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瑞麟（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對科學新聞感興趣的人，也許會看過某些大科學家談做科學的目的，在於「否證」或「推翻」一個理論假設；對金融經濟感興趣的人，也許會關注索羅斯（G. Soros）和「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新聞[1]。「否證」與「開放社會」看似毫不相關，其實都是二十世紀大哲學家卡爾．波普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前者是一個科學哲學理論的核心[2]；後者是一個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理論的核心。兩者可以說都是波普同一個哲學觀點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政治科學領域的展現。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一本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成書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時，極權主義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國家德國和義大利，正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令知識分子感到深惡痛絕。相反地，標榜左翼的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從《資本論》出版以來，吸引全球大量知識份子追隨，其時更在蘇聯的帶頭之下對抗法西斯主義。這樣看來，馬克思主義似乎屬於反極權主義的陣營？然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批判的標靶之一，卻正是馬克思主義！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二戰之後，全球陷入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壁壘分明的冷戰年代，波普和其他反對極權主義的思想家如海耶克（Hayek），成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最佳辯護士，他們的思想一起遠渡重洋，深深影響了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殷海光[3]，以及殷海光以降的知識份子，催生了日後的台灣民主化運動。這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對台灣的實質貢獻。可惜，在威權統治之下，即使批判馬克思主義，波普這本巨著直到1984年才被莊文瑞教授和李英明教授合譯成中文，由桂冠出版社出版，並馬上成為當時人們推崇的自由主義寶典。然而，1980年代末起，由於解嚴之故，台灣慢慢步入波普所言「開放社會」，各種新奇的西方思想大量湧入台灣，曾為禁忌的左翼馬克思主義，搖身變成吸引文青的新思潮，強烈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反而逐漸淡出知識分子的視野。 　　 　　二十一世紀已過二十年了。從1980年代到今天約莫四十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全球局勢的巨大變動。最重要的事件要數中國自1979年起的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化，經過三十年，中國憑藉其龐大的勞動力而變成「世界工廠」。遺憾的是，中國並沒有像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在現代化之後進一步走向民主化，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反而以長期累積的工業與國家資本的力量，加上當代的數位科技，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嶄新的數位極權國家，並自豪於中國已經創造了一個「中國模式」，足以與「西方模式」並駕其驅、甚至取而代之。中國已經蛻變成二十一世紀新極權主義的領頭狼，它所威脅的不僅是台灣，也包括全世界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在二十一世紀的新局勢之下，商周出版把桂冠當年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加以修訂重出，顯得特別應景。 　　 　　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該如何重新閱讀、使用這本1940年代批判極權主義的經典？讓我們回到之前的問題：為什麼當年對抗法西斯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另一種極權主義？關鍵在於「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這個概念。 　　 　　波普認為「開放社會」的敵人是政治哲學上的極權主義思想，代表性人物是兩位西方哲學與思想史上影響最弘大又深遠的哲學家：古希臘的柏拉圖和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兩人的年代相差極遠，思想系統也大相逕庭。