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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力量:十張地圖揭開世界的未來
- 作者: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
- 出版社:遠足文化
- 出版日期:2024-09-25
- 定價: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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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從地理的力量出發,深入探索十張關鍵地圖背後的全球趨勢
地中海、中東、北非到浩瀚無際的外太空
地理環境的自然力量,始終是塑造國家命運的根本因素
暢銷書《地理的囚徒》(Prisoners of geography)的續篇
《星期日泰唔士報》(The Sunday Times)暢銷書
本書是暢銷書《地理的囚徒》(Prisoners of Geography)的續篇,探討未來十年將在國際政治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十個地區:澳洲、伊朗、沙烏地阿拉伯、英國、希臘、土耳其、北非撒亥爾地區、衣索比亞、西班牙,以及外太空。一如同過往歷史,地理將繼續在塑造我們未來的世界中發揮關鍵的作用。
在本書中,提姆.馬歇爾將這些地區置於全球多極化背景下,剖析全球化與去全球化、科技變革與氣候變遷、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如何相互影響,推動世界進入充滿不確定性的新時代。他揭示伊朗如何利用宗教影響力在中東擴展勢力,撒亥爾地區所面臨的水資源衝突如何可能引發「搶水大戰」,土耳其如何試圖重現「新鄂圖曼帝國」的夢想,在在展示了地理環境對政治經濟乃至全球局勢的深遠影響。
馬歇爾強調,地理環境雖為塑造國家命運的根本因素,卻往往受到忽視。無論是澳洲在中美角力中的戰略位置,或是希臘所面對的難民潮和東地中海資源的爭奪,地理因素都是理解國際局勢不可或缺的視角。本書最終指出,地球大氣層將成為未來衝突的新焦點,太空競爭也將深刻影響全球政治的未來,而成為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變化的關鍵因素。
目錄
推薦序 地理為何重要:地理與地緣政治的國際戰略書寫/賴怡忠
前言
第一章 澳洲
第二章 伊朗
第三章 沙烏地阿拉伯
第四章 英國
第五章 希臘
第六章 土耳其
第七章 撒亥爾地區
第八章 衣索比亞
第九章 西班牙
第十章 外太空
致謝
參考文獻
序跋
【序】
地理為何重要:地理與地緣政治的國際戰略書寫
賴怡忠(國際政治觀察家,現任職於遠景基金會)
地緣政治分析的地理因素
從過去八年的國際關係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地緣政治分析強勢回歸的現象。一方面,這與美國、歐洲從二○一七年底開始將中、俄定位為改變現狀的強權有關;另一方面,中國從二○一二年起在南海對菲律賓展開強勢灰色地帶作戰,俄羅斯則於二○一四年直接以軍事占領克里米亞,這些行為象徵了中俄越來越明顯地訴諸軍事力量,進行以準武力衝突來處理國際爭端的趨勢。這些發展也從另一個側面將後冷戰時代的和平紅利消磨殆盡了。現在對國際事務展開實務分析時,後冷戰初期曾經聲量浩大的自由主義學派、制度論、建構主義等國關理論學派漸趨沉寂,而現實主義分析重回主流。從地緣政治角度出發的論理架構,則為現實主義提供一個極為簡單且明晰的理解框架。
提到地緣政治分析,幾乎都以地圖為出發點,將地圖作為分析的基本框架。從政治地圖出發,映入眼簾的就是各國的疆界,而這些邊界首先界定了國家利益的涵蓋範圍與其所關切的作用方向。古印度哲學家考提利亞(Kautilya)的名著《政事論》(The Arthashatra)之申論是其中翹楚。然而,地圖本質上是權力政治的產物,若要追究影響權力政治的因素,除了對國力的比較分析外,還需探討為何國家利益會採取某些特定方向,以及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爭議等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往往隱藏在歷史的關鍵脈絡當中,而地理則是影響歷史的極重要因素。從地圖出發,走到對地理的分析而形成的地緣政治論理,幾乎是每一個傑出的地緣政治觀察家所必備的知識技藝。
