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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思想套書: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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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繆思想套書: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

  • 作者:卡繆(Albert Camus)
  • 出版社:大塊文化
  • 出版日期:2017-08-04
  • 定價:680元
  • 優惠價:79折 537元
本書適用活動
諾貝爾文學展

內容簡介

◎ 本套書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最精要的兩部思考經典,是閱讀卡繆所有作品的思想來源。 ◎ 人生最重要的兩個議題,就是自殺與殺人,卡繆的思考帶我們深入這亙古以來的叩問。 ◎ 卡繆開創荒謬及反抗思考的經典作品全新譯本。 ◎ 《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問號,而《反抗者》是驚嘆號。只要是對生命存著疑問,對自由抱著嚮往的人,都會成為這兩本書的讀者,因為生存的過程,本就是一連串交錯的問號與驚嘆號。 ◎ 「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瑞典學院諾貝爾獎讚詞 《薛西弗斯的神話》 真正嚴肅的哲學議題只有一個:自殺。 人生因為有意義才值得活?人是因為洞悉活著的無意義才能幸福地活著! 只要蔑視命運,就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克服的。 「幸福和荒謬是同一塊土地的兩個兒子,二者無法分開。 若說幸福必定是從發現荒謬開始,是錯誤的; 但有時,荒謬的感覺是來自幸福。 保持清醒洞悉折磨著人,卻也同時是人的勝利。」————卡繆 薛西弗斯被神處罰推著大石上山,然後石頭滾下,他得走下山再把石頭往上推,再滾下⋯⋯這種日復一日的徒勞,彷彿是現代人生活困境的寫照。 在這充滿厭世感的時代,種種人生困境,是我們身在其中而難以跳脫的。這類的厭世感與荒謬感,起源於自我認知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落差,但這種落差是必定存在的,所以荒謬會一直存在。 既然荒謬是必定存在的,那人生可以怎麼活?或者,人生值得活嗎? 卡繆認為,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人要不要為此自殺,是唯一嚴肅的議題,其他的哲學考量都是次要的,必須先來好好面對這實際而難纏的問題。 卡繆帶我們去思考過往哲學思考者對於生命困境的理解,尤其是對宗教的寄託,他認為宗教給的是對來世的美好寄望,其方便的解答,使人感到溫馨懷念。這種解答讓人不必費力推敲,只要不加思考地相信,彷彿就可以解決苦惱。但這種寄望是虛假的,在此世無法證實,但卻使人因為不加思考而接受擺佈,反而更像是被迫推著巨石卻不明所以的人。 卡繆在本書透過情聖、演員、征服者幾種人生類型,去展現人即使知道最後必會面臨死亡來勾消一切,而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當下的生命。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只有自己能夠決定怎麼讓自己的生命充滿熱力。生命不會是永恆,也就沒辦法達到過往以為的唯有永恆才是有意義,反倒是因為不受限於「意義」的束縛,才更能好好地活著,好好地體驗自己這獨一無二的人生。 是以,卡繆說:荒謬是必然的,而與荒謬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 「我們必須朝著真理與自由前進,雖艱辛卻充滿決心。在這漫長的道途上,會感到疲憊和退縮,然而我不會忘記陽光和活著的樂趣,以及我成長於其中的自由。」————卡繆,〈諾貝爾文學獎典禮致詞〉 《反抗者》 用別人奴役你的手段,再去奴役其他人, 你就變成了原本你想要推翻的那種人。 「在荒謬經驗中,痛苦是個體的; 一旦產生反抗,痛苦就是集體的,是大家共同承擔的遭遇。 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 卡繆常被認為是提倡荒謬思想的大師,但這種簡化的描述只搆得到卡繆的創作初期。這位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文學大師,面對世界劇烈變動的景況,無可避免地去探究為何文明的發展卻帶來了巨大的破壞。他的作品《異鄉人》及《薛西弗斯的神話》思索個人面對生命的處境,因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造成了荒謬感,以及個人如何面對這種荒謬。對人世充滿熱情的卡繆並不滿足於此階段的答案,他接著更進一步去討論,從個人進到與他人的關係、人類群體社會時,該又如何面對群體生命的挑戰,是更入世、更社會性的思考。 《反抗者》是卡繆處理個人與社會群體關係的重要著作,思考著人類社會巨大的難題: 人要脫離被奴役的身分,便必須反抗,被逼迫到一條界限時,要站出來說「不」。 如果為了反抗不義,是不是可以用盡任何手段? 若為了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就該犧牲一切,即使是必須殺人? 反抗與革命之後,如果建立起來的社會又形成另一種壓迫專橫,該如何解決這難題? 這是卡繆處理對二十世紀巨大的法西斯政權和共產主義專政的思索,特別是後者一度被認為是人類未來社會的希望,在卡繆的時代許多思想家都熱烈擁護,但現實卻證明其墮落,如同卡繆所說的陷入虛無主義的毀滅。而從二十世紀後半的冷戰到今日,人類社會的挑戰還是籠罩在卡繆的這個思辨裡,只是當下盤據人類社會上空的權力幽靈,從政治權力轉為力量更加綿密無孔不入的經濟政治綜合體,帝國的勢力時時刻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從專制體制紓解出來不久的人們,脫離了政治力的箝制,卻又面對了更嚴峻的考驗。 為此,思索反抗對當代的我們更形重要,如何反抗但卻不致於形成全面毀滅的虛無,或者避免反抗之後卻建立起另一座牢籠。 卡繆的推敲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永恆提醒。

目錄