可是，在波普看來，共同點在於他們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滲滿「歷史定論主義」的錯誤。歷史定論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理論，主張所有人類社會都會循著一條歷史發展的法則，註定（必然地）走到預定（言）的目標或終點。這條法則，主要是由於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交織而成的，因此透過政治與經濟的研究，找出歷史法則，就可以預測社會的未來或預知歷史的最終目的。從預定目的注定會實現這一點來看，歷史定論主義又可稱為「歷史目的論」（historical teleology）（波普自己沒有使用這個詞）。歷史定論主義預設社會科學研究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全體主義（holism），也預設歷史法則必是政治經濟法則，這兩個預設共同為政治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搭建了溫床。 　　 　　今天中國政府的思維和論述，是不是充斥著「歷史定論主義」的氣味？中華人民共和國把「鬥爭」和「集體」寫入其憲法中，在官方文件裡充斥「國家」、「秩序」、「神聖」、「必然」、「絕對」、「堅定」、「偉大」、「統一」、「齊一」、「犧牲奉獻」這些「強大有力」的字眼，中國政府動輒「統一是必然的」、「社會主義是唯一歷史正確的道路」等宣稱，在在迴響著「歷史定論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泛音。 　　 　　當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不只是批判對手，也積極正面地建立能營造出「開放社會」的理論架構：事實與規範（決定）的二元論、方法學的個人主義、漸次的社會工程學、社會變遷的體制主義（或「制度主義」）等。對於前幾個觀念，讀者可以參看莊文瑞教授的兩篇序文簡介，我在此簡單談一點莊教授沒談到的「體制主義」。 　　 　　波普駁斥存在一種朝向特定目的歷史法則的論點，但是他並未否認有國際貿易理論、景氣循環理論等等重要的社會學法則，波普認為它們是社會體制的功能。「社會體制的建構基本上是遵守若干規範，而後者是人為了某種目的而設計的，特別是刻意創設的體制。」（第五章）人為的社會體制的維繫或改變產生了社會變遷，這表示人類可以掌握自己的未來，而不是遵循什麼必然且不可變易的歷史法則。基於這樣的觀點，波普也批判馬克思的「經濟歷史定論主義」，其主張一切政治或法律制度，都不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只是生產力決定的結果。波普反過來論證：好的政治制度（如民主制度）才有可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成果——這種觀點，得到二十一世紀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的強烈支持[4]。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持續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意義！ 　　 　　對於西方哲學和政治社會哲學有所接觸的讀者，可能會對波普貼在柏拉圖和馬克思哲學上的標籤感到些許困惑：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不是倍受稱道嗎？馬克思哲學的「勞動異化」的概念不是深具人道關懷嗎[5]？如果你有類似困惑，這正好可當成你閱讀本書的動機。甚至，你可能在投入閱讀之後，發現波普其實非常稱讚柏拉圖的天才和馬克思的人道情懷啊！那為什麼又強烈地批判他們的理論呢？這正是波普從他的「批判理性主義」思想風格中體現的著作風格：批判不是一昧否定，而是給予對手最合理、最堅實的詮釋，再以更周全、更敏銳的分析和論證來駁倒對手。是不是如此，我只能請讀者親身印證。 　　 　　最後一個問題：誰應該讀這本書？如果你對科學哲學有興趣，而且已接觸過波普的科哲理論，那麼透過《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可以看到波普如何在政治社會領域中鋪陳思路、滔滔雄辯、力駁群哲；如果你對社會政治領域、相關哲學、民主理論與各種政治上的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極權主義等等）有興趣，當然更不該錯過這本巨著。 　　 　　------------------------------------------------------------------------- 　　 　　[1] 索羅斯是一位爭議性人物，他靠股市與金融投資累積財富，得以位列全球富豪排行榜之內。他曾師事波普，深受波普「開放社會」思想的影響，因此成立「開放社會基金會」，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開放社會等理念，曾介入多國政治、經濟事務，引發一些國家的金融問題，而被相關國家政府指責。但他也是一位慈善家，持續捐出大筆款項以扶助弱勢與貧困，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其實都是在身體力行地實踐波普的「開放社會」理念。 　　 　　[2] 對波普的科學哲學「否證論」內涵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線上華文哲學百科」林正弘（2020），〈卡爾．波柏〉一文；另見陳瑞麟（2010），《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第三章。 　　 　　[3] 參看殷海光在一九六六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民主與自由〉的論述。