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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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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 作者:鶴見俊輔
  • 出版社:馬可孛羅
  • 出版日期:2020-03-30
  • 定價:420元
  • 優惠價:79折 3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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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巨人,將美國「實用主義」引入日本的第一人 朝日新聞社「大佛次郎賞」得獎作者,三十年長銷不墜的思想史巨作 作家、資深譯者邱振瑞 專文導讀 全面討論1931至1980年間,日本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時代所帶來的巨變與衝擊,深入了解日本思想底蘊的必讀作品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與《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是鶴見俊輔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年四月,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的講課紀錄,後整理成書出版,至今仍是長銷不墜的思想史佳作。 一九九九年,作家大江健三郎出版了《空翻》一書,描述日本兩位重要的宗教領袖,突然推翻自己所傳布的所有信仰。這個讓信眾譁然的宣言,如同原地翻筋斗,所以稱之為「空翻」。一個人的想法為何會產生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呢?又或者說,人在怎樣的情況下,會有一百八十度、令人匪夷所思的「轉向」呢?「轉向」一詞會是《精神史》一書的核心概念,鶴見俊輔先生選取了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爆發,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這十四年的日本知識分子在精神(思想)上的「轉向」,作為認識近代日本深層文化的切入點。 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政府被軍國主義者所把持,面對這種狀況,持完全相左意見的知識分子,該如何接受跟回應國家的種種激進作為?他們的決定是突然撤回所有過往的激進主張,轉而支持天皇制,時人稱之為知識分子的「轉向」。 這個極端的例子,代表了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思想轉變,也代表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所傳入的現代思潮,都在軍國主義的淫威下屈服了。在這個思想的撕裂點上,鶴見俊輔先生追溯了「鎖國」、「國體」、「大亞細亞」各種概念,讓我們窺見日本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時的思想弱點,也藉此反省日本如何走上軍國主義路線的歷史。 接著在《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書中,此時正值日本戰敗、受美國實質占領的時期,對日本人來說是個前所未見的巨大衝擊,從驕傲無比的皇國臣民,轉瞬成為屈辱的戰敗國降民,日本人又將面對另一次思想上的「轉向」。鶴見俊輔先生選取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八○年戰後日本大眾俗民文化中的漫畫、流行歌曲、電視劇等諸多元素,書寫成別具一格的作品,作為整個日本思想史系列的完結篇。

目錄

一、占領——被迫接受的美國式生活風格 二、關於占領與正義感 三、戰後日本的漫畫 四、曲藝場的藝術 五、培養共同文化的故事 六、關於六○年代以後的流行歌 七、一般市民與市民運動 八、關於生活形態 九、關於旅行指南 後記 解說 鷲田清一