但更重要的是,相對於地圖的二維觀察、地理及其形塑的歷史,則提供了第三維與第四維度的觀察視角,並帶來空間的立體感與時間脈絡的深度。此外,一個有趣的觀察是,政治地圖的分析是植基於既定的疆界,而地理/歷史的分析則超越疆界,這是因為政治疆界與地理所提供的邊界或活動範圍不一定會重合。而這個特性也讓地理分析在處理跨界的區域性議題時,如族群衝突、恐怖主義與氣候變遷相聯繫的政治分歧等議題,往往能提供更透徹的洞察力。對地理的直觀掌握力,通常是能否成為傑出情報分析師的關鍵條件之一。
從《地理的囚徒》到《地理的力量》
《地理的力量:十張地圖揭開世界的未來》是前英國BBC記者提姆.馬歇爾於二○二一年出版的著作,同時也是提姆.馬歇爾於二○一五年的《地理的囚徒》(Prisoners of geography,中文書名:《用十張地圖看懂全球政經局勢》,商周出版,二○一五)出版六年後的新作,其展現了地理與現實地緣政治分析結合後的知識威力。
從各種角度來看,《地理的力量》基本上是《地理的囚徒》一書的續篇。兩者採用的分析結構相當類似,都是先介紹地理環境,接著討論這些地理環境對居住其上的人民產生了什麼樣的限制,進而誘發出特定的行為和思考模式,並形成特定的歷史過程和決策環境,最終討論這些狀況與當前世界的爭議之間的關係。
兩本書的主要差別在於,《地理的囚徒》基本上走的是大區域分析。如果其分析涉及個別國家,也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範圍夠大,可以獨立成為單一的分析體系。相對而言,《地理的力量》延續的正是《地理的囚徒》所鋪陳的分析架構,但更加專注於各區域內的個別國家。
例如在《地理的囚徒》一書中,整個中東、非洲、西歐是三個主要的分析單元,但在《地理的力量》一書中,則對中東區域內部的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西歐的英國、西班牙,以及非洲的衣索比亞、撒亥爾地區進行了更細緻的分析,並補充了《地理的囚徒》中未處理的澳洲及處於歐亞交界的希臘等案例。
此外,《地理的囚徒》特別討論了算是半公域的北極地區,而《地理的力量》則討論了至今仍算是全公域的外太空,前後兩本書在結構上有著相互映照的意味。如果讀者在閱讀《地理的力量》時,對於書中個別國家的分析方式感到稍嫌突兀,相信回溯一下作者早先的《地理的囚徒》一書後,也許這種不適感將會消解。
國際地緣政治觀察的地理書寫,與《地理的復仇》相比較
過去二十年來,坊間出版了相當數量的翻譯書籍,不論是從地緣政治角度來敘述歷史,或是對現時地緣衝突議題提供清晰的歷史脈絡。這些書籍的敘事簡明易懂,對於既有的國際議題也提供清楚的鳥瞰視角。信手拈來,如日本民間史家宮崎正勝的《世界史圖解》(商周,二○○六)、高野孟的《最新世界地圖讀法》(玉山社,二○○三)、武光誠的《從地圖看歷史》(世潮,二○○三)、《世界,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尚.克利斯朵夫.維克多等著,大是文化,二○一○)、《各國眼中的世界》(帕斯卡.伯尼法斯、于貝爾.凡德林著,如果出版,二○一二)等,其特色都在於從地圖出發、回溯既有爭議的成因,或在解釋國際爭論的發展及其影響時強調地緣政治因素等。
但相對而言,這些書籍較少探討地理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以及地理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我們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及其相關決策的認知。
反而在國際政治分析的書寫中,會有意識地處理地理因素的書籍,大都在外交記者等國際事務觀察家的新聞報導或旅行書寫中出現。這往往與外交記者其職業訓練所產生的敏感性有關,因此她/他會將旅行中的現地發見,與其要處理的國際議題分析相結合,而產生相當特別的國際政治地理書寫。
在這裡,相信不少讀者會將本書與另一本地緣政治分析傑作《地理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eography)相提並論。這兩本書都高度重視地理因素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並在分析事件的來龍去脈時,將地理所帶來的限制或機會納入考量。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作家羅伯.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二○一二年出版《地理的復仇》時,美國剛從伊拉克撤軍,賓拉登才剛被擊斃,但在同一年的九月十一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卻在「九一一」當天於班加西遇襲身亡。