《薛西弗斯的神話》 導讀:荒謬與反抗(王丹) 導讀:在一個更迫切需要卡謬的時代(嚴慧瑩) 荒謬的論證 荒謬與自殺 荒謬之牆 哲學性的自殺 荒謬的自由 荒謬之人 唐璜主義 戲劇 征服 荒謬的創作 哲學與小說 基里洛夫 沒有明日的創作 薛西弗斯的神話 附錄: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與荒謬 《反抗者》 《反抗者》導讀 導言 一、反抗者 二、形而上的反抗 該隱的子嗣 絕對的否定 一個文人 浪蕩子的反抗 拒絕救贖 絕對的肯定 唯一者 尼采與虛無主義 反抗的詩歌 洛特雷阿蒙與平庸 超現實主義與革命 虛無主義與歷史 三、歷史性的反抗 弒君者 新福音書 處死國王 美德的宗教 恐怖統治 弒神者 個人的恐怖主義 拋棄美德 三個附魔者 有所不為的謀殺者 什加列夫主義 國家恐怖主義與非理性的恐怖 國家恐怖主義與合理的恐怖 資產階級的啟示 革命的啟示 啟示失敗 最終目的的王國 全體性與審判 反抗與革命 四、反抗與藝術 反抗與小說 反抗與風格 創造與革命 五、南方思想 反抗與殺人 虛無主義的殺人 歷史上的謀殺 適度與過度 南方思想 超越虛無主義

序跋

《薛西弗斯的神話》導讀 荒謬與反抗 王丹(詩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中國民主運動人士)   我們生活所在的這個世界,以及我們的生命本身,都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荒謬。當我們不思考的時候,這些荒謬並不是那麼顯眼;但是一旦我們開始思考,就會發現荒謬無往而不在。而人生最大的荒謬,就是關於生命本身:我們不願看到自己老去,我們不願生命終結。人類為了抗拒衰老,自古以來就進行了無數的努力,然而,生命的每一步都帶領著我們走向衰老,最終走向死亡。我們所有的努力,都無法抗拒這個趨勢。於是,舊的一代人死去了,新的一代人生出來,繼續這個抗拒衰老到走向死亡的過程。一遍又一遍,循環不已。這,就是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這本書中給我們描述的世界的荒謬圖景:眾神懲罰薛西弗斯,命他不停地推著一塊巨石上山,到了山頂,巨石又以自身的重量滾落下來,如此循環往復。一切努力看上去都是徒勞,這是神話為世人展現的荒謬,如此清晰,如此殘酷。   除了生命與衰老之外,我們的一生還會遇到很多的荒謬:卡繆給出的例子是:「這個世界的晦暗難解和詭異疏離,就是荒謬」、「面對人類本身的非人性而感受到的不安,面對我們自己而感受到的無法估量的挫折感,也是荒謬」、「他隸屬於時間,驚恐地發覺時間是自己最邪惡的敵人。應當全力拒絕明日來臨之時,他卻企盼著明天。這肉體的反抗,即是荒謬」。問題是:我們要如何面對這樣的荒謬?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荒謬中生存下去?這才是卡繆這本書的重點,也是這本書值得我們仔細閱讀和思考的原因。   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書中,卡繆是從自殺問題開始談起的。這當然是非常適當的起步,因為如前所述,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謬,有些人因為無法化解這樣的荒謬,最後選擇了自殺。而自殺這種行為,來自於一個人最隱私、最內心的掙扎,每個自殺者走向這個悲慘的結局,都是自己的選擇,或者說,都是自己選擇了放棄。中國有一部電視劇《老九門》,是描寫盜墓的故事,其中講到有三塊遠古時代從天降落的隕銅,具有巨大的魔力,可以把每個人內心的「心魔」引出來,讓人進入幻覺而癲狂。自殺,就是「心魔」出現的結果。在卡繆看來,也是不應該的行為。在這本書中,他告訴我們要怎樣反抗這樣的心魔。所以,「反抗」,其實是《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書比較隱晦的主題,如果我們把這本書,與卡繆的另一本經典《反抗者》結合起來閱讀,就更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一貫性。   讀《反抗者》,很多人以為就是反抗體制,反抗暴政,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現象。而這些,其實是對卡繆的誤讀。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社會反抗的範疇,而卡繆作為一個哲學家,他更關心的是我們的內在世界。「反抗」在卡繆這裡,更多的是指向各人的內心。他是想提出一些主張,讓我們首先反抗自己的「心魔」。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去更好地進行社會反抗。   在卡繆看來,真正的反抗,應當轉向自己的內心。這一點在今天讀來,更具有耐人尋味的意義。我們現在有太多的宗教,並不是潛心向內去探究自己的靈魂,去尋求自己的內心與神之間的對話;相反的,他們更熱衷於向外去面對外在的世界,介入社會的公共事務。這是宗教的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讓世人足以面對荒謬的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麼,我們要如何從內心去反抗荒謬呢?還是讓我們從薛西弗斯的神話說起。卡繆給我們揭示了薛西弗斯是如何面對徒勞無功的荒謬行為。他指出:「薛西弗斯這眾神世界中的小人物,無力對抗卻又反抗,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生存的境況是如此悲慘:這正是他走下山時所思考的。這個清醒洞悉折磨著他,卻也同時是他的勝利。只要蔑視命運,就沒有任何命運是不能被克服的。」這正是卡繆反抗思想的核心:當我們面對不可克服的荒謬的時候,用自殺這樣的方式放棄是無用的,我們應當「蔑視」荒謬,接受並承擔起這樣的荒謬。接受與承擔的意義,瓦解了荒謬對人的靈魂的摧殘,人生的意義由此而昇華。換句話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是戰勝荒謬的不二法門。   在民主退潮的今天,很多想投入社會反抗的人,都會感受到內在的焦慮:孤單、不被大多數人理解、因為失敗而產生的挫折、因為挫折而產生的絕望等等。對於社會反抗者來說,這些焦慮都是「心魔」。社會反抗者,必須首先回到自己的內心,反抗自己內心的這些「心魔」,戰勝自己內心的這些焦慮。這可能比對抗外在的暴政更難,但是也比對抗外在的世界更重要。明瞭自己生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並且決定面對這樣的荒謬,承擔這樣的荒謬,在這樣的荒謬中堅持自己的追求。一個人要投入社會反抗,必須首先進行這樣的心理建設,這是社會反抗運動的必修課。而我們過去,太關注如何組織示威,如何培訓反抗的技巧,卻忘記了培養反抗者建設一個強大的內心世界。