導讀

歷史思想的重負,鶴見俊輔其人其書
◎文/邱振瑞      在日本諸多思想家中,鶴見俊輔(1922-2015)堪稱是領軍人物之一,在世期間,與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詩人暨思想評論家吉本隆明皆有思想交流。從其著述生涯來看,他是日本思想文化評論家和大眾文化研究者,其論述有幾個特質:具有歷史思想的厚重、對國家戰爭與政治文明的省思、對社會弊病根源的追問,以及思想史特質的大眾文化研究。進言之,從古代、江戶時期、明治時期到二戰前後的日本史,都納進他辯證批判的視野中。他終其一生勤奮寫作,參與各種講座和對談,編著和合著近百種,出版《鶴見俊輔集》(全十二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集.續》(全五卷,筑摩書房)、《鶴見俊輔座談》(全十卷,晶文社)、《鶴見俊輔書評集成》(全三卷,みすず書房),這些文字帶給日本戰後的言論思想界很大影響。      家族背景與戰爭體驗      鶴見俊輔出生於一九二二年,家族背景顯赫,父親鶴見祐輔曾任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出任過眾議院議員和厚生大臣等職,亦是善寫能譯的文人作家。他用日語寫過旅行遊記、隨筆、論文、小說和傳記,著書四十二種(五十七冊),以及三種英語著作。在一九二八年,其《英雄待望論》(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一九二八年)更登上五十萬部暢銷書名榜。此外,六卷本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改造社,一九三六年)日譯本,正是出自鶴見祐輔卓越的譯筆。鶴見俊輔的外祖父後藤新平,亦是顯赫的政治人物,他曾經擔任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其後晉升為首任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內務大臣、外務大臣和第七屆東京市長,以及第三任拓殖大學校長等要職,一九二八年受封伯爵。      據心理學家分析,也許鶴見俊輔出身貴族家庭,母親對他管教極為嚴格,這種壓力導致他過早出現叛逆行為。例如,偷書、逃學和出入不良場所,甚至二度自殺未遂,三度進出精神療養院接受治療。一九三七年,他從府立第五中學退學。彼時,鶴見祐輔要前往澳大利亞演講,鶴見俊輔和胞姊鶴見和子亦隨父親同行。是年十月,他們一家三人歸國。一九三八年春天,鶴見俊輔時值十六歲,他隨同父親赴美拜訪哈佛大學的亞瑟.史列辛格教授,經過詳細面談,他決定到美國留學。他在那時與經濟學家都留重人結識為友。該年九月,他踏上美國麻州的土地,就讀於設有男生宿舍的補習班,開始留學生活。翌年秋天,他進入哈佛大學哲學科就讀,寄宿在當地劍橋的青年之家。一九四○年初夏,他返國探親期間,拜訪了民藝家柳宗悅。其後,他對於柳宗悅的思想研究,收錄於《鶴見俊輔集.續四》中。夏末,他返回美國,卻遇上了大麻煩,遭到洛杉磯港移民局的暫時拘留。到了秋季,日本學專家艾里謝也夫和賴肖和正在編寫日語教科書,鶴見與胞姊和子通力協助。翌年春天,他著手撰寫畢業論文《論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哲學》。夏季,他有一機會,在紐約日本文化會館圖書館打工,認識了美國作家和社會運動家海倫.凱勒。但十一月下旬,美日關係卻出現了詭譎的前兆。日本大使館若杉大使來函通知,要他即刻到西海岸搭乘船艦返回日本!果真,十二月八日,因日本偷襲珍珠港,美日兩國正式宣戰了,但他並沒有束裝返國。年底左右,他寫了一封家書,委託國際紅十字會轉交家人,說他第三學年前期考試成績第一名。      接下來,鶴見俊輔開始迎來了厄運之年。留美期間,鶴見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引來了美國聯邦調查部門的注意。就思想根源而言,他的確否定國家的作為,高揚個人的存在。因此,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聯邦調查局幹員以涉入間諜案為由,到鶴見所住的學生宿舍裡大肆搜查,並將他強行帶走,關押於東波士頓移民局拘留所,彼時他尚未完成的論文也遭到沒收,不過最後仍然歸還予他。在關押期間,他趴在拘留所的馬桶上繼續完成畢業論文,儘管修學年限不足,哈佛大學教授委員會仍同意授予他畢業文憑。