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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全新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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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全新增訂版)

  • 作者:何榮幸
  • 出版社:時報出版
  • 出版日期:2014-07-18
  • 定價:350元
  • 優惠價:79折 2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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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兩場帶領台灣人看見民主的運動 兩個學運世代的映照、合作與反思 《學運世代》全新增訂版 完整收錄:太陽花學運發起人─陳為廷〈專訪文章〉 特別收錄:野百合學運領袖─范雲 以及林佳龍、羅文嘉、陳信行、段宜康、顧玉玲等十三篇文章 「學運世代」不需要定調,而是一種異質多元的精神內涵。 相隔二十四年,1990年與2014年的兩次大規模學運後, 兩個世代各自承受成長歷程中的焦慮,也努力尋求生命的出口, 如今,他們正從不同角落用力發聲,形成一片「眾聲喧嘩」…… 這是一本關於台灣學運世代的「生命史」,不是學運理論或學運史;這是一本關於學運世代這群「人」畢業後生命歷程的書,不只是回顧八○年代到野百合學運歷史脈絡與定位,全新增訂的《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更加入太陽花世代的人物訪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不論他們是映照、銜接、輪替或合作,他們已經為台灣社會散發出益加灼熱的光芒。 這是一本關於兩個學運世代嘈雜喧嘩、活力奔放、成長轉變、多元異質、苦悶焦慮、生命情懷的書。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象徵,當年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豎立的「野百合」雕塑,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對野百合學運的認知圖騰。而二十四年後,遍地綻放的「太陽花」則開出截然不同的成果與感動。野百合世代如何看待過去二十四年的生命歷程?又如何看待太陽花世代的崛起?且讓我們從「人」的角度切入,或許更能了解兩個學運世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共鳴推薦】 .平路〈作家〉 .何東洪〈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柳林瑋〈沃草創辦人〉 .陳為廷〈太陽花學運發起人〉 .張鐵志〈《號外》雜誌總編輯兼《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總主筆〉 .黃國昌〈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每個世代,各有各的機緣,歷史會慷慨的為他們打開門扉,但在他們進入之後,歷史的面孔即會變得嚴酷,它會用篩子揀選與淘汰。一個世代是否能造就一個時代,它已超出機緣之外。 當今所謂的「學運世代」,我多半熟識。他們成長於台灣歷史轉折的時刻,政治與社會的重組,給了他們無比幸運的機緣。而今十多年匆匆而過,他們已到了後青年與前中年的尷尬階段。而這種尷尬不只在年齡而已,也在於歷史轉折後所產生的新條件。在眾聲喧嘩,昔日的反對派已變成新御用,而理想也在主客易位後變得無枝可棲的這個時刻,何止他們尷尬,我們每個人不也都同樣的開始渾噩起來。 