卡繆的這本《薛西弗斯的神話》,可以幫我們補上這重要的一課。   最後,讓我們記住卡繆的這段話,作為我們走上反抗之路的指導:「真正的努力應該是堅持,盡可能地堅持,並仔細地檢視這些生長在荒漠之上的奇花異草。這場荒謬,希望,死亡對話的殘酷表演,唯有『堅持』與『洞悉』才有資格當觀眾。」 《薛西弗斯的神話》導讀 在一個更迫切需要卡繆的時代 嚴慧瑩(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本書譯者)   卡繆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一九六○年車禍身亡,生命僅短短四十七年,卻在世界文學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字與創作。卡繆的著作種類有小說、劇本、札記,然而明確闡明他的哲學思想的,是《薛西弗斯的神話》和《反抗者》這兩本重要哲學論述。   卡繆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父親是農民,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被徵召上前線就死於戰役,卡繆由不識字的母親當清潔工拉拔長大。成績傑出的卡繆一直在阿爾及利亞求學、成長、擔任記者,直到二十七歲才踏上法國土地。在地中海畔阿爾及利亞的成長歲月,奠定了他生氣勃勃、堅定熱情的個性,塑造了他樂觀奮鬥不妥協的人格,這一點在他的創作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就是他所稱的「南方思想」。這個樂觀且充滿朝氣的「南方思想」,是他與當時代存在主義作家們純理性或虛無主義的態度最不一樣的地方。   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異鄉人》和《薛西弗斯的神話》讓卡繆一舉成名,但是當時首都巴黎咖啡館、沙龍裡的哲學家文人,大都瞧不太起卡繆這個出身低微的粗鄙鄉下人。以經常被人與卡繆並稱的沙特來說吧,家境富裕,名校出身,人脈廣闊。相較之下,卡繆簡直就像個沒見過世面的魯莽小子,因此他在一九五七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巴黎發出不少憤憤不平的嫉妒嘖聲。   眾聲喧嘩,卡繆不以此自驕或自卑,依然生氣勃勃地預定他的寫作計畫,他預定完成三個階段:「荒謬的階段」(Cycle de l’absurde)、「反抗的階段」(Cycle du révolte)、「愛的階段」(Ccycle de l’amour)。從荒謬出發,經過反抗,結果找到愛,從對自己(荒謬)說「不」,對世界說「不」,最後轉為對生命說「是」!若非一場車禍,我們能看見卡繆更完整、更圓滿的思想體系。   先談談《薛西弗斯的神話》吧。卡繆在一九四○年九月著手寫作這本書,只花了六個月就完成,可說是一氣呵成,下筆如有神,一氣呵成。一九四二年《薛西弗斯的神話》出版,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異鄉人》(一九四二)、《誤會》(一九四四)一起組成卡繆寫作計畫中的「荒謬著作階段」。其中讀者們最熟識的《異鄉人》,則被視為《薛西弗斯的神話》的小說版。   薛西弗斯的神話大家耳熟能詳,薛西弗斯不斷重複推著巨石到山頂的荒謬歷程,他該怎麼做呢?該放棄(自殺)、該抱怨自憐(虛無主義)、該向諸神求饒(在宗教裡尋求簡易的心安),還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卡繆已由本書最開始引用的品達第三〈頌歌〉的句子作為回答:「喔我的靈魂,不必嚮往不朽的生命,而要竭盡此生所有的可能性。」   我們每個人身上也都有那塊大石頭,每個人都感受到同樣荒謬的情境,那可以怎麼做呢?我們除了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也必須克服這種荒謬,竭盡所有的可能性,創造存在的意義,讓自己成為快樂的。   在這本書裡,「荒謬」這個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我們讀到卡繆對荒謬的描述、解釋,但這是一個出發點,而非結論。接下來的「反抗著作階段」,卡繆創作了《鼠疫》(一九四七)、《正直的人》(一九四九)、《反抗者》(一九五一)。面對荒謬、克服荒謬的,不是自殺,不是躲在虛無主義之下,也不是「跳躍」到神的懷抱,只有意識到荒謬進而起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創造自己的命運,獲得自由。   然而,反抗有其道德標準,有其行為規範,絕不是以暴制暴,絕對不該陷入極權主義以革命為名行暴力之實的陷阱。合理化的暴力,也等同於犯罪。就在這一點上,卡繆因《反抗者》這本書與支持革命的沙特決裂。   卡繆的成長背景了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並因此失去父親)、西班牙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佔領法國、阿爾及利亞戰爭,他太清楚革命與戰爭帶來的後果,太知道反抗若沒有道德良知做後盾,歷史的悲劇將重複上演。他認為:面對「生存」這樣一個既平凡又悲愴的議題,傳統的理智辯證法行不通,必須採取一種更謙遜的態度,意即一種合情入理而且將心比心的精神。引領我們的,不僅是卡繆的著作,更是他的風骨,他充滿人性與信心的「南方思想」。   偉大的著作不會被時間遺棄,確切的思考只會在歷史中一再被驗證,並發揮它啟迪人心的效果。卡繆被視為二十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哲學作家之一,著作成為學生必讀、國際研討會的議題,也是二十世紀被最多國家翻譯、引述、研究討論的法國作家。面對今日混亂的國際情況,卡繆這兩本哲學論述默默延燒了半個多世紀,隨時引燃一把壓不住的野火,從民主學運燒到人權議題,從蘇聯解體燒到阿拉伯之春,從全球恐怖活動燒到國際民粹主義傾向。   當今的世界,薛西弗斯的大石頭依然存在,戰爭與霸權依然未絕跡,全球化經濟未達和諧公平,分配不均引起的政治動亂仍舊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宗教衝突更形激烈,崛起的公民意識沒有良好的管道。反抗運動四處如烽火興起,但是反抗的真正意義與精神尚未推廣到全世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需要卡繆。   文史學家們認為《薛西弗斯的神話》是卡繆投下如原子彈的一個問題,而《反抗者》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或也可視前者為一個問號,後者為一個驚嘆號。只要是對生命存著疑問,對自由抱著嚮往的人,都會成為這兩本書的讀者,因為生存的過程,本就是一連串交錯的問號與驚嘆號。   