是年六月十一日,鶴見搭乘戰爭時期交換戰俘的船艦格里普霍姆號。十八日深夜,該船從紐約港出發,一個星期後,他在船上迎接二十歲的生日。返回日本後,很快接到了徵召令,翌年二月,他擔任海軍文職人員(負責德語口譯),從神戶港搭乘船艦,衝破德軍的封鎖線,輾轉抵到印尼雅加達。      思想軌跡與理論實踐      兩年後,鶴見俊輔回到橫濱日吉軍令部的翻譯部門,不幸的是,他於六月腹膜炎惡化,不得不離開軍令部。為了躲避美軍的空襲,他隨同父親和胞姊和子疏散到靜岡縣的熱海租屋療養。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作《哲學的反省》,並於翌年出版。      嚴格講,一九四六年五月,可謂是實現鶴見思想論述的新起點。他與物理學家武谷三男、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社會學家鶴見和子、學者武田清子等人,共同創辦《思想的科學》同仁雜誌,吸引同時代傑出知識人的矚目,雜誌內容豐富多姿。然而,當時日本還在美國占領軍的支配下,出版雜誌刊物都得通過嚴格審閱。因此,該雜誌有的文章沒能通過審查,被下令修改或刪除,不用說,對於明顯批判美國占領軍的文章則悉數刪除。這是日本知識人在美國統治下受到的屈辱和挫折感。      當然,也有知識人支持美國在戰後日本推動的民主改革。他們認為,與日本軍國主義高壓統治相比,由美軍主導規範的言論空間來得寬鬆,畢竟還容許自由主義的呼吸。這種對於言論價值觀的選取論戰,持續到日本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必須指出,以鶴見俊輔為首,於一九四九年七月成立的「思想之科學研究會」,加諸《思想的科學》雜誌提供發表園地,對於日本思想界的影響力既深且遠。創辦刊物最初的資金是他們自行籌措,創辦宗旨明確,旨在探索日本戰敗的深層涵義和汲取教訓。這份思想雜誌持續了半個世紀,到一九九六年三月停刊,共發行五百三十六期,已成為研究近現代日本思想史重要的文本史料。      而要綜括鶴見俊輔的思想面貌,我們必須回顧他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二年的研究成果。他組織了三十餘名菁英學者,進行以「轉向」為主題的研究會。經由他們通力合作,最終出版了三卷本《共同研究.轉向》(平凡社)。就此而言,這套叢書顯示出他們的學術志向,亦是名留青史的代表作。什麼是轉向呢?正如鶴見俊輔《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指出,「轉向」一詞最初源於一九二○年代的日本共產黨人因被捕坐牢,在獄中宣布政治思想「方向轉換=變更路線」的縮略語。到了一九三○年,這個詞逐漸變成輕蔑的說法,用於指稱日本共產黨人放棄理想的「變節」行為。然而,鶴見俊輔似乎站在理解與同情的立場,他認為「轉向」是一個普遍現象,而非特定政黨人士的行為。以二戰前為例,許多為自由和平搖旗吶喊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於二戰方興未艾之際,卻搖身一變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日本戰敗後,這些昔時的知識分子竟然比右翼人士更迅速轉向擁抱「民主主義」。所以,在他看來,「轉向」的本質是「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這就是說,只要國家為實現自身的最高律法權威,勢必就會對個體做出支配或限制,國家機器與個體之間的對峙抗爭,就是不可調和矛盾的根源。      看得出來,鶴見俊輔是一個自承思想重負的知識人,他熱衷於學問的建構,希望透過對歷史思想文化的重新記述,以恢復和貼近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他出版《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一書,依然認為力之未逮,繼而在《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做更系統深入的積極反思。乍看之下,這部經典作品屬於「大眾文化史研究」,就精神內涵而言,則是對日本精神史與文化史的延伸探究,耐心的讀者透過其辯證的歷史論述,應該可以深刻認識現代日本思想史的底蘊。