見2011年台大版「殷海光全集」第二冊。 　　 　　[4] 例如2012年出版，在2013年被譯成中文的《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衛城）這本書。兩位政治經濟學家艾塞魯默和羅賓森使用大量的具體案例，辯護一種「制度主義」的立論，主張正是不同的制度使得不同的國家變得富裕或貧困。他們最新的著作《自由的窄廊》則是一本回答波普所謂「自由的詭論」的問題，即「自由」如何可能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共存的實證研究，這兩本書都可以看成「認可」（corroborate）《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社會與政治理論。 　　 　　[5] 對很多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而言，馬克思主義最值得稱道之處正在於他的人道情懷，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與哲學手稿》。至於《資本論》一書有三巨冊，非專業研究者大概不容易消化。讀者可對照著看萬毓澤教授的詮釋《你不知道的馬克思》（木馬文化）和《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聯經）。 　　 ◎文／吳豐維（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出生於奧地利的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波普，是二十世紀科學哲學最重要的奠基人物，一九三四年即以《研究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一書在德語世界獲得相當的成功（一九五九年的英文版改以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的書名出版），得到維也納學派與海耶克的注意。然而，他在學院生涯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間他遠走到南半球的紐西蘭任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出版了《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不僅成為他最廣為世人傳頌的著作，也為他爭取到了倫敦政經學院的教職，將他一舉推向哲學世界的中心。 　　 　　波普以自視甚高、難以相處聞名，讀者若翻開《開放社會》一書，不僅可以看到他上下縱橫、評點古今哲學大家，也可以讀到他對同期哲學家維根斯坦、海德格、雅斯培等人不客氣的針砭。《開放社會》的文氣壯志凌雲，但此書的寫作過程卻是波普學術生涯中相對低潮的時期。他在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教學負擔繁重，而且校方（尤其是系主任）並不支持他的研究。他心中夢想的去處是海耶克任教的倫敦政經學院，但是他的出版份量不足，不利他爭取教職，《開放社會》是四十二歲的他的最後一搏。（註）最後，《開放社會》獲得海耶克的高度讚賞與協助出版，波普也在其力薦下前往倫敦任教。 　　 　　此外，他在書序裡稱自己的寫作是受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納粹德國入侵奧地利的刺激，是對極權主義及其思想底蘊的挑戰。然而，《開放社會》的孕育卻是無心插柳的結果，是波普寫作《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一書的副產品。波普在自傳裡提到，他一九三六年受邀到海耶克的討論課上演講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之後著手改寫，結果篇幅越寫越大，只得切割出來另外成書，就成了《開放社會》一書的雛形。因此，《開放社會》其實是《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的姐妹作。《開放社會》的洛陽紙貴，有部分因素是與二戰後反法西斯的時代氛圍相契，甚至波普對共產制度的批評也剛好對準了冷戰下西方世界的主旋律，然而，嚴謹的學術根底與宏觀的史識，更是此書成功的關鍵。 　　 　　《開放社會》是一本大部頭的著作，英文版七百多頁中就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密密麻麻的注釋，展現了波普資料搜集的認真與嚴謹。除此之外，這是一本論戰性格十足的哲學著作，針對性極強，批判的對象就是二次大戰期間肆虐歐洲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波普認為，在這個民主國家面臨存亡危機的時刻，自身的敵人不是門外來的陌生人，而是內在於歐洲文明的思想傳統，尤其是柏拉圖、黑格爾以及馬克思這三位哲學史的偉人。他認為，柏拉圖與黑格爾成為了歐洲法西斯政權的共同思想根源，而馬克思則啟發了俄國史達林錯誤的規劃經濟，他們三人的思想將導致歐洲社會的閉鎖與部落化，因此他在序言直言「偉人可能會犯大錯」，為了使我們的文明持續下去，世人「必須拋棄順從偉人的習慣」。 　　 　　為何波普將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思三人視為是當代民主社會的敵人？原因就在於他們共同的思想特色：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必須注意的是，波普所謂的歷史定論主義有其限定的意義，是指「相信人類歷史具有如自然一般的法則，只要發現這些法則，我們就可以預言人的命運」的學說。