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歷史的共同經驗裡

◎文／謝里法（知名藝術家、作家，著作有《紫色大稻埕》、《變色的年代》）

　　自從我出生以來，常對人說自己是大稻埕人；但除了小學之前的童年，已經在外地四處為家，每隔幾年再回來，在腦子裡不經意會去數一數大稻埕到底有多大？數過了，竟發現這塊地用來曬稻米的確有夠大，建造成市街以後，認真一數，其實也不過幾條大街道。當我騎腳踏車從北門口順著延平北路往北，直到台北大橋，所需時間，大約十五分鐘；然後，從淡水河堤岸往東騎去，到達中山北路時，也是十五分鐘；若拿兩條路線的交叉點做圓心，任何一條當作直徑，劃出圓圈，所謂「大稻埕菁華地段」，便盡在圓圈裡；舊時的南街、中南街，日治時代的永樂町、太平町，都在此範圍內。

　　至於我對大稻埕的瞭解，多半是斷斷續續從上一代口中聽來。他們常把大稻埕形容成台灣的上海灘，又把近郊的九份山城說成小香港，聽來有如一個國際城市的雛型；這個說法，引導我在日治台灣近代美術史研究中，與西洋美術找到一個對照：將巴黎蒙瑪特（Montmartre）的mont（丘），和紐約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Village（村），再配以大稻埕的（埕），三個相當樸實的鄉土名稱，用來詮釋三個不同領域在二十世紀初新美術起源所占有的地位，是再合適不過了。

　　對照中，又看出新興美術發生有其必然的特殊條件，尤其有種浪漫的情愫，在醞釀著這些條件，會讓人去發覺當中有著太多的故事，可寫成小說，或拍成電影。

　　最早，我曾經把大稻埕以藝旦為題材寫成「阿公的情人們」，這些故事有的是從祖母那裡聽來的，有些是後來自己從地圖上尋得的線索虛構的。

　　大稻埕在今天看來雖是舊有的地名，對我們來說，更代表一個特定的年代，屬於剛過去不遠的歷史；若再仔細一聽，走在街道上，處處還可聽見前人踩過的腳步聲，這是我們在究讀「丘」、「村」兩地的歷史時，所感受不到的。

　　依照傳統觀念，人們常把台北劃分成城內、萬華和大稻埕，三個區塊。不久之前，有一部叫《艋舺》的電影，講的是萬華的故事；更早有過楊德昌拍的《牯嶺街殺人事件》，是城內的故事；如今，終於有這部拿大稻埕作背景所拍成的電影，且命名為《大稻埕》。編劇者從二十世紀的特定時空捕捉出台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如何在推動著社會走向近代的歷史主軸；大稻埕社會底層有一股潛藏的力量，是任何外來勢力無法動搖的，在此，我們說那就是「大稻埕之魂」。

　　這部電影直接以《大稻埕》命名，只是借此作為開頭，大稻埕還有太多的故事，想告訴人們台灣新文化的腳步，自從世紀初踏在這片稻埕時起，已經面臨種子落地必然要開花結果的機運，新的文化，永遠是最多樣且豐富的。

　　從電影，我們看到導演精心設計下如何在劇情中以穿越時空的手法，有節奏地推展著故事情節；其之所以能做到「意想不到」的視覺效果，日後，我終於發覺以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歷史是民族的共同記憶」，在同一民族的不同世代之間，有歷史的共同記憶在牽引著，帶動一起穿梭在不同的時空之間，讓一個人在不經意中，輕而易舉回到另一個年代，然後，又再返回自己的年代，原來是因民族在寫下歷史之前，已存在有共有的記憶，是萬代子孫所享有的共同體，不論什麼時候，都能聽見先人走過的腳步聲。

　　其實，在每個人的經驗中，亦常有因記憶的重疊，體會到時空的穿越；最近，我寫的一本小說《變色的年代》，借「陳清汾」的角色，當他站在台北車站前看到戰後小學生的遊行，慶祝台灣光復節，在心裡突然間想起戰前自己也是小學生時，在老師帶領下走過這條路上的情形。接著，又從隊伍中看到一名小學生，宛如當年的自己，也不僅是所謂的「見景生情」，這個「景」，是當下所見，而「情」是深藏內心的記憶；看到了眼前的什麼，使他從記憶躍現早年生活經驗中的一「景」；那天，他看到自己就在隊伍中，是一種聯想，也是一種感動；他很快又冷靜下來，以兩個「景」為兩代學童的遊行作比較，又找出當初自己在小學時代的遊行是為了日本帝國的勝利，而今所見，是二十年後的下一代，在為中華民國光復台灣而歡呼；一陣又一陣的「萬歲」，就像是當年，好似一切都沒變，事實卻已經什麼都變了。

