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偉雄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doth follow, as the night and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尤其要緊的，你必須對自己忠實 正像有了白晝才有黑夜一樣 對自己忠實，才不會對別人欺詐。 —— Willam Shakespeare, Polonius advices Laertes, Act I scene iii, Hamlet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14）, p.23. Such struggles with nature produce a moral invigoration of enduring value. They wash the mind free of sentimental cobwebs and foolish imagining. They bring a man in contact with cold stony reality and call forth all that is best in nature. They act as moral tonics. 這般與自然的搏戰，能創造出一種持久價值的道德振奮。它們洗滌了心靈，將感傷蜘蛛網和愚蠢想像一掃而空。它們帶這個人接觸到冰冷石頭般的實質，召喚出他本性中最好的一切。它們扮演著道德的補劑。 ——William Martin Conway, The Alps from End to End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1895）, p. 174. "We are all ill", Freud said. No less are we all inauthentic. 佛洛伊德說：「我們都病了。」同樣，我們都是假的。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02. The true perfection of man lie not in what man has but what man is. 一個真正完美的人不在於他有什麼，而在於他是什麼。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 如果有人問：「哪一種登山，是最好的登山？」我會不假思索地說：「是喬．塔斯克（Joe Tasker）的那一種！」我並不認識喬（多麼希望能認識），能有如斯斷言，是因讀了他寫的書《野蠻競技場》，是的，沒錯，就是讀者眼前翻閱的這一本。 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裡，《野蠻競技場》可說是最好的山岳文學，它當然有各種奇瑰嶙峋的山容描摹、大口吞吐的冰雪雲霧，以及歷險道途中的撲朔迷離，但是它讓人過目不忘的，是作者時時刻刻、無處不在的自我反思與告白：何苦，自己會來到這萬般難過的高處？一地接著一地、無休止地出發去遠征，難道這就是生命的全部？如果登山已經成了一個癮頭，「是否這種毒品已經沒法帶給我歡愉，剩下的，只是一股想要不斷加大劑量的衝動？」透過這些文字，讀者直面著一顆困擾、受苦的靈魂，感同身受龐大的道德重量。 閱讀《野蠻競技場》，容易讓人聯想起海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當船長面對大自然的嚴酷磨礪，該作為的不是一句句苟活的祈禱，而是對自己能力、責任與技術之絕對真誠、近乎倔強地信任與持守，這一股「即使覆滅了也無悔」的勇氣，能驅散恐懼並專心於當下該有的工作——該操什麼舵、該降哪張帆、該頂上哪一向的風⋯⋯。 喬．塔斯克與臉譜meters山岳文學系列第一本書《輝耀之山》的作者彼得．