波普身為科學哲學家，同時也對社會科學的哲學與方法論感到興趣，他的問題是：歷史定論主義可以成為自然科學般的方法論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在自然現象上，我們發現不因人類意志而左右的自然法則，但是在人文與社會現象裡，我們所形成的規範則是人為而變動的。因此，波普反對人類歷史有任何既定的規律與法則，他認為「未來操之在我們，而我們並不依賴任何歷史的必然性」，若我們相信歷史有必然的發展軌跡，將會把人類社會導向他所謂的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在波普看來，柏拉圖所建構的「理想國」、黑格爾談的「精神」與「辯證」、馬克思談的人類社會的演化，都具備如此的封閉性。 　　 　　在三人之中，波普對柏拉圖的批判最為嚴苛，他幾乎將柏拉圖視為是蘇格拉底的「猶大」（Judas），背叛了蘇格拉底的批判性與對民主雅典的信念，而走向嚴格階級制度、思想審查、阻止政治變動的極權主義制度。波普也視黑格爾為康德批判哲學的叛徒，將原本被康德貶為「幻象的邏輯」的辯證概念，轉變成精神發展的內在邏輯，並積極地為普魯士王國的官方意識形態服務，成為德國國家主義的思想根源。不過，波普卻對馬克思相同同情與欣賞，他肯定馬克思對人道與自由的追求，他對馬克思的批評主要是方法論，尤其是馬克思視之為科學的歷史唯物論。波普認為，這三位哲學偉人自以為作出了如同自然法則一般的科學預測（scientific prediction），其實給出的是神諭般的歷史預言（historic prophecy），前者可以促進知識的增長，後者則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害。在波普看來，他們三人都懷有某種理想社會的設定，採取的是一種他所謂的「烏托邦社會工程」（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試圖將原本不完美的人類社會改造成完善的版本，實質上則是將人類社會推向不再變動的封閉社會，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正是他們思想影響下的產物。 　　 　　身為科學哲學家的波普認為，人類知識的增長過程是透過無數次的試錯（trial and error），我們無法設定知識與真理的最終樣貌，只能努力否證自身的猜測與假設，因此，知識的探索過程是無窮無盡、沒有終點的。波普將這套科學哲學放在自己的政治哲學，提出了「細部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主張，認為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應當採取局部與有限的社會改良，並經過不斷的嘗試與偵錯，不應當預設最終的理想面貌，而與柏拉圖等人的「烏托邦社會工程」大相徑庭。在波普所設想的開放社會中，人們抱持的是一種「批判態度」或「理性態度」，勇於自我批判、自我挑戰，從不預設自己的觀點是不可錯的真理，他將之稱為「批判的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這就是波普對於受極權主義肆虐的歐洲文明的解方：以自由、開放、民主、批判的態度重建自身的文明。 　　 　　從《開放社會》一書不難看出，波普的思想典範是康德這樣的理性主義者，他所嚮往的精神遺產正是啟蒙時代的思想。因此他在書序裡就表達了，自己的聲音就像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的推動者，自己的志業如同三百年的運動一樣，「努力使自己的心靈免除權威與成見的束縛，努力建立一個拒絕絕對權威的開放社會，使其符合自由、人道與理性批評的標準」。身為啟蒙理性的繼承人，波普認為自己在柏拉圖與黑格爾身上看到了反理性的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傾向——凸顯規範的神秘與禁忌、訴諸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而貶抑個人的獨特性，甚至將國家視為神聖的有機整體。 　　 　　儘管如此，有許多學者指出波普對於柏拉圖與黑格爾的詮釋過度武斷與不公。例如，波普在自傳裡便承認，自己在撰寫《開放社會》一書時，正是二次大戰打得熾熱之際，遠在紐西蘭的他在搜集資料上有不少困難，例如，在閱讀柏拉圖的著作時往往找不到最佳的譯本，必須自己辛苦地在古希臘文原典裡摸索。儘管如此，波普不僅是第一流的科學哲學家，他也發揮了驚人的哲學史洞察力，在古希臘哲學、德國觀念論與十九世紀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中找出彼此的親緣性與內在關聯，並進一步提出他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發展的診斷與解方。在閱讀《開放社會》的時候，讀者站在波普的肩膀上，看到的不只是個別與斷裂的哲學理論，而是縱貫兩千多年政治哲學與社會哲學歷史的史識。 　　 　　《開放社會》出版迄今已經七十五年，人類已經走過二次大戰後的凋敝，走過了冷戰，走入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然後又面臨排外與民粹浪潮的世界格局。波普這部反思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巨作，時至今日是否仍有意義？答案是肯定的。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非只拘泥於某個特定的政權與國家，它所內蘊的反理性、反個人、崇尚部落主義、迷信禁忌與權威的幽靈，仍舊徘徊在我們的世界。如同康德在兩百多年前對啟蒙運動的總結，啟蒙的精神就是「走出自我導致的蒙昧狀態」，唯有仰賴眾人的理性運用，人類才能走出權威的桎梏與束縛。不過，康德也提醒，切莫以為人類已經到達啟蒙的完成階段，我們仍在啟蒙的道路上。