《地理的復仇》特別警告,忽視地理很可能導致被地理所噬,它也不認為人類科技的進步能夠打破地理的限制與作用。若將此書與湯瑪斯.費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出版於二○○五年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相比較,費里德曼在書中歌頌科技所推動的全球化力量,並認為這股力量能夠消除世界的差異。然而,卡普蘭在《地理的復仇》中則反向強調地理不僅無法被科技抹平,地理的限制更無法被超越。
《地理的復仇》近似地理命定論的悲觀論調,與當時美國受困於反恐戰爭與對伊拉克占領的泥沼相聯繫。當時美國以高科技奠立的無敵軍力,儘管在南亞與中東地區面對設備和組織都嚴重滯後的敵手,卻依舊無法完全占上風。美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資源投入與犧牲已經超過越戰,成為美國社會另一個心理陰影。《地理的復仇》所展現的悲觀態度,其實與當時的政治背景密切相連。
相對而言,《地理的力量》作者所強調的必須重視地理,更像是將地理視為決策的重要依據,而不是對決策的無上制約。雖然人類是地理的囚徒,但沒有糟糕到會遭受到地理的「復仇」。這種相對不那麼悲觀的論調,正是出現在《地理的囚徒》與《地理的力量》成書之際,美歐與中俄的地緣戰略對抗格局日益凸顯,世界邁向新冷戰的趨勢也日益清晰之時。
此外,曾經在二○一四至一六年呼風喚雨的伊斯蘭國,在二○一七年之後不再占據中東與美歐等國的政治注意力。由此可見,不同時代的政治發展在這兩位作者對地理與地緣政治書寫中,折射出調性上的差異。
北極、太空等公域的「地緣政治化」
《地理的復仇》著重於歷史的回溯,《地理的囚徒》提到北極,《地理的力量》則延伸至外太空等半公域或是全公域的領域,超越了傳統以地圖為基礎的地緣政治分析。雖然氣候暖化的問題讓世人聞之色變,但在北極領域卻似乎呈現新的戰略機會,並啟發了新的戰略想像。
再者,太空公域基本上是法外之域,既有的法律規範性嚴重不足。然而,由於國際對太空公域的興趣仍主要來自其對地球事務的潛在影響,而不是對太空本身的興趣。這也是即便在距離地表數百公里的上空,人們仍然討論「地」緣政治的主因。
本書作者對這兩個領域的處理,開啟了對公域地緣分析的新途徑。隨著這些領域的發展,讓我們相信這類地緣政治分析的著作將會成為未來的顯學。
地理很重要,但又不為地理決定論背書
現在的世界,特別是台灣所處的印太區域,在經歷了三十年的後冷戰與全球化時代之後,再度進入圍繞大國關係的戰略競爭狀態。因此,地緣戰略分析再次成為理解這個世界,特別是印太區域以及台海周邊情勢,不可或缺的關鍵工具。
然而,人類若干行為所帶來對自然的衝擊,正在改變地球的自然環境,並因此帶來新的自然力量與景觀,進而形成新的結構與制約動力。這些變化讓過去不存在的爭論變成問題,也讓問題惡化成危機,並且透過這些危機,引發出新的可能衝突。
不管你是否為「地理決定論」的信徒,都不能忽視地理的力量及其重要性。相信讀者在讀完本書後,對於作者對地緣政治分析的地理洞見一定會很有感觸。
內文試閱
第三章 伊朗
伊朗和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從未停止過,但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崛起期間,伊朗與美國之間曾有過類似短暫的「停火」,其原因和二○一五年的核武協定有關。德黑蘭當時意識到伊斯蘭國在該地區越強大,伊朗在該地區影響力受阻的風險也越大。
要是讓伊斯蘭國打敗伊拉克什葉派政府,或敘利亞的阿薩德政府,那伊朗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就會失守。美國人一定會利用伊朗這個弱點,逼伊朗協助美國在伊拉克和伊斯蘭國作戰。
德黑蘭心知,同意核協議等於打開和美國人有條件合作的大門;當時的歐巴馬總統迫切想在外交政策上有所斬獲,而與伊朗談定核武協議就是他的外交成績單。因此,伊朗同意放棄九成八的高純度濃縮鈾。這是典型為解決短期問題,而讓雙方暫時放下歧見,舉行政治聯姻的例子。
伊斯蘭國落居下風後,美國和伊朗緊張情勢很快再度上升,尤其是在川普總統上台後,戰爭疑雲更囂塵上。川普讓美國撤出核協議,重啟對伊朗的制裁,還威嚇歐洲公司讓他們不敢與伊朗貿易。
