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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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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時代雜誌 最佳圖書獎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箴言報 年度好書 ◆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最佳作品獎 一個塵封多年,終被破譯、還原的甲骨密碼, 開啟了一段占卜當代中國的奇異旅程。 「今日中國似乎就是為了何偉的寫作而存在的,如若不信,請拜讀《甲骨文》。」 ──《New York Times》 詩人、甲骨文和青銅器研究者、自殺於文革期間的陳夢家,其故事塵封已久,猶如等待破解的密碼。紐約客記者、著名美國作家何偉深入中國,補綴、還原了他被古文字、青銅器、政治和謠言糾纏的一生,並藉此再現了和文字有關的隱秘歷史、大千世界,讀起來令人匪夷所思,感慨萬千。何偉不僅「考古」挖掘出一段段和甲骨文、古中國有關的歷史、故事和人,他還通過若干次遊走中國的旅程,出入於古代和現代,講述了若干相互交織、充滿了隱喻的故事,並尋找到彼此的內在聯繫,繪製出一幅幅奇異的當代甲骨拼圖。在《尋路中國》一書中,何偉好像是當代馬可波羅,開著吉普車深入中國,在《甲骨文》裡,他則似乎扮演一個西方占卜師,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是何偉自己製作的占卜當代中國的甲骨。 【名家推薦】 「《甲骨文》一書奠定了何偉的地位,使他成為描寫當代中國的最有深度的西方作家之一。」 ──《華爾街日報》 「今日中國似乎就是為了何偉的寫作而存在的,如若不信,請拜讀《甲骨文》。」 ──《紐約時報》 「這本書感性十足、鞭辟入裡,還充滿了善意的幽默和好笑。」 ──《經濟學人》 「何偉的《甲骨文》既感人至深,又飽含知性,它所達到的敘事張力,通常在小說中才可看到。對於中國這個快速轉變中的社會,何偉繪製了一幅幅生動而複雜的畫面。」 ──《衛報》 「西方世界的每一個讀者都應該拜讀此作。何偉講述了別人沒有講過的故事,並把這些故事組織在他個人對中國的思考裡。」 ──《出版商周刊》

目錄

【古文物A】地下城市 第一章 中間人 【古文物B】 文字的世界 第二章 美國之音 第三章 斷橋 【古文物C】 城牆 第四章 一夜之城 第五章 澱粉 第六章 好萊塢 【古文物D】 龜之聲 第七章 夜空不寂寞 第八章 移民 第九章 四合院 【古文物E】 青銅馬首 第十章 週年慶 第十一章 四川人 【古文物F】 書 第十二章 政治庇護 【古文物G】 鑿不裂的骨片 第十三章 奧運會 第十四章 風沙 【古文物H】 文字 第十五章 翻譯 第十六章 國旗 第十七章 直接入鏡 【古文物I】 馬 第十八章 混沌西方 第十九章 選舉 第二十章 唐人街 【古文物J 】 批判主義 第二十一章 國事訪問 【古文物K】 遺失的字母 第二十二章 濃縮精華 【古文物L】 抄錯的字 第二十三章 巴頓將軍之墓 【古文物Z 】 賣掉的字 第二十四章 茶

內文試閱

古文物A:地下城市
歷史   從北京到安陽──從現在的首都到被視為是古中國文明搖籃的城市──搭火車要花六個小時。我坐在窗邊,有時不免覺得單調麻木。窗外的風景如壁紙一樣地重複: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這份重複的感覺並不新奇。一九八一年,美國歷史學教授吉德煒搭乘同一線火車到安陽。之後,他在家書裡寫道:「這片土地大多是平坦無奇的,每個村莊都很相像……上流莊園、別墅、英法式的大宅大院在哪兒?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無法產生出像那種可以紀念貴族生活的建築呢?」   時間拉回現在,風景如故: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一九三○年間,有位定居中國的外國人杜布森曾經寫下:「河南沒有歷史。」如今,這說法似乎說不通,因為,這裡是眾所皆知的殷商遺跡。商朝出現過東亞地區最早的書寫文字,那些文字被鑄刻在龜甲和骨頭上——即西方人稱之的甲骨文。如果我們把歷史定義為書寫的記錄,那麼,河南的這個地帶就是中國的起源。   不過,訪客通常更感興趣的是起源之外的事。再回到從前,回到一八八○年代,美國人威爾遜(編按:八國聯軍時,美軍在華的指揮官)寫道:「自中世紀以來,他們(指中國)在知識追求上完全靜止不動。」他解釋說:「他們的歷史起源用幾個小章節就講完了。」這種觀點跟西方人注重軌跡與進展的角度有關。就傳統西方人看來,中國的往昔跟羅馬淪亡、文藝復興、啟蒙時代無從相提並論。相反,中國只有一個皇帝推翻一個皇帝、一個朝代承接一個朝代。歷史如壁紙。在《對中國的真實印象》這份關於西方人在中國的旅遊報導分析中,克利佛德寫過一種十九世紀外國人的觀點:「中國的過去比西方來得長──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但是過去和歷史不同。中國的過去裡沒有敘史只有故事。」   在安陽一處叫洹北的考古遺址裡,一小群人正在田野作業,構圖著一個地下城市。這座城市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十三、十四世紀,那時商文化達到了它的巔峰。如今,商朝正躺在一.五至二.五公尺深的厚土下。農人在這片泥土上耕種了幾個世紀,渾然不知有一座城市正躺在地底下等著被發現。 洹北的層層泥土是隨時間累積而成的。這遺址以洹河為邊界,不定期的洪災把泥土沖積到遺址上。還有黃土──特別是那些來自戈壁和其他西北沙漠,又乾又薄的黃土飛沙。黃土極易隨風而吹,幾個世紀下來,它一層層地隨風往南,囤積在像安陽這樣的地方。在中國北部,有些黃土甚至可以堆達一百八十幾公尺高。   在世界其他各地,考古學家上窮碧落下黃泉,找尋著已淹沒遺址的各種可見的踪跡。但在安陽,光用肉眼是不夠的。若只用兩維空間的角度來看安陽,它不過是一片平土。田野作業的人們在一個叫做荊志淳的年輕考古學家的領導下工作,他談到了在這樣一個地方從事研究的挑戰性。   「你得用立體的角度來看這片風景,」他說。「你得去觀察它是如何進化的。它可能跟三千年以前完全不同。我們用的是三維空間的角度來看一個人類社會,而不是只看它的表面。我們必須增加另外一個維度,時間的維度。放眼望去,你可能什麼也沒看到,但事實上,這裡是這一帶的第一座城市。如果不把時間加進去,你什麼也找不到。」   這些工人都是本地農民,他們使用洛陽鏟掘土,這是一種中國考古學上特有的挖掘工具。在洛陽這個中國眾多古都之一的地方,歷代的盜墓賊把他們精湛的技術用在了工具發明上:一支圓管狀的鏟子切成像勺子的兩半,再接上一枝長竿子。你把鏟子筆直插入土裡輕轉一下,就可以抽出一管長約十五公分,寬不到五公分的泥土;一次一次地重複幾十次後,土洞變成了約兩公尺的小坑道,就可以取到更深的泥土。坑道夠深時,取出的樣土裡可能會有一些瓷、骨或銅片,或是傳統上被用來建築的厚實的夯土。   盜墓者發明了洛陽鏟,二十世紀前半時,中國考古學家把它改成考古工具。一位具有經驗的考古學家能從深土中挖出的岩芯看出它的成份,用來推斷自己是正站在被掩埋的古牆或墳墓上,或者只是廢坑一片。那把泥土,如同一段一眼就可讀出的文字,反映了地底下的涵義。   荊志淳和其他考古學者在安陽的洹河流域讀泥閱土已多年。他們先從系統化的調查開始著手,在一大片田地上挖土鑿洞,尋找任何可能的建築遺跡。一連串隨機的鑽孔取土過程中,出現了一樣東西:夯土。它寬約六公尺,埋在大約六十公分深的土層下。他們繼續查勘,並意識到這些夯土如箭一般的向前延伸。他們跟隨著它跨越一畝畝黃豆田,一路上留下了更多的坑洞和堆積的土堆。