卡繆這兩本論述像字典,更像床頭書,當我們對生存、對世界疑惑、膽怯、不解、憤怒的時候,順手抓來讀,一讀再讀,千遍也不會厭倦。 《反抗者》導讀 沈清楷(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卡繆出生於第一世界大戰前夕、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期間,在一個貧窮的葡萄農的家庭中長大,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上親身體驗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不平等,構成他行動以及作品很重要的參考。《反抗者》是卡繆對「反抗」論述的集結,它不單是一本名稱響亮、內容豐富的作品,《反抗者》必須從卡繆對他自己整體作品的評述脈絡來看:一是「荒謬」式的如:小說《異鄉人》(一九四二)、文集《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劇本《卡里古拉》(一九三八)、劇本《誤會》(一九四四),構成了一個荒謬的循環;另一個是「反抗」式的如:小說《鼠疫》(一九四七)、劇本《戒嚴》(一九四八)、《正直的人》(一九四九)、文集《反抗者》(一九五一),則構成了反抗的循環。《反抗者》一書,經過荒謬的循環,再透過小說、劇本的淬鍊而成的思想之作。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和,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什麼樣荒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弗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弗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弗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凸顯了人自身的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Ricoeur,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Onfray,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的哀號。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都會導致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帶有價值。因此,當反抗變成價值的肯定與捍衛,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義憤(indignation),不是充滿怨恨的人,更不會讓自己身陷於仇恨與蔑視當中。反抗者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將人從孤獨性超拔出來,因為他所相信的價值是一個普遍的價值,因而適用於其他人,從自我覺醒走向集體覺醒,從個人走向了群體,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險。反抗的行動也不僅限於被壓迫的當事者,有時被壓迫者並不反抗,但反抗背後的價值,促使著人看到他人被壓迫時,起身反抗。因為反抗是集體性的,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面對荒謬,卡繆提出三種可能:反抗(larévolte)、自由(laliberté)、熱情(lapassion),最重要的是反抗,清醒地認識生命的無意義,然後接受這種無意義,而非逃離這種荒謬,甚至去相信非理性的信仰以及自殺。當人停止相信存在有其目的時,才能獲得自由,在當下充滿熱情並帶著希望盡情活著。在《反抗者》中,卡繆主要將反抗分為兩種:「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的反抗。卡繆理解的形而上,並非就存在來談存在的傳統形上學,而是將它放在「人的存在」角度來理解:人起身反對自身及全人類的荒謬處境。另外一個脈絡是,大多數的法國哲學家受到馬克思影響的黑格爾詮釋,將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們也可以在《反抗者》看到主奴問題脈絡。反抗面對的不僅是無意義的荒謬,還具體正視主奴之間不平等的問題,當奴隸要求和主人一樣,從現實的不平等,透過反抗促成自由的行動。因而,反抗者堅定地拒絕暴君,或被奴役下的舒適、小確幸。   卡繆區分了義憤與反抗的差異,前者是個人性的,後者是集體性。在歷史的反抗,他也區分「反抗與革命」的差異,不同於當時馬克思與存在主義合流的看法,卡繆不覺得反抗到革命是一種進步,革命的血腥與暴力,是不應該被進步的邏輯所合理化,也不能宣稱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就忽視無辜的受害者。他認為,在革命的歷史主義進步主義裡,革命者追求虛無的目的,卻允許手段之惡,不惜使自己成為壓迫者,違背了反抗的初衷,最終墮入虛無主義的漩渦。卡繆認為,人的手段需要自我的節制,因為反抗面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不同於歷史主義中預設著神,並將神當作目的,人當作手段。如果有目的,在歷史的行動中,人要成為人,而不是神。   當時法西斯主義結合無神論,奪取上帝的位置,透過造神所建立的超人,荒唐地「製造了屍體與低等人,從而讓自己也成為低等人,與死神卑賤的奴才」。他對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在自由的偉大理念下,卻成為實際的壓迫者,一個獨裁、極權國家,革命勝利卻藉由「警察、審判、流放驅逐」等手段,在迫害異己的同時,摧毀著人性尊嚴。而一個追求自由的革命,卻不斷地上演著壓迫的荒謬場景:在屍體與血泊中高歌人性自由的意義。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不是反抗本身就是高貴的,而是反抗所要求的事情:反抗者檢視著手段的正當性,不會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反抗者》也重提卡繆改編自一九○五年的真實事件,而創作的劇作《正直的人》,故事大概是這樣: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沙皇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男主角卡利亞耶夫,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並沒殺掉大公。