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更讓美伊局勢再度升溫。兩艘油輪在荷姆茲海峽附近遭到水雷炸毀,德黑蘭立刻被懷疑是幕後黑手。雖然沒有確實證據證明是誰所為,伊朗方面也透過外交界所謂「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態度裝作事不關己。但誰也不希望荷姆茲海峽有戰火,因此事情就這麼不了了之。
之後又發生飛彈擊中沙烏地阿拉伯煉油廠的事件,情況也是一樣,葉門的青年運動說飛彈是他們發射的,但證據卻顯示最有可能的嫌疑人是伊朗。伊朗似乎藉這些動作在試探美國的底線。但二○一九年,他們差點就過頭了。當時一架美國間諜無人機被擊落,美國空軍於是準備空襲,但在最後一刻被取消。
在川普上任後,一些分析家作了一些頗荒謬的預測,像是有人說川普沒有當總統的打算,所以不到幾個月就會辭職,也有人說他兩年內會遭到彈劾下台,又有人說他會發動戰爭。這些說法都有點言過其實,但在二○一九年,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一年時,認為川普想要發動一場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的戰爭,這說法就真的太過離譜。
但美國和伊朗不會開戰的原因不只這樣。之前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次戰爭失利,讓美國大眾對美國在海外涉入戰爭不滿也是原因。伊朗算準這點,知道可以冒險測試美國在不打沒把握戰事情況下的底限,同時也想測試能反制美國到什麼程度。
德黑蘭當然也知道,如果踩到美國底線導致情勢一發不可控制,那伊朗可能會遭到美國空襲,但是美國人無法從伊拉克方面攻上札格洛斯山脈來,也沒辦法從波灣靠艦艇大舉登陸。伊朗軍備再怎麼不濟,靠著徵兵再加上十九萬革命衛隊在內的六十萬現役軍人,就可以用數百萬人應戰。
但伊朗做再多都無法改變國際制裁對伊朗的影響。伊朗經濟直線下滑,失業率和通貨膨脹升高,隨著二○一九年末冬季來臨前伊朗政府提高了燃料價格,引起更多全國性大規模示威。之前的抗議活動已經讓伊朗政府疲於奔命了,這次的示威更讓他們感到震驚和緊張。
這次示威特別讓他們不安的地方在於,大部分抗議者竟然都不再以學生和自由派階級人士為主。這次站出來反對他們的,反倒是當初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主幹──工人階級。這些人高喊「哈米尼該死」,痛批伊朗外交政策的人群更高喊:「不管加薩,不管黎巴嫩,我的生命只獻給伊朗」、「撤軍敘利亞」。
示威人群反應出伊朗人民對於年輕人被派到阿拉伯內戰作戰犧牲生命的不滿。期間還出現一個現象,就是當伊朗當局在馬路和廣場上畫下巨大的美國國旗時,示威群眾竟然反而刻意避免踩到這些國旗,以表示尊重。
二○二○年初,伊朗革命衛隊菁英的聖城部隊(Quds Force)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在抵達巴格達準備會晤當地民兵領袖時,遭到美國暗殺,這之後美伊兩國情勢有和緩的跡象。
蘇萊曼尼是伊朗家喻戶曉的人物,曾策劃伊朗介入敘利亞內戰行動。他死後數日,伊朗向駐紮美軍的伊拉克軍事基地發射飛彈進行報復;但同一天晚上,伊朗高度戒備提防美軍空襲時,竟意外擊落了一架從德黑蘭機場起飛的民航客機,造成機上一百七十六人全數罹難。
事後伊朗政府一度否認涉及此事,但最後還是負起責任,此舉在伊朗國內再次引發了另一波抗議浪潮。伊朗當局讓全國團結起來為蘇萊曼尼之死復仇的結果,就是把其僅存的一點政治資本也都揮霍掉了。
隨後新冠疫情爆發,伊朗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再次受到重創。魯哈尼總統的政府不斷淡化病毒的威脅,等到病毒開始擴散後,又隱瞞真實病例數量並篡改公共衛生資訊。伊朗革命衛隊的作為更是幫了倒忙。
其將領聲稱革命衛隊發明了一種設備,可以在百米外偵測出新冠病毒症狀。正當全國上下為此一片歡天喜地之際,伊朗物理學會則出面嘲笑這一想法比「科幻」電影還離譜。伊朗教士也同樣只會扯後腿,例如有學問的宗教領袖哈興.巴塔伊-戈爾培葛尼(Hashem Bathaei-Golpaygani)自稱檢測陽性,但他已用伊斯蘭藥方自癒。
結果兩天後卻與世長辭;另一位宗教領袖則要信徒多吃洋蔥、多梳頭,以抵禦病毒。在伊朗「伊斯蘭藥方」市場很大,但更受伊朗人民普遍歡迎的則是「笑能治百病」。伊朗教士在社交媒體上被人們用各式各樣的網路迷因、笑話和漫畫嘲笑的體無完膚,這些網路笑料散播速度比病毒還快。
這類事情對於政權的殺傷力極大,因為嘲笑革命份子本身就是一種革命,而身為政權則沒有權力規定人不能笑。但這並不表示伊朗政權就會垮台在即,更不表示這個政權垮台,新政權就會是開明的民主政體。