博德曼是同輩作家，喬要比彼得大上三歲，但他們的逝日是同一天：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向晚，他們在聖母峰東北稜脊的第二岩塔峰（2nd pinnacle）下的八二五○公尺處，永遠地消失了身影。 出生於英國東北小城米德爾斯堡（Middlesbrough），喬是家庭十個小孩中的老二，父親是學校門房，家境清貧，喬很早便被送入神學院，期望長大就任神職而有份安定的工作。但這個小孩很早就流露出攀爬的天賦，米德爾斯堡被蒂斯河一分為二，因為離北海的出海口很近，河上運行著大小的送貨船隻，連結城北與城南的升降橋有六十八公尺高，喬從很小的年紀即以爬這座橋為樂。成人之際，他放棄神職生涯的期望，申請進入曼徹斯特大學社會系，加入了登山社團。他對城市的下層階級有同理心，身體力行過著拮据與粗放的生活，這樣的氣質錘煉出日後不同的登山信仰和風格：喬偏愛兩個人的基本繩伴組合，用最少的錢進行刻苦的遠征——愈少的依賴也就意味著最大的自由。 《野蠻競技場》的篇幅並不長，包含了六趟登山旅程，成果是四勝二敗（敗給的皆是K2），在四次成功的故事中，幾乎每一趟都是當時登山史上的顯赫成就：其中，瑞士艾格峰北壁（一千八百米）的冬攀，是第一次有人採取阿爾卑斯式（無固定繩與補給隊）孤高直上的創舉，在喜馬拉雅山區的都納吉里（七○六六米）東南脊、強卡邦峰（六八六四米）西壁與干城章嘉（八五八六米）西北面都是新路線首登，干城章嘉之行且是世界首度無氧登頂的組合。在一九八二聖母峰遠征出發之前，喬．塔斯克才如同追趕末班車似地向出版社交出了書稿，因為太過匆忙，他還沒能來得及加上另一趟中國帕米爾高原公格爾峰（七六四九米）首登的紀錄。書稿的主要內容來自遠征路途上的日記，也許是時間太少，無暇潤筆，全書充滿著直接、粗獷、未經修飾和打磨的率真氣息，成功之際，作者沒有絲毫的自傲，而即使失敗，他咀嚼著啟示的況味，反而有一種新生的愉悅，也就是在此，讀者可感受到英國文學傳統與男性社會教養對他隱隱發揮著作用。 自莎士比亞、華茲華斯、馬修．阿諾德、濟慈等詩人以降，及至於小說家珍．奧斯丁、湯瑪斯．哈代與康拉德，英國文學中有一種強烈的倫理要求：理想人物必須要有「真誠」（sincerity）與「真實」（authenticity）這兩種德性。所謂真誠，指的是文藝復興以來對人的判準：一個人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內在實際的感情，必須是一致的；而真實，則是更晚近的一種考究：在社會分工已成常態的都市化過程中，每個人被要求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由於不再能透過階級的出身來辨識一個人，偽身分、虛假、欺騙開始盛行，因此「一個人真正地、本質上是他自己」（《牛津英語字典》對「Self」一字的註解）遂成為紳士與淑女必備的一種道德要求，一個人要透過全身上下的各種行為——特別是承受苦痛的經歷，或傳記、日記的寫作——來珍視著自身，也誠實地向世界展示自身。美國人文學者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哈佛大學諾頓講座的《誠與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演講集中，解釋這種英國獨有的「英式真誠」的來歷，乃是混合了由英國歷史、航海職業催生的職業道德，和宗教傳統所遺留下來的責任的一種真誠，具備「綿密厚重」的力量，意圖力挽狂瀾地拯救有德之人，「他將會是真誠和真實的，因為真實，所以真誠」（He will be sincere and authentic, sincere because authentic）。 在這些文學家或思想者的識見天秤上，個人是無辜的，現代化社會才是虛假墮落的推土機。一位十八世紀英國美學家愛德華．楊（Edward Young）抱怨說：「我們出生時乃是原創，怎麼死的時候卻都成了拷貝？」（Born original, how comes it to pass that we die Copies?），現代社會透過語言和教育系統，緩慢地將原本真實的、獨一無二的個人，模造成一模一樣功能性、個性被碾平的集體人。最終的結果，是人人成為「他不該是」的人，社會處處充滿虛假，而且反過來成為主流價值，創造了「虛假的地獄」。