第二次,卡利亞耶夫成功殺掉了大公,卻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供出同夥,他就自由了。但是他並沒說出來;很快地,他就被公開絞刑。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認為她的男友很有勇氣,她決定下個攻擊,她要去丟炸彈。在過程中有太多的意外,或許可以歸諸於當事人的軟弱,但是卻並非如此。在《正直的人》中,卡繆筆下的主人翁,第一次他不願傷害無辜而放棄謀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也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之名。這指出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著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虛無力量。   反抗者在拒絕荒謬的同時,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著意義,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奴役而帶來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在絕望中帶來希望。

內文試閱

《薛西弗斯的神話》    荒謬的論證      喔我的靈魂,不必嚮往不朽的生命,   而要窮盡此生所有的可能性。   ——品達,第三〈頌歌〉(註1)      這本書討論的是我們這個世紀俯拾皆是的荒謬感受,而非我們這時代具體說來尚未出現的荒謬哲學。首先,我要指出這些篇章獲益於當代某些思想家的見解,承認這一點是最基本的誠實。我完全無意掩飾這一點,整本書裡也都可看到引述他們的觀點,或是對他們的評論。      但同時,我也要特別強調,直到目前為止通常被當作結論的「荒謬」,在本書卻認為是出發點。就這個意義來說,我的評論不能被視為定論:因為無法預知它會引導出什麼樣的觀點。在這裡,我只是純粹描述精神思維上的痛楚,目前並未攙雜任何的形上學和信仰。這是本書的自我限制和唯一的方向。      荒謬與自殺      真正嚴肅的哲學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判斷生命值不值得活,就等於答覆哲學最基礎的問題。至於其他的,世界是不是有三維空間、精神思維分九種或十二種,都是次要的。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必須先回答首要的問題。若依照尼采(Nietzsche)所言,受人景仰的哲學家必須親為表率的話,我們更該明瞭這個答案的重要性,因為它引導出決定性的行動。這些是心靈能感受到的明顯事實,但要在理智上也同樣清楚明白,就必須深入探討。      若我自問何以判斷這個問題比其他問題來得迫切,我的答案是以它可能引發的行動。我從未見過任何人為了本體論的論證而死。曾如此堅持一個重要科學真理的伽利略(Galilée),一旦這真理危害到他的生命時,立刻輕鬆自如地棄絕這個真理。就某方面來說,他做得對。這個真理不值得一死。到底是地球繞太陽轉或太陽繞地球轉,這完全無關緊要。老實說,這個問題微不足道。然而,我看過很多人認為生命不值得一活而自尋了斷;也看過相反的例子,有的人弔詭地正是為了一些讓自己活下去的理由的思想或幻覺而自殺(人們所謂的活下去的理由,也恰好是尋死最好的理由)。因此我判斷,生命的意義是最急迫的一個問題。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呢?面對一切基本的問題——我指的是那些可能會讓人去死,也可能使人倍增生存熱情的問題,或許只有兩種思考方式:拉巴利斯(註2)式的和唐吉訶德式的。唯有在明顯的事實與抒情美化之間取得平衡,才能同時獲致感性與洞悉。我們認為,面對這樣一個既平凡又悲愴的議題,傳統的理智辯證法行不通,必須採取一種更謙遜的態度,意即一種合情入理而且將心比心的精神。      人們向來把自殺當成一個社會現象來討論。但相反地,我們在這裡一開始要探討的,就是個人思想和自殺之間的關聯。自殺這個舉動就和偉大的藝術作品一樣,是在心裡默默醞釀而成的,可能連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就在某天晚上某人突然舉槍自盡或從高處跳下。一個大樓管理員自殺了,聽說他五年前失去了女兒,自此改變了很多,那件事「折磨著他」。沒有比「折磨」這兩個字更恰當的了。人一開始思考,就是開始受折磨。在這種初期階段,和社會並沒有多大關聯。蛀蟲是在人心中,要到人心裡尋找。讓人從清明地面對生存直到逃向黑暗的這個致命遊戲,我們必須跟隨它、了解它。      自殺的原因很多,大致上,最明顯的原因往往並不是最主要的。人們絕少深思熟慮之後自殺(這種情況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引爆行動的幾乎都是無法掌握的原因。報章上總是說到「椎心悲痛」或「久病厭世」,這些原因當然也有,但是還應該深究,這絕望之人自殺當天,是否有某個朋友用漠然的語氣和他說話。若是如此,這個朋友就成了罪人,很可能就是這個引爆了對方心中所有懸而未決的怨恨和對生命的倦怠。(註3)      想界定人決定求死的那個確切時間點,以及曲折的心路進程很困難,想知道這個行動本身代表的結論則比較簡單。自殺,就某種意義來說,就像在通俗悲喜劇裡一樣,代表認輸。對生命認輸,或是承認我們無法了解這個生命。然而,不必再多做這些類比,還是以淺顯易懂的字句來說吧,簡單一句就是承認「生命不值得活」。誠然,活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不斷做著生存命令我們的種種舉動,原因有很多,但首要原因就是習慣。自尋解脫,意即我們看清了——甚至是出自於本能直覺——這習慣的可笑本質、活下去沒有任何深沉的理由、一日復一日庸庸碌碌的本質、忍受痛苦之毫無意義。      這種折磨著精神、讓人無法片刻休息的、無法丈量的感覺到底是什麼呢?一個能夠解釋的世界(儘管解釋的理由很差勁),就是我們熟悉的世界。相反的,身處在一個突然失去想像、沒有光明的世界,人就會感覺自己是個局外人。這種放逐是無藥可救的,因為被剝奪的不只是對故土的回憶,也不再有對新天地的希望。這種人和生命、演員和舞台的分割,就是荒謬感。曾經有過自殺念頭的精神健全的人,不必多作解釋,必定知道這種感覺與投身死亡的欲望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      本文的主題正是荒謬感與自殺之間的關係,探討在什麼程度上,以自殺解決荒謬為正確之道。