同樣地，波普也相信，開放社會沒有完成式，它總是在與封閉社會與部落主義的搏鬥中體現自身，理性是我們的武器，開放則是人們永恆追隨而沒有終點的理念。 　　 　　註：關於此書出版的曲折歷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波普本人的自傳《無盡探索》（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Routledge, 1992）以及其好友宮布利希（Ernst Gombrich）寫的個人回憶（“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pen Society”，收錄在Popper’s Open Society After Fifty Years: 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Karl Popper, Routledge, 1999）。 　　 ◎文／梁燕樵（商周出版編輯）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20世紀大哲學家卡爾．波普政治哲學的代表作。首次出版於1945年，隨即在西方學界引起轟動。這部作品以充滿激情的筆調，力斥極權主義與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擁護自由民主與理性思想。雖然書中對柏拉圖、黑格爾的詮釋與抨擊，引發了諸多爭議，但仍無損其地位，深刻影響了西方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思想。 　　 　　波普的思想不只震動西方學界，也飄洋過海影響了1950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如戒嚴時期的自由主義代表殷海光先生，便深受波普思想的感召，而波普大聲疾呼的民主自由、個人主義、開放社會等思想，也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對抗專制政權的重要武器與精神支持。直到一九八四年，這本巨著終於由莊文瑞、李英明翻譯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可惜隨年深月久，逐漸從台灣市面絕跡。 　　 　　在西方，《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經歷數次修訂增補，影響力始終不衰。2013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以一卷本的形式將其重新出版，並加上了新的導讀與宮布利希（E. H. Gombrich）的回憶文字。2015年，美國現代圖書公司（Modern Library）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選為20世紀的百大非文學作品（100 best non-fiction）之一。漫長的70年過去了，波普所抨擊的極權政體並未消失，民主、自由與理性卻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動搖與威脅。或許正是這樣的原因，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回望這些理想的原初起點，而這也正是經典必須持續存在的原因。 　　 　　基於這樣的想法，在2018年，我們與在東吳大學哲學系任教的莊文瑞教授取得聯繫，他欣然同意我們重新出版此書的計畫，並全權授權我們根據新版重新校訂譯文。由於當年的政治氛圍，某些較為敏感的文字，不得不加以隱諱、修飾，本次校訂則一一還其原貌。書中的譯名、哲學用語與注釋格式，也都依據新的研究成果與出版品，加以斟酌更新。此外，我們也保留了桂冠版的兩篇代譯序〈論「理性與開放的社會」〉及〈波普的細部工程學說〉，它們對於想理解波普思想的讀者，仍極具參考價值。 　　 　　過程中，莊教授提供了我們許多重要而寶貴的建議，在此謹致上最深的謝忱。而中興大學歷史系的周樑楷教授，亦在史學方面給予協助，亦在此一併致謝。此外，也非常感謝宮布利希的孫女萊奧妮（Leonie Gombrich）慷慨授權我們翻譯其祖父的回憶文字，以饗讀者。 　　 　　最後，我們也將此書獻給已故的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沒有他的熱心與無私，不會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第一版問世，更不會有今日的全新版本。在此謹以出版人的身份致上最高的敬意。

◎文／梁燕樵（商周出版編輯）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20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卡爾．波普政治哲學的代表作。首次出版於一九四五年，它充滿激情，力斥極權主義，擁護自由民主與理性思想，被稱為「第一流的偉大作品」。 　　更重要的是，這本書的思想甚至飄洋過海，影響了1950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殷海光。但當時因為政治因素，一直沒有翻譯，直到一九八四年才終於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可惜隨年深月久，逐漸從台灣市面絕跡。 　　漫長的70年過去了，如今，極權仍然沒有消失，民主、自由與理性，更面臨了種種動搖與威脅。究竟「開放社會」是否只是虛幻的理想？我們又是否已經在期待「封閉社會」的回歸？這本經典的回歸，便是要回答這個永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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