有了這種人文主義者的憂慮，來自昔日貴族教養遺緒的「英式真誠」被反向地大聲倡議起來，英國文人希望此種「存有的情懷」（sentiment of being）能夠幫助人堅守住整全人格的中心，而且抵禦外界對自我圓周（circumference of the self）的侵蝕而不破，期盼他完整、刀槍不入、持久，即使不行動之時，仍能擔綱作一位自主的主體。 要成為最原真的自己，一個最根本的考驗，就是經歷最無情的自然磨礪，來確認自身「存有的情懷」。喬．塔斯克在計畫都納吉里峰的遠征時，既為了省錢也為了增加體驗，他和繩伴迪克．阮修（Dick Renshaw）買了一部報廢邊緣、一一○○cc排氣量的福特Escort吉普車，從英國開車橫渡歐洲、中亞到印度。旅途中波折不斷，攻頂後遇暴風雪阻斷，在山上缺水斷糧四天後才下到基地營，阮修因為十根手指凍傷發黑，先行搭飛機回國就醫，喬是一個人開車踽踽獨行，山窮水盡，最終是半途把車賣給了波斯人，買了一張長程巴士票，帶著十幾包行李顛沛流離地回到家鄉。「我們想要扎扎實實的東西，一樣我們能咬在嘴裡，把牙齒陷於其中的東西。我們不想爬山爬得輕鬆寫意，我們需要掙扎，需要前往我們能力的懸崖邊緣，需要一個沒有人能確切預料的結果。」 當他和彼得爬完強卡邦峰西壁，壓力紓解地下得山來，在基地營加入一個新到義大利隊伍的營火晚餐，其中一位憂鬱的女士沉默不語，但一開口卻是極流利的英語。喬和她聊起天，意圖舒緩陰霾，這才了解原來女士所屬的美國隊在前兩天才發生山難，她的先生和另外三名隊員墜落兩千英尺下的雪原，無助的她遇上了義大利人，救了她下來，而喬和彼得決定，隔日他們會爬上山巔，埋葬失足的登山者，帶回他們身上的遺物，以供幾萬公里外的家屬有最後憑弔的機會。喬和彼得在當夜的帳篷裡都經歷了失眠的一晚，喬這麼寫道：「如果死的是我，我不會希望世界憂傷，因為我會到死都還在追求自己的志向，我會到死都在貫徹著那份讓我在平日的生活中與人為友或結仇的驅動力與生命力。如果我沒有為了某件事拚盡全力，我只會是個平庸的存在。」在第二次遠征K2之時，喬和彼得與阮修遭到了雪崩的掩埋，三個人都以為對方死了，事後回憶，喬的心思有了轉變，他不再是一個在死亡裡求取「存有的情懷」的上進者，他再度陷入了存有的徬徨： 「我刻意讓心思避開了痛苦的範疇。所有的念頭都好端端地在那兒，包括與我自身內心的邂逅，包括從死亡深淵往下看的景色，都完好無缺地等著我隨時去端詳，但我將之覆蓋了起來，就像在傷口上裹起了繃帶。所有的眼淚都還在⋯⋯混雜自憐、餘驚與瀕死的感受在我的眼眶打轉；這些是生命的眼淚——但我已經弄不清它們的本體了。」 一九五三年，由約翰．亨特上校組建的英國聖母峰遠征隊，成功地以大兵團包圍（siege）的 戰術，將兩名登山者——紐西蘭籍的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雪巴人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送上聖母峰頂，完成了大英帝國自十九世紀末以降地理大探險的最後一塊拼圖。在這趟浩大的行旅中，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派遣了一位二十七歲的年輕記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隨團報導，莫里斯以其聰慧和機敏取得了亨特上校的信任，跟著登山隊員一路爬上了海拔六千六百公尺的第四營。他透過送郵跑者發回倫敦的「五月二十九日成功登頂消息」恰巧撞上了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六月二日的加冕日，因此消息延後了一天才發布。 也因為這個巧合，莫里斯下山後寫就的隨行報導，就交織著這兩件「天大的事」，以《艾佛勒斯加冕》（Everest Coronation）為書名，為他／她隨後六十年的璀璨寫作人生揭開序幕。沒錯，詹姆斯．莫里斯在一九四九年結婚，與妻子生下四個小孩，但他在一九六四年決定以「女性」做為她的性別認同，並於一九七二年到摩洛哥接受了變性手術，自此，一位我們迄今津津樂道的大旅行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便誕生了（中文讀者熟悉的《西班牙》、《威尼斯》、《香港》只是她眾多著作中的幾本而已）。 