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日
目前位置:首頁 > > 生活風格 > 影視偶像 > 影視寫真
國際橋牌社的時代:90年代台灣民主化歷程傳奇故事.原創戲劇
left
right
  • 庫存 > 10
  • 放入購物車放入購物車
    直接結帳直接結帳
  • 放入下次購買清單放入下次購買清單
本書適用活動

內容簡介

歷史不遠!走過信仰與背叛的年代 是什麼定義了我們的愛與絕望? 80年代末,台灣解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90年代初,全世界正在形成冷戰後的新秩序,東西方陣營融冰後展開接觸,中國嘗試擁抱市場經濟,兩岸也從互不往來到開始會談。 台灣一方面置身在這盤國際的大牌局中,一方面要面對國內從戒嚴時代累積下來的歷史傷痕。民主轉型勢在必行,但威權的餘緒還存留在人們的心中。在《國際橋牌社》這齣戲裡,每個登場的人都有他在時代夾縫間的一個位置,經歷著各自的愛與絕望,而最終,也共同推動了歷史的方向…… 日本有「民王」、英國有「王冠」、美國有「白宮風雲」 民主化三十年,台灣終於有了自己的政治劇! 90年代台灣民主化歷程傳奇故事˙原創戲劇 ★三十年從威權邁向自由,無數的人曾為自己心中的價值觀而戰,如今我們終於演出自己的故事! ★《國際橋牌社》以戲劇再現大時代的傷痕與和解,堪稱有史以來最具企圖心的台灣記憶IP。 ★本書《國際橋牌社的時代》,則是一本解讀戲劇、解讀時代、解讀共同體記憶之書。 「國際橋牌社」是台灣第一部政治歷史劇,以90年代解嚴初期的台灣政治社會為背景,劇中呈現出在那個關鍵轉型的時代,人們所經歷的價值衝突和選擇。當時台灣社會不但才剛脫離威權,民主的規則也還在制定之中。例如總統是否直選,還在未定之天;《刑法》一百條尚未廢除,讀禁書仍有可能面臨死刑;有人推動改革、推動兩岸接觸,有人誓言保衛中華民國、共匪就是敵人。迷霧之中,沒有人看得到全貌。或許,我們現在所享有的民主成果,是當時許多偶然事件的果。而推動改變的,也並不是哪個唯一的偉人,而是社會各個階層的小人物、大人物,不論是政治人物、記者、學生、白色恐怖受難者後代、剛誕生的反對黨成員、社運青年、還是權貴子女、本省人、外省人,都一起參與在其中,共同推動了改變。這本書,便是呈現那個充滿變數,可能性無窮的時代。 【各界推薦】 「雖然世界上許多觀眾或許還不知道,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其實擁有普世的感染力。台灣真正是一個現代奇蹟,而《國際橋牌社》則優美地描繪出把奇蹟化為現實的努力之中,所有人的投入與追求。」 ——司徒文 (美國資深外交官,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現為陽明大學副校長) 「這是我們共同的經驗,一個極為奇特的經驗——我們曾活在一個黑暗的舞台箱子裡,只有控制舞台的人可以決定哪裡可以是亮的,哪裡可以有光。在那個人為操控的舞台裡,光亮的地方上演著情節不合裡的荒謬童話,黑暗的地方誰也不能看:真實是看不見。也不容許被關心的——直到太陽升起,陽光照亮了細小的牆縫,我們終於看清自己身在何處。」 ——陳德愉 「每個角色都在捍衛自己的價值。但在這過程之中,每個人都被時代改變。沒有人是原來的自己。」 ——吳崑玉 「但終究,我們從寒冷的冬夜中起來了——即使陰影仍多,但陽光確實普照著台灣。」 ——張鐵志 【本書特色】 對話90年代、台灣民主起步時代的集體回憶。 這是全體台灣人共同譜寫的歷史。 即使當時每個人捍衛的價值不同,但共同推動了改變。 ★三十年從威權邁向自由,無數的人曾為自己心中的價值觀而戰,如今我們終於演出自己的故事! ★《國際橋牌社》以戲劇再現大時代的傷痕與和解,堪稱有史以來最具企圖心的台灣記憶IP。 ★本書《國際橋牌社的時代》,則是一本解讀戲劇、解讀時代、解讀共同體記憶之書。