而我不會歌頌學運世代,也不願用刻薄的「一代不如一代」加以詆譭。他們正在走他們未了之路。他們必須趕在幕落之前來自我證明,這無關乎哪個人官做得最大,而在於是否能讓台灣更加的向上提升。而我相信,一定會有人不虛此生。」 ──南方朔 「八○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啟動民主化和各類社會運動上揚的黃金十年,在那十年裡,我們目睹一群可以稱之為「學運世代」的改革派大學生被造就出來。他們是台灣民主潮流的產物,也是挺向此一潮流的年輕先鋒。時代不會忘了他們,他們也不會忘了那個時代。 讀了書中四十二位那個世代人物的小故事之後,我更肯定了我當年對他們的觀察和分析,以及對他們所展現集體求變理想和行動的支持。 我有幸曾與不少學運世代的年輕人一齊走過民主抗爭的歲月,如今眼看台灣新生民主已在茁壯之中,不禁心感安慰,知道他們如今已各奔前程,更油生祝福之情。」 ──蕭新煌

目錄

【二○一四年.新版自序】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二○○一年.舊版自序】看見別人,也看見自己 【序篇】從野百合到太陽花 野百合到太陽花的世代合作 ╱何榮幸 花開的時候 ╱范雲 「預演式的政治」──看24年前後的學生抗議 ╱陳信行 學習當家做主是一輩子的事 ╱駱明永 野百合的啟蒙影響,太陽花的檢討反思 ╱陳為廷 【第一篇】野百合學運的眾聲喧嘩 第一章:學運世代這種人 第二章:看見學運世代 第三章:惡魔黨被打倒了,然後呢? 第四章:學運世代的腳印 第五章:下一回風起雲湧 【結語】和自己賽跑──學運世代的下一個十年 【第二篇】野百合看太陽花:太陽花崛起與二十四年來的見與思 林佳龍:熬過最低潮,我要繼續「開路」 段宜康: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讓路」 顧玉玲:不清算歷史,還是會重覆犯錯 李文忠:沒有能力打破遊戲規則,只好繼續跑攤 羅文嘉:回首 鄭文燦:真誠的力量,推動歷史的進步 周奕成:關於學運世代的筆記 陳裕鑫:不斷被喚醒,又不斷陷入沈睡的小巨人 【第三篇】野百合世代的第一個十年與近況 【檔案一】林佳龍:我給自己兩年時間來了解國家運作 【檔案二】馬永成:現在沒有「政治正確」的問題了 【檔案三】郭文彬:不要老記得做過什麼,革命是論件計酬的 【檔案四】曾昭明:外界過度誇大我們的決策權力 【檔案五】周奕成:我除了造反、選舉,其他什麼都不會 【檔案六】顏萬進:我的人生哲學是「隨波逐流」 【檔案七】鍾佳濱:我是在選垃圾袋,不是在選國代 【檔案八】田欣:台灣四百年移民史,有誰不是外來移民? 【檔案九】陳俊麟:我們把自己捧得太高,把過去講得太低 【檔案十】羅正方:我們這一代還沒有獨立人格 【檔案十一】林正修:馬英九找我當民政局長,其實蠻凶險的 【檔案十二】許傳盛:九二一時,我是社會局長也是受災戶 【檔案十三】丁勇言:我已經不會想當馬克斯或列寧了 【檔案十四】周克任:我曾在崩潰的邊緣中尋找自我 【檔案十五】翁章梁:老闆的政治命運和幕僚息息相關 【檔案十六】李文忠:如果只要討好支持者,我何必從政? 【檔案十七】賴勁麟:我被安排在第四批準備被關名單 【檔案十八】王雪峰:感謝學運成就我的姻緣 【檔案十九】郭正亮:我在追求對這個社會的影響力 【檔案二十】羅文嘉:我不會再自我膨脹,搞得傷痕累累 【檔案二十一】沈發惠:這個社會已經不知道要怎麼改變了 【檔案二十二】李建昌:人頭黨員每個人都有,但不能用金錢選舉 【檔案二十三】段宜康:你會發現自己喪失的東西愈來愈多 【檔案二十四】鄭文燦:學運世代以前像鬥魚、現在像鱒魚 【檔案二十五】劉坤鱧:我在北大的同學都是中共中上層官員 【檔案二十六】王時思:我想走出一條專業社運的路 【檔案二十七】邱毓斌:工人應該組黨,起碼組一個左一點的政黨 【檔案二十八】顧玉玲:如果沒辦法自我改造,還談什麼改變社會? 【檔案二十九】陳尚志:有些朋友想法沒進步,連笑話都一樣 【檔案三十】台邦.撒沙勒: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必須和「原奸」對抗 【檔案三十一】范雲:我回家就像在做族群田野觀察 【檔案三十二】林國明:我們一直在找學術與政治間的平衡點 【檔案三十三】陳志柔:我不會放棄中國研究這個領域 【檔案三十四】徐永明:單靠熱情燃燒,不夠照亮前方 【檔案三十五】孫瑞穗:我們這一代女人比男人更堅強快樂 【檔案三十六】施威全:罵他們「統派」是侮辱了中國人民 【檔案三十七】陳正然:網路沒辦法改變真實世界的不公平 【檔案三十八】方凱亮:每個人都該問自己,到底想過什麼生活? 【檔案三十九】劉一德:跟周伯倫去酒家,才覺得百無一用是書生 【檔案四十】陳裕鑫:寫了上千萬字,到底改變過什麼? 【檔案四十一】周家齊:我以前兇的不得了,缺乏應有的厚道 【檔案四十二】陳豐偉:現在校園反而更加退化保守

