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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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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 作者:黃光國
  • 出版社:時報出版
  • 出版日期:2019-12-03
  • 定價: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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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 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中國為何衰敗。 夾縫中的台灣,如何從「中西文明對抗」中, 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 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以及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世界列強們虎視眈眈,將台灣列為囊中之物,勢在必得。 另一方面,本書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從他們四人身上,可以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 尤其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宣告以失敗告終。 「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看本書如何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剖析從秦漢以來沒有兵的文化,到清末中國進入百年羞辱世紀,探討為何台灣處在中西文明對抗的夾縫中,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

目錄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

序跋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譬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一九一八)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佩劍青年〉中,便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意識形態」 他們言行狂謬,破壞綱常。陳獨秀(一九一九)因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說:「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段出名的宣言,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一九七二/一九八三)。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條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去中國化」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當時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剛開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文化中國」已經被摧殘殆盡,所以有此一說。 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一九九四年起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四一○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一九九四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二○○三年,我聯合學術界的同道,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教改萬言書」,並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對「四一○教改」造成的後遺症,提出全面性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被新知識份子尊為「洋菩薩」的「賽先生」,其實只是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而已;當時的「新青年」是用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口號(科學),在摧毀一個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傳統(文化),結果是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民粹式悲劇。 台灣的一九九四教改亦可以作如是觀。當時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其實是用「現代化」的口號,盲目推動一種「全盤美化」的教育,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一九九四教改」成為台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整個台灣社會也陷入「內耗」的「民主困境」。 基於這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最近我綜合過去歷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書中主張:中華文化傳統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科學哲學,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客觀的理論,才能夠說清楚它所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因此科學哲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完成第三次現代化所必須要的「外王之道」。 儒家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建構成客觀理論之後,它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在《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一書中,我便以我所建構的理論作為基礎,說明朱熹當年編註《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在「心性論」方面,我所建構的理論是「自我」與「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從這個理論來看,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的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意識),而且要知道他過去的生命經驗(個人潛意識),以及他的文化背景(集體潛意識)。因此本書採取「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在文化分析方面,我採取「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堅持必須在概念上將文化、社會和個人做必要的區分,一層層地加以分析,以免犯上「混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 近期劍橋大學出版社幫我出版了一本小書,總結我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題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二○一九),書中指出:我建構理論的第一步,是主張「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不是獨派主張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我不認為兩岸有「立即統一」或「立即獨立」的條件。然而我認為「兩岸和平、互利共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期望。台灣的主政者必須表示出足夠的善意與誠意,在「一中兩憲」的現實條件上,跟對岸展開談判,先討論如何「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等到雙方「心靈契合」,再思孜如何和平統一。這是我提倡「文化中國史觀」的最主要目的。 本部書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其目的在於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台灣為什麼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試圖找出跳脫這種困境的方法。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曲,第一部題為《中西文明的夾縫》,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中國為何衰敗,致使台灣陷入「夾縫」之中。第二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述說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人如何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三部《自我殖民的辯證》分析當前台灣知識份子「自我殖民」的心態。

