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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魂:醫療現場的21則啟發(十周年紀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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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每位病人,都是醫生的導師。 從一九七○年代各科醫師的醫病哲學,重新審視今日的醫療關係。 生命從開始到結束,都與醫學有關,然而醫師與病人卻只是彼此的過客,但正是這些短暫的錯肩,改變了病人往後的人生;病人留下的考驗與教訓,也深深影響了醫者的醫病哲學。 一九七○年代的醫學,不似今日擁有先進的科學儀器,要能精準斷症,端視醫生對病人的認識有多深。同樣患有腸道息肉的患者,年齡、家族遺傳等狀態截然不同,如何處置才能避免全盤皆輸景況?當醫師願意從高臺走下,與病患站在同一陣線,才能體會醫學的藝術:臨場的正確判斷永遠是最困難的。在《醫魂》一書裡,耶魯外科醫師努蘭搜集心臟科、麻醉科、小兒科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娓娓道出每位醫師背後的醫病哲學,也都從病人身上學到寶貴的一課。一九七○年代的醫生主要從問診斷症培養出醫病默契,對比今日緊張的醫病關係,我們得以藉此重新審視醫病位置與白色巨塔內的倫理關懷。 以說書人的角色作為媒介,努蘭將醫生們領出過於完美的窠臼,並試圖讓病患了解醫療行為與臨床現場中超乎想像的荒誕。他用二十一則精煉的小故事傳達出:完美的醫療行為不一定以康復告終,但必定是由醫生與病患共同譜出的樂章。醫生不是冰冷又遙遠的權威者,而是與病患同一陣線的鬥士,一同挖掘與探討疾病、甚至是生命靈魂的本質。 小劉醫師Lisa Liu(外科醫師)、朱為民(臺中榮總老年醫學、安寧緩和專科醫師)、邱文達(前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黃軒(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學中心副主任)、黃勝雄(前門諾會醫院暨相關事業機構總執行長)、黃達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內科教授)、蔡甫昌(臺灣大學生醫倫理中心主任)、簡守信(臺中慈濟醫院院長)、鯨向海(詩人、精神科醫師)、蘇上豪(外科醫師、金鼎獎得主)——專業推薦

目錄

人類的守護者──給二十一世紀的醫學備忘錄/邱文達 沒有博士學位的名教授──介紹《醫魂》的作者努蘭醫師/黃勝雄 《醫魂》的省思/黃達夫 醫學故事百科全書/簡守信 說故事的人/鯨向海 前言 外科醫生的故事 家庭醫生的故事 皮膚科醫生的故事 腸胃科醫生的故事 婦產科醫生的故事 眼科醫生的故事 心臟科醫生的故事 小兒心臟科醫生的故事 麻醉科醫生的故事 神經外科醫生的兩個故事 胸腔外科醫生的兩個故事 醫科學生的故事 老年科醫生的兩個故事 支氣管鏡專家的故事 內科醫生的故事 外科醫生的第二個故事 腎臟科醫生的故事 神經科醫生的兩個故事 泌尿科醫生的故事 小兒科醫生的故事 說書人的故事 跋

內文試閱