三百公尺、一千公尺,更多的坑洞、更多的土堆,突然那夯土線停下來,他們撞上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轉彎:一個轉角。這時,他們明白了,那應該是一片聚落的圍牆。他們持續追蹤著它的邊界以及其他內部結構。這群考古學家正構圖出一座現代人從未見過的城市。   這些都只是考古初期的步驟,鑽取岩芯樣本之後,他們將會展開更大規模的挖掘。不過,荊志淳似乎一點兒也不急。他總是慢慢來,謹慎地行動。三十七歲的荊志淳是個友善、笑容快速閃現的人。他的臉型是簡單的幾何形狀:圓頭、圓臉、圓框眼鏡。他在南京長大,但在明尼蘇達大學讀過考古學。他的文化見解之寬廣,有時很讓我驚訝。有一次,當我們一起走過那座地下城市的上面時,他告訴我要避免用政治的觀點來看商這個王朝。   「很多人說到商朝,好像它很大似的,」他說:「那是因為他們把一個古王朝當作一個現代國家來看待。因為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殷商遺物,所以人們就理所當然地想,那個地方一定也是商朝的一部分。但你必須把文化的控制和政治的控制分開。如果要談政治實體,我會說,商其實是很小的──可能不會大過三條河流的流域(黃河、汾水、渭水),但它的文化影響就大得多了。這就好像如果我在這裡買麥當勞,你不會說我人在美國;傳到這裡的只是它的文化。」   農民們在秋天的陽光下汗流浹背地工作。他們的竿子跟著一片看不到的古代圍牆蜿蜒前進:挖一個洞,走幾步,再挖一個洞。如果你從沒聽過地下城市這回事,遠遠地看,他們的工作似乎毫無意義:一群農民拿著竿子穿過一片乾燥的土地,一個洞,走幾步,再一個洞。就這樣,一個農民,一片田,一條路,一個村莊。一個洞,走幾步,再一個洞。 第一章:中間人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   我是《華爾街日報》北京辦事處的最後一名剪報員。辦事處很擠──只有兩間辦公室和一個改建而成的廚房。職員包括兩名外國特派員、一名秘書、一個司機和我。司機和我共用廚房。我的工具是一組美工刀、一支鐵尺,和一張覆蓋著玻璃的書桌。每天下午,一疊疊的外國報紙堆在桌上,如果有某一則跟中國有關的報導看似值得留存,我就把報紙攤在玻璃上,剪下那篇報導,再把它歸檔在大辦公室後面的櫃子裡。我的月薪是五百美金。   辦事處位於市中心的使館區,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兩、三公里。我在鄰近辦事處的北邊租了間便宜公寓。那一區新舊混雜:破舊的磚蓋工人單位住宅和傳統的胡同裡,穿插著一棟豪華旅館。在街角的走道旁,豎立著一塊霓虹燈照亮的百事可樂大看板。那一帶的北京,生活花費還是挺便宜的。不到一塊美金就可以在餐廳吃頓午餐;而且,我不管到哪兒都以腳踏車代步。春天傍晚氣溫轉暖時,不時可以看到年輕的球伴藉著百事看板的燈光打羽毛球。   在一切電腦化後,剪報員在大多數的外國駐北京辦事處裡已經算是過時的差事了。從前,報紙歸檔有其必要,年輕人也把這份工作當作進入新聞事業的入門。有時候,剪報員會幫著做些研究,遇到重大新聞發生時就幫忙寫點報導。這份工作通常一個星期只需要幾個小時就可以做完,因此有充裕的時間去旅行或自由撰稿。剪報員可以學到一些報業規則、學著寫些報導,最終成為一名正式的中國特派員。之前,我雖然有些在中國的經驗,教過英文、學過中文,但是我從來沒當過新聞記者。就這樣,我帶了三袋行李、一疊旅行支票,和一張聖路易開出的、沒有寫歸期的回程機票到達了北京。我二十九歲。   小辦事處的氣氛不錯:充滿了新報紙的油墨味,還有迴盪在舊石磚上的我一知半解的語言。這裡的外國職員和秘書用中文和英文交談,司機則是個帶濃重北京腔的大個子。剪報歸檔的時候,我把那些標題當成某一天我將會學到的語言素材。檔案按主題的英文字母順序而排列:   Democracy(民主)   Democracy Party(民主黨)   Demonstrations(示威遊行)   Disabled(行動不良的)   Disasters(災難)   Dissidents(異議的)   比較複雜的主題就再細分:   U.S. ─ China ─ Exchanges(美 ─ 中 ─ 交流)   U.S. ─ China ─ Relations(美 ─ 中 ─ 關係)   U.S. ─ China ─ Scandal (美 ─ 中 ─ 謠傳)   U.S. ─ China ─ Summit(美 ─ 中 ─ 高峰會議)   U.S. ─ China ─ Trade(美─ 中─貿易)   剛做這份工作時,我寄望可以從這些檔案裡學些有用的東西,我不時會拉出一個檔案夾,讀上幾十篇泛黃的、繞著相同主題報導的故事。不可避免的,我後來變成只瀏覽標題;到了連標題都看厭了時,為了好玩,我就順著主題的字母,想著可以用什麼故事把它們串連在一起:   Science& Technology(科學與科技)   Secrets & Spies(秘密與間諜)   Security(安全)   Sex(性)   有一組P打頭的六個單字,讀起來像是個因為過度自傲而釀成的悲劇:   Party(政黨)   Patriotism(愛國主義)   Pollitical Reform(政治改革)   Population(人口)   Poverty(貧窮)   另一組則亂七八糟,教人一頭霧水:   Students(學生)   Style(風格)   Superpower –「New Threat」(超能力-「新的威脅」)   Superstitions(迷信)   Tea(茶)   有一次,我跟辦事處的主管提到了上面的順序,他不以為奇的說,每一個中國特派員總有一天都會寫到和茶有關的報導。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架從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的美國B2轟炸機飛到貝爾格勒,在中國領事館上空丟下多枚衛星導航的炸彈,炸死了三名新聞記者。《華爾街日報》為此建了一個新檔案:「美 ─中 ─ 領事館轟炸」,排在「美 ─ 中─關係」之後。   那次攻擊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好在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差做調查報導:我計畫寫一篇有關南京的文章——這個曾經是中國好幾代首都的城市歷史。南京似乎是那種重大事件抵達其終點前總會路過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南京被不同的軍隊佔領過;傑出的領袖來了又走;到最後,除了陵墓和沉默的紀念碑,什麼也沒有留下。即使是它的名字──南京(南方的首都),都帶著紀念的味道。   古文物散落在南京四周。城外,明成祖永樂皇帝下令建造了世上最大的陵墓──明孝陵,以紀念他的父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西元一四二一年,在至今仍不明的原因下,永樂帝遷都北京,他的工程師留下了未完成的陵墓。他們大概從未想出移動這座巨大工程的辦法。   我去參觀明孝陵那天,遊客寥寥無幾。露天的陵園草木叢生,蜿蜒的坡上長滿了小樹和野草。一座被遺棄的碑亭包括三個部分:寬廣的碑座、拱形的碑額,和石碑本身。躺在一旁的石獸,看起來像是被某個失智的巨人隨手推倒在地。石碑高約四十五公尺,最頂端有三層樓高。幾個世紀下來,雨水在碑身上留下斑斑雨漬,就像小孩畫了格子的寫字簿。除了雨漬之外,石碑表面一片空白:沒有人在上面鐫刻出擬好的紀念文。石碑沒有柵欄,旅客可以任意走近。   一個叫楊君的女孩在售票亭工作。她二十歲,從鄉下來到南京。像她這樣的年輕人正從全國各地湧向城市──超過一億中國人遷移他鄉,大部分的人移向工廠激增的東南沿海城市。