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國熱銷近二十萬冊！ ◆二○一○年度大陸全國優秀圖書排行榜總榜第一名！ 只有把中國放到世界舞台上，我們才能看懂真正的中國！ 一部融合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宏大敘事，讓我們開始思索，當中國再次興起，將為世界帶來什麼轉變？ 「國家能力」是近代世界局勢消長的核心力量，金融、軍事、社會組織則是國家能力的三個關鍵。 十九世紀的中國，在國際地緣政治，以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衝擊下，以一個古典型態的大國，因為無法應對諸多新型國家的挑戰，結果由盛轉衰，開始一場嚴酷而漫長的轉型革命！ 經歷一百多年來的衰敗，如今，中國逐漸恢復力量，一個重新興起的中國，將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又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呢？ 「國家能力」的探討，是本書的重點特色。作者認為，中國與西方，屬於兩種不同的發展典範。當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發生碰撞，必然引起巨大的動盪。其勝敗固然攸關一時的存亡，但風波稍定後，雙方更需藉此一歷史因緣，相互調整學習，攜手合作，努力開創新典範，讓人類歷史除了軍事結合金融的推動力量之外，仍有其他道路可走。 本書一系列的創新觀點︰諸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戰爭國債與資本主義體制、琉球及恰克圖貿易對於中國發展的長遠意義等，引起海內外學術界及廣大讀者熱烈回響，讓本書榮登二○一○年度中國大陸優秀圖書排行榜總榜第一名，全中國熱銷近二十萬冊。

【上篇】──漫長的十六世紀

導言
　　本書的第一部分敘述了：五百年來，在「世界經濟」向「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轉化的過程中，中國由「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和「創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過程。

　　「東洋的近世」，本是由「京都史學派」所提出的著名論斷，其核心是：中國在西元十世紀進入近世，這比歐洲要早三個世紀左右。舉凡國內與世界交通方面的革命、貨幣經濟的普及、士大夫階級之於世襲貴族階級的戰勝和替代、儒家思想由經學向史、論方向的轉化，加之焦炭冶鐵技術的成熟、鐵器的大規模生產與出口—凡此五個方面，分別從交通變革、經濟變革、政治變革、文藝復興以及工業變革，鑄就了一個中國文明主導的「近世世界」。

　　而「漫長的十六世紀」的說法，來自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一位是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他把西元一三五○～一六五○的三百年，稱為「漫長的十六世紀」。

　　布勞岱爾認為：這一時期是「世界經濟」形成的時期，它大致與中國的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在時間上是重合的。另一位是當代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他把西元一三五○～一八五○之間的五百年，均稱為「漫長的十六世紀」。因為彭慕蘭認為：只有當世界貨幣體系由「銀本位」向「金本位」的過渡完成之後，只有當中國在一八五○年完全被西方的軍事實力—進而是金融資本所控制和支配之後，「漫長的十六世紀」才算真正結束，而「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支配世界的時代才算完成。

　　通過閱讀本書的這一部分，讀者首先將會逐漸區分開兩個重要範疇之間的不同：這也就是布勞岱爾所提出的「世界經濟」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二者之間的不同。簡單地說，「世界經濟」是生產發展和市場交換不斷擴大的產物，物質生產的發展和市場交換的日益擴大，最終以「世界」的規模展開，於是產生了「世界經濟」，而這也就是「漫長的十六世紀」的主題。與「世界經濟」不同，所謂「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則是指以軍事和金融擴張的方式在世界範圍內攫取剩餘價值的機制，而那將是本書的下一部分—「漫長的十九世紀」所論述的主題。

　　當前，對於中國文明及其歷史命運，大致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看法是說中華文明從來輝煌燦爛， 五百年前就逐漸形成了一種以生產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之平和、平等的發展模式，只是在一八四○年之後由於西方的入侵，才突然間被打斷了發展（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另一種看法則是說這個文明從根本上「一塌糊塗」，幾千年來都是「專制」和「獨裁」，因而註定是要被「現代文明」所蕩滌和拋棄的。本書則挑戰了這兩種一般性的看法。