　　當我寫的時候，就想到電影攝影機的鏡頭，和事後的剪接效果；整個人，因鏡頭，一而再穿梭在時空裡；所以認為自己才是這部《大稻埕》影片抱著最大期待的一個人。

大稻埕葉家

◎文／小野（知名作家、電影人）

　　認識葉天倫的父母親，要從我那一次誤闖台灣電視公司說起。

　　那一年是西元2000年的年底，好冷好冷的冬天。在那之前我窩在家裡工作長達十一年，陪著兩個孩子從讀小學到上大學。從整個大環境來看，我這十一年的冬眠其正好是蔣經國過世到李登輝接班，然後讓臺灣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我結束了冬眠，探出頭來，其實一切都在狀況之外。當我來到充滿將軍的古堡，對這古堡的狀況一無所知，但是對臺灣的歷史卻知道不少，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要做什麼。在這裡我和作家王禎和相遇，說得更清楚些，是和王禎和的辦公桌椅相遇，那時候他已經因為鼻咽癌過世十年。

　　帶我認識環境的新同事笑著說：「你算是來我們公司的第二個作家。哈哈。」這句話給了我靈感。我當下決定拍攝一系列改編自王禎和的小說的迷你劇來紀念這位臺灣重要的作家。我詢問編審們有沒有適合的製作公司，他們提到了葉天倫的父母親。其實我知道葉金勝在我從事電影工作的時代，拍過楊青矗和黃春明的作品，但是因為票房不理想而淡出影劇圈。

　　整個影視大環境對他這樣的製作人是很不利的。我知道在這時候的電視圈，也沒有人會想拍本土作家的文學作品，從收視率和廣告收入的角度來看，用迷你劇來改編王禎和的作品不是個好企畫，財務和業務部門都很不贊成，但是礙於我初來乍到，不好立刻阻止，所以葉金勝夫妻很珍惜這次的機會，找來三個好導演完成了歌舞片《兩隻老虎》、《嫁妝一牛車》和《香格里拉》。這三部迷你連續劇在國內外得了一些獎，收視率也比預期好，還賣給公共電視和海外的電視版權。那時候我同時想推動不改編日本漫畫的「寫實偶像劇」，於是也找了葉金勝夫妻試一試我心目中的寫實偶像劇，他們提出了有點實驗性質的《搖滾沙士》，在這部寫實偶像劇中，我見到了很會搞笑的葉天倫。他在劇中演一個海狗教授，常常奇裝異服的出現在校園。

　　2001年臺灣電影工業走到了最谷底。一年國片只有七部國片，總票房是793萬元。曾經親身參與過台灣新電影浪潮的我，總是想藉著電視的製作，多培養一些影視工作者在此好好練功，等待下一波台灣電影復興的時機。躲在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讀著一本描寫百年台灣歷史興衰的大河小說《浪淘沙》，我想把握住一些稍縱即逝的時機作一些事情。這本小說是葉金勝夫妻很想完成的電視大河劇，我很想藉著自己還在這個職位時完成這部連續劇，但是整個電視戰國時代的競爭越演越荒謬，政治的黑手也伸了進來，超過了我能忍受的程度。我選擇在合約未滿的時候和我的總經理一起瀟灑離開。

　　2008年的《海角七號》正式吹響了國片復興的號角。之後每年都會出現票房破億的國片，2011年的破億的電影《雞排英雄》的導演就是在十年前演海狗教授的葉天倫。我在一個網路的文化節目中訪問了葉天倫，他說了一些他自己的經驗。他說他從小是個很實際的人，看到爸爸為了拍片賣了房子賠得很慘，他就立志當配音員和做其他工作，賺錢買下一棟房子。他說他的電影夢在大學四年時就幻滅了，他說他沒有電影夢。拍《雞排英雄》時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票房，他也和當年的葉金勝一樣賣掉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和爸爸不同的是，他在票房上獲得了空前的勝利。他似乎替爸爸報了一箭之仇，也正式以導演身分參與了這波的台灣電影復興浪潮。

　　不過很實際的葉天倫，並沒有立刻開拍《雞排英雄》的續集，他反而去完成了兩部電視劇《愛。回來》和《含笑食堂》，前者曾經榮獲金鐘獎年度「最佳戲劇」等五項大獎提名，後者更是榮獲金鐘獎「最佳戲劇」、「最佳導演」等九項大獎提名，是這年度入圍最多的一部連續劇。《含笑食堂》讓許多文化人和學者們對拍《雞排英雄》的葉天倫有了更新的看法。我曾經在一次評審電視連續劇的會議上，聽過這樣一段對話。有一家電視公司的製作人為自己完成的電視劇爭辯許久，說了一大堆台灣電視製作環境多麼不好，好的演員出走大陸，很多懷舊的場景也找不到地方可拍，電視台不賺錢反過來刻薄製作單位等等。有個曾經參與金鐘獎評審的人，忽然笑嘻嘻的說：「你說的都只是藉口。那為甚麼葉天倫可以拍《含笑食堂》？只要有心要做，沒有不行的事情。」我想，這是比能拿到金鐘獎更值得的誇讚的事啊。因為《含笑食堂》已經成了一種在台灣殘破的電視劇製作環境中的典範了。這，很了不起。