在喬．塔斯克的《野蠻競技場》一書的前端提上詹姆斯．莫里斯，其實有個幽微的用意。 於《艾佛勒斯加冕》一書之中，莫里斯花了很長的篇幅，來探討「人，為何要去爬山？」此一自世紀初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時代就遺留下來的難解問題。在好幾個月的遠征路途上，他近距離觀察登山隊員的心理狀況，聆聽他們吐露的隻字片語，並且揣測在極限的自然環境裡，這些人決心和毅力的可能來歷，最終，莫里斯歸納出五個顯要因素：自豪（pride）、野心（ambition）、尚美（aestheticism）、神秘主義（mysticism）與自虐狂（masochism）；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坦言第五項對他最具說服力。一九五三年的莫里斯應該已然具有了另一性的視界和洞察，也因此，他／她對十九世紀以來英國登山社群中的強烈男性氣質（masculinity）養成教育，異常地敏感；所謂受虐狂，就是透過身體承受各種極端痛苦的試煉，藉以獲得更大的快感與滿足——的一種身心狀態。在維多利亞時期，這種氣質是與貴族紳士的自我教養遙相輝映的，正如一九三五～三八年英國山岳會會長愛德華．史楚特（Edward Strutt）所說：「能將一根岩釘鑿入英國石頭的手，必定也能夠射殺一頭狐狸或網捕一尾鮭魚。」 一九八二年喬．塔斯克與搭檔彼得．博德曼「二人組」（duo）的失蹤，在英國的媒體圈投下了一圈重重的漣漪，不只是他們的消逝，召喚了一九二四年喬治．馬洛里與山帝．爾文（Sandy Irvine）第一代「二人組」喪命聖母峰的國殤記憶，也是對七○年代以降「小團隊輕量沖頂」新登山潮流的一記當頭棒喝。當喬與彼得兩天前從最後一個營地出發，準備在第三岩塔峰下創建一個沖鋒的最後跳板營位之際，他們已經受夠了天候的摧殘，隊友迪克．阮修因為中風先行離開，因此他們出發，已經是抱定了受苦甚至遭難的決心，這種極限體驗他們已經多次遭遇，只是這一次沒過得了關。組成這支四人小隊伍的英格蘭登山教父克里斯．鮑寧頓受到了嚴重的批評，在他主導的多次遠征中，英國七○年代崛起的「艾佛勒斯男孩」（boys of Everest）們幾乎都已經消殞殆盡，輿論都在問：這樣的代價值不值得？ 吸引鮑寧頓組隊的緣由，主要是聖母峰的東北脊是一條沒人攀登過的路線。自一九五三年亨特隊長的隊伍成功攀上絕頂之後，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巨峰接二連三被攻克，後起之秀的登山者紛紛另闢蹊徑，用各種更困難的方式來挑戰喜馬拉雅群山，其中的大牆（big wall）攀登是一種，一九七○年由鮑寧頓領軍的安娜普納南壁是代表作；八千高峰的新路線是另一種，一九七五由鮑寧頓率隊的聖母峰西南壁成功登頂，是最年輕隊員博德曼的成名作；在酷寒的冬季進行攀登，是第三種，在當時幾乎已成了波蘭遠征隊的代名詞；第四種則是由義大利登山天王萊茵霍爾德．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領頭的無氧獨攀，間或夾雜一些新路線的挑戰，為個人主義式的高海拔冒險揭開序幕。在這許多新故事中，「用最少的資源爬最難的山」逐漸成為主流，喬與彼得於一九七六年攀登的強卡邦峰西壁，綜合了大岩壁、新路線、阿爾卑斯式自助攀登的秀異之處，一舉成名（彼得將登山過程寫成了《輝耀之山》一書，而喬則把它寫成《野蠻競技場》的第四章），也很快地成為了「艾佛勒斯男孩」最剽悍的成員。 從西藏高原這邊的絨布冰河口往南望去，聖母峰遼闊的東北稜脊線一望無遺，從稜線尾端的拉芙隘口（Raphu La，六五一○公尺）往右一路而上，歷經兩英里破碎的山脊，來到與北稜脊相交的肩部（shoulder，八三九三公尺），再往右往上一英里，經過三個巨大的岩石台階，纏繞著噴射雲的主峰頂就在終點。從北邊要登上聖母峰，如今一般的標準行程是爬上北坳後，沿著北稜脊接上肩部，然後按部就班地登頂，這條路線可避開高原稜線上的颶風和落石，而這正是當年喬與彼得要承受的自然考驗。他們在前一次的探勘中，已經分別在六八五○、七二五六、七八五○公尺處挖好了三個雪洞，儲備了一些補給，因為強風無法讓隊伍搭起帳篷，他們只能用最克難的方式，露宿在高海拔的死亡區域。