家庭醫生的故事 我們做醫生的都被告誡別和病患談戀愛,不過倒沒人說暗戀不行。我的故事要從第一眼看到她那刻說起,那可不能怪我。她是個身材高挑、綠眼珠、蜜色金髮的美女,擁有艾絲特.威廉斯(Esther Williams)的好身材,艾蓮納.法蘭西斯(Arlene Francis)的好頭腦;還記得這些明星嗎?那時我是個二十五歲的醫學系三年級學生,又矮又呆和現在沒差多少,但她和我講話的態度就好像面對的人是基代爾醫生(Dr. Kildare),就是路.艾里斯(Lew Ayres)在多部影片中飾演的那位俊俏年輕實習醫生。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氣,被指派來為她做入院的病史詢問和身體檢查,那時是一九五五年,我第一天到一般外科當臨床見習生。 她的問題其實再簡單不過了。這位三十二歲的已婚女性,在左乳發現了一個三公分的硬塊。早在一年半之前她就注意到這個硬塊,可是「我不愛看醫生,所以沒有管它,直到有天我刮腋毛有點小感染,才發現有些乳腺已經發炎了。我想大概需要抗生素,就去找費萊醫生,他建議我等感染的部分清乾淨了,要盡快把腫塊切除拿去做活體切片檢查」。她用完整而文雅的句子講話,這一點也不足為奇,因為她是坎特伯里出版社的編輯,而且她老公是位相當知名的政治線記者,即使已過了五十年,我若講出他的姓名你一定都還記得。 詢問病史時只得到這些片片段段的資訊,最重要的部分一直要等到隨後幫她做身體檢查時才會出現。照規定每位女性都要做骨盆檢查,這通常是在助理住院醫生的督導之下由醫科見習生來做。這種安排有兩個目的:檢查並留下紀錄,同時讓住院醫生在學生的背後監督,指導並確保一切程序正確無誤。 這位病患我姑且叫她艾蓮娜.威廉斯(Arlene Williams)好了,兼具我心目中的理想身材和頭腦。一位護士帶我們的病患到檢查檯就位,我把戴上手套、沾有潤滑劑的兩根手指伸進她的陰道口觸診,可是有個摸起來像是塊厚布的東西讓我沒辦法再進去。我擡頭看看站在右後方的住院醫生──一個叫佛克納的人(Joe Forkner),後來到印第安那州密西根市開業──示意請他親自來做。他坐上凳子想要用同樣的手法檢查,不過我可以看出他也無法前進,就像陰道有塊很厚的組織在中間阻擋去路。他請護士拿光照一照,謎團馬上真相大白(不過很令人驚訝):我們遇到的障礙是再平常不過的處女膜,但卻異常地厚而堅靭,僅在中央有個直徑不到一公分的小孔,除此之外都堅不可破。這種東西應該出現在沒有經驗的青少女身上,除了經血之外,大概沒別的會通過。 我們請威廉斯太太(那時還沒有出現女士這種稱謂)下檢查檯,到清空的會客室坐坐,這樣子我們才不會太不便於(有人這麼說的吧?)請教她,那個非問不可的問題。沒錯,她親口告訴我們,雖然她和先生彼此深深相愛,可是兩人從來都沒法成功地交合,也早已接受上天這樣的安排了。事實上,他們已經進入領養小孩的初期程序。他們放棄了,認為威廉斯太太大概有某種先天的生理結構異常,而且他們都是那種不愛談論私事的人,所以根本沒有請教過家庭醫生這件事。因此,她不曾去找婦科醫生,更不曉得佛克納口中那塊閉鎖、異常厚實的處女膜,只要在她做乳房活體切片的麻醉期間,花幾分鐘進行簡單的切開手術即可。她聽到自己即將擁有正常的性生活,那極為迷人的眼睛為之一亮。接著,當她說一想到能夠告訴先生這個好消息自己有多興奮時,整個人都笑得好燦爛。 我跟各位講的這個故事在今天真是無法想像,不過那畢竟是一九五○年代中期,許多人對性事還是一無所知。眼前這位高學歷、迷人的年輕婦人,結婚七年來都不曉得,無知害她不能享受每個女人理應享有的滿足感。佛克納說他會告訴主刀的華勒斯醫生(Dr. Wallace)這個情況,而且下午就會有婦科醫生來找我們這位病人,安排處女膜切開的手術。