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百五十年，鴉片在中國歷史的形貌之多變，一如它的化學療效。 鴉片戰爭打完一個半世紀以來，居然改頭換貌，由區區的「邊釁」，變成中國現代史的悲劇性開頭，而且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重大支柱。 ——藍詩玲（本書作者） 鴉片戰爭，在今天的中國被型塑為「百年民族屈辱」的開端，在西方則是「打開」封閉古老帝國的象徵。民族主義中國和大英帝國的意識形態掩藏了它的真相，它實際上卻是一齣過勞的滿洲皇帝、虛假將軍和務實通敵者共同演出的悲喜劇。對它的政治和文化詮釋，既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更為二十一世紀中英關係灑下不安的陰影。 整個戰爭衝突歷時長久，從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到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作者藍詩玲的獨到之處是，她利用豐富的中英文資料，包括歷史文獻、文學作品、紀錄片，以及英國參戰者的回憶錄等等，從戰爭本身的戲劇化入手，探討了當事人對鴉片的看法及戰爭的原因、過程和結果。 英國人相信戰爭是個義舉，能讓兩國建立平等關係，貿易自由化，並為中國人民打敗腐敗的官僚。一八三九年十月，英國內閣會議表決，要開打第一次鴉片戰爭。和我們今天的認知相異的是，在中華帝國方面，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員，都視之為南方邊疆的小型騷亂、或外國商人抗議地方官府的不公待遇。由於官僚無能，軍事失誤，政治投機和通敵，最後被迫與英國簽定兩個條約。 總之，作者筆下的鴉片戰爭，是個充滿荒謬、滿是誤解、無能和妥協的奇怪故事。然而在過去一百七十年裡，它被誇大，竟然成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建國神話：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尤其是毛澤東，共同將之塑造成西方用鴉片和炮艦摧毀國家的陰謀，及中國人為此屈辱展開的百年鬥爭（一八四二到一九四九）。 只有理解對鴉片戰爭的解釋如何脫離了歷史語境，才能解開中國新史學的關鍵要素：即什麼是中國？中國如何建構。因此，鴉片這種當時並不沒有簡單視為毒品的東西，最後混成一劑建國夢想。至今，這場戰爭依舊潛伏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在自尊心和受害者心態之間保持張力。以至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後，新的民族主義依附著鴉片戰爭的幽靈，再次占據公眾記憶、困擾新時代的中西關係。 藍詩玲並非只是檢討中國，她指出，鴉片戰爭也塑造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愛國主義、自由貿易和基督教精神，正是這些成就了強大的日不落帝國。而為了賦予這場戰爭的道德性，英國人將中華帝國描繪成一個輸出毒品與黃禍，隨時要毀滅西方文化的邪惡帝國。而現在，和中國人相反，英國人將這場戰爭遺忘。這樣的情形——妄想和偏見——則繼續困擾中國與現代西方的關係，出現許多誤判。 【國際書評】 「作者藍詩玲是一位天分極高的說故事人，她深刻了解中國與國外對鴉片戰爭敘述的差異。她充分利用這兩項優勢，在這部著作中描寫鴉片戰爭，提供讀者對此十九世紀歷史的關鍵經歷一個全新的視角。這本書具有高度可讀性，始終發人深省。」 ——Jeffrey Wasserstrom（歷史學家） 「近年來了解大英帝國及中國在鴉片戰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著作之一。……這也是一本神話剋星級的著作。藍詩玲使用豐富的中國和英國的資料來描述鴉片戰爭。在作者的筆下，鴉片戰爭是一場比中、英兩邊意識形態的對立還更加混亂有趣的悲喜劇。」 ——Rana Mitter（英國現代中國史學家、《被遺忘的盟友》作者） 「本書的主要價值在於以更大的角度出發，更有針對性的研究中英關係中重要的篇章。」 ——Xavier Paulès（法國現代中國史學家） 「本書作者藍詩玲善於利用來自中國及西方的歷史資料，翔實地描述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於那些讓西方人難以了解的中國的文化差異，以及對中國人來說難以理解的西方文化差異，她游刃有餘。」 ——Bernard Porter（英國帝國史學家） 「藍詩玲筆下清晰的描述讓這段歷史高潮迭起，足以證明她高超的寫作技巧。……藍詩玲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觀察敏銳，追溯了鴉片戰爭結束後的發展，探索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中英兩國如何紀念鴉片戰爭的方式。」 ——華爾街日報 「對中國為什麼這麽行為有興趣的西方人應該閱讀《鴉片戰爭》。希望能夠獲得對自己的歷史更平衡的觀點的中國讀者，更應該閱讀本書。」 ——經濟學人

中文版序言 序言 序幕 第一章 鴉片和中國 第二章 道光的決定 第三章 廣州之春 第四章 石灰和鴉片 第五章 戰爭的第一炮 第六章 解釋性宣言 第七章 甜言蜜語及海參 第八章 琦善倒台 第九章 廣州圍城 第十章 很不英國派頭的英國人 第十一章 廈門與舟山 第十二章 蘇州過冬 第十三章 為大清中國而戰 第十四章 南京條約 第十五章 和平與戰爭 第十六章 黃禍 第十七章 舉國有疾 第十八章 國民黨、共產黨與鴉片戰爭 第十九章 結語 主要人物 大事年表 參考書目 致謝 注釋

　　二○一○年十一月八日，英國首相卡麥隆率領人數不少的特使團訪問中國。隨行的有他四位最重要的大臣，以及五十名左右的企業高階主管，他們都希望能與中國簽訂價值數百萬英鎊的商業合約（產品小自威士忌，大到噴射機，或由豬隻到污水淨化設備）。對任何熟悉中、英關係的人來說，難免勾起一些不快的回憶。英國最早兩支渴望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使節團（一七九三年及一八一六年），都以衝突及挫折告終，原因在於兩位特使都是驕傲的英國人，拒絕向大清皇帝磕頭下跪。這些外交努力受挫，英方放棄磋商手段，訴諸炮艦外交來打開中國市場，間接導致兩國幾十年之間，發生時作時輟的戰爭。英方賣的貨物主要是鴉片。 　　卡麥隆微笑著，在小學生伴同下逛長城，幀幀快照神情快樂，但二○一○年訪中行程並非一帆風順。十一月九日，卡麥隆一行抵達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參加歡迎他們的官方典禮，據說一名中方官員要求他們取下胸前「國殤紀念日」配戴的罌粟花，理由是這些花勾起中、英雙方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間鴉片戰爭的痛苦回憶。 　　情形看來，在中方的官方歡迎典禮上，有人煞費苦心，代表他（或她）的十三億同胞感到受辱（姑舉其一，國殤紀念日罌粟花很明顯造型採用田野罌粟，而非鴉片罌粟）。好些中國互聯網群體——自十五年前創生以來，互聯網一向是激情愛國人士的老巢——憤怒回應。有位網民回憶說：「身為人類史上最大帝國的統治者，英國人曾參與或引發很多不道德的戰爭，比如鴉片戰爭，我們中國人知之甚詳。」有位博客主問道：「這位英國首相如此驕橫，堅持配戴罌粟花，是在打誰的臉？英國是怎麼入侵中國的？靠鴉片。英國是怎麼變得富強的？透過鴉片。」 　　在同一時間的英國，這起事件很快就牽扯上國家領導層的信用：報導說，我國不動如山的部長們已拒絕對中方的要求屈膝。卡麥隆總理所屬政黨的一名成員說：「我們讓他們曉得，罌粟花對我們意義重大，絕對要佩戴它。」（近些年來，國殤紀念日活動已沾染上政治色彩，政治人物要是西裝翻領上沒佩戴罌粟花時被右派小報逮到，就被批得體無完膚。二○○九年十一月，時任反對黨領袖的卡麥隆及首相布朗（Gordon Brown）還用紀念日來進行公關較勁，攝影師拍到他們爭著擺花圈致祭陣亡將士的一幕。）在某些英國報紙版面的角落，這起事件被解讀為呼應一七九三及一八一六年兩次中、英僵局，勇敢的小英國人拒絕中國巨人專橫的磕頭要求。 　　然而，在此表相後頭，各種因本事件產生的反應則要微妙得多。姑舉其一，英媒鼓譟式的標題〈卡麥隆拒絕中方要求拿掉「冒犯人」的罌粟花〉背後，很難證實到底拒絕了中國政府裡的哪個人。實際上除了前文所舉、偶爾有人表達怒氣以外，中國網路界及媒體似乎並不格外介意，網民及記者平靜地討論英國人佩戴罌粟花的象徵意義，甚至惋惜中國怎麼沒有類似紀念國殤將士的儀式。