社會學家稱這個現象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移民。這是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一代人將決定中國的未來。   處在這歷史性的一刻,楊君在這個世上最大的空白石碑這裡找到了她的工作。當我問她這個話題時,她大概覺得我的問題很無聊,不願正面回答,只是唸出一大堆觀光數據:石碑寬十五.五公尺,厚四.六五公尺,整個工程據說花了十萬人力,重兩萬六千噸。我問她遊客多嗎?她瞪著我,好像我是個笨蛋。「遊客都去了中山陵。」聽起來好像在怪我:你在這裡幹麼?   我換個角度提問:「有沒有人從碑頂上摔下來過呢?」   女孩眼睛閃過一道光芒:「前年有兩個人摔下來過,一個跳,一個摔。跳下來的那個剛被女朋友給甩了。事實上,他沒死。倒是摔下來的那個死了。」   我們繼續聊了一會兒,但她不停地繞回來津津有味地講那些細節:意外摔下來的死了,本來要自殺的卻被救活。當我離開時,楊君的心情似乎好多了。她還告訴我說,那個從石碑上跳下的心碎男人永遠毀了容。   在南京時,我把一切收集在筆記本裡──談話片段、博物館標籤、隨機的觀察。在中山陵墓頂,我注意到一個英文招牌:   陵墓的平面圖呈警鐘形,象徵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於「喚醒民眾、以建民國」的奮鬥精神。   孫逸仙是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帝國的主要領袖。小販在這裡兜售著一組紀念別針,向中國人民視為二十世紀偉大三領袖的孫逸仙、毛澤東和鄧小平致敬。每個領袖的照片上都附帶著他最著名的口號:   世界大同   解放人民   實事求是   這十二個字概括了二十世紀的理想主義的變化軌跡。現代文物常用這樣的方式來簡化往日的紛亂。在南京的一個博物館,我買了一張「中國歷史簡圖」,這是一張螺旋形的時間史。所有的事件從正中央一個叫「元謀猿人」的小點開始。元謀猿人(約一百七十萬年前)之後,時間表經過北京人,然後轉了個大彎,到夏朝時繞完了一圈。商和周捲成了第二圈。每一圈的螺旋形好像轉得越來越快,也變得越來越寬。每當一個朝代或戰亂結束時,上面就畫上一條直線或打一個X,然後開始了新的朝代。沒有岔路,也沒有死路,從元謀猿人到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螺旋形總共轉了三圈,至此打破了循環,變成一條直線向上走出圖外。   那天傍晚,我跟朋友吃飯的時候,外面街上突然傳來一陣喊叫。我們付完帳時,抗議者們已經快速經過。但隔了一條街仍然聽得到他們的聲音回響在夜裡。一群外國人站在人行道上,滿臉驚愕——像南京這樣的城市,主要街道上出現示威遊行是前所未聞的。有個外國人告訴我,昨晚深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轟炸了位於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北約宣稱那是個意外事件,但有些中國人在轟炸中喪生。新聞剛剛才在全中國播出。   街道空空盪盪──沒有汽車,沒有腳踏車,但籠罩著遠去的抗議聲浪。我跟在人群後面追跑,打算先看看場面,再打電話回辦事處。當我靠近時,聲音變清楚了:   「打倒美帝!」   「打倒美帝!」   我沿著街邊,跑過參差不齊的示威隊伍,人數肯定有幾千人;他們舉著標誌和中國國旗,呼喊完口號後,接著唱起國歌。突然間,群眾開始快跑起來,來到一個叫新街口的十字路口,在正中央的孫逸仙銅像前慢了下來。   我溜進人潮裡,希望觀察一陣子後能找個人訪問。有些年輕人注視了我一下,但他們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遊行示威裡。一個學生帶頭喊了句口號後,其他人就跟著喊:   「打倒北約!」   「打倒北約!」   這讓我想起一年前曾經教過的那些中國學生,在上課前以齊聲背誦的方式記課文的樣子。這些示威者也跟我以前的學生很像:大多是瘦瘦的、戴著眼鏡、身穿襯衫的男生。   「前進,前進!」   「前進,前進!」   我們轉了個彎,又一個彎,我再也搞不清自己身在何處;這些街道在夜裡看起來都一樣。隊伍再次快跑了起來,我想我們一定是接近了某個目的地。但過了一會,隊伍又慢了下來。又轉了幾個彎後,我終於認出一個地標:孫逸仙銅像。我們又回到了新街口。   我問左邊一位看起來頗友善的學生,他戴著金邊眼鏡、全身是汗,我們要去哪裡。他模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後轉向我。   「你是哪裡人?」   我告訴他我是一個美國記者。   「打倒北約!」   「打倒北約!」   「你對在貝爾格勒發生的事有什麼看法?」那學生問。   「我對此事一無所知,」我說:「我只是在這裡報導群眾抗議。」   「打倒美帝!」   「打倒美帝!」   「你的政府必須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戰爭,」那學生說,「為什麼美國非得當世界的警察不可?」   我為之結舌,抱歉地聳聳肩;我沒想到會在南京談到南斯拉夫的問題。三月時,北約開始了一連串的轟炸行動,支持因為推動科索沃自治而飽受攻擊的阿爾巴尼亞回教徒。早在使館轟炸事件之前,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就強烈反對北約的攻擊行動,辯稱總統米洛賽維齊只是「美國霸權」的受害者。中國政府關心的,似乎主要是南斯拉夫的議題可能會鼓勵台灣、西藏和新疆的獨立運動。   當我們繼續遊行時,學生一個接著一個向我靠近。剛開始他們是禮貌的,都跟我說這件事跟個人無關,說他們不怪我是美國人。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雖然好奇我對這個事件的反應,但主要是想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知道那是個蓄意攻擊,因為總共有三枚炸彈,而且是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射出。我不知道他們的這些訊息是從哪兒得來的,但是每個人都這麼說。三枚炸彈,三個方向,不可能是意外。美國科技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怎麼可能會犯那樣的錯誤。   「打倒美帝!」   「打倒美帝!」   一個年輕人向我自我介紹說他叫吳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這名字有可能是假的,很多學生拒絕給我真正的名字,吳明是中國報紙上常見的筆名,因為跟「無名」同音。但這學生看起來很認真,他問我可不可以用筆來表達他的感想。我很高興地把筆和紙交給他:在不停的叫喊和行進中做紀錄,我的頭已經開始發暈了。   那是個溫暖的春夜,天氣還不熱,但樹已茂盛,枝葉垂向街頭。南京依然保有古城牆,偶爾可以瞥到它在夜空下或隱或現。人行道上到處是民眾,公安人員站在十字路口看著示威群眾。這時,他們的口號已逐漸統一成某種規律的韻律:帶頭者喊出一個口號、一個敲擊聲、一陣跟隨的叫喊聲;一個口號、一個敲擊聲、一陣跟隨的叫喊聲。我們向前走一會兒,快跑一會兒,再前進一會兒。跑的時候,吳明就停下紙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句新口號加了進來:   「不吃肯德基!」   「不吃肯德基!」   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聽錯,於是問吳明他們在喊什麼。「不吃肯德基,」他說。我們在一家肯德基速食店前慢了下來,群眾的情緒再度沸騰。很快地,我看到南京大學的圍牆,接著是麥當勞的金色M商標。   「不吃麥當勞!」   