目錄

《國際橋牌社的時代》目次 出版緣起 故事的起點:戲說台灣歷史的關鍵時期 推薦序 《國際橋牌社》:過去與現在——台灣成功背後的故事∕司徒文 序 自由是個動詞∕馮賢賢 序 為什麼我們總在他人的故事裡痛哭流涕,卻在自己的故事裡轉身離去?∕汪怡昕 第一部分:序章:關於台灣民主黎明的記憶 第二部分:事件:決定時代走向的七個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一:民進黨組黨與解除戒嚴 關鍵時刻二:蔣經國逝世到二月政爭 關鍵時刻三:野百合學運 關鍵時刻四:從獨台會案到刑法一百條 關鍵時刻五:一九九四年北高市長與省長選舉 關鍵時刻六:從黑金政治到大和解咖啡 關鍵時刻七: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 第三部分:推動力:從街頭開始 第四部分:人物與時代 一、推動時代的無名者群像 灰色的時代裡,一個是非分明的人——林逸君 在體制外遊蕩,才更看得到真相的人——江志偉 在總統的身邊,被愛情政治啟蒙的人——沈建宇 背負白色恐怖傷痕,拒絕愛的人——許芷伶 沒有背景,用愛換權力橄欖枝的人——章有成 本來是公主,被迫走出象牙塔的人——楚思江 老謀深算,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走平衡木的人——王照陽 二、劇裡劇外的時代大人物 告別戒嚴強人時代,解嚴後第一位台籍總統——黎清波 半生戎馬江山,軍人行政院長——楚長青 威權時代菁英養成,操盤黨務的大內高手——鍾主諭 意外的政客,護主不問手段的總統親信——祝仕真 時代浪潮衝擊下的政治金童——邵壯國 清寒出身的揭弊立委——陳木寬 在野組黨的歐吉桑——洪新介 沒有聲音的副總統——楊源柱 第五部分:故事(石芳瑜) 第六部分:年表大事

序跋

【自序】布芮尼的話
人們常問,當我演講時,是否會感到緊張。答案是:會,我每次都很緊張,雖然經驗的累積使我不再害怕,但我仍然會緊張。 原因在於,首先,聽眾給了我一個最珍貴的禮物,那就是他們的時間。毫無疑問,時間是我們永遠嫌不夠、而且一去不復返的資源。假如有人把人生中最珍貴的禮物送給你,而你不覺得感動莫名或忐忑不安,那表示你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其次,演講令人感到脆弱。我從不背演講稿,也沒有準備任何妙語如珠的橋段。動人的演說是一門難以預期且無法掌控的連結藝術。即使講台上只有我一個人,台下有成千上萬名聽眾坐在會議中心的摺疊椅上,我仍然會盡可能直視大家的眼睛。因此,是的,我總是會感到緊張。 2008年,我第一次向企業領導階層演講。那時我已經到醫院演講過很多次,不過,那些經驗和這次的演講有天壤之別,光是待在講者休息室,就已經讓我嚇得皮皮剉。 那個場合是個一整天的活動,當時還有另外二十位講者在休息室,等著上台進行類似TED演講的二十分鐘短講。我試著讓自己安定下來,但無法融入眾人與自覺格格不入的孤獨感,開始湧上心頭。我先確認這是否和性別有關,因為即使到現在,我仍經常是後台唯一的女性講者。不過,那天的情況並非如此。 當主持人向聽眾做開場白時,我將厚重的布幕稍微拉開,窺視聽眾席的情形。結果我看到了全場大多是身穿白襯衫、深色西裝的男士。 我將布幕合上,驚慌不已。我的旁邊站了一位超有活力的年輕人彼特,他對我說了一些話,但我完全沒聽進去,還插話:「哦,我的天哪,他們全都是商務人士─高階主管,或是聯邦調查局探員。」 他開朗的笑著說,「是啊,姐,這是個長字輩的會議,他們沒告訴你嗎?」 我面無血色的在他身邊空椅坐下。他繼續說明,「你知道的,執行長、營運長、財務長、行銷長、人資長…」我轉頭對他說,「他們有告訴我聽眾是C-level,但我聽成sea-level,於是以為他們指的是腳踏實地的社會中堅分子。」 彼特聽了之後立刻爆笑出來,「太讚了!你應該把這個爆點放進演講裡!」 我看著他說,「這並不好笑。我的演講主題是關於自卑,以及認為自己永遠不夠好是多麼危險的事。」 一位女性講者就站在我們旁邊,她來自華盛頓特區,講題為原油交易。她看著我說,「自卑─你指的是自卑那種情緒?像是自慚形穢?」 在我來得及說「是」之前,她說,「相當有趣。還好我不是你。」然後就走開了。 彼特的反應令我永生難忘。「你再好好看看那群聽眾。他們只是一般人,只是普通人。從來沒有人跟他們談過自卑,而他們每個人全都有這方面的問題,就和所有的其他人一樣。」 彼特走開後,我迅速拿出筆電,搜尋「常見管理與商業用語」。或許我可以夾帶一些商業專業術語,使我的講題更有陽剛味。我開始低聲念出一些商業詞彙,看看能不能闖關成功。但只是徒勞無功的搜尋。我正瀕臨淚崩。此時我的新朋友彼特又走了回來。 「你還好嗎?」他問我。我微笑對他說,「還好。他們只是普通人,對嗎?」 他拍拍我的肩膀,告訴我有位女士在休息室門外,想找我說話。是我的鄰居!那時她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執行合夥人,和其他合夥人與一些客戶來參加這個活動。她說,她只是想和我打個招呼,祝我順利。我匆匆抱了她一下,然後她就走回演講廰去了。 我的鄰居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她那天來看我簡直救了我一命。我很感謝她傳達的善意,但光是看見她的出現,就已讓我的情緒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沒錯,她是一家知名律師,但也同時擁有女兒的身份,最近剛協助母親入住安寧病房。她也身為人母,正在處理難熬的離婚。 普通人。普通人。普通人。 那天的經歷相當震撼。聽眾與我心意相通,默契十足。我們一起捧腹大笑,一起流淚。當我和他們分享我對自卑、無法達成的期待與完美主義的看法時,他們聽得聚精會神,整個人不由自主的向前傾,我還很擔心他們會從椅子上跌下來。我們之間有種觸電的感覺。 我在九○年代初期重返校園,攻讀社工學位。當時我正在一家《財星》前十強企業工作,不斷努力向上爬。我辭掉工作重返校園時,壓根沒想到會重新回到企業界,因為當時我認為,企業界與我所關心的事物─勇氣、連結與意義,處於對立面。 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頭幾年,我把焦點放在系統變革管理與組織環境。最後我改變方向,論文以連結與脆弱為主題。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我會重返組織發展的領域。 那天的演講是我事業的重要轉捩點,那種與聽眾交心的感覺,使我開始思考,勇氣、連結和意義如果與職場結合在一起,會是什麼樣子? 經過幾個月的深刻內省之後,我決定重回領導與組織的世界。