首先我們的原則是,一個人若不自欺的話,他所相信正確的事應該能解釋他的行動。他的行動必然就是來自他相信生存是荒謬的。我們很自然地揣測——清楚明白而不含虛假悲愴的揣測——「生存是荒謬的」這個結論,有必要立刻讓人逃離這令人無法了解的荒謬情境嗎?當然,我在這裡所談的,是那些想法與行動一致、不自相矛盾的人。      明確地說,這個問題狀似簡單卻又無解。若我們以為簡單的問題就會有簡單的答案、明顯的表象就導致明顯的結果,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先把問題倒過來想好了,就是到底自殺或不自殺呢,似乎只有兩個哲學上的答案,是或否。這樣也太簡單了。我們必須容許還沒有定論的人不停追問下去,而且甚至不算是誇張地說,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子的呢。我也看過那些回答「不」的人,做的卻是「是」,事實上,若按照尼采的標準(註4)的話,那些人對「是」的詮釋也各自不同。相反地,自殺的那些人,反而往往能確定生命的意義這些矛盾是不斷存在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就自殺這一點,愈是需要用到邏輯時,這些矛盾就愈明顯愈尖銳。大家很自然都會把哲學理論和提倡這些理論的人拿來比對,但是必須承認,那些否定生命意義的思想家,除了文學中的基里洛夫(註5)、傳說中的派里格利諾斯(註6)、和引起臆測的儒爾・勒吉耶(註7)之外,沒有一個堅守自己推演的邏輯而自殺的。大家經常當作笑話,談及叔本華(Schopenhauer)面對滿桌豐盛饗宴盛讚自殺。這沒什麼好笑的。這種不嚴肅看待悲劇的態度倒也不是那麼嚴重,但能由此評斷其人。      面對這些矛盾與晦暗,我們難道應該相信,介於對生命的想法與脫離生命所做的舉動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嗎?這樣說就是太誇大了。因為在人對生命的依戀之中,有某種東西是比世界所有的悲慘都還強烈的。肉體的判斷並不亞於精神上的判斷,而肉體面對毀滅消失,會退縮。在我們習慣思考之前,就早已習慣活著。在這日復一日催促我們走向死亡的過程裡,肉體是無可挽回地走在前頭。總之,這矛盾的本質存在於我所謂的「躲閃」(esquive)之中,因為這個「躲閃」多多少少算是巴斯卡所認定的消遣(註8)。對死亡的「躲閃」——也就是「希望」——構成本書的第三個主題。希望經由努力能有「應得」的來生,或是那些不是為了此生而活著,而是為了某個超越生命、昇華生命、賦予生命意義、乃至於背叛生命的宏大想法的欺瞞說詞。      這一切都讓情況更加混亂。我們推敲了這麼久的文字,假裝相信否定生命的意義,必然引導到生命不值得一活的結論,並非徒勞無益——事實上,我想表達的是,這兩個論斷之間,並沒有任何必然關聯。只需不被剛才所提的那些混淆、分歧、不合邏輯弄得昏頭轉向就行了。必須排開那一切,直接進入真正的問題。人之所以自殺,是認為人生不值得一活,這當然是個事實——然而沒有建設性,因為這是顯而易見、不言自明的。但這對生命的侮辱、對存在的否定,真的是因為生命毫無意義嗎?或者說,是因為生命的荒謬讓人不得不逃避嗎?——要不藉著希望,要不藉著自殺——這才是應該排開一切混淆、弄明白、追問到底、闡述清楚的。荒謬必然導致自殺嗎?排開所有思想方法和無關緊要的精神討論,必須先思考這個問題。論及一切問題時總是不斷涉入的所謂「客觀」精神——深淺不同的考量、矛盾衝突、心理學——在我們這個探討裡毫無立足之處。我們的探討只需涉入一個不評斷式的思考,也就是邏輯性的思考。這絕非易事。合乎邏輯很簡單,然而堅守邏輯直到最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自尋了斷的人就是依循著感覺一直走到最後。思考自殺這個議題,讓我有機會思考唯一令我感興趣的疑問:一個可以貫徹直至死亡的邏輯是否存在?我只能循著「顯而易見」這個光亮順著根源追下去,不被過度的情緒干擾,才能得到答案。這就是我所稱的「荒謬的推理」。許多人曾經開始著手這個推理,但還不知道他們是否能繼續堅持下去。      卡爾・亞斯培(註9)宣稱建構一致性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他寫道:「這個侷限讓我回歸自我,無法再隱身到一個客觀觀點之後,我的角色已不能呈現世界,我自身,和其他人的存在,對我來說都不能再成為一個客體。」繼許多人之後,他也提到了思想到達絕境的那個無水滋養的沙漠(註10)。誠然,是繼許多人之後,然而那些人多麼急著擺脫這個荒漠絕境啊!許多人、甚至最普通的平凡人都曾走到這心思搖擺不定的最後關口,因而放棄了最珍貴的生命。其他的人呢,那些思想大師,也放棄了,但他們是思想上的自殺,也是最純粹的反抗。真正的努力應該是相反,應該堅持,盡可能地堅持,並仔細檢視這些生長在荒漠之上的奇花異草。這場荒謬、希望、死亡對話的殘酷表演,唯有「堅持」與「洞悉」才有資格當觀眾。那麼,面對這場既原始又難以捉摸的舞蹈,心靈便可以分析它的動作形象,繼之說明它、親身去體驗它。    註1:品達(Pindare, 518-438 B.C.),古希臘抒情詩人。所著頌歌詩集《匹蒂克》(Pythiques)共十二首。譯註。    註2:拉巴利斯(LaPalisse, 1470-1525),法國貴族,三任國王授予元帥之職,率軍打過很多戰役。這裡所說拉巴利斯式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用詞,意思是「重申再明顯不過的事實、表明人人皆知不須表明的事」。起源於拉巴利斯墓碑上所刻的「唉,若他沒死,就還會令人歆羨不已(envie)!」,被竄改為「唉,若他沒死,就還活著(envie)」。譯註。    註3:我在此趁機表明本文的性質。自殺確實也可能蘊含更高貴的意義。例如:中國革命時以自殺作為政治性抗議。原註。    註4:尼采認為在生命已活不下去的時候,自殺是明智高尚之舉。譯註。    註5:基里洛夫(Kirilov),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附魔者》中的人物。譯註。    註6:派里格利諾斯(Peregrinos, 95-165),古希臘哲學家,傳說中自焚而死。譯註。      我聽說過一個可和派里格利諾斯媲美的人,一位戰後的作家,完成第一本著作後自殺以引起人們對他作品的注意。此舉的確引起大眾注意,但作品被評為一無可取。原註。    註7:儒爾・勒吉耶(JulesLequier, 1814-1862),法國哲學家,對「自由」的思想影響整個十九世紀法國哲學及後來的存在主義。死因為溺斃大海中,但被臆測為自殺。譯註。    註8:巴斯卡(BlaisePascal, 1623-1662),法國科學家、哲學家。巴斯卡認為人類所有的消遣,都是讓人分心、躲閃人性重要議題的不當作法。譯註。    