「不吃麥當勞!」   後來我才知道,不只南京,當時中國到處都進行著示威抗議,而且是自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以來最激烈的反美抗議。在北京,共青團用巴士把一群群大學生載到外國使館區,開始了途經美國和英國大使館的遊行。國家電視台轉播了北京抗議的新聞後,全國各地的學生很快地組織了起來。在四川首府成都,示威者放火去燒美國領事官的住宅,用腳踏車的鐵架當衝擊槌,試圖撞破領事官住家的防彈大門。在北京,學生朝美、英大使館丟磚石和油漆彈。破壞行動波及阿爾巴尼亞在內的其他國家使館。示威群眾憤怒的理由是,阿國的種族情勢導致了北約的轟炸行動。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政治中心,市內也沒有外國領事館或辦事處。幾個小時下來,我們一群人只是繞著市中心,尋找出氣的目標。我們走走跑跑,有時停下來對麥當勞的黃色拱門喊叫一陣。吳明把筆記本還給我,我把它放進口袋。實在沒什麼好記的,同樣的事情在不斷地重複。轉個彎、快跑、再轉彎:到了孫逸仙銅像。另一個學生來到我身邊喊著:美國科技,三枚炸彈,三個方向。打倒美帝,打倒北約。三個方向,三枚炸彈。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們前走,我們快跑。又是孫逸仙銅像。   @   憤怒的情緒在入夜後沉澱了下來。對話變得簡短,斷斷續續;越來越少人問我的意見。最後我離開人群,改站在人行道上觀看。   「不吃肯德基!」   「不吃肯德基!」   近午夜時分,一群示威民眾敲碎了肯德基炸雞店的櫥窗。我趕到現場時,公安已經把餐廳劃入警戒線──燈已熄滅,窗子已破。觀望的民眾告訴我,公安向攻擊的群眾解釋,那家肯德基事實上是中國人開的,於是他們就解散了。   「不吃麥當勞!」   「不吃麥當勞!」   另一群人破壞了南京大學附近、安靜坐在一張麥當勞店外長椅的麥當勞叔叔塑像。隔天早上,一位麥當勞員工告訴我,他們用棍棒打壞了麥當勞叔叔。那員工看起來很緊張;她說餐廳當晚休業,以防有更多暴力出現。外面,一塊鮮黃色的纖維玻璃片仍卡在長椅上,那是麥當勞叔叔遺留的最後一塊屁股碎片。   「打倒美帝!」   那個星期稍後,我請《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助理幫我讀吳明在我筆記本上的潦草字句時,她一句完整的也看不懂。   到了抗議的第二天,已經不需要問人們任何問題了。只要我一站在人行道上,他們就向我挑釁,對話總是這樣開始:你是哪裡來的?訓話一直要到我聳肩走開才會結束。對我而言,第一夜的刺激已漸退去:追一則新聞和被新聞追是完全兩回事。我想告訴人們,我只是個剪報員,我並非真的記者,中國百姓對我說的那些憤怒之言,我無法發表。   一夜之間,紅色的國旗飛揚在餐廳、商店前;學生的群集示威由早到晚在南京市裡到處進行。電視整天不停地報導:被炸的大使館影像,死掉的三名中國記者的照片。國營媒體把轟炸事件說成是一項故意的、「美國主導下的北約」的行動。北約和美方先後發表聲明,宣稱轟炸案是個意外;但是對於這些聲明,中國媒體完全不報導。官方將會對這攻擊採取什麼回應,沒人清楚。   那天下午,為了轉移注意力,我試著回到對南京歷史的調查報導。我參觀了紀念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間暴行橫掃整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年冬天,侵華日軍佔領了南京,迫使國民黨政府放棄首都,遷移內陸。之後,日本士兵肆虐全城,殺戮強姦百姓。   六十多年之後,歷史學家對事實的真相依然爭議不斷,死亡人數也是個敏感話題。中國學者宣稱死亡人數高達三十萬以上,一些外國歷史學家則認為那數字過於誇張。在日本,有些右翼份子則根本否認有屠殺這一回事(即使比較自由派的日本歷史課本,也只稱它為一個「事件」。)對中國人而言,這一直是最沉痛的歷史傷痕之一,他們痛恨外人告訴他,什麼有發生、什麼沒發生。   紀念碑上分別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寫著:   不忘歷史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好幾個巨大的牌子上什麼字也沒有,只寫著:   300,000   紀念館大廳內,玻璃櫃裡展示著受害者的遺骨。另一區展覽著黑白照片──讓世人看到日本士兵如何記錄自己最惡劣殘暴的一刻。很多日本兵笨得可以,拍完照後竟把底片拿到上海照相館去沖洗。中國沖印師把副本交給外國記者,才讓外界首次見到南京大屠殺的證據。   走過安靜的照片陳列室,我發現自己注視著一組三張中國百姓被砍頭的照片:一個雙膝下跪的人、一把高舉的武士刀、一顆如毛球滾在沙子上的人頭。然後,我意識到自己無法忍受對南京的歷史做更多的調查報導了。   我來到外面,坐在紀念館空曠的院子裡。我想離開南京;這不是一個待在陌生城市的好時候,更不要談撰寫什麼報導了。但是我也害怕搭夜班火車回到北京,還得面對那些無處遁逃的憤怒質疑。我獨自一人坐在椅子上,試著鼓勵自己走回市區。   庭院裡,一群鴿子在陽光下踱步。牠們是紀念館的一部分,有位職員負責照顧著這些鳥。那人自己做了一個臨時的標誌,一塊三合板上以潦草的字體寫著:   不准攆、抓、驚嚇鴿子,不准對着鴿子高聲喊叫。   我走近那牌子,那看鴿人跟我聊了起來。他名叫鞏邦興,六十歲;從本地一家玻璃工場退休後,開始做這份工作。薪資一個月八十多塊美金。他很健談,而且談的全是鴿子。我從未這麼高興地聊過「鳥事」。   鞏先生解釋說,鴿子是紀念館重要的一部分;因為,老實說,大屠殺的展覽容易讓人心情沉重。他告訴我說,一旦有隻鴿子生了病,其他的馬上會受到感染,因此他得花很多時間清理羽毛和鴿糞。工作雖不輕鬆,但他樂在其中。我問他紀念館裡總共有幾隻鴿子。   「一百多隻,」鞏先生說:「不過到底有幾隻,我也不確定,因為我不敢去數,那麼做會倒霉。要是哪天我一數,發現數目不同,那我豈不是要擔心個老半天。」   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他的聯絡方式,要我下次再來南京時打電話給他。他穿著大大的黑色長筒塑膠鞋,戴著一頂卡其帽,帽沿上黏著幾粒白色的鴿糞。他是我那天見過的人中,唯一沒有提到北約轟炸的。   回到北京讓我鬆了一口氣。我不在時,辦事處裡報紙積了一大疊,我剪下外國新聞,讀著頭條:   宣傳──熊熊燃燒的抗議行動,突顯著中國的威勢依然隱約強大。   喧鬧背後,一個扭曲的中國世界觀   對美國的憤怒擴及中國內地省份:對使館的攻擊益形緊張   辦事處也訂了一份《中國日報》,這是中共的英文報,我也剪下了下面的這些報導:   人民為轟炸罪行所苦   霸權注定失敗   問卷調查顯示:使館轟炸是故意的   每晚七點,外國特派員和我都會看中國的電視新聞。當然,我們也看外國的電視新聞,並收聽斷斷續續的廣播訊息。北約宣稱他們要轟炸的是南斯拉夫的一個軍事補給總部,但是被一張過時的地圖所誤導。示威的第一天,沒有任何中共高層領導人出聲或露面。美國駐中國大使尚慕杰和他的職員們因為門外抗議者正丟著磚頭、油漆,被困在大使管裡吃軍糧。中國警察消極地守在使館外,等著未知的命令。   五月九日,一位中國高層官員首次發表了公開談話。他是低調的副總理,名字叫做胡錦濤──黑髮、黑西裝、黑領帶。緊張的眼神。這是正午時刻,在特別的全國新聞播報裡。簡短的講話中,胡只提到抗議者一次:   「我們相信,廣大人民群眾一定會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顧全大局,依法而且有秩序地進行這些活動 。」   那天晚上,解放軍被派遣去圍護美、英大使館,很清楚的,最激烈的場面已經結束了。隔天,柯林頓總統在白宮發表電視演說,第一次公開地用了「道歉」這個字眼:   「我已經向江澤民主席和中國人民表達我們的歉意。