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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命運:維繫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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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西方的命運,牽動全人類的未來。 只有開放,西方才能強盛;只有平等,人類才能延續! 《經濟學人》傳奇總編輯比爾.艾摩特  睽違十年重磅回歸 對國際局勢提出強力呼籲 ————————各大媒體《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齊聲好評———————— ◆ 專文推薦 苑舉正│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 聯名推薦(依姓氏排序) 王文靜│商周集團執行長 朱雲漢│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雲驄│早安財經文化發行人 林育立│記者、《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作者 范琪斐│媒體人、資深駐美特派記者 胡忠信│歷史學者、電視主持人 郭炳伸│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教授 張翔一│《換日線》頻道總監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黃哲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寇謐將│《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總編輯 劉必榮│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閻紀宇│風傳媒副總編輯 顏擇雅│出版人 蘭 萱│資深媒體人 ------------------------------------------------------------------------------------------------------- 對區域合作的不信任,讓歐盟各國瀕臨四分五裂; 對外來者的恐懼,讓人民看見滿載難民的船隻也不予理會,人道精神蕩然無存; 對未來的無所適從,讓保護主義蠢蠢欲動,更大行壓迫歧視。 西方,曾經是進步的同義詞,更是人類文明的典範。然而當前,恐攻事件、種族歧視、聯盟解體、貿易戰,政治與經濟的動盪浪潮席捲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遭受更激烈的質疑,全世界陷入民粹反智的排外氛圍,人們一味追求安全,社會也日趨退化、軟弱。 為了守衛核心價值,《經濟學人》總編輯比爾.艾摩特指出,我們必須抵抗封閉心態的誘惑。他以長期關注國際局勢的敏銳眼光,分章剖析奉行西方價值的各地區歷史演變與當前困境,並提出解決方法。要重塑全球秩序,就必須捍衛曾帶領人類文明邁向進步繁盛的「開放」及「平等」兩大原則。西方的命運,就端看這股價值力量能否再興。 ------------------------------------------------------------------------------------------------------- ◇ 西方世界的各地病症 美國:保護主義再興的隱憂 二○一六年時,許多人之所以投票給川普,只是因為他們更討厭希拉蕊;但即便如此,他的想法顯然仍得到不少支持。這些足以帶來威脅的想法目前仍處於協商階段,但若真正實行下去,代表美國將重演歷史,也就是在對外貿易時豎立重重難關,並透過分門別類的篩選手段嚴格執行移民控管。這些舉措會讓美國與國際事務實質脫鉤;不是拋下數十年來的軍事盟友,就是不再與他們密切往來,甚至會與美國自己一手打造、建立及領導的多邊協議及組織作對。我之所以如此描述川普的想法,就是為了讓大家明白,若真照他的說法執行下去,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符合美國利益的。若「美國優先」還有任何意義可言,也該代表保護這個國家的基本價值,也就是那些被供奉在憲法中的重要價值,包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只要任何一項價值遭受侵害,美國內部都該出現大力反彈聲浪。 