而在英國，廣大的公眾反應也顯得很節制。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平常時很愛國褊狹，可是讀者在線上新聞報導專頁上留下的評論都很有同理心，甚至有幾許罪惡感。「只因（佩戴罌粟花）對英國很重要，不意味它是舉世皆然。我可以肯定，我們有些英國人對中國多重視中國歷史一事，其實一無所悉——尤其是鴉片戰爭，難怪他們對此會有點兒敏感。」 　　鴉片戰爭在過去一百七十年激起許多敵意、誤解及扭曲，卡麥隆的罌粟花爭議僅是最新近的例子。自從戰爭開打以來，政治人物、戰士、傳教士、作家及毒梟一再講述、詮釋此衝突。在中國，這場戰爭被認定為是西方侵略的頭一個象徵行為，也是一個國家合力奮鬥，對抗外國人以毒品及暴力來羞辱中國的陰謀。與此同時，對英國這樣的國家來說，戰爭改變許多對中央王國的流行見解：就西方人看來，中國變成傲慢、化石般的帝國，用炮艦外交把它丟進現代世界，反而是功德無量。衝突的真相是一齣由過勞的帝王、撒謊的將軍及務實通敵者合演的悲劇，遠比我們所熟知的還紊亂。這本書描述的故事，正是那場蠱惑著中西關係幾近兩個世紀的不凡戰爭。

　　請思忖一張帝國末期中國鴉片煙民的照片。在那張很傳神的照片裡，兩名男子斜躺在臥榻上，身著提花、有襯裡的絲質長袍。其中一人手攬著一名年輕女子，而女子斜躺在他身上（看來有一絲不舒服——或許是抽大煙者瞅著她，也可能是因為相機的關係。）兩男頸靠在床頭板，視線往下盯著相機；眼睛半瞇，嘴巴無表情。（不知何故，煙民之一湊巧拿著一隻模型狗。）即使到今天，化學合成麻藥讓鴉片顯得溫和；而攝影家布拉塞拍攝下的巴黎前衛人士，讓這種毒品的形像大改，較像是浪蕩文人的優雅時尚，但那幅晚清照片還是讓人有幾許不舒服；舉個例子，拿一張兩個白人酒鬼的相片來比，感覺更是如此，即便那對煙民顯然生活優裕，不會沉溺於極端惡事。或許是現代人看來，躺在那裡嗑你最愛的毒品，總之顯得格外墮落，這種懶散狀態很不像話。然而煙民回頭，透過（我們想像中）吸毒而迷茫的雙眼，平靜地看著我們，他們似乎並不服氣：「我們是故意、快樂地吸食到自己與世相忘。這礙著你什麼了嗎？」 　　 　　我們的政治再怎麼開放，還是難免對吸食鴉片採取道德及科學兼有的偏見，而偏見在西方（與中國）是自一百多年前開始累積起來的；把鴉片打造成不祥的罪孽，是社會上墮落或是專幹壞事的人才喜歡做的事。除了是一種恥辱以外，將吸食鴉片標籤化其實還顯現出更深沉的社會現象：而這個現象在西方傳教士及醫療意見還沒出現之前，在整個十九世紀廣獲辯論，接下來中國政府決定，譴責國內吸食鴉片的嗜好是病態、不正常的——是舉國自制力生了病，國家一切麻煩的根基都在於此。 　　 　　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英國，鴉片的轉變都是令人稱奇的，後來在一八四○年代初期，兩國還以它之名打了一仗。鴉片在中、英兩國一開始都是洋藥（分別來自印度、土耳其），十九世紀期間也都落地生根，只是接下來——在同一世紀末期——被當成外來毒藥，嚴厲驅趕出境。十九世紀大多數時候，除了認定鴉片能止痛以外，不管大眾或醫學專家的意見皆莫衷一是。它的傷害性比酒精更大還是更小？服用的人會獸性大發嗎？鴉片上癮，你的肺臟會轉黑、蛆蟲滿爬嗎？沒人能打包票。晚清煙民張昌甲悲嘆道：「此毒流入內地，災厄傳四方……陷溺此道者，終將自誤。」但接下來幾頁，他改口說道：「鴉片實為世間不可少之物。」煙民給人的老套形象是臥著昏昏欲睡；但是對很多人（包括德昆西[Thomas de Quinsey]，此君能在夜裡走遍倫敦大街小巷，就靠鴉片酊支撐），鴉片倒是振奮劑。中國苦力大眾做著壓彎背脊的重活，中午休息抽抽鴉片，就能恢復工作體力。十九世紀末期有位牧師說，這些人「坦白說是靠鴉片過活的；鴉片是他們的飲食。」在維多利亞女王治下的英格蘭東部沼澤區，情況也相差無幾。十九世紀中期的一名觀察家寫道：「準備做苦工的人，會事先服（鴉片）丸，還有很多人要先在啤酒裡放一片鴉片，不然不喝。」讓鴉片藥效更形混亂的是在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二年間，英軍指揮官們注意到：清軍將士準備上戰場前，會先抽足鴉片，有人因此鎮靜下來；其他人因鴉片對接下來的戰爭而興奮；再有些人抽了就昏昏欲睡。 　　 　　即使過了一百多年，現代醫學對鴉片如何影響人體依然所知甚少。