序跋

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每一個世代,都是和自己賽跑的人。   二○○一年《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出版後,我陸續看到相關討論,其中又以在社運與學術領域的野百合世代反思最為深刻。因此我曾一度動念,希望以「學運世代進入社會的第二個十年」為主軸,並以在社運、NGO、學術等領域奮鬥的野百合世代為主體,做為「學運世代二部曲」的採訪書寫方向。   然而,人生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當我忙碌於新聞工作及其他出版計畫時,野百合世代踏入社會的第二個十年就這樣匆匆流逝。   生命不斷向前走,固然是「學運世代二部曲」難以成形的關鍵理由,但夜闌人靜時捫心自問:究竟是我們這個世代改變了社會?還是社會改變了我們?清晰的答案,更是難以就此議題再度提筆的幽微因素。   過去十四年,學運世代從政者(絕大多數投身綠營)歷經民進黨執政八年的挫敗,其中有些人更身陷弊案甚至鋃鐺入獄。對照一九八○年代學運到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的青春反叛,以及民進黨執政初期的意氣風發,學運世代從政者令社會失望的程度,實在不勝唏噓。   而在其他領域奮鬥的學運世代,雖然能夠保有較多的理想性,進行更長期的社會改革工程,但在歷經理想與現實的劇烈碰撞後,是否還能保有如同進入社會第一個十年的熱情與初衷,恐怕也有疑問(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   在如此自我觀照與心情變化的過程中,去年十二月,我收到時報出版社寄來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最新銷售報表,突然發現僅剩六本庫存,也就是此書即將絕版。   雖然「學運世代二部曲」的計畫已難實現,但在敝帚自珍,不希望此書就此絕版的心理下,我跟時報出版社的鍾岳明聯絡,探詢此書再版的可能性。岳明立即回覆時報出版社已在討論,希望促成雙方續約合作。   由於新聞工作繁忙,雙方雖已有再版共識,但並未進一步聯繫。到了今年三月太陽花學運爆發後,時報出版社人文科學線主編李筱婷來信,爭取此書由時報出版社續約再版,當時人在金門出差採訪的我,才開始具體思考再版事宜。   人生無巧不成書,之前曾經數度合作的老友余宜芳,在此時接任時報出版社總編輯,讓此書再版的速度加快。也因為在太陽花學運後出書,就算只是增訂版,仍勢必與太陽花學運有某種互動與連結。   宜芳、筱婷、岳明和我討論後認為,野百合世代確實有不少人參與太陽花學運,並以各種方式進行世代合作,因此增訂版割捨舊版中已失去時效的「學運世代組曲」單元,加入「從野百合到太陽花」視野,應屬自然連結而不致突兀;再者,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的陳為廷,曾強調受到《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一書重要影響,若專訪陳為廷談兩個世代的互動,亦有其特殊意義。   陳為廷是在二○一二年發表〈我們如何反旺中?〉一文時指出:「開頭說一個祕密。其實,我是《中國時報》的忠實讀者。從高一那年,翻到何榮幸寫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開始,我就對時報的記者抱持好感,認識到:在台灣這個紛亂的媒體環境裡,還有一群媒體工作者,在這個報紙上努力。