內文試閱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一節 文明的對抗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部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在華府「美國未來安全論壇」公開表示:「中美之間的貿易對抗,是一場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爭,不但是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也不同。」 「X計畫」   史金納女士是哈佛大學出身的黑人學者。她說,一九四七年其部門的前輩喬治・甘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不具名的長文,為美國二戰後圍堵政策定調,她說她的團隊正在發展一項美中關係的新論述,稱為「X計畫」。   史金納說:「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挑戰,因為北京政權不是西方哲學與歷史的產物。」「這是我們第一次遭遇到非白人霸權的對手。」「我們認為它已經是根本性的長期威脅。」「在中國,我們有一個經濟上的對手,我們也有意識形態的對手,這是過去幾十年我們大多沒有料到的全球性問題……我想我們必須拿下玫瑰色的眼鏡,看清楚威脅的性質。」   她認為:那就是「文明的衝突」。「以人權論述對付中國,可能不像對付前蘇聯那般好用。人權的原則迫使專制的蘇聯打開大門以致崩潰,但這一套對中國不管用。」在她看來,「貿易戰不是唯一的問題,而且可能也不是跟中國最大的問題」,「我們對中國應該看得更深更廣。我想美國應當領先對中國提出『X計劃』,就如(冷戰時期)當年甘南所做的那樣。我們必須要有底層的論述,來支撐我們的政策。」 「文明的衝突」的美國戰略   史金納的演講立刻使人想到美國歷史學者杭廷頓(Samuel R. Huntington)早期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認為:二十一世紀後,世界將面臨基督教、伊斯蘭、中華三大文明的衝突。他認為:對西方而言,這種結構性的衝突是一場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斯陷阱」,是不可能善罷的歷史宿命。因此,做為西方基督教文明捍衛者的美國,必須維持可以同時壓制另外兩個文明的優勢武力,同時盡力防治另外兩個文明的聯盟。只有如此,西方世界的安全和利益才是紮實的。   在史金納演講之前,二○一八年十月四日,美國副總統潘斯(Mike Pence)已經在華盛頓智庫(Hudson Institute)發表過有關中國政策的長篇演講,充分表達美國對中國的長程戰略、執行意志與手段,要求中國國家必須接受包括自然資源、生產力、市場與建設發展方向等,概屬於不得危害美國利益的「世界新秩序」(World New Order)。這等於是要求中國「退返改革開放初階」,因此東西方媒體大多視之為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的「鐵幕演說」,或「討伐中國檄文」。史金納所謂的「X計畫」,只不過是其進一步的具體落實而已。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二○一九年元月初,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周年紀念會上,提出了著名的「習五點」: 1、攜手推動民主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 2、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 3、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 4、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5、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曾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過一本專著《「一國兩制」台灣模式》,該書第一、二兩章先分別說明「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和香港澳門模式的不同;第六章「一國兩制」的理論容量,很仔細地介紹了大陸學者王貞威提出「中華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China)的構想;第五章「非一國兩制」統一模式,則分別介紹了我所主張的「一中兩憲」和張亞中敎授的「一中三憲」,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各種可能性作了非常理性的探討。   從這本書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涉台部門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曾經下過非常細緻的功夫,台灣方面則僅有少數幾個人看過這本書。 第五節 中、西文化交會的「夾縫」   中國於十五世紀從世界經濟舞台撤出後,亞洲開始衰退,其經濟由繁榮降落到貧窮,中國亦喪失掉在航海方面的技術領先地位。但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歐洲人因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東羅馬帝國滅亡,東西貿易受阻,而進入大航海時代(詳見本書第二章)。西班牙、荷蘭人先後將殖民觸角伸向台灣。   這時候,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群雄並起,互相征伐,落敗者淪為海盜。明政府因為倭寇侵擾海疆,採取海進政策,嚴禁人民下海。不但通蕃貿易受到禁止,國內海上貿易亦在禁止之列。東南亞沿海居民生計,因此受到嚴重影響。驅民為道,致使海疆綏靖工作更加困難。   夾縫中的台灣成為海盜棲息之所。明朝末年,鄭芝龍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頭目。明朝滅亡後,其子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並以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 重商主義   明鄭時期,漢人大批移入台灣,將之發展成為中、西貿易的中繼站。十六至十八世紀,是歐洲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流行的時期。   重商主義是當時西歐商人、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員提出的經濟主張,主導當時西歐各國的經濟政策。重商主義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將一國的財富視為其所擁有的金、銀總值。一個國家如果不生產金、銀,就必須通過對外貿易,創造順差賺取。   因此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就是採用各種方法,增加出口,減少進口;進而干預國內就業、勞工和人民生活。對外則發展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掠奪與剝削落後國家,以增進本國的富強。   將金、銀視為財富,是從個人尤其是商人觀點在看問題。金、銀是當時各國流通的貨幣,也是交易的媒介、儲存的工具和計算價值的標準。個人可以用貨幣計算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可以把一部分財富用貨幣形式加以儲存,也可以用貨幣交換任何所需的貨物和勞務,因此貨幣就是財富。 「地主/貧農」的對立   本書第二章將會談到:在重商主義的主導下,以西班牙為首的西歐各國,如何發展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掠奪中南美洲的黃金和白銀,以之作為歐亞貿易的媒介,購買中國的絲綢、茶葉和瓷器。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使中國東南沿海各地產生出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但卻沒有促成經濟的全面發展,也沒有發展出工業資本主義。為什麼呢?   韓毓海在《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指出:在科舉制度的約制下,中國人富裕之後的首要之務,便是培養聰慧的子弟讀書,鼓勵他們去考取功名,來保障家族的利益。因為沒有銀行以及其他的儲蓄工具,有錢人大多將他們的黃金和白銀窖藏在家中。等到荒年米珠薪貴的時機,再以低價收購土地。貧窮人家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賣土地、賣家當、甚至販賣妻子。結果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金、銀,不但沒有刺激中國的經濟發展,反倒是成社會中「地主/貧農」的極端對立。   科舉制度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形成「沒有兵的文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以及貧富懸殊,這樣的社會結構對吸引西方列強的入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從十九世紀中,英鴉片戰爭失敗之後,中國便進入「百年羞辱」的世紀。用《易經》的卦象來說,這是「潛龍勿用」,必須等待「剝極而復」的時機到來。 小結   從本章的析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本書第二、三章將進一步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及「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的格局;第五章說明: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第四、六、七、八各章,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   在他們四個人身上,我們都可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我們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當然是以失敗告終。   推動日本維新諸志士的共同主張是「和魂洋才」。明治維新成功之後,日本走的卻是福澤諭吉主張的「脫亞入歐」,全盤學習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夾縫中的台灣因而陷入「殖民現代性的困境」。這個問題,留待本書第二部,再作細論。

作者資料

黃光國

臺北市人,1945年11月6日出生。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方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科學。 著有中英文學術論文近百篇,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曾任臺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臺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基本資料

作者:黃光國 出版社:時報出版 書系:歷史與現場 出版日期:2019-12-03 ISBN:9789571380308 城邦書號:A2202857 規格:平裝 / 單色 / 304頁 / 14.8cm×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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