內文試閱

  一、占領——被迫接受的美國式生活風格   
一九八○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聯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元帥(1880-1964)胸有成竹的來到了日本,這種自信心可以算是他一生的寫照。因為看到戰爭最後階段的空拍照片,他放心了,日本國民應該不會有太多抵抗吧。而對日本的期待也使麥克阿瑟成為一個寬宏大量的人。      眾所周知,長久以來,麥克阿瑟是個政治思想相當保守的人。一九三二年夏天,麥克阿瑟將軍應胡佛總統的命令,指揮騎兵部隊與步兵部隊,驅離了五千名示威群眾。這些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大恐慌中,受到嚴重的打擊,失去職業,於是發起了酬恤金進軍事件(Bonus Army),他們在春季遊行到了華盛頓,搭起小屋逗留不去。這些人之所以遊行到華盛頓,是為了要求政府提前發給早已承諾的酬恤金。剛開始的時候,這支遊行軍只有一萬一千人。胡佛總統獲得國會的同意,承諾發予十萬美金。因此,遊行軍減少到五千人。殘留的示威隊伍搭起帳棚,繼續監視中央政府的態度。而驅離這支遊行軍的殘餘部隊,讓麥克阿瑟一夕成為名人。那是羅斯福打敗胡佛,提出新政(The New Deal)之前的事。      歷史是諷刺的,麥克阿瑟元帥在新政時代長大的下屬保護中,抵達日本。麥克阿瑟對這些軍官懷抱著自然的袍澤之情,因為這些幕僚全都是追隨他的指揮,自菲律賓群島一路向北進攻的弟兄,更何況,他現在心境寬大,適合規劃新的設計圖來改造日本。經過新政時代的美國,這些幕僚十分相信,一國社會的經濟與生活形態,都必須由政府規劃來調整,因此他們便成了達成這個目的極有用的助手。這些幕僚的下面,還有剛從大學畢業,或是畢業才幾年的低階士官,這些年輕人接下了大量而繁瑣的調查工作,調查美國政府也尚不清楚的日本投降後的社會狀況。      這份工作困難重重。當時的日本都市化為焦土,重要的紀錄並未放在它們原本所在的辦事處,而是疏散到遙遠的鄉下城鎮,連找到這些紀錄都並非易事,而要找出有能力提供重要資訊給他們的人,也因為彼此的連結已經斷了,因此更加困難。      收集重要資訊,並將麥克阿瑟與其幕僚決定的原則套用於具體的例子上,這兩件工作全都交給年輕有活力的軍官和士官執行。最高司令官與擔任幕僚的高級將官們,對於其部屬的決定,其實沒有多餘的時間細細考量。因此,儘管投降之前,曾經氣焰囂張的日本政府高官、政治家、財經界人士有各式各樣的抱怨批評,但是他們還是支持下屬的決定。這種狀態,大致上來說一直維持到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之前。這個事件,為麥克阿瑟和以往他下決策時的氣氛,帶來了變化。      我們認為,美國史與美國占領日本史之間,在時間上可以說是錯開的。至少,在美國占領日本的初期,日本——應該說是日本當中的美國,抱持著支持一九三三年開始的羅斯福總統政府的想法。但是,從一開始,麥克阿瑟自己就在他的幕僚之間,養了一個反對陣營。      在幕僚中有位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 1892-1972)少將,在簡稱GII的部門擔任部長。他自一九四○年以來,就在麥克阿瑟的麾下一起行動。威洛比所在的部門負責情報和諜報活動。威洛比少將隱藏在這官方目標的背後,與戰前隸屬於日本思想警察的官吏們取得聯絡,收集戰時日本警察染有反共思想的情報。從威洛比少將個人政治上的觀點來看,可以理解他為何要收集這些情報。威洛比少將另外也收集占領政府當局的官員活動情報,那些人的作為都是從他個人政治立場上所不樂見的。他將這些收集來的情報,送交美國眾議院反美活動委員會,作為當時指揮進行「紅色恐慌」的麥卡錫(Joseph McCarthy, 1908-1957)議員所用。這些情報對調離在占領初期叱吒一時的新政主義者上,發揮了相當大的用處。      寇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 1897-1969)少將掌理民政局。這位少將在美日戰爭爆發前,原本在菲律賓開業當律師,負責管理麥克阿瑟將軍的財產。一九四○年,他回歸軍旅,成為陸軍少將,於菲律賓指揮反日的游擊戰。一九四三年,他被任命為太平洋戰區美國陸軍的民政局局長,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他隨麥克阿瑟一起到達日本。