不管是吞服、飲用或吸食，鴉片的基本效用依然相同：其神奇成分是嗎啡因，一種溶於脂質的生物鹼，可以吸收進血液，啟動我們細胞的「按鈕」——鴉片類受體，速度快慢由幾秒鐘到幾分鐘，依藥物炮製的力道、施打的方式及個人體質的吸收能力而定。一旦生效，按鈕之一的μ受體，就會減少神經末稍產出有關疼痛感的化學傳遞物質。嗎啡因及許多類似藥物如二乙醯嗎啡（海洛因），似乎擁有神奇的力量，幾分鐘內就消除痛苦。另外，鴉片的好處遠不止於解痛。它進入血液之後，會跑到腸胃，減緩腸子的蠕動，遏止腹瀉下痢。它可以壓抑控制咳嗽衝動的腦部中心，而紓緩咳嗽。鴉片最出名之處或許在鼓勵腦部釋出多巴胺，即主管腦部出現快樂感的荷爾蒙。簡而言之，鴉片讓我們感到心滿意足。 　　 　　但是跟一切毒品一樣，鴉片有其討厭的副作用。一大壞處是它會產生噁心感（百分之四十施打嗎啡的病患會出現這種反應）。若是用鴉片來止痛，而非治腹瀉，它還能引起便秘。它最大的缺點是令控制呼吸的大腦中心慣於減緩，甚至入睡。鴉片劑量過多時，會壓抑使用者的呼吸致死。鴉片過量會讓人死得安安靜靜，符合若干目的，所以長久以來它成為膽小者最好的自殺工具，也是謀殺的好幫手。此外，多巴胺固然會強化滿足感，也能提高其他沒那麼美好的感覺。鴉片會喚起、放大恐懼及威脅感，導致偏執、狐疑及精神分裂——因此德昆西才有那些幻覺。 　　 　　鴉片的終極缺點（一如許多多巴胺產生的反應，它們會被大腦快樂獎酬中心產出的反應所操宰）便是引起一種渴望，盼望整個過程重新再來。若是沒有鴉片之流的物質由外引發刺激，那麼鴉片類及多巴胺受體就會靜靜地、平衡地存在於人體內。只是，一旦一個受體被啟動了，它會喪失敏感度及平衡，一直需要定量、甚至加量的原始刺激品。人體內的神經與化學平衡若是必須仰賴外來藥物，那麼藥物突然減少供給，會引發極不舒服（事實上是很危險的）的反應症狀：發抖、精疲力竭、高燒、起雞皮疙瘩（英文「cold turkey」一詞的字面義為冷火雞肉，用來形容「斷然地、一次徹底地」，起源便是如此）、噁心、下痢及失眠，只能以毒攻毒才能紓解。 　　 　　過去一百五十年，鴉片在中國歷史的形貌之多變，一如它的化學療效。歐洲人早在十七世紀開始販售鴉片，對他們來說，鴉片讓他們打進中國市場（有位退休的私梟回憶說：「這種毒品本質裡似乎自然就有做買賣的屬性，除了讓人心情恁好之外，還有百分之三的佣金、百分之一的收益，而且絕無呆帳！」），接下來出現道德上的好藉口，拯救中國免於這些上癮的惡習（一八四二年之後，有位英國傳教士這麼說：「所有中國人在道德方面或多或少都頗軟弱，一如任何異教徒國家；只是有了吸食大煙的人，中國狀況更糟。」）大約一八七○年之後，西方人對中國吸食鴉片惡習不以為然的態度，再摻糅進其它更早的偏見，造就出「黃禍」（Yellow Peril）這一觀念。根據此邏輯，不信基督的中國人愛上鴉片後，就摧毀了任何正常的人類反應。鴉片成為「一種狂熱」、「強效的靈媒」，讓他們愈發不道德得令人費解，好比嗑毒而不動大腦的仇外軍隊，陰謀報復西方。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鴉片帶來上癮的危害，可也有些好處，如：賺錢、紓解慢性或較小病痛、麻醉、乃至美學上的愉悅。而且，就算它在十九世紀之末蛻變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加諸中國的外來毒藥，那種看法卻也撐不久。對西方國家的憤怒，很容易便轉變成厭惡自己：民族主義者出自道德恐慌的潛台詞說，鴉片或許是英國人帶來的，但放任自己染上毒癮的卻是我們自己。一八三九年，中國禁煙派，包括毫不妥協的林則徐，在肅毒而引發與英國人作戰的前夕，都還很有信心地譴責「鴉片之為害，甚於洪水猛獸」，是「賊命之藥，寖寖然致吾中華子民沉淪，不啻蟲豸犬豕。」如果事態那麼簡單的話，那倒好辦了。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間，一個身材高大、有著大盤頭、很自信的人，坐在新改組的國民黨宣傳部部長位子上，耙梳一堆又一堆的報紙，尋找偏離黨正統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待在那個位子上的時間不久。兩年之內，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組織內就沒有容身之處。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與上海最有錢的金融家，還有他們豢養的青幫分子密商了幾個月，出動大約一千名武裝幫派分子，襲擊上海市各共產黨活動的工會；單在一場抗議集會上，就槍殺一百名工會人士。