我和佛克納一起走過長廊,我們都很訝異居然會遇到這種事,簡單的乳房活體切片檢查,居然改變了兩個人的生活。 待佛克納離開,我又走回去向威廉斯太太把整件事再解說一遍,並請她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名。這是我第一次請病人簽署同意書,而且這張同意書上有我見過最奇怪的手術組合。 那時所有乳房活體切片檢查都需要住院,而同意書都要告知病人,如果切片結果是陽性就會做乳房根除術,即使像威廉斯太太這種可能性很低的情況也一樣。因此,我在表格填寫手術名稱的空位,寫上「乳房活體切片檢查、乳房根除術以及處女膜切開術」,當晚公布欄的手術室時程表上也會這麼寫,我敢打賭醫院裡有很多人都會注意到。 隔天清晨,威廉斯太太(其實此時我們已經以艾蓮娜和查理相稱了)在一片歡欣的氣氛中被推進手術室。她的故事在手術室人員間傳開,大家都為她感到高興,尤其是華勒斯醫生。不單單因為華勒斯是最溫柔和善的資深外科成員,事實上,他也是艾蓮娜父親的大學同學及老友。華勒斯醫生是看著她長大的。 麻醉科醫生在艾蓮娜耳邊說了幾句鼓勵的話,她就進到一個安詳、如我們所預期的那個睡眠狀態。她肯定已開始期待和深愛的男人一同跨出改變兩人關係的那步。呼吸管插入氣管後,護士旋即幫她把腳放到跨凳上,不出五分鐘,婦科醫生就把那堅韌的處女膜劃開了。我照著佛克納教我的步驟準備左乳房手術,華勒斯則小心翼翼地把腫塊切除。送給樓下的病理學家做立即冷凍活體切片檢查前,他把檢體拿在手上研究一番。我發現醫生的眼神突然顯得有些困擾,好像有什麼不對勁。他要佛克納把小小的切片傷口縫合,自己從手術檯退開幾步,要了一支乾淨的解剖刀,好把剛才割除的組織切開。 「這可不妙,」他不開心地喃喃自語,在手術檯邊的我們都聽得一清二楚。這幾個字一定讓每個人都像我一樣感到背脊發涼,尤其是當他之後又接著說:「砂砂的──是硬的。」華勒斯描述的,是惡性腫瘤。 冷凍切片的驗檢報告要等十五分鐘才會透過內部電話回報,這十五分鐘是我在各個外科實習整整十二個星期當中最難熬的時刻。病理醫生以不帶情感的聲音證實了癌症診斷,還加上他的見解:「看起來相當具攻擊性。」佛克納和我默不作聲,拿掉活體切片檢查用的蓋布,著手清潔患者胸部以及上臂的一大片區域,準備做乳房根除術。 移除乳房以及整個位於腋下的相鄰腋窩組織,大約用了四個鐘頭。要縫合這麼大範圍切除的傷口,必須用到皮膚移植。整個工作小組除了必要的溝通外,一直很安靜。我可以聽到麻醉儀器的每一個嘆息。 等固定皮膚移植物的最後一針都縫好,華勒斯把全部的檢體──那些原本應該是美麗的乳房以及腋下──放在小小的器械檯上,好仔細摸一摸那堆腋窩組織所包含的淋巴結。「摸摸看,佛克納,告訴我你的看法。」他指了指腋窩脂肪層最上面、離乳房最遠的幾個淋巴結。佛克納也認為它們很硬,幾乎可以確定是癌症擴散處。原以為是腋下輕微皮膚感染導致的淋巴腫大,實際上滿是惡性腫瘤。在當時,發現惡性腫瘤滲透最高層淋巴結,等於被宣判了死刑。這位健康有活力的婦女體內,本應是良性的乳房腫瘤,真面目居然是夢想的摧毀者,一個殺手。 兩名護佐把艾蓮娜的輪床由手術室推往恢復室的路上,華勒斯、佛克納和我依序跟在後頭,形成一個莊嚴的隊伍。華勒斯醫生等待病患完全醒過來好向她解釋病情的空檔,我們似乎不該走得太遠,所以大夥兒不發一語,坐在通常供住院醫生寫術後醫囑的桌子旁。華勒斯的眼睛,一秒都沒離開過她。 不到十分鐘艾蓮娜就醒了。她和護士說幾句話,要了水啜上幾口,華勒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舉步艱難地緩緩移到她床前。佛克納和我緊跟在後頭,就好像這樣能多少給他一些力量,支持他完成應盡的義務。