註9:卡爾・亞斯培(KarlJaspers, 1883-1969),德國哲學家,存在哲學的傑出代表人物。譯註。    註10:「沙漠」這詞貫穿整本書,代表的意義是摒除宗教信仰、希望的滋潤,只剩下荒謬的生存沙漠。譯註    《反抗者》      一、反抗者      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但是他雖然拒絕,並不放棄:因為從他第一個行動開始,一直是個說「是」的人,就像一個奴隸一生接受命令,突然認定某個新的命令無法接受。這個「不」的意義是什麼呢?      它表達的可能是「這種情況持續太久了」、「到目前為止還可以接受,再超過就不行了」、「您太過分了」,以及「有一個界限是不能超過的」。總之,這個「不」字證實了有個界限存在。反抗者的精神中,我們也看見這個界限的概念,對方「太超過了」,權力擴張超越了這個界限,必須有另一個人出來使其正視、加以規範。反抗行動建立在一個斷然拒絕上,拒絕一種被認定無法忍受的過分,同時也建立在一個信念上,相信自己擁有某種模糊的正當權利。更確切地說,反抗者感覺自己「有權……」,他若不是堅信自己多少是有理的,就不會反抗。因此,起而反抗的奴隸同時既說「是」也說「不」,他在肯定界限的同時,也肯定界限之內他所揣測、想維護的一切。他固執地表明自己身上有某種東西是「值得……的」,要求大家必須注意。某種方式來說,他反抗的是,壓迫自己能拒絕超過可接受範圍命令的權力。      一切反抗在厭惡被侵犯的同時,存在著人本身全然而且自發的投入,涉入了不言自明的個人價值判斷,他堅信不疑這個價值,讓他在危難之中能挺住。在此之前,他都保持沉默,絕望地承受某種大家都認為不公卻都接受的情況。保持沉默,會讓人以為不判斷也不要求,在某些情況下,的確也是一無所求;絕望,如同荒謬,廣泛言之對一切都判斷都要求,卻又沒判斷、沒要求任何具體特定的事,所以保持沉默。但是一旦他開始發聲,即使說的是「不」,都表明了他的判斷和要求。從詞源上的意義來看,反抗者就是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之前他在主子的鞭子下前進,現在則與之面對面,他反對不好的,爭取比較好的。並非所有的價值都會引發反抗行動,但所有的反抗行動都默默援引自某種價值。不過首先該知道,這涉及的至少是反抗的價值嗎?      儘管還曖昧不明,反抗行動引發意識的覺醒:突然強烈意識到,就算只是在一段時間內,人身上有某種東西足以讓自己認同,在此之前他從未真正感受到這種認同。在揭竿而起之前,奴隸忍受所有的壓榨,甚至經常乖乖接受比激起他反抗的命令還更該反抗的命令。他逆來順受,或許很難隱忍,但他保持沉默,對眼前利益的關心勝過意識到自己的權利。當他不想再逆來順受,煩躁不耐時,便發起行動,擴及對之前所有接受的一切。這個衝動幾乎是追溯以往,終於爆發。      奴隸否決主人屈辱的命令的那一刻,也同時否決了他的奴隸身分。反抗行動比單純的拒絕帶他走得更遠,甚至超越了他之前針對對手界定的界限,現在要求被平等對待。起初不可抑制的反抗,變成了這個人的整體,他認同這個反抗,認為反抗足以代表自己,他要別人尊敬自己這部分,將之置於一切之上,宣稱這是他最珍貴的,甚至勝於生命,反抗成了至高無上的善。之前不斷隱忍妥協的奴隸豁出去了(「既然都如此了……」),要嘛就「全有」否則就「全無」(ToutouRien)。意識隨著反抗甦醒了。      這個意識要求內容還很模糊的「全有」,同時也窺見這「全無」可能讓人為了保全「全有」做出犧牲。反抗者要成為「全有」,完全認同自己突然意識到的反抗,並希望他身上這反抗精神受人感激頌讚;否則的話,他就是「全無」,被支配他的力量徹底打垮。最不濟的話,如果被剝奪他稱為「自由」這無可商量的神聖之物,他接受死亡這最終結局。寧可站著死去,也不跪著苟活。      根據一些傑出作家的解釋,價值「往往代表由事實通向權利、由渴望通向合乎渴望的過程(通常經由一般人普遍渴望的事物為媒介)」。(註1)在反抗活動中,通向權利的過程相當明顯,也就是由「必須如此」通向「我要求如此」;不僅於此,或許還顯示了今後將為公眾的善超越個人利益。和一般見解相反的是,反抗所顯現的「全有」否則「全無」雖然來自於個體的訴求,卻同時質疑了「個體」這個概念。的確,如果個體接受死亡,並在反抗行動中死了,這就表現他為自己所認為置於個人命運之上的善而犧牲了。為了捍衛權利不惜一死,他把捍衛權利置於個人死生之上。他以某種價值觀的名義行動,雖然這個價值觀還混沌不明,但至少他感覺是所有人一致擁有的。由此可見,任何反抗行動的訴求都超越個人,前提是這個訴求將他抽離個人孤獨的境地,給他一個發起行動的理由。然而,必須注意,這個價值觀存在所有行動之前,違背以純粹歷史為本的哲學論調:在唯物歷史哲學思想中,價值觀是行動最終獲得的結果(如果有獲得結果的話)。對反抗的分析讓我們至少存疑,好像有某種「人的本質」存在,這是古希臘人所相信,卻和當代思想的假設剛好相反。倘若沒有任何需要保護的永恆之物,為什麼要反抗呢?奴隸起而反抗,是為了所有同時代的人,他認為某個命令不只是否定他自身,而且否定了所有人身上的某種東西,甚至包括那些侮辱他壓迫他的人在內。(註2)      兩個事實足以支持以上這個判斷。首先我們注意到,反抗行動本質上不是個自私的行動,當然它無疑也有一些自私的考量,但是人反抗的不只是壓迫,也反抗徇私的謊言。此外,反抗者雖然以這些考慮為出發點,但是在最深沉的衝勁之中,毫不保留投注一切,他為自己爭求的是尊重,但是是在他所認同的群體當中的尊重。      其次,反抗並不一定只出現在受壓迫者身上,也可能目睹他人受到壓迫,在這種情況下產生認同,起身反抗。必須說明一點,這裡牽涉的並非心理狀態的認同,並非把自己想像為受到侵犯的那個人;相反的,有可能自己之前也受到相同侵犯的時候並沒有反抗,卻無法忍受看到同樣的侵犯施加在別人身上。俄羅斯恐怖主義者在牢裡眼見同志受到鞭打,以自殺抗議,足以體現上述這個情況。其中牽涉的也不是某個團體的共同利益,沒錯,甚至在我們視為敵手的人遭受不公平時,也會讓我們產生反抗的情緒。這裡面只有命運的認同和表態,個人要捍衛的,不僅是個人的價值,而是所有凝聚的價值觀。在反抗中,個人因為認同自己與他人而超越了自己,就這個觀點而言,人群的團結是形而上的。只不過,當今情勢下的團結只是被奴役的人彼此間的互助罷了。         藉著和舍勒(註3)所定義的「憤恨」(ressentiment)這個負面概念做對比,我們可以進一步釐清反抗表現出的積極面,的確,反抗行動遠超越了訴求。舍勒為「憤恨」下了很確切的定義,視它為一種自我毒害,一種有害的分泌,一種長期禁閉下的無力感;相反的,反抗撼動人,幫助他脫離現狀,打開閘門讓停滯的水傾瀉而下。舍勒自己也強調憤恨的消極面,指出憤恨在女性心態佔有一大位置,因為她們心存欲望和佔有欲。相反的,追究反抗的緣起,有一個原則就是充沛的行動力和旺盛的精力。舍勒說得有理,憤恨中絕不缺乏妒忌,妒忌自己未擁有的,反抗者則捍衛自身這個人,他要的不僅是未曾擁有或被剝奪的東西,而且要人們尊重他所擁有的,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這個他認為已擁有且值得尊重的東西,重要性遠超過他妒忌的東西。