共產黨集結的隊伍在長沙、武漢、南昌和廣州一樣遭屠殺；左派人士脖子上有著被紅色方巾染了的紅印，很快就被認出來，然後以十人或十二人一組，被淹死在河裡。 　　 　　接下來二十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主導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有時候甚至對日戰爭都變成次要的。一九三○年代初期，蔣介石宣稱，日本人侵略是「外來的，好像是從皮膚上漸漸潰爛的瘡毒，土匪搗亂是內發的，如同內臟有了毛病，這實在是心腹之患；因爲這個內疾不除，外來的毛病就不能醫好。」 兩邊的暴力在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九年間內戰的最後階段達到高峰，數十萬百姓喪生；單是在共產黨包圍的東北一座城市，可能就有六十五萬人死於飢饉。 　　 　　儘管中國國共兩黨是政治上的對手，但它們對中國該怎麼成為有效率的民族國家，看法則非常一致：就是透過意識形態的訓練及國家統一。誠如宣傳部毛部長在一九二五年說：「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萬萬沒有第三條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動者……都被我們視為敵人。」 儘管有左右之爭，它們基本上都對中華民族抱持類似的貶抑看法，還有人民必須接受一黨制民族主義。國民黨第一任宣傳部長一九二五年認為，中國是「一張白紙。上綠色，它就是綠的；塗黃色，它就是黃的。」他的繼任人毛澤東同意其意見；毛相信，中國人「一窮二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雖然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勝利之後，花了很大力氣在指責老敵人國民黨的「反動理想主義、機械論物質主義、封建、買辦、法西斯意識形態」，但是，兩黨對中國現代史抱持的看法幾乎一模一樣。 妖魔化鴉片戰爭是由共產黨完成的，但基礎則是由先前的國民黨官方歷史學者所打造的。共產黨剽竊很多國民黨範本的元素，把那場戰爭描繪成外國帝國主義（「中國人民終極和最兇惡的敵人」）陰謀之始，想「凋蔽……抑止……且毒害中國人的心靈」，讓他們「挨餓受凍」。 可是，一等毛完成這件事（在至少十五篇不同散文提到它），鴉片戰爭不再只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變成起始事件，是中國革命的「第一課」，還是一個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起點。 自此之後，中國現代史變得相當簡單，是「中國人民不屈的奮鬥史，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原本是奇怪、曖昧的通敵和內戰的歷史，鴉片戰爭成為「人民不懈英勇的鬥爭」、「全國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 一九五一年，歷史書重新採用毛的觀點：「整整一百年，帝國主義把我們中國人踐踏在腳底下。一八四二年後，中國淪落到奴役的可悲狀態，成為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是這一百年最光榮的成就；我們的意志是痛苦的傷口形塑的。」 　　 　　銘記過往傷痛是要提醒人民好好珍惜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果實——即使政府引起人為的飢荒、肅清反革命分子，還有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內戰，讓幾千萬人喪生。一九五○年的教科書在鴉片戰爭章節的前言裡解釋：「新中國的青年必須對近現代史有基本了解……還有革命的特殊原則……我們必須了解，先烈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受過多大的苦，如此我們會更愛祖國，願意貢獻我們所有的一切給祖國未來……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勝利的道路。」 