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是一種病　　◎文／南方朔（作家、社會評論家）

　　現在這個時代，「立德」太辛苦，「立功」太難，「立言」又太勞累，於是大家遂爭著去「立名」。「立名」指的是不管好名爛名，出名總好過無名。出了名後，就會有地位、金錢與桃花運。「爭名」的優先性大過「逐利」。「成名」通常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由於「出名」已成了當今的主流價值，於是圍繞著「出名」的文化裡，遂有了各式各樣荒誕離譜的現象。最近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加工製造紙包子的假新聞鬧出軒然大波。我們可不要忘了，我們自己這裡不久前才鬧過腳尾飯以及故意胡亂拼湊二二八記錄影片的醜聞。而更久之前，美國媒體製造假新聞知識更是層出不窮。甚至還有人把白馬頭上插個獨角，當成吉祥的獨角獸。當造假可以成名，成名之後即前途看好，又有多少人能抗拒造假的誘惑？而在藝術圈，當今英國有所謂的「年輕英國藝術家畫派」（YBA）鋒頭正旺，這群人幾乎都出身同一所藝術學校。在校時他們老師所傳授的最核心課程就是「在這個藝術家太多的時代如何存活」。這個課程所教的，不外就是些如何製造話題與新聞、如何搞好各種關係、如何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出名竅門。而這個課程可真是有用，這些年輕藝術工作者就是靠著搶新聞出名而個個得以成功。

　　而德國新銳作家丹尼爾‧凱曼寫的這部小說《我與康明斯基》，就是以虛構方式嘲笑藝術媒體圈，為了要出名而引發出的一齣荒誕笑鬧劇。人與人的勾心鬥角、操縱、利用等情節在笑鬧中穿織，最後使得成名夢淪為一場幻影。速食式的貪圖成名，只是讓自己掉進夢魘中！

　　書中主角賽巴斯提昂‧車爾諾是個年輕的藝術報導和評論專欄作者。他大學藝術史系只讀了兩學期，就進入廣告公司做事，而後又到地方報副刊工作。他活躍，高度的世俗性，相當勤快，喜歡拉關係和自我推銷，遂得到很多在藝術雜誌上寫報導和專欄的機會。於是他遂辭去地方報副刊的工作，成為自由接稿人。由於工作的挑戰，他遂想到替隱居在瑞士的老藝術大師康明斯基立傳。能夠替大師立傳，他即可依附於大師之後，也跟著進入藝術史而留名，而他也可憑著這個本錢而到權威的藝術雜誌工作，成為有地位的人物。由於康明斯基已到垂暮之年，他的傳記如果寫成，必可掀起一波新的康明斯基熱，這對出版商也是件樂於贊助的百利之事。於是車爾諾遂開始了他長途跋涉的立傳之旅。

　　而毫無疑問的，他的立傳之旅是個荒誕挫敗至極的旅程。他最先滿懷自信，而且多少有點都市人那種盛氣凌人態度踏上旅程。及並到了偏僻的康明斯基住家，他發現康明斯基的女兒設防甚嚴，於是他遂賄賂女僕設法接近康明斯基，並在他家翻箱倒櫃找資料。而後他又在康明斯基需求下，開車載他去找初戀的女子。路上發生一連串鬧劇，人人以為已盲目的康明斯基，其實並不是真盲，而是像個頑童般把他耍得團團轉。他也才發現年老的康明斯基才是真正的操縱者，他只是個自以為是的傻瓜。他以為可以獨家寫康明斯基的故事，其實有許多部分康明斯基早已接受過一個更有名的記者訪問了，他的立傳之旅成了泡影。一個急著成名的小人物，得到的是次無言的教訓。而對讀者們來說，當小說到了最後，車爾諾把他僅有的一些資料拋進了大海，這是無言的空白，或許也是我們闔上書本，去回味這場鬧劇的時候。

　　車爾諾的立傳之旅，充斥著許多我們也常見的人性特徵。開始時車爾諾滿是都市人高高在上的盛氣，他也的確像記者那樣自以為是，和人一見就三分熟，也懂得收買女僕去別人家裡不得體的東搜西刮，這都是記者江湖性格的顯現。但就在他以為掌握住了康明斯基的同時，最後卻發現他才是被耍的一方。除此之外，他帶著康明斯基到一個藝術家、藝評家、節目主持人、畫廊老闆雲集的畫展開幕場合，居然有好多人不知道康明斯基是誰。

　　而這是諷刺嗎？由此即讓人想到最近的一則趣聞：有個人把英國女作家珍‧奧斯汀的經典小說《諾桑覺寺》、《傲慢與偏見》和《勸服》的第一章稍事修改，寄給十八家出版公司和文學經紀人，結果只有強納森‧開普（Jonathan Cape）出版社的編輯認了出來，其他各大出版社不是拒絕，就是置之不理。專業的文學編輯和老闆都無法辨認文學經典，這是笑話嗎？其實，文學社會學早已做過研究了，縱使大學的文學教授，都有百分之六十的文學經典未曾讀過。藝評家和畫家、電視主持人不識藝術大師，又算得了什麼？本書作者丹尼爾‧凱曼放進這樣的情節，只不過是對藝術生態做出小小的嘲諷而已。