　　這一部分對最近五百年世界歷史運動的研究，能夠使讀者們看到：五百年中國歷史所經歷的大致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一方面是生產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另一方面卻是「制度的無為」—即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這種「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既指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小農的基層其並無組織能力，又特別是指國家貨幣制度、稅收體制的混亂，從而最終不得不將貨幣供應委之於國外的貨幣市場，結果逐步喪失了財政金融上的自主性。

　　這個「雙向的過程」起碼能讓我們看到：生產的發展、市場的擴大—即我們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繁榮發展，其實並不意味著社會共同體真正和最終意義上的「強大」，如果沒有政治上有組織的推動，農業發展造成的剩餘也不會自動擴展到工業領域；這就是有學者指出的：「經濟力量在原則上固然可以轉變為軍事力量和國家力量，可是當中也必須有組織與結構。」它尤其不意味著：由於生產規模和貿易規模之龐大，其在貨幣金融方面，就能夠自動地獲得優勢和主導權。相反，隨著生產發展、市場擴大而產生的貨幣和資本短缺問題，卻有可能造成一個經濟體反而將貨幣金融問題委之於「外部」—而中國的「漫長的十六世紀」，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歷史分析的範本。

　　因此，本書這一部分的敘述，告訴我們的就是另外一幅文明演進的圖景：一方面，中國文明毫無疑問是輝煌燦爛的，這種輝煌燦爛使得中國在五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保持著世界生產大國和貿易大國的地位， 這一點當然是不可否定、毋庸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從組織與結構上看，在「漫長的十六世紀」裡， 中國行政體制卻深陷「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之中，商與農、沿海與內地、中央與邊疆的分裂、脫節日益嚴重，國家更一直沒有解決由生產發展和市場的擴大所帶來的貨幣金融問題。由於中國的貨幣制度一直是雜亂的「多種幣制」，國家的稅收制度因此也就不能不是混亂的，加上國家財政與稅收實際上是操持在基層和地方的「胥吏」之手，這種狀況長期得不到治理和解決，這樣一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國家能力、行政能力和財政能力，反而就是逐步下降的。與此同時，由於一直沒有解決經濟的發展與貨幣短缺、信用制度不發達之間的矛盾，結果在一五六七年（明隆慶元年）之後，中國轉而通過大規模進口美洲白銀來解決內部的貨幣短缺問題，這種將貨幣金融委之於外國的舉措，最終逐步造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財政和社會完全為歐美金融資本所控制的局面。

　　正是從五百年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國經濟、文化的輝煌燦爛是值得驕傲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的近代衰落卻也並不是突然、偶然發生的，而恰恰正是因為「發展」帶來了新的問題，包括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市場的「高度平衡陷阱」問題，也正是由於沒有自覺和有力地應對發展帶來的問題，中國文明的輝煌、中國經濟的發展才變得不可持續，而其近代衰落則不可避免。

　　因此，本書的這一部分在結構上，由彼此聯繫的兩大塊構成：第一節到第四節，集中論述了「漫長的十六世紀」中國經濟和文化的輝煌，以此去追尋一個已經消失的「中國文明主導的世界」。第五到第九節，則集中探究「中國文明主導的世界」走向瓦解和衰落的內部和外部原因。

　　第一節從中國現實出發展開話題和引起討論。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支配，這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它的基本特徵是核心地區從周邊榨取剩餘用於自身的發展，正是這種不平等的支配和剝削關係，.造成了世界各國以及中國各區域和地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從這個意義上去解釋「科學發展觀」，我們才會發現它真正的革命性所在：不僅是致力於一般地消除中國內部的社會矛盾，更是致力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不平衡發展結構。

　　第二節的主題是在「世界史」敘述中，追尋已經消失了的「輝煌的中國世界」，重新去發現、發掘在西方主導的「世界史」敘述中，消失和被掩埋了的「中國引導世界經濟」時代。這一部分用相當的篇幅， 介紹了費爾南．布勞岱爾關於「世界經濟」與「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間的重要區分，同時介紹了中國文明對於「世界經濟」的創生發揮的火車頭作用，同時，集中反思了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思想家對於「資本主義」和「世界經濟」的混淆。