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每天讀《中國時報》。期待每天的副刊、論壇、或專題版文章。……」這篇文章後段,陳為廷描述了對於中國時報在旺旺集團接手後的失望,進而呼籲讀者參加當年九一反媒體壟斷大遊行。   此次專訪陳為廷後,我才進一步知道,《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是他的啟蒙書籍,直接促使他在高二時製作《建中青年》的學運專題,然後一路走向學運與社運之路。   如同我在《學運世代》舊版中強調的,野百合學運領袖並不能代表所有參與者,陳為廷當然也無法代表所有太陽花世代。此篇專訪顯示從野百合到太陽花確有某種世代連結,但並非代表太陽花學運發言,是必須先向讀者說明之處。   其實,《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增訂版的意義,就在於太陽花學運對於台灣不同世代帶來的重大刺激──野百合世代感受尤為深刻。   儘管學運世代的表現評價不一,但仍在社會各部門扮演重要角色(今年底亦有林佳龍參選台中市長、鄭文燦參選桃園市長,以及李文忠參選南投縣長)。進入社會超過二十年後,他們紛紛走過人生與職場的成熟階段,來到重新思考生命價值、自問是否仍有雄心壯志的另一個關鍵轉折。   此刻回頭檢視我在《學運世代》舊版第一篇結語強調的標題:「和自己賽跑──學運世代的下一個十年」,每個世代,都不需要跟其他世代比較,只需要跟自己賽跑,野百合世代的朋友們都可自問:我們已經跑到哪裡了?   陳為廷寫下〈我們如何反旺中?〉一文沒多久,我告別待了十二年的中國時報(事實上,我是在離開中時後才偶然看到這篇文章)。儘管對於這家報社充滿濃烈情感,但無法接受新的報老闆處理涉己新聞時公器私用,因此寫下〈北風與太陽〉一文明志。這是我跟自己的賽跑,沒有名次,只跟自己比輸贏,只有能否對自己交待的衝刺。   我相信很多野百合世代的朋友們也是如此,在依舊眾聲喧嘩的不同生命情懷中,感受太陽花世代青春無敵、生猛有力的刺激,然後回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但求莫忘初衷、無愧於心,好好完成一場只跟自己競爭的漫長賽跑。    就像李宗盛從年輕時候所寫的〈和自己賽跑的人〉,到過去兩年拿下金曲獎年度歌曲的〈給自己的歌〉與〈山丘〉所描述的心境。不論是否「越過山丘,才發現無人等候」,或是「想得卻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世代,「我們都是和自己賽跑的人」,不必瞻前顧後,永遠只需要問自己: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二○一四年七月二日 台北士林

內文試閱

「預演式的政治」──看24年前後的學生抗議
◎文/陳信行   二○一四年三月某個舒爽陰涼的下午,我在立法院外的抗議現場和幾個學生們聊這次的運動。不可避免地,我們會開始比較兩個世代的經驗差異。現在真的是兩個世代了。很多抗議者是我當年的學運同儕的子女。   不少人有過比一九九○年三月時候在廣場上靜坐的我們豐富得多的身體抗爭經驗:從樂生、士林王家、大埔拆遷、苑裡反瘋車,到離立法院只有幾步之遙的華光社區與紹興社區抗爭,一次又一次,自發響應的年輕人們互相扣緊手臂、躺在地上、四肢放軟、準備被警察抬,以演練過多次非暴力公民不服從的標準動作,擋在挖土機前。   他們不喜歡突出自己個人的角色,不喜歡強迫自己的伙伴擔起什麼任務;他們希望呈現的運動面貌中,每個人都只是運動的一份子,完全自願盡一份心力,不認為一個人乃至一撮人可以代表「大家」。 由於這樣的信念,我說,他們現在所面對的運動內部的困局,和我們那時候的困局有些根本性的差異。   一如預期,當我提到「信念」這種大字眼的時候,年輕朋友們要不是皺眉嘟噥些不贊成的聲音,就是微笑得有點詭異。他們不喜歡把這種大字眼往自己身上堆。   美國一些死不悔改的六○年代老學運份子對他們自己的運動有個批判性的說法,叫「預演式的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簡單來說,我們希望爭取的未來社會長什麼樣子,在我們現在的運動中,人跟人的關係,就把它搞成這樣,從倫理道義到事務運作。