反抗並不現實。按照舍勒的看法,他認為憤恨在強悍的人身上變成不擇手段,在軟弱的人身上則變為尖酸,但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想成為與自己現在不同的另一種人,憤恨永遠是先憤恨自己。反抗者卻相反,在最初的行動中,他拒絕人們觸及到他個人,為自己完整的人格奮戰,並不先去征服,而是要人接受。      另外,憤恨似乎預先為了仇恨的對象將遭到的苦而欣喜。尼采和舍勒從戴爾圖良(註4)著作中一段文字看到這種現象:天國裡的人最大的快樂,就是觀賞羅馬君王在地獄受煎熬。就有點像一般人前去觀看死刑處決的快樂。反抗者則不然,他的原則僅止於拒絕侮辱,並不去侮辱他人,他為了人格受到尊重,甚至願意受苦。      我們不懂的是,舍勒何以非要把反抗精神和憤恨相提並論不可。他對人道主義中表現的憤恨(他指的人道主義是非基督教的對世人之愛)的批評,或許適用某些人道理想主義的模糊形式或是恐怖手段,但用在人對現狀的反抗、個人挺身捍衛所有人共同尊嚴的行動,則是謬誤的。舍勒要彰顯的是,人道主義伴隨的是對世界的憎恨,愛廣泛的人類整體,其實就是不去愛任何特定的人。在少數的情況下,這種說法是正確的,而且當我們看到他拿邊沁(註5)和盧梭(註6)當作人道主義的代表,就更能理解他發出這種批評的原因。然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並非只來自功利算計或是對人性的信任,何況這種信任只是理論上的。相對於功利主義者和愛彌兒的導師,有一個邏輯由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ïevski)筆下的伊凡・卡拉馬助夫體現出來,由反抗行動到形而上的反抗;舍勒知道這一點,如是簡述這個概念:「世界上的愛沒有多到能讓人將之浪費在人類以外的事物上」。即使這個論點是對的,其中表達的深沉絕望不應等閒視之,它錯估了卡拉馬助夫的反抗中所帶的分裂性質。相反的,伊凡的悲劇緣起於太多沒有對象的愛,既然他否定上帝,這愛無處可施,便決定以慷慨的和平共存名義轉移到人類身上。      在我們談及的反抗行動之中,並不因心靈貧乏或是徒勞的訴求,而選擇一種抽象的理想。人們要求人身上不能被簡化成概念的東西受到重視,這個感情沒有實際用途卻是人所不能缺少的。難道所有的反抗都沒有憤恨的元素嗎?不是的,在我們這個仇恨的世紀,看到的例子可不少。然而,我們應以廣泛的視角來理解,否則就會曲解,如此看來,反抗從各方面都超出憤恨這個侷限。《咆哮山莊》裡,赫斯克里夫為了鍾愛的女人,寧可放棄上帝,這不只是他屈辱的年輕歲月的吶喊,而且是一生慘痛遭遇的流露。      同樣的反抗行動驅使艾克哈特大師(註7)說出離經叛道令人驚愕的話語:寧可和耶穌一起下地獄,也不願上沒有耶穌的天國。這是由愛驅使的反抗,我們駁斥舍勒的理論,特別強調反抗行動中激情的部分,這也就是區分反抗與憤恨的元素。反抗乍看下是負面的,因為它不創造任何東西,但其實深層來說是積極的,因為它揭示了人身上自始至終要捍衛的東西。      然而,這反抗與其傳導的價值難道不會因大環境而改變嗎?隨著時代與文化不同,人們反抗的理由當然改變了。印度的賤民、印加帝國的戰士、中非的原始人、基督教最早期修會的成員,對反抗的想法當然不同。我們甚至可以相當篤定地說,反抗這個概念在上述這些例子裡毫無意義。然而,一個希臘奴隸、一個農奴、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傭兵隊長、攝政時期巴黎的中產階級、一九○○年俄國的知識分子、一個當代工人,就算他們反抗的理由不同,卻毫無疑問都可稱之為反抗。換句話說,反抗這議題只在西方思想中有確切的意義,甚至可以更明確地說,如同舍勒所言,雖然反抗的原因不同,他們都堅信自己反抗的合理性。換句話說,在非常不平等(印度的種姓制度)或在絕對平等(某些原始社會)的社會裡,反抗精神很難顯現。在一個社會裡,唯有平等理論粉飾現實上的不平等,才可能產生反抗。因此反抗這個問題只出現在我們西方世界內部,我們也想斷言這與個人主義的發展有關,但是之前提到的幾點推翻這樣的結論。      顯而易見的,從舍勒的言論中能得到唯一的結論,就是經由政治自由的理論,我們社會中出現了愈來愈多人本的思想,而這個政治自由理論的實踐,連帶增加了人們的不滿。自由的實際狀況跟不上人本意識的速度,經由這個觀察,我們得出以下簡論:反抗是知道情況、意識到自己權利的人的事。但我們不能說這僅僅牽涉到他個人的權利,相反地,發源自上面說到的互助精神,人在反抗行動中,這種意識愈來愈擴展。事實上,印加帝國的子民或印度的賤民並沒有想到反抗這個問題,因為在想到反抗之前,傳統已經解決了問題,答案就是「神意如此」。

作者資料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被徵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身亡,幼小的卡繆被母親帶回娘家撫養。中學以後卡繆開始半工半讀,做過很多工作,雖然生活辛苦,但阿爾及利亞臨地中海的溫暖陽光普照氣候,對卡繆的思想及精神有深刻的鼓舞,後來更成為他思想體系的象徵,相對於德國思想家所產生的北方思想。 卡繆大學畢業後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於是卡繆前往巴黎的新聞媒體任職。從阿爾及利亞時期卡繆便不斷創作戲劇、小說與散文,與沙特並稱為二十世紀法國文壇雙壁。卡繆一般被視為存在主義大師,但他認為自己是批評存在主義的,認為自己提出的是荒謬思考與反抗思想。一九五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讚其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卡繆在一九六〇年於法國車禍驟逝。 卡繆的作品多樣,第一階段荒謬時期的作品有:小說《異鄉人》、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第二階段反抗時期的作品有:小說《鼠疫》、論文《反抗者》、戲劇《戒嚴》與《正直的人》。其他小說作品有:《墮落》、《快樂的死》、《放逐與王國》、遺作《第一人》,以及改編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戲劇《附魔者》等。

基本資料

作者:卡繆(Albert Camus) 譯者:嚴慧瑩 出版社:大塊文化 書系:walk 出版日期:2017-08-04 ISBN:9991060725013 城邦書號:A1400398 規格:平裝 / 單色 / 608頁 / 14cm×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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