鮑寧頓隊伍失利撤退後，一直要到一九九五年，聖母峰東北稜脊的路線才被日本大學（Nihon University）登山隊攻克。諷刺的是，日本隊採用的是鮑寧頓捨棄的大包圍式團隊作戰法，動用十三位登山隊員與三十五名高地雪巴挑夫，一個營地一個營地往上開闢，幾乎整條山脊都架滿了固定繩，最後由出身地理系的攀登隊長古野淳率領畜產系隊員井本重喜與另外兩位雪巴攻頂，這道擾人的難題才總算解開。 從十九世紀中葉孕生的登山黃金年代開始，英國人不斷前仆後繼地攀登由歐洲到世界各地的未登山峰，付出許多條生命。這其中，當然有著個人的野心和國族大敘事的交織，但詹姆斯．莫里斯從一個「準異性」的視野，看到英國男性自我模塑（self-fashioning）過程中，既英雄又悲劇的那個面向，豐富了我們對山與人關係的理解。如果再加上「對自己真誠」此一歷史化過程的辨識，讀者方能對英國登山史裡報酬與代價不對稱的奔赴與投注，在意義之網中解開困惑。 在世界史裡，十九到二十世紀的英國是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但英國社會裡直球對決的真誠內裡，卻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一九三九年寫給英國作家H．G．威爾斯（H. G. Wells，《時間機器》、《隱形人》的作者，咸認是科幻小說的始祖）的一封英語信中，奧地利心理分析專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這麼說：「自從我第一次來到英國，我就想在這個國家定居，成為一個英國人，這成了我幻想中的一個夙願，那時我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無庸置疑，如果佛洛伊德當年仍在世，《野蠻競技場》應該也會是他喜歡的一本書。 一九八二年兩人罹難的四個月後，喬的女友瑪莉亞．科菲（Maria Coffey）和彼得的新婚妻子希拉蕊，徒步循著五個月前探險隊的舊路，住宿在兩人睡過的營地或驛站，一路來到東絨布冰河的基地營，收拾營地裡兩人遺留下來的舊物。瑪莉亞發現喬遺留下來的一本旅行文學經典——布魯斯．查特（Bruce Chatwin）的《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這是行前她買給他的），以及幾封寫給別位女性的情書，這是比喬的死亡更巨大的打擊。瑪莉亞日後寫了一本罹難冒險者的遺後親屬的報導文學《山影之下：極限探險的暗面》（Where the Mountain Casts Its Shadow: The Dark Side of Extreme Adventure），亦是一本真實到會讓人發抖的書。 到底，喬．塔斯克是否是一位真誠與真實的人？情愛的忠誠是否等同於自我的真誠？《野蠻競技場》裡四處都是線索，就賴讀者自己來判斷。

◎文／謝至平（臉譜出版總編輯） 　　二十世紀以來，以聖母峰為首、動輒超過海拔七、八千公尺的喜馬拉雅群峰，似乎散發出一股魔力，讓世界各地的登山家前仆後繼，即使犧牲生命，也想攀上這些險惡群峰，本書作者英國登山家喬．塔斯克即是其中一人。造就了許多傳世紀錄，但最終命喪於聖母峰上的他，在逝世前夕遺留下了《野蠻競技場》書稿，親筆完整記下了他在K2、艾格峰、干城章嘉峰等數座大山的攀登經歷。 　　以毫不矯飾的文字，喬．塔斯克在書中也誠實剖露了他在群峰上的心境與自我對話。從這些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到他並非刻意想將自己塑造成某種英雄般的登山者，而只是一位單純享受透過身體解開岩壁上一道道難關，並藉由攀爬一座座山來追尋自我、尋得生命意義的人；他面對群山，就如同我們面對生活。因此，我們或許終於能夠諒解，為何他終究過早地將生命留在了山上——「我們以身犯險，只是因為終點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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