在美國當年的情境下,運動學生討厭被背叛已久的兩黨選舉政治、具有一種無政府主義情感,相應地就出現一系列不成文的規矩,例如團體討論一律採共識決,不搞強凌弱、眾暴寡的多數決。這點與現在台灣學運團體內部的氣氛有點類似。   那麼,回頭看一九九○年三月的我們,是在「預演」著什麼樣的政治?   這些年來愈來愈看得清的一點是:我們那時根本就是在「預演」那時還沒到來的政黨代議選舉政治。我屬於一個派系。我服從派系的決定,因為我知道事前事後的討論與檢討會我都說得上話,而且決策指揮規劃庶務之類的任務大家會輪流。我積極參與派系間的鬥爭,也參與派系內的鬥爭。這些鬥爭是有些規矩的,誰被抓到犯規就會吃虧。例如,不准擺權威壓人、派系間開會決策必須照議事規則來進行。各派系認為彼此信念上有重要差異(雖然外人未必認為如此),但在很多重大活動時,又一定要合作。   一九九○年代我的同儕們紛紛進入各政黨當政治人物或黨務工作,再自然也不過了。政黨運作的技能,我們早就都練過了。   問題是,二十四年之後,兩次政黨輪替之後,這些年來的抗議群眾很明顯地對政黨政治非常嫌惡。不只是年輕人如此,各部門社運團體歷次聯盟的會議中,已經不知多少年沒有動用過表決。只有立法院內還在提案、拉票、換票、記票。   對政黨政治的失望或不信任不只是哪些政治人物墮落了的問題。政黨是準備要操作政府的組織,而「政府」這個機構,在多年來的變遷之下,早已變得高度無能。就在各種改革運動促成開辦愈來愈多的公共服務時,政府已經變得要錢沒錢、要人沒人。   二○一四年六月,中研院的經濟學者們集體發表了一本「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其中,作者們一再強調,台灣的政府稅收只佔GDP的十二%左右,是全世界最低。而且,稅收不成比例地由受薪階層負擔了絕大部分。   在人員方面,台灣公部門就業人口從一九七○、八○年代的一百五十萬以上的軍公教,變成現在的三十幾萬公務員、二十一萬軍隊、不到十二萬公營事業員工。相較於台灣出身的大財團,例如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在一百萬與一百三十萬之間擺盪的鴻海集團,中華民國各級政府能運用的人和錢都少得多。難怪「太陽花」期間,郭董一直要出面來喬事情。   不管誰來管政府,用這些大量減少的資源要做的事,比起戒嚴時代,要多太多了:從社區營造到食品檢驗到家暴防治。於是,這些業務大量外包給財團或民間基金會。結果往往是又肥了財團,或是窮社福團體為了包案而壓榨沒保障的社工。   一九八○到九○年代把這種作法叫做「民營化」,現在很明顯地應該叫做「私有化」。當年的民主運動主流論述認為應該「拍賣中華民國」以終結威權政府,現在愈來愈多人發現「民間」其實未必一片善良。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是會直覺地一面「幹政府」、一面抱怨政府為什麼不管這不管那。   台灣的經驗不是特例。這二、三十年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各國推行;經濟危機、貧富分化之下無能的政府導致人民高度不信任任何政黨──這些現象尤其是在二○○八年後普遍出現。   如果「野百合」那時的運動預演了之後二十幾年讓我們失望的政黨政治。那麼,二○一四年這次風格迥異、規模浩大得多的抗議,預演的又是什麼?   (本文作者為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廣場總指揮之一,現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曾於二○○四年發表「我的野百合──一個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參與者的自我批評」,對野百合學運進行深刻反思。)   段宜康: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讓路」   從政多年之後,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我現在的心情:「讓路」。   