英國:選舉制度老舊造成政治不平等 英國人民對於政治無法提供足夠支援的怨恨始終縈繞不去,原因跟選舉制度長久以來的穩定崩解有關,同時也伴隨著全國各地政治權利及聲量不夠平等的問題。事到如今,兩個傳統主流大黨應該終於要認真看待兩項重大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首先是選舉制度的改革,英國必須引進更符合比例原則的選舉系統,重新架構適合零碎政黨體系的選舉框架,而不是繼續像現在這樣抗拒現實。至於第二項改革則因為脫歐而更具急迫性:為了讓英國政府正式成為聯邦政府,我們需要選區改革,無論是將英國國會拆開來,或是在各地區成立由中央下放權力的地方代表會,總之都得讓各地有權決定自己的開支及稅收政策,好讓全英國人民過得更為平等。 歐盟:高福利支出下的社會停滯 我們可以說,是西歐國家給自己設下了作繭自縛的陷阱。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經習慣享有福利,福利支出也對維繫社會信任居功厥偉,於是為了支應這項支出,西歐國家需要人民提高工作生產力,工作生涯也得延長,但福利支出本身以及勞動相關法規卻讓歐洲人工作時數變少,生涯也變短。若想重新掌控社會支出,政府不免得在現在或未來激怒一些利益團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那些領退休金的人。此外,政府得想辦法鼓勵人民待在職場,就算兼職也好,好讓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比傳統認定的更高,也就是必須從六十多歲提高到七十多歲。如此一來,勞工才能在成為稅收最主要受益者時持續貢獻所得稅。 日本:等待汰舊換新的保守社會 許多(或說大多數)日本大公司都非常排外且保守,總是盡可能全力保護自己及公司的資深管理者。他們會在開發新科技及改良商品時進行創新,但若以公司運作及經商手段而言,他們不太願意創新,甚至幾乎是全面抗拒。許多興起於一九六○、七○及八○年代的公司完全沒有改變行事風格的跡象。他們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透過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到處關說。每當政府偶爾想推廣新的企業治理措施時,他們就嘴上附和一下,比如指派一些獨立董事或推動一些透明化的工作,就算真的產生改變也往往慢到令人難以察覺。若希望日本有所改變,並打破這種保守主義、僵化問題,我們無法冀望老公司改變,得期盼新公司站上領導的浪頭。然而日本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得認清妨礙新公司成立及擴張的現實因素確實存在。 ------------------------------------------------------------------------------------------------------- ◇ 國內外權威評論 艾摩特以一個更具條理的方法進行通盤研究,運用傳統技能深入挖掘自由民主世界所面對的挑戰,……他既清醒又溫和地給予提點……這樣的眼界與作風,將會受到所有讀者的尊崇。 ——英國當代評論家道格拉斯.穆瑞(Douglas Murray),《時代雜誌》(Times) 深具吸引力……沒有永垂不朽的文明,許多書早已這樣寫著。但其長度全端看人類的作為。這也是讀者為何要看艾摩特這本激勵人心的書,理解我們的政治及政策如今處於何等存亡關頭,並思索一個偉大的文明如何奮發求存,而不是坐以待斃。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令人印象深刻……艾摩特一個個評判各國,診療各自的社會經濟病灶,並開出促進政治經濟成功及穩定成長的良方。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一本通盤審視今日現實政治的挑釁之作。 ——《書單》雜誌(Booklist) 除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書名,這是一本理解「英國脫歐、川普主政」時代的重要著作。艾摩特,這位經濟學人前總編輯,流暢地描繪了這股侵蝕西方民主力量的政經浪潮。他同時提出了實用的改革章程,其中包括促進競爭及開放社會。總而言之,這本書告訴我們:要替西方世界寫訃聞,還太早了點! ——萊昂內爾.巴伯(Lionel Barber),《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主編 身在亞洲,知己知彼。 ——沈雲驄,早安財經文化發行人 這本書是一位國際輿論界最具影響力的評論家,在西方民主體制面臨七十年來最嚴峻危機時刻,對如何捍衛與重振西方價值,提出的深刻思考與沉痛呼籲。 ——朱雲漢,中央研究院院士 理解、實踐與捍衛普世價值,攸關台灣在國際社會的生存境遇;如果你關注台灣的發展前景,比爾.艾摩特此書是必讀之作。 ——閻紀宇,風傳媒副總編輯 關心卻不危言聳聽,比爾.艾摩特的《西方的命運》以一種清醒而迫切需要的視角,直視著這個問題重重的時刻。在勢不可擋的專制式修正主義及另一種政府治理模式竄起之際,西方的自由民主概念似乎因此敗壞、鬆弛了;有些人甚至認為它已失靈,即將走向失敗。但艾摩特說這並非必然,更強力指稱這種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運作模式依舊有其價值,且終將復甦,只待我們採取必要行動。若要試圖冒險穿越當前這片晦暗幽谷,這本書將是必讀之作──知所謂的憂忡,但大無畏的樂觀。 ——寇謐將(Jean-Michael Cole),《台灣守望》(Taiwan Sentinel)總編輯

目錄

推薦序 苑舉正 導言:西方的概念 第一章 讓戰爭開打 第二章 不平等與公平性 第三章 民主及作繭自縛的藝術 第四章 讓美國再次走回正道 第五章 英國,他們的英國 第六章 癱瘓的歐洲 第七章 日本謎團 第八章 瑞典及瑞士的魔術逃脫術 第九章 銀髮族及無人機 第十章 門口的野蠻人 第十一章 西方的命運 致謝詞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導言】西方的概念
  打從我們任何人有記憶以來,所謂的現代就是西方,而西方幾乎是所有最先進事物的代名詞,包括科學、社會改革、文化、人民富足、影響力及權力的各種形式。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種狀態,有時就連西方國家的人也不例外,但除去酸葡萄心態或意識形態分歧,這種西方現代性霸權的現象確實穩固,我們早已不太清楚一切究竟從何開始。我們甚至不太確定「西方」的定義為何,儘管往好處看,原因或許是現代性及其特徵早已不局限於「西方」這個地理區域,指稱的也不再只是西歐、北美,或其它被西歐殖民過因而共享文化根源的國家。畢竟,無論是現在的日本、台灣、斯洛維尼亞或南韓,本質上都已跟瑞典、法國及加拿大一樣現代化,也一樣西化。這些國家與西方共享的不是地理位置,不是歷史,而是一種概念。      那是一種非常有力且至關重要的概念。之所以至關重要,顯然是因為它提升了許多國家富裕、安全、穩定、和平及科學進展的層次,而且達到之前幾個時代都難以想像的高度。此外,這個概念也因為此刻正遭受攻擊而至關重要,理由非常正當:最近這個概念已無法適當回應國家公民的期待,尤其是他們對公平、繁榮及安定的渴望。而這更帶來糟糕的後果:代表「反西方」概念的人或勢力陸續興起甚至掌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這些人的想法要是得以橫行,甚至找到機會扎根茁壯,很可能會摧毀西方及其過往創造的成就。      這種反挫將是一種悲劇,而且是歷史性的悲劇。因為一直以來,採行西方概念的國家帶給人民更多的自由及機會,其程度遠遠超越任何其它社會組織概念曾企及的成就。截至目前為止,西方確實建立了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概念。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它?又為何有這麼多國家決定改行其道?其中一個理由是,這個概念只要受到小心呵護就能帶來正向循環:自由及垂手可得的機會創造出許多新事物,而相對不受限的生活也能帶來繁榮、穩定及安定,之後這些成果又會回頭強化社會信任及經濟資源,於是國家整體得以不停往前邁進。      我們通常把此概念稱為「自由主義」或「自由民主」,但兩者都無法真正駕馭這個概念的感性及理性層面。就感性層面而言,這兩個詞彙都太故作正經,而且帶有過強的技術性、哲學性及學術性,難以激發聽者熱情。此外,許多人會把這兩個詞跟某些美國人口中的「自由主義者」混為一談,此處的「自由主義者」帶有負面輕視意味,暗示這些人把太多稅收用來溺愛那些沒用的公民及扭曲失靈的市場;另外尤其在歐洲,有些人會在「自由主義者」之前輕蔑地加上「新」字,並認為此種「新自由主義者」擁護自由市場弱肉強食的殘暴力量。若是理性思考,這兩個詞彙本身足以抗拒外來的混淆及扭曲影響,但令人會心一笑的是,「自由民主」是同義反覆詞,畢竟民主(democracy)本來就該將權力賦予人民(demos),因此絕不可能出現「不自由的民主」。一旦民主失去「自由」的意涵,就幾乎只是個毫無意義可言的技術性過程,任誰都能使用或濫用。      然而,在這些詞彙背後還存在另外兩個重要詞彙,你能說那是兩種理想,或所謂的指導原則。