艾蓮娜一見到他就露出燦爛的笑容,那天佛克納和我告訴她,處女膜切開術一定會徹底改變她的人生,她也是笑得這麼甜,這麼美。「一切都結束了,真好,對不對?」她輕聲說道,眼睛閃閃發亮,就像是人生的書即將翻往美好新頁。華勒斯出聲前猶豫了好一陣子,然後說:「艾蓮娜,我們有點事需要討論一下。」 家庭醫生故事的後話 家庭醫生的故事,講的是半個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那時候,乳癌擴散到腋窩的最上層淋巴結幾乎等於是被判了死刑,尤其是對年輕女性而言。我加了幾乎二字,因為我們知道這一類腫瘤的病程還是具有個人差異。有時某位預後很差的女士又活了幾十年而不見惡化。反之,有時治癒機率應該很高的,結果卻完全相反。 每個器官的每個腫瘤都有它不可知的生物學特性,在影響其生長進程和治療效果,乳房的惡性腫瘤尤其如此。正因為存在這些因素,預測才會如此困難,長期的展望才會如此不明確。不管怎麼說,若有一群年輕女子的病症如以上故事所描述,可以確定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在三年內過世──如果那是一九五五年的話。艾蓮娜.威廉斯就是如此。手術後不到六個月,她的身體就出現癌細胞轉移到肝及肋骨的跡象。一年後她就過世了,那時還沒有什麼方法能救她一命。 如今情況已大不相同。現在如果有位女士的病情和艾蓮娜一樣,乳房並不需要動這麼大的手術;腋窩淋巴結的抽樣檢查會取代大面積的切除,先進的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還有荷爾蒙治療,都有相當的機會能減緩甚至中止她的病程好一段時間,有時還會一直保持下去。術後幾個月的虛弱程度,也會比做乳房根除術的艾蓮娜輕微許多。初次療程之後,她的生活會比艾蓮娜最後的十八個月有品質。此外,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處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艾蓮娜,一旦發現乳房有腫塊(甚至在發現之前)一定會去做乳房攝影。雖然一九二○年代就有人提議要用標準器材,以小劑量X射線進行乳房造影,實務上卻很少被採用,一方面是因為可信度不高,另一方面是因為多數女性對於被診斷出乳癌所抱持的態度:她們認為它帶有難以承受或啟齒的羞恥感和負面印記。那時,乳癌幾乎要比其他任何的癌症更不可說,更難承認。直到一九六○年代,才出現專門為乳房攝影而特製的X射線儀器。放射線診斷很快就變得更為準確,放射檢驗師開始有乳房攝影的專門分科,還發展出活體切片檢查與早期診斷的X射線判定準則,並愈來愈精準。 沒過多久,又發生了另一項改變,在當時這可比乳房攝影更具有影響力。一九七四年,成為美國第一夫人沒幾個月的福特太太,公開宣布她最近被診斷出罹患乳癌並接受根除術治療的消息。有了第一夫人的榜樣,副總統夫人洛克菲勒也決定要去檢查一下自己的乳房。結果發現有個小腫塊是惡性的,所以她就到紐約的斯隆─凱特林紀念醫院接受乳房根除術。她和福特太太一樣,選擇把自己的事情公諸於世,希望其他婦女能因此受到鼓勵,在面對這被普遍懼怕的不名譽隱疾時,變得更主動積極。這兩位深思熟慮又有遠見的女性所展現的公眾勇氣與負責態度,立即可見的成果(真的是立竿見影般)就是鼓勵了成千上萬的婦女檢查自己的乳房,尋求醫療意見並接受乳房攝影。這深陷羞恥的疾病,突然成為眾人合力打擊的目標,拯救了無數生命。 即使像艾蓮娜.威廉斯這種「不愛看醫生」的婦女,也開始大批大批找人做檢查,結果就是發現許多往往能治癒的初期癌症。