　　第三節和第四節，集中從海洋和大陸兩個方向上，敘述了「中國主導的世界」為什麼是和平的、非掠奪（他人剩餘）性的。這在海洋方向上是指海洋朝貢貿易體系的形成，而大陸方面則是指以經濟，而非戰爭原則支配的大陸條約體系的締結。這兩節的敘述重點，又分別圍繞著琉球和蒙古（北元）地區與中國長期交往的關係史展開。

　　第三節的論述重點是朝貢體系。指出：海洋朝貢貿易體系曾是中國應對生態問題、區域安全（打擊海盜）和貨幣資源短缺而設置的有效制度，它以中繼貿易的方式將中國與世界聯繫起來，第三節中還著力描述了朝貢體系是如何隨著新的帝國主義海洋時代的到來逐步被瓦解的，同時指出了這種瓦解對於近代以來中國命運的重要影響。

　　世界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亞各民族不斷發動戰爭的征服史，這種征服活動經匈奴、突厥到元帝國的形成時期達到高峰。而第四節的敘述表明：正是五百年來中國所造成的「長途貿易」和多元化的主權關係體系—即所謂「多主制」（hierarchical inclusion），扭轉了這種「中亞民族征服史」。這一節集中描述了中國如何以「大陸條約體制」，通過經濟貿易的原則，改變並扭轉中亞「征服史」的過程。

　　第五節是本書第一部分敘述的轉捩點，從這一節開始，敘述了「中國主導的世界」是怎樣走向瓦解的，並且致力於探索這種瓦解的內外原因：「漫長的十六世紀」和中國命運的大轉折發生在一五六七年（明隆慶元年）前後，.從此中國開始通過大規模引進白銀來解決內部的貨幣短缺問題，從而放任內部的幣制、稅制混亂不加以治理，放棄自主的貨幣財政制度建設，而將金融命脈委之於外國。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制度原因在於：中國式的封建主義在宋明清時期的發展，皇權與士大夫的對立（道學與朋黨），基層事務漸歸胥吏壟斷，造成統治效率迅速下降，其中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封建主義嵌入並落實到中國的最基層和地方，並與稅收、幣制、行政、司法密切聯繫。

　　第六節是本書第一部分的重點，通過重新解釋明朝亡國的原因和教訓，指出：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 乃是近五百年來中國歷史的根本問題，也正是由於國家能力的持續下降，所以明朝既不能應付「外寇」，又不能應付「流寇」。同時更指出這種國家能力的下降，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五點：一，中國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二，儒學蛻化為道學，精英階層長於朋黨內訌而對於經濟財政司法一無所知，遂將基層一切財政、稅收、司法歸之於「民間精英」—胥吏和幕僚，這種行政上的失敗，阻礙了中國由宗法國家向近世財政國家，特別是向民族—人民國家的轉換；三，豪門巨富與新興外貿商人的勾結，土地兼併未能停止，市場壟斷復又加劇，造成生產者和一般小農流離失所，生產力大幅度下降；四，小農喪失土地，民兵制無所依據，國家喪失勞動力，稅收長期無著。稅收無著，則無以養兵， 故武備廢弛，軍隊不堪一擊；五，金融業委之於外國。

　　第七節通過對著名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之研究的再解讀，重新開發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意義，即中國革命一方面是從基層改造出發，自下而上地完成了徹底反封建的任務；另一方面則是確立了國家信用，從貨幣和財政上為中國的長遠發展打下制度基礎。

　　第八節通過晉商的命運，集中探討中國式的—與長途貿易相聯繫的信用制度，與近代西歐式的—與戰爭投資相聯繫的資本主義戰爭金融制度之間的根本不同，從而把對「漫長的十六世紀」的追尋，引向了本書的下一部分—即「漫長的十九世紀」的討論。