內文試閱

大環境充滿棘手的挑戰,領導方式需要做哪些改變?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給了我們相同的答案:我們需要更勇敢的領導者,以及更多有勇氣的文化。 那麼,勇敢的領導力涵蓋了哪些特定的能力? 結果超過八〇%的領導者定義不出勇氣涵蓋哪些特定能力,不過,他們可以立刻滔滔不絕地提出對組織有害的十個現象: 1.逃避對話,包括開誠布公地給予建設性反饋。研究顯示,這種情況將導致情況更加曖昧不明、信任與投入程度愈來愈低落,以及問題行為增加,包括消極抵制、謠言四起、改以非正式管道(或是「會議後的會議」)溝通、八卦滿天飛,以及陽奉陰違。 2.寧可花費不合理的大量時間去管理問題行為,也不願意花一點時間,主動承認與處理恐懼和不安情緒。 3.缺乏連結與同理心,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逐漸消失。 4.太少人願意為了創新甘冒勝算高的風險,或是發想大膽的點子以因應不斷改變的要求與未獲滿足的需求。 5.挫折、失望與失敗會使我們原地踏步,失去信心,於是我們花很多時間與精力,安撫那些質疑自己貢獻與價值的團隊成員,而不把資源投注在善後,確保消費者與利害關係人重拾信心,或是補強內部流程。 6.自卑與責怪太多,當責與學習不足。 7.人們選擇逃避談論多元性與包容性等重要的對話,是因為他們擔心別人會認為他們做錯事、說錯話,或是判斷錯誤。選擇舒適安全,逃避棘手話題,是特權階級的特徵,而這會破壞信任,使我們更難進行有意義與持久的改變。 8.出現問題時,個人與團隊會急著搬出無效或治標不治本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沉住氣,好好釐清並解決問題。 9.組織價值觀薄弱,並且以虛無縹緲的目標來評量,而不是以可教導、可衡量與可評估的實際行為來評量。 10.完美主義與恐懼阻礙了人們學習成長。 我想,多數人看了這個清單,不僅很快就明瞭組織面臨的挑戰,也看見了自己想要勇敢站出去,以及突破不安、發揮領導力的內心掙扎。上述清單或許是職場行為與組織文化的議題,但歸根究柢,其實是人的議題。 卸下不必要的盔甲,勇氣是會傳染的 真正妨礙我們獲得勇氣的,其實是我們的盔甲──當我們不願或不能與脆弱共處時,用來保護自己的各種想法、情緒與行為。 當我們感到恐懼時,盔甲一定會現身,抗拒新的做事方式。在這個過程中,練習自我包容、對自己多一點耐心,是非常重要的事。 勇氣是會傳染的。要在團隊與組織裡,擴散並培養勇氣,就必須耕耘這樣的文化: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做該做的事,不逃避尖銳的對話,以及全心投入工作。盔甲是不必要的,用了也不會得到獎勵。 假如我們希望人們真正站出去,不設防備且全心投入(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創新、解決問題,以及服務他人),那麼我們就必須謹慎地打造一個讓大家覺得安全、表現被看見、意見被聽見,以及受到尊重的文化。 我經常告訴老師們(我們國家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不能一味要求學生在家裡、或甚至在上學途中卸下盔甲,因為他們可能需要保護自己的身心安全。我們能夠做的,以及我們該做的是,在學校和教室裡創造一個空間,讓學生在這裡可以卸下沉重的盔甲,敞開真心,讓別人看見真正的自己。 我們必須成為這個空間的守護者,讓學生在這裡可以不受任何壓抑,自在做自己。我從研究得知,讓孩子擁有一個可獲得歸屬感的角落,讓他們在這裡可以脫下盔甲,是極其重要的事。我們絕對不該低估這件事的益處,這個空間可能會改變他們的人生走向,這樣的例子經常發生。 假若學校、組織、宗教場所或甚至家庭的文化,使得人們由於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或任何一種建立在恐懼之上的領導方式,而必須穿戴盔甲以求自保,那麼我們就不能期待他們全心投入。 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的組織獎勵自我防衛行為,像是責怪、羞辱、憤世嫉俗、完美主義,以及情緒抽離,我們就不能期待人們以創新的精神工作。 穿上盔甲之後,我們就無法充分成長與做出貢獻。光是整天穿著盔甲這件事,就會耗費我們大量的精力,有時甚至會耗盡我們所有的元氣。