儘管如此,必須說,伊朗做為一個人民教育程度高且思想有深度的國家,而且不曾受過歐洲國家殖民,其實它比鄰近國家都更有機會成為道道地地的民主國家,只是還要一段時間才有可能實現。
要瞭解為什麼,就要知道伊朗政權所遭遇的國內問題,以及該政權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伊朗的經濟就陷在死胡同裡,而且可能會越陷越深,但伊朗政府那些擁有博士文憑的官員似乎有辦法突破國際制裁,因此勉強讓其經濟撐下去。
伊朗和中國經貿關係特別好,中國跟俄國一樣,比許多國家更不把國際制裁當回事。即使伊朗國內的示威會越來越多,但該政權已經展現它為了鎮壓異議份子,不惜拿成千上萬伊朗人民作犧牲的鐵腕,而一旦一個政權做到這樣,那就很難收手了。
伊朗境內的庫德族過去也曾反抗過,但如今當權者控制的那麼嚴密,他們根本不敢妄動。伊朗西南部的胡齊斯坦省的阿拉伯少數民族,對於國家依賴石油致富卻未改善他們生活的現況感到憤怒。
這些阿拉伯人是伊朗境內最貧困的少數族群,長期對政府的些許不滿逐漸累積,偶爾會以炸彈襲擊政府設施。伊朗東南邊是廣大的俾路支斯坦省(Baluchistan)。其一百五十萬人口多為遜尼派的窮人,這些人許多是比較認同鄰國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Baluchi),而不認同伊朗。
該省是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通往歐洲繁忙的毒品和人口走私路線,過去曾發生過針對革命衛隊和政府官員的炸彈襲擊事件,但不論是胡齊斯坦還是俾路支,對伊朗政權都不構成威脅,只要沒有外國勢力協助其組織叛亂就不成氣候。
伊朗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藝術界則採取了一種低調的抗爭方式,努力保留自己的世俗文化生活。畢竟數百年來他們就一直在向王室和宗教爭取權力。音樂和電影依然是思想和社會評論的出口,許多年輕人不再願意忍受生活中受到無情的干預,比如露出頭髮長度多少都要管等等。
在近年一些反政府示威活動中,街頭出現了煽動性的口號:「伊朗國王啊,回到伊朗吧」。這口號的意思不是說人們渴望舊王室制度回歸-自由派的抗爭一直就是想擺脫王室和宗教控制-但這口號是伊朗人民對於當下不滿的一種跡象。
這類抗議讓伊朗政府感到不安,慢慢削弱其權威,但效果還是有限的。我曾看到一名年輕的伊朗女性站上紀念碑頂,迎風揮舞取下的頭巾,無視警察的阻撓,這一幕無疑是一個令人震撼的場景。
這段畫面被上傳到YouTube,引起了廣泛關注,雖然尚未促成真正的革命,但其影響不可忽視。終有一天,可能會出現推翻現政權的叛亂,或者這個體制會逐漸自行瓦解。然而,目前政權依然掌握主導地位,暫時占上風。(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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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資料
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 外交事務權威專家,有二十五年以上的採訪報導經驗。他走遍四十個國家,曾經採訪報導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馬其頓、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衝突。曾經擔任Sky News外交事務編輯,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和LBC/IRN電台服務,也是The WhatandtheWhy.com創辦人兼編輯人。 他的部落格《外交事務》(Foreign Matters)曾經入圍2010年歐威爾獎(Orwell Prize)決選,文章見於《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衛報》、《獨立報》和《每日電訊報》等,多本著作入選《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其著作中文譯本:《用十張地圖看懂全球政經局勢》(一譯《地理的囚徒》)、《國旗的世界史》、《牆的時代》、《地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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