第一個詞是「開放」,拉丁文的「liber」,也就是我們透過自由主義闡述的「自由」。這裡的「liber」除了是個體所渴望的理想結果,也能描述一群自由個體定居之任何社會條件,因此,開放社會一定願意擁抱任何全新的概念、菁英、條件及機會,而且不限於商品及服務貿易、文化或科學。這類社會並不仰賴中央的智慧領導,而是由成員的集體欲望及行動形塑而成,也因此出現我們要談的第二個理想或所謂指導原則:「平等」。      若要確保社會開放,就得持續推進「平等」概念,長遠來看,人們才可能藉此真正擁抱開放性,並收如虎添翼之效。否則,自由個體之間勢必出現衝突,而當某些人覺得吃虧、淪為弱勢或遭受漠視及拋棄時,國家也沒有安撫或解決問題的手段。這正是美國及西歐許多國家最近發生的狀況:人們感覺不受重視,對平等的信任感逐漸消失,或已遭受嚴重侵蝕。      平等具有解決衝突及安撫社會的效果,但主要針對的並非收入或財產。確實,貧富差距擴大會對「平等」的實質意義造成或好或壞的影響,但此處我們談的,是公民必須擁有平等的聲量、權利與待遇,以及在現行建立的開放氛圍中,每個人都能擁有同樣發言及參與的機會。古希臘民主被稱為「isonomia」,亦即「政治權利的平等」,其中也包括極為重要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簡而言之,這正是我們所稱的「公民權」。      古希臘的「isonomia」包括在議會發言的平等權利,但之後每個政治體制中的平等權利都會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呈現,於是「isonomia」也隨時代發展出不同樣貌。總之,成年公民權利及聲量的平等是最基本的原則;而正是透過遵循同一套運作規則,許多國家被串聯起來,他們不但透過法律保障言論及資訊自由,也選擇透過基於普選權的定期自由選舉去落實政治課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原則。平等性代表了所有人共享利益,也進一步鼓勵社會選擇透過法律及稅收共生共榮,因為某些「公共利益」真的有益於社會整體,例如由國家補助的義務教育、面對困境時可用的社會福利措施、廣泛且可負擔的健康保險,以及由軍武及警察所維繫的社會安定。無論日本或美國、法國或瑞典,還是澳洲或英國,即便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享受的都是「isonomia」所代表的平等,只是實際體現形式有所差異。      我們其實在各方面都不平等,包括收入、財富、才華、職業、個性或社會地位,現實上也永遠不可能平等,但在西方社會,我們原則上(或說應該)擁有平等的基本公民權,以及衍生而來的平等政治聲量。這種權利平等能將社會的焦點從集權、獨裁式的走向轉移開來,進而走向更有機且由下而上的路線,也能透過保護我們的財產、想法及行動,進一步允許或鼓勵我們去冒險、創新,並為此投資時間與金錢。相對於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任何宣稱全知全能的烏托邦式傲慢,這種權利平等更是一種本質上的謙卑表現。開放社會勢必不停遭受衝擊或轉變,而當這些情況發生時,權利平等能提供穩定應對的社會信任及正當性。      西方概念一直以來都非常成功,但現在碰上了麻煩,而且是大麻煩。衰退的感受出現在西方心臟地帶,包括美國、歐洲,以及打從一九七○年代以來另一個真正的西方心臟地帶—日本。首先是經濟衰退帶來失望,接著是人口老化及活力降低,隨之襲來的則是無法參與全球事務的全新無力感。這種衰退感及隱身其後的病灶,在國家之間及之內創造出新的隔閡。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數十年間西方國家透過國際合作建立起穩固城牆,並藉此提升彼此的力量及韌性,而衰退感使得城牆出現了裂痕。這是悲觀的時代,是解體的時代,也是國族主義重燃火苗的時代。我們理解各方勢力於二十世紀前半帶領我們走向了何方,但正因理解,才更加悲觀且滿腦子不祥預感,就連支持川普、或於二○一六年投票支持脫歐的人想必也不例外。他們之所以做出以上選擇,純粹是對辜負他們的體制及系統發出怒吼,但不見得願意為川普或脫歐的後果背書。      就跟大西洋兩側的各式反體制運動一樣,川普二○一六年之所以競選成功,確實是因為就各方面而言,他都切中許多西方國家公民正在面對或感受到的問題。然而,找對問題不必然代表找對解決方案。他的執政路線提出了三項主要解答,每一項都對西方未來造成巨大威脅。