　　「出名」已成了當代社會的一種疾病。以前的人相信「實至名歸」，因而都在立德、立功、立言上努力不懈。而現在的人，則越來越相信「名至利歸」，因而悽悽惶惶，追求著成名。長線不搞搞短線，最後即難免一場徒勞。這本令人發笑的著作，它真正帶給我們的，其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訊息吧！

有一把自己的尺　　　　◎文／尤克強（元智大學總務長）

　　我在月中接到商周出版社余編輯的電話，邀請我為他們的新書《我與康明斯基》撰寫推薦文。兩天後我收到了她寄來的譯文稿，登時傻眼：《我與康明斯基》原來是德語才子作家丹尼爾．凱曼於二○○三年發表的一部馳譽國際的中篇小說，而不是我原先以為的傳記、散文、勵志或企管類的書籍──余編輯還別有用心地附贈我一本凱曼二○○五年的長篇名作《丈量世界》。其實我的專業不是文學研究，也從來沒有寫過文學評論，但是既然已經答應了出版社，只好全力以赴了──請您把這篇文章當作是「一般讀者」的閱讀心得就好！

　　在週末南下的遊覽車裡，窗外的炎炎烈日和車廂內悶悶不涼的冷氣並沒有讓我昏昏欲睡──因為《我與康明斯基》的故事實在太精采，逼得我聚精會神一口氣就把它讀完了：三十一歲的車爾諾曾經在大學念了兩個學期的藝術史，然後進入廣告公司再轉到地方報社主筆藝評專欄。他汲汲營營想要成名，因此到處製造機會推銷自己──「一以貫之地在各種事物上與同行抱持相同看法，並且出席各個開幕酒會，善用機會建立人脈。」有了一點名氣之後，車爾諾就辭掉了報社工作，成為自由的「文字工作者」，為多家藝術雜誌撰寫特約文章。然而他卻沒料到自己陷入了生涯發展的瓶頸，於是突發奇想要為在瑞士隱居的高齡藝術大師康明斯基立傳，他夢想：「我這本書不能在他死前出版，但也不能距離他死後太久，他的死，會引起一陣短暫的康明斯基熱潮。我會受邀上電視，在電視上發表對他的評論，螢幕下方還會打出我的名字，並註明我是康明斯基的傳記作家。這麼一來，我就有機會在大型藝術雜誌社找到好差事了……我的書將會成為不朽的一手資料，大學生必讀，連藝術史學家都不得不引用。」他的投機想法和出版商的算盤不謀而合──如果康明斯基恰好在近期內死亡，這本傳記一定會大賣。

　　於是野心勃勃的車爾諾來到瑞士荒涼的小村落尋找大師，只是他沒有沒料到照顧高齡大師生活的四十六歲女兒卻是一個強悍的角色，設下了層層的採訪關卡。車爾諾只好使盡各種卑鄙齷齪的手段──說謊、行賄、挾持、出賣等等，以便達成其「揭發大師不為人知的秘密」之企圖。作者凱曼使用了異常精簡與戲謔的文筆，把媒體和藝文界各虛偽的現象諷刺得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絕。最令我意外與感動的是作者安排了一個在現實社會中似乎不可能發生的「寓言式結局」，充滿了令人深省的溫暖和希望。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好幾次闔書自問：如果我就是年輕的車爾諾，在那時的情況下會不會使出同樣「不光明正大」的手段？答案竟然十分令我自己吃驚：會！這就是作者高明的地方：《我與康明斯基》的主角只是這個時代千千萬萬「一心追求成功」的年輕人的化身，凱曼抓緊了「我要成名要有錢」的社會集體夢魘，對知識分子的虛榮心觀察敏銳，然後用上乘的幽默來戲謔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於其人」：許多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知識分子不是正如雜耍的小丑一般，只會玩弄著大量的「專有名詞」嗎？然而這本小說的結局能讓「不再年輕」的我感動的原因，正是我現在的「過來人心境」──就如車爾諾在做了這麼多荒謬的事情之後所領悟出的：
　　
　　 「沒有我需要的。」（車爾諾）
　　「那就不要了啊！」（大師）

　　於是車爾諾決定重新開始過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

　　我在七月二十二日的那個星期天，坐在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松江路交口的「星巴克咖啡」構思撰寫這篇推薦文──中午十一點三十分，整個店裡竟然只有我一個客人。我翻開帶來的聯合報副刊，說來也巧──下方正有一篇林懷民先生的文章〈自己的一把尺──流浪者之歌29〉：

　 　紐約的朋友不時為我平郵寄來《時報》舞評簡報，讀久了漸漸明白，不可盡信書。每位舞評家都有其背景與經驗的限制，只能辨識他熟悉的重點，每位舞評家都有其偏好與立場，很難改變……演出就是演出，一個城市去久了，才會逐漸有影響力。不能高估一次成功演出的效果，也不能忽視長期累積的聲譽。到了九十年代，我變得很篤定：只要每天老老實實工作，只要繼續有邀約，我們就可以繼續做我們愛做的工作；舞評的好壞與舞團的市場行銷有關，與我無關。舞評挑剔的那場可能我剛好滿意至極；讚美有加的那場，我可能沮喪得回旅館幹酒。我有一把自己的尺。

　　每個人都該有一把自己的尺──這就是《我與康明斯基》能帶給讀者最好的啟示：我們不應該用別人設計的尺來衡量自己的生命價值。作者丹尼爾‧凱曼在三十歲就能夠領悟出和林懷民先生同樣睿智的人生道理，令我欽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