　　於是我們不得不對葉天倫要拍電影《大稻埕》有很高的期待。從看到劇本開始，我就對這部電影有了很多的想像，尤其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1920的台灣。我出生在50年代的台北艋舺，我的父母親是在二二八事變發生前，就分別來到台灣討生活的外省客家人。他們經歷過二二八事變和白色恐怖之後，和所有經歷過那些恐怖時代的父母一樣，希望孩子不再碰政治，也不要再對執政者提出任何質疑以免惹來殺身之禍。他們期許孩子們乖乖讀著充滿謬誤的歷史和地理，在經濟的發展中努力工作出人頭地。我的閩南語是因為上小學時，老師只講閩南語而學會的，我的台灣歌謠是走在上學的途中聽來的。後來才慢慢知道，我的爸爸是個想要和過去傷痛歷史一刀兩斷的外省人，他只想當開台第一代始祖，在這個海島上重建家族，中興家業。他從來沒有再踏上過自己離開時的故土。於是我也開始了自我不斷的追尋，追尋在這個海島上曾經發生過的歷史，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族譜。

　　我期待著這部電影，就像期待著每一部能將真實台灣歷史拼圖拼起來的文學作品或是影視作品一樣。因為那才是我們的身世，我們的認同，也是我一輩子的追尋。

為什麼要在大稻埕

◎文／周弈成（文史作家）

　　大稻埕是往1920年代的時光通道。我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是1920年代？因為郭雪湖大畫家畫了一幅〈南街殷賑〉，將近一百年後還色彩鮮麗地把我們帶進了那個年代繁榮熱鬧的大稻埕。那幾年，也從大稻埕出發，蔣渭水先生與諸多台灣知識分子鼓吹台灣人的民主平等以及進步文化。

　　是1920年代又如何？因為那是人類充滿創造力的年代。你看過伍迪艾倫導演的電影《午夜巴黎》嗎？那麼就不多說了。你知道的傑出作家與藝術家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卡索、達利，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在歐洲、在亞洲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與革命者在奮鬥。

　　葛蘭西是義大利革命家與思想家，領導人民對抗法西斯，被墨索里尼迫害下獄。他在獄中寫下影響了後世的社會理論著作。他在學術界的影響極大，很多學術中人只知道他是理論家，根本不知道他是革命運動的領導人。葛蘭西和大稻埕的台灣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蔣渭水是同年同星座生，兩個人也都只活了四十歲左右，都是壯志未酬的悲劇英雄。

　　英國思想家羅素在1920年訪問中國，那是五四運動熱騰騰的時刻。羅素在中國待了九個月，對幾乎整個中國的知識菁英都留下思想的衝擊，包括梁啟超、孫中山、胡適、魯迅、陳獨秀、毛澤東。陳獨秀辦了幾期的《新青年》，為了參與共產主義運動與胡適鬧翻。那時留學日本的台灣知識分子也辦了《台灣青年》，鼓吹撤廢歧視性的六三法，後來則轉向爭取議會設置。

　　日本的1920年代是「大正民主」，與同時期德國威瑪共和奇妙相似之處是開放的社會、更迭的內閣，也弔詭地為侵略政權鋪路。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十四點原則，支持民族自決，日本治下的台灣菁英則藉此歷史時機，爭取平等與自治權。在這樣風起雲湧的年代，1921年的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台北大稻埕，代表了台灣人追求時代進步價值的努力。

　　那個年代的精彩，很容易讓現在的我們產生懷舊之情。某種意義上，我們還活在1920年代，因為那是「現代」的開端，我們的時代是那個年代的延續，只是在很多方面遠遠地衰頹了。

　　在那個全球人物與思想相互刺激影響的年代，也是大蕭條之前的繁榮，大極權之前的自由，大戰爭之前的和平，大稻埕成為台灣最繁華的街市。那個年代的建築和街廓，難得地在台北能夠保留至今，鋪成這條通往1920年代的時光通道。 在大稻埕，你無法不面對台灣的歷史，你發現你不可能脫離1920年代。事實上，你還活在那個未完的時代。《大稻埕》帶你回到1920，也逼使你思考即將到來的2020。這就是為什麼你一定要在大稻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