他表示要退出自由貿易協定,使用保護措施嘉惠美國本土企業,懲罰外國企業,但早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就從未有任何一任美國政府系統化地執行過這項措施;他還說,美國自一九四五年起展開各項保安同盟計畫,但此刻看來不再符合國家基本利益,至於美國最重要也最強大的戰後盟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他也不確定是否要在任期內繼續遵守之前與其簽訂的共同防衛義務;此外,他不只希望加強美國對移民的管制(許多國家也這麼做),還希望針對移民手續進行宗教篩選,這項措施會把所有歐洲穆斯林擋在國門外,也會讓美國移民政策退回(跟商業保護措施一樣的)一九三○年代。      這些解決方法全都對西方造成威脅。首先,貿易的開放性被保護主義取代,原本靠國際通則維護的開放性走上回頭路,不但變得封閉,還倒退回由威脅及惡勢力主宰的原始商業體系。在這種原始體系內,人們為了成功,不會再像一九四五年盛行的那般考量貿易量及消費者權益,反而類似較為獨裁的時代,純粹以盈餘及赤字為指標。其次,放棄保安協定會使原本自由、開放及友善的國家關係出現嫌隙,妨礙國與國之間的各項善意交流,尤其可能出現信任危機。第三,一旦美國強烈質疑一直以來的盟友結構及許下的承諾,其它國家也會有所保留,甚至去和非西方國家建立關係,原本自由國家更為可靠及值得信任的基本前提也會被破壞。      彼得.泰爾(Peter Thiel)是一位支持川普的矽谷億萬富翁,他曾言語機巧地表示:投票給新總統的選民是認真看待他這個人,不是認真看待他說的話;而批評他的人所犯的錯,就是只認真解讀他說的話,卻不認真看待他這個人。不過,無論他所提倡的政策是否需要依字面解讀,必須認真面對的議題是,根據川普所提出的政策,他並不瞭解自己及任何西方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為何。      二○○八年,西方國家經濟重挫,不但是打從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也是西方國家連續幾年行事過度自滿、輕忽又腐敗的毀滅性結果。西方目前的病痛可以、也應該被歸咎為當時的餘波盪漾,而根源正是政治聲量及權力的嚴重不平等;此外,政府無法適當又公平地應對這項危機,也是這場不平等病痛的徵狀。銀行在一個由政府仍持續支持的體系中製造出此項危機,更糟的是,所有銀行的現任及歷任主事者依然富有,但全美卻有一千五百萬房屋持有者在二○○八年十二月時目睹貸款遭受止償。不管怎麼看,這都不是個令人感覺公平的體系。      無論在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或其它國家,若工作機會及收入在二○○八年後快速復甦,確實會有助於澆熄人民怒火,但這情況並未發生。將近十年之後,仍有許多人民覺得受困於無用的工作及教育體制中。其實早在二○○八年之前,早已有更深層的因素促成這項困境,包含科技轉型、人口老化以及收入差距增加,也都在社會中累積了不少緊繃的張力。政府本來可以也應該處理這些張力,他們可以更敏銳地發現人民之間的不公平問題,並為了長遠發展,幫助社會做出更完善的準備,但他們沒有這麼做,結果就是巨大金融危機襲捲一切。      於是,許多社會不再對過往享受的開放及平等抱持信心,人們曾因此享有的繁榮、安定、穩定、健康及幸福也全都失去了。開放與平等做為人民的指導原則,之前總是彼此呼應,現在卻出現矛盾,於是在許多社會裡,愈來愈多人將各種封閉性保護政策視為潛在解決方案,尤其是那些感覺被拋在腦後、遭受不公對待的公民。      為了瞭解並克服這種無奈感,我們得先承認,即便西方概念非常強大,也非常成功,卻至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弱點,而且必須被定期處理。西方社會的運作方式太過自由,太去中心化,太缺乏行事藍圖或既定規範,因此,人們可能將此概念本質上的優點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輕忽或扭曲其存在。也就是說,正因如此,這些優點不只會被惡意的外來者損害或顛覆,也可能被自己人無意誤用,又或者被只懂自利或充滿惡意的自己人濫用。透過民主的運作,開放、平等及兩者所表現的形式會隨時間弱化、損害甚至摧毀民主自身的根基。      因此,本書試圖呈現的是在二○○八年的毀滅倒數之前,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和德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此,西方的概念以及我們對其意義的理解,必須被定期更新、活化,其中隱含的弱點也才可能被克服。為了維持現代化,西方國家必須撼動與生俱來的自滿心態,重溫那些曾讓他們如此成功的基本價值,進行復興工作,並在必要時改造基本價值的樣貌。