但我認為,把一件因過失而引起的悲劇和一件蓄意的種族清理行動清楚地分開,是很重要的。」   隔天中午,中國國家電視播出柯林頓的道歉,但是在「向中國人民表達我們的歉意」之後,報導就被剪掉了。到了十二日,美國大使終於能夠自由出入使館。這一天,三名受害者的骨灰運回北京。新聞從機場一路報導:莊嚴的音樂、表情悲淒的官員、流淚的親友。中國媒體的情緒從憤怒變為哀傷;最後,整個事件開始滑入過去。政府的英文通訊新華社有一則這樣的報導:   北京(新華社)──上週五遭美國主導的北約轟炸而死的三位新聞記者,他們的遺物將被存放於中國革命博物館,該館副館長馬俊海做了以下表示:   「這些遺物實際上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他說……這些東西包括染血的棉被、袋子、筆、筆記本,和文件。《光明日報》的總編輯翟惠生展示死去的兩個同事的背包,它們還聞得到強烈的火藥味。   我不喜歡回到住處。每天傍晚我都逗留在辦事處,找各種事做──轉台看電視新聞、讀另一則報導。一個月五百元的工作能做的也就這麼多,而我那一個月租金兩百的公寓所能提供的實在有限:沒有電視、沒有冷氣、廚房小得不能用;我幾乎沒從美國帶什麼書來。不管喜不喜歡,我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得待在外頭。   三餐是最麻煩的一部分。在中國,我一向喜歡便宜小吃店的親切感,我也利用在麵店、茶館裡消磨時間學中文。但現在,我必須學用一種新的身體語言:低著頭,臉上帶著微笑,盡量看起來很友善。我對所有的意見、批評,即使是最荒謬的,一概點頭稱是。有時人們跟我提到台灣問題,或者把焦點放在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之間的鴉片戰爭,以及歷史上外國強權對中國的凌虐。有些中國人告訴我,美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才導致它缺乏道德核心。不過,不管誰問到我的國籍,我總是據實以告──我打算在這一帶落腳,任何謊言都可能讓我以後的處境變得複雜。   我越來越常在位於住處和辦事處間的雅寶路用餐。雅寶路是俄羅斯人的特區──來自前蘇聯和中亞的商人常聚集在這裡,批發中國成衣廠做的衣服。在住處附近,對於像我這樣不想被注意的白人,雅寶路是最適合的地方,只是我也沒法完全融入。大部分的俄羅斯人軀體高大但腿細短,臉孔嚴峻,大部分鼻子有點歪斜──一看就像曾經斷過。他們的眼袋下垂──可能是生意壓力,也可能是伏特加喝太多。現鈔都裝在垂掛在厚重肚皮下的塑膠錢袋裡。   俄羅斯商人雖在雅寶路一區佔有優勢,但許多其他種族也很活躍。大部分的餐廳和商店是漢人經營的,但也有幾家是在這裡算是少數的回教徒開的。轟炸事件後,我想這些餐廳會比較安全──就算有中國人在那裡用餐,也比較不會惹麻煩。而回教徒應該不會對北約在科索沃的行動生氣才對。   有天晚上,我來到一家回教徒開的小餃子館。我一走進去,所有的顧客都停止了講話。三張桌子坐著漢人,另一張則坐著兩個維吾爾族人。我很快認出其中一個,之前在其他餐廳見過他,但是只打過招呼。雅寶路有很多維吾爾族人,他們通常擔任貿易中間人。以中國人的眼光看來,有些維吾爾族人看起來像外國人,就跟我一樣。   我找了空桌坐下來,點了水餃和啤酒。女服務生拿酒和碟子來時對我笑了笑。沒多久就有一個漢人開口問我:「你是哪一國人?」   我一答完,每個人都抬頭看我。那人問我,為什麼美國非得把自己當成是世界警察。另一個客人嘀咕著什麼鴉片戰爭。第三個則繞著那老套的科技的事打轉。「如果美國真的這麼進步,怎麼可能說轟炸是個意外的錯誤?」他說:「說他們用的是舊地圖──真是荒謬。」   我說我承認對這個事件也很不解,然後試著只管吃我的餃子。那人卻重複著他的問題。「美國人可以從太空看到一切,」他說,「有那麼進步的科學,怎麼可能會炸錯大樓?」   我盯著我的盤子,希望他很快會覺得無趣而閉嘴。那人正要再說些什麼時,我認識的那維吾爾族人開口了。   「有這麼進步的科學,」他說:「美國人怎麼就只炸死三個中國人?」   餐廳頓時鴉雀無聲。漢人問維吾爾族人,他的話是什麼意思,維吾爾族人笑了笑。「我的意思是,如果美國是這麼厲害的國家,有這麼進步的科技,」他說:「他們想要的話,應該不只炸死三個中國人才對。」   「廢話!」一個漢人大聲喊。   但維吾爾族人繼續說。「別那麼笨,相信電視報導的一切,」他說:「如果美國人真要殺中國人,你早就沒命了!」   其他人馬上跟進,前後爭論了十分鐘。好像被遺忘了似的,我安靜地吃完餃子並付了帳。當我正準備離開時,那個維吾爾族人走過來自我介紹,他在一張碎紙上寫下名字和行動電話,邀我找個時間一起吃晚餐。其他人默不作聲地看著我們,在我走出餐廳步入夜色時,爭論聲又在身後響起。   那年春天,我們養成了一個習慣:我會打他手機約他在雅寶路一帶一起晚餐。我們誰也沒去過對方的住處,我們自尊心都太強了:他在餃子館隔壁租了個房間,簡陋到只好用馬路對面的公共廁所。我的住處也好不到哪裡去,只要廁所一不通,就只好往附近的瑞士旅館跑。雖然沒多說什麼,但是兩人晚上都不想回家這件事加速了我們的友誼。   他的名字叫波拉特,在雅寶路靠抽佣金謀生。跟很多維吾爾族人一樣,波拉特的語言能力很好。新疆是中國種族最多的一個地方,在十三個不同種族中,總數約八百萬人的維吾爾族是最大的一族。波拉特可以說維吾爾語、中文、俄語、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和土耳其語。他以語言專長在外國商人和中國批發商之間擔任仲介,同時也做美金的黑市交易。有時他做一筆幾萬元的貨幣交易可以抽成百分之十。但是私下的貨幣交易是非法的,移動那麼大一筆現金也很危險,一九九九年時,雅寶路就有兩名做金錢交易的維吾爾族人被殺。相較之下,波拉特比較喜歡做名牌服飾的生意。   波拉特四十幾歲,打從一九九○年就入行。一開始他周遊列國,以中亞居多: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那幾年裡,一般中國人要拿到護照和簽證很難,但是波拉特懂得,只要賄賂到對的人,就可以拿到對的證件。他到過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並且在土耳其待了很久,那裡的語言和維吾爾語很像;他去過巴基斯坦,不過那裡的生意很難做。有一次,他試圖把新疆的葡萄經由西藏運到加德滿都,不料遇到了尼泊爾的豪雨季節,結果水果全爛了。伊朗的經驗也不太好──一位德黑蘭的藝術經紀人說服他販賣伊朗發現的中國古畫,表示有錢可賺,結果那些畫既不古也不是中國的。那次賠錢之後,他主要就只做服飾買賣。不過,凡是需要旅行的生意就帶有風險。一九九三年,存了一萬美金之後,他把大部分的錢投資在一大貨櫃要銷到哈薩克的服飾上,結果裝貨的條板箱被蟲蛀,他投下的錢全賠光了。   一九九七年,波拉特來到了北京,開始在雅寶路一帶做起製造商和批發商之間的中間人。這個地帶已成了黑市批發中心,專門銷售中國東南沿海工廠所做的衣服。其中尤屬外國品牌最為暢銷:The North Face、 Nike、 Tommy Hilfiger。通常,交易者賣的都是冒牌貨,但冒牌貨沒關係,只要牌子對就行。Nautica、Adidas、 Timberland,這些品牌的便宜版本不管是在俄羅斯、東歐,或是國界向來分不清、種族複雜、外人難以區別的廣闊中亞狹長邊境,都十分暢銷。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塔塔爾人……都來到了雅寶路。這一帶女人不多,最顯眼的要算妓女──俄羅斯的、蒙古的、中國的,不時在商人們談生意的餐廳外慢步閒逛。   波拉特幾乎什麼都賣。一九九八年,他賣了兩大卡車的冒牌五五五牌鞋子給一團來自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商人,淨賺兩千美金。還有一天,他幫一些俄羅斯人從天津的地下工廠買了一貨櫃仿冒的Nautica衣服,賺了一千美金。