儘管他與威洛比少將有些爭執,但是惠特尼少將仍然獲得麥克阿瑟元帥的信任和喜愛,而他終其一生也都對麥克阿瑟忠心耿耿。      在民政局中,居於惠特尼少將之下的是查爾斯.凱迪斯(Charles L. Kades, 1906-1996)上校。這位人士生於紐約州紐堡市,康乃爾大學畢業後就讀哈佛法學院,一九三一年在紐約成為開業律師。一九三三年,在羅斯福政府內務部長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L. Ickes)手下工作。一九四二年回歸軍旅,在歐洲戰區負責德軍占領區的行政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他從華盛頓帶著占領政策相關文件到達日本。      凱迪斯與前面提到的惠特尼少將、亞佛列德.哈希(Alfred R. Hussey)海軍中校、米羅.羅威爾(Milo E. Rowell)等人一同參與起草新日本憲法草案的工作,應該就是這份憲法草案讓日本承諾今後放棄發起戰爭的權利。凱迪斯推動農地改革、解散財閥、驅逐戰時指揮官的政策。這些動作讓威洛比少將懷恨在心,所以威洛比將凱迪斯與鳥尾子爵夫人的私情曝光,使凱迪斯在日本待不下去。但是,麥克阿瑟元帥仍然對凱迪斯懷著父輩式的疼愛,也將自己的財產委託給這個人管理。      麥克阿瑟元帥身為軍人,堅決反對各種形態的共產主義,因此,他對蘇聯、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中國方面的軍事行動,都採取鷹派的態度。在美國國內的政治上,他也是個保守主義者。然而,就日本而言,他身為行政最高指導者,地位比天皇還高,所以他一直採取父輩式的態度鼓勵走向改革。他自己對日本抱持的態度,如實表現在一九五一年他離開日本後,在美國議會所做的演講中。在這場演講中,他表示日本人的精神年齡是十二歲。日本人原本已經習慣完全信任麥克阿瑟元帥對日本國民的善意,但這場演說發表在當時日本的報紙時,引起群眾的憤怒。毋庸置疑的,麥克阿瑟對日本人是抱著善意的,只是在他自己的主觀中,那是一種成年人對十二歲少年少女所懷抱的善意。      初期的時候,美軍並未明示占領期會延續多久,對日本人來說,美國占領日本好像會無限期的延長下去,就如同不久前的戰爭,也讓人感覺會永遠打下去一樣。所以,日本人已經把占領當成永久持續的狀態,決定自我去調適它了。      說到政府的機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原有的官僚組織依然完整的保留下來,但是,占領成了重新訓練日本官僚的機會。一九六○年代以後明顯出現經濟復興時期,那時為日本政府掌舵的高官們,便是這些在投降後的占領初期,接受重新訓練的官僚們。只要看看負責與占領軍當局談判的官吏清單,就可以發現不少一九六○年代以後,在執政黨內閣中的重要閣員名字。      這些官吏已經四十多歲了,但是在占領期間,努力學會了用英語表達自己意見的方法,所以一九六○年代之後,在日本經濟力堪與美國齊頭並進的條件下,他們便有機會和美國閣員自由地對談。這些人不用經過翻譯,可以與美國閣員直接對話及下決定。在占領之前的幾年,日本高等教育制度在外語方面極為貧乏,所以,日本官僚之中,極少有人具備用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說寫的能力。再加上大正到昭和時期,日本官僚界都流傳著一個迷信,外語流利的官僚升不了官。但這個迷信隨著占領時代的來臨而破除了,日本誕生了新型的高級官僚。經過六○年代、七○年代,日本高級官僚之間,依然還殘留著美國占領時代的印記。      日本官僚與占領軍的緊密連結,與聯軍占領德國的形式不同,這是美國對日本採取間接占領的自然結果。日本投降之後,美國政府起草對日政策,聲明只限於為達成占領目的時,美國才會利用天皇及其政府,附帶條件是當日本政府不遵循美國占領之目標時,美國有權要求置換該政府機關及其人員,或者採取與日本政府不同的做法,直接行動。這份日本戰敗後在華盛頓起草的對日占領政策,顯示美國已經對日本採取間接占領的形式。      但是在日本當地,美國一開始的某些動作,意味著實質性的直接占領。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麥克阿瑟已計畫好公開聲明,美國占領日本全土,並開始實施軍政。這份聲明由三個項目組成。第一、美國主導軍政;第二、由美國的軍事法庭取代日本的法庭;第三、在日本使用美軍軍票。這份預定加入聲明中的內容,預先被日本的內閣知曉,因而東久邇宮首相的內閣陷入混亂狀態。      原本,日本內閣一直努力運用漢字字彙的魔法,來減緩日本政府投降的衝擊。