目標相反，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尤有甚者，反對某個憎惡的政策，但不想對該政策目標進行正面攻擊，還有比運用悖謬論更妙的說法嗎？

作者：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 譯者：吳介民 出版社：左岸文化 書系：左岸政治 出版日期：2013-01-30 ISBN：9789866723803 城邦書號：A0400041 規格：平裝 / 單色 / 304頁 / 15cm×2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