一九九八是很順的一年,這一年他還說服一些俄羅斯人買下兩萬件廣東生產的貼有皮爾卡登標籤的內衣。每件內衣大約可以賺到兩角五分美金。   我在波拉特身上看不到錢的影子。他穿著簡單,也不像其他雅寶路商人,做完一筆交易之後就要吹噓一番。那些商人是最典型的生意人:賣假貨賺差價,我知道不能把他們的故事過於當真。但是波拉特不一樣。他有著夾雜白髮的捲曲黑髮,眼睛褐色而憂鬱。他不常笑。他有著深褐色的膚色、堅毅的下巴和中東人突顯的鼻子。當他真的笑起來時,臉上容光煥發。他經常說的一句中國話是:假的。他對自己賣的東西極為輕蔑。他說,那些仿冒的衣服跟垃圾、廢物、狗屎沒什麼兩樣:假的¬。我們認識不久後,他告訴我,他原本在新疆的一家中學裡教維吾爾語和文學。他談起自己所從事的生意交易,口氣是那麼的充滿鄙視,讓我不懂他為什麼會離開教職。他有一種滄桑的魅力,但臉頰上的線紋深得看起來像縫痕。他有一點胖,菸抽個沒停,似乎總是很疲倦。我搞不清楚他賺的錢都跑到哪兒去了。   五月底的一個晚上,波拉特邀我和另一位商人一起晚餐。我們約在日壇北路上我最喜歡的一家維吾爾人開的小餐廳。拿了食物後,我們來到餐廳前面的寬廣露台上,一邊吃一邊看著交易商和應召女郎走過。通常,我們會點燕京啤酒。餐廳經理會走下露台,打開人行道上的一個人孔蓋,從下水道裡拿出兩瓶啤酒。溫度較低的下水道就是餐廳飲料的冷藏系統。那裡的餐點算是很便宜的。   波拉特的朋友是一個亞塞拜然來的商人。他的臉很小,濃黑的長眉毛,如玩具一般的小鬍子輕輕地沾在唇上。他穿著一套廉價的灰西裝,來雅寶路是為了批發成衣。波拉特幫他跟中國業者聯絡。   「我的朋友對無法跟你用英語或是中文交談,向你致歉,」我們握過手後,波拉特說:「還有他想知道,今晚我們可不可以不喝啤酒,來喝白酒。」   白酒是中國人用穀物釀的酒,沒有人喝它只是為了嚐一嚐。我勉強答應後,餐廳老闆送上一瓶白酒。我猜這年輕人是個回教徒,不過,大部分的中亞商人不管怎樣都會喝酒。當他們出外經商時,好像就把教義丟在了家裡。   幾種語言在我們的飯桌上換來換去,而波拉特當中間人。他跟年輕的亞塞拜然人用土耳其語說而跟我用中文,談到了使館爆炸事件。波拉特特別喜歡這個話題──遊行抗議不到兩個禮拜就退去了,但是他仍不斷地提起這件事,通常是跟陌生人。早先在餃子館發生的發飆並不算特別;他喜歡挑釁漢人。   「他們的腦袋有問題,」幫我們倒上第二杯白酒後,他說:「那些學生都太笨了,他們什麼都不懂。」   「你贊成北約對南斯拉夫做的事嗎?」我問。   「我當然贊成。阿爾巴尼亞人會被殺害,是因為他們是少數民族。我收聽『美國之音』,我知道那裡發生的事。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我是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點點頭。但他很嚴肅地注視著我。   「明白了嗎?」他說。   「我明白。」我說。   「很多事很難在北京公開地談,」他說:「明白了嗎?」   「我明白。」我說。他仔細端詳著我,然後微笑,舉起酒杯。我們三人一飲而盡,做了個男人喝完白酒後才會做的表情。年輕的亞塞拜然人透過波拉特問我,美國人常不常喝這樣的烈酒。我搖頭。接著,波拉特說起俄羅斯人的飲酒習慣。這是個很容易參與的國際性聊天話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跟俄羅斯人喝醉有關的故事可以分享。結果我們驚訝地發現,不管是在維吾爾族人、亞塞拜然人或美國人看來,這些故事都很像。波拉特來回地翻譯。年輕的商人說,一般的亞塞拜然人喝不過一般的俄羅斯人,但是,最能喝的亞塞拜然人卻能贏過最能喝的俄羅斯人。他慎重地提出這個結論,帶著些驕傲。服務生端來了烤羊排。羊排有點辣但是滿好吃的;配上啤酒可能會更好。我渴望地望著那個人孔蓋。   過了一會兒,話題轉到維吾爾族人,波拉特說起有些維吾爾族人跟歐洲人長得很像。「我的一個好朋友是金髮,」他對我說:「看起來比你還像外國人。因為長得那麼像,有時候,他會在中國電影裡客串演外國人。你有沒有看過『鴉片戰爭』?」   我點點頭。這部官方投資的史詩電影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不久上映。那一年,國家主義極受歡迎。兩個小時長的電影描述了邪惡的英國帝國主義,以及中國的英勇抗拒。   「記不記得有個外國人被中國人割喉的那一場?」波拉特問。   「不太確定,」我說:「不過我可能有看到。」   他說我不可能錯過的──他們在螢幕正中央割了他朋友的喉嚨。今年,那朋友將會演出另一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官方電影。   「有一群維吾爾族和哈薩克人經常在這類愛國電影中演外國人,」波拉特解釋道:「他們找真正的外國人演主要角色,但是小角色就找維吾爾族和哈薩克人。」   「酬勞高嗎?」   「不是很高。我朋友賺了三千塊。不過那份工作也不是很難。」   三千人民幣約等於不到四百美金。我問波拉特喜不喜歡那部電影,他笑了。   「當然不喜歡,」他說。「你也知道那些中國歷史電影都是什麼樣子──一切都是假的。真的歷史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們講中文時,那個亞塞拜然人安靜地坐在一旁,只不過他好像很認真地在觀察我。波拉特繼續我們的話題,他說:「我比較喜歡美國電影,《教父》系列是我最喜歡的片子。我也喜歡狄尼洛演的每部電影。」   他說的那刻,我發現他跟狄尼諾長得很像:歷經風霜的外表、厚實的下巴,有點下垂的眼袋。他是維吾爾族的狄尼洛。亞塞拜然人還在讀著我的臉,最後,他終於對波拉特開口。   「我的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說:「你是猶太人嗎?」   坐在一家回教餐廳裡,我被這個問題驚住了。那年輕商人傾身向前,波拉特解釋說:「他說你看起來很像猶太人。」   「我不是,」我說:「事實上,我是天主教徒。我有些祖先是德國人,有些是義大利人。狄尼洛也是義大利人。」   聽到波拉特的翻譯後,年輕人的臉色有些失望。一陣連珠砲似的土耳其話後,波拉特說:「我的朋友感興趣的原因是,因為他是猶太人。」   「哦,我不知道亞塞拜然有猶太人。」我說。   「也不是很多。」波拉特說,他再度舉起酒杯。   波拉特是第一個讓我想到中國的種族和幅員的人。如果你拿維吾爾人和漢人做比較,他們不管哪一方面都是南轅北轍的:地理、文化、語言、歷史。就像是一個國家內完全相反的兩族人。   新疆在西藏的正北方,和西藏一樣偏遠而險惡。它佔中國版圖的六分之一──相等於阿拉斯加和紐約州的總和。在地理上,它涵蓋了世上最高的山脈和最廣的沙漠。它的古史不詳,最早的居民是未曾留下書寫紀錄的遊牧民族。中國早期的一些朝代偶爾在這裡建築了軍事要塞,但是新疆的地理景觀跟中國的農業極不相容,因此帝王們並沒有持續如一地控制這片土地。一直要到西元九世紀,今日維吾爾人的祖先才開始在那兒大量定居。但即使在那個時候,他們也大多以綠洲為基地,把廣大的山脈和沙漠留給了遊牧民族。   維吾爾族人經常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他們曾教蒙古人用維吾爾字母寫字(維吾爾人很早就以突厥魯尼文書寫),他們也曾是成吉思汗和其他中亞強權之間的斡旋人。維吾爾族的宗教很重實效,不時隨著新的駐軍而改變:在不同的時期裡,維吾爾族信奉過薩滿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十世紀時他們改信回教,之後的千年中,他們不再自稱「維吾爾」,他們的文字也改成阿拉伯文。   跟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一致性相反,維吾爾人的許多基本特徵是多變的,不論是他們的名字、文字、宗教還是他們的政治聯盟;但是他們似乎總可以在邊緣上生存。這個特質在今天依舊明顯,只要看看維吾爾人在中國各城市經商就可以證明。