投降前後,對日本民眾的報導,都使用「終戰」這個詞,刻意的將「戰敗」二字隱藏起來,也避諱出現「占領」這個詞,而使用「進駐」這樣的字眼。但是如果到了現在,美軍的軍票可在日本使用,那麼就等於用美金代替日圓,這個事實本身,就清楚的告訴日本大眾戰敗與占領的事實,這會讓日本政府的立場十分為難。主要是因為政府長期以來,想盡辦法護衛國體,處心積慮地給予國民這場長期戰爭是光榮結束的印象。由美國的軍事法庭掌管日本的法庭,對政府來說,又是另一個難堪的局面。      東久邇宮首相深夜做了個決定,他派遣終戰聯絡事務局長官岡崎勝男(1897-1965)去晉見麥克阿瑟。麥克阿瑟當時下榻在橫濱的新格蘭大飯店。岡崎勝男到達飯店時,已是午夜一點,他悄悄閃進飯店,進入大人物住的臥室,但他把在那兒見到的美國人,誤當成參謀長薩德蘭少將,對著他訴說情由。說了大約十分鐘英語之後,岡崎才終於意識到他並不是自己想說話的對象。不久後,美國人將他帶到參謀長的房間,此時他才知道美國方面已經將這項處置,用電報傳遞給日本各地所有的部隊所在地,並且即將在第二天發表了。但是會面結束後,薩德蘭少將認為,從華盛頓發出的對日占領方針原則來看,岡崎勝男說明的內容是可被接受的,所以同意取消決定。      即使如此,只靠岡崎帶回來的報告,日本內閣還是不能放心,故央請外務大臣重光葵去拜訪麥克阿瑟元帥。日本政府高層展開的這一連串行動,都發生在當天深夜到黎明之間,直到破曉的這幾小時間,全體內閣閣員都沒敢閤眼。      投降與占領本為同一件事,日語與英語之間遣詞用字的差異,並非只源自於戰爭結束時日本官吏苦心隱瞞的特性,也源自於美國政府關於占領日本政策的本質。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儘管有幾名占領軍高官意識到這點,但是占領軍當局並未禁止日本政府用「終戰」和「進駐」等帶有少許欺瞞意義的字眼,取代露骨的「敗戰」、「占領」,彷彿把苦藥包在糯米紙裡就比較好吞。儘管如此,若看了這個時代日本報紙、雜誌刊出的感想,我所看到的論述,都是將日本的投降定位為無條件投降。雖然有法理論將它解釋為有條件投降,不過在當時大眾能接觸到的報導中,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占領軍當局,已經將接受無條件投降的狀況,當成官方態度來處理了。從這時算起的三十三年後,在新聞媒體上出現了日本究竟是有條件投降,還是無條件投降,展開了一場論戰。      (下略)

作者資料

鶴見俊輔

日本戰後著名哲學家、評論家、大眾文化研究者、政治運動家,被譽為日本近代思想界的巨人,曾任教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工業大學、同志社大學。 鶴見俊輔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東京,父親是政治家鶴見祐輔,外祖父則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長官後藤新平。一九三八年鶴見俊輔赴美留學,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變後返回日本。一九四六年鶴見俊輔與思鄉家丸山真男等七人共同創刊《思想的科學》,多次發表關於日本戰前、戰後思想發展的重要文章,持續批判日本人非理性的思維方式。此外,鶴見俊輔也多次身體力行參與反越戰、反核等各式社會政治運動。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卒於京都家中,享年九十三歲。 鶴見俊輔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美國哲學》、《柳宗悅》、《邊際藝術論》、《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鶴見俊輔集》等書。 相關著作:《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年》

基本資料

作者:鶴見俊輔 譯者:陳嫻若 出版社:馬可孛羅 書系:Historia歷史學堂 出版日期:2020-03-30 ISBN:9789865509149 城邦書號:MU0032 規格:平裝 / 單色 / 288頁 / 15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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