我記得很清楚,在一九七○年代末我曾說過,這兩位勇敢而愛民的女性應該被頒發諾貝諾醫學獎,因為她們成功地除去一項駭人疾病的負面標記,並親自出馬做為催化劑,這一定造就了為數可觀的治癒案例。我相信,艾蓮娜如果生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之後,而不是一九五○年代末,一定就不會那麼排斥為了乳房的腫塊去看醫生。她是否能被治癒還在未定之天,可是早期診斷必將大大地增加她康復的機會。 近年來,核磁共振造影掃描也被列入診斷建議的清單,因為這種檢驗法被發現能辨認出標準乳房攝影以及超音波偶爾會漏掉的癌症。如今美國癌症學會建議,被歸類為高風險族群的婦女(原因很多,像是已知的乳癌基因突變或嚴重的乳癌家族病史)每年除了乳房攝影之外,還要做核磁共振造影。核磁共振造影掃描對於乳房組織密度特別高的女性更有用處,她們的乳房含高比例的腺體和結締組織,脂肪所占的比例很少。 我提筆記錄家庭醫生的故事後沒多久,收到一張病人寄來的賀卡,她的故事剛好切合主題。瑪麗.卡西理奧(Marie Consiglio)是一九八六那年,由坎特伯里五十哩外的醫生轉介給我的。她的乳癌已發展到連那位醫生都不知所措,他從來不曾見過這麼糟的狀況,只好寄望教學醫院的同行能提供治療並替她清理局部傷口。 對於瑪麗.卡西理奧最貼切的描述,就是粗枝大葉的個人主義者,無論什麼事都專斷獨行不管別人,也不太聽醫療專業人員的意見。我一直認為她的頑固倔強以及好鬥的機智,其實是要隱藏她對重病的深沉恐懼,但我沒法證明這一點,即使之後幾年交談過無數次也沒有任何線索支持我的論點──完全沒有,我只知道,我面前這位聰慧的女士,一點都不想為她的癌症尋求專業醫療,直到她的皮膚潰爛,整個右邊乳房組織敗壞了好大一塊。毫無疑問地,如果瑪麗已婚,她老公早就要她去看醫生了。然而,出於或這或那的理由,這位美麗、聰明(在此我還得加上「誘人」二字)的女子下定決心保持單身,而我認為她應該不乏追求者。 用最淺白的話來說,瑪麗.卡西理奧的胸部已爛成一團。外科手術幫不上忙;光是為了得到差強人意的治療效果,就要除去下至胸腔的大量組織。而且就算術後能恢復而且沒出現複雜的術後感染,最好的期待也僅止於美觀考量:爛掉的部分可以移除,可是乳癌意謂著在她體內某處,一定有未被發現的腫瘤(我們只能期望它的規模比較小,還沒有長大)。 該怎麼辦呢?我徵詢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的同事,一起擬出一套方案,在瑪麗終將死去前,我們還有一些機會能提供她幾年沒啥症狀的日子。這方案包括在動外科手術前,得先進行特別設計的化學和放射線療程。這部分耗費了好幾個月才完成,不過的確有效地讓她的乳房適合接受手術。等所有術前治療都告一段落,我才進行大區域的切除,等傷口癒合沒有導致併發症,再由化學治療師接手。化療師是天生的樂觀派,此時,他也變得士氣大振,以長期存活來思考,他開始幫病人注射治療用毒物,認為要這樣才能達到目標。 五年後,當我一九九二年開始寫作的時候,已不再為瑪麗做追蹤檢查,不過她還是接受住家那邊醫生的細心照顧。我們偶爾會通通信、見個面,因此我能即時追蹤她的身體狀況。她一直都保持得相當健康。 從瑪麗寄來的賀卡,能看到一連串的治療歷程,那在艾蓮娜.威廉斯生活的年代無疑是毫無指望的情況。她的賀上這麼寫:「哈囉,親愛的老友,我想手術的二十週年應該給你一張致謝的小卡片。生命真是美好……」瑪麗已沒有癌症跡象。打從她一九八六年第一次走進我的辦公室算來,重症女性的處境又更進步了,我認為接下來的幾十年還會更好,因為化學治療甚至是免疫治療都有新的發展。 家庭醫生講完故事後,我問他知不知道處女膜切開術是否對那對夫婦的術後生活造成影響,是否讓如此相愛的兩個人,在面對眼前不可挽回的命運之際,至少得到一點原先沒預料到的喜樂?他的回答正如我所料:他並不曉得。 更進步了,我認為接下來的幾十年還會更好,因為化學治療甚至是免疫治療都有新的發展。 家庭醫生講完故事後,我問他知不知道處女膜切開術是否對那對夫婦的術後生活造成影響,是否讓如此相愛的兩個人,在面對眼前不可挽回的命運之際,至少得到一點原先沒預料到的喜樂?他的回答正如我所料:他並不曉得。