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最重大的發現是,這些行為並不是「天生」的。上述提到的所有能力都是可教導、可觀察與可衡量的,不論你是十四歲、還是四十歲。即使是那些原本認為勇氣是先天生理因素決定的人,光是經歷訪談過程,就為他們帶來了改變的契機。 年輕世代更需要培養勇氣 我在大學教了二十年的書,我觀察到某些學生的韌性和復原力變差,而另一些學生遭受創傷的機會則變多了。 正如我兒子的校長所說,「許多家長從直升機父母變成了割草機父母。我們不再為孩子做好準備,踏上未知的旅程,而是幫孩子準備好現成的路。」這絕對不是在培養孩子的勇氣。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在普遍存在的暴力環境中養育孩子。我們的孩子被迫面對被邊緣化的社群、尖酸刻薄的社群媒體環境,以及每個月的校園槍擊事件演習。 現在的年輕人有些被過度保護,有些則沒有受到該有的保護;有些因為完美主義和太在意別人的看法而不知所措,有些則發現封閉自己和穿上盔甲可以讓身心比較有安全感。 我們似乎辜負了下一代,也不難理解,許多職場年輕人為何缺乏自信、與脆弱共處的能力。 千禧世代占了我們公司員工的四八%,若納入實習生,比例就高達五六%。他們之間的差異很大,但我同時察覺到,這個群體有些共同特點,包括好奇、懷抱希望、永遠在學習、格外能體會世間的苦難,以及急著想採取行動改善這個情況。 這個年輕世代面臨的難題是,如何擁有多一點的耐心,以及明白要促成有意義的改變是需要花時間的。因此,我們這些大人的工作是幫助他們獲得可拓展視野的人生經驗。 我們公司的千禧世代員工在上完領導力課程後,幾乎每個人都對我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從來沒學過如何展開這類的對話。從來沒有人教我了解情緒,或是如何開誠布公地談論失敗,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以身作則。當你習慣用科技處理所有的事,要與人面對面展開尖銳的對話就變得非常尷尬,而且太過刺激。」唯一例外是接受過心理治療的人。因此,我們公司除了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險之外,還鼓勵員工接受心理諮商。 根據我與千禧世代和Z世代相處的經驗,我發現他們願意接納脆弱,而且很努力學習,渴望得到將勇氣化為行動的能力。我們這代有些人在成長過程中從長輩那裡學到了那些能力,卻沒有在下一代面前以身作則,或是把那些能力傳承下去。 歸根究柢,假如不懂重新站起來的方法,我們就不願意冒險。假如我們勇敢的時間夠多,一定會跌倒。研究參與者中最有韌性的人,總能在失望或跌倒後重新站起來,而且愈挫愈勇。 勇氣是:我知道會失敗,但仍然全力以赴 脆弱無關輸贏,它指的是,當你無法掌控結果時,仍然勇敢站出去。一個勇敢的人卻不曾嘗過失望、失敗、甚至是心碎的滋味,這樣的人我從沒遇過。 過去多年來,我們曾請數千人描述脆弱是什麼,下列這些回答犀利地直搗脆弱的核心:離婚後第一次約會;與團隊談論種族議題;第二次流產後仍努力想懷孕;自己創業;看著小孩離家上大學;在會議中對某個同事態度不佳而向他道歉;送兒子去管弦樂團練習,雖然我知道他多麼想成為首席,也知道他成為正式團員的機會可能很渺茫;等著醫生回電,告知我檢查的結果;給別人反饋、得到別人給的反饋;被炒魷魚或炒別人魷魚。 在所有的資料中,我們看不到任何證據指向脆弱代表軟弱。 脆弱是一種輕鬆的感覺嗎?不是。 脆弱會讓我們感到焦慮與不安嗎?會。 脆弱會使我們想要自我保護嗎?保證會。 敞開心胸且不做防備地面對這些感覺,需要勇氣嗎?絕對需要。 一旦我們總是按照別人的想法定義自己,就很難成為勇敢的人。當我們絲毫不在意別人的想法,過於厚重的盔甲會使我們無法真心地與他人連結。那我們要怎麼弄清楚,誰給我們的意見值得聽? 在《脆弱的力量》中,我曾分享了這個方法:找一張便條紙,寫下你覺得誰給的意見值得聽。這張紙不能大,讓你只能寫幾個名字。把這張紙折起來,放進皮夾裡,然後花十分鐘與這些人(你的「直言幫」)聯絡,向他們致謝。只要說:我正在弄清楚,誰的意見對我來說是重要的,謝謝你成為其中的一員。我很感激你出於真心的關懷,對我實話實說。 如果你需要一個定義,幫你選出直言幫成員,我能想出的最佳定義是:這個名單上的人不是因為他們願意包容你的脆弱與不完美而愛你,他們愛你,正是因為你的脆弱與不完美。