　　第八節既是第一部分的結尾，也是第二部分的先聲。
【下篇】──漫長的十九世紀

導言
　　「漫長的十九世紀」，是指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史。而對於中國來說，這大致就是從明亡到清亡的歷史。

　　對於這一段大動盪、大變革的世界史，我們的先驅者們早已有過不少極其精彩、一語中的的論斷。綜核名實，又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基本結論：

　　第一，「漫長的十九世紀」是「未完成的世紀」。之所以說「漫長的十九世紀」是「未完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在「短促的二十世紀」（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蘇聯解體）結束後，人類歷史仿佛又退回到「漫長的十九世紀」。在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我們依然面臨著「死去的時代」—「漫長的十九世紀」可能復活的威脅；另一個原因則是：「漫長的十九世紀」是人類歷史發展「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作為「現代性的後果」，全人類都被拋入到變動不居、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現代世界」上。一方面是軍事技術的突飛猛進、金融擴張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則是南北差距拉大，殖民地人民和世界勞動者階級的反抗此起彼伏。總之，「和平」與「發展」這兩個主題，「漫長的十九世紀」一個都沒有解決， 舊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新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究竟誰戰勝誰的問題，依然還是沒有結論。

　　其次，「漫長的十九世紀」還是一個「顛倒」的世紀。這種顛倒就是指：「虛擬經濟」支配實體經濟、資本主義制約並支配物質生產和市場交換、「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制約並支配「世界經濟」。同時，這也就是投資國制約並支配生產和資源出口國、「發達國家」制約和支配「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軍事和金融霸權制約和支配全世界（世界體系理論和全球依附理論）。

　　第三，「漫長的十九世紀」總體上看來又是歐美列強的軍事暴力和金融壟斷支配世界的世紀，但是， 這個靠「軍事實力」和「金融財力」說話的時代，卻是一個權力運用沒有合理性與合法性的霸權主義時代，因而就不是一個「文明」的時代。也正是因為「現代性」成了一個問題，它才鼓舞和激勵了偉大的先行者們一代又一代地思索奮鬥、殫精竭慮，為創造一個合理、平等的現代世界而思考、鬥爭和犧牲。

　　「漫長的十九世紀」形成了人類思想的高峰期。從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祈願，到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從黑格爾的資產階級憲政國家，到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世界革命」，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到催生新中國、新世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新世紀航船的桅杆，在歷史的波濤中反復出現在舊世界的地平線上。但是，仿佛在一剎那間，它卻又轉瞬即逝，再次從我們視野裡消失。

　　現在，我們勇敢的前人已經把追求新文明、新的發展道路的大任交給了我們，我們要努力奮鬥和工作，為的就是去完成他們的遺願。

　　第一節的敘述告訴我們：十九世紀的大轉折或者「大分流」—即由世界經濟向「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轉變，實際上如同一場大地震一樣，事先既沒有得到預見，事後也沒有得到真正合理及令人滿意的有效解釋。例如，直到一七七六年《國富論》發表，歐洲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依然還在讚美「中國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富強」，即他起碼沒有預見到中國經濟和社會即將走向大衰落和大崩潰。而迄今為止，關於西方所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崛起之原因的論斷，恐怕也只有尼采的說法最為直截了當、擊中要害—這種「西方的勝利」，乃是強力意志（尤其是軍事強權）的勝利，而這也意味著：「漫長的十九世紀」是一個靠「軍事實力」和「金融財力」說話的世紀，而與此同時，也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在這種崛起的背後，是人類「道德譜系」的大崩潰和大轉型。