延伸內容

【推薦序】說故事的人
◎文/鯨向海(詩人.精神科專科醫師) 近幾年來,醫教改革的浪潮從西方湧至,醫學人文教育在醫學系的課程中越來越受重視,甚至連住院醫師或主治醫師都有相關的進修課程,頻繁的簽到紀錄與學分算計之中,有時我不禁也懷疑起來,自己是否算是夠有人文素養的醫生呢? 我以為人文素養,看似莫測高深,也許簡單來說,就是一種感動與同理的能力吧。整個醫療環境是緊張的,醫生逐漸失去令人尊敬的社會地位,病人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乃此一斷代的趨勢。平日臨床實務繁忙,如果失去從工作之中召喚感動的能力,想必也無法真切同理病人的苦痛;如果一不小心把自己累積的壞情緒轉移到病人身上,當然很容易被以為是冷血動物或者缺乏醫德。是以,老醫生們紛紛皺起了眉頭,彷彿世界的黑暗已然成形,有什麼邪魔的原形即將畢露的感覺,醫學人文的重要性在這個時間點特別被強調了出來──與其說現在的醫生比以往更缺乏人文素養,不如說這是需要更強大的人文素養才能緩和醫病關係的時代。 在醫學院裡教導醫學人文的老師們經常苦於找不到適當教材,那麼努蘭這本《醫魂》的出現或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據作者的說法,這是一本醫學的《坎特伯里故事集》;暗示著一種在朝聖的途中,大家坦誠分享彼此故事,以增進生命經驗的氛圍。本書蒐集了各科退休老醫生們畢生精華故事,時間約莫都在一九七○年之前,那是先進診斷工具發明前的年代,各種機械解剖與實驗室技術還沒開始盛行,醫生們仍擅於親手細辨病人個別的病徵苦痛;醫生和病人在床邊對話,努力追尋:疾病要帶領人們前往何處?苦痛到底是為了什麼? 班雅明曾指出「說故事的人……漸行漸遠……說故事的藝術已經接近淪亡的地步」。現代醫生對症狀和徵候的描述,在忙於應付健保與評鑑制度的雙重壓力下,雖然精密地記錄在病歷上,但太過公式化與抹滅個別性,難免缺乏了「說故事」的感動。努蘭試圖重新召喚這門傳統技藝,汲取口語相傳的經驗風格,並與故事中的人物相互滲透,找回那些在科學理性的監督之下,喪失的醫者與病患共有的想像與情感世界;如他這樣描繪「理學檢查」(physical exam):「醫者將手放在病患身上,讓兩個人以沒有威脅性的方式相互交流、彼此接觸。兩人的關係因此改變,往往變得更親近、更信任。」那是生命中無可比擬的時刻。 努蘭擅長以醫學史的觀點切入:「行醫最讓人著迷之處,正是那穿越數千年歷史、綿延不斷的脈絡」,因而他的故事瀰漫著懷舊的氣息,正好呼應他對老年病患的迷人詮釋:「老年科醫生把病患當作是細緻的古舊雕刻品,每個線條都可能帶有重要的含意」。所以我們讀到〈老年科醫生的兩個故事〉裡,為了說明身體檢查是重要的古老技藝,他首先連結到兩千五百年前希波克拉底時代的醫學原理,忽然在後話裡又回顧了理學檢查於十八世紀中葉的革命氣息,接著論及十九世紀聽診器的發明等等,博學極了。又如第一則〈外科醫生的故事〉,他質疑醫學文獻中找不到的個案,是否就代表之前無人診治過這樣的疾病?並以十六世紀法國外科醫師《昂布瓦斯.