延伸內容

【推薦序一】這是一本幫你打造勇氣的指導手冊
◎文/陳亭如(悠遊卡公司董事長) 在不長不短的職涯裡,我在組織裡都是做創新轉型的工作,說實話,就是專門處理大家都不敢碰的專案。在寫這篇推薦序之前,我還特別問問周遭的「友直們」,自己算不算是個勇敢的人? 得到的答案大致是,我是個有「憨膽」的主管。 講得真好! 我的確不是勇敢的人。勇敢,是自己不會害怕。而到今天,我仍會在每次面對群眾說話時,心跳加速,兩腿發軟。不夠勇敢的人知道,自己只能壯起膽子,影響周遭的人,讓團隊勇敢起來,形成一股有勇氣的文化,這就成了支撐大家一起前進的憨膽。 勇氣,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打造勇氣的氛圍,必須先知道害怕,面對恐懼。而這個面對的過程,就是打造勇氣的點滴。成功的主管,要讓勇氣成為團隊的特質,甚至成為組織的能力與處事的直覺反應。 建構勇氣的最佳原料,往往是讓你最脆弱的特質與能力:愛、關心、真誠、信任與分享。這不是老生常談的空洞高調。布芮尼寫了一本打造勇氣的SOP,獻給上台前仍會緊張的你和我、在生活或工作上需要更多勇氣的你和我。 如果你聽了很多名人的經驗談,心裡仍存疑;如果你至今尚未感到那瞬間的頓悟,我們試試更務實的做法:這本書不一定從頭開始,可以從目錄裡找出你最不易克服的章節,在生活裡、工作上,每天試一點。 勇敢是一輩子的功課,但是請放心,如果仔細聆聽與觀察,人生的每個角落都有幫你可以鼓起勇氣的人、事、物,甚至一瞬間。 願原力與你同在!(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推薦序二】國際橋牌社:過去與現在——台灣成功故事背後的省思
◎文/司徒文 一九八六年的九月,我初次來到台灣。那時我當然知道世界一直在改變,但還沒意識到改變會多麼巨大,尤其不知道台灣將會發生巨變。來到台灣之前,我已經在戰火肆虐、不時還有零星戰鬥發生的貝魯特擔任了兩年美國大使館的領事和政務官員。我在貝魯特期間,從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伊朗曾把五十二位美國外交官與美國公民扣做人質。在那之後,我在國務院待了三年,主要負責處理中東危機,其中經常涉及恐怖攻擊,包括炸毀美國大使館、綁架美國人質等,以及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美國全神貫注對付恐怖主義和中東,早從那些年就已經開始了。 從許多方面來講,中東幾乎沒有改變,只除了恐怖主義後來又進一步擴散之外。中東持續受到同樣的問題困擾:宗教和種族衝突、高壓的政權,甚至還是持續被同一個統治者或是他們的兒子所壓迫。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我就盡一切努力設法轉調到其他地區。我鎖定了東亞,因為我認為那裡是最有可能朝向正面發展的地方。很快地,我就實際看到了巨大的改變,在台灣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這兩個地方都在經濟上繁榮發展,但只有台灣在政治上進化出完整的自由民主。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一路上也遭遇到非常多的威脅和失誤。《國際橋牌社》政治影集以戲劇的方式講述這個獨特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的台灣比現在窮得多,而且也還在戒嚴中掙扎。我太太和我都是外交官,在來台灣之前,我們先繳回我們的外交人員護照,換成觀光護照。這是為了讓我們在被派任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前,可以先到位在台北近郊陽明山上的美國在台協會語言學校學習十個月的中文,但在護照紀錄上卻會顯示我們從沒來過台灣。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必須要走這麼一個假流程,其實中國的官員應該也都心知肚明。 大部分美國在台協會的學生都住在山上,但是因為我的太太懷孕五個月,我們想住在比較靠近台安醫院的地方,後來我們的大女兒就在那年的十二月初於台安醫院出生。我們和其他幾名也想住在市區的學生每天搭乘學校提供的廂型車去上課,開車的司機唐柱石(我們都叫他小唐)直到現在還是我的朋友。我們的公寓位在濟南路,靠近光華商場,我在那裡買過一枚珍珠戒指送給我的岳母,不過一個月後珍珠表面就開始剝落,我們才發現那其實是塑膠做的。一個街區之外就是未來仁愛路豪宅帝寶的位址,二十三年後我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時將會搬到那裡。 我們的房東是一位瘦而安靜的紳士型人物,住在我們那棟小公寓的一樓,每天穿著西裝,拿著公事包,走路去上班,有時也會看到他在整理他的那座小庭院。一直要到我的學習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才知道這位外表謙遜的人,其實是一九八四年新落成的福華飯店的老闆。他邀請我們與另一個住在他的樓房裡的美國人家庭,在福華飯店裡的一個包廂為我們餞行。