但為了成功進行這項撼動、復興以至於改造西方的工作,我們也得同時於概念上擊退那些以封閉、孤立主義及排外國族主義為解方的論述。川普總統頂多就是撼動了西方,但可能只會使整個西方往錯誤的方向傾斜。無論是在競選過程或上任後,由於他對事實及真相的漫不經心,非常可能只會使人民深陷無知處境,或在受誤導後拒絕面對現實,而非真正清醒過來。      不過我們仍能保持樂觀,也能對自己更有自信,理由非常簡單;西方的概念終究強悍又穩固。西方社會之所以能生存甚至繁榮,正是因為其帶有開放及平等的特質,無論面對內在或外來的新威脅或處境,它們都是足以幫助社會進化的動力。只要西方概念受到保護、保存,並在必要時得到復興,其中的進化力量早已證明它比任何其它種類的社會組織還優秀。      近期歷史已給了我們一個簡單卻令人信服的例子。一九五六年,蘇聯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對一群西方大使宣布:「無論你們喜不喜歡,歷史站在我們這邊。我們會埋葬你們。」但事實已經證明他錯了。隨著時間過去,比起赫魯雪夫所領導的蘇聯,西方系統被證實更有彈性,也更有進化的能力。      因此,重要的不是讓歷史站在你身邊,而是當歷史帶領所有人歡快舞動時,你必須要有適應並學習新舞步的能力。蘇聯的政治體制或社會都過度僵化且封閉,缺乏進化能力,最後終於栽了跟頭。而在此同時,我們所知的西方國家正以各種方式進行調適及改變。就跟共產國家一樣,西方國家也在冷戰時期面臨各種形式的危機及社會動盪:歐洲在一九六八年出現青年運動,美國則出現民權運動及反戰行動,義大利和德國瀰漫恐怖主義,英國出現罷工及分離主義者引發的暴力動盪,日本則有環境問題。他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也常懷疑好日子是否結束了?過程中也常得處理派系鬥爭,但最後總能找到調適及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而且是透過循序漸進的進化,而非顛覆性的革命。      西方之所以擁有這種進化能力,根源正是它的開放性、權利平等以及社會信任。當然,國家不同、大陸不同,另外還得考量發展進程,以上幾種元素的形式與強弱程度也會隨之出現差異。另外,就各種層面而言,一個社會究竟要多開放、多平等,或彼此信任到什麼程度才足夠?這點確實也還有很大的辯論空間。不過目前為止,西方社會確實展現出克服一連串歷史難關的能力,不但能隨之適應、進化,也永遠能找到新事情可做,以及做這些事情的新方法。我們現在該憂心的應該是這項能力是否依然完好,是否足以治癒當下的病痛,並祈禱這項能力尚未弱化到致命的程度。      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最近才開始令人憂心。一次大戰尾聲時,德國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上下兩冊的史詩鉅著《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其中認定西方文明是所謂的歐美文明,而他所探討的與其說是西方的概念,不如說是西方的文化。確實,經過一次大戰這場終究虛無又具毀滅性的戰爭,斯賓格勒認為歐美文明已經走向黃昏或夕陽時分,這點毫不令人驚訝,另外也有許多人抱持類似的悲觀看法。不過,他進一步推展自己的論述,指出歷史由一系列文明及高度發展的文化所組成,而其中每個文明都會走過興起、成熟及沒落的循環。現在即將沒落的輪到西方文明,也就是歐美世界,而且最終勢必會被其它文明取代。      斯賓格勒的文明循環以一千年為單位,因此,至少我們在一百年內先別認定他說錯好了。二次大戰時,逐漸升溫的情勢以兩顆投在日本都市的原子彈作結,其規模幾乎可稱作末日浩劫,但若德國或日本發展出足以和美國匹敵的核武,結局可能更具毀滅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甘地(Mahatma Gandhi)曾在被問及對西方文明的想法時(這段八成是杜撰故事,畢竟轉述者沒有引用可靠來源)冷冰冰地回答,「是個不錯的主意。」若二次大戰升級為更瘋狂的核武大戰,那就只會是個死翹翹的主意。      但情勢沒有如此發展。西方文明持續繁榮超過七十年,加上許多國家轉而採用帶來現代性的西方概念,這條興盛的西方隊伍可說愈來愈長。不過此刻,有個問題站在我們面前一邊搖頭一邊擺動手指,姿態有點像斯賓格勒,而他想知道:這段繁榮時期是否已到尾聲?或者即將到達尾聲?西方不再如同斯賓格勒百年前所引述的那般容易定義,也不再局限於歐美世界,但確實有很多人認為它正在沒落。      我們活在一個開放性遭受挑戰的時代,比起幾十年前,權利及待遇的平等遭受更激烈的質疑,社會信任也變得極為薄弱。