他們開餐廳,或是賣新疆葡萄乾和瓜果之類的土產;他們也主宰貨幣黑市。在中國,極少有少數民族能在漢族掌控的經濟上佔有一席之地。一些雅寶路商人曾告訴我一個很流行的維吾爾笑話:美國人登陸月球時,發現有個維吾爾人在那裡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第二語言的友情──我們完全以中文交談。我不一定能了解那群在餐廳出入的維吾爾人,但他們的身體語言是很難被忽視的。他們比中國人高大,走路大搖大擺。他們握手的力道在中國是罕見的,強而有力。若有一位婦女來到桌前,他們馬上站起來。他們不碰豬肉,他們嗜酒,這是唯一一條沒有生根的回教戒律。他們的鼻子很高,曬得很黑,他們的眼神懾人。他們舉手投足的自信讓中國人緊張。到這間維吾爾族餐廳用餐的少數中國人通常只管自己的事,如果波拉特不在,我也是一樣的。我尤其避開那個身材魁梧、眉毛濃重、渾身暗示著暴力可能性的維吾爾商人。有一回,他告訴我他剛做了筆大生意,賣出五十幾萬個天津製的保險套給烏茲別克人。在我看來,那就像聽到那個在月球上的維吾爾族人一樣讓人印象深刻。又有一天晚上,這個濃眉的男人在餐廳跟一個維吾爾族朋友喝伏特加喝到很晚。隨著酒精的發酵,兩個男人輪流用煙蒂在手臂上灼洞。之後,這兩個人只要一見面,就大力握手,摸摸彼此手腕上的煙痂,笑著回憶起那晚不曉得是什麼魔鬼把他們湊在一起。   現代史對維吾爾族不算善待。十八世紀,清朝遣軍西征,想把維吾爾族的所在地納入帝王版圖。抗拒雖頑強,但在一八八四年,清朝還是把它強併了,改名為新疆。清朝結束,一九一一年新疆成為試圖脫離中央的省份之一。一九二○年代,一群土耳其語系居民開始推動獨立,稱自己為「維吾爾」──一個千年沒用的名字。一九四四年,當國民黨政府忙著對付日本和中共的外患內憂時,一群維吾爾族人、哈薩克和白俄羅斯人在北新疆打敗當地的中國守軍。這次的反抗為一個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多種族國家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五年,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基本上像個獨立的國家般運作,跟蘇聯保持著密切的關係。但蘇聯從未公開支持它,可能也只把它視為與未來取得中國政權的黨派談判的籌碼。生存在邊界就有這樣的風險:難逃強鄰覬覦。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中國之後,他們邀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最有力的領袖到北京開會。這些人離開新疆,從蘇聯的阿爾馬阿爾塔搭上了飛機,從此音訊全無。幾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控制了新疆,中國宣佈那架飛機失事了。但很多維吾爾族人相信:他們的領袖被謀殺了,成為毛澤東和史達林密謀的受害者。   此後,新疆處於中國的嚴厲控制之下。一九八○年代之後,當石油和天然氣儲備在這裡被發現時,漢人大量移入。維吾爾族動盪不安起來,這出自於他們逐漸成為自己土地上的局外人的內心恐懼。一九九○年代,暴力不斷:公車爆炸,火車出軌。人們相信這些攻擊是抗拒中國統治的維吾爾人做的,但沒有任何組織承認出自其手。這些暴力一如新疆的很多其他事情,至今仍是秘密。   在雅寶路,我看著這些貿易商來來去去──中亞的、中東的,以及我不認識的,心想,到底還有多少無名民族在大國的歷史裡滑進滑出呢?維吾爾人的命運並沒有因為獨立的語言、文化或傳統而自成一格,外國強權的決定權太大了。蒙古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假設新疆當初是掉入蘇聯而非中國之手,這可能也是新疆會走的路。在中亞的分合大遊戲中,維吾爾人是失敗者之一。   和波拉特熟識後,他跟我說了更多的他的家世背景。一九四○年代中期,他父親加入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軍隊。跟很多軍中同伴一樣,父親的左肩上有個來福槍刺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是個危險的標誌:等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他已被批鬥成了跛子。波拉特說,但願他能夠在真正的維吾爾族史中寫下這段。他還想寫下自己個人的經驗,包括在一九八五年因為抵抗中國統治而受的牢獄之災。他說,這就是他無法繼續在新疆擔任教職的原因,政治打壓讓他遠走他鄉。他還說,他已經存了四萬美金,他發誓只要存款和時機一到,他會找辦法去美國投奔自由。   我試著寫下我的南京報導,但最終宣告放棄。我自己擔下所有的花費,把失敗歸罪於不對的時機,然後轉向其他題材。到了夏天,使館爆炸事件已變成遙遠的記憶。偶爾人們會提起,但很少深談。即使談起,也是失望多於憤怒,因為他們的政府接受了美國的道歉和對貝爾格勒大使館的損傷賠償。在我遇到的中國人中,沒有人相信爆炸事件是場意外。   在辦事處剪報時,我有時會看到一些後續的報導。七月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長特內在國會作證。他說北約瞄準的九百個轟炸點裡,由中情局單獨研究和指定的只有一個:中國大使館的所在。特內強調整件事是地圖過時而造成的過失。   三個月後,倫敦的《觀察家》刊出一則調查報導,文中指出,爆炸事件事實上是故意的。報導訪問三位不願具名的駐歐北約官員。他們說,美國軍方刻意瞄準大使館,是因為中國暗地支持米洛賽維奇。該報導宣稱,先前當北約炸毀了塞族的無線電發電器後,中國便允許塞族使用該使館,以之為對科索沃軍事廣播的後備站。   《觀察家》懷疑,中國可能以協助米洛賽維奇,做為交換接近美國秘密戰機Stealth殘骸的條件;這部早先被打下的美國戰機,對中國情報單位有很大的價值。無論如何,中國和塞族軍方合作其來有自。北約的轟炸錯得也太牽強了。三枚炸彈全炸在使館南邊,正好是武官辦公室和情報中心所在,使館的其他部分則毫髮未傷。死傷的人數非常少。和很多外國媒體一樣,《觀察家》宣稱,死亡的三名中國「新聞記者」中,有兩名事實上是情報人員──這種角色偽裝在國家掌握的媒體中很常見。   那報導就只有這樣──沒有註明消息來源,沒有證據。北約否認它的指控,也只有少數美國報紙引述這份報導。在辦事處,我剪下一份把它歸檔起來:   U.S. ─ China ─ Embassy Bombing(美 ─ 中 ─ 使館轟炸)   U.S. ─ China ─ Exchanges(美 ─ 中 ─ 交流)   U.S. ─ China ─ Relations(美 ─ 中 ─ 關係)   U.S. ─ China ─ Scandal(美 ─ 中 ─ 謠傳)   U.S. ─ China ─ Summit(美 ─ 中 ─ 高峰會議)   U.S. ─ China ─ Trade(美─ 中─貿易)
古文物B:文字的世界