當我問他為什麼選擇了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地,他告訴我,那是他的飯店。我的房東讓我看到了一個樸素、不炫耀財富的世代。我寄給他一封用中文寫的感謝信,那應該是我唯一寫過的一封中文信。 在那些日子裡,台北還沒有一〇一,我還記得現在的信義區和往東許多如今已蓋起來的地方,當時大多是田地,有些地還在耕種。沒有捷運,下大雨時有的街道會淹水淹到車輪蓋中央。汽車比較少,但成群結隊的摩托車噴出的廢氣彌漫在大街上。早上洗車,傍晚車子就蓋滿了污垢。我完全想像不到有一天台北會變得比我去過的大多數亞洲城市來得更乾淨、更綠化、更寧靜,而且交通也管理得更好。台灣當時還實行進口管制,所以很少有外國商品可買,我也不記得有任何名牌店,或是法國、義大利餐廳。 但是台灣人彌補了這些美中不足。醫療很棒,老師非常優秀,而且還很友善。本地餐廳從來不會有人因為我們的女兒哭個不停給我們白眼看,後來我發現在美國這是常有的事。相反地我們的女兒經常變成吸引隔壁桌關注的大明星,隔壁客人都會對我們表達歡迎、恭喜我們喜獲新生兒,請我們吃東西,還會給我們建議,告訴我們如何照顧那當時還長著一頭金髮的小嬰兒。那時在台灣的外國人比較少,但直到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還是一樣地好客、友善,遠超過我在其他國家的經驗。這點並沒有改變。 語言學校的學生和我們的台灣老師(至少是那些願意談論的老師們)都無法解釋:為什麼閱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品時還是必須待在上鎖的學校房間裡讀,或是為什麼國民大會還有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的席次,或是為什麼海外雜誌到我們手裡時會有劃黑的段落甚至少掉的頁數。但是老師會低調地暗示,他們感到政治的情勢正在改變。確實如此,就在我們離開台灣後不到一個月,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了。 兩個月後當我們抵達北京大使館,我們看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要比台北安靜得多,因為人們大都騎自行車或是走路,摩托車比較少,轎車也只有公務車。到了晚上,街上經常空無一人。北京的環狀道路只到三環,不像現在有七環。其他來自共產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外交人員可以使用人民幣,但我們必須用外匯券來買東西,價錢要貴的多。那時的北京比較窮,但污染比較少,只有城市西郊鋼鐵工廠冒出的煤煙,戈壁沙漠的風吹來沙塵暴,和冬天家家戶戶燃燒煤餅時除外。當這三者同時發生,你幾乎看不到眼前六呎之外的景象。 當時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因此也等於是我們美國大使館的官方立場是:美中關係正在一天天、在各個方面上日益改善。我們也是這樣對那些川流不息,因為初次到中國訪問而興奮不已的華盛頓官員、國會領袖、企業CEO們這麼說。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意識到,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不可能就此長治久安。每個人都認定,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繁榮起來,它也會自然走向自由開放。因此當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發生大屠殺,同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塌,蘇聯乃至整個蘇聯帝國在一九九一年瓦解時,國際社會大受震驚。 當柏林圍牆倒塌,北京的領導人們特別感到不寒而慄,也慶幸他們鎮壓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參加示威遊行爭取民主、反對明顯社會不平等(例如由中國共產黨黨員獨享的特許商店)的學生、工人乃至家庭。實際上當他們發動鎮壓時,這場從四月十五日起就在北京展開的示威活動,其背後的動能已經在消退,天安門上的人數也已經減少。但這退潮還是來得太遲了,黨內已經發生了政治鬥爭,鄧小平獲勝,而他決定要給人民「一個教訓」。部分根據在醫院計算到的屍體數量,我們大使館的估算是至少有八百人被殺,更多人受傷。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在天安門上對北京人民的屠殺,永遠地改變了我對在中共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在天安門之後,我作為在北京的政務官被派予了一項任務,即是有長達一年的時間,我每週要和身在美國大使館中申請政治庇護的異議科學家方勵之及他的夫人李淑嫻會面四次,這個經驗更強化了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指派我定期向他們說明有關他們投奔自由事宜正在協商進行的情況,並且傳達他們的看法與要求。