　　第二節從三個方面解釋了「中國為什麼會被打敗」。一，「文化帝國」的弊端：政治上依賴地方社會自治、經濟上依賴社會自助、邊疆和藩屬治理主要依靠鬆散的文化認同，於是國家不知何為，社會結構上下脫節、內外不通，國家能力自然持續下降。二，貨幣—財政體系混亂，貨幣金融既然長期依賴外國貨幣市場，而當一八三○～一八五○年世界金融體系由「銀本位」向「金本位」轉化的歷史關鍵時刻，清王朝貨幣體系卻一朝崩潰，財政體系亦隨之瓦解。三，兵農分離，中央與基層脫節，從而顧此失彼，「市場發展的高度平衡」反而導致了積累的下降、軍餉的缺乏，如此兵制必不能對抗英國的軍商合一。而國家與社會脫節、中央與地方（特別是邊疆）脫節、生產與軍事脫節，如此「帝國」，自然也不能對抗西歐民族國家。

　　第三節從「戰爭」和「債務」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解釋了什麼是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特別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為什麼會在歐洲興起。這一節的論述，緊扣綿延千年的歐洲統治者之「三大基本任務」 展開，這「三大任務」就是：積極發動和準備戰爭、籌措戰爭經費、彌補戰爭虧空。在這一節中，讀者同時會思考這樣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最早的銀行家階級會在一五七○年代的地中海地區產生？二，為什麼說資本的原始積累，最初是來自銀行家所放戰爭款的巨額利息，而不是我們慣常所理解的「榨取雇傭勞動的剩餘價值」？三，為什麼說「市民社會」其實就是指「納稅人社會」？四，為什麼說「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一種戰爭—財政動員機制，而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宣傳？為什麼說現代民族國家的真正基礎是戰爭—財政體制，而不是抽象的「民族精神」？

　　第四節是本書第二部分的轉捩點。這一節轉而去敘述我們的前人，是如何殫精竭慮，力圖要把人類從歐洲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所帶來的頻繁戰亂、金融危機中解放出來。誇張一點說，這一節其實就是縮略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史」。儘管縮略，但由於立足於現代世界的根本問題，所以對絕大多數無暇、也無必要去咀嚼艱深晦澀的歐洲思想著作的讀者來說，縮略的敘述可能是需要的。簡而言之，這一節指出了：我們的前人那些殫精竭慮的工作是如何前赴後繼地聯繫起來的—它的核心是追問：「漫長的十九世紀」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被稱作「文明」？

　　本節的主要論點也可以用幾句簡短的話來概括說明：一，康德所說的「啟蒙」之根本目標，就是要把歐洲從戰亂和戰爭金融體制中解放出來。二，黑格爾把世界歷史的動力、資本主義體制的動力，解釋為擴張主義的國家所保障的市民階級的「個人自由」，因此，他是至今依然支配世界的一種經濟學理論的真正開創者—根據這種經濟學理論：是市民社會的「需求和欲望」創造了「生產和供給」，進而—是資產階級的「欲望和需求」養活了勞動者階級的生存。三，馬克思顛倒了黑格爾，但又不是簡單地顛倒，馬克思認為是「勞動」創造「世界」，但是勞動和勞動者又為資本和資產階級的「需求」所束縛和控制。四， 列寧（和隨後的毛澤東）指出：要改造這個由軍事和金融霸權支配的「顛倒的世界」，僅僅靠馬克思所說的歐美的產業工人是不夠的，而真正的出路在於：在帝國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部」，創造並生長出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生產方式。

　　第五節通過評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先驅者康有為及其《大同書》，來追溯「中國現代道路」的興起。如果最簡單地概括這一節的內容，那就是它回答了：為什麼現代中國道路是「改造中國與世界」，而不僅是「尋求富強」。

　　第六節是本書第一卷的結尾，它為重新思考「漫長的十九世紀」打開了一個開放的空間，這一節以簡捷的方式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歷史決定論，從而把「漫長的十九世紀」—進而就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視為「歷史耦合」的結果，而不僅僅是現代性「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漫長的十九世紀」不僅僅是「未完成的」，而且它也應該、並且能夠被新的發展模式、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生產方式所替代和超越。

作者：韓毓海 出版社：如果出版 書系：博物誌 出版日期：2013-07-12 ISBN：9789866006364 城邦書號：A9200038 規格：平裝 / 單色 / 568頁 / 17cm×23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