二○○一年《學運世代》此書訪問我時,我正要從台北市議員轉戰立法院,當時我仍然相信,進入立法院後可以改變一些東西。   但是,擔任幾屆立委後,我發現能夠改變的東西實在不多,讓我未必想要繼續走進政治這條路。   舉例來說,現在別說是最重要的修憲寸步難行,就連很基本的立法院委員會問政空間調整都做不到。立法院充斥作秀文化,每到會期結束前大家都在簽署法案,為的是應付公督盟的評鑑,除此之外當立委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實質的改變。   當你相信可以改變事情的時候,你就會全力以赴;但當你在提案時就知道難以改變什麼,你就不會盡全力。這就是當前立法院的真實樣貌。   回頭看學運世代的朋友們,我以前覺得,選擇在社運領域努力、沒有進入政治部門的學運世代,保留了比較多的理想;但多年之後觀察,現在覺得也未必如此,在社運領域的朋友們也改變不了什麼,這點跟從政的學運世代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我覺得應該「讓路」。既然我們這一代能做的都做了,還是沒辦法改變什麼,那就應該讓年輕世代有更多機會展現能力,幫他們去改變一些東西。   我比較擔心的是民進黨缺乏人才,我們四、五十歲的學運世代就是這樣了,頂多參選台中市長的林佳龍等一兩個人還有機會更上層樓,如果我們這一代讓路了,民進黨的下一代在那裡?    從老學運世代的角度看太陽花學運,其實有一些類似的地方,當野百合學運的訴求被社會接納時,野百合就死了,而太陽花學運的訴求也只是台灣社會「反中」、「反馬」的心理投射,並沒有提出比社會更進步的訴求。   太陽花學運世代的優點是聰明、優秀、反應很快,以及很會跟不同意見者溝通。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民進黨已經喪失跟不同意見者溝通的能力,黨內大老的各種「溝通」,其實都是「安排好的溝通」,不像太陽花世代能夠在沒有安排的情況下進行溝通。   然而,太陽花學運也有明顯限制。社運必須具有衝撞體制的能量,但在社會框架的限制下,太陽花學運卻只想符合社會主流意見以爭取主持。例如衝行政院的行動遭到學運領袖切割,後來是因為警察打人才獲得支持,但衝撞中正一分局的行動就被切割而失去衝撞動能了。   我比較擔心的是,社會對於太陽花學運的期待太高,對這些年輕人的壓力太大。原本社會對於新政團的期待不會那麼高,現在會高度期待太陽花學運領袖推動新政團,而未來新政團的表現若不符合期待,屆時會有支持者認為遭到背叛,這些是太陽花學運領袖會面臨的挑戰。     至於我自己未來的人生理想,其實只有四個字:「好好活著」。我現在最關心的事,其實是子女的教育與安全。去年五十歲時,我開始問自己還想做什麼?還要整天跑紅白帖?別人有勇氣選黨主席、選總統,我為何沒有動力了?到目前還沒有答案。但若還有二十年可活,人生最後的三分之一,我希望好好活著。   (本文為段宜康在立法院中興會館會議室接受何榮幸採訪的記錄整理。此次採訪結束沒幾天,段宜康獲得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重用,以不分區立委身分兼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在綠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羅文嘉:回首   經過二十幾年,年近半百,坐在海邊,靜靜回想年輕時的事、年輕時的夢,當年的理想、行動、和那些久遠的朋友。感覺很奇特,跟十幾年前的回首,差異很大。是多了生命的歷練與沈澱,還是多了人事變遷、物換星移的感觸與變化。   有許多的變化,在這麼些年發生。首先,是年歲與身份,我們陸陸續續也為人父、為人母、為人老師。這一兩年來與過去朋友聚會,竟多半是因為孩子活動,聊的話題,孩子多於時事,當然也多於當年往事。仿佛那些屬於過去的,只在每個人的生命中,留下記憶、發生作用,然後封包起來。對於未來,現在開始的未來,是屬於另一個世界,另一段旅程。這種感覺,有時讓人不願多說和多想,除非不得已被問到。   總是會碰到,年輕的學生這樣問:老師,你們所處的那個年代,是怎樣的年代?