藉著堅稱中國的外敵很邪惡，毛的共產黨就可以就名正言順地使用暴力，對抗帝國主義者及其所謂的中國同路人（國民黨、資本家、地主，還有任何同情他們的人）。毛斷言說：「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就發生了……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 　　 　　但是，儘管在形式上自一九三九年起，他便禁止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產製鴉片，聲稱它「讓國家生病，傷害人民」，毛還是跟別的軍閥一樣，想由鴉片獲利。 他們自一九三五年落腳西北的陝西以來，因為毛想擴展武力到全省，共產黨的財政很吃緊；但是在禁煙的兩年前，即一九三七年，曾短暫穩定下來。那一年，蔣介石提出第二次「統一戰線」，這次是為了對付日本。接下來四年，共產黨的經濟是靠著國民黨與蘇聯每年給錢、給東西，而支撐下來。 然而，一九四一年以後，兩黨的關係又惡化到實質上內戰的狀態，國民黨便切斷金援，封鎖與蘇維埃區域交界地帶，阻止重要的進口物資進入當地。那一年年底，蘇區的財政赤字依法幣算來是一千五百萬元。 　　 　　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宣傳他們是藉著刻苦及民主受到歡迎（實施減租、農業合作化），並渡過危機的。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期，歷史學者陳永發注意到，當時的帳冊多處提到有種「特產」拯救了共產黨，讓他們由一九四○年代初期的貿易赤字中脫身，而且靠著它，該政權在一九四五年的收入比預算多出百分之四十以上。再深入一點，就發現「特產」其實就是鴉片。鴉片經「特殊工廠」處理後，運往南部及西部，因而創造出共產黨軍隊的收入。（一九四一年，一篇共產黨社論說：「自從鴉片進入中國，已變成傷害中國人民最大的來源，與帝國主義侵略密不可分，讓中國變成次殖民地。帝國主義者用鴉片奴役、壓迫中國人民。隨著中國人民愈來愈弱愈窮，鴉片扮演最可惡、惡毒的角色。」 ）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支美國特使團參觀毛的王國，看到的是一望無垠的田野裡全是高粱及大麥。罌粟已被及時鏟除，以維持（至少接下來四十年）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像。 　　 　　一九四九年後，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宣布，徹底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以及其鴉片政策的腐敗、虛偽決裂。《嚴禁鴉片煙毒通令》說：「自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強迫輸入鴉片，危害我國已百有餘年。由於封建買辦的、官僚軍閥的反動統治，與其荒淫無恥的腐爛生活，對於菸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強迫種植……現在全國人民已得解放，為了保護人民健康，恢復與發展生產，特規定嚴禁鴉片煙毒。」 在大規模集會及公審上，煙民被送去戒毒；數千磅的鴉片公開焚毀；走私販坐牢、送牢改營或者處決。只歡迎西方共產主義同志訪問中國，外國商人被視為舊日不平等條約時代的餘孽（條約大多在二次大戰期間被廢除了）。他們不斷受到騷擾，甚至坐牢，資產則被充公。 　　 　　只是，群眾的熱情跟以往一樣有其極限。東北地區政府在一九五○年代初期表示，談論「鴉片戰爭史，或帝國主義者的鴉片政策，效力不彰，群眾興趣不高。」 　　　　

作者：藍詩玲(Julia Lovell) 譯者：潘勛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Master's 出版日期：2016-02-03 ISBN：9789865842758 城邦書號：A1390083 規格：平裝 / 單色 / 464頁 / 17cm×2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