我們透過漫長的試誤過程,想知道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組織社會,最後卻似乎迷失在自己創造的信仰中;而且正因失去信仰,曾幫助我們生存及繁榮的事物如今深陷危機,也就是懂得進化、隨條件改變適應,且克服威脅與入侵者的能力。      此刻及之後的數十年,西方的命運全仰賴這份進化能力,因此,做為西方國家的公民,我們首先必須抵抗封閉國門、國界及心靈的誘惑,接著辨識、確認並移除持續累積並阻擋我們進化及改變的主要障礙。我們還有許多值得樂觀的理由。我們的西方國家曾有豐富經驗,不但能使質疑者意想不到,也能處理內在心魔,而現在應該也能藉此產生再打一場勝仗的信心。更何況戰爭早已開打,我們沒得逃躲。      總之,若想讓西方概念再次得勝,我們必須再次追隨那兩項指導原則,並謹記在心:沒有開放,西方無法強盛;沒有平等,西方無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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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文】
◎文/苑舉正(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書的作者,比爾.艾摩特,曾經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擔任過長達二十六年的主筆。這個經歷深深地影響本書的內容、寫作的方式,以及政治的立場。      本書的內容極其豐富,跨越許多西方國家的政經情勢,而且資料新穎豐富。同時,因為作者是記者出身,以至於他的文筆極為流暢,對於闡述的對象如數家珍,讓讀者感受本書記載的眾多數據與超量資料。      本書的寫作方式,就像是一篇超大型的《經濟學人》文章。它總是在一開始把立場說明後,然後再按照每一個國家發生的情況,做不同層次的解析。作者在解析的過程中,都會把立場與個別國家的情勢連結在一起,讓讀者瞭解本書內容的連貫性。      最後,作者引用了《經濟學人》的政治立場。這是一個非常傳統的的政治立場,因為它肯定西方政治制度的價值,因而對於目前破壞西方價值的因素極力譴責,認為它們會導致西方沒落。作者的立場不能用自由主義或是保守主義來看,甚至不能夠區分左、右派。在我看來,作者的立場是標準的理性派,因為他對於西方的概念做了深入的分析以後,認為西方的價值是普世的,成功的,以及必須維護的。      作者認為,西方的價值有兩項最突出,第一是開放,第二是平等。開放的原則在西方有悠久的歷史。在作者的理想中,所謂的開放,強調的就是開放社會。但是,伴隨著歐美地區反移民的浪潮,開放社會逐漸走上封閉的道路。      其次,有關於平等的問題。作者認為,在二○○八年發生金融海嘯以前,西方的平等價值大致上還能夠維持,但發生金融危機後,社會充滿了不平等,例如收入的不平等、貧富差距的不平等、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年齡導致的就業不平等。這些因素導致許多人內心充滿不公平以及被他人剝削的感覺。      這些封閉的現象與負面的感覺,在中國的崛起、俄國的強權與極端的宗教下,讓許多人開始懷疑:西方的價值真的是普世的、成功的,以及值得維持嗎?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給予這幾個問題肯定的答案。他認為,需要恢復西方價值的主導地位的原因,不是與其他制度競爭的結果,而是這的確是到目前為止最佳政治制度的典範。      原來的西方社會,在開放與平等這兩項價值下構成了社會信賴感,讓西方所有的社會都朝向合作以及和諧的情況發展。現在因為封閉與不平等的現象,導致對社會的信賴感變差了,興起許多反抗行動、民粹主義,以及占領行動等等。這些轉變使得社會進入了一個難以發展,無以為繼的局面。作者認為,這是令人傷心的發展,來自民主制度中作繭自縛的設計。他主要指的是政治上的遊說,以及金融財務的操作:金融界需要政治權力的支援,捐錢給政客,讓他們遊說各種法案。不平等的發展,就是這兩者結合的結果。      但是不要失望,因為許多西方國家都展現了自我調整的能耐。作者引目前由川普執政的美國做為恢復西方價值的主要代表。美國這個國家本身有兩項特色,創新技術與創意人才,讓它能夠進步,恢復世界龍頭的地位。美國的創新技術的代表,就是開採頁岩油所發明的技術:水力壓裂。這個技術讓美國從全世界最大的原油進口國,搖身一變成為最大的原油出口國。美國第二項特長就是創意人才,創意人才包含在政府改造所提出的創意。譬如加州的稅制,因為對症下藥,改變原有稅收不足的問題,還創造了新的制度,維持開放與平等。      