你們怎麼看,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呢?    我忘記,年輕的時候,會不會問這個問題,以及有沒有人,可以讓我這樣好奇地問。我只記得,那時候,每天很忙,充滿鬥志,不怕困難,不相信死亡,認為理想最重要,要跟獨裁者拼高下。我很少疑問,因為獨裁者太強大,只能不停的戰鬥,直到他倒台為止。    我現在是這樣回答年輕的孩子:那是個混亂,但充滿希望的年代。那是個相信理想,而且可以為它燃燒的年代。那是個幸福的年代,因為我們可以為它而活、而愛、而戰鬥。    我的同班同學,總是在放學的黃昏,自己來到社團辦公室,拿了一疊傳單,到學校大門口、小福利社入口、或是自己宿舍,把傳單一張一張,送到沒有表情的同學手上,塞到宿舍每間房門底下,或是乾脆貼在系辦公室公佈欄上。   我會和暗戀已久的女孩,喬裝成一對情侶,在軍警環伺的街頭,在總統府前探視軍情。後來,我們果然成為一對戀人,在革命中的愛情,對抗強權、反抗父權,相信我們心中所要到達的理想彼岸,那不是一種幸福嗎?   等到,有一天,獨裁政權在世紀交替那一年,果然倒台。我望著紙花碎片,隨著煙火炮聲,紛紛飄落,灑在我們寄望的人、組織、政黨身上那晚,我問自己,然後呢?接下來我們要為什麼而活。   可以很純粹相信理想這件事,而且身邊所有人,都跟你一樣,生命私利可以放一邊,你不會覺得孤單,也不會覺得氣餒,因為即使現在是少數,但因為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我們相信自己會贏。   那種感覺真好,我跟年輕的孩子這樣講。   那麼,後來呢?   後來,我們擁有了權力,即便不是全部的權力,但相對以往,已經是很巨大了。我們有沒有用這樣的權力,做過對的事、錯的事,顯然都有。不必問對錯所佔的比例是多少,因為只要一件錯事,就會讓你的努力白費。   我們總以為自己可以主導世界,後來發現,歷史的主角既不是我們這一代,改變的關鍵也不在我們這些人。我們,年輕的熱情、衝勁、專業、只是上一世代的附屬;我們,理想國度的價值、理念、運作,終就逃不過歷史結構的制約宰制。   從某個角度講,我們曾經勇敢、無所畏懼,但後來顯然怯懦、有所退縮;對抗敵人顯然容易,反抗自己人,則往往遍體鱗傷。是我們的智慧、能力、勇氣不足,還是利益的結構、糾纏太深。   有人問,如果再重來,會怎麼做。問題是,歲月與歷史都不會重來,即使我知道怎麼做會更好。無法再年輕如昔,只盼望新一代,能比我們更看透結構的深邃,能有好的生存技術,也有堅持到底的智慧。   陳裕鑫:不斷被喚醒,又不斷陷入沉睡的小巨人   我和吳叡人是學運老戰友,但我沒想過三十年後,三月十九日的深夜裡,我和他在立法院群賢樓的圍牆邊重聚。他剛在一場街頭的公民教室,對滿街學生慷慨陳詞,而我則是剛離開報社,沿著立法院周遭用手機紀錄五場深夜講堂,貼在個人臉書上,這是太陽花學運的第二天。   我在蘋果日報即時平台上,看著吳叡人的演講影帶,他的語氣、熱情並沒有因多年的沉潛研究,而有稍稍的改變,反而在學生群裡有更多的感染力,他的文章、演講在網路上傳播更廣。而這就是橫跨三十年學運的一景,在新的運動網路上重溫昔日的熱情。   在總結學運十年的西元二○○○年,是個奇特的時間點,一些學運世代進入政治權力圈,似乎掌握了改革的契機。但無力感卻又是無比的龐大,似乎沒有人可以推得動改革的國家機器,結果學運世代成為懷念的名詞,我更懷疑媒體能否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還好,這十幾年來,有兩條軌跡讓我把路走得不一樣。一是繼續關注台灣的言論自由;一是繼續在網路上探索。   二○○○年,我參與籌辦台灣蘋果日報,擔任首任總編輯,雖然我知道它的風格會為台灣帶來爭議,但它對言論自由的堅持,才是我珍視的價值。許多電子媒體及報紙為了拓展大陸市場,在言論及新聞自由上逐漸自我設限,幸好蘋果日報因黎智英的堅持,在兩岸政策及公共議題上,常能發揮監督的力量。   但也有挫折的地方。二○一○年,我負責籌辦壹電視,它是亞洲第一個全數位化的電視台,更重要的意義是,它是要解構原本政商糾結的新聞台文化。結果,因NCC遲不批准壹電視上架,以及系統頻道聯手抵制,壹傳媒不堪虧損,只好出售壹電視。   