帕雷作品集》與十九世紀初乙醚的催眠性質早已被發現為證;可知努蘭固然注重文獻,卻更重視那些發生過,但不一定被記載下來的歷史──層次儼然的學識背後,仍不忘終需回歸到眼前的病人。這也是他特別強調的這本故事集的特色:「所描述的醫療事實就和原先一模一樣,這並不是一本小說。」 除了別人,努蘭也不吝於揭露自己的生命經歷。在〈神經外科醫生的兩個故事〉裡,主角是原本他並不欣賞其為人的外科同事,最後拯救了一個水腦症小女孩;出乎意料的是,那個小女孩就是努蘭的女兒!這則故事除了病人與醫生的互動之外,也寫到醫生自己成為病人家屬時,如何和醫生同事相處:「當他不急不徐地完成每個檢查項目後……他擡頭以親切的眼神望看著我們,我從不知道他能有親切的一面。」即使這位外科同事階級與年紀都不如努蘭資深,但那種無助情境,「對他來說,我是個憂心忡忡的爸爸,而他是唯一能提供我安慰與保證的人……」同理心的力量是高貴而超越一切的。 習醫多年以來,我仍不敢確定自己是否真的就有足夠堪用的人文素養了,這個問題看似虎虎生威其實朝生暮死,尤其在如此疲累脆弱的季候裡,我們都需要更多的同理與感動。努蘭在最後一則故事「我所知最令人難忘的醫生」,提到一位美國醫學界的頭號人物,並記下了他一生當中最動人的幾次經歷;其中一件,是這位偉大的丹尼醫師所寫的博士論文結論:「文學及詩學方面的浪漫派運動,改變社會對疼痛和折磨的觀點。」原來,雖然麻醉藥物已經發明許久,但社會信仰都認為身為世人就必然要受苦難,所以這類藥物並不受重視。直到浪漫運動時期,「廣大群眾開始在意他人的痛苦,不再視之為人類必然的宿命後,這類藥劑才因有助於舒緩疼痛而受到重視。」可知人文關懷的動輒得咎,甚至搖撼了整個醫學科學的核心研究方向。 疾病始終是文學書寫的對象之一,近年來疾病誌(pathography)的大量綻放,反映了重返敘事的醫學人文運動的覺醒;也顯示醫學科技進步之後,醫院裡所提供的病歷版本,並無法讓病人們真正感到滿意。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仍是那一群打算要前往坎特伯里的朝聖客,眼看生老病死漫漫長途;於此班雅明所謂遇見一位真正會說故事的人,機會日漸稀少的時代,努蘭這本故事集,顯然為我們示範了一種重新說好醫病故事的可能。

作者資料

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

(1930-2014) 國家書卷獎得主 擔任外科醫師逾三十年,為耶魯大學醫學院外科臨床教授,同時也傳授生物倫理學與醫學史。一九九四年以《死亡的臉》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著有《死亡的臉》、《生命的臉》、《醫魂》、《蛇杖的傳人》、《器官神話》、《沒有終點的旅程》、《洗手戰役》、《一個外科醫生的抗老祕方》等,文章散見《紐約客》、《新共和》、《紐約書評》等雜誌期刊。

基本資料

作者: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 譯者:崔宏立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科學人文 出版日期:2019-11-05 ISBN:9789571379821 城邦書號:A2202829 規格:平裝 / 單色 / 256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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