作者是英國人,所以當他談到英國的情況時,可以說是巨細靡遺,分析得恰到好處。他基本上認為,英國曾經是西方價值的代表國家,卻在一九七○年代沉寂了一段時間,但自鐵娘子柴契爾夫人執政以來,獲得重要的轉變。當時,英國政府以強硬的態度對抗工會,獲得轉型的機會,發展文創產業。雖然英國公民通過二○一六的脫歐公投,但只要我們能夠分析出導致英國脫歐的原因,並依然保持開放與平等,那麼英國的社會信賴仍會增加,可以扭轉命運。歐洲就沒有像美國與英國那麼下定決心進行改革,所以發展比較坎坷。社會福利支出太多,使得入不敷出的問題在法國與義大利尤其嚴重。      作者對於日本的評價也是比較悲觀的,原因有三:第一,不夠國際化;第二,無創意化,尤其是在經營管理方面;第三是過於繁重的官僚體制,往往對年輕人的發展產生了壓制性的影響。相較於此,作者對於瑞典與瑞士這兩小國的改革評價很高。他認為,瑞典在上世紀九○年代面對銀行業的倒閉潮,所以下定決心進行改革,成就斐然,甚至在金融海嘯期間都安然度過危機。瑞士情況就更特別了,因為這個長期的進步,維持開放與平等的原則,使得社會擁有高度的信賴感。      整體而言。本書的主要內容,在於鼓勵大家對於西方所樹立的價值與信念維持信心。作者承認,對於西方民主制度的懷疑、民粹政治的興起,以及移民政策的偏見,這些都是真實的,但相較於西方曾經引領人類發展全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理念而言,我們不但不應該放棄這個理念,我們更應該恢復它原有的榮耀。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務實,不必對於未來的經濟發展有過高的期待。作者甚至認為,在經濟的發展上,保持乏味的一致性,也算是不錯的目標!      我將本書推薦給國內讀者,並也希望大家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仔細欣賞作者如何在靈活運用大量資訊的情況下,展現他對於世界最成功政治理念的堅持,甚至不惜以戰爭這個字眼,強調他所認知的迫切感。

作者資料

比爾.艾摩特(Bill Emmott)

曾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總編輯,在 1993 至 2006 年主持《經濟學人》編務的十幾年內,成功為該雜誌打造出「全球菁英必讀」的品牌。2006 年為專注寫作宣布急流勇退,一時轟動英美傳媒界。此後他運用自身長期關注國際社會所累積的前瞻思維,陸續交出《較勁:中國、日本、印度三強鼎立的亞洲新紀元》(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等 13 本著作,也關注日本後 311 社會、義大利政經發展等議題。距上本繁中版著作問世已近十年,本次重磅回歸前東家「經濟學人選書」、最新出版的《西方的命運》,是他針對當今西方世界局勢提出的精闢觀察,關注如何喚回開放與平等的核心價值。 除了著書針砭時事,艾摩特也參與紀錄片《重度昏迷的女友》(Girlfriend in a Coma,2013)的旁白及共同作者,及影片《歐洲大災難電影》(The Great European Disaster Movie,2015)的執行製作人,以上兩部影像作品都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播放。他現在是警醒基金會(Wake Up Foundation)主席,此基金會為教育慈善組織,致力於透過影像、文字及活動提升大眾對西方社會正在沒落的意識,並提倡足以預防沒落的改革方案。他也擔任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董事、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訪問學者、日本岡山市就實大學(Shujitsu University)的客座教授,以及瑞士再保險(Swiss Re)、重要稀缺資源智庫(Critical Resources)、東京大學(Tokyo University)顧問。目前和妻子住在牛津及都柏林。

基本資料

作者:比爾.艾摩特(Bill Emmott) 譯者:葉佳怡 出版社:商周出版 書系:Discourse 出版日期:2018-10-02 ISBN:9789864775330 城邦書號:BK7084 規格:平裝 / 單色 / 400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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