二○一三年,我負責推動蘋果日報的即時新聞,也逐漸建構容納更多獨立媒體的即時平台。原本,它即可預期是一座美麗的花園,沒想到,三月的太陽花學運,讓蘋果即時新聞的平台發揮網路的最大特性,不僅連續多日的現場直播,即時傳送的學生占領議場、行政院,警方驅散、五十萬人上凱道,都讓這座花園變成更壯觀的花海。   台灣的學運史,是一個不斷被喚醒,又不斷陷入沉睡的小巨人,你不知道何時她會被喚醒,也不知她多快又陷入沉睡。   很像電腦的進程,不同世代學運的組織演變,從集中邁向分散的架構。現在學運裡各校的界線模糊了,學運與社運的界線也模糊了。它的缺點是,學運的內部民主化,因架構分散而不易取得,像太陽花學運就有決策流程的檢討。但優點是遍地開花,網路一個節點掛了,封包還是可以繞道通行,任何一個學運小組織,都可能再點燃新的風潮。   新世代學運比過去學運有更活潑的型態,帶進更多顛覆性的創舉,但也承擔更大的壓力。過去的學運是面對台灣內部的民主化或憲改議題,對手就在眼前,雙方都必須在民意的天平上去秤斤秤兩,也必須在歷史的價值裡找定位。但太陽花學運是碰觸兩岸分合議題的起點,對手不一定是凱道上的總統府,如果一場學運再度被喚醒,你無法預期它的風有多大,浪有多高,就如同沒有人預期到太陽花學運,會在二○一四年的三月如此盛開。

延伸內容

魚與大海的故事
◎文/平路(評論家)   這本書可以放在歷史脈絡裡來讀:六○年代的席捲歐美的學運,從休倫港文件、「氣象人黨」的宣戰書、提摩太‧賴瑞的越獄聲明,以及我們台灣七○年代的「選舉萬歲」以及一九七八年一本封面封底都沒有出版社名稱的禁書:「新生代的吶喊」,……到了作者所聚焦的八○年代野百合,每一代每一地學運的差異是什麼?以及重要的是,這些差異與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連,與台灣知識分子種種特殊現象(包括意識型態光譜的狹窄)的關連。   (我心裡)永遠英俊的男人切.格瓦拉說過:「革命家要像魚在海中一樣的活動。」這本書可以放在潮水裡讀,風雲際會波濤起伏,寫的是大海的故事。   這本書也可以當作個人的故事。聚焦於學運世代的主人翁,經過理想的啟蒙、青春的騷動,到頭來,學運在身上留下什麼樣的烙印?檢驗爾後的生涯,有沒有背叛昔日的理想?   描摹的又是每條魚的身世:身上的七彩霓虹,濃淡不一的魚鱗斑點,以及它們各自的命運:是否逆流?是否迴游?是否不知不覺吞下了餌?

作者資料

何榮幸

台大社會系畢業,五十五年次,埔里出生、台北長大。 十五年記者資歷,曾任自由時報市政組組長,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副主任兼國會小組召集人、主筆。 一九九四年起投入媒體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會會長、「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無線電視台民主化聯盟執委,現任台灣記協顧問、公共電視新聞諮詢委員、民間司改會監事。 二○○五年先後獲得曾虛白新聞獎報紙評論獎、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二○○六年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傑出記者駐所講座」。 著有《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時報),與網友合著《五年級同學會》(圓神)。 作者部落格為「鴕鳥手記」http://blog.chinatimes.com/turtle。

基本資料

作者:何榮幸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Revolution 出版日期:2014-07-18 ISBN:9789571360188 城邦書號:A2200573 規格:平裝 / 單色 / 320頁 / 17cm×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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