我後來也陪伴他們搭乘美國空軍飛行機飛往自由,首先抵達英國。 蘇聯在一九九一年瓦解,使得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更加認定他們在天安門事件上選擇了最明智的道路。他們的這個看法,在與華盛頓以及世界各國政府檯面下的對話中得到更進一步的確信,因為各國政府實際上都表示希望儘可能讓天安門事件早點過去,繼續照常做生意。這確實就是在天安門事件後出訪北京的特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的看法,在他們眼裡,大使館內的異議人士方勵之與李淑嫻不過是重啟雙邊關係的絆腳石。美方與世界各國對局勢的這個評估明顯形塑並強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班子的看法,例如現在正領導中國,甚至可能終身在位的習近平。天安門事件之後,台灣海峽兩岸勢必要往相反方向發展了。 一年後在台灣,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到二十二日,台灣的野百合學運在中正紀念堂集會主張民主,爭取總統與副總統直選、國會普選,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這場示威與李登輝在三月二十一日就任總統,開始六年總統任期的時間點重合。然而他贏得總統的那場選舉,他是唯一的一組候選人,來自唯一被承認的政黨,由國民大會的六百七十一位國大代表投票選出。雖然如此,他是中華民國第一個在台灣出生的總統,接著在一九九六年,在台灣第一次民主的總統全民直選中,李登輝再次當選。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七年在中國選出的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代表被迫辭職,一九九二年,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立法委員民主選舉。 其他地方歷史的走向,也正朝向民主與獨立主權的正面方向發展。一九九〇年,尼爾森・曼德拉從南非監獄獲釋,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領導人,並且在一九九四年,經由南非的第一個多種族選舉,被選為南非總統。一九九〇年,蘇聯瓦解,東西德統一。一九九一年,鮑利斯・葉爾辛成為俄羅斯聯邦首任民選總統。同在一九九一年,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斯洛維尼亞從前南斯拉夫獨立,一九九二年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也宣布獨立。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簽定,創造出歐洲聯盟,一部分的目標是為了防止未來再有如過往歷史上危害歐洲好幾個世紀的戰爭發生。 一九九一年美國總統布希在國際支持下發動「沙漠風暴行動」,派遣美軍解放被伊拉克佔領的科威特,並且在完成任務後明智地撤軍。遺憾的是,他的兒子小布希之後將會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欠缺正當性的戰事,造成美軍在中東地區持續介入流血衝突。 我在二〇〇九年回到台灣,而且在這裡持續生活了十年,我發現我來到了一個完全脫胎換骨的國家——更美麗,更都會,更繁榮,也更成功。台灣已經舉行過六次民主的總統大選,二〇二〇年一月即將舉行第七次。雖然就像其他國家一樣,台灣也有問題要面對,但台灣已經超過所有人的預期。正如我經常說的,這是一個現代奇蹟,一個國家在短短數十年間,從貧窮發展為繁榮,從獨裁到民主,而且它實際上沒有什麼天然資源,除了人民的才能與勤奮以外。現在的台灣重視人權與法治,和它在科技、醫療、工程、製造,與創新上的世界級優勢一樣值得被關注。 台灣這個國家的成就得來不易,而《國際橋牌社》影集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有史以來第一次,台灣透過一部精彩的戲劇講述自己的故事,再現它爭取民主的英雄式奮鬥。一個小國,在內憂外患的困局中,克服了巨大的險阻才將自己轉型為現在這個民主國家。一群勇敢的台灣人克服一切困難而成就偉大,這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雖然世界上許多觀眾或許還不知道,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其實擁有普世的感染力。台灣真正是一個現代奇蹟,而《國際橋牌社》則優美地描繪出把奇蹟化為現實的努力之中,所有人的投入與追求。 (本文作者為陽明大學副校長,美國資深外交官,曾任美國駐澳洲大使館代辦及副館長、美國駐韓國大使館副館長,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