塔塔爾族   秦始皇焚書。西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成為首位自稱「皇帝」的統治者。他統一貨幣與度量衡。他開闢馳道;把戰國時秦、越、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結起來,成為後來的萬里長城的雛形。他銷毀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語。他坑儒。他以秦國通行的文字為基礎制定小篆,強制性的頒行全國。   在大臣的建言下,始皇銷毀的不只是書,還包括有關書的想法:「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一個多世紀之後,漢代史學家司馬遷把秦始皇的這些事蹟全記下。《史記》成為兩千年來的傳世之作。   高奕睿三十五歲。對一個研究古代中國文化的學者而言,高奕睿的族譜很不尋常。從他母親那邊來看,他是個中亞人:外祖父是塔塔爾族,外祖母屬哈薩克族。他的外祖母出生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成年後西遷,在位於歐亞交界處的烏拉爾山區生下高奕睿的母親。高奕睿的母親往更西邊走,在莫斯科讀大學時愛上一個匈牙利人後,再度往更西邊走:高奕睿出生於北匈牙利,離多瑙河不遠處。他是二分之一匈牙利人,四分之一哈薩克族,四分之一塔塔爾族。他矮而壯,黑頭髮、長睫毛。他很害羞。跟他講電話,他可以沉默到只講「是」、「不是」等單音節的字。第一次見面可能會尷尬,但是,一旦跟他熟了,會發現他的思考流暢精彩,已經是此領域裡先進的學者。   高奕睿在加州柏克來大學完成古漢字演進史的論文。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刻在兩千年前的竹簡上的文字。那些古老的文字剛出爐:大部分是在二十世紀後期被挖掘出土。過去學者沒有接觸這種第一手資料的管道,只能讀像是《史記》這種被抄寫過多遍、歷代傳下來的史書。   竹簡上的字雖然是秦代之後刻的,但字體仍然未統一。同一個字有不同的寫法,就好像古代文化一樣缺乏一個清楚的準則。高奕睿以此推論,秦始皇統一文字是誇大之詞,可能是個謎團,關於秦始皇的其他傳說可能也一樣。高奕睿在論文裡提出,幾個世紀下來,歷史學家著迷於焚書的故事,而忽略了古人「挑選和抄寫作品的那個沉默而持續的過程。」   他的觀點很簡單:書刊檢查讓我們對歷史留下了想像空間,其實,創作的過程可能更具破壞力。在書寫某個故事或解釋某個事件意義的同時,你否定了其他可能的詮釋。中國的歷史就跟任何別的偉大文化一樣,是在犧牲了一些沉默的故事後寫成的。   在高奕睿看來,中國最重要的文學上的統一是發生在漢朝。他們寫下自己的史書、自己的第一本辭典,他們對文字世界的重視奠立了一個兩千年的帝國。他說:「當人們談到文學世界,有些文化,像是拜占庭和中國,書寫文字所創造的世界比真實世界更具意義。中國古代的官員是經過考試,透過背誦古書而被遴選的。他們活在相似的文字世界裡,不管是誰,從外面進來後就變成那個世界的一份子。就像最後變成元朝的蒙古人──天啊,他們根本就是沒什麼文字的遊牧民族。但是有一段時間裡,他們變成像中國人;他們便同化了自己。我想,是這個文字世界,把這個我們稱作『中國歷史』的東西連在一起。不是這個國家的人數多少或其他什麼東西,而是這些人所創造的巨大的文字世界。他們創造的這個世界是這麼大,除了自己,也把周圍所有人全含括了進去。」   高奕睿無疑是個懷疑主義者。他對整齊性、規律性、細小情節全都帶著懷疑;在他看來,故事通常是混亂局勢的偽飾。這個看歷史的角度,可能是遺傳自塔塔爾族的基因,或者,可能跟高奕睿連自己的身世也搞不清楚有關。基本背景之外,他的家世不清。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哈薩克外婆會住在中國東北,以及後來為什麼離開。他也不知道,她是怎麼認識那個塔塔爾男人,他們又是走哪一條路到烏拉爾山的。   甚至連高奕睿當初投入中國學研究的原因也很牽強。他在共產黨統治的匈牙利長大,那裡所有的年輕男子都被強迫服兵役。他高中畢業後入伍,但很快地發現軍中不是個適合懷疑主義者的地方。結果他受到了懲罰:軍隊把他送到匈牙利中部的包科尼山脈接受六個月的額外訓練。高奕睿大部分時間都被派在廚房工作。有一次,他假裝需要動疝氣手術,只因為手術的恢復期可以得到二十八天休假。那個手術很粗糙,到今天他仍不時的感覺到內臟的陣痛。   疝氣手術後,想再要逃脫兵役需要借助於高等教育。在匈牙利,如果一個士兵進了大學,他的役期可以減少半年。高奕睿申請了,但他錯過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份到中國留學的獎學金。他接受了它,心想,可以減少六個月的兵役應該是值得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我就這樣被吸進整個中國研究這回事。」他解釋說。   有天晚上,我跟高奕睿約在北京見面,我們的話題轉到了歷史。他解釋說,一般人很自然的會傾向於挑選某個人或事,誇大其重要性,然後把它杜撰到歷史敘事裡。   「歷史在他們心中就是這樣形成的,」他說:「是透過這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但在讀中國史時,你學到的是,這些事件中有一些其實並沒有發生過,或只是些很小的事件;或者,很多其他事件很重要,但沒有被提到。中國人說每五、六百年會有一個哲人出現。事實上,我會說歷史是更多變、更複雜的;還有很多東西發生過。但顯然,歷史是沒辦法教的。你不能只說:『還發生了很多事。』就交代過去。無可避免地,你必須選擇某些事件來陳述。」   我們坐在北京市中心後海一個不知名的酒吧裡。這是首都最後一塊沒被損害的老街坊,酒吧的窗戶對著湖面敞開。美麗的夜晚,燈光紅黃閃爍在水面上。高奕睿談到觀點的殺傷力,然後他把話題轉向我。   「這是為什麼中國人會怕像你這樣的外國特派員,」他說:「對西方人而言,不管你寫的是什麼,那就是中國。他們可能刊登一些人民生活所得的GDP數字,人們看了可能會說:『哇,那真的很低』,或認為那很高;但你們新聞記者會加油添醋地解釋一番,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你寫我們坐在後海,人們會想,中國是個很酷的地方,中國在他們心中就定型成為這個樣子。但事實上,它可能跟真實情況相去甚遠。」

作者資料

何偉(Peter Hessler)

生長於密蘇希里州哥倫比亞市,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牛津大學英國文學碩士。1996-1997年他以「和平工作團」身份在四川涪陵教書,自2001年起才成為《紐約客》首位駐中國記者(至2007年為止),在此之前他只是在《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辦公室負責剪報。新世紀開始,他也是《國際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保持著自由作家的身份。他的優秀報導為他贏得2008年美國國家雜誌獎(the National Magazine Award)。2011年,他被提名為麥克阿瑟學者(MacArthur Fellow)。 何偉是全球著名的旅遊觀察者,他也多次獲得美國最佳旅遊文學獎。他所著《甲骨文》曾進入200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the National Book Award)非小說類決賽,《尋路中國》則獲得2010年度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好書獎。這兩本書和他根據涪陵兩年所寫成《消失中的江城》(贏得奇里雅瑪Kiriyama環太平洋圖書獎)構成了他1996-2007十年的「中國三部曲」。 2010年,何偉來到埃及,居住在開羅,學習阿拉伯語,參與當地的生活。我們相信不久就會看到他的新作。而他預告在五年後再度回到中國,繼續書寫新的中國傳奇。

基本資料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 譯者:盧秋瑩 出版社:八旗文化 書系:八旗中國觀察 出版日期:2011-06-30 ISBN:9789868727519 城邦書號:A1390043 規格:平裝 / 單色 / 560頁 / 17cm×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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