作者資料

石芳瑜、吳崑玉、陳德愉、張鐵志

衛城出版 X 國際橋牌社劇組 本書是「衛城出版」與「國際橋牌社劇組」合作的一本書。由衛城策畫,邀請以下三位作者撰稿: 陳德愉,資深記者。1973年生於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學學系畢業。90年代初期她是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後來是進入新聞界工作的新人。曾任《新新聞週刊》、《時報周刊》記者,現任《上報》人物記者。專注於人物寫作,著有長篇小說《1987年那條人魚公主》、《現場:走過傷痕、愛與和解的人生日記》。 吳崑玉,政治評論家。1964年生。90年代他已經進入政界,參與地方選舉、擔任政治幕僚。2000年時曾任宋楚瑜競選總部文宣資料中心副主任,後任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張鐵志,作家、評論家。1991到95年他在台大政治系讀書,並且積極參與學運。後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為政治學博士班候選人。曾任文化總會副秘書長暨《Fountain新活水》雜誌總編輯,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創刊總主筆、《數位時代》首席顧問、《報導者》總主筆等。現為青鳥書店總顧問。著有《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等書。 石芳瑜,作家。大學圖館系畢業後,赴美念傳播藝術,相隔多年之後再從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畢業。90年代她剛從美國回來,陸續在公關公司、有線電視與電台任職。著有《花轎、牛車、偉士牌:台灣愛情四百年》、《就這樣開了一家書店》,小說《善女良男》曾入選《亞洲周刊》年度小說。

基本資料

作者:石芳瑜、吳崑玉、陳德愉、張鐵志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0-01-22 ISBN:9789869681704 城邦書號:A1690091 規格:平裝 / 全彩 / 368頁 / 17cm×23cm
注意事項
  • 本書為非城邦集團出版的書籍,購買可獲得紅利點數,並可使用紅利折抵現金,